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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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本人并不是故意要收，而是误收了物品折价正好值那么多钱，好在周西成并没发现这件事，但那位老兄自己是差点吓死。

这钱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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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的签名书（“骑兵”）送给了当兵的外甥。他很爱看。

什么时候再给咱签一本？

可以直接拿来拍戏，极具幽默感。

“赖永初，你在搞啥子？害得老子到处找”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赖永初一跳，回头看去，才发现自己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站着一位削瘦高挑的精壮汉子，原来是贵阳警察厅厅长傅明轩。

傅明轩字时俊，贵阳人，当年贵阳“童汉公”的“头排大爷”之中，年纪最小的是十岁的赖永初，年纪最大的就是这位二十出头、军校毕业的傅明轩。虽然后来堂口解散了，傅老大也重回军队去当连长营长团长，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袍哥大爷的习性，讲义气肯帮忙，与昔日兄弟们的交情很是不错。

“你龟儿不去看戏吃螃蟹，跑来找我搞哪样？”赖永初一边揉着被锤得生痛的肩膀，一边没好气的回答，不过，等他看见傅明轩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照片，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西成的队伍里就养成了一个赠送照片的习惯。那照片的正面是长官本人的标准相，背面则写着“某某同志惠存”之类，每当下属完成了某项任务，厅长或者省长便会赏赐一张签名照，就象是颁发奖章一样。能得到这种照片当然是件挺光荣的事，但可惜当时贵阳的摄影水平十分落后，底片用的是玻璃、显定液用的是硫酸硝酸的混合水，所以相片既不能修饰也不能放大，画面上的长官都是呆呆傻傻模模糊糊的，看上去很不气派。于是赖永初就把周西成的相片送到香港去做加工，用美国柯达底片修眉画眼，用德国矮克发相纸添彩放大，精心制成十英寸（12×10）的“艺术照”，并且还在人像旁边添加了省长本人的两句律诗——峻岭登临空眼底，群山俯首拜春风——从而一举开创了贵州照片样式的新潮流。

虽然印制一千张这样的照片需要耗费四五百块大洋，但由此而产生的艺术魅力却也是难以抵挡的，于是省里的其他高官也纷纷效仿，并且还各自量身拟定了合适的座右铭，比如毛光翔的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王家烈的是“黔路先锋”，黄道彬的相片上则写着：“建乡即建国，渡己先渡人”……而现在傅明轩也把自己的照片拿了出来，赖永初当然就知道这位袍哥大爷兼警察厅长也打算趋风附雅的“艺术”一番了。

“好说，你这相片上准备写什么字？”

“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你看怎么样？”

“不错不错”

用“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来形容傅明轩其实并不为过，因为这个行伍出身的警察厅长虽然外表十分严厉，但内心却是个很温和的人。

早先，贵阳的道路都是狭窄曲折的，沿途尽是台阶，无法通车，于是从1926年起，周西成就决定推行城市改造工程，把贵阳的主要街道改建成十二米宽的新式道路。说起来，这项举措当然是有助于提升GDP的，但是即便如此有时也难免会产生扰民的后果，所以城市改造工程才刚刚完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今中华路），老百姓就编出歌谣来发牢骚——“民国十五拆城墙，周西城坐阵在贵阳，喊了一声修马路(嘛)，一阵鸡飞狗跳墙。男工女工无其数，手提锤钻响叮当，拆了好多好民房，四处整得亮堂堂。拆了富人尤自可，拆了穷人好凄凉，哪天出个真命主(嘛)，天下太平不慌张……”

南北干道完成之后，周省长又准备再搞一条横贯东西的干道，这样一来老百姓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了。那时候的政府没有城管，对付钉子户的事情只能靠警察来应付，可傅明轩却不愿意干这种事，他跑到省长面前乱忽悠：“上次沟通南北已经拆了北城，现在修东西大道就要拆西城，恐怕不大吉祥”

