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通告】明年中国可能在印尼有大规模经济开发展开动作 -- wqnsihs
都没有。哪里来的华人杀华人？你不妨提供给我下相关的资料或链接？
没央企，没解放军，那就看民国。
只记得看完后有个感觉,理想主义者在特殊时期可以在短时期内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与效率;但是长期来说,总脱不了人性的桎梏.脱离人性谈制度,是空谈.
制度建设不能脱离人性，不过我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不是以前的那种共产主义，而是实现了公平分配的社会：劳动价值大的自然就收入高——聪明的，勤劳的人自然能致富——而不是现在的分配体系都是按实力分配，实力大分配多。至于怎么算公平，这就牵涉到了理论建设和大量计算。
一个是西河的“史文恭”先生最近的一篇宏文，里面专门论述苏援的重要性[URL=]：【原创】大河入海处 流产的西安一汽背后的一五计划链接出处[/URL]
一个是崔永元的纪录片——《我和我的祖国：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就不给链接了，里面的那些亲历者，如今的学界泰斗，他们的话，可以说，权威性是勿庸质疑的。
当然，如果先生认为，这些学界泰斗都是在胡说，那么，就当我上面的全是空气。
如果先生认为1949年前比1949后，中国更加的伟大，那么也算一家之言，还是就此相忘于江湖比较好。
这老百姓反正在老蒋手里也是倒霉，到老毛手里也是倒霉，只希望这个新世纪里不会重蹈覆辙不是？毕竟我们现在有了个新的起点不是？
只是我觉得我们一个要尽可能全面地认识问题，一个不能盲从什么泰斗不是，尤其是中国的很多泰斗都是比较搞笑的，像这什么“计划生育”“成为印度”“必经之路”“中国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积贫积弱”之类的论调不都是这些泰斗发明出来的？有的还给编入课本来愚弄缺乏辨析能力的青年。
至于苏援，当然很好，也当然对我们很有帮助，但一个国家不是靠一个苏援就能强大的起来的不是？--比如印度
没有伤害他人的能力，就必然没有立足之地？
213
回家好好看历史去吧，连背后的黑手都不知道谁，呵呵，
我告诉你，是美国人幕后主角+国民党小手。
骂人还真是我强项
争互相残杀？
http://hi.baidu.com/steven5918x/blog/item/26901f11170fc428dd5401ef.html
2010-02-25 20:1530多年前，在印尼发生的一场大屠杀导致了几十万人死亡。最近，解密的美国文件使人们朝真相似乎又靠近了一步
最近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大选，可以说是30多年来印尼第一次没有在军方和前总统苏哈托直接导演下的选举。但是，选举依然可以看到1965年那场残忍屠杀甩过来的阴影，正是它第一次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而使苏加诺———这次在印尼大选中领先的民主斗争党领导人梅加瓦蒂的父亲—从那上面走了下来。
军队是大屠杀“总导演”
1965年9月，左翼民族主义者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苏加诺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当时的印尼共产党PKI（当时印尼最大的政党）支持的基础上的。苏加诺利用PKI控制军队，但他与手下将军及西方的关系却每况愈下。当时印尼同英国、澳大利亚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发生对抗，同美国的关系也趋于恶化。当时，苏加诺的副手、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就曾谴责西方阴谋策划军官政变，暗杀总统，并警告说美国支持的将军们准备在10月发动政变。
最终，9月30日事变发生了。据估计，伴随着军队接管政权的大屠杀，共导致50至100万印尼人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或遭到流放。
一些遭受迫害的人最近要求印尼即将出现的新政府弄清当年的事实真相，将那一段黑暗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近年来，随着一些文件的解密，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是印尼军队直接导演了那场大屠杀，在整个过程中，军队招募民间的敢死队同共产党对手较量。这一点同目前印尼军队在东帝汶的所做所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屠杀背后的美国影子
1990年，美国律师凯西·卡登发表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年大屠杀开始时，美国外交官是如何向苏哈托军人集团提供了详细的印尼共产党人名单的。美国华盛顿学者约翰·凯利从解密的“绝密”和“秘密”文件中找到了大量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资料，最近他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澳大利亚报纸《SYDNEY MORNING HERALD》这些材料主要是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当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同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及其助手的往来电报。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及材料，便可勾勒出美国外交官及情报人员描述下的那场战后最大的屠杀之一———印尼1965年政变的惨景来。
美国外交人员的叙述中最令人震惊的方面是印尼军队在政变中大量招募穆斯林及天主教青年组成敢死队，以及当那场反共清洗运动已造成大量屠杀事件时美国仍极力支持。这些材料还表明了印尼军界与美国使馆之间的密切联系。
当时，同美国保持密切接触的主要是两个人：当时苏哈托的亲信纳苏逊将军和亚当·马利克，后者曾长期任苏哈托的外交部长。根据美国律师卡登的研究，当年美国使馆正是通过马利克的助手将印尼共产党人的名单交到印尼军方手中的。政变的一些细节至今印尼军方和西方国家仍讳莫如深。现在对事件的描述大致如下：
1965年9月30日晚，一些由苏加诺卫队军官温通上校率领的年轻军官绑架并杀害了6名军队高级将领后宣布，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从现在开始管理整个国家，以拯救正面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所威胁的苏加诺。但是，纳苏逊将军却脱逃了，他随后同当时的陆军战略司令苏哈托一起领导了反击行动。
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是苏加诺本人，还是军队，或印尼共产党？目前仍不明了。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9·30事件”发生后，苏哈托和纳苏逊迅即谴责事件系由印尼共产党所为，紧接着，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镇压。
印尼共产党人并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仅仅在5个月的时间内，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遭到了屠杀。随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出面表示坚决支持苏哈托。当时，格林在与华盛顿通电中也承认，并没有证据表明是共产党人策划了“9·30事件”。但是，美国使馆却一直与印尼军队高级将领以及支持军方的穆斯林人士在一起讨论清洗印尼共产党战略。格林在10月1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军队和穆斯林人士（同使馆官员）一同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下一步应采取的战略。他们希望军队不仅应对印尼共产党采取步步为营的打击战略，而且要打击整个‘共产党—苏加诺集团’。”
