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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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Lavi“少狮”恐怕是“小狮”的OCR误读，不过好像LAVI通常翻译成“幼狮”的。

也许是不同译者，也许是作者（如果是PUPU的话）有意为之。

同一外文名词，不同的翻译，在文中多处可见，除了这“幼狮”外，还有“萨留特”（Salyut），有的地方则翻成礼炮。“萨图恩”（Satuan）有的地方翻译成土星。估计是不同人翻译的。

突破坚冰

苏联时代，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时，常常会出现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极为普遍的现象。当两党关系密切时，两国之间称兄道弟不分彼此，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可以掩盖一切矛盾和分歧。为维护所谓的团结和统一，不顾他人或放弃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也在所不惜。而一旦两党关系恶化，两国关系也就随之恶化，相互之间恶言相向互拆墙角，连最起码的国际交往准则和惯例都可以弃之不顾。相互攻击断绝往来，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也已司空见惯。这时昨日的“同志加兄弟”转眼间便成为最凶恶最危险的头号敌人，甚至西方国家都被排在后面。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一悲哀现象的反思，在接替去世的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党内率先提出对过去的外交路线进行修正。其重点在于，在两国关系领域，尤其是在与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应该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意识形态放到将要位置。对于苏共而言，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点发展双边关系的方针政策应被视为一大突破。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注意到，这是苏联领导人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用“伟大的邻邦”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其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进行的成功访问可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率先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典范。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内人所共知的亲华派，阿尔希波夫曾经担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和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从1950年至1958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8年多时间里，阿尔希波夫参与了整个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与指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共有156项，都是由阿尔希波夫领导下的苏联专家组进行规划和指导的。到1960年两国关系破裂所有援华专家撤走时，这些项目中的130多项已经完成。这还不算由苏联援助和专家指导的其他一些基本建设的项目。可以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尤其是国防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阿尔希波夫与包括周恩来、李先念、陈云和薄一波等中共领导人有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在中苏对峙的年代也从未对中国恶言相向，是中方比较欣赏的苏联领导人。考虑到这一点，为纠缠于“三大障碍”而进展缓慢的中苏副外长级会谈感到不满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认为，必须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尽快恢复。即使两党关系的恢复尚需时日，也应该尽早实现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始于1979年10月的中苏副外长级会谈，其目的就在于结束对抗，恢复两国的正常化关系。作为勃列日涅夫指定的继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曾长期主管情报战线工作的安德罗波夫敏锐地觉察到，自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逝世后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对于过去那种强硬僵滞的反苏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政策不但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困扰，也使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安德罗波夫认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获益，苏联除了在全球战略中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应付中国从而加重自身的负担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反过来说中国也是如此。安德罗波夫注意到，在那场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共停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的说法。通过邓小平主席坚持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主动透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勃列日涅夫带话，要求苏方至少满足其提出的三大障碍中的其中一项以显示其改善双边关系之决心的做法，安德罗波夫确信中国领导人已经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放在了一边而以国家利益为重点。这种做法与他本人提倡的中苏关系发展方针相当吻合。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推进中苏关系的全面和解。

尽管在党内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是在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大力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力排众意，不作原则性让步，最终统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意见，并在生命的最后倒数时刻奋力发起最后一击，于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议派遣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访问以活跃双边关系。安德罗波夫还指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同时也是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贾丕才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由此可见安德罗波夫对此的重视程度。

葛罗米柯的小花招

好事多磨，随着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突然去世，阿尔希波夫原定于1984年5月10日的中国之行出现波折。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直接负责安排此次访华事宜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提出，由于中国军队展开了对越南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有鉴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华盛顿与美国达成了采购反坦克和自动防空系统的协议，建议推迟这次访问以显示苏联的立场。苏联驻越南总军事顾问盖纳吉奥巴图罗夫大将也抱怨，在这个敏感时期安排这次访问将会影响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对苏联的态度。由于之前毫无预兆，因此当北京方面在5月9日突然接到莫斯科的通知，称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不得不将访问无限期推迟时，中国政府当然搞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实际的情况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根据保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葛罗米柯之所以一再反对阿尔希波夫的中国之行，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而非反对实现中苏和解。相反，作为苏共领导层的务实派并长期执掌苏联外交部的葛罗米柯一直在为恢复中苏关系而努力。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爆发之初，作为资深外交官和国家重要幕僚，葛罗米柯就冒着激怒老朋友勃列日涅夫的危险大胆进言。他明确指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与中国交恶，只能将中国推向美国。苏联走向世界的阻力来自于美国而不是中国，中苏两国间的矛盾要立足于谈判解决。1964年的边境谈判中莫斯科已承认达曼斯基岛是中国的领土，现在格列奇科把装甲车开上这个岛，使苏联的国际威信受到损害。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是支持和认可了的。现在又要以1861年的《北京条约》作依据，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不符。虽然葛罗米柯的说法在一开始没有被勃列日涅夫所接受，但由此可见葛罗米柯在对华立场上的态度。在后来由他主编的《外交辞典》中，作为职业外交家的葛罗米柯明确指出，19世纪的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可以说，葛罗米柯的务实主张为两国缓解冲突，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葛罗米柯之所以对阿尔希波夫的中国之行不遗余力进行阻挠，纯粹是个人私心作祟。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前往北京启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这一历史进程。曾经长期供职于斯摩棱斯克广场（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俄罗斯外交部所在地）的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回忆说：“在外交部的党委会上，葛罗米柯毫不掩饰他对阿尔希波夫的嫉妒。他认为通向北京的大门应该由他亲自打开。自1957年接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主掌外交部以来，葛罗米柯从不放过任何重大外事活动。更不用提中苏和解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主导权了。”