周西成一寻思：“对呀，这拆西城不就是拆我周西成的台么？确实不妥当”，于是就放弃了修建东西干道的计划，决定改建环城路。

（注：贵阳现在的格局也基本如此。只有一条南北大道，其它都是环城）

建环城路的拆迁量当然比先前要小得多了，傅明轩的一番忽悠让老百姓减少了许多痛苦，也给自己挣来个好名声。而现在，正感觉焦头烂额的赖永初忽然遇到了这个深谙官场世故的智多星，就象是落水的时候拣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样，赶紧把滇币伪钞的内幕和自己的焦急无奈统统说了出来，再三央求这袍哥老大帮忙想想办法。

“生意的事情我不懂，但省长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跟他说话必须有章法”，傅明轩果然老谋深算，“你想想看，有什么人比你更合适做这件差事？”

赖永初摇摇头，他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使用假钞的不二人选，但己所不欲莫施于人，把这种倒霉事情推给谁承担都不大妥当。

傅明轩无奈地叹了口气，只好提出另一种方案，“省长制造这些滇币，谋求经费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恐怕是要让云南方面难堪。你再想想，金钱上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而且是只有你能做的？”

……

赖永初捂着脑袋想了半天。

这时候，舞台上的川戏已经歇场了，酒酣耳热的人们正围坐着听花莱峰描绘贵阳“不夜城”的美好前景。

“各位，今天只不过试验了一台电机而已，等我们修起厂房、把全部机器都装好，就能安装三千盏十六支光、一千盏三十二支光，到那时，皮线所到之处，即如长夜之获曙光矣！”

“花老师，这十六支光三十二支光是啥意思？”

“嘿！十六支光就是一颗电珠即有十六支蜡烛那么亮！”

“哎哟好安逸，那么贵阳当真可以成为不夜之城了”

正说着，看见赖永初走出了假山，一干人连忙招手：“赖老板，快来参股电灯厂”

“十个人合股十万块！我们商量过了，新厂房要修得高级漂亮，每片瓷砖都要刻上周省长的名号”

“那是！建设贵州的首功，当然非我们省长莫属”

戴蕴珊和伍效高一唱一和的交口奉承，酒桌上的周西成面露微笑，显然对这番肉麻的吹捧十分受用。

周西成这人不贪财，但却十分好名。“周省长是贵州的革命领袖”和“周省长是伟大的建设家”是他平常最爱听的两句话。对于社会建设，周省长的理论是“惟有官场出力、富绅出赀，方可使贫民贴然静谧，富民永保无虞”，所以当时贵阳的富商都难免自愿或者被迫的参与一些公共项目的投资。

以赖兴隆的实力以及跟周西成的关系，大家都认为电厂的投资肯定是少不了赖永初的一份的，戴蕴珊甚至早早的就提名他担任“电气局”的理事。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连股东会的章程也不看一眼，一上来就直截了当的推脱说：“这事你们自己干吧，我没心情参加”。

“怎么啦？”

“眼下汽车钱的行情这么差，先既输给滇板（云南银元）、又输给川板，我心里真是沤得很，越想越觉得不服气”

“汽车钱”（AUTO DOLLAR）又名车板，是贵州省政府发行的银币。

早先，贵州并没有铸币的设备，是周西成率兵攻打重庆、把南岸铜元局的机器抢回贵州之后，才在贵阳的阻桥坡（今团坡桥）设立了一个造币局。1928年5月，贵州发行了第一套银元，因为钱币正面的图案是一辆汽车，汽车下的草丛里隐匿着“西成”两个字，所以也被人称为“周家汽车钱”。客观的讲，这套“车板”的设计还算是比较新颖的，银币上独出心裁地标注了“一元”和“七钱二分”两种货币单位，在中国的钱币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但这套银币的成色不足，重量也达不到七钱二（26﹒86克），因此在价值上大打折扣。

