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分攻宁、青”·西路军史话⑵ -- 双石
几乎就在红二、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的同时，党中央也在作“打通国际”的谋划。
其实这种考虑和探讨早在年前他们到达到陕北后就开始了，但正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基本战略设想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通国际”，而相关的预案也一直在酝酿探讨之中。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之时，毛泽东与彭德怀也在讨论“打通国际”的路线——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准备西渡。
己、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同时告诉左聂徐程四同志，亦望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毛泽东
二十九日[1]
从该电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红二、红四方面军是否能北上尚无把握的时候，就准备以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独立承担“接通苏联”的任务。而在“接通苏联”的路线选择上，毛泽东比较倾向于“宁夏路线”，而对“西进甘凉肃”这片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估计，也比较乐观——“……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
这个估计与后来西路军的转战历程相映照，不能不说有“过于乐观”之嫌。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至甘南地区，三军大会师之前景在望，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于是，中共中央“接通苏联”设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选的路线，就是宁夏——据说“夺取宁夏”是出自于张学良的建议。
“宁夏战役”最初版本是这样的——
㈠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㈡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㈢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⒈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击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问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⒉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⒊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
洛、育、恩、博、稼、怀、凯、泽[2]
这是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其中“打通苏联”行动是拟与东北军联合进行的，分作三个步聚：第一步，配合东北军取得甘肃西部——可以简要概括为“替东北军盘下河西走廊”；第二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准备攻宁；第三步，乘结冰期（12月）渡过黄河，夺取宁夏。
可能是张学良有张学良的难处——至少人家还没有与蒋介石公开翻脸，10天后，中共中央手中的“宁夏战役”蓝图，就大变了一个模样：东北军的参股没有了，战役第一步那个“为他人作嫁衣”，变成了“为自己作嫁衣——
8月22日，毛泽东拿出“宁夏战役”第一个升级版本与彭德怀蹉商——
2.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二个月。
3.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用少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4.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箝制毛、王、何敌，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乎事实否。[3]
次日，在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的征询电中，这个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㈡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到皮筏否。
㈢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4]
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张国焘打电话就“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方案向其征询意见时，他的回复是：“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肃西部！”[5]
然而，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于1936年9月2日致林育英并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的却是两种个选择方案——
子案：“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豫、鄂发展”；
丑案：“以主力转移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并称：“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际最后之决定，如国际赞成采取丑项方针，就须开始具体准备，并尽可能使我们略知国际可能帮助的大概情况”，“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较易解决”……[6]
这个“丑案”，就是中央征询的内容，他们答复得也比较肯定——虽然列为“次选”。
关于当前部署，朱张陈认为：
这就是张国焘后来声称“会断送红军”的“静会战役计划”之雏形——他本人就是著作权人之一。
应该说，“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方案，是很对张国焘的心思的，也很对红四方面军诸多领导成员的心思的。而就是在基层干部战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雪山再过草地”的顾虑和担忧——比如建立比较巩固的甘南根据地为补给后方，也是能够产生积极呼应的。
其原因有三：
其一，要在当年12月执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甘南地区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以为后方，这对刚走出草地来到这片相对安定和富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舔伤裹创休养生息之所在。
张国焘就曾在《我的回忆》中留下过这样的回忆文字：
这不正是毛泽东浪漫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散文版么？
张国焘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也应该有“悔不当初”之愧叹：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行事，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在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来，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已也不致南下碰壁，现在又该是何等光景？？——那时节，徐、陈所率的右路军，距此间不过几天的行程，却嘎然止步，令人扼腕！而那会儿的自己哩？还预言人家“不拖死也会冻死”，可笑啊！……
这当然是梦境中事了，张国焘是从来不会作这种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张国焘了——他在同一篇回忆文字中是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南下”开脱和辩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9]……
