主题：闲谈中国流行音乐之（二）流行文化面面观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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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为中国流行音乐历史的简单回顾，有不少内容亟待修改和补充。以下为第二部分，力图从各个角度来剖析流行音乐

无论从作品、从业人员还是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上，我们和近邻日本、韩国都存在不小的差距，更不要说欧美了。纵观中国的流行文化发展史，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梯次，即内地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

学来学去，我们并未同日韩一样，建立起成熟的工业体系和造星机制。虽然日韩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起在港台后面亦步亦趋的我们来说，已经好太多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下面拟从几个方面详细讨论：

1.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2.流行文化与意识形态

3.本土化与外来化

4.传统性与现代性

5.形式与内容

• 【原创】闲谈中国流行音乐之无能
• 第二部分 流行文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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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评人王小峰在谈到80十年代如日中天的中国摇滚为什么会迅速衰落时说：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飞得越高，跌得越惨。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是一个珍贵的记忆，它也是华语流行乐中几乎唯一值得国人骄傲和记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摇滚人和摇滚乐迷的骄傲，不是摇滚天生比流行高贵，而是中国的流行太糟糕。但也有一点需要申明，虽然中国摇滚人经常以鄙视流行来自我标榜，但无论从西方还是从音乐史的角度，摇滚都是流行的一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一批台湾音乐人进入了内地，如张培仁、贾敏恕、侯德健、方龙骧等。这些人是大陆摇滚的领路者和恩人。王小峰曾在乐评中说：

94红磡演唱会是中国摇滚的巅峰，促成这场经典的是张培仁和贾敏恕。当时的盛况不须复述，大家看一看当年的视频即可。张培仁在后来的访谈中说：

这么一批理想主义者遇到了满怀激情与梦想的热血青年，迸射出了炫目的火花和灼人的热量。但中国摇滚也如这短暂的光芒一样，稍纵即逝。缺乏经济基础的流行文化似乎逃脱不了夭折的命运。但遗憾的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实力时，却没有当年的梦想和热情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唯港台马首是瞻，并没有造就内地娱乐文化的繁荣，反而让很多港台音乐人把内地当成了仅剩的自留地，纷纷过来掘最后一桶金。他们并不是以繁荣内地文化为目的，而是以愚弄内地百姓，搞垮唱片行业，制造文化垃圾为己任。这里面当然有内地经济实力上升造成文化顺差逆转的原因，也有制度和人的因素。王小峰说：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作用并不如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那般铁板笃定，泾渭分明。如果说中国流行乐这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宣告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破产，那我们的理解可以稍微修正一下：并非“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必须以某种方式去适应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也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支配着上层建筑。我们的问题就是搞清这个作用机制。

学者甘阳在回忆八十年代时说过：那时候的知识界（包括文艺界等一切文化思想领域）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身体和生活上还没进入现代，思想已经跑到后现代了，连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现代性都觉得过时。这么一种时空倒错在当时几乎是常态，也造成了八十年代的价值真空和思想迷乱。九十年代拨乱反正后重新右转，人们却开始思前想后，踯躅不安。随后的流行乐抛弃了激进与反叛，在形式上开始了新民俗的尝试，内容则两极分化，要不就宏大叙事，庙堂颂歌，要不就情情爱爱，你侬我侬。

上一帖已经谈到了当年围绕《乡恋》这首歌的种种争论与风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争议？我们不能简单的以是非对错来做判断。今天你若在街上对一个90后中学生说：“不要听那些流行歌曲，那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反动并且腐朽！”百分之百会被人认为神经病。但这些在当年都是极为严肃的观念，并且政治正确。

如果说当年最恐惧的是江山变色，红旗易帜，如今已经到了后现代文化的“怎么都可以”。当在电视上看到台湾领导人正儿八经的上娱乐节目，并且跟那些大傻缺的娱乐主持人互动的时候，你不能不慨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真快。

当年连战在母校听到小朋友热情问候“连爷爷，你回来了”的时候忍俊不禁，止不住的斜眼看镜头，特别注意是否捕捉到他失态的一幕。随后整个台湾都笑趴下了。我想身经百战的连爷爷不会连这点场面都应付不了，他的莞尔彰显了一种鲜明的台湾意识：瞧瞧，我跟这些搞笑的大陆人可不是一路的。与之相比，我们温总理在英国面对扔鞋狂徒的粗暴挑衅时，纹丝不动，稳如泰山，体现了一种五千年的深厚积淀和气度。这种格局与境界，高下立现。

所以，你不能不佩服老一辈革命家的敏锐和深邃，认为流行文化可以和意识形态无关，或者外来文化真的是来改善国民精神生活的，未免太过单纯。当然，我们不能搞简单的闭关自守。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一套社会主义的更腐朽的文化。我们不能低估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宣传的价值，但这套东西只适合高居庙堂之上，而对江湖之远缺乏吸引力。

2005年，我在神六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身上看到了一种新兴的气质，一种国家级殿堂级经典意义与流行性现代性光怪陆离相结合的完美典范。当他们身处香港大都市的海市蜃楼之中，被纷扰的市民包围时，丝毫没有过去那种集体与个人、传统与现代的格格不入之感，毫不怯场，从容淡定。我越发相信流行文化只是一条很轻薄的花衣裳，只要你敢穿，总会合身的。

花前面三段。

不花后面的，hoho

连爷爷温泰山那里有点主观过度阐释...