当时，西南各省都发行有自己的银元，各类银币在市面上的比价高低不等，贵州的经济最落后、“车板”又出道得最晚，所以自上市之后自然最不受人待见，行情在三个月里就跌落了近四成。说起来，钱币的汇率变动自有其经济上的规律，但问题是这“无脚走天下”的大洋不仅仅是钱、更是政府的名片。贵州的银元搞不过“袁大头”和“孙小头”倒也罢了，但如果再输给了云南钱和四川钱，就好象是周西成被龙云和刘湘抢了风头一样，显得不大光彩。因此虽然“汽车大洋不值钱”的情况尽人皆知，但官场上一般都很忌讳谈论这个话题，却没想到赖永初今天竟象着了魔似的，居然在中秋的酒宴上把这件事拿出来大讲特讲。

眼看着赖永初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省长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大家真是如坐针毡。一片尴尬之中，只有警察厅长傅明轩还显得十分淡定从容：“依我看，这个嘛，商场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人家四川的地盘比我们大、云南的财路比我们广，所以贵州受点委屈也不算什么，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假以时日……”

“假以时日个屁！”周西成终于按捺不住地暴跳起来：“川军多不多？滇军凶不凶？老子哪里见到哪里打！做人就要有志气！赖永初，把汽车钱交给你，给老子好好搞！”

“省长，我是个生意人，只会用生意场上的办法”

“办法由你定，我只看成效。反正三个月之后，汽车钱要搞赢滇板和川板”

周西成规定的期限似乎永远是三个月，电灯亮不亮是如此，汽车钱赢不赢也是如此。这事情看起来很公平，但问题在于，花莱峰试验发电机的那三个月里，贵州的环境是和平安宁的，而赖永初刚接受任务不久，一场遍及西南三省的战争就爆发了。

早先，黔军曾经有五个军，总兵力达到了十五万人。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贵州军界也拥护参加，除周西成的第25军留守本省之外，其他的第7军（军长李燊）、第9军（军长彭汉章，贺龙就是该军的师长）、第10军（军长王天培）和第12军（军长袁祖铭）都上了前线，结果北伐战事刚进行到一半，贵州的四个军长就被蒋总司令枪毙了三个，只剩下一个李燊。等革命成功之后，李燊准备带着队伍回贵州（李部被改编为第43军），可周西成却觉得其他人都莫名其妙死翘翘了、惟独这家伙活得挺好，八成是蒋介石的奸细，于是就不欢迎他，双方吵来吵去没有结果，最后便打了起来。

打仗是军阀的职业，老百姓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的阵仗却实在太热闹了一些。中秋过后，贵州这里的周西成跟李燊开打、四川重庆的杨森跟刘湘开打、云南那边的龙云跟胡若愚开打……各路豪杰不约而同的大打出手，战火四处蔓延，这可就把赖永初给害惨了。

省长忙着打仗，但赖永初最操心的是银币的比价。从道理上讲，影响货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水平、安全保障和市场信任，贵州在这几方面显然都很差，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贵州银币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比如，正规银元的含银量应该是八成八，而云南“双旗半开”的成色不足七成，四川的“汉字钱”更蹩脚，干脆被人称做“钢洋”，可贵州的“汽车钱”虽然也偷工减料，但好歹还保持了七成半的成色，比另外两个要强一点；再比如，“双旗半开”和“汉字钱”都是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发行的，数量大、版类杂，假冒仿造品也很多，而汽车钱却是刚出炉的新币，显得比较单纯……对于这些细微的特点，一般人不会太在意，但作为钱庄老板的赖永初却了然于心。他觉得汽车钱的好处在于“新”、坏处也在于“新”，因为太新了，民众既不熟悉也不信任，所以就不愿意保留，往往一拿到手上就赶紧用掉，以致于流通过快造成了不应有的贬值。因此，赖永初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逐步加强民众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他也确实为此费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本钱，可谁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却让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旦。

战争的氛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本能地会去选择比较熟悉的“旧钱”作为保值的手段，于是连续几个月，汽车钱对“双旗”和“汉字”的比价不升反降。眼看农历的腊月将至，这场银币较量的结果不但没有赢，反而比中秋的时候输得更惨了……

1928年12月28日一大早，戴蕴珊就给赖永初送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崇武军校的学生队已经回贵阳了。

