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计生贴]今天才知道马寅初 -- 真狼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超过5亿8千万；1978年，为9亿6千万。马寅初挨批在60年，人口6亿6千万。减法？如果这结论是这么做出来的，无非逻辑是不批马寅初中国人口就能立刻刹车。
另外，1960年全国人均寿命44，70年代末，有资料说平均寿命是65，有的说是69岁。
为甚么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乃至停滞？为甚么现在上海人口增长缓慢乃至负数？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寿命不到50.现在74.儿童夭折率当时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经济落后，没有基本的卫生医疗条件人的寿命是不会长的。而人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所以落后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人口生育率都是高的，以数量来推动社会发展。自然界也是如此，等级越低，数量越多。再看看日本，以不到38万平方养活了近1.3亿人口，且经济长居老2.仅此1条，马的观点就无法自圆其说。马的观点在哲学上就是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唯心唯物主义。在现实中就是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只看见了一颗树，看不见整个森林。横看成岭侧成峰，古人不如呀。作为一家之谈，谈谈可以，其他的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呀。
首先，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净进口国，农产品自给率只有40%，是发达国家中，农产品自给率最低的国家，您所说的“看看日本，以不到38万平方养活了近1.3亿人口，”这一条完全不成立。所以，也就不能支持您的论点了。
一、日本农产品贸易现状
日本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又是日本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由于其人日众多，而农业耕地资源有限，农产品自给率仅为40%左右，是发达国家中自给率最低的国家。因此，其农业所提供的产品难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每年都需要从国外大量进日农产品，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净进日国。表1中详细列明了2004年至2007年3月日本农产品进出口清况。可以发现近儿年日本农产品进出日逐年增加，贸易逆差较大，并目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在进日市场方面，日本对特定国家及地区的依存度非常高，其进日的农产品60%以上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泰国五国。
P104 二、国内支持方面
日本农业一直执行着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业支持政策。2005年日本的农业支持总水平是596亿美元，是继欧盟和美国之后位居第二的OECD国家。按单位劳动力和单位面积来衡量，平均支持水平也相当高。OECD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12346美元的支持，其中日本为20912美元，大大高于DECD的平均水平。OECD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日本为13555美元/公顷( OECD, 2006) 。
不同农产品支持水平差异显著，大米的支持水平最高，日本大米的PSE(生产者支持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为83%。对于糖的支持比例日本为66%，对于奶产品的支持比例为73%，均高于欧盟和美国。相比较而言，一些畜产品的生产者支持水平较低，羊毛、鸡蛋、禽肉和猪肉的支持水平分别为6%,7%,18%和21% (DECD, 2005) o巨额支持和保护严重扭曲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使得这儿种商品也成为多边国际贸易淡判中的焦点。
4．经贸联动，保证进口农产品质量
日本消费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要求较高，为保护进口产品的安全，日本积极与农产品供应国建立农业合作关系，由日本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由供应国提供土地、劳动力等，合作生产日本所需要的农产品。例如，日本和泰国用这种合作方式生产玉米，出口到日本作饲料，其最高输出量占泰国玉米总产量的80％。
由以上可以看出，日本是通过很大的资金支持，仅仅实现了日本大米的自给，其他的农产品，大多通过进口解决。特别是，日本通过如在泰国这样，变像地“租借”土地的方式来实现他某些农产品不足的问题，这就说明，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足够的土地对于农业生产重要性。那些鼓吹中国不需要18亿亩土地红线的JY可以闭嘴了。
您所提出的“为甚么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乃至停滞？为甚么现在上海人口增长缓慢乃至负数？
可以在
P273 经济收入较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一般子女都比较少。这有益于全家人的健康，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他们可以有余款用来投资，这样又可以进一步增加收入和提高受教育程度。财富增长迅速的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往往比较慢，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性制冷，从而进一步增加国家财富。
