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友人论秦晖书 -- 南渝霜华
看他们的东西我是留个神的。不过你举的这篇好像还是很不错的，也许是因为小范围内传播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忽悠喊口号。里面提的“党国体制”，提到邓小平说要党政分开但失败了等，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也不是说水平高，而是他在和他立场接近的人中，属于治学态度比较严谨的一个，写文章要找数据，用事实说话，给人的感觉比较理性，学术性强一些。但是看多了，就会发现他的文章在分析前，就已经立好结论了，他研究问题的目标和业内人士不同。我猜想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骨子里有一种对TG权威体制的反抗态度，这个决定了他的立场和判断。
死水必腐，流水不腐。
为什么中国的官员要唯上不唯下，为什么王朝的政治素质总会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改朝换代的过程极其惨烈，全都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它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庞大官僚阶级。
虽然统治者也知道必须引进人才，保持新鲜血液，但是你引进再多的人才，系统本身不新陈代谢，新血很快就会被旧血同化。虽然官场也多流动，但不过是系统内部的循环运动。中国的政治就如一口死井，它保持运动的方式一是往里面灌水，二是水在井里旋转，但是井水却没有一个向外渗出的机制，结果无论灌多清的水，水旋多快，也只能是井水越积越多，越积越臭，最后要么是井壁不堪水压崩裂，要么是被外人轻易铲除。
这口井就是中国的官僚阶级，政治本是公权力，但操此职业者却往往是终身制，即便退休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国家必须有政府，但政府官员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只中国为最。其他阶级如商人阶级，农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阶级之间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阶级有好坏但基本没有上下之分，只有一旦进入官僚阶级，就都不想再出来了，贬为庶民那是极其丢脸的事，上街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人人都想做官，考公务员，进去了都不愿再出来，所以中国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庞大，一代不如一代；从这个阶级出来那就是被上级免除职务，所以要唯上不唯下；官员作为一个长期只进不出的阶级，压在所有阶级之上，就如一个闭塞的汽缸，长期蓄积的压力在释放的那一瞬间只能是惊天动地的爆炸，这就是为什么改朝换代总是如此惨烈。
即便是毛主席，处处谈为人民服务，不惜发动文革搞大民主，也没有脱离官——民这个二元思维窠臼。他把群众比作水，干部比作鱼，干群关系要鱼水相亲。但事实上，水与鱼天然不同，水成鱼就绝不再是水，这个比喻说明了群众与干部的属性有本质的不同，二者再相亲也是天然矛盾既成事实之后的和谐。
政治本是人类群体自我管理的一个组织形式，政治内外有别但不是天然属性有别，都是人，群众是水，干部也是水，只不过干部在某一段时间内表现为一股洋流，带动了周边的水浩浩荡荡前行，他们可以化为周边的水，周边的水也可以注入这个洋流，二者的交换是相互无隙的，只不过是组织形式的不同，这就是流水不腐！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欧美国家，政府官员大多数是雇员而已没有多少特权，只有极少数精英政治世家+资本寡头可以占有明暗世袭的位置，不大流动。所以井小好清理？
景跃进的思路，我觉得他的听众并没有很好地理解。
那个毛寿龙简直是笑话，讲了几句话没一句着谱的。赖海榕洋洋洒洒的一堆，又陷在“应该如何”里。倒是赵农的观点恐怕和景跃进是最相对立的，但是他听出景跃进报告的idea的力量的威胁来了，所以一个是强调你那套东西不灵，二是强调台湾经验的“证伪”。景跃进最后的回应好像挺无奈的，因为他跟这帮人似乎没啥共同语言。
但在欧美，固然在政府机构任职类似公司雇员，与其他职业没有太大区别，另一方面，也并非一定当官才叫参与政治，大大小小的NGO，各种民间协会组织，新闻媒体，在欧美人看来，这也是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说到底，就是在欧美，官民没有天然的界限，也就不存在官与民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无需时时事事提爱民如子，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人民的儿子，鱼水关系。其实无论是父母官还是人民的儿子，都体现出官与民的本质不同，无论这个不同是以父母还是以儿子的名义体现。官要么是高高在上的父母，要么是低低在下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是真正平等的弟兄姊妹，同事朋友呢？
就如夫妻吵架，夫妻本是一体，吵吵闹闹才叫夫妻，但如果是两个壁垒分明的群体官与民，存在天然的矛盾，则必须小心处理两者关系，需要通过各种礼仪、爱心、道德、法律等等来避免矛盾的激发。但这些还不够，只有在上的群体弱化在下的群体，所谓上智下愚，才能在较长时间内保证这两个群体相安无事，不过这样就会过分执于稳定，而匮于活力，结果就是官员群体越来越庞大腐败，民众越来越愚昧愤怒，一旦各种办法都不能保持两者的平衡，那么结局将是毁灭性的，这是其一，其二这两个群体构成的系统在整体上也会越来越弱小，一旦外敌入侵，则如探囊取物，明末与清末就是明证。