崇武军校是周西成创办的军官学校，也是他的宝贝疙瘩。这位军阀省长一贯的教育方针是：“本省青年不必外出闯荡。想当文官就读贵州大学（贵大也是由周西成创办的），想做武将就进崇武军校”，因此，每当周军长御驾亲征的时候，身边总带着三路御林军——老二营（即护国战争时期的六标三营第十队，周西成当过这个营的营长）、执法队和崇武军校学生队。而现在既然军校生已经返回了校园，说明周省长本人也快要从前线回来了。

省长回省城，有人高兴有人忧，反正对赖永初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今天正好是三个月期限截止之日，而中秋节下达的任务却远远没能够完成。没有人敢指望周西成会忘记自己的指令，更没有人敢指望周西成会放弃他的霹雳手段，这家伙此番回来，腾不出工夫则罢，只要一有时间进行盘查质询，赖永初就有抄家挨打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

“事到如今，只有拉底火扯烂帐了”，戴蕴珊气急败坏地帮忙出主意。

“怎么说？”

“你手头不是有一百万滇币么，赶快抛出去！一旦外面发觉这么多假钞，云南钱的行情肯定会大跌，这样汽车钱至少可以搞赢滇板，你在省长面前多少还能有点话可说”

赖永初的手里确实还攥着大批的伪造滇币，但他先前之所以拼命抢下“振兴汽车钱”的重任，正是为了可以不使用这些害人的东西。几个月来，周西成倒也严守着“办法由你定”的诺言，始终没有干涉赖兴隆钱庄对于假钞的处置权，而现在为保住自己的身家，赖永初又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主动采取过去一直努力反对的荒唐举措，这样的结局真让人感到十分的无可奈何。

沉思了许久，赖永初最终还是抬起头来回答说：“不行，无论如何不能用那些假币”

“我的赖大爷，到现在你还充什么好汉”，戴蕴珊急得跳了起来：“不要以为自己跟省长有交情。先前打电灯官司的刘守益怎么样？那可是省里的头号谋士呀！结果到现在还城门洞里锁着，每天喝盐巴水、吃包谷饭，早上三耳光、晚上三耳光，搞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你这事要是追究起来，恐怕比他还要惨！”

“哎呀呀，这可怎么得了”，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刘瑞龄吓得惊叫起来，她急忙拉住丈夫的手臂，涕泪俱下的苦苦哀求：“你就听听戴老板的劝吧，赚钱亏钱没有关系，保住性命才最要紧，家里面上有老下有下，老爷你要好好想一想啊……”

“妇人之见！”赖永初重重地跺了跺脚，虽然脸色愈加难看，但语气却更加坚决了：“为商之道，信、义、利也。利益是一时之亏赢，道义是个人的一生，不能实现承诺既为不义，他周西成把我项上人头拿去就是了，但信誉关系到我赖家几代人的名声，万万糟蹋不得！即便发行假钞能够保住我的脑袋，可是这不守信誉的事情上辱祖先下害子孙，区区一条性命又岂能相提并论？做人要有底限，对生意人来讲，万事的根基就是一个信字，任凭什么时候也不能逾越的！”

“六洞桥”（今博爱路附近）是贵阳旧时的名胜之一，桥边的贵阳知县官署是张之洞的出生地（张之洞的名字就出自六洞桥）。1928年的时候，这座早先的知县衙门已经改成了电报房，也成了商人们和报人们探听外界情况的重要场所。

电报房的电报机是广东省主席李济琛送给周西成的，但周省长并没有把这高科技的设备用于调兵布阵，而是很慷慨的把它当作了公用设施。不过，周军阀对这“嘀嘀哒哒”不说人话的洋玩意还是比较戒备的，他规定贵州的电报一律不许使用密码，无论收到什么消息都必须公开。

老周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是说到做到。1927年，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李益之（贵州凯里人，黄埔四期生）等人到贵州来发展党组织，并且许愿让周西成做省主席。几个人五迷三道的说了半天，周西成听得很开心，最后笑呵呵地问：“你们带来了几张党证？”

“一百多张”

“啊，不够不够”

“周主席认为需要多少张”