格林在同一天的电文中还报告说：“军队已经处死了74名与政变有关的共产党人，尽管（苏加诺的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反对处死他们。”格林同时表示不会让这场反共运动停止下来。
在另一份要求转呈美国情报机构的电文中，格林强调需要进一步进行反共宣传：“在所有媒体，通过不断重复的事实，将目前这场恐怖事件和悲剧同北京及其共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将绑架并杀害高级将领的手法同北越在南越村庄中杀害村长的事件联系起来。”
屠杀暴行 令人发指
两天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亚外交代表团会见时一起讨论了印尼局势和军队应采取的战略。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共产党人，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
10月20日，格林在一封电文中描述了反共运动的成功：“共产党形象遭到了沉重打击，它的通讯及指挥机构也遭到了严重损坏，它的组织能力也因其成员的逮捕、拷打和处死而受到损毁……在雅加达，据报道有数千共产党干部被逮捕……数百人被处死。”
尽管美国使馆一直宣传是印尼共产党策划了“9·30事件”，但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承认：“是有印尼共产党因素介入其中，但并不清楚共产党领导层的作用。”一位中情局人士则报告说：“印尼共产党中央只是在10月1日听到温通上校的广播通告后才决定对他进行军事支持的……共产党领导人相信军队正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
至于究竟是谁下令绑架并杀害了6名高级将领的，中央情报局承认：“准确地说出是谁给了他们指示……这个并不知道。”
然而，由军队进行的反共运动此时却刹不住车了。10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电文给驻印尼使馆，表示美国支持在印尼成立一个军人领导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并不一定要由苏加诺领导。此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杀愈演愈烈。亚齐省的穆斯林狂热分子几乎使当地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没能逃避攻击，一些亚齐暴徒甚至将共产党人杀死后，将他们的头颅割下，挂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11月13日，格林在一封电文中叙述了雅加达警察首脑的情报：“几乎所有印尼共产党领导、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都被军队抓获，更多的是被敢死队抓住的。在爪哇东部和中部地区，几乎每个晚上都有50至100名共产党人被军队支持的反共组织处死。”
当196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反共大屠杀进行了3个月之后，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几乎所有印尼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都遭到了逮捕，其中许多人已被处死，包括3名党的最高领导人。党的群众组织也遭到摧毁……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行动仍然在苏门答腊、东爪哇、中爪哇和巴厘岛继续进行。”
至于屠杀的规模，格林在2月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根据“可靠”情报，美国使馆估计，一共约有40万人在屠杀中丧生。格林在电文中还承认，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一年之后，美国学者估计，一共有50—100万印度尼西亚人死于那场大屠杀。
哈达政府镇压了印尼共产党后，印尼共和国防御力量削弱，荷兰殖民者乘机于1948年12月19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被迫固守大城市，到1949年2月底，仅能控制东爪哇的三分之一和西爪哇的近一半地区。荷兰的侵略遭到亚洲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荷军伤亡日增，军费开支浩大。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双方停火，并释放苏加诺等人。美国还通过“斡旋委员会”（1949年1月改名“联合国印尼委员会”）出面调处。 1949年5月7日，荷兰和印尼在雅加达签订停战协定。
1949年8～11月，在海牙举行了有印尼共和国政府、荷兰、印尼各傀儡邦以及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和15个傀儡邦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参加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尼联盟；印尼在外交、国防、财经和文化等方面和荷兰实行“永久合作”；西伊里安继续由荷兰占领，其归属问题待以后双方“协商”解决；印尼还需偿付殖民政府的400亿荷盾的债务。
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与收复西伊里安 《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荷军从印尼撤走。1949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仍担任总统，哈达任总理。12月27日，荷兰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联邦共和国。从此，长达三百四十多年的荷兰直接统治终结。但是，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依然存在，占印尼领土20％的西伊里安还被荷兰占领，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各傀儡邦区仍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状态没有被触动。美国势力乘机渗入印尼。美、荷帝国主义还通过代理人组织“伊斯兰教运动”、“印尼伊斯兰教军”等反动教派组织，进行分裂、颠覆活动。因此，印尼人民仍面临着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和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1950年，印尼全国开展了取消傀儡邦区、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运动。各傀儡邦被迫纷纷解散。同年8月15日，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
在统一的共和国成立初期，右翼集团在政府和军队中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忠实履行《圆桌会议协定》，并同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参加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同时颁布禁止工人罢工法令，压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但在这一时期，印尼共产党和各民主组织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初，印尼共建立了以艾地（1923～1967年）为首的新的中央，工会和农会组织也重新建立，工农运动发展起来。
