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十：兴衰周期（一） -- 井底望天

二战结束6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哪一个由於实行了民主制度而变成了发达国家？或者有变成发达的趋势？举一个例子就行

或者干脆说“人类最后必然灭亡”，更是无比正确的废话。

六

(最近因为比较忙，加上“兴衰周期”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算是古今中外很多智者都思考过，而我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想透。这里只是先把自己的一些肤浅的想法抛出来，与各位朋友探讨，将来会进一步完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尤其是河里的梅西兄和新浪的一井兄的批评和指正。)

看了很多朋友对这个系列的一些看法，觉得有必要把思路好好的梳理一下。

大家的主要意见，一个是认为俺对官和吏的区分，不是太清晰，与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相距太远，而且并得出俺认为吏比官腐败要严重是错误的推论。这个意见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与其要花功夫，拿小吏来说事，不如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解决官，尤其是高官腐败的问题，在制度上（比如说通过选举制度等等）来约束官员的腐败。

这种看法包括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俺提出的道德自律，尤其是对核心领导阶层的道德自律，是一种靠内在体制驱动力的方法，是达不到效果的。只有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左手边的朋友，提倡的人民民主力量，或者是右手边的朋友，提倡的法律至上和选举民主的方式，才可以提供这种制衡。

首先再次解释一下，俺对官和吏的区分，不是立足于现有的实际情况，而做的划分。俺的区分，就是把你需要政治程序任命的官员，这在选举民主制度下，就是投票选出来的官员，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是通过党内小圈子投票、广泛征询和各派利益平衡，然后通过当地人大投票认可的官员，放在了官这个概念。

俺然后把各种通过官员任命，或者体系里面的其他各类人等，算作吏。

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在俺的思考里面，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广泛和快速的传播，加上中国在高速铁路上的发达，最终的结果，是会形成一个社会结构扁平化的局面。

俺曾经在《说文论武》中提到过这个趋势。那就是以中国国土的广袤和人口的众多，俺们的老祖宗，一直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大国，实现政治的统一之下的有效管理。

要解决地理上的客观限制，除了秦始皇的国家大道、隋炀帝的大运河等等交通基础建设，来缩短地理上的距离，使得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可以快速进行下情上达和上令下传，可以减低统一市场的经营成本，可以快速投放国家灾难救援力量和稳定地方的镇压力量。

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发展一个专业的管理阶层，就是官僚系统，来行使国家赋予的代理管理的权力。

简单的归纳一下，中国的民权概念（不是单一个体意义上的民权，而是整体族群意义上的民权），是巧妙的通过民意和天意的沟通，从而和君权挂上的关系。

这种民权和君权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一，就代表了中国政府管理国家的合法性。而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客观条件限制，那么作为这种合法管理国家代表的官僚阶层，就获得了代理国家管理的名义，不论是在京都，还是在地方，都行使了这个合法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官员阶层，尤其是地方官员阶层，才会有异地为官的传统。也有“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提法。

当然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代表着广义民权和君权的异地为官的官僚们，又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权贵系统的支持，来解决各种地方形形色色的不同问题和利益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驱使的原因，自然就出现了皇帝派来的地方官，与地方势力结合，导致了对上敷衍皇帝，对下压制乡民的情况。

这种“有负皇恩”的情况，自然就违背了原本作为民权和君权代表的身份，从而导致这套政治系统的失序。而以维护民权和君权出现的制衡系统，除了清流的舆论压力之外（可以考虑是民间的力量，也可以考虑是内部斗争的官僚派系力量），就是东西厂、巡按使和钦差大臣这些体制内制衡制度。

因此有一种分析方法，把处于中间阶层，行使国家管理代理权力的官僚阶层，称之为中权阶层。并认为官商一体化（以前是官僚地主身份一体化）而导致的中权阶层势力庞大，是中国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是代表中权阶层的豪民，而不是俺们屁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中间庞大的过程。而一旦当下层屁民被压制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上层的君权权威荡然无存，那么系统崩溃，生灵涂炭，就不可避免了。

在看一下西方的主要国家，比如美国在政治上是如何考虑治理国家的。

首先美国的民主制度，考虑的是政府管理的权力，是来源于被管理的人民。这个和中国的政治考虑，并无不同。

但是美国的制度考虑，不是通过中国传统的整体民权和君权联系的方法，而是通过对民的身份界定，通过特殊身份的民的界定，来达到限制民的目的。

从美国建国1776年开始，民的限制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有产男性。因此性别上来讲，妇女，种族上来讲，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民族上来讲，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等，都是被排除在民这个范围之外的。

然后在这个大致是总人口10几个百分比的特权阶层中，订立了由下到上的选举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各个地方政府的权力则是来自于这个特权阶层的选举而授权，然后联邦政府的权利是来自于这些地方政府（主要是州政府）的授权。

