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华北大间谍案全盘内幕 -- click

《华北大间谍案全盘内幕》全文选自中华民国五十年（西元1961年）《春秋》杂志总第85期同名内容。

关于作者，根据有关文章及其他资料判断，HGC成员疑《华北大间谍案全盘内幕》作者“塞外客”为孙连仲原参谋长金典戎笔名，惜不及从《春秋》杂志得以确认。特存疑以待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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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间谍案全盘内幕

作者：塞外客

　　〖自从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以後，一九四六年一月使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这个调处机构，一共包括国共和美国三方的代表，国府代表是当时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共方代表则是现在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至于美方代表人员，自马歇尔元帅以下，也有很多人到了北平。

　　那时，北平市政府为了招待国际友人，就在东交民巷台基路，旧奥国公使馆的故址，组织了一个「中西俱乐部」。这块地方，环境相当清幽，院内花木扶疏，绿茵铺地。俱乐部里设备之完善，更不待言，有餐厅、有茶室、有酒吧间、有休息室、有网球场、有游泳池；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宽敞堂皇的聚会室。如果要有人利用这里开开会、请请客，可以说是最理想的所在。〗

　　中西俱乐部里风光

　　中西俱乐部既是为了军调部而设，周围都设有岗位，以资警卫。当时共方要人如周恩来，叶剑英、徐冰等，都常在这里出现。

　　除了军调部的人员以外，那时的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夫妇、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夫妇、北平市市长熊斌夫妇、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夫妇等，都在这里时有出入。奇怪的是当时第十一战区的较高级人员如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心清和他的小女儿、军务处处长谢士炎、外事处处长胡钟京、副处长陈融生，以及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丁力行等人，都成为俱乐部的常客，这当然都是沾的孙连仲长官的光，因为如果没有特别许可证，这里照例是要挡驾的。

　　在这些人之中，风头最健的首推余心清了。他瘦瘦的身裁【HGC：“身裁”，原文如此。】，高高的个子，斑斑的白发，一面孔嘻嘻哈哈的表情，对任何人都好像抱有极大的好感。记得是一九四六年的初秋，他穿起一件白色毛线上装，白色短裤，白色毛袜，脚下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手上拿着网球拍，全副装束，十分讲究，经常的在球场上驰骋。孙连仲夫妇都喜欢打网球，所以余心清便成了他们的一个良好对手，在表面上，余心清跑到俱乐部来，似乎完全是为了要陪上司打球。

　　除了余心清以外，谢士炎、陈融生、丁力行这几个人，在俱乐部里来来去去，也非常活跃，我去过几次俱乐部，每次必遇见他们。

　　陈融生是第十一战区外事处的副处长，丁力行是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他们两人经常的追随在孙长官左右，还说得过去。惟有谢士炎，他是军务处长，掌管的业务又属於单纯的军事性质，他本身的工作本来很忙，跟这些人又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他为什麽要经常的往这里跑？日子一久，就不能不引起特工人员的注意了。

　　白费气力的扫荡战

　　在那一段时间的华北战场上，国共两军作战，已经出了毛病，当国军大部集中以後，共军总是事先闻风而遁，似乎有人通风报信似的，使国军失掉许多次捕捉共军主力的好机会。相反地，假如是国军小部队采取行动，又一定会遭受共军有计划的奇袭，被他吃掉。共军对於国军出动的时间、地点、兵力等等，都弄得非常的准确，分明是里面有了文章！

　　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那时国共的调处，已告失败，华北当局会计划实行一次对共军的「冀中扫荡战」，为了要捕捉聂荣臻的主力，国军动员了四个军的兵力，准备集中使用。此外，还把傅作义所部第卅五军，也由察绥方面抽调过来，希望一举把聂部歼灭。事前国军在兵力调动方面，粮秣弹药准备方面，都做到了相当保密的程度。可是，当大量部队开始行动以後，沿着平汉铁路北段两侧，如保定、高阳、博野、蠡县，望都、无极，一直伸入定县城郊这些地带，连半个共军的影子都没有碰到。

　　不仅如此，而且早在几天以前，共军已经在这些地方实行了「坚壁清野」的对策，把民间的健壮男女，以及粮食、锅灶，全部搜迁一空。剩下来的只是一片荒凉的村落，和少数老弱妇孺，使国军白费一番气力，辛苦部署，毫无收获。