“先拿七百万张来。老子贵州，要党大家党，要不党大家都不党”

张道藩一听就傻了眼，赶紧发电报向中央汇报，他发过去的是明电，中央回过来的是密码，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按周省长的规矩，贵州的事情无不可对人言，所有信息必须公开、所有密码本都必须交出来，可这几个国民党员虽然做思想工作的本事很有限，脾气却犟得很。本来那份密电的内容也没啥了不起的（说的是国共分裂的事，这消息全国的报纸都登了），但一帮小子却故做神秘的不肯透露实情，结果当然就挨打，而且打着打着把李益之给打死了，张道藩幸亏是贵州望族子弟，求情的人多，才勉强保住性命回了上海——不过才子毕竟是才子，这一顿暴打也不能白挨，张道藩回去就写了一个叫《密电码》的剧本，自编自导自演，把周西成骂得一无是处。

张道藩主演的那部大片没有在贵州上演过，但估计即便上演了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看，因为贵州的老百姓其实还是挺支持周西成这种“信息公开”的政策的。电报房平常主要接收广东、广西和南京方面的消息，报馆的记者和做生意的商人就在外面闲坐着喝茶，房间里“嘀嘀哒哒”响过一阵之后，电报主任就拿着张条子出来念一通，记者拣有趣的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商人拣有用的调整自己的经营方法，大家相得益彰。

这几个月，由于湘黔边境、滇黔边境和川黔边境都在打仗，只有贵州到广西的道路还是畅通的，所以来自广西的商业信息也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对戴蕴珊而言，最重要的信息莫过于梧州口岸的鸦片价格了。一般来讲，越是打仗的时候，鸦片的价格就越会上涨，贵州开战三个月，广西的烟土已经由每担（一千两）一千一百元涨到了一千六，可戴蕴珊存在梧州仓库里的好几百担“特货”却一直不肯卖出去，而且不止他在囤积货物，几乎所有的大烟商都在囤货居奇，明眼人都知道这帮家伙是在等待货物出手的最佳时机。

从理论上讲，所谓的“最佳时机”当然应该是决定战场胜负之前的那一刻，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一具体的时间点实在很难把握。所以戴蕴珊每次去六洞桥听电报的时候总希望拽上赖永初，因为他觉得，这位钱庄老板有个在复杂信息中捕捉灵感的特殊本领，很适合做自己的情报参谋。

这天上午，两人刚走进电报房，立刻就听到了一个来自广东方面的电文，说“李燊在铜仁战役中全面溃败，所部四个师仅余两个团，现已仓皇退往云南”。

对于这个过于一边倒的消息，大家都不大相信。因为周西成是一个军，人家李燊也是一个军，要败也不至于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更何况这段时间各种乱七八糟的传闻简直层出不穷，比如前几天还有电报说“黔省精锐于清水塘彻底覆灭，悍将王家烈战死军中”，结果根本是子无虚有（其实是王家烈受伤，战死的是侯之担的弟弟侯之硅）。

“贵州的事情，他们广东怎么可能知道，纯粹是瞎编罢了”

“就是，昨天我家姨佬（连襟）从铜仁那边来，说两边军队每天隔着山沟放空枪，谁也不敢真冲锋，这一仗不晓得还要打多久……”

一帮人七嘴八舌发表着各自的高见，个个都如神机妙算般的口若悬河。一直神聊到上午十点过钟，电报房里突然又收到了南京方面的电文：

“国急。贵州省政府主席周：奉国府令开，第四十三军违抗命令擅自移师，扰乱地方，构成战祸。若不予以严惩，实无以申国纪。李燊著令免职听候查办。此令等因，除公布并分行外特达。国民政府文官处养印”

接到这通电报，在场的人们立刻就“醒”了，因为谁都知道，如果不是李燊彻底战败，先前一直支持他进攻贵州的南京政府是不可能立即褫夺他的兵权的。

“哎呀，那些广东人的说法是真的！”

