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读与记（序） -- 立金洪海亮

首先，“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这是谁定义的？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这又是谁“说”的？

金辉为什么会扛出这么一个观点。让我们慢慢看。

很好，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干旱”，涝-2度的水文站位置就被避而不谈了。

一句“-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1959年-2度+2度+1度总共51个水文站（还不算被抹去的-1度的），为总站数接近一半，就变成了“1/5强”；1960年指数不为0的（依然没有-1度的）66个站，总站数一半有多，就变成“不到1/5”；1961年指数不为0的站（继续没有-1度的）56个站，就变成了“不到1/4”。

把戏结束了么？还早。让我们看看金辉老师不得不透漏出来的旱2度站的地理位置：

1959年：长治（山西）、洛阳、郑州、信阳（河南）、德州、临沂、荷泽（山东）、苏州（江苏）、宜昌（湖北）、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四川）

1960年：即大同、临汾（山西）、郑州（河南）、屯溪（安徽，横江、率水与新安江汇合处）、邵阳（湖南，资江与邵水交汇）、百色（广西）、汉中（四川）和铜仁（贵州）

1961年：开原、沈阳、朝阳（辽宁）、赤峰（内蒙）、南阳、信阳（河南）、济南（山东）、安庆（安徽，长江下游）、郧县（湖北）、沅陵（湖南）、喀什（新疆）、康定、重庆（四川）、铜仁和贵阳（贵州）

再看看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分布情况：

仅仅是金辉极力压缩后认为的“灾害天气”中，光旱灾就把1959年江苏、河南、山东、湖北、四川等主要的稻麦产区给“灾害”了，1960年则是河南、安徽、湖南、广西、四川，1961年则是东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这些粮食产区遭殃。至于数量和旱2度相差不大（仅1960年例外）的涝2度灾害祸害了哪些地方，金辉先生避而不谈，由于无法查证，也只好作罢。

很好，通过自定义，通过抹去一部分数据，通过含糊水文站的具体位置，就得出了“三年风调雨顺”的高论。

曾李吴三人，有人翻出简历，说这是一方面军的人，SO=老毛的人……

错的全是老毛的，闹出人命就是坚决执行老毛方针的人，扣发中央指示也是老毛授意的。这老毛简直是万能侠了。

于是别人都干净了……

似乎在中国，除了太祖，没有谁对群众力量和群众运动有如此大的理解和信任，乃至于旁人看来迹近迷信和神化的地步。

当然太祖的理解和信任，也不是放任自流。可惜以他一人的力量，已经无法令建国后的党继续保持“永远代表群众利益”的纯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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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和对精英控制的向往，历史上一直都是贵族、知识精英的共通处。毛这样的伟大精英，而且是最高统治者，却持相反的态度，确实如黑兄所言，是个特例。除开这点，凳的作为也可能还有管理的成本收益比方面的考虑。

群众只有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而这个组织成本在毛时代是由干部或者精英承担的。毛时代的干部任务重，责任大，个人收益却很少。凳作为管理者利益的代表，无法接受群众路线下管理者承担巨大管理成本，却无法享受管理收益的结果。对凳这样的喜欢打着桥牌处理国家事务的人来说，费效比太不划算了。

凳时代改革的一个思路就是在不削弱干部权力的同时，减少干部的管理成本，最终增加干部的收益。这样的结果就是获利的官僚系统几乎是改革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同时失去组织的群众一盘散沙，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展示。群众去组织化的结果就是只好去信赖精英和精英统治了。

结果就是改革越来越趋向于为上层服务，更多地表现出“甩包袱性”和缺乏配套，最后变成了太子党接班和贵族化倾向。

而无法完成太祖时代群众自治和基层自治从运动式向制度化演变，结果就是民主集中制变成有集中无民主，社会的基层甚至中层对领导者的制约和监督虚无化；群众组织解体的同时社区管理和基层自治自理能力也同时瓦解，结果就是基层宗族化和干部特权化，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干部所有。

而所有这一切，又都被归咎到“苏式弊病”和“太祖专制”上。后来人的剑走偏锋，倒推到那个被神化的对此一贯反对的太祖头上。曾经有人在河里和在下争论：亲苏派在建国后哪有立足之地！防范苏联影响力何必草木皆兵。而如今，亲苏派有没有立足之地，大家都看得到了。

“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

---- 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

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理解呢？对于这些对主要领导同志的超越组织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的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认为我们是应该警惕，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 邓小平

上花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无论哪一级干部，多了这样一种权力，自己的利益只会增多，不会减少。于公，这是额外的功劳，升官的又一途径。于私，挟群众组织的巨大能量，小范围内谁也不敢璎其锋芒。管理成本或许增加了一些，但是和实际收益相比，肯定算不了什么。

改革实际上是个把官僚权力收回到更高级别的过程，理由是这些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还不如集权到更高层次。越往底层，官僚组织的权力和触角肯定是减小了的。但是，这和官僚们普遍赞成改革并不矛盾，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即使还剩下一点点权力，也可以为自己牟取巨大利益。官员们权力再大，想要寻租也得有租市才行。

至于群众是一盘散沙，也不认同。群众从来都是被眼前的或将来的利益协裹，从前是分田分地，现在则是为了养家糊口。如今只要有人愿意付出代价，群众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被组织起来。而这个组织手段，随着时代发展一直都在进步。只不过，群众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就是了。

从总理的说话方式来看，这句话与其说反映了实际情况，不如说反衬出了当时会议的气氛。

首先有没有人敢冲在前头，愿意死在前头。

何况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是敢于登高一呼就够的，组织可不是一个人的事。

真正要人死在前头也不难，洪兴社团也可以做到

抛开中国的改革实践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不讲，你的观点

跟改革的总体实践相差甚远。无论是中央-地方关系还是行业部门管理，都不支持你的观点。所以以此为基础的后续推理也值得再思。

此外，权力跟权威始终是表与里的关系，讲表不讲理，无法梳理复杂的历史过程。否则我们理解今日的历史跟理解西汉的历史又能有多少相异？

不过你的话倒是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炮党要靠洪门讨伐满清，因为自己没有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一点担待都没有，连个黑社会都不如。

现如今的JY们呢？一个个是美军来了我带路，整一副日思夜想要当翻译官的嘴脸——至于翻译官通常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同胞，当年的日本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的确是没有说清楚，随手回的。

财权、事权，这些的确不是线性发展。我觉得改革后约束官僚权力的方式不外乎：加强监督、权力收回、引入竞争。经历了自由化的八十年代以后，主要依靠的是后两种手段。有时是收回；有时则为了发展经济，引入竞争，还会适当给地方或部门更多权力。不过这些往往是财权和事权，跟组织群众什么的相去甚远。

改革后，普通人对党、政府、单位组织的依附性越来越弱，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社会的条块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但并不是消失了。

刘少奇、邓小平、朱榕基一定程度上都是强干弱枝，加强中央，控制地方的主张者。我打字时心里想到的是他们。

最后，我觉得官僚的权威目前主要来源于人民对威权统治的习惯性接受，这点和建国前三十年差不多，和西汉可能还真没有大区别。将来是不能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