　　这样一来，若干高级将领都认为这是自己军事机构里面，有了敌人的间谍渗入，这个仗如果这样的打下去，太危险了。非先从肃奸和保密这两方面同时入手不可。

　　发现几个可疑人物

　　说到肃奸，就是政府特务人员与共党间谍人员斗法的好戏了。当时在华北负责的「保密局」的高级人员马汉三、倪超凡、毛惕园、张公度等，即开始决定了初步的侦查工作：

　　第一，是注意检查邮电。

　　第二，是截收各无线电台所收发的电报，拿来加以分析；同时，并搜查本市的秘密电台，以期发现新的线索。

　　初步侦查的结果，成绩还算不错，因为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知道我方泄露出去的电报，对於国军调动的日期、地点、人数、装备，和部队作战能力等，都非常正确。而且情报做得异常迅速。这绝不是一个普通间谍人员所能担当的任务，於是，更进一步的缩小侦察范围，由注意高级司令部里面的幕僚人员方面入手。

　　根据以上线索，经分头严密侦查之下，这个案子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头绪。原来那位经常和孙连仲将军在「中西俱乐部」打网球的余心清，和十一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谢士炎，以及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丁力行等人，都是可疑的人物。至於那个「中西俱乐部」，就成了他们经常连络和交换情报的所在。可怜孙连仲还一直蒙在鼓里。

　　西北军中的余牧师

余心清和笔者原是多年的老友，他如今是中共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中共「人代会」典礼局长。他是安徽寿县人，他在北平那年大概已经有六十左右年纪。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早年曾在河南开封教堂做过牧师。一九二二年「基督将军」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由于冯氏信仰基督，常赴教堂做礼拜，因此就和余心清认识了。

余为人小有聪明，嘴又能讲，和冯玉祥自然很谈得来，于是冯便邀请他到军队中做传教工作。从此以后，西北军的人，都知道他们军队里面有了一位「余牧师」，而不呼其名。

从那个时候起，余心清便加入了西北军工作，他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担任「西北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西北军的官兵，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没有不认识他的。

　　余心清的政治欲望很高，他因为长期追随冯玉祥，在心理上未免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面对蒋先生极端不满，凡是有「倒蒋」的运动，他一定参加。一九三四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他还是跑了去，当了一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短命经济部长。

　　闽变失败後，他是军统局「黑名单」上的人物，所以他一直是到处「躲躲藏藏」，不敢公开露面。一直的到抗战军兴，全国在「一致团结」对外的口号下，蒋冯二氏都携手合作了。像余这样的小人物，自然是在宽恕之列，他才敢公开出来活动。

　　在抗战时的重庆那段时间，余心清就住在冯王祥家里，他的英文底子不错，常常替冯翻译一点文字，对外宣传。此外，也由他替冯联络联络民主人士。

　　余和冯，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尽最大的可能来拆蒋先生的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不惜使用出「浑身解数」，悉力以赴。抗战初期，他和冯玉样在默契之下，常常利用西北军同仁的老面子，到那些旧西北军队伍中去做连络工作。

　　西北军的老同仁，如宋哲元、张仲连、孙自忠【HGC：“张仲连、孙自忠”，原文如此；当是“孙连仲、张自忠”之误植。】、冯治安、刘汝明等都很讨厌他，认为他是一个「危险份子」。常常当面和他开玩笑，称呼他是「红色牧师」。看见他来了，少不得送他几文路费，叫他一走了事。所以在西北军中，除了冯玉祥以外，他讨厌任何人；也就是说任何人也都讨厌他。

　　聚兴诚银行的秘会

　　那时，他看到游说的办法已经此路不通，只好仍旧回到老冯身边，依然替冯做点拉拢民主人士的工作。到了抗战末期，国共决裂已成表面化，他和李济深，张澜、龙云、陈铭枢、刘文辉这些「反蒋」的人物，过从非常密切，并且还弄到了一个「民盟中委」的头衔。

　　日本投降以後，住在重庆的外省人，有工作的都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工作的人也相率作复员回乡之计。只有他，这时才感觉到中国之大，几乎没有他的栖身之处。所以，他在重庆迟延又迟延，始终没有地方好走。

　　後来，连冯玉祥本人也以「考察水利」的名义，准备放洋出国，他才有些着慌了。最後，还是由老冯厚着脸皮，写了一封信给孙连仲，把他介绍到华北来，这已是一九四六年七月，抗战胜利已经快一年了。

　　他的到华北来，原也是他们「倒蒋」计划之一，在余心清的一篇自述文中，曾有如下这麽一段话：「一九四六年的一个雨後夜晚，他们（指反蒋份子）在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楼上的客厅里，有一个秘密的聚会，参加的人有：冯玉祥、陈铭枢、刘文辉、龙云、朱蕴山、张澜，李济深等。在会谈中冯玉祥曾说：「国民党如果发动军事攻势，一定是先北而後南，因此我们工作的重点，也必须放在北方。余心清先生对北方人事最熟悉，请他去担任这项工作，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