P274……社会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取得 的进步制止了出生率的增长，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反过来又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在那些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都不高的国家，人均收入往往比较高。这些国家还兼有城市化地区多、工业化水平高、服务设施广 和人民文化程度高等特点的。
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您的问题。但是，请注意，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马寅初的观点是认为，在我国人口基数已经很庞大的前提下，我们要进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宣传、避孕知识和器俱的宣传。当年毛主席曾说过，到人口七、八亿时要考虑控制生育，那么就要提前加以规划。而不是等到人口已经增加到七、八亿时再想办法。
关于您说的“而人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所以落后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人口生育率都是高的，以数量来推动社会发展。自然界也是如此，等级越低，数量越多。”我可以提出反例：
P278 ……但是，第三世界却把大部分投资用于开垦荒地，兴建学校和工厂，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后人们的吃饭、教育和就业问题。据估计，一个国家人口每增长1%，就得拿出收入的4%用于上述这类“人口投资”。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个国家的水平不至于下降。发展中国家人口每年平均增长2.4%，这样每个国家就得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0%使自己免于继续倒退。这样剩下用于投资所占比例就变小了。那些储蓄很少，人口增长率很高的最穷的国家，真正的经济增长根本无从谈起，所起的变化只是各类产品在原有的低水平上稍有增长，有时甚至还有所下降。
P279 国际劳工署的经济学家费利克斯帕科特对二十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耗费了国民收入增长部分的百分之七十，真正用于增长收入的投资只占增长部分的百分之二点六。在最穷的国家，控制人口增长的努力哪怕取得微小的成绩，也会使这些国家受益非浅。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每年增长2.5%，而他它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2%用来投资，那么实际用于投资的数额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如果人口增长率降低千分之王，用于投资的数额就会增长一倍。
我个人以为，上面的引用证明了马寅初关于人口与增长之间的推论不是胡说八道。是有道理的。希望用人数量来推动经济的人忘记了一点：一个人从婴儿到真正的劳动力，需要大量的消耗。
至于为什么穷人的生孩子的数量比较多，
P279 ……穷人没有存款，也没有轻松的，享有退休金的工作，因此，他们比有钱人更需要子女作为自己养老的保险。他们如果拥有土地，在收获季节也不太可能雇得起工人或使用机器，所以他们必须更多的依靠儿子们的肌肉。他们如果没有土地，就得靠干活的孩子和青年为家里挣得一点收入。他们身体欠佳，孩子死亡率很高，所以他们必须象兔子似的大量生育，以弥补家庭人口不足。
我个人以为这一段对于中国也有一定的意义。中国也有养儿防老的说法。马寅初的意思是，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解决养老的问题。马寅初希望可以通过减少量从而提高质，我个人以为这个观点没有错。
您说的关于越低等的生物数量越多的那一段我不太明白。因为，人类毫无疑问不属于最低等的生物，这正好说明了人类需要控制数量，从而符合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
就如同有人把“毛主席的私人医生”里的内容发上来，一样的好笑。况且，您一直在说他的稿费的金额有多么大～～可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稿费金额与另一个人相比，是可以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吧。
……1959年12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布 置批判马寅初。
……接到康生的指示后，《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 共发表了 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表了 4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 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在康生的策划和煽动下，从1959年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上旬，北 京大学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整个北京大学校园，连马寅初居住的燕园63号也未能幸免——大字报依然随处可 见。与此同时，全校接连不断地召开了一系列批判会；其中，全校性 的批判大会就开了三次。在这期间，有人还别出心裁地精心组织了一 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
……（1959）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召开大会，由马列主义 研究室的教师作了题为《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12月28日，北 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大会，由经济系教师作了 题为《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每一次会议都有8000 余人参加.