葛罗米柯在一开始显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花招几乎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当时在中国对于能否实现对苏联关系正常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为数不少，毕竟长达20多年的紧张敌对关系使双方都绷紧了神经。莫斯科突然宣布无限期推迟阿尔希波夫的访问，这对于搞不清楚状况的中方来说不能不引起一些负面猜测。这样在同年9月于纽约举行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外长吴学谦再次向葛罗米柯当面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问北京，葛罗米柯才陡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也正是透过那次磋商，双方最终确定阿尔希波夫的访问日期和大体行程。当然，瑕不掩瑜！在整个推动中苏和解的过程中，葛罗米柯自始至终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们的国家，因为政治要人的私心杂念和小花招牵扯到国家大事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无论是沙皇俄国时代，还是红色苏联时期或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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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天安门

1984年12月21日，在经历了几次推迟和不明朗之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率领着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到了他阔别20多年的中国，这也是1969年以来苏联最高级别领导人访华。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中方给予阿尔希波夫最高礼遇，甚至震动了北京的西方外交界。除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一林举行多次对口会谈之外，阿尔希波夫还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并与李先念、陈云、彭真、薄一波、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分别以老同志的方式进行了私人性质的会面并互赠礼物。故友重逢，相见甚欢。回忆往事唏嘘不已，情景十分感人。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两个一直敌对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谈及此事非常感慨，带着一丝轻微的妒意开玩笑说，早知如此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就应该让阿尔希波夫到中国来打头阵。作为受斯大林委派担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曾经与陈云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一起共事达8年之久，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事隔20多年后再一次相聚，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陈云作为当初苏联大规模援华“156项工程”谈判的实际参与执行人之一，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回顾中苏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曾经这样讲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

从毛泽东主席首次率团访苏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其中《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规定的，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利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了“156项工程”的首批50个大型项目。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双方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包括《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在内的10项文件。至此，苏联援华项目共计156项，通称“156项工程”。后来通过对156个项目进行核对时，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发现有2个项目重复计算，最后确定为154项。之后又有4个项目没有建设，因此进入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因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故统称为“156项工程”。这150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企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上述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体系中设施落后且门类不全，又70%以上畸形分布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的状况，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形成了一批门类较全、工业化急需的现代基础工业。通过对机器制造这一现代工业心脏的布局和建设，用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得以较大提高，中国有了几十个过去没有、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由于一系列大型工业项目，特别是一批新型的、现代化设备项目的建成，使中国工业生产技术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许多部门在生产工艺上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跨越了近半个多世纪，许多门类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156项工程”中的一个重点是建设国防工业，这对于迅速奠定包括航空、航天、兵器和造船等现代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跃进式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促进了本国工业化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差距。可以说，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在1949年以前一百年的发展水平，同欧美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使得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建国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西方曾经这样评论：在当今国与国的交往中，像苏联这样大规模成系统地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工业和国防工业是绝无仅有的。

而此次阿尔希波夫的访问，郑重讨论了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问题的同时，还签订了中苏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3个文件。第一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两国在研究、交换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知识，设计、制造和改造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相互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技术人员等方面加强合作；第二项协定的主要内容则是规定两国交换科学技术团队、学者和专家，交换科技情报和资料、共同研究和交换科技成果；第三项主要涉及以该机构来监督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的协定和协议的执行，促进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稳步发展，共同研究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措施。通过这3项协定的签署，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对于此次阿尔希波夫访华给予高度评价的陈云，特手书条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在这次访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阿尔希波夫在中国外长钱其琛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在此之前苏军总参情报部（GRU）第三局曾经就中国建设经济特区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做过一份详尽的汇报。对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背景和所遭遇的问题，以及特区的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做出了较为精确合理的分析。根据日后解密资料显示，三局总经济师尤里奥西波娃大校曾预言，依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在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带动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有可能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超过台湾和韩国，而中国的广东省将在201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台湾的水平。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广东省的经济产值在2006年就已经超过了台湾。虽然在当时这份报告被认为有些言过其实，但总的来说其分析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份报告在肯定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相当负面的意见。认为中国建设经济特区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认为中国党受到利益驱使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甚至认为北京是想借此向美国示好，以换取西方的援助对抗苏联。报告中尤其对于中国允许私营经济死灰复燃提出批评，在承认私营经济带动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环境的同时，固执地认为私营经济的出现必然将导致中国党的动乱和垮台。

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党的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成就和空前的国际地位，而苏联的改革则导致了一个强大帝国的分崩离析。向来标榜自己要建立人性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到苏联解体后还在质疑中国党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由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杀尽俄罗斯各界精英，致使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近七十年的苏联人对于市场经济根本没有一个起码的概念。被西方甜言蜜语的宣传伎俩搞昏头的戈尔巴乔夫等前苏联领导人，天真的认为只要在政治层面放开而不需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变革，就可以依靠西方的援助实现苏联的繁荣和振兴。对深圳的访问给阿尔希波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深圳地方领导详细介绍特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使苏联客人实际了解到中国党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和危机感。以及中国方面的确是准备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决心。

作为对阿尔希波夫访华的回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于1985年7月11日访问了苏联，并同阿尔希波夫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在此期间，苏联主动提出愿以优惠价格向中国提供电力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并提供贷款协助中国改造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156项企业，双方就此签署了《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和《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参加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除签署《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外，双方还签订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讨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新疆通往哈萨克斯坦铁路建设工程的竣工问题。此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和军事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多，一直到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彻底结束了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