　经过这样决定以後，余心清曾和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铭枢家里晤谈过两次。据余心清事後供称：「他们（指周、叶）一致希望把北方的杂牌军队拉过来，策应共军的作战。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杂牌军的倒戈，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说，就等於国军损失了三个军，共军增加了三个军，纵然不能说服国军叫他们倒戈相向，但如能动摇那些指挥官的作战信心，也与共方有莫大的利益。」

　　除了那次聚兴诚银行开了一次会议，以及余与周、叶作了两次晤谈以外，後来他们又在冯玉祥重庆的寓所――歇台子――开过两次会，作了不少更具体的决定，关於他们之间的联络工作，经推由陈铭枢、朱蕴山、余心清三个人分别负责。

　　成立了设计委员会

　　余心清既负着这样重要的使命来到北平、当时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碍於老冯的面子，又不好意思不理他，但始终未发表他的工作。这样的拖延了将近两个月，孙连仲才接受了余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第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由余心清出任主任委员，但这不过是巧立名目，因为在长官部的编制上，并没有设计委员会的名称，以余心清这样的一个人，你叫他设计一些什麽呢？说穿了，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好听点的名义，叫他在长官部吃碗闲饭罢了。

　　殊不料这个会的设立，倒是非常符合余心清的理想的。因为他藉着这个名义，即可以名正言顺的网罗学者名流，向各方面切取连络，以掩护他的间谍工作，但在孙连仲的心目中，以为自己既然坐镇於华北文化城，对於北平各大学的负责人和教授们，连络一下感情，表示一下民主风度，未尝不可。但和这些人见面之後，他又不知道谈些什麽问题才好，现在设计委员会成立了，他乐得的把这件事交给余心清去办。孙连仲虽然出身行伍，是他经过半生磨练，自有其独到之处，当时孙氏对余心清实在不在放心，且又认为余不可能耍出什麽花样来，在设计委员会成立後，孙氏特别要我接受该会之聘，兼了一名委员，这自然含有「了解」和「监视」余心清的意味。可是我很抱歉，从未去参加开过会。

　　想不到，余心清的拿手好戏就是邀请北平的名流学者，举行「时事座谈会」这一套，他这个人非常工於心计，他的计划是先从「教育」孙长官入手，使他首先在思想上有所转变，而後再谈其他。

　　神秘巨宅遍挂招牌

　　余心清除了企图拖孙连仲下水以外，他的第二步计划就是「拉拢同志，避免孤立」。他的着眼点是放在不满现状、喜欢发牢骚的人身上。後来他同谢士炎、朱建国这些人的搭上了线，据说就是从这些上面看穿了他们心事，才敢下手的。

　　余心清在华北的成就也的确不小，经他甜言蜜语和欺骗利诱，居然被他在十一战区长官部里拉拢了好几位「工作同志」，计有军务处长谢士炎、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长官部的机要秘书丁力行、以及十一战区天津指挥所少校参谋朱建国、和十一战区长官部第二处少校参谋石淳等。谢、朱、石等人、前前後後都由余心清介绍他们和中共的华北「地下工作」负责人徐冰见过面，会面的地点，就是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办公处，地址在北平铁狮子胡同二号。

　　这所房子原是宋哲元将军的产业，在北平是很有名的一所巨宅。据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就在这个宅子里住过。这所房子的隔壁，就是北洋政府时代的海军部，俗称「海军大楼」，当时是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办公的地点。

　　在宋哲元将军未买下这所房子以前，它原来是「狗肉将军」张宗昌的产业。张宗昌在济南被刺以後，张的家属就把它卖给了宋哲元、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时代，宋氏曾经拿这所房子做为他的高级干部的俱乐部，取名「晋德社」。日本侵占华北期间，又一度成了根本博将军的官邸。抗战胜利以後，才由宋哲元的家属具名请求发还，由於房子太大，一直空闲在那里，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成立以後，余心清就以西北军老同仁的资格，向宋哲元夫人借用下来。

　　余心清本人，住的是西跨院，把中间正厅做为「设计委员会」聚会场所，他为了便於工作的掩护，又向宋哲元的家属建议，说是为了防止旁人进去占用，必须在门前挂起一些机关招牌。宋夫人当然同意他的说法，因此，余心清又叫人在门口挂起了什麽「宋哲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殉国纪念委员会」、「廿九军抗战将士史迹搜集委员会」等等招牌。使人在门口经过的时候，闹不清楚里面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当国共两军在华北对战初期，在防守方面，国军一个连，可以抗御共军一个团的进攻；在攻击方面，国军一个连，也可以击倒共军一个营。这就表示着国军的战斗力相当雄厚。所以在这个作战期间，共军只敢到处流窜，根本不敢和国军打硬仗。