随着一声惊叫，电报房外的鸦片贩子全都骚动起来。戴蕴珊一边在电报纸上猛写“卖！卖！卖！”，一边懊恼得直拍大腿：“哎呀我真蠢，早就应该猜出来的，要不是因为战局明朗化了，周省长怎么会放学生队回贵阳嘛！”

战局明朗了，军校学生回贵阳了，周西成紧接着也会回来，那么，再接下来又将发生什么事呢……

想到这些，赖永初的心跳不禁急速加快，脑海里如电光雷火般的阵阵轰鸣，剧烈的恐慌让他的手脚完全麻痹，一时间竟然动弹不得。

但环顾四周，似乎并没有谁注意到他这副惊悸的模样，所有人都在亢奋的情绪中奔忙着，有的人激动地讨论着出售鸦片的价格，有的人则焦急地大喊着：“广东广西那边还有什么新消息没有？”这纷乱的场景和嘈杂的声浪反而使他从茫然的状态中渐渐清醒过来，猛然间，一个突如其来灵感如霹雳般的击中他的头顶，让他刹那间如子弹般的一下子蹦了出去。

“戴蕴珊，用你运螃蟹的办法，最快多久能到广西的南宁？”

“一天半，或者两天吧，如果人不累死的话……你要做什么？喂！等等，我在驿站还有几匹好马……”

可是，还没等戴蕴珊追出房门，赖永初就已经跑远了。

终于又更新了。在我之前有22朵花了，但是我第一个回复。占了沙发。

就凭自编自导自演的本事如今不知多少美女等着被张道藩潜规则呢。

1927年，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等人到贵州来发展党组织。除了文中提到的张道藩、李益之，还有谁呢？还有黄宇人和商文立。

周西成是西南军阀中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一位。在贵州，至今还有许多事，会让人想起周西成。比如大规模修路；要求他委任的县官上任前要到城隍庙上香，赌咒发誓，保证不贪污；等等。赤水，就是号称中国侏罗纪公园，不久前申报“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成功的那个地方，是1926年6月1日周西成到贵阳就任贵州省军政首脑之前驻扎的地方。在那里，他开办了贵州最早的发电厂、兵工厂，还毁了一段城墙，方便贵州的第一辆汽车进出城。直到现在，赤水人如果对某位公仆的作为看不顺眼，口头禅还是：当的啥子官哟，你看人家周西成当年……

作为有地盘有枪的军阀，周西成不愿意国民党在他的地盘上发展是肯定的。但是，他本人在1922年就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等人到贵州办理党务，四人在贵阳拜访周西成时，出示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派令，表示要在贵州建立国民党组织以帮助贵州桑梓改革，周西成的态度可想而知——敷衍了事。于是，张道藩等人四人不客气地与他争论。

周西成说：“要党大家党，你们拿七百万个党证来。贵州七百万人个个都是国民党！”李益之当场声明：“必须经过考验，方可入党，不可奉命入党。”张道藩的立场也是这样。于是，这场谈话就不妙了。周西成说：“你们想以少数压倒多数，太不公平！”当时，在现场虽有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平刚从中斡旋，双方仍然不欢而散。事后，周西成派人监视他们四人的行动。（平刚老先生，是常凯申批准可以抽鸦片的贵州著名瘾君子。）

张道藩选择贵阳阳明路吴桂贞的私宅作为工作据点。吴桂贞来自黔东南清水江畔的凯里（当时叫炉山县，TG后来在那里建了许多工厂，造电子计算机和雷达）。吴桂贞求学于1920年创办的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吴桂贞作为女师学生的佼佼者，思想开放，意志坚定，还是李益之未婚妻的姐姐，张道藩选择她家作据点，并委托她保管四人与广州、南京之间联络使用的密电码本。

后来，抗战时期，商文立的家也安在这条街上。各位如果到贵阳，问一问现在的贵航喜来登酒店地址，就知道这个酒店背后靠南明河的那条路就是阳明路了。

张道藩这一行人仅凭政治热情开展工作，对周西成会如何收拾他们，没有周密的应对准备。由于保密措施不得力，他们的行动让周西成掌握得一清二楚，这样，周西成一声令下，他们就被一网打尽。