这种以“邦”作为联系的组织联邦的方法，当时是参考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联盟的经验。但是一少数特权人群作为选举的基础，也可以和希腊和罗马的做法扯上关系。

当然后来因为历史的发展，美国的选举民众的基础，慢慢在1910年左右开始有所扩展，最后是到了1970年代，主要是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出现对有色人种的宪法权力的落实，和降低选举年龄到18岁（因为但是要逼人家18岁的孩子上越南战场），算是真正的把民这个概念普及到了全民。

但是在这近200年的精英民主运作中，各种由财富精英制定的规则，经过长期的运作和修改，已经事实上导致了大众民主因为是后来加入者而处于不利的逆势地位。

所以从俺个人的眼光来看，美国的真正全民选举民主历史，只不过是短短的40年左右，其中的优劣和长短，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因此不论是推销这套民主体制的，还是批评者，大家都有很多功夫要做，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观察。

可是要是把美国之前200年的精英民主也给忽悠成了大众民主，那就是对己对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还要把这个作为中国改革的唯一蓝图，那就是要贻害天下人了。

米帝建国40年不到，首都就给人推了……

米帝建国82年，全国烽烟四起……

米帝建国近150年，全国的一半人口还没投票权……

150年以前，美国工业开始发展，没有本国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开始大量盗版《大英百科全书》……

100年前，美国工农业仍有剪刀差，男女不同工不同酬，女人无选举权，政权以《镇压煽动叛乱法》维稳……

崩溃了吗？

看得出井大比较赞同这一种解释。但是井大知不知道，中国本不是静态的共同体，它也随着世界的潮流而不断变化。面对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的中国，我们更加不能用静态的眼光去想象她的变化的面目。

井大描述的中国官与吏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学者在讨论君权与相权的专题中早已有过精彩的论述。帝制中国并没有实行欧洲的封建制，而是用科层官僚制。帝制时期的专制君权和常规化的官僚集团之间本来就处在微妙的平衡关系中。一方面非常态化的君权可以打破官僚集团的怠惰，另一方面稳定的官僚士绅共同体又可以阻挡君权对民间社会过度地干涉。

可是现代中国随着科技、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全方位的剧烈变动，帝制时期君权与官僚士绅共同体之间的平衡早已被打破。重新武装起来的中央专制集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能力远非帝制中国时代的皇权可以相比。从土地革命到土改到三面红旗到文革，传统民间社会的纽带早已被新的中央集权撕得粉碎。现代中国社会的失序早已不再是所谓的『中权阶层的过于庞大』，而是民间社会完全丧失了制衡中央集权的力量。底层社会不得不在一次次由中央集权发起的暴风骤雨中翻滚，一次次被抛到云端，然后在重重地摔在冰冷坚硬的地上。回顾前三十年的历史，这难道没有被反复地验证吗？因此，井大用西方民选政治体制中的『政务官』和『事务官』来为刻画当下中国官与吏的方式难免让人有削足适履的感觉。

井大反对的照搬美国近40年的制度固有可议之处。事实上现代社会中实现官僚体系相对清廉的国家并非只有美国，北欧、日本、新加坡、香港都有相对清廉的官僚体制。难道进入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就不能从众多清廉的政府中找到某些适合自己的方案，还需要幻想一个自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模式？

“从土地革命到土改到三面红旗到文革，传统民间社会的纽带早已被新的中央集权撕得粉碎。现代中国社会的失序早已不再是所谓的『中权阶层的过于庞大』，而是民间社会完全丧失了制衡中央集权的力量。底层社会不得不在一次次由中央集权发起的暴风骤雨中翻滚，一次次被抛到云端，然后在重重地摔在冰冷坚硬的地上。回顾前三十年的历史，这难道没有被反复地验证吗？”

传统民间社会的纽带，在清末已经随着科举消失，旧儒生系统在社会不再有地位，以及西方工业产品大举入侵中国导致农村经济破产，而撕裂得粉碎。

而土共在农村的组织重建，其实是为中国后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奠定基础的。个人认为，土改，互助组到合作社，是制定肯定。当然对人民公社，我是有保留。

文革确实是毛和官僚阶层的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但不出朱元璋和官僚的斗争范畴。大跃进后面的大饥荒确实是伤民，但是文革时候，人民并没有受到多大波及，伤官比较准确。

至于其他的问题，后继里面有我的看法。再次多谢。

很多贴都点不进去了,一点就显示未登录,但点别人的回复可以,这个贴点了好多次才出来.