　　余心清由重庆到达北平之际，其军在军事方面，正居於极不利的地位。也就是正当国军攻下张家口，打通平绥路的那段时间。

　　这时，中共的叶剑英正以共方军调部委员的资格，公开在北平活动。余和叶在重庆是接过头的，旧识相逢，自然会谈到工作方面去。经过叶剑英的介绍，余心清就同中共华北「地下工作」的首脑人徐冰，搭上了线。

　　那时的徐冰是以「军调部共方委员办事室副主任」名义，在北平社交场中活跃。余心清和他作朋友上的来往，在彼时倒也不能说是「大逆不道」的事，所以余心清曾有几次公开邀请徐冰在他的寓所中晤面。〗

　　向谢士炎弱点进攻

　　孙连仲将军是当时华北最高军事长官，余心清是孙氏身边的清客。他又整天的追随在孙氏左右，形影不离。共方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做内线的人，按说应当是毫无遗憾的了。可是，他们在余心清身上，又能得到什麽呢？当共方向余提出军事情报的要求以後，余感到有些为难了。他想来想去，只有第十一战区军务处长谢士炎这个人可以利用。至於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丁力行和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事後始知竟是共方早就埋伏好在孙氏左右的人，他们和余心清自然一拍即合，立即发生了工作上的连系。

　　谢士炎那年只有三十八岁，他是湖北安化人，早年进过黄埔军校，後来又入过交辎举校，在重庆山洞时又进过陆军大学深造，学历和经历都很不错。

　　他矮矮的个子，圆圆胖胖的面型，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透露着他的聪明伶俐。他的文笔也很好，对於军事见解以及待人接物，也有其独到之处。

　　余心清为了想耍利用他，便找机会经常和他接近。谢士炎看到余心清是孙长官左右的人，又常同孙氏夫妇一起出入，有说有笑，他揣摹着同孙长官的朋友接近，总不会有什么大错吧。在这种因素下，余、谢之间在很短期间内，便结成极要好的明友。

　　因为谢士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过去曾因职务上的错失，吃过一场官司，心里总是觉得不愤，在情绪上，有时就要发发牢骚。况且他拖儿带女，家累奇重，在经济上当然也极感拮据。这两个弱点，正是余心清向他进攻的线索。结果，谢士炎终被余心清所收买。

　　谢士炎加入共方工作以後（据保密局人员说，那时共方支给他们的费用，都是金条，且为数可观），他不但把他自己主管部门的资料交给余心清转交共方，并且还利用会稿的方便，把长官部的作战计划，也统统转送出去。更为了表示「立功」，他还针对长官部的作战计划，替共方拟订了一个「对策」，一并送交共方参考。以局内人来谈局内事，谢士炎送出的情报，当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因此，也引起共方对他的重视，居然给了他一个「预备党员」的资格。

　　收买朱建国扣石淳

　　再说到另外两个被收买的人员：其一为朱建国，他只是一个廿六岁的青年军官，江苏徐州人。为人小有才，而且善於词令，谈起什麽事来，都头头是道。他的笔下也来得，见解也很不错，所以极得各级长官的信任。当上官云相将军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地位，主持「天津战斗指挥所」的时候，朱就被派在该所服务。朱在北平时就和余心清搭上了线，曾经由余介绍他和徐冰见面。听说朱在被捕以前刚刚结婚，手头极其宽裕，这些钱从何处来是不问可知的。朱的「杰作」是经他之手把国军在天津附近的军事部署的计划，以及兵力配备要图等，全部交给共方，以作为他的晋见之礼。

　　另一人为石淳，他也是个三十左右的小夥子，河北元氏人。石在长官部第二处当少校参谋。和朱建国一样，经过余的介绍，被徐冰收买过去，因为石淳的为人，性情鲁钝，胆子又小，做出来的成绩，并不十分好，然而也由他手中偷出来许多重要军事文件。

　　以上这几个人，只要获得了一切可供参考的资料以後，大部份都交给余心清，较重要的，余就直接交给徐冰；次要一点的则交由陈融生转递。陈融生在十一战区长官部地位虽不太高（外事处副处长），工作却非常活跃，大概他与中共的关系，比余心清还要密切，所以，有时余还耍透过他的关系，同共方接触。

　　此外，如果余心清获得了格外重要、而又有时间性的情报，也可以直接用无线电向延安拍发。换一句话说，余心清除了做间谍外，还有向老毛的「帷幄上奏权」。

　　在使用无线电方面，通常是由共方指定的「交通人员」，到余心清寓所直接来取电稿，或是规定好了暗号，在外面传递。

　　电稿拿去以後，如何拍发，自有共方人员负责，这一点倒用不着余心清担心，因为做特工的人，有一项大忌，就是要竭力避免「横的连系」。像余心清这样一个被暂时利用的「外围份子」，共方有好多事，当然是对他采取保留态度的。