由于长期以来外界对于苏联的国家体制不甚了解，所以对于中苏两国这一时期进行的这些政治活动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对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中国之行的重大意义，和随后签署的几项重要协议的内涵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某些西方分析家认为，就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新华通讯社还发表了一篇有关当前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评论，而且还透露出中国最近在与苏联边界连接的地区加强了军事防御。这显示出在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相互猜疑，是因历史因素和领土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解释方面的分歧造成的，因此，中苏两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决不会因为一次高级领导人的访问而消失。应当说这样的分析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他们似乎忽视了自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以来两国就恢复双边关系所做的各项努力。正如阿尔希波夫后来所说的：“由于客观上我们两国努力使几年来中苏双边关系中出现的积极发展趋势稳定和加强，我的中国之行最终得以实现。”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阿尔希波夫首次访华中缔结的三项协定，在同一时期除经互会国家和印度之外，莫斯科还没有跟任何一个非盟国政府签署过这样的协议。甚至关系良好的越南、古巴和朝鲜都没有这个资格。尤其是伊万阿尔希波夫是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的，这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公开职能是主管全苏的国民经济建设，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个职位上还有另一项任务，虽然不太被外界注意但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主管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在苏联时期，使用“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个术语时，我们不仅要记得那12个专门负责生产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工业部，还要记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有这些部门一起构成了以军事工业委员会为首的权力极大的整体。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委员当中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十三名部长、总参谋长和总参情报部部长。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是军队，而军队也就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只有苏联本身的实力才能与之相比，换句话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都在为军事工业服务。在苏联的任何一个发展经济的5年计划中（不是那些能够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的而是真正实施的计划），核心就是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计划。苏联经济的所有其他部门，比如冶金、机床制造、能源、运输、农业等，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只是为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做准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就是要协调这些部门与那12个军事工业部的关系。

除签署三项协定外，莫斯科还主动提出提供贷款协助中国改造早年的156项企业。要知道这其中也包括那44个军工企业，其中自然也包括航空和航天工业。这就意味着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实现整个国防工业的现代化。自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批准恢复向中国出口米格和伊柳申飞机的零部件，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逐步恢复。苏联同意出售带有军民两用特征的图-154客机和米-8直升机，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双方形成的敌对和戒备心态，以及阿尔希波夫对中国过分友好的态度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特别是他在回国之后大力宣扬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公开提议应该向中国学习的论调激怒了党内的保守势力。在1986年10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身体健康状态不佳为由解除了他的职务。虽然其后莫斯科依然派遣同等职务的高官访问中国，但是双方所取得的进展自然而然地放缓下来。由于担心苏联过早地与中国实现和解，美国派遣了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并签署了合作改进沈阳歼-8歼击机的“和平典范”工程。

歼-8型飞机

多年之后，随着美国中断了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彻底断送了中国空军曾经寄予厚望的“和平典范”工程。中国军方痛感不仅失去了获得先进歼击机技术的机会，也对本国歼击机技术在美国人的面前暴露无遗感到沮丧。在1990年进行的双边军事将领的交往中，中方坦承他们对此的忧虑，他们也对于苏联军方在米格-25叛逃事件后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非常感兴趣。在洽谈采购新型米格歼击机的过程中，中国空军副司令林虎中将（译音）向苏联空军总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上将透露说，即使美国人不再返回这一项目中国空军也将继续支持这一计划进行下去。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正在组织科研力量，整理与格鲁曼公司合作期间的技术档案和资料，力图从中获取有价值的部分，以便依靠自力完成“和平典范”工程所要达到的技术目标。与中国空军拥有的歼击机相比，“和平典范”工程涉及到的这个型号在包括航程和全天候作战能力等总体性能上有质的飞跃。中国空军希望在这个型号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较现代化并更为可靠的防空体系。当然，对于外界来说则不仅是苏联、日本和美国也同样关注这种后果。

还是在1986年第一次得到中美展开有关合作的消息时，军事情报部门就断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空军的，缺乏全天候空战和对高空高速目标进行拦截能力的这一系列难题将在未来五年内获得彻底解决。在80年代能够引起苏军总参情报部（GRU）关注的中美军事合作就是歼-8格型飞机（情报部九局将经格鲁曼公司改进的型号称为歼-8格），除了这款飞机的出现对于中国空军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界在工艺和技术规格上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倾向也做出了冷静而准确的判断。多年后当中国引进苏-27歼击机的生产专利时，情报部门一再提醒相关单位注意这一问题，可惜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声音。最新消息显示，在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持下，沈阳工业集团已经完成了按照西方技术标准对苏-27进行改装升级的工作。无独有偶，那时在苏联航空工业内部也在就型号发展过程中的工程应用西化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以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兼苏霍伊设计局总设计师米哈伊尔彼得罗维齐西蒙诺夫为首的革新派，在1978年提出将T-10工程全盘推倒重来的基础上完成了苏-27飞机的同时，提出有选择地参照技术标准研制三翼面布局的苏27M多用途歼击机。虽然这一大胆的举动遭到了诸多非议，但是在航空工业部部长伊万西拉也夫的坚定支持下，苏霍伊试验设计局和阿穆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KnAAPO）开始了苏-27M漫长的研制过程。这也可以解释苏-27飞机因何受到中国方面的青睐。但在当时，北京显然是期待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使其获得梦寐以求的成套技术。