另外，就是你所提到的极少数政治世家+资本寡头，其实是政治组织与商业组织的相互渗透，总的来说，政治与商业组织是精英组织的高级形式，但这两个组织的参与却没有什么门槛，无需什么科举公务员考试，只要你进去后混得好，就可以在重要位置上从政从商，其实并非一定是职业政客商人，工人农民做得好，教育搞得好，记者做得好，科学研发好，甚至演员体育做得好，都可以在重要位置上从政从商，里根、施瓦辛格就是职业演员、健美运动员。这样虽然有官员、资本家、教师、媒体、运动员、演员等等区别显明的群体，但不过是职业的区分，而非阶级的区分。就不会在国家社会的重要位置上形成一个特殊阶级。
但是近年来，在欧美国家，从事金融业律师业的人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有着向中国官僚阶级发展的方向，只不过一方是搞钱搞法律，一方是搞暴力搞行政，但共同点在于，只要你入行，无论你搞得好不好，你都会享有显著地高于其他职业的特权与利益，就会形成只进不出的效应。结果一方面是挤破头才进得去，另一方面是只要进去了就只对上，即对这个群体负责，而不对群体外负责了。
久而久之，这个集团的人缺乏约束，胡作非为，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整个社会就会明显阶级化，出现阶级斗争。金融危机，华尔街大佬的贪婪，庞氏骗局等等已经给美国敲响了警钟！
任何危机如果是走路磕磕碰碰遭到挫折，有点外伤这样的外部危机，只要坚持前行，就会化危机为转机，多难兴邦。但如果是内部结构出现问题，心脏、大脑、肠胃各不相合，或者这些组织出现癌变，这样的危机发展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就是说如果那个位置的利益远大于风险，那就抢着干；而当风险和责任大于利益的时候，那就除了有理想的外没人肯干，也就是大禹之前的情况——大家忙着禅让。
这就说明，前一种情况下，那些位置就会被追求利益最迫切和得法的人占据，而不是被有理想，想要克服困难谋全社会发展进步的人占据。
如此看来，就不难理解俺们的官本位何以如此的具有生命力，甚至于小学生都抢着当班干部——除非让那些个位置的责任和风险大过，至少持平于收益，否则，占据那些个位置的人，谋私比谋公的概率不小。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公私兼顾。
所谓高薪养廉，在我们这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成为制度性腐败的概率不小。一个“廉”字，现阶段靠“监督”好过靠“养”。
你无非说了2件事
1 西方的权力不一定集中在政府大院里。但这是皮不是本质，只要是一个相对明确的集团传承权利，何必在乎皮？这个事实不构成证据，起码不是充分证据。
2 其次，比官僚的封闭性，中国固然挺厉害，但比起日本美国欧洲，比起萨科奇儿子20出头拿法国最重要选区。 中国还差不少呢
主要是中国以前实行科举制度，跟欧洲国家的贵族当政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欧洲国家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在中国，会被人骂到臭头。
关系，但是你对他的反驳我也觉着无话可说，内心深处也确实没有接受地理环境决定，但是也没觉着其他说法更有说服力。
BTW，经济决定论我不同意，但是马列的唯物史观，至今还没有看到有说服力的反驳，到底是真没有，还是我没看到？
我没注意其他的看法，我挺反感蔡霞蔡教授的发言，感觉不爽，没有新意。
至于赵农，拿台湾当例子，也觉着挺搞的，可能他不太熟悉台湾的民主进程，好像没有想好如何回答问题，向头脑风暴那样，随便拿台湾当例子。
还有拿俄罗斯当例子，俄罗斯我“不熟”，就不废话，那个拿朝鲜当例子，明显就是恶心土共的。
我就是球迷的一员，作为球迷的过来人，用现在的观点去衡量90年代的球迷看法，很多观点就是泄愤，就算不是泄愤，正儿八经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但这种集团更体现为一种组织形式，如公司的董事会，而不是一个特殊阶级，董事会的人离开了就不是董事了，与其他职员无异，或者即使他在董事会，也与其他职员是同事的关系，而不是一入董事会，就成了鱼，重点不是考虑公司的发展，而是考虑如何与水相亲。
欧洲确实有世袭贵族政客的传统，但对于官僚整体而言，这种世袭贵族制其实消弱了官僚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所以发展到后来，贵族倒跟平民站在一起，要资产阶级革命了，而政治特殊性被弱化，这种世袭政治家倒有点像职业世袭一样，比如世袭音乐家、雕刻家等等。
中国的科举考试确实在政治人才选拔上强于欧洲传统贵族制，但强化政治人才的同时却强化了官僚阶级，也消弱了其他群体，凡是与政治无关的事业更是被弱化，现在很多行业专长人员放弃本行不干，削尖了脑袋要往公务员群体钻，干的却是一些上传下达毫无技术含量的琐碎，不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也必须承认，政治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天然的特殊性，中国重点抓政治，在前期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成果，所谓集中力量好办事，一个国家的人才都集中在行政部门，当然更方便调动各种资源。但是政治自身迥异于其他事业，结果在加强政治的同时也板结了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后期，无论科举怎样不拘一格地吸入人才，也阻止不了官僚整体的腐化堕落，因为再优秀的人才一入这个系统，要么是被同化，要么就是不能力挽狂澜。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放在现在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但是在庞大极端腐朽的官僚集团面前，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微不足道。中国王朝盛极而衰的周期律，其实是中国官僚作为一个阶级从清明高效走向腐化堕落的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