这个辩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从“无罪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也实在是太健忘了——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研判，却在“张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主席”洗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要硬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已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这些人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打住，还是回到正题。
其二，执行该案，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才能会师，这对于刚走出失败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既能在会师前的相对独立创业过程中获得重新证明自己机会，又不致于与国民党军主力硬碰，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三，对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掺和了“另立中央”的许多人来说，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双方再次会面后的尴尬。待到各自任务达成后再照面时，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功劳苦劳，大家都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谁也不比谁矮三分，过于的一切不快也必将被时间冲淡，谁还好好意思去“清算”谁的“错误”？……
据诸多当事人回忆，此间的张国焘，就是“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最积极的鼓吹者——当然也是作为该案前提的“甘南根据地”的积极主张者——他的纠结心理，应该是所有人中最为严重的：“另立中央”是个什么性质的“错误”，这个“错误”有多严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会师前尽力自创一片天地，才有可能获得以实力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的对话地位——也就是在党内斗争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忆文字或可佐证一二：
……
关于解决党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10]
而这个很对张国焘心思的方案，后来的西路军基本上践行了——除了“进取青海”。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红军行动方针电告共产国际——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南陕甘苏区联系，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关系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11]
中共中央在形成这个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是充分考虑了红四方面军的现实状况，以及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成员可能会产生的复杂心境的。更重要的，是根据此前共产国际方面此前给出的信息作出的——“……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12]”
“靠拢苏联”的概念很宽泛，按中共方面的理解，这应该包括了外蒙与新疆。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出的是两个预案，而且中共西北局朱张任9月2日电报中提出的子、丑两案与内容非常相似。不同者，主次关系，先后关系以及倾向性的态度，非常清楚明白：“夺取宁夏及甘肃西部，打通国际”为首选，希望从外蒙方向得到援助，“转战川陕豫鄂”则为“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等等最不利情况下万不得已之备选——9月8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给西北局朱张任9月2日建议的回复电中还特别指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13]”
这与西北局建议中子、丑两案的顺序，恰好相反！
这个用于“万不得已”之备选案，其实就是数十年后被人一惊一乍扯出来作颠覆学问的“作战新计划”之蓝本。而这个蓝本作为首选提案之最早出处，就是1936年9月2日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致林育英并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当时张国焘虽然取消了“伪中央”，但仍然不想承认党中央是真中央，而要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代行党中央职权，自己这个“西北局”则与党中央取“平行关系”。
如果中共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复，那么不管后来这“打通国际”是成败如何，是得也好是失也好，说“从前”还是说“当今”，这笔责任账都是非常清楚的：“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也好，“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也好，都是出自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原始动议与自主策划，始动议者，始作俑者，都至少包括了这样的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成败与否，他们的担戴都小不了！
然而，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儿！
半个月后的9月11日，共产国际给出的是这样的答复：
“不能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已对“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内涵作出了重新定义！而如果“不能向新疆方面前进”，那“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何在？“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迫切性没多少了，好几万人马的一支红军主力还窝在甘南一隅干嘛哩？——要知道，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军队，可并不是人马多得都找不到地方安营扎寨啊！……
于是，中共中央“分攻宁、青”的设计，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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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551～第5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等关于战略方针及统战策略的建议（1936年8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154～15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毛泽东关于询问宁“二马”兵力及一、二、四方面军战斗部署致彭德怀电（1936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中央征询对二、四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致林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与中央领导人电（1936年9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09～第11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致林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与中央领导人电（1936年9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09～第11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0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2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05～第51