早在1979年中国军队结束了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后，总参情报部（GRU）所属第九局就曾不止一次地向阿尔巴特军区首长汇报，中国空军正致力于解决歼击航空兵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同一时期，海军情报部也有类似的报告。虽然理论上海军情报部部长也是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海军上将军衔），受情报部部长（陆军大将军衔）直接领导并接受第五局的工作指令，但是海军情报部部长有直接向克里姆林宫汇报工作的特权。1982年秋，隶属于海军宇航情报局的电子侦察船在对马海峡西南作业时截获大量驻鞍山的歼-8歼击机空地语言引导的通信内容。之前驻北京的工作小组注意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参观沈阳歼-8生产线的消息。在中国的官方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这种体积庞大的双发歼击机，并一再强调国产高空高速歼击机研制成功的重大意义。九局十处所属的航空兵器战术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对多种途径获得的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结合茹科夫斯基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对歼-8飞机进行的反向摸底研究，其得出的结论是，在歼-8飞机的发展上中国还是偏离了方向。这类气动外形的歼击机，适宜于作为国土防空截击机，然而中国的防空体系建设却无法与之有效配合。

1969年之后，中国空军将主要力量部署在北京、沈阳、大连一线，同时也没有放松在东南沿海的部署。这几处是最容易侦察中国空军技术状况征候的地区。总参情报部（GRU）在1974年整理的有关报告认为，中国空军在北京和辽东半岛部署有自动防空指挥系统，此外在东南沿海部署有相应的系统。但是根据后来朝鲜人民军总参侦察局交换的情报显示，中国空军根本没有部署这一系统的征兆（实际上中国空军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建设起类似的系统）。为此遭到政治局非议的情报部部长“米哈伊洛夫同志”倍感难堪的同时，还要忍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KGB）安德罗波夫大将借这次失误对自己这个过去的同事，现在的竞争对手毫不留情地冷嘲热讽。即使是情报部分区指挥点的话务员都清楚，如果不是因为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大将（化名：米哈伊洛夫同志），这个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情报部部长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为卖力地保护军队的利益，从而获得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大部分委员的大力支持，尤里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送进苏哈诺沃疗养院活埋掉，就如同当初斯大林处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大将那样。当然，米哈伊洛夫同志对此也是了然于胸。他本人就是逮捕并处决前任部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谢罗夫大将的行刑者之一。

深知其中厉害的米哈伊洛夫同志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工作，调集了本部门的精兵强将准备大干一场。很快，由六局（电子侦察局）和远东军区情报部组成的工作小组（东方战线的前身），在宇航情报局和太平洋舰队电子侦察部队的全力配合下，终于摸清了中国空军的大致情况。由东方战线提供的情报表明，中国空军一直都在使用苏军早已淘汰的模拟制式空地电台，只要在机场附近，用调频收音机就能收听到空地通话。部分任务报文通过口诵报文密码通知飞行员。总之，这类指挥体系，在60年代初期已经很难适应作战需要。但是中国空军一直到80年代初还在以此为主要指挥手段。1979年中越边境形势恶化期间，情报部门曾经质疑中国是否发展出类似苏联的系统在局部地区运用。驻金兰湾的海军情报部特遣分队派出的远程侦察机并没有截获到类似“空气”系统那样的定向信号，也没有截获到较大容量的数据报文信号征候。在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歼-8格项目中提到的防空自动化接口指标也非常贫乏，九局由此判断中国没有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歼-8格项目即便完成，也不可能将歼-8格的作战性能提高到苏联防空截击机的水平。从50年代起国土防空军的截击机装有自动引导系统，无论在苏联境内或监控的周边地区，截击机都能获得强大的自动引导服务支持。将截击机自动引导到武器射程以内，然后向截击机飞行员交班，由飞行员接管驾驶。此前，自动引导系统已经将飞机导入截击雷达作用范围。而中国空军的引导体系一直采用人工作业，这很难在复杂条件下实施拦截作战，也容易受到干扰和产生混乱。

在90年代与中国空军的交流过程中，证实了们当初的意见。歼-8飞机的性能并不具备执行拦截高空高速目标的能力。到1989年时，歼-8I型的机载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仅30公里，携带的是近距红外制导空空导弹，需要在气象条件较好的状态下由地面指挥所提供非常精确的引导，才能对高速目标勉强构成威胁。尤其是中国当时的短距空空导弹不具备迎头拦截能力。携带短程导弹的截击机引导要求精度更高，中国空军的指挥系统当时缺乏这种能力。

实际上即便是当时最新型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对于迎头目标的寻标也是极为不可靠的。中国对于苏联空空导弹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当初工业部门从中国送来的美制“响尾蛇”导弹残骸中提取了相当完整的红外寻标器，分析和测试的成果是由两国共享的。这种导弹的结构在此后20年中成为苏制短距空空导弹的主要样式，可见其影响之深。由于科研和工业基础差，中国在获得了相关成果后在很多年里没有发展出可投入实用的产品。他们似乎一直停滞在小改动，没有根本性技术更新的阶段。80年代初痛感技术差距过大的中国空军分别从以色列和法国引进了全套的“怪蛇”Ⅲ和马特拉550型导弹，才取得了相对先进的红外寻标器技术，部分弥补了技术上的差距。通过对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向伊拉克出售的红外空空导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导弹多数采用点源制导，但最新的感光元件采用了两个不同波段的对称传感窗口，这是所谓的双色制导的一种典型模式。与在黎巴嫩收集到的以色列导弹残骸结构情况很接近。不过这型导弹并不是从以色列引进仿制的PL-8型，而是类似PL-5的亚改型。这表明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尝试应用西方技术，但是其基础并不足以使这种努力达到与西方同样的效能水平。这样的导弹和歼-8歼击机构成的拦截系统，对于西方和俄罗斯的主战型号几乎是无效的。