……1960年1月6日，马寅初参加全校批判他哲学思想的大会。1月8 日，马寅初对批判表示不服，说：“大会批判我，我的文章怎么不对？ 资产阶级立场在哪里？我想不通。”
1月1 1日，北京大学三个学会联合举行批判“马寅初先生经济理 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大会，参加者约有200人。
1月12日，在参加批判会后，马寅初的血压升高到190度（毫米 萊柱），家里人怕他出事，连忙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建议 马寅初住院治疗。
3月18日，教育部上报国务院，批准马寅初的辞职。同一天，马 寅初离开了他兢兢业业坚守数年的岗位——北京大学燕南园63号的办 公室，回到了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的马宅。马寅初辞职后，由 陆平任校长（1960年3月-1966年5月），并兼校党委书记。
……早在1959年12月30日，马寅初就对秘书姜明说：“我的校长不 能当了，昨天已与杨部长（杨秀峰）通过电话，还准备写份辞职书。” 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向 部长杨秀峰提出口头辞职。1月4日，马寅初被迫正式向教育部递交 了辞职书。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 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 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 上消失了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1960年第1期发表《重申 我的请求》。这是马寅初能够在报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引用的批判会都是没有开过的？还是，批判会召开了，但是跟康生和陈伯达无关？但是，还是从您的贴子里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马寅初逝世后，经过中央审查通过的新闻稿中已经说“在康生、陈伯达的策划鼓动下，开展了对马寅初同志的‘批判’”。】又说这个结论是通过中央审查的，那么，您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中央伙同那些写《马寅初传》的作者抹黑康生、陈伯达？我有点没太弄明白您的意思。还有，如果不太麻烦的话，请您在您的引用中，标注一下来源好吗？比如作者是谁，出现在哪本书里，或是哪个网页。
（1979）9月11日，在陈云、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 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马寅初 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无党派爱国人士，抗日战争时期，马 寅初先生曾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对统治被蒋介石先后监禁达数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斗 争。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屮，特别是在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 面做出了贡献。1955年以后，马寅初先生发表的“新人口论”的观点 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 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正确的。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 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 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在对马寅初先 生的错误批判中，强加给他的许多政治帽子纯属污蔑不实之词，应当 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审查通过的新闻稿，居然找不到实际资料做佐证，无非两事：1）新闻稿在造谣 2）中央认可了这个造谣。
如果要说的更直白些，个人这样讲：
WG中央审查通过的新闻稿，居然找不到实际资料做佐证，无非三事：1）新闻稿在造谣 2）WG中央认可了这个造谣 3）这个造谣不可能不是在授意的情况下的指导作文。
此类造谣多了去。
个人所看的文章叫做《马寅初事件始末》，个人比较采信。该文章不准备做大的辟谣，还是秉承WG的政治正确原则，但是在马老的事件上，该文章则完全推翻了WG中央所认可的造谣新闻稿，以及诸多马老的传记的主流说法。
关于梁中堂认为马寅初在1960年1月12日生病是由于校办秘书韩萍卿对其个人占有股票和房租收入的揭发而导致的，我个人有些不同意见。以下是我对于一些情况的整理：
1959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约有8000人）【2】
1959年12月30日，马寅初就对秘书姜明说：“我的校长不 能当了，昨天已与杨部长（杨秀峰）通过电话，还准备写份辞职书。” 【1】
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向 部长杨秀峰提出口头辞职。【1】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正式向教育部递交 了辞职书。【1】
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155）期间，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也举行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报告会。（156）（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2】
1960年1月11日召开了“马寅初先生要求本校有关学会举行小型会，认为这样便于讨论，本人亦将出席。”的面对面的讨论会，11日下午3点，3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除了3个学会的会员以外，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授。也这就是在这个批判会上，按梁中堂的说法，韩萍卿揭发了马寅初。【2】
【1】：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http://economy.guoxue.com/?p=6822
我举出以上的例子，是想说，在1959年底到1960年1月12日马寅初发病，这段时间里，马寅初接受了大规模，频率很高的批判会。这些批判会，对于马寅初的精神和肉体上都是很沉重的负担。或者说，1960年1月11日的“讨论会”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说，“韩萍卿的揭发是致命一击”，我个人以为，是梁中堂不负责任的臆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1/273597.html
……马寅初似乎就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鼻祖，至少宋健田雪原都争着抢着要把马寅初作为他们进入人口学界的直接领路人，……至于田雪原似乎与马寅初更为直接。“一九七九年发表《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并编辑出版他的《新人口论》后，我也由探讨经济学转向研究人口学……”。再经若干年后，田雪原叙述马寅初对其成长影响的历史渊源就更为悠长和清晰。“1959年笔者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笔者的心中不平又平添几分；再看马老誓死为真理而战，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还时不时地想到这桩公案，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甚至想到会有翻案一天的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 可见，举凡中国人口学界大师一级的人口学家，大都在人口学家马寅初接受批判时就受其激励而终归成就为大人口学家。