看看现在搞艺术的，小时候忙着上学，上完学就忙着挣钱。那有功夫活着呀。说句老实话，现在就是娱乐工业体系太成熟了，造星机制太有效了才会有现在的局面。单调的生活导致单调的情感，单调的情感造成千人一面的艺术。

我曾当面问过王小峰这个问题（关于工业体系），他纠正我：中国内地现在的硬件水平是一流的。我想他是把工业体系理解成物质和制度体系，而我说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内地的文化产业是否健全，这个还不好说。几年前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文化产业论坛，见到了一些相关学者和企业家。有个演出单位的老总跟我们倒苦水说内地的文化人太难合作，不仅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敬业精神也差。他们已经转而全面跟韩国合作，并对合作者的素质赞不绝口，这就引发了我进一步的好奇。

日韩的造星机制跟国内包括港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一般是从艺人年龄很小就开始培养，若干年后出道，一出来就有成熟的作品和风格定位，以及一系列营销渠道。而国内还是倾向于打造成品和半成品，不是去慢慢培养风格而是等有风格后再去培养，类似于作坊，出来的艺人就是一个个零散的商品，而不是流水线化的产品。

你说的属于另一个层面，培养歌手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底蕴。这有点像中国足球，有人统计球星的总体文化水平有多低，故而打不好球等。不过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也没妨碍他们拿冠军。关键还是要跟本土的国情和人才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

我们先来看一首非常著名的歌：

这首歌《弯弯的月亮》创作于80年代末，最初由歌手刘欢唱红（首唱者为88青歌赛冠军陈汝佳）。香港的吕方也唱过。创作者为李海鹰。

这首歌里有一种非常朦胧且暧昧的东西。既恋旧，又向往现代；既是童年，又是青年；既想反叛，又怕疼痛，总之是个非常矛盾的歌曲。与此相似的还有93年春晚上的《涛声依旧》：“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就不难理解这种纠结。站在时代转折点上，大家都无所适从，茫然失措，一步三回头。说白了，就是心里都有点害怕。李海鹰用一种文化的直觉捕捉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对人的冲击，以及这种趋势的不可阻挡。

此后这类背景的歌曲还不断出现，但情绪已更为隐蔽和婉转，正像中国大踏步迈向市场经济那样一去不复返，新民俗的格调也越发欢快向上。也有一些特例，比如孙悦的《祝你平安》。当年这首歌很流行，捧红了孙悦，歌曲的MTV也拿了大奖。但有一个人却提出过异议，他就是王小波老师。

王小波的眼也真毒，若干年后还真出现了一个靠这个来救济学生的老师。不过当年估计没什么人想到这一茬，想到了也不敢说。

印象中，93-94年一批内地歌手组团去了一次香港。那次可能对他们冲击很大，有些人回来就不会唱歌了，比如解晓东。此后港台腔便全面泛滥，不仅艺人、主持人、DJ，一些其他文化服务行业的也未能幸免。

“土”与“洋”的斗争已经持续了近百年，从科技到教育到文化到意识形态，几乎涉及一切领域。娱乐大概是最肤浅的一个领域，也是最热闹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大多数人觉得似乎“洋”已经全面上风，“土”不会卷土重来了。不想2002年的一场大雪让人们大跌眼镜，原来这样的歌曲也可以红的。“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原来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土”从未离开过。

而台湾的周杰伦早就先知先觉，人家在2000年就用新新人类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老旧的情怀：

唉，好吧，“洋”与“土”永远是连接在一起的。既然你无力改变，还不好好享受？

这叫主观主义+表现主义

新新人类的理解多了一个层面。

既然“土”是无法割舍的，既然我们承认“土”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性，那自然要到我们的文化土壤中去萃取这种元素，并寻找与现代相结合的可能性。

这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传统不止一个。对中国来说，大致有两个传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一个是近百年的革命传统。

崔健可以说是后一种传统的继承者，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花房姑娘》，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些年来崔健越来越愤，自己丢弃了传统，这就另当别论了。也许他认为这种传统已经走到头了吧。

那英当年到香港拍MTV时说：“大陆的MTV水平太低了，就是歌手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一点艺术感都没有。”

她所说的艺术感，大概就是穿着家居衣服，在一个大房间里摆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姿势，并作痛不欲生状。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文的流行乐，可以发现其中90%是以爱情为主题，再在这些歌曲中做一个统计，又会发现90%是以失恋为主题。