　　发现一个诡秘青年

　　其实，这件重大间谍案子的破获，还是由余心清跟共方「地工人员」鬼鬼祟祟来往中，找出来的线索。原来保密局在华北的高级人员马汉三、张公度、倪超凡、毛惕园等，于侦知余心清、谢士炎、陈融生、丁力行这些人在东交民巷「中西俱乐饭」形迹可疑以後，早已经对他们加了注意。但在未获得确实证据以前，他们是不愿「打草惊蛇」的，只是派人秘密跟踪和监视他们。并注意和他们来往的人员，俾能多得资料。

　　当余心清、谢士炎还在懵懵懂懂的时候，我方特工人员已找到了一项重大线索，那就是有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风雨无阻的，骑着脚踏车，常往余心清那里跑。而且行踪诡秘，来去匆匆，十分的可疑。

　　特工人员更从这个青年入手，侦查他的行动，调查他的职业，及探访他的来历。费了约两星期功夫，终於把这个青年调查清楚了。青年的名字叫张昌辉，河北省人，在北京大学读过两年书。当共方报纸在北平公开出版的时候，他在一家报馆电台当过「报务员」。军调部结束後，中共全部人员撤退，共方报纸也全部停刊，因为他是当地的「雇用人员」，不在撤退之列，所以留了下来。

　　张昌辉在北平居无定所，名义上是一个学生，可是他又从不去北大上课。

　　余心清和他有什麽关系呢？他又为什麽常到余心清那里去呢？调查结果，才知他从余那里出来，十之八九都是到东单牌楼灯市口一家歇业很久的「电料行」里面去转一个身，然後再一溜烟而去。

　　捕张昌辉搜电料行

　　有了这些线索，经特工人员一再侦查，知道这家电料行里面原来设有一座秘密电台，经常有电波发了出去。

　　案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问题已经了解大半，於是，便决定了由治安机关先以掩捕的手段，捉拿张昌辉，和搜查这家电料行。

　　本来治安机关方面也准备好了技术人员，准备在破获共方电台之後，再利用这都发报机，同共方继续通讯，对於北平间谍送来的文件，也照常收受。那就是在表面上要做到完全保持原状，希望藉此能找到更多的线索，但这个打算，由於共方的机警，终於是落空了！

　　一切布署就绪之後，在一天的傍晚，张昌辉就在这家电料行里面被捕了，同时，又在电料行里捕去了数人。在搜查这家电料行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密码本隐藏在天花板上面。在一个桌屉里，还发现了一只「三炮台」纸烟盒子，上面用墨水笔写着：「某件巳与前途谈妥，请派人前来接洽。」後来经过仔细核对笔迹，又发现这就是余心清亲笔写的字。

　　在张昌辉的身上，也搜出来一些可疑物品，後来证明是他做间谍的证件。譬如说，那次在他的外衣口袋里，检查出来一个皮夹子，里边装了十几张票面一百元的法币，这些法币中，有一张上面写着十几个阿拉伯字码，字码的位数，有四个的、有五个的，既像电话号码，也像电报号妈。此外，又在他贴身小口袋里，搜出来一张票面五百元的法币，上面有红墨水的星形符号。那时法币的面额已经很大，动辄几千上万，至於一百元、五百元的法币，在市面上久已绝迹，一望而知这是他们间谍人员所使的暗记。

　　那次，审讯这件案子的人，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张昌辉被捕之後，所有嫌疑人犯皆被监视，防止他们闻风远镛，而毛惕园则漏夜亲自审讯张昌辉。虽然警备部方面的行动如此迅速秘密，不料那位十一战区的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还是被他见机潜逃了。事後知道，他们的间谍关系，前後左右，都有许多眼线，这家电料行一发生意外，他们早已预作防范。陈融生和共方的关系最深，所以共方就千方百计的掩护他脱逃。後来有人说他去了共区，也有人说他逃到了上海，总之，他是漏网了。

　　审讯张昌辉的时候，最初他还百般抵赖，不肯承认。後来由於证据确凿，无可推诿，他才直认不讳。据他供述，他去的那家电料行，早就是一个传递情报的机关。余心清是情报搜集的负责人，所有的情报，都是由他手里送到这个电台里去。