对于歼-8飞机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缺乏可靠的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和制导发射这种导弹的能力。关于中国研发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情况，因为当时有苏联专家的参与所以莫斯科一直比较清楚其发展状况。两国关系紧张时期，总参情报部（GRU）主要依靠越南和美国的情报渠道。越战期间，中国派遣防空部队进入北越参战，并将他们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运回国内。苏联驻越军事顾问团的防空军导弹专家马特维布拉尔斯科夫上校汇报说，他在河内北面的清化（那里是苏联和中国防空部队防区交叉的区域），看到一架相当完好的美国空军F-4飞机残骸被中国部队拆走的情形，上面至少有2枚较为完整的“麻雀”导弹。此外中国海军还曾在南中国海打捞起更为完整的导弹和飞机。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设法取得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技术样品，这是加紧研制这类导弹的征候。莫斯科曾据此得出中国空军将取得一定程度技术成果的结论，但是直到中俄军事交流步入正常化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才逐渐明朗。实际情况是，中国空军一直到90年代初不得不采用短距空空导弹为主战装备，一直到装置R-27中距空空导弹的苏-27歼击机交付使用。

因此可以说，中国空军当时的这种配置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绝对是力不从心的。苏联时期国土防空军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在远东的拦截行动中，曾经有很多次因为系统问题导致远距空空导弹无法解锁，飞行员只能依靠短距空空导弹补充攻击。这使得截击机必须设法机动到离目标很近的位置，然而地面系统此时提供的引导信息无法满足近距离的机动需求，必须依靠本机雷达从很远的距离上保持跟踪状态。这使得我们的截击机在进入发射圈之前，就处于敌机携带的中远距空空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一情况直到米格-31重型截击机服役后才有部分好转，由于配套的“剑”式雷达和KC远程导弹的研制进度滞后造成飞机的性能无法获得全面发挥。虽然不能确定中国空军是否遭遇过此类问题，但使用歼-8飞机进行拦截作业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中国空军的地面人工引导误差更大，在复杂条件下飞行员很容易错过战机。就这样一直到1985年以后也未见中国空军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即使是最新型的歼-8I歼击机服役后也不曾给双方的军力对比带来多大的影响。

阿尔巴特军区在获得情报部门提供的，中国空军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8I进入服役阶段情报后，在例行的“首长司令部-乌拉尔防空指挥自动化战备演习”中特意组织了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模拟演练。第79近卫重型轰炸机师派遣四批各两架图-22M远距轰炸机从新西伯利亚方向转场突防通过远东军区的防区，第14防空集团军驻捷姆基机场的苏-15截击机和乌拉尔军区防空部队所属的米格-23ML歼击机，尽量模拟中国空军的作战模式，在地面指挥所通过人工引导状态进行拦截。所有起飞的苏-15和米格-23ML奉命关闭雷达，在只携带短距空空导弹的情况下，完全接受地面指挥员的口令实施拦截作业。结果证明这种战法对于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的图-22来说是极其有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飞行员也仅仅获得一次射击机会，且大都是在投弹完成之后，这意味着轰炸机已经完成了空袭任务，以苏军防空作战条例而言等于宣告拦截任务失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远程航空兵对于歼-8系列的服役无动于衷。这里还要提到所谓的歼-7Ⅲ型飞机，这是中国第一种在役的安装有火控雷达的歼击机。总参情报部（GRU）九局的航空技术专家曾经推测其作战性能与防空部队的米格-21Bis差别不大，米格-21Bis同样也进行过拦截图-22M的战术模拟，拦截成功率同样不高。这种飞机的出现是应急之作，表明当时中国空防存在严重的缺陷。很多多年后在中俄军事交流中，证实了当时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歼-8格项目在1990年终止，但是中国技术人员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收获。他们获得了格鲁曼公司对歼-8飞机的气动，以及结构改进的完整技术资料。获取了先进的总线技术资料，以及相关的航空电子系统的部分设计资料。但是这些设计几乎都基于美国或西方的技术产品，基于当时美国和西欧都对中国进行制裁，使得中国无法获得这些产品。而本国这类产品是空白，这使得自主改进歼-8格飞机变成了需要完善电子工业体系的庞大工程。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目的，必须依托对外军事技术合作。这个合作最可能对象就是苏联。在开发歼-8格和超-7飞机的过程中，格鲁曼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专才。在90年代初期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过程中，苏霍伊设计局和其他部门的俄国专家发现，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型号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并没有沿用过去米格飞机的套路，而是熟练地应用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体系结构和细节处理思维。在后来与法国达索公司的交流过程中，法国人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人搞的基本都是沿用美国人的那一套。这在他们与沈阳和成都飞机企业进行合作的时候已经有所察觉。中国方面甚至参照美国的军事技术标准修订了一套全新的国军标，这对于俄罗斯也是一个很有成果的交流，至少我们的设计部门通过与中方的交流了解到美国人在军用飞机设计上的思维模式。据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南中国海撞机事件后曾经向以色列抱怨说，歼-8歼击机上挂载的是“怪蛇”Ⅲ导弹的中国版。而以色列人则毫不示弱的回敬说，我们只是售产品给中国，是你们教会中国人如何打造现代化飞机！

不过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中国方面一直固执地企图将歼-8格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系列。应当承认歼-8格是一种很不错的截击机，但无论是对场地的要求，以及技术性能等，都不适合作为争夺制空权的前线歼击机。中国空军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工业部门为了争取更多的发展项目和资金支持，一直在致力于将这种截击机发展成为制空歼击机，甚至多用途歼击机，而这些努力注定是得不偿失的。歼-8格的结构决定了很难挂载大量的空地武器，尤其是防区外发射的重型制导武器。现代化的多用途必须具备这类载荷能力，才能有效地执行所赋予的战斗使命。这恰恰是歼-8格最大的瓶颈，而中国的工业部门却乐此不疲，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海军情报部曾经推断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仅有这一型号进入了成熟阶段所致，在更为现代化的歼-10完善之后，这一进程被终止。