我个人以为，梁中堂这段话写的有点偏激。不得不承认，在右派、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处于长期停顿的状态。这样，当重新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时，很难绕开“新人口论”。特别是对于个人来说，如何开始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这是一个很私人的心路历程，梁中堂这种写法，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试问梁中堂又有何证据说明，田雪原不是真心这么想的呢？
关于马寅初的人口观点
我简单的查了一下马寅初全集，以下是我的一些不全面的发现。
P303 计算人口的数学：原载《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4期，1920年4月出版
主要是从公式和权数的方面考虑如何正确的计算人口的增长数字。那个，由于我的数学超烂，我没怎么看懂。但由此可见，他对于人口的增殖问题是关心的。
农村经济与家庭观念之关系，原载《银行周报》第16卷第46期，1932年11月出版
中国家族观念影响于农村经济有根本之救济之计划否？原载《旁观》第6期“经济专号”，1932年12月出版。在这二篇文章里，有一些内容是重叠的，所以我以第二篇为主
P482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思想太重，便喜欢生儿子，子女愈多，人口愈加，农村经济必愈破产，金陵大学的教授白克（Buck ）先生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很有研究，曾著一书，名《 巾国农村经济》 。他的调查，很有价值。调查的地域共达十八省．调查的户数共达二千八百余户。他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其大著结论中，也说中国家族思想不改造，人口仍增加，农村经济无法救济。又据立法院统计处的报告说：中国农户共五千八百万户，耕地共十二亿亩，平均每户可得二十一亩（土地的膏腴、贫瘠各有不同，此自就全国平均而言）。每户以五口计算，每人只可分得四亩。如中国人多子多孙的观念不变更，则子女愈多，田亩的分割愈甚，每人所分得者愈少。再加以地土因分割，必留田界，必立阡陌，则分割愈多，可耕之地愈少，可使用机器的机会也便愈少。这样一来，人口愈多，耕地愈不够分，所有的农村经济，自必破产，这是家庭观念太重直接促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这种直接促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坟地常侵占耕地。中国人一向都极重葬礼，葬坟必看风水，所以外国人死掉可以葬在地底而不妨碍土地的使用，而中国死掉一个人，非费一大块地不可，而且非费一大块好地不可。这样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国非将可耕之地尽变为坟地不可。现在的浙江宁波便是这样，因为耕地都为坟地侵占，无从扩充，农民乃不得不从事渔业：李权时先生的研究，也说宁波渔业的发展是由于宁波坟多。这种危险，完全是由于讲风水。而讲风水的目的，不外是坟地愈好愈大愈能使子孙发达。仍然是家庭思想太重的缘故。
依上面这样说来，中国人家庭思想太重的结果，一方而民族思想不发达，一方面农村经济破产。所以要改造国家，复兴农村，必先打倒迷信，减轻家族观念。
月前中国经济学社在杭州开年会，陈伯庄曾提一论文，名曰《 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 （发表于《 银行周报》 第七百七十三期）, 他的估计，也是根据立法院统计处的统计。他对农民生活程度提高所需估计费用如下: 如将农民生活程度提高，每户予以四十亩耕地，则五千八百万农户中必有二千八百万农户无地。在这二千八百万无耕地的农户中，我们如设法对其半数（一千四百万户）亦予以每户四十亩的新地，那就需要五亿六千万亩新耕地．开垦新耕地的费用，如每亩以十元计算，则共需新耕地开发费用五十六亿元。……这样巨大的费用，在现在的中国，真不知从何出起，而且这还仅是开端，以后的各种建设费用，更不知要有多少，这笔巨款的来源，中国实无法可想。所以有许多人都主张利用外资，去借外债。
这二篇文章的观点，后来也收入了《中国经济改造》一书，列在“经济落后之原因”的章节里。
经济学概论：（本书原由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在重庆出版，1946年2月在上海重版，1947年9月再增订出版，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P523 人类进化主要的动因有二：一是生殖；一是生产。前者是繁衍人种的作用，后者是保存人种的方法。单是生殖而无生产．或单是生产而无生殖，均足以使人类走向灭亡的路上去。因此，从人类生殖的活动上，我们可以确立人类进化的程序；从人类生产的活动上，我们可以把握人类生活水准发展的动向。但生产之为物，至少必须求其与生殖平衡地发展。生产超出生殖，固可以促人类文化向上开展；反之，生殖超出生产，则社会快乐的生活绝望，兵连祸结，永无宁日。
由我以上的引用，我个人以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寅初对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直有他的看法的。我个人以为他对于生殖与生产要平衡发展的观点，可能很早就形成了。他的新人口论是有一定的积累而产生的。并不是什么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就跟着发表“新人口论”。从目前的邵力子和马寅初的一些资料来看，在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于人口问题已经开展研究。至于建国初期党和民主党派都没有提出计划生育，我个人以为一是当时战争还在一些省区进行着，没有全面结束；二是建国初期打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有战争的情况下，当然对于计划生育就搁浅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五）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马寅初不仅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政治担当，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报》对其发难以及该报在整个批判活动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个人对于梁中堂的“党对马寅初没有批判”，这个结论有很大的疑问。从
P312 ……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那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间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茸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可以看出，以周总理的党性，不可能以个人的身份对于马寅初提出“检讨”的要求。而马寅初的“声明”是他清楚的明白后果之后，而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而发出的。而不是如梁中堂所说的，只是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一些私人恩怨。
下面是我个人对于一些情况的梳理，请您多多指教：