　　他又解释，他的替共党工作，完全是为了生活问题，他本人并不是共党党员。他的加入共方报馆工作，也完全是为了生活。他到余心清那里去连络，是经过清华大学教授吴啥的推荐。

　　陈继承夜访李宗仁

　　当时，毛惕园把张昌辉的口供纪录下来，再一对证近来所获得的一切资料，发觉案中牵涉的人犯过多，而且有许多人是现任高级人员。如果由警备司令部直接逮捕，似有若干困难之处。於是，便由保密局人员马汉三、倪超凡等，向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面报，向他请示办法。陈的本职是十一战区长官部的副长官，这里面的人犯，又多是长官部的同仁，他也未便擅作主张。於是，陈继承一面命令马汉三、倪超凡调派人员，布署监视网，先作一切准备；一面便连夜坐上汽车，直驶北平南长街李宗仁将军的公棚（李当时为北平行营主任），当面请示机宜。

　　陈继承的这一处置是对的，因为这里面的人犯，都是孙连仲长官左右的人，他如果向孙请示，就使孙氏不好处理了。李宗仁在深夜之间，听到这个消息，自是非常惊讶，当下就交代陈继承去分别按照计划行事。同时，又打了一个电话，请孙连仲长官即来他公馆一谈。

　　这个时候，已经是午夜二时，孙连仲早已入睡，他知道李宗仁将军夤夜相请，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於是马上起来，穿好衣服，立即驰往李公棚。

　　李、孙晤谈之後，很出乎孙氏意外，李氏并未马上提到什要紧的事。等到桌上电话铃声响了，李接听之後，才把这件案子的内容，和已经决定了的处理步骤，一一讲给孙连仲听。

　　问题已牵涉到长官部本身方面，孙氏自不便庇护余心清他们，只好表示完全同意李主任决定的处置步骤。

　　余心清深夜被逮捕

　　这天深夜，特工人员大举出动，一夕被捕的人，在长官部方面的，有余心清、谢士炎、丁力行、朱建国、石淳等五个人。此外，还有什麽赵良栋、梁乃如、董兆兰等若干人犯，都与本案有联带关系。在全部人犯中，只有陈融生一个人漏网，由此可见，共党的手眼通天，和布置的周密了。

　　执行这项逮捕任务的人，除北平警备部稽查处副处长毛惕园外，还有宪兵团梅团长、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李连福等人。担任响导的人，则是长官部第二处处长王耀先。

　　他们那天深夜到余心清那里时，余早已脱衣就寝了，由王耀先进房把他叫醒，再陪他走出客厅来和大家见面。那时天气已入仲秋，夜凉如水，所以余心清还穿着毛线内衣，外罩长袍，形色张皇，很不自然的走出客厅。

　　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余心清认识的，有的是余不认识的。但对於毛惕园、王耀先两个人他总认识。

　　不用问，余心清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连夜结群来访，决没有什麽好事，他心里想：大概是「东窗事发」了。但他还强自镇静，故意的问：「半夜三更蒙诸位光降，有什麽事吗？」

　　王耀先道：「有什麽事，我也不清楚，是他们几位拖我来的。」说至此，王用手一指毛惕园等，又接下去道：「我听说有一件小事，李主任想要和你谈谈，请你穿好衣服，随我们一块去吧！」

　　余心清人是聪明的，他自己干的事，心里自然有数，他晓得事到如今，抵赖也是没用，便勉强的笑了一笑说：「好吧！我跟各位去一趟再说。」

　　到了这个时候，余心清知道他的末日已经来临，所以在临走之前，面容很悲怆的交代他的那个老副官说：「明天小姐从学校回来，你要好好的招呼她。如果她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叫她去找孙长官或×参谋长，不要挂念着我。」

　　交代了这两句话後，余就被拥着离开了那里，据他的老副官事後向笔者说，他跟余心清这麽多年，从来没看见过余的态度有那麽温婉过。

　　特工人员那次在余的寓所搜查出来的东西，有许多军事情报资料，及中共北平「地工人员」对他的指示。在中共指示他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共给他的一个最大任务，是策动孙连仲将军和笔者（笔者时任孙的幕僚长），以及西北军老将前兵役部长鹿锺麟上将等「起义」。

　　三缺一拉走谢士炎

　　当夜余心清被扣留在东城弓弦胡同十五号「戴笠将军纪念堂」里面。这夜并未对他讯问什麽。小住一宿，次早就把他转解到东城炮局子「河北军人监狱』去羁押。

　　在炮局子里，他在对质中，见到了谢士炎、丁力行、朱建国、石淳这几个同路人。因为证据确凿，无从狡赖，他们终於一切供认不讳。

　　在逮捕谢士炎时，倒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谢的通敌证据，因为证据还不大确凿，所以拘捕谢氏时，由倪超凡偕同北平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出马，并由长官部外事处长胡钟京作响导，一同到谢士炎的家里去「专诚拜访」。