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1]《中央关于红军行动方针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61～第6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林育英、张闻天关于国际指示要点及战略方针问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9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3]《抗日反蒋不能并提（1936年9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8～第41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4]《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下一节——双石:【原创】]“合取宁夏”——中央的部署调整·西路军史话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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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视野视角”特有的吧？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双石，功德无量。
花请您继续。
即使过了河西，西路军开始是有主动权的。要不向西，脱离马家军地盘，要不向东，靠近河东。和马家军缠斗耗尽力量。战略上也没大意义。
吃什么喝什么？大部队怎么过都成问题，惶论呆那儿？
当时要任务要名义时，徐陈可是拍了胸脯打了包票的，建根据地，打通国际，都没有问题！而中央对打通国际的预期可是“一年为期”，本来就是考虑到了，一来远方不可能那么块准备好物资，二来不能靠拢新疆就得在河西走廊打一块根据地出来……
徐后来扯出“一路打到新疆”，纯粹是个伪问题——一种纠结心态的产物。
至于向东，第一次是刚过了河的时候中央去电问了，他们根本就不屑考虑；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他们对东返又提了一大堆没法办到的前提条件，又说了西进的种种好处，中央根据他们的报告，只好同意西进。
认为陈昌浩作为一把手，因为支持过张国涛另立中央的事，包袱很大，为了迫不及待的表白自己，洗刷自己，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变成了唯上是从，没有根据战场实际机断专行。认为“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
也许当时有这种心理的不只陈一个人。
徐回忆录中关于陈的有些说法，已被证明不可靠。
电报都是徐陈署名，此前也没有过陈强行代徐署名的“前科”，这可不象“朱张”电，那是有很多旁证或其他证据证明：张多次强行以“朱张”名义署电，甚至还有不准朱单独发电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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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徐还是陈，他们自己的话，是不是事实？
号召别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斯大林算盘贼精。光知道利用他人的理想主义，自己表现又太吝啬。国际共运走下坡路，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邓先富做事，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你指望别人厚道，不是别人的错，是你自己的错。
当然也可以说先富已经悄然转型了。
如果我们暂时放下中共成长中的曲折与共产国际指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再作客观考量的话，那么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公允之言：共产国际此前的“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好，后来的“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好，都具有相当的“现实主义合理性”乃至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前瞻性。
——“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是“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而这个道理与毛泽东“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的思路，有着相当程度的近似性。更何况，在民族危机迫近，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已经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向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遥远西域前进，被国人诟病以“逃跑”、“逃避”、“寻求偏安之地”，那是必然的。的的确确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也极不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
——至于“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动蒙伪和汉奸势力大肆进犯绥远，战事一触即发有关。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红军而冒诱发“日苏战争”的危险当然是一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说，红军主力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出现在正在准备抗击侵略的傅作义部之侧背，政治上也是极其不利的。虽然红军也可以打出“抗日援绥”的旗帜，但怡人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口实，也是避免不了的。更何况，由于绥远抗战不是直接对日军作战，属于“打狗欺主”的“内政”，南京蒋介石政府也对“援绥”表现出了历次局部抗战中前所未有的主动积极态度，也抽调了相当数量的精锐兵力以为傅部后援甚至准备直接参战。这种时候，就是让傅作义自己在中共和蒋公这两路援绥力量之间作出唯一性选择（这只能是个单选题），中选者为谁，恐怕也是不难推断的吧？
值此非常时期，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武装割据”，是得不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一定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什么一定要到“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去主动“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因为，这是为民族求得生存求得解放，也为自身求得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西路军的悲剧，仔细推敲起来“远方”是难辞其疚的。
虽然说“远方”这个不能在宁夏给军火，也不许红军进新疆的理由，与红军需要投身民族抗日前线的实际需要相符合，客观上是有其道理，但是“远方”对于中共以及其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似乎从来就没有切实给予军事援助的计划。这个呢，又与中国同志们的一次次期盼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同志的期盼非自西路军开始，早在南昌暴动，军事上的打算就是打到广东得到出海口接受苏联军火。结果呢，一路打到潮汕了，虽然说没守住，很快战败，但是军火船的鬼影子也没有，是咱们一厢情愿呢，还是被远方忽悠了?书上看不到说法，书上甚至对于老周他们的原计划说得都不多。
后来立三路线，其实是中国同志热烈的期待着“远方”迅猛武装红军，逐鹿中原夺得中国政权。当然，“远方”由此吓得不轻。
宁都暴动的五军团，是老冯的旧部，当年是扎扎实实的从宁夏那头得到过大量苏联军火的，所以他们加入红军，是不是也有着得到“远方”军事援助的期盼呢?这个是最令人费解的：冯爱国，蒋总司令等新军阀，“远方”给起枪炮来绝不含糊，及时且足量；给共军直到延安时期仍然是马列著作而不是机枪大炮。亲疏之别似乎非常搞笑。
再说西路军这头，老徐多少年以后仍然念叨着“远方”的大炮机枪。而当时的洛甫博古到老张老陈老徐，更是深信不疑“远方”备好了足足的家伙，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去取得之。
似乎唯一对此事感觉不对劲，隐约觉得远方的军火并不那么容易拿的--不是客观上运送不便，而是人家从来就没有真心打算给--是毛主席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