北京攻略

还是在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亚佐夫执掌国防部的时代，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哈耶谢夫大将在一天之内接连给总参情报部和空军总司令部发去两份措辞严厉的公文，要求这些部门领导遏制军官层中道德败坏且无法无天的行为。因为这种道德败坏不但已经严重影响部队的安定和国家安全，而且还表现的特别可耻！这样严厉地斥责由副总参谋长领导的情报部门和一级军兵种主帅，在那一时期的阿尔巴特还是非常罕见的。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中国的代表团由外交部和外贸部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私自进入远东军区第14防空集团军所属捷姆基机场。此前部队并没有得到外事部门的通知，外交部门的陪同人员直接找到了集团军司令维克多科列斯尼科夫中将，在出示了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上将签发的一份模棱两可的文件之后，这些不速之客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守卫森严的基地，直奔停机坪。当时跑道两头各有一架值班状态的米格-31，而且是满挂载。当值班军官出来询问时，领队的苏联官员声称已经得到了批准，并且拉出陪同的总参情报部军官交涉。值班军官最终让了步，准许他们参观停在机库的备份值班飞机。这些中国人登上了飞机，并且参观了挂载的武器和座舱情况。只是在值班军官一再坚持之下，参观者才没有公开拿着相机拍照。

国土防空军总司令伊万莫伊谢耶维奇特列季亚克夫中将在很晚的时候才得知此事，对于中国人进入战备机场一事，科列斯尼科夫中将并没有抱怨什么，是由负责守卫机场的KGB部队主官越级上报的。尽管是在和平时期，但国土防空军的新型主力机型一向被视为镇军之宝，不但从不输出甚至连国外基地都不曾部署。现在居然胆敢让尚处于半敌对状态的中国人如此近距离地参观防空部队最重要的米格-31！总参谋长的气急败坏也是情理之中。究竟是谁赋予胆大妄为的科别茨这样的权力？莫哈耶谢夫大将甚至断言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已经卖身给中国人了，就好象外交部的那个中国通贾丕才一样被中国人用一台深圳组装日本索尼摄像机收买了（阿尔巴特内部对于副外长贾丕才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温和表现不满已是公开的秘密）。更重要的是，情报部门的军官居然也涉及其内，这就好象有人在说KGB反党一样滑稽可笑但又确实发生了。不过随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无论是在阿尔巴特军区或是其他部门，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不久后，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和参观团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军事基地和工厂。根据调查，其中很多并非来自中国军方，也并非专业人员，更多是出于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神秘感而借机参观。但是一组中国军方人士却在1989年底参观考察了米格-31歼击机。这一切都是在苏联总统办公厅和当时的外交部长，后来曾任格鲁吉亚总统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就在阿尔希波夫于北京签署《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之后，合作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就迅速展开。由于此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和解，北京和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里，军官们还在将对方列入主要的作战目标，因此这个合作委员会在一开始就必然被赋予一些其他的色彩。由伊瓦舒京大将领导下的部门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对中国的业务开展的非常之不得力，在中国政治路线的变化和中越战争等方面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前后矛盾且时效性很差的。尤其是发生在北京镶红旗的“黑车事件”，更让克里姆林宫感到丢人的同时对军情系统大加鞭挞。在受到政治局一连串的羞辱之后，伊瓦舒京大将决心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展开对华情报侦察工作的重新部署。

理论上，在苏联时代派往官方代表的每个需要的国家都有一个总参情报部（GRU）的秘密特派站。这与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秘密特派站平等存在但互不隶属。这样在苏联的每一个海外聚居地都无形地分成三个组织：以大使为首的“干净组织”，即真正的外交官和记者及外贸、民航、海运和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代表；总参情报部（GRU）的秘密特派站；KGB的秘密特派站。一般来说总参情报部（GRU）的秘密特派站过着隐居孤立的生活，所雇佣的人员数量要比其他两个组织的任何一个都要少得多。平时若非工作需要也绝对不与其他两个单位发生任何联系。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担负的任务有所不同，其感兴趣的领域也不尽相同（虽然二者的工作方法几乎一致）。KGB的主要任务是，不让苏联从内部被搞垮。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经过60多年的共产党统治之后苏联人民绝对不会对中国的任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丝毫兴趣。来自苏联的叛逃者除非疯了才会想到中国去，因此中国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相反，KGB对香港和台湾的兴趣明显要大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

而总参情报部（GRU）的职能则是，防止来自外部的打击搞垮苏联。因此他对外部的任何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情报感兴趣。具体到中国，从一开始关注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变动到之后与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合作有可能进入中国的F-16和幻影2000歼击机。因为总参情报部（GRU）本身拥有相当数量专业背景的技术军官，尤其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西方和中国之间进行的军事技术合作进行评估，特别在军用飞机和火箭发动机以及导弹武器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委托中国航空工业生产客机零配件而向中国输出大量先进设备和工艺技术，这样的做法对中国航空工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苏联而采取的迂回作业方式，以便向中国输出现代化军用飞机技术？美国声称将帮助中国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目的何在，是否将帮助中国提升其弹道导弹技术？这一切都让莫斯科感到不安。在原来的秘密特派站因为“黑车事件”而被中国消灭间谍局（注：原文如此）连根拔除后，总参情报部（GRU）利用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机会重建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派站，也就是新一代“东方战线”小组。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的前夜，商品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国党积极鼓励商品经济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经营发展，也鼓励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兴办企业。这些对于莫斯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克里姆林宫当然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抱有极大兴趣。由于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KGB官员的监视下，除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之外几乎无所作为。莫斯科授权给“东方战线”的工作人员进行商业贸易的权力，在资金和运输通道上也给予方便。当然，其根本目的是为情报人员搜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情报提供保障。自上世纪30年代肃反扩大化运动结束后，总参情报部（GRU）的一项传统是尽量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中招收新人，对本部门也只考虑已经退出现役干部的子女，以根除在挑选年轻干部时有可能出现的舞弊现象（在这一点上与KGB总是挑选本部门现役将军和上校的子女形成鲜明对比）。总参情报部（GRU）在培养新人的过程中重点考虑的是大约10%的平民子弟，这些年轻人不像高干子弟那般桀骜不逊难以控制，且吃苦耐劳勤学肯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上级领导的忠诚和对于分配到的任务不会挑三拣四。