右翼集团进行反扑。1951年8月，苏基曼内阁发动“八月大逮捕”，把三千多名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印尼共与各民主组织组成反苏基曼内阁的统一战线，发动群众，迫使苏基曼内阁辞职。以民族党人为主的韦洛坡内阁执政后，释放了被捕者。1952年10月，共产党人和民主力量配合，又击破了右翼社会党人策动的军事政变，右翼势力日益孤立。共产党、民族党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组成统一战线，影响日益扩大。
1953年7月，民族党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03～1975年）组阁。这届内阁执行反帝反殖、维护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经过谈判斗争，1954年8月，阿里内阁与荷兰达成了取消“荷兰—印尼联盟”的协议，废除与荷兰的有关外交、军事、文化合作的协定条款。 1955年，印尼成为万隆会议的东道国，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在会议期间，印尼政府和中国代表团于4月22日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印尼华侨在历史上形成的双重国籍问题获得解决。
1956年3月，印尼第一届普选产生的国会成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再度组阁。同年4月21
日，阿里内阁宣布单方面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对荷兰的“债务”。这样，印尼的独立地位得到保障。
在万隆会议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1956～1958年，印尼政府粉碎了美、荷支持的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南摩鹿加群岛等地的军事叛乱。1960年苏加诺总统下令解散参与策划叛乱的反动政党。1961年12月，印尼政府发出总动员令，组织志愿人员，准备解放西伊里安。翌年，掀起了解放西伊里安的高潮。一批志愿人员在西伊里安的两个岛登陆。印尼政府宣布没收荷兰在印尼的企业和种植园。在这种形势下，荷兰被迫于1963年5月1日将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尼。印尼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得到实现。
印度尼西亚930事件和苏哈托政变
倾向于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与军队右翼势力的关系紧张，1965年9月21日，40名陆军将领秘密集会，准备调遣雅加达以外的军队在10月5日发动政变。
印尼共产党党员、苏加诺总统卫队三营营长翁东中校（Untung）获知此次集会内容后，在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默许下（一说翁东是擅自行动，苏加诺与印共并不知情）于1965年9月30日凌晨派遣总统卫队的武装士兵从哈利姆空军基地（Halim Air Force Base）出发，袭击、绑架和处决了7名涉嫌准备发动政变的将领中的6名，其中陆军司令雅尼（Ahmad Yani）等3名将领在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一处被称作“鳄鱼洞穴”的地方被杀害，尸体投入井中，唯一生还的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带伤逃到伊拉克大使馆寻求保护，他的家人和副官则没有逃脱厄运。
虽然逮捕、处决的行动比较成功，但是翁东等人忽视了陆军战备司令部（KOSTRAD , Komando Strategi dan Cadangan TNI Angkatan Darat - the Army Strategic and Reserves Command）司令苏哈托少将（Haji Mohammad Suharto）的威胁。事实上，与翁东联合发起930运动的陆军上校拉蒂夫（Lieut-Col Latief）在采取行动之前两次向掌握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汇报情况，而没有把持反共态度的苏哈托列入袭击名单，原因是他认为苏哈托是忠于苏加诺的，并且对政治不关心。
10月1日，翁东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挫败政变阴谋，成立“革命委员会”。苏加诺、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Sobron Aidit）、空军司令达尼等人前去哈利姆空军基地指挥局势，印尼共产党开始组织民兵协助翁东。
听到广播后，苏哈托召开会议，认为翁东等人是“在印尼共产党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暴力夺权”，遂宣布暂时接管陆军领导权，控制各个军区，在纳苏蒂安协助下指挥军队迅速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苏加诺被迫认命他为陆军司令，很快哈利姆空军基地被苏哈托的陆军占领，艾地、翁东出逃。10月11日，翁东被捕，旋即被审判、枪毙，11月22日，艾地在被捕后再次逃跑，失败身死。
苏加诺暂时保住了总统的地位，但是在枪炮面前已经没有夺回权力的希望，最终于1967年3月12日被迫下台并遭软禁直至逝世。
从此，印尼进入30多年的由针对华裔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开始，到金融风暴和大规模贪污腐败结束的苏哈托独裁统治时期。
站在另一面的是军人。他们声望日隆，不仅是印尼资产阶级/封建政党弱小的一种反映，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印尼资产阶级自身弱小的一种反映。根据两个阶段理论，这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兴旺发展的阶段，然而，资本家阶级却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须由军队站出来作为其代表——而军队作为国家暴力，通常来说，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苏加诺在其间巧妙地玩弄平衡术。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阶级力量正在聚集，准备摊牌了。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对群众来说，情况已变得难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记忆中最为严重的旱灾和鼠患而大大减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报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实际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东西’，而接下来的数月，各方面的报道都提到苦难在大规模地发生。
据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报道，中爪哇的农作物失收情况特别严重，有一百万人在饿肚皮；在沃诺沙里（Wonosari）县，每天有二至六人饿死；而中爪哇副省长说，有12000人正因营养不良接受治疗，而15000个家庭被迫放弃他们的贫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讯社则详细报道说，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饿肚皮，而在南苏门答腊粮食严重短缺。人民日报于2月18日报道说，人民正在变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感到沮丧的农民开始占有土地。乡村地区的警察、军人和反动分子使用暴力对此作出反应。
国家在走向毁灭，平民和军人官僚阶层的贪污和走私泛滥。军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贪污腐败毁坏了已收归国有的企业。生产按绝对值计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产值。印尼曾经一度是大米过剩的地区。现在，它每年却必需输入150000吨大米。锡和橡胶的出口工业逐渐大幅萎缩，只有石油仍然是赚取美元的一个工业。