既然井大都这么说了，俺也来班门弄斧凑几句热闹。

我觉得，西方政治理念的一个基础是人性本恶的推定，一个人出来做官，掌握行政权力，他不见得是为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能仅仅是为了追逐个人利益。从一个人推广至一个集团，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对行政权力集团进行起码的监督和约束，不至于侵害其它社会阶层过甚，导致社会动乱，什么全民选举、三权分立、新闻自由，都是为实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注意这里所谓被侵害者不仅指底层P民，而且指一切在此政治体系下无权者。例如欧洲近代史上的社会形态变革就有很强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天主教神权的性质。

那么全民选举、三权分立这些形式是不是唯一的路径呢？当然不是。例如英国早期，下院(平民院)控制行政、预算，而同时保留王室权威，并以上院(贵族院)为司法终审机关，这比起美国的体制就有更多精英治理的意味。就是对少数德高望重、热心于公共事业的功勋、世家人物，作“人性本善”的推定，认为他们是大概率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长远见识，能够在社会纷争中起到仲裁人和调解人的角色。

其实我们在这里管窥的这些问题，一个多世纪前的先辈早就思考过，清末民初，康南海、杨皙子主张保留君主，而更激进的孙中山等人主张没有君主的民选共和，他们争的就是这个政治体系应该更多由大众监督还是由“有德者”引导的问题。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道德还是法制、修身自律还是大众监督，总体上，西方文化更强调后者，而东方文化更强调前者。明治后的日本，在议会之外，有元老和枢密院，军队统帅权法理上归于天皇，议会、政府都管不了军部，结果最终发展出无人能控制的军事冒险主义。法国的第三共和国时代，沉迷于议会组阁游戏，短命政府不断，内阁时常易手，耽误了对付希特勒的大事。总之，政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它需要一种平衡，过于强调监督制衡则效率太低，很难有长远目标和规划；过于强调集中则容易发展出不受控制的实权集团，最终只能通过激烈的动荡消除之。

俺国和苏联这些“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为何历史选择了高度集中的体制呢？因为激进的工业化，短时间内从农耕国家进化为现代工业国，是逆天的事情，不集中很难办成，小民不愿放弃眼前利益支持国家积累工业资本，列强也不乐意看到你这么刻苦用功。而苏联“集中”到了世界老二，想要改革的时候，内部僵化势力的抵制(819)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挖角相互作用，发生了大瓦解，可见从“集中”引入“制衡”这个过程，如何能避免动荡，最大限度保留之前的建设成果，是个需要精细筹划的难题。

借用铸剑兄的分类法，当前主流体制派的思路，就是讲“发展尚未成功，继续摸石头过河”，延续过去用总量扩张解决局部问题的思路。总书记讲的“不折腾”。忙总讲的，把中国GDP做到100-150万人民币再讨论其余，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从左派和右派中间，现在都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且有日益高声的趋势。如果经济上再遇到一些困难，就会更激烈。俺个人感觉，目前虽然有种种外部压力，但不足惧。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如何处理好国内各种关系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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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可真能瞪着眼说瞎话。

靠谁去贯彻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呢？

朱元璋把官员扒皮，使当官成了高危行业，非自然死亡率比今天煤矿的死亡率还高，可他能改变什么吗？

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制衡，只有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极峰自己最后也不过是只笼中鸟而已。

宗族关系、宗教关系、私人生活里保存着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魅力与特质。当它们通通被暴力斗争和强制集体制所毁灭以后，底层社会就完全失去抵御中央集权破坏力的资源。

工业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没有暴力土改、没有用食品配给和户籍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没有实行强制集体制的英国、台湾、芬兰也同样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相对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纽带。如果说合作社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小岗村18位村民的歃血为盟恢复小私有经济又该如何解释呢？

小岗村几十年后还累死人民的好书记沈强呢？

如果，当时的恢复是完全正确的，怎么解释目前农村普遍的灌溉系统和农技、医疗系统的凋零？

根源还是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米帝一年消耗全球四分之一的资源，一年消耗石油将近9亿吨，产生四分之一的排放，70％的固体垃圾……以米帝1/6于T G的人口靠传统能源方式支撑的奢侈生活，TG没有物质基础去为14亿人复制，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加强社会福利只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肥皂泡泡。

我说句当下很逆天的话——适当保持一定的贫困阶层对社会是利多于弊的，它可以促使人上进，对居于上位的人施加压力。如果不是得益于某经济分工体系和特定历史条件，一个北欧式社会主义国家，是文明的坟墓。

左右之争都是虚的

现在TG三大叶利钦主义重灾区

法律口、教育口、宣传口

这三大叶利钦主义重灾区，都想着当盖达尔、丘拜斯呢

TG高层很多人都主张把所有非核心大央企（当然比如国家电网啦 中石化中石油啦 这些是坚决不能卖滴）之外的所有国企都卖光光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有道理，因为这些国企（非核心大央企），基本上都是南方系的金主 ，体制内反土共的干将

现在连很多中立派都觉得，与其让他们在体制内反土共，还不如给太子党大家分了得了，起码还增加支持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