[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 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
我个人以为，这是党希望加强对于北大领导的一个极强有力的表示。特别是在陆平入主北大之后，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更是说明，党对于马寅初在北大工作的不满。否则，何必又派陆平入主北大？
（1957）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等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107）杨明轩，20世纪20年代即加入共产党，但一直以民主爱国人士从事活动，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杨明轩以共产党员和民盟的身份，担当光明日报社社长，特别是在“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和储安平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前提下，说他不代表党的意志，我个人以为非常非常的不合逻辑。
1958年3月10日召开全校师生誓师大会，由陆平做“双反”运动动员，这该是学校里最大的事情，马寅初却外出看望下乡干部。“双反”运动中，结合运动整改有重要的教学改革、教学跃进计划，改组校务委员会，马寅初都借故视察而不参加。根据揭发，马寅初是在党委几经劝阻后毅然离开学校的。（151）在那个把运动看重到可以停课、暑期也都不放假的情况下，马寅初竟然可以有5个月在校外视察，足见校长职权已经式微到何种程度。更有甚者，1959年，马寅初在校的情况下，校务委员会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从计划准备到会议结束，前后历经2个多月，其中会议18天，不仅没有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马寅初的任何角色，而且现在从资料上都看不到马寅初在其中有什么活动。相反，从做会议计划和安排，到会议的总结，都是陆平在起作用。
3月26日，樊弘又针对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张贴了题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樊弘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的”。（樊弘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大学第一位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准入党的教授。）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从这时开始，校内运动对待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校内校外相得益彰，而马寅初则陷入被内外夹攻境地，即使当年善于争斗，现在也能左冲右突，但毕竟盛势已过，要以老朽之躯与风车搏斗，胜算难矣。
（1958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两张大字报。韩佳辰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在此之前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
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曾经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如果说《光明日报》在以前刊登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时，无论批判文章的观点如何，该报还未曾对马寅初致以可否的话，那么，从5月31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一致认为马寅初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等文章就开始以否定态度对待马寅初了。在“本报讯”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对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讨论，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新人口论”，“一致认为马寅初在这一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
……右派分子费孝通就说过：“拿我国的情况而论，如果说剩余的为数很少，不能积累起来发展重工业，那就很难想象这个社会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社会学搞些什么”)。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说出这些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立场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值得奇怪的倒是象马寅初先生这样的人，也说出这种附和右派分子的话。
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154）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
截止到1958年6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他的经济观点面临批判的风潮。就我目前仅从有限的几个材料中，我个人得出了，马寅初所面对的批判，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而不是相反。
关于梁所提到的陈伯达和康生的问题。虽然您采信了他的观点，但我个人存疑。我个人以为针对马寅初的批判，党在中间是起了作用的。然而，无论是陆平还是杨明轩的级别似乎不够对于全局施行领导的级别，他们在自己负责的那一片里当然还是起领导作用的，但是从全局上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领导。而现在，我无法对于陈伯达和康生的言行予以确认，只能存疑。
中国人口翻番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不计划生育！而是因为人均寿命的翻番，简单的说，按原来的人均寿命，原来应该死亡的人，到目前还活得好好的！
请注意是农业户口，不是农村。
大陆一直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化政策，民众的户口有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种，在农村不代表是农业户口。计划生育也同样是城乡二元分化。
“一胎半”政策的大致意思是夫妻双方都是农业户口的，第一胎是男孩，则只能生一个；第一胎是女孩，则在一定生育间隔以后可以生育第二胎。
计划生育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确实不同。我是八十年代中期生人，我们家3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妈怀最小的弟弟时，家里找了村干部送礼说情，平时尽量呆在家里少出入，生出来以后直接结扎，另外缴纳了社会抚养费。总的来说，只要没人去告发就没事。我小学初中在镇上念的，同学中独生子女比较少见，而且多是由于父母是吃公家饭的。
另外，我们镇上2000年以后还有一对夫妻生了五胎七个孩子，最大的女儿现在可能快上初中了。不过这样的事非常少见，而且他们家家境挺好。还有就是现在当地农村计划生育事实上放松了很多，不少人人到中年，老大已经十来岁了，又赶着再生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