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令人吃惊的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
就苏加诺来说，他更为关心在印尼人中间发展“一种对自己国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种生活在满是昂贵工艺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为了促进这种“自豪感”，数以百万计的钱被用来建造雅加达的地标式豪华建筑、新林荫大道和宏伟的雕像。
与此同时，苏加诺发布的没完没了的演讲、口号和简略词，越来越多地以左的言辞包装起来，诸如“Manipol（ManifestoPolitik，政治宣言——译者）/USDEK（即用Undang2Dasar1945-1945年宪法、SosialismeIndonesia-印尼社会主义、DemokrasiTerpimpin-有指导的民主、EkonomiTerpimpin-有指导的经济和KepribadianIndonesia-印尼特性这五个词组的第一个字母拼成的简略词——译者）。类似的简略词还有一大串，诸如Ampera（人民苦难教训）、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风险的一年）、NEFOSANDOLDEFOS（新兴力量与旧有力量）、Nasakom（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团结）、必需避免本本主义思想、回到革命的轨道以及不断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满腔热情地加入这些口号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称苏加诺是一个“日本人的合作者”，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以及一个“准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苏加诺却在印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正如RexMortimer说的，“到了1963年，印共党（对苏加诺）的崇敬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苏加诺对经济事务的愚昧无知臭名远扬和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共却宣称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处理……这之后不久，（艾地）给他奉上最终的荣誉，形容总统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的第一位老师。”（注22）结果，印共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苏加诺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两大党）。有三百五十万印尼人成为印共党员。另外，其附属的不同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和文化组织，据称获得大约二千万人民的支持。
国际资产阶级益发惊恐地注视着印尼的形势。它们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将取得政权。姑不论它们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体和现实的形势将迫使它们把经济收归国有，就像古巴和中国发生的那样（也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许多部门已经被收归国有）。失去印尼这一世界第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可是他们又无能为力来干预。
他们思想上的绝望情绪在兰德公司的一份备忘录里显露出来。在这份备忘录里，美国政策主要顾问（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GuyPauker写道：“如果共产党人失去苏加诺这个保护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势力团结起来的其他民族领袖，能否在最近的将来崛起，看来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这股势力将可能欠缺冷酷无情，使之有可能像纳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选过后的几个星期就去镇压德国共产党那样……印共的敌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乱的余孽、被镇压的政党和某些武装部队份子。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和群众支持方面，而且在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比纳粹份子还弱。”（注23）（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思维——“当你需要他们时，纳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况到了紧要关头。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将领被一小股由中级军官率领的部队绑架和杀害，雅加达的一些地点也被占领。苏哈托将军指挥下的武装部队迅速地扑灭了首都的“政变”企图，虽然战斗在中爪哇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印共被指责为这场“政变”和将领被杀的主谋。
对印共党员和同情者的屠杀开始了。最初情况非常混乱。大多数观察家以为将会有一场内战。正如10月16日的《经济学人》指出的，“除非冒内战的风险，否则印尼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根本不可能被赶入地下”。的确是发生了一场内战，不过只有一方在战斗。
据1965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红色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在被屠杀。据说，内陆地区的军队对身陷囹圄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进行审问之后，就把他们处决了。用有着宽阔刀锋的巴冷刀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结队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进共产党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杀害之后，就随随便便地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浅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东爪哇把受害者的头颅挂在木杆上，并拿它在各村庄游行展示，使这场大屠杀运动变得如此恬不知耻。大屠杀的规模达到这样一种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处理，已经导致东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出现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那里的潮湿空气充满着腐烂肉体发出的难闻的臭味。据到过这些地区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小河小溪简直已经被那些尸体堵住了。当地的河运已经严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报道，一位在日惹附近乡村学校教书的教师曾经这样说，“我的学生跟着军人出去。他们指出谁是印共党员。那些军人当场就把这些共产党员连同他们的全部家人枪杀了，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纽约时报》记者SethKing评论道:“泗水，是东爪哇的首府，长期来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市内贯穿着许多浑浊的运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运河边上的家庭一个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们园子梯级附近的尸体。”（注24）
