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十：兴衰周期（一） -- 井底望天
一是历史上道德明君一直都是少数，二是就算道德可以约束君王，但却未必能约束假君主名义行窃国之实的大臣，更不能约束整个统治集团，三是史观未必不是君王的桎梏。
制衡。只有制衡才能使得国家各阶层的利益得到最大地调和，形成长治久安。当具有民主意识的70后、80后这几代人走上前台的时候，我觉得社会民意和各阶层的力量会得到实质的张扬，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有一个大改观。
第一种是“贤明”，当官的喜欢，老百姓未必喜欢。
第二种是“英明”，当官的和老百姓都喜欢。
第三种是“圣明”，当官的不喜欢，老百姓喜欢。
井大的这一篇有些书生气了。
ps:被墙后西西河也由新政了，发帖收钱，向商品社会转变了。
书生更要以书为凭，以史为本。但是井大的长篇大论却似天马行空，完全脱离历史和现实。
我觉得这样论述只是带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左派意识形态的梦中呓语罢了。实在令人遗憾。
人家说的意思是：法律不是万能的，要约束人的行为，终极手段是道德。
因为法律是人订的，人解释的，人执行的。只要人是自私的，任何法律就都无法真正约束人。
要约束人，必须直指人心。在古代就是所谓道德教化。这当然不完全管用，因为没有其他必要条件做配合。
前半句是常识，古今中外无别，没必要说明。后半句『终极手段』是我要反驳的内容。
任何人的手上都有细菌，但有细菌的手却有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的区别。制度亦然。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制度中却仍然有高下之别。就如秦晖所言，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既然道德教化也不完全管用，那么为何约束人有必须直指人心呢？历史上除了孔子理想中的三代，哪朝哪代能够真正靠直指人心做到清廉呢？古代中国没有做到，近代以来社会快速膨胀的中国更做不到。但是香港、新加坡做到了。
实际上我个人感觉，现在中国到了再出孔丘，重新梳理整理和评判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时候了。
在这里边，我放了几个卫星。实际上对汉以后，比如对宋朝的历史记录，我认为能有7分真实就不错了。井大和葡萄都说过宋朝文明发达，人口过亿。查宋的史书，是有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2088万户的数据。但问题是，看了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宋朝时期，中国气候急剧变冷，远冷于唐朝，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出必然大大下降。在1111年，太湖全湖结冰，冰上可以行车的情况下，在杭州下大雪一直下到暮春的情况下，宋朝的农业难道应用了什么高科技，能支持的了这么多人口吗？
隋唐时代（公元５８１—９０７年）中，在第七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公元６５０年、６６９年和６７８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公元７５１年皇宫中柑桔
结实，公元８４１—８４７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柑桔只能抵抗—８℃的低温，而现在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８℃以下。到公元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了。宋朝诗人苏轼（公元１０３６—１１０１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王安
石（公元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１１１１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
然后1126年，应该就是被气候变化逼迫的女真人先造反灭辽，再南下灭北宋了。
那两个地方离“做到”还差得很远很远。他们是小老虎近乎绝迹了，真正的大老虎都好好的，还更肥更大。而且改名了，不叫老虎，叫外婆。这完全印证了那句话;法律是统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井大和你考虑的是两个层面，他说的是道，你说的是术。
舜一生30征（打仗30次），这是尚书里明文所记。
尚书 虞书·舜典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在史记里是简单的一句分北三苗，或者其他先秦典籍里一句有苗不服。而如果去看苗族，彝族等的史诗和民歌，”窜三苗于三危“就是一部悲壮的民族战争失败逃跑，战争，失败，再逃跑的过程。所以直到今天，云贵包括东南亚以及在美国的很多苗族人葬礼上，还要唱带路歌，“我从东方来”，“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来自黄河入海处”。有钱人家还要在葬礼上砍死一匹战马，把绣着象征太阳和神鸟的蜡染步盖在头上（这是标志，好让祖先认你），拿着刀剑，好回到故乡，回到祖先身旁。回到最初曾经和轩辕黄帝激战多年，争夺黄河入海处而失败的蚩尤身边，回到轩辕蚩尤之战后千年左右又和尧舜禹争战百年，再次争夺黄河入海处而失败的祖先身旁。
如果尧舜禹真的是什么都靠德的话，现在唱带路歌，生活在三危山中（反正肯定是穷山恶水）可能就不是人家苗，彝，状，羌，藏等了。
道德是左手，法律是右手，缺了哪只人们就会怀念哪只的好处。古代中国一向是只强调道德（实际上近代以前各国都是如此），而到了近代西方人率先从法律制度上开始解决问题，做的不错，所以大家又都开始讨论法律的好处，而对道德之说敬而远之。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校枉过正。
法律也有失效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相信游戏规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试图这么做的时候，游戏规则就一定会越订越复杂，复杂到最后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深究，只能盲目的相信那些写的密密麻麻深奥晦涩动辄几十页的规则“应该不会有恶意，应该是能保护我的利益的，只要我老老实实不存坏心”，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基于道德的信任了。有几个人真正通读过所有的法律？有几个人在法律文本上签字的时候真正看过那些条款？这还只是说法律文本本身，还不说法律程序了。
我想，井大应该不是认为只用道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说，在大家完全一边倒地追求法律的时候，提醒大家道德不应该被偏废。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在和平时期人口一定会激增直至社会完全无法承载的循环，一朝之初，人口较少，资源充足，社会也就比较和谐，任何制度都能正常运作；当人口超过社会的承载能力的时候，社会的矛盾一定会激化，这时候实际上任何制度都会失效。印度孟加拉都是民主国家，但那种人山人海中的民主怎么看都与人们印象中的民主相差甚远。
西方文化如果说与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文化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形成特别强劲的生育文化，所以他们的帝国覆灭与东方帝国的覆灭显示的是完全不同的周期律。
显然更不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斗争，不断的斗争，长期的有技巧性斗争，不断的挤压大老虎的底线，这是唯一的办法。道德之类的何尝不是统治阶级的武器？不过我这不是反驳井底望天，我只是阐述我自己的想法。
可惜今天的人有几个看得出来？
一帮人只回花呀，沙发呀浪费带宽。
空想社会主义说的就是他这种人。
你要不喜欢可以提出实质性的批评，但随口指责别人纸上谈兵就很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