公平地说在当初选择这批干部时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在新成立的“东方战线”中，的确有一批肯吃苦且工作积极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不过并非是按照莫斯科原先所设想的方向。正如中国党领导人自己常讲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这对于“东方战线”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在与中国的政府官员，个体商贩和警察甚至是情报部门的交往中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和商业通道。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足以说明他们与中国同行的密切关系。中苏和解后不久，一名教学访问的苏联冶金专家在著名的北京秀水街市场（译音）采买了一件皮质大衣。在他返回住所后发现这件衣服的质量有问题，在翻译的陪同下他找到那个出售劣质产品的商人要求退货，但被对方无理蛮横的拒绝了。过了很多天，他在与合作委员会的一名旧相识聚会时谈到了此事。他的这位老朋友立即拿出当时在苏联还很少见的手提电话并打给了一名高级中国军官，很快几名健壮的中国青年就在那名翻译的引导下再次回到了事情发生的地方。这些训练有素的打手们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缺乏商业道德的家伙，当地的警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最后，被欺骗的人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那名可怜的假货经销商被告知：“绝对不允许蒙骗国家请来帮助我们的客人。”

由于他们本来就担负有侦察中国经济情报的任务，所以在“工作需要”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下，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后来竟然发展到利用情报部门直属的运输航空兵甚至海军的辅助船舰来满足“工作需要”的地步。起先上级领导部门对此非常不满，阿尔巴特曾经数次发函给总参情报部（GRU），要求他们遏止外派情报工作人员中道德败坏和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的现象，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本职业务上来。上级机关警告说，那些肥头大耳的“北京烤鸭”们（阿尔巴特军区对东方战线的谑称）如果忘记了自己应尽的本分，就要好好回忆一下雅格布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虽然在欧洲和中国为红军筹集了大量资金，但还是没有摆脱悲惨的下场。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尤其是当阿尔巴特的将军们发现那些能干的“倒爷”从遥远的北京发回的家用电器和生活日用品把歌廷卡中央机场的小卖部和阿尔巴特军区大院里的生意搞得如此红火时，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一些头脑灵活的将军干脆直接加入到这个日益壮大中的商业队伍中去。随着“新思维”的推广，整条阿尔巴特大街都变成了集贸市场，那么要进行商业活动的话没有商品是不可以的。苏联军队中就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从载重汽车到直升飞机，乃至防空导弹和新型歼击机。一些在经商领域有着与生俱来天赋的军官们展现出苏俄军官团特有的高效率，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前苏联第一批发家致富的百万富翁，乃至今日俄罗斯政经界富有影响力的亿万富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公爵”。这其中就包括了在“发动机事件”中名声大噪的“柳别尔齐公爵”，前空军上校季米特里塔利斯曼伊柳京。

（未完待续）

请看下期《峥嵘岁月》

真是惊心动魄啊

峥嵘岁月

进入90年代，苏联已经进入非常时期。1990年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来说，是混乱而动荡的一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上台以来推行的公开化和新思维政策因为操作不当和速度过快，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1989年8月，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人链活动。活动公开提出“脱离苏联”的口号。在波罗的海地区，当拉脱维亚首先带头搞起民族复兴和独立运动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KGB）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曾向戈尔巴乔夫建议，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但苏共中央政治局没人敢站出来承担使用武力的后果，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居然以“美国警告如果使用武力将停止对苏援助”为借口反对出兵！莫斯科实际上的不作为导致了最佳时机的白白错过。

当然，那并非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话题。

序曲 元帅很生气 后果……

1990年的春天对于皮洛戈夫卡（莫斯科市内，苏联空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新任掌门人来说，感觉并不是太好。自接替亚历山大叶菲莫夫空军元帅成为苏联空军总司令以来，空军上将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就忙于应付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和麻烦。（俺老孫曰：这位和二战初期的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空军元帅什么关系呢？）这其中有意外发生的，但更多的是人为设置的。这搞得他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沙波什尼科夫依然面带微笑，从容不迫。这得益于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在一线部队中服役了20多年的老飞机员，沙波什尼科夫已经练就了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就好象他经常对人说的：“歼击机飞行员，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最棒的！”

就在今天早上，准确地说应该是两个小时以前，沙波什尼科夫刚刚被脾气暴躁的苏联元帅亚佐夫在电话里教训了一顿。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在他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那栋醒目的白色大理石贴面十八层大楼的办公室里咆哮着（莫斯科市中心街道，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几乎要把国防部大楼的房顶掀翻。

“怎么回事？空军上将同志！收土豆收砸了吗？命令是清楚无误的，向中国同志重点介绍米格-29飞机！干吗要鬼扯什么苏-27？怎么还需要我这个国防部长亲自跟您解释一遍，还是您想教训一下政治局。”

满腔怒火的国防部长临了还给空军总司令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要去插手您不该管的事情！要记住，在这里比阿尔巴特还要高的只有政治局和太阳。”