在峇厘这个曾经是印共党组织发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杀已经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场，以致军队最终要介入来控制它。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从来都不是以人道组织闻名的机构也这样写道：“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人民——工人阶级的精华和印尼社会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儿女被屠杀了。印共关于革命分两个阶段的理论就以残酷恶毒没有阶段的反革命终结了！
但是，整个形势最难于令人置信的一点是，印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正如RexMortimer阐明的，“一个被驱散和震慑的领导层，看来已完全失去能力来集合党的力量，或应付自己党员被大批杀害的局面。（印共）领袖坚持把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加诺身上，自己却匿藏起来，致使失去实际活动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妻子的印共党员在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变后的数月以及数年的反应，说明党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瘫痪状态的：
“9-30事件之后，我们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能够告知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雅加达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没有获得任何指导要如何应对这种不测事件。我们没有预料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我们以为这是党的一次挫折，但是苏加诺最终会处理好这一事件。
“这就是党之所以崩溃得那么快的原因。没有指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向谁求助或者该相信谁，自从大逮捕开始，我们知道有人叛变……（党的领袖）只是捎话来要我们等待，而我知道一位党领袖的妻子奉命去见苏加诺。”（注25）
*苏加诺……完全依赖于苏加诺。
根据他们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理论以及随着所有政党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结论，即苏加诺本身，作为个人，如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苏加诺没有群众性组织。如果苏加诺是代表某个强大阶级利益的牢靠人物，他决不会如此之快倒台。
实际上，不是苏加诺，而是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军队，最终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划分的对立面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印共。当这些强大的阶级对立力量最终分崩离析的时候，苏加诺简直就掉入裂缝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队伍为此大吃一惊——对党教导的艾地有关国家“两个方面”的荒谬理论，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转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说的：“根据这一‘两个方面理论’，在印尼能够出现一个奇迹。这就是国家可以不再是统治压迫阶级压制其他阶级的一种工具，而可以使之成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国家政权的根本变化……可以通过发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灭‘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货色。）
艾地事前对绑架将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显示出整个领导层的态度——宁愿由上层处理而不去动员群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艾地曾对独立斗争时期的印共领导层作出这样的批评：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不够重视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工作。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历史本身往往会重演。
但是，让我们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创立时期来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右派不是反对把阶级问题提出来，并提出：“为了达致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团间必需团结起来……”的要求吗！难道这点不是意味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吗？难道这些右派跟那些后来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没有分道扬镳，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
难道伊斯兰协会的佐格罗阿米诺多那一派人没有一面谴责“罪恶”（在这里他们指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吗？
在艾地领导下的印共事实上又回复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对这些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于是，轮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喻问题在原处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从莫斯科返回印尼以来的时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历史，从许多方面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一部历史。显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诸如对一个人——苏加诺的依赖），但是，导致印共处于这种地位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最初是从莫斯科传过来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国发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党员名单呈交“当局”，而名单上列明（党员）地址、党内职务和入党日期。就连当时的印尼的资产阶级观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国，情况相类似的看法。