　　谢士炎这个家伙，平日的生活非常放浪，闲来无事，常同胡钟京打打牌、跳跳舞。所以谢同胡的感情，平日处得很不错，这夜胡突然而来，谢并不感到意外；在谢心里想，他和余心清的事，做得非常秘密，相信不会露出马脚，所以他的神情非常坦然。

　　胡钟京也很滑稽，他钻进房去，把谢士炎叫醒之後，硬说是「三缺一」，非拉他到家里去打牌不可。谢最初是推三阻四，说是明天有事，不能熬通宵。

　　胡钟京却说：「不成，人都齐了，大家候着你，非去不可。」就这麽生拉活扯的，把谢拉走。谢胡走後，特工人员在谢家里也没搜出来什麽文件，只是拿走一些私人函件，作为侦查资料。

　　谢士炎他们几个人，走出门外，上了汽车，却一直把车开到东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下车後，转眼之间胡钟京不见了。此时只有倪超凡、汤永咸陪伴在谢的左右。谢至此始知事情不妙，可是跑又跑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走入处长办公室。

　　大家坐下来以後，只是闲谈。倪超凡是广东人所说的「肥佬」，北方朋友都把他叫着「胖公」。当下，谢士炎便对倪道：「胖公！我明天早晨还要上班呢，可没功夫陪你闲聊天，如果牌打不成，我要失陪，回家睡觉去了。」

　　倪超凡此时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回答道：「对不起，有什麽事叫旁人去办吧！你暂时不能回去，因为李主任有一件要紧的事，想要问问你。」

　　谢士炎原是一个机灵鬼，一看事情非比寻常，已经明白了，但仍然强作笑容的对倪超凡道：「怎麽？胖公！你耍拘留我吗？」

　　倪超凡对於谢士炎的这一问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嘻嘻哈哈地说：「随你自已怎样解释吧！」

　　写报告无意留笔迹

　　这时，谢士炎却表示疾言厉色的神态对倪超凡道：「你敢！你拘留我是奉谁的命令？」

　　倪超凡答道：「奉行营主任的命令，你认为不够吗？」

　　谢此时才有些慌张起来。再对倪道：「我是一个有职务的军人，我的行动，须向长官负责，我打算向孙长官报告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

　　倪答道：「这是可以的，如果长官有命令，我马上就得放你。」

　　谢马上便拿起电话机，准备同孙连仲长官通话。倪用手一拦，说道：「用电话是不许可的，最好由你写一个报告，由我马上派人给长官送去，叫长官批一批就得了。」

　　谢士炎气冲冲的拿起笔来道：「好！我立刻就写。」谢的那个报告，倪超凡後来会拿给笔者看过，其文内的大意是：

　　「职於本夜二时，应邀赴警备总部稽查处谈话，初意有要公会商，不意晤面之後，所谈均无关紧要之事。职以要公待理，亟须返部，而稽查处负责人员，坚不放行。据云：须有长官命令，方可释放。询其原因，亦不明告，直如置身五里雾中，莫知所措！职之立身处世，钧座知之最深，乞赐证明，通知放回，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倪超凡和汤永咸接过这个报告，细细阅读了一遍，然後又派人把这些时所搜获有关我方人员通敌的所有文件拿来，逐件仔细地把笔迹对照一下。随即抽出一个计划问谢士炎道：「这篇文件是你写的吗？」（以前还不知道这个文件就是谢写的）。

　　谢士炎一看这个东西，只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抖，方才那股蛮横劲儿，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原来，那个计划正是谢士炎交给余心清转递给共方的军事秘密文件。

　　在以前，特工人员对於谢士炎，因为没有抓到确实证据，对於他等於还在侦查阶段，现在真凭实据到了他们手里，态度立刻不同了。马上找来书记人员，把谢士炎的口供，录了下来。次日一早，便也把他转解到炮局子「军人监狱」里。

　　忆旧事想起余小姐

　　当他走进监狱之初，余心清还没有被送进来，监狱的守卫班长，循例的要把犯人整个的身体搜查一遍。谢的官阶虽然是个少将，但到了此时此地，也就用不着讲什么身份了，在那里面，比他官阶高的人，还多的是。

　　当时守卫班长命他脱去上衣详细的检查一番，并照例把他的手表、水笔、皮夹、皮腰带，以及皮鞋上的鞋带等，都登记扣留。

　　谢士炎对於这些手续，似乎很不耐烦，因了他的咆哮态度，结果换来了一顿教训。刚巧这时余心清也被押解进来。他看到谢士炎的自讨没趣，也就不敢再端架子，驯服得像一只绵羊。

　　至於丁力行、朱建国，石淳这些人，自知被捕之後，决难幸免，大都失魂落魄的，一言不发。

　　在余心清被捕的第二天，胡钟京知道我同余心清常有来往，特意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余谢等被捕经过，他并对我道：「我昨天夜里，曾被利用做了一次响导，老谢对我一定不满意。」