为什么？大概失恋的人才最有心情听歌。不管怎样，流行音乐与爱情的关系几乎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无国界的。

但我们回望建国以来的流行文化时，却发现这条定律暂时失效了。那时的流行乐，大都讳言爱情，反而张扬着一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怀。比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性与革命是最能激发情绪高潮的两种东西，但在某一个时段，它们竟是不相容的。有一位成长于文革年代的母亲回忆说：当年很多学生一起到全国大串联，男男女女睡在同一个车厢里（货车厢，没有座位），有密切的肢体接触，却从来没有过性方面的冲动，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也不难解释，在当时那个年代，革命所能达到的顶峰体验比起性来估计更能让年轻人愉悦。而同时期的西方，盛行的则是性解放、嬉皮士这些玩意儿，难怪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以往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中，长时间的抵触性意识，正是由于恐惧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老同志痛斥“靡靡之音”，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在当今，革命传统已经接近凋零，除了饮食男女和金钱，似乎没有什么能勾起人的冲动了。那么，拥抱资产阶级文化似乎是最后的唯一的选择。

实际上，任何传统里都有新鲜的一面，也有跨越时间羁绊的经典不朽性。所谓的现代性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谁说越老的东西越古板？那是胡扯。比如现在看先秦的历史，会惊讶那时的中国人多么的有血性，多么的豪放张扬，像赵氏孤儿的故事，今天读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比起现代人的寡廉鲜耻，单调萎缩，不知强了多少倍，套句新新人类的话说：酷毙了！

再比如《诗经》，涌动着上古文化的无穷生机和魅力。何新曾评论道：

我们的文化基因天生就是张扬的，开放的，从不缺乏现代性。厘清这一点，对认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文化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他对华语流行乐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刚在这里夸奖他，这边厢就出新歌了。

看来是对十年期的总结，呵呵。大家听听，不过这前奏和和弦是不是有点像《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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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好像都在说传统有多么多么好，西方有哪些哪些问题，这跟我们平时的观感和直觉似乎不一致。毕竟，比我们先进的日韩都在学习欧美，你凭什么说现在的路子有问题呢？

问题是，从来没有一个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就拿流行乐来说，卖的最好的歌手，未必在品质上就胜过其他人。他/她只是迎合了某一方面的需要而已。

音乐人张亚东在一篇文章中说：

娱乐业的尴尬就在于，它总是在谄媚受众，但心里却未必情愿。王菲这样的人算是“有一点性格的”，但也不得不这么做。艺人都在追求性格，但又不能太有性格，因为这种性格是受众赋予的，这就是娱乐业的悖论。

再看看他是如何评论中西音乐的：

我一个比较要好的搞业余乐评的朋友说：张亚东当年在香港的时候，跟着几支外国乐队学了很多东西，若干年来都在吃那些老本。

一想到庞大复杂的西方音乐体系，就让人膝盖发软。张亚东说他每想到西方有那么多好且深的东西，来不及学习，无法学习，他就夜不能寐，就要崩溃。那就像是从长城上掰下一块砖都能卖好多钱，现在要你一块块重新垒出个长城的感觉。

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艺术的形是什么，神又是什么？对音乐而言，它的形式和内容又是什么？两者是否可分离？我们已经分析了在传统中也有现代的元素，那是否给它一个现代的包装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坚持西方中心论的单一价值观，那毫无疑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流行乐最终从形式到内容都会向西方靠拢。但现实显然不是如此，也没有谁会傻到这样。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于不知不觉中这样做，而且不只限于文化领域。形式的力量太大了，它有时就是内容。

问题不仅如此，很多时候，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认为借用西方的技术手段+中国的元素就可以做出既本土化又现代化的东西，那往往是虎不成虎，犬不类犬。根本在于，你实际上无法变成别人。

这么个结论一下，我想很多人会摇头。这连当初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给否了，更不要说有一些人念念不忘的全盘西化了。

其实完全不必绝望。张亚东那样迷失在庞大体系里的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八十年代的那拨摇滚人，很多连两把吉他都凑不全，也没有专业的老师，从被海关收缴的打口音像制品里扒乐谱，一样做出了牛B的音乐。这一条民族化的渐进之路后来被粗暴的市场化进程打断，从此我们走上了山寨的道路。

所有迷信西方模式的人，即使内心并不以西方为然，仍然亦步亦趋的成为了附庸。原因在于他接受了一个前提，即人类的发展遵循着单一的线型模式。以此类推，任何东西都只能是一元的。区别只在于阶段不同。

但我不作如是观。我认为除了物质基础可通约外，其他的东西都是遵循一定规律自由搭建出来的。西方是一个路径，其他文化则有不同的路径。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一些表层形式，一些审美标准等。但内在的结构却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没有单一的标准。

有人会说，你这是空口说白话，有什么凭证吗？下面，我会从日韩的流行乐发展史做更深一步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