但是，悲剧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劳工运动被粉碎，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份子遭到屠杀，因为完全执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确，“……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势力推翻，正是在‘雅加达来了’的口号下进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样，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错综复杂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灭印共的行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样，在印尼，正是印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错误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努力，亦是枉费心机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权吗？是的，我们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取得政权的客观条件有好几回已经成熟。在1920年代，撇开组织方面的混乱不说，它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政权），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丹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义时机已经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逐步增强党的力量——这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很明显，到了独立斗争时期，印共根本就把领导这场斗争的机会拱手相让出去。
同样，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时机也已经成熟，这点不成为问题。国际资本主义的态度总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它们的态度又是什么？这种态度由惊慌失措到惊恐万状不等！让我们别忘记，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数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具有某种程度的更大优势。然而，在政治理论方面，它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论而不是数量，成为印共的问题。显然，即便是对于理论采取了最为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不能一定保证胜利，有时条件就是不成熟。不过，我们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况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苏加诺继续担任政府名义首脑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权。但是，如果他们取得政权（有或没有苏加诺），不可避免的是，鉴于领导层的政策，它产生的政权将不会是一个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是一个类似中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尽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的消灭，将会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对国际被压迫群众的一个巨大鼓舞。
尤有进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国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权的话，整个中东发生的事件的模式，从那时开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东南亚地区本身来说，一个最大的国家的革命，其反响将会是巨大的，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在失去中国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国将无异于一次毁灭性打击。[/QUOTE]
除了清凉油，现在圆珠笔之类也很受欢迎，用来换精油啥的了。
何人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话采取了什么行动？
什么都没有靠想象力说话啊？
还“自作孽不可活”。这种话你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
你要有脸面的话，你再看看下面这份文字，你找出一个关于“国民党小手”的字眼和证据来。记得是蒋介石的那个国民党，不是印尼的国民党（叫PNI）.你要找不出来或提交不了另外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第一次是印尼在亲台华人的帮助下，对亲共华人的迫害。那个时候很多亲共印尼华侨回国了。
第二次就是大众知道比较多了那次迫害，基本是第一次迫害后留下来的那批亲台华人。
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啊。
[QUOTE]
往事钩沉：印尼“九·三○”事件
XG54 编撰
一 背景
500余人集聚北京1200名军官在美国受训
东西方阵营冷战主战场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印尼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他们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苏加诺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中成长壮大。
1948年，印尼右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慕梭牺牲，约有3600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1万人惨遭杀害，全国党员只剩下了8000人。印尼共产党元气大伤。
1951年，印尼共产党新领导人艾地出面收拾残局。使印尼共产党在狱火中重生。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下，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印尼共产党得到了大发展，到1960年，她已成为印尼全国最大的政党。1963年拥有党员200多万人，1965年又上升到300多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外最大的共产党。
对于当时印尼政治局势，所有的印尼国内外舆论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强大和与苏加诺总统的良好关系，和平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印尼共产党对党的发展和成就也是沾沾自喜。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曾在公开场合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潜力。”