国防部长故意把“政治局”这个词念得很重，显然他对于沙波什尼科夫这个胆敢公开表示支持“军队国家化”的空军上将非常不满。所以要借此来提醒他，这支军队依然是由苏共领导下的武装。而空军总司令本人，也必须服从苏共的领导。

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的坏脾气在军中可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在远东军区当司令的时候，曾经带领着将军和上校们组成的“将校理发队”在大街上围堵发型不符合标准的军人，然后当场将他们剃成秃子再送去关禁闭。任国防部干部总局一把手时，人们经常看到别戈夫大街上游荡着失魂落魄的军官。不用问，那是被局座亚佐夫大将“修理”后的结果。西德青年马赛厄斯鲁斯特驾驶着轻型运动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借机换掉了不称心的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将领，亚佐夫被提拔到军权的最高点，任国防部长并授予至高无上的“苏联元帅”军衔。

德米特里亚佐夫上任的第一天就让大家充分领教了一下苏联元帅的威风！他虽然没有拿着那把著名的推子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给军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但是却颁了一条更让人受不了的规定。那年夏天莫斯科特别的热，超过了摄氏30度。本来大家已经换上了不打领带的短袖衫（条例允许的）。但亚佐夫元帅却命令所有的军官穿打领带的长袖衬衫，并下令惩罚所有违反这一命令的人。得知此事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国防部长！下令出汗》的短文，对这一刻板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从心里赞同报上的观点，但阿尔巴特军区内的许多人依然把这当作是批判武装力量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对军队的不敬，而神圣的军队是绝对不容许被批评的。不过与之后越来越多的谩骂攻击相比，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亚佐夫不止一次地向戈尔巴乔夫抱怨有人在往军队身上泼脏水，总书记只是说句笑话就敷衍过去了，他告诉国防部长，批评是苦的，但是良药。列宁也曾这样说过，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强调的。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是一位打前线锻炼出来的，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人。无论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与德军鏖战在列宁格勒城下，还是战后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组织和进行过无数次的大小演习。在历来讲究论资排辈的苏联军队中，亚佐夫因为他无可争议的经验和战功而备受尊重。但他为人脾气暴躁且严厉，给人以难以接近的感觉。原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后任苏联陆军总司令米哈伊尔扎伊采夫大将曾经向原中亚军区总司令，后来的华沙条约组织联合力量总司令弗拉基米尔洛博夫大将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旦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面对潮水般涌入的中国军队要如何应对。洛博夫大将回答说：“只要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板着脸扯着嗓子大吼一声，准能把入侵者吓跑。”

没有一架米格飞机能飞到第聂伯河中间

国防部长一大早就抱着电话嚷嚷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这两天来告状的人把亚佐夫元帅搞到火大。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沙波什尼科无空军上将陪同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驻扎于莫斯科市以西50公里的库宾卡机场，参观著名的“首都卫戍部队”的第234混合航空兵团（阔日杜布空军元帅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在这里苏联飞行员通过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向中国贵宾展示了米格-29歼击机、米格-23MLD歼击机、苏-24前线轰炸机和苏-25陆军攻击机。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将于下个月由刘华清上将（译音）率领的大型军事-军工代表团访苏前的最后一次前哨铺垫，很显然，莫斯科希望中国方面能够选择的范围是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空军上将沙波什尼科夫在观看飞机表演的过程中，自顾自地向中国空军副司令介绍起了苏-27飞机，而在莫斯科原先设计的方案中是没有这个型号的。问题很快显现出来了，北京强烈地要求采购苏-27飞机，并声称除了这个型号之外将不会考虑其他的苏制飞机。当国防部军事贸易总局的维克多察尔科夫上将和总参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上将分别把这一消息汇报到阿尔巴特军区各自的“老板”那里后，总部机关没能保持住平静。航空工业部、苏霍伊设计局和米格设计局也沸腾了好一阵，有人兴奋，有人惊讶，更有人感到忿忿不平……

亚佐夫元帅为此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国家委员会主席ИС别洛乌索夫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慢慢吞吞地告诉他：“是有这么回事，任尼亚（沙波什尼科夫）好象是跟中国同志说过些什么。可是大家都说了很多话，谁又能记得清楚那么多啊！”

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顿了一顿接着说：“应该是在合唱北京-莫斯科之后，空军总司令即兴念诵了一首果戈里的抒情诗，当然他自己改编了一些内容，‘没有一架米格能飞到 第聂伯河中间！’呵呵，亏他想得出来。您是知道的，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飞行员嘛，都是些浪漫的人。再说也应当承认……”

“浪漫的人？鬼扯！军队不需要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应该去文化宫或去当诗人。”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是步兵出身，向来信奉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在远东军区时，亚佐夫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就下部队视察工作。有一次军区司令在深夜驾临空军指挥所，发现里面的人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看美国电影。他老人家几乎将指挥所的大门一脚给踹下来，之后他命令那些浪漫的飞行员们在第二天中午穿着毛料制服在大太阳底下听他训话，当时的气温已经差不多接近40摄氏度。不过这次可不一样，国防部长脾气再大也不能去踹空军总司令部的大门，更不用提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大门了。苏联元帅心里有些明白，这个事情不一般。他了解别洛乌索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如果说空军上将在政治上有些幼稚的话，那么在日常工作和待人处事上是有脑子的。别洛乌索夫更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家伙，做任何事情都会先过过脑子。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从另外一面来讲，传说是真的，至少在提高空军的地位和苏-27的事情上他俩是同一阵线的。

估计是格鲁乌驻北京的组织被国安给一锅端了吧，详细情况还要河里的朋友找国安或者公安的知情者披露一下。

看到“流金岁月七”这里，就已经得到16枚钱铢了（8+4+4，共三次），还有一次通宝！老孙这里是块宝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