张道藩、陈樵荪（在贵州发展的革命同志）等被拘禁于中山西路的军法处，李益之被拷禁在扶风山下的阳明祠内；黄宇人闻风藏匿，他的老爹在黔西县被打入牢狱，12岁的弟弟黄立人被拘禁于贵阳狱中。李益之的老爹和弟弟在凯里被拘捕。吴桂贞的家财全部“充公”。罗宗英、余志雄（在贵州发展的革命同志）也难逃牢狱之灾。商文立当时在瓮安猴场镇老家探亲，由当地县政府星夜拘捕入狱，不久经家人保释，离开瓮安前往南京。

国民党处心积虑开辟贵州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周西成要对他们动手以前，平刚知道了风声，劝他们赶紧离开贵州，避祸要紧。但李、黄一笑置之，认为大丈夫致力国民革命，死何足惧。四人反而加紧了反周活动。

周西成抓了人以后，平刚以自己的身份积极营救，周只同意开释吴桂贞，对张道藩等人严刑拷打。在公堂审讯中，李益之历数周西成罪状，大骂周为“土皇帝，狗军阀”，遭到鞭抽棒打，火烙水灌，直至筋断骨折，仍强硬如初。张道藩被捕后，遭到昼夜拷问，五次受刑，夹棍、绞手、砖石吊颈、竹签刺手、“坐老虎凳”都领略了。但他也很坚强：“我奉中央之命来黔组党，其他无可告汝等。”

周西成想不到这几个白面书生竟有如此意志，觉得确实不能等闲视之。

张道藩被押解到刑场。一个下级军官拿手枪指着他说：“你要是想活命，赶快交出密电码，不要命呢，你就准备见阎王。怎么样？”张道藩置之不理。军官接着说：‘我现在喊一二三，如果喊到三，你还不肯交出密电码，以后就是枪声了。’说完，开始喊“一”，张道藩闭上了眼睛。

“二”。

过了一会儿，军官问他：“到底怎么样？”他睁开眼睛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喊三？”张道藩怒喊出一声：“三——”。那个军官把枪放下，回头对他的伙伴说：“这个家伙真的不怕死。”

周西成的军法官曾德扬是张道藩的同乡。他在查监时，给张道藩支招——宋江在江州，不是也装疯来着吗？之后，张道藩在受刑时候，开始语无伦次、神智不清，得以暂缓用刑。

事件发生后，平刚先生多次找周西成，要保释这几个党国的人才。有一次正看到军法处行刑队集合站队，周西成在狂喊：“不必问了，拉出去！”平刚赶紧劝阻，并表示愿单独和张道藩等一谈。

见到张道藩，平刚和他咬耳朵：“中央来电决不会对你四人有害，是否先译出电文，以明究竟！”平刚劝之再三，张道藩才叹息道：“听任先生之说，如果周某以淫威相逼，我只有一死以报党国，至于密码本，可以问益之。”次日，平刚持张道藩亲笔信，来到拘禁李益之的地方，李看完信后，斥责张道藩不该吐露实情。经平刚再三解说，李益之才相信了老先生是救人心切。这时候，因为有个女人告密，周西成准备再次拘捕吴桂贞，李益之非常担心吴桂贞受害，在牢里写了一封信，请平刚转交吴氏，以从她手中取出密码本……

周西成终于逼出了密电码。张道藩也被送进了贵州省立医院，由周西成的小舅子和一位伍姓副官“陪同”住院。

译出来的电文里，周西成获悉国民党中央来电原来是对他表示信任，要张道藩四人和他妥为协调，防范共产党。后来译出的国民党中央来电，是跟他要张道藩四人。

周西成卖个人情给平刚，同意将张道藩保外就医，派两个心腹陪护。张道藩在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受到平刚、吴桂贞的照顾，还有贵州首富华之鸿家华仲麟母子的关照。

李益之可就不走运了，他的住房被查抄时，查出三封信，一封写给他的炉山（凯里）乡亲王晓林，信中说了一句“吾与此僚（指周西成）势不两立；一封来自南京，劝李益之拥护蒋介石；一封来自武汉，要李益之反对蒋介石。