六十年代中国和印尼关系密切。1965年1月10日，印尼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1966年9月重新加入）。表面的理由是联合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表明要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因为那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大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印尼政府以退出联合国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可以讲，印尼的这一举动是把自己看成了中国的“盟国”。那时，印尼的总统苏加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于美国的憎恶溢于言表，对于中国的友好也已经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1963年至1965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包括艾地，频繁访问中国。中印两国政府高层接触也十分频繁,各类团组往来不断,国际上将中印关系渲染为“北京—雅加达轴心”。1965年国庆期间,印尼有28个大小团组、500余人集聚北京,创两国历年人员往来之最。印尼第二副总理萨勒（Saleh）和艾地的 一个弟弟就在北京。与此相对应，“九·三○”事件发生时，也有大约1200名印尼的各级军官正在美国接受训练.。印尼已成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较量的战场。
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向毛泽东
赠送礼物“天堂鸟”标本
二 10月1日凌晨打响第一枪
左派军官抢在十·五前先发制人
纳苏蒂安狗急跳墙保住小命一条
然而，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一些军方（陆军）高级将领，对印尼共产党即将掌握印尼政权忧心忡忡，他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暗地里企图将苏加诺赶下台，积极寻找打击印尼共产党的时机。
此时，印尼军方内部一些拥护苏加诺，又与印尼共产党关系良好的少壮派军官也在关注局势。印尼军方内部的这些少壮派军官在“九·三○”事件前夕，打听到一个消息，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那些军方高级将领秘密成立了“将军委员会”，有可能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加诺总统，改变印尼的政局，使印尼转向西方。为此，这些少壮派军官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先发制人，抢在前面，用极端手段铲除这些高级军官。
“九·三○”事件的领导核心有翁东中校（精锐的总统卫队营营长）、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驻西加里曼丹司令苏马尔佐准将，陆军第5军区步兵旅长拉蒂夫上校，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等人。翁东是主要负责人。1965年9月30日深夜翁东向参与事变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几小时后，4个连的部队分乘十余辆大卡车，从距首都雅加达7公里的集结地——鳄鱼洞，向首都雅加达悄然出发。
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是事变部队的首要目标，一支数量最大的抓捕部队来到了住处，纳苏蒂安听到动静后，已经猜出了是怎么回事。当士兵们在敲门时，他在夫人帮助下，翻上墙头，跳进了一墙之隔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内。一名士兵发现有人翻上墙头，于是便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纳苏蒂安。在混乱中，纳苏蒂安的女儿被打伤后致死。他的副官站了出来，趁乱穿上纳苏蒂安的制服，被事变部队误认为是纳苏蒂安而抓走。
在抓捕陆军部长雅尼的行动中，他没有怀疑总统要他立即到总统府去的命令有何不妥，他要求进屋去洗一下澡和换换衣服，当他的要求被拒绝时，他冲着士兵们发了火。随后双方发生冲突，雅尼被士兵们开枪打死。
除了纳苏蒂安和雅尼外，在抓捕其他5名高级将领的行动中，有两名将领因拒捕而被打死，另外3名将领被活捉，他们被带到了鳄鱼洞关押。10月1日凌晨6时左右，3名被活捉的将领，还有冒充纳苏蒂安的副官共4人，被枪杀于鳄鱼洞的一口废井中。
与此同时，事件部队也在雅加达市中心展开了行动。约1000人的事变部队分别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后者是控制国内外信息传播的关键所在。当天，在印尼最重要的中爪哇地区，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首都雅加达的事 件，当地事件部队发表声明，支持雅加达发生的事件。
但就在这时，阴险狡滑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果断采取了军事行动，他自行接管了陆军的指挥权，发布了没有他，任何人不能调动军队的命令。随即，他取得了警察、海军的支持，并立即调动忠于他的部队向首都雅加达挺进。下午6时，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开始进攻电台和电讯大楼，由于力量的悬殊，忠于翁东的事 件部队无法抵抗，纷纷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撤退。当晚，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哈利姆空军基地进攻，到了第二天上午，控制了哈利姆空军基地，事件部队溃散。
随后，从10月2日起，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中爪哇地区的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发起进攻，并在10月5日前攻占了这几座城市。
至此，“九·三○”事件完全被平息。
“九·三○”事件领导核心
拉蒂夫上校
陆军第5军区步兵旅长
翁东中校Untung Samsuri 苏马尔佐准将Soepardjo
总统警卫营营长 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第
二战斗司令部司令
三 艾地如何被逮捕和葬身何处？
狗洞中爬出的“犹大”出卖艾地
刽子手弹冠相庆苏哈托微笑不语
这是亲自策划逮捕和枪决艾地的当事军官雅西尔陆军上校(Kalonel Yasir Hadibroto)于1980年10月5日对《罗盘报》讲述的故事，由《时代》杂志重写事件经过：
（雅西尔是苏哈多的死党，本材料中关于艾地在审问时的交代及所谓雅加达《Asahi》晚报通讯员Risuke Hayasi报导艾地的承认供词等，都是在当时印尼独裁统治者苏哈托的“新秩序”法框框下写成的，只能参阅。）
1965年10月2日，在雅加达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总部，时任第四步兵团司令的雅西尔上校面见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他当时本来领导第4步兵团在苏北奇沙兰开展运动，因听到9月30事件而回到雅加达，刚刚到达丹绒海口就向后备战略司令部报到。
“印共在茉莉芬发动政变时，你在哪里？”苏哈托少将直接询问雅西尔上校。
“我当时刚从西爪哇转移，我的步兵营接到任务到沃诺梭波(Wonosobo)地区对付共产党三个连队。”雅西尔回答。
“纳，现在叛变者就是以前茉莉芬印共的孩子，现在你去全部料理掉，艾地就在中爪哇，带你的部队到那边去。”苏哈多发布命令。
就在会晤当天，陆军已开始追捕被指涉嫌参与9·30运动的印共成员，不过，印共中央委员会主席D.N艾地却消失不见。
雅西尔上校带着步兵团到梭罗。在那儿他会见了印共领袖的亲信施利哈托(Sriharto)，他被抓关在牢房内。雅西尔就释放施利哈托，没过几天，施利哈托回来报告：艾地正藏在Kleco，计划于11月22日立即搬迁到杉朋村(Desa Sambeng)在赛车场后的一间屋子里。