　　我笑着道：「如果他们的证据确凿，一个在政府做事的人，既甘心做共党间谍，不满意又该怎麽样？」

　　胡钟京想了想道：「你说的很对，我就怕人家不明了真相，以为我出卖了朋友，那就犯不上哪！」

　　余心清被捕後，他的小女儿心华，以後常到我的家里来，希望我能帮忙，给他父亲说上两句好话，我站在过去私人朋友立场，虽然对他女儿百般安慰，但我心里明白，这件事我是无能为力的。

　　最近看到本港出版的一本刊物，载有余心华小姐已成为毛泽东的第六任夫人，不知确否？如今算起来，这位余小姐想已是亭亭玉立，芳龄已在二十三四岁之间了。

　　非军人便宜余心清

　　在炮局子监狱寄押期间，当局对余心清、谢士炎，丁力行等人，共审讯了四五次。由於证据太多，毫无抵赖余地，谢、丁、朱、石等人，都坦白承认了受人利用不讳。

　　只有余心清一人一直的在拖，大约拖了半个多月时间，他看着实在拖不下去了，才拿起笔来写了一篇长可三千言的「自白书」。在结尾上他说他是为了「调和内争，免除人民涂炭」，和什麽「年已半百，死得其所」这些不伦不类的话。

　　两个月之後，这几个人就被专机解往南京，寄押在南京宁海路十九号，由国防部军法局负责加以审讯。

　　第一步是先由军法局检察处调查案清，检齐证据，然後才提起公诉。最後才由审判处予以审判。

　　由于这种程序上的关系，这案件一直拖到次年的九月，才算审判完结。宣布判决时，谢士炎、丁力行、朱建国、石淳等四名，因为是现役军人，私通敌人，意图颠覆政府，被判处死刑。

　　其中只便宜了余心清，在谢士炎等四个人被枪决以後，由国防部军法局又把余解到「特种刑庭」加以审讯。特种刑庭是一个专为审理政治犯的机关，比诸军法局就轻松得多了。余心清检便宜的理由，是他没有军人的身份，军法局未便处理这个案件。这一来，余心清的已经濒临死亡边缘的命运，算是在死神手中救了回来。

　　关於余心清身份的争执，当时也闹了很久，依照保密局的资料，是把他列为中将的。但他自已却辩称：「我根本不是一个军人，和孙长官也没有隶属的关系，只是以朋友的资格同他主持设计事项，所谓设计委员会，并不是长官部的正编制，不过是孙长官个人的顾问性质，里面的委员，不是孙长官的朋友，就是地方上的名流学者，大家不但没有薪给，连车马费都没有，如果我是中将，一定会有任命状，就是薪饷册上，也一定有我的名字。」

　　余心清这一番话，说得似乎很有条理，由于他的答辩结果，这一个「罪魁祸首」的罪名，转移了视线，成为了政治问题。

　　要和谈释放政治犯

　　其实，这些不过是军法局表面上判决的理由，骨子里的文章，还是侧重那时在海外考察的冯王祥帮了他一个大忙。

　　原来，当余心清被捕後，冯玉祥在海外便首先吼叫起来！他说余心清并非「共谍」，而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奔走和平」的民盟人士。

　　依照一般人的见解，不管是用军法审判，或是改送「特种刑庭」，甚至送到「普通法院」；更不管余心清是军人身份，或是政府的文职人员，按照政府所颁布的「戡乱时期紧急条例」，余心清的罪名，都是难逃一死的。然而，他终归逃出法网，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国内情势激变，救了他的一命。

　　余案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蒋先生宣布下野，李宗仁上了台，接受了共党的和谈要求。既要和谈，就必须释放政治犯。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步骤。

　　李宗仁当时为了要有适当人选出而奔走和谈，不觉就想到余心清，於是便在狱中把他释放出来，李氏为了安抚他，还特别召见了他一次，并由甘介侯代表李氏请了一次客，算是给他压惊。

　　其实，余心清当时的地位，距离奔走和谈的身份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李宗仁那时不过是「急病乱投医」而已！

余心清本人心里有数，他是不够这个和谈代表资格的，不过在口头上，他不能不自我渲染，他当着李宗仁、甘介侯的面，把「恩来向志」，「剑英向志」叫得非常亲热，以抬高自己身份。他更知道中国的政治行情，他明白他的获释，当时溪口方面未必同意，他怕的是「夜长梦多」，再度被捉了进去，所以在获释的第二天一早，便匆匆的离京去沪，转道来港，住了一个时间，又赶赴北平。後来红朝正式登场，他也侥幸取得了个「典礼局长」的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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