周西成以有反对蒋介石之信为由，下令杀李益之。平刚得知后，立即约见周西成，恳切求情。周西成敷衍了平刚。当晚，年仅21岁的李益之被五花大绑，口塞麻布，拖到螺蛳山腰，用刺刀乱捅，扔在乱石坑中，当时李益之尚有微息，即遭活埋。

张道藩出院后，转住平刚家中。这时，已经临近“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了。常凯申和各地方军阀、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缓和了，1927年4月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政府主席，5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7月、9月两次委任他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周西成取得常凯申的承认，国民党中央连电向他要失踪了的张道藩等人。而这时云南胡若愚、张汝骥同龙云内讧，胡、张向周西成借兵对付龙云，周西成也就把注意力转向云南方向。

1927年9月18日下午，由平刚、吴桂贞安排，张道藩扮作一云游道人，面貌清癯，举止洒脱；由藏匿地回贵阳的黄宇人，化装为卖油小贩，因身材粗壮，面貌黧黑，在黄昏时贵阳城门将关闭之际，分路混出贵阳。临行前，吴桂贞把自己保存下来的金手镯、金戒指等分送二人做盘缠，资助他们离开了贵州。

张道藩逃离贵州后，周西成担心他到南京说自己的坏话，就密令盘县周县长，派人监视张道藩家，防止张家人逃避。当过周西成的老师的周县长认为监视还不可靠，就以请张道藩父亲张家凤到县府谈话为名，关进牢里。1928年底，周县长卸任，把张家凤带到贵阳，向周西成交账。

周西成约张家凤谈花，对张家凤百般安慰，并派他做一税局主管，以示友好。张家凤想；拒绝，周西成心狠手辣，不行，只好接受。

周西成支持云南的胡若愚、张汝骥攻打龙云，不但丢盔弃甲而回，还和龙云结下冤仇。龙云收拾完胡若愚、张汝骥后，即支持李小炎攻打周西成，关索岭鸡公背一战，周西成一命呜呼。被他囚系的陈樵荪、罗宗英、黄立人一班人才由平刚保释出狱，与吴桂贞一道，逃出贵州，分赴江苏、南京。而先期出狱的商文立，已赴南京了。

国民党在贵州的党务推展工作，到李次温1931年至1935年任党务特派员期间，毫无进展。直至1935年蒋介石势力完全控制贵州后，国民党势力才真正进入贵州。

这段经历，张道藩本人后来写成了剧本并拍成电影《密电码》。

电影里没说的事，当然也还有一些。比如吴桂贞的孩子，叫罗马，后来写回忆张道藩的文章不少。——张道藩是他的爸爸。

抗战爆发后，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商文立随内迁的机关离开南京，辗转到了贵阳，不久担任贵州省参议会副参议长。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辗转南京、上海、香港、河内、昆明，来到贵阳。

解放军进入贵阳以前，商文立和续弦夫人、小女儿去了台湾，在立法院担任终身立法委员。在台湾，他对“中油”、“中钢”这两个企业的建立有相当贡献。当然，他更大的名气，是学者、法学家。去世后，蒋经国为他题写的墓表是“谠论流芳”。他唯一的儿子是朱厚泽的中学同学，高级工程师。长期生活在遵义，与郝伯村的弟弟郝伯森同一个城市。

另外，马甲兄文中说到的“德国矮克发相纸”，应该是当时的译名，后来的译名大约是“阿克发”（AGFA）；

贵州大学，周西成确实创办过，但之前在清末也有过“贵州大学堂”；周西成的贵大时间不长。1942年创办的国立贵州大学，在抗战期间发展成有5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贵大留下农学院，改名贵州农学院；其余的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一律调走，分别成为今天以下大学的一部分：昆明理工大、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1958年，贵州大学再次重建，并在几年后成为接纳印尼归侨学生超过200人的一所地方大学。今天人们熟悉的名人中，龙永图、宁静是贵州大学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