雅西尔就策划逮捕行动。果然，在中午11点左右，艾地乘坐施利哈托的Vespa出现在该屋子。当晚9时，宁·布拉悦诺中尉带领第4步兵团包围该铁道局职工的屋子。雅西尔从远处监视围捕行动。
据当时正在梭罗采访的记者阿维西合在《共和日报》报导，在围捕时，艾地躲藏在衣橱里，被布拉悦诺中尉亲自发现。
“你要做什么？”艾地从衣橱里走出时向雅西尔的部下大声喝斥。布拉悦诺中尉先是胆怯，然后立即控制现场，把艾地半哄半强迫带到Loji Gandrung步兵团驻地。
当晚雅西尔不间断地审查艾地。据说，该印共主席做出厚达50页的承认供证。其中内容承认，只有他自己对9·30运动负责。很可惜，根据雅西尔说明，后来迪波尼哥罗军区司令把该批文件烧掉。只是不知如何走漏，在雅加达的《Asahi》晚报通讯员Risuke Hayasi却在该报上报导了艾地的承认供词。
接近凌晨，雅西尔感到彷徨，下一步该怎么办。艾地一再向他要求会见苏加诺总统，但雅西尔不愿接受。
“如果交给朋加诺，一定是颠倒事实，事情就会变样。”雅西尔表示。此段话是阿杜卡福尔在《苏哈托夫人》一书中所摘录的。
最后，在次日清晨，雅西尔带走艾地离开梭罗向西行。他们用三辆吉普车。艾地被带上手铐与雅西尔一起坐进最后一辆吉普车。接近天亮时车队抵达波约拉里。
未通知前两辆吉普车，雅西尔把车转进当地444营队驻地，他下定决心要下手。“有水井吗？”雅西尔询问营队司令Trisno少校，Trisno指着屋后面一个古井。
雅西尔就把艾地带到那边。在井边，他给予艾地做最后交代，但艾地反而激昂演说，这使雅西尔与部下大为愤怒，因此连开数枪，直穿艾地胸部，这位时任人协副议长兼统筹部长的政要就倒身古井，葬身井底。时年42岁。
1965年11月24日下午三点，雅西尔上校在日惹阿贡大厦会见苏哈多，向他汇报工作，包括其决定处死艾地。上校还特别询问：“Pak,您交代要清理掉是像目前如此行事吗？”
苏哈多微笑不语。
（雅西尔是苏哈多的死党，本材料中关于艾地在审问时的交代及所谓雅加达《Asahi》晚报通讯员Risuke Hayasi报导艾地的承认供词等，都是在当时印尼独裁统治者苏哈托“新秩序”法框框下写成的，只能参阅。xg54）
1965年11月22日，艾地被苏哈托军队逮捕枪决前摄。
1965年军队在梭罗逐家逐户搜查抓印共成员
四 波约拉里古井是艾地葬身之地
苏哈托两次落石填井宣泄心中邪火
“无天道之极”并不逊曾国藩焚尸扬灰
印尼共产党领导艾地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自发生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就遭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命运，有的进入监狱，有的被放逐到布鲁岛。他的两位女儿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
艾地葬身的古井处在离开梭罗25公里西部的波约拉里原陆军444营地内，该营地后来已被搬迁，只剩下一座老建筑物，现在是波约拉里军区的职员宿舍。据报导，当局出于政治原因，有系统地让人忘掉那口古井，因此从1965年11月以后，已有两次用石头填掉古井。
波约拉里过去原来是中爪哇印共的群众据点，在1955年大选和后来选举县长，印共都大获全胜。该县的444陆军部队也是亲印共部队，温东杉苏里中校曾是该营队的一位司令。因此，艾地葬身的古井，当地人都知道。很久以来，人们为了不愿触景伤情，都避开此处。《时代》杂志记者曾亲自到该地视察，当地军区宿舍一位住户证实，宿舍后的古井确是艾地的葬身处。
他说，曾有人想在该处建垃圾池，但锄下去是坚硬的石头，再移动几米处，却挖出破裂的人头骨，因此该人害怕得赶快埋掉洞穴，不敢再惹事。
根据报导，艾地的次子伊罕艾地，经过多年千辛万苦打听寻找，终于在2003年找到他父亲的葬身古井。当他站在父亲葬地上，心灵感到阵阵震撼，他对《时代》杂志说，良知告诉他，这是其父艾地最后葬身处，但他认为，艾地是在100米外的园地被枪杀，然后才移尸丢入古井。他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将父亲骨骸移到恰当的地方。
艾地尸体丢入井下后，苏哈托两次派人下石填井，拿陈尸来宣泄心中对印尼共产党的仇恨，欲叫后人永远找不到他的葬身之地，永远忘记他。最近凤凰卫视播出的《近人曾国藩》，也有讲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攻入天京（南京）后、挖地三尺，掘出已死数月的洪秀全尸骨，烧成灰再装入炮筒，发炮扬灰，谓“灰飞烟灭”之。“辱尸”“鞭尸”的封建、残酷、拙劣的作法，看来也不是老苏的专利。我国春秋末期伍子胥就曾对楚平王的尸体“鞭尸三百”。天下乌鸦一般黑，是鬼做不出人事。司马迁认为伍子胥之流的行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
艾地虽死犹生，他将永远活在印尼老百姓心中。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中爪哇波约拉里的古井，是艾地葬身之地。
四 「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夺取最高权力
翁东中校误把敌人当朋友日裔夫人黛薇有遗憾
阴险毒辣奸诈狡滑一代枭雄苏哈托独裁卅三年
苏哈托镇压“九·三○”事件以及夺取军队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是以极其狡猾和隐秘的手段，经过他的精心策划而一步一步实现的。原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苏班德里约被关押30年出狱后，于2000年发表的《我的证词》中详实地介绍了有关情况。
1965年9月15日翁东向苏哈托汇报“九·三○”事件的计划，苏哈托听完后说：“你有这个计划很好，消灭他们，不要犹疑不决”。并表示愿意向翁东提供部队支援。
1965年9月28日和9月30日晚上10时（离事件发生不到数小时），“九·三○”事件领导核心成员拉蒂夫，基于翁东的的分析，认为苏哈托是他们的“朋友”，先后两次上门拜见苏哈托，再次告知“九·三○”事件将要逮捕包括国防部长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上将和陆军司令雅尼（Ahmad Yani）中将在内的七位将军名单。苏哈托听后，仍不表反对。
但是，1965年10月1日上午，“九·三○”事件爆发数小时后，苏哈托立即接管陆军的指挥权，调转枪口，调动忠于他的部队向首都雅加达挺进。10月1日下午6时，向被事变部队占领的电台和电讯大楼进攻，镇压“九·三○”事件，逮捕拉蒂夫和翁东等人，并给他们加上“阴谋推翻苏加诺总统，颠覆共和国”的罪名。他自己却于该日的印尼西部時間下午兩點，對昆佐諾上尉（Kuntjono，總統衛隊司令Marokeh中校的副官）说，他本人就是將領委員會的成員，让人听后大跌眼镜。后来分析认为，當時陆军諸將領已經被殺害，納蘇帝安也因跳墙受伤，时在陸軍戰略預備隊司令部“养伤”。“九·三○”事件大势已去，他堅信自己已无危险，所以摇身一变，以將領委員會成員自居。彻头彻尾的暴露了他的兩面派面孔。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哈托利用“九三○”事件先除掉他的敌手（陆军中比他军阶高的将领），然后夺取陆军最高指挥权，再打着“保卫苏加诺总统”的旗号，镇压“九三○”事件和印尼共等左派力量。
10月1日晚上大約印尼西部時間二十一點，苏哈托在電台裏發表演讲說，當天早晨所發生的事，即由翁東領導的一夥人綁架一批高級軍官，這一行動是對抗苏加诺總統的反革命政變，並宣布苏哈托本人接管陸軍領導權。“九三○”事变的成果，已被这个老奸巨猾的兩面派吞噬掉了。
第二天，1965年10月2日，苏哈托由約卡.苏卡瑪及其影子集團陪同到茂物總統府見苏加诺。苏哈托一夥人穿著迷彩服並配帶武器進入總統府。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總統的警衛部隊才可以配帶武器進入總統府。
苏哈托此来是表示不同意總統授予普拉諾多少將掌管陸軍指揮權。要求苏加诺授權他恢复治安。由於問題很複雜，苏加諾延長了會談時間，會議很艱難地進行了約五個小時，最後苏加诺被迫授予苏哈托为恢复治安司令。
在苏哈托离開茂物總統府前，他还宣布，為了安全起見，不讓總統離開茂物總統府，從此，苏加諾已成為苏哈托的俘虜。实现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1966年3月11日苏加諾總統在雅加达独立宫召開內閣會議。此次內閣會議，蘇哈托以咳嗽為由没有出席，而是去坐镇指挥受蒙蔽的数千名大学生和陸軍突擊兵團，包围、冲击总统府，企图强迫苏加諾交权。为了避免流血，总统与苏班德里约等数名官员乘直升机飞往茂物行宫。撤离时，苏班特里约光脚登机，被一些媒体以“部长光脚逃跑”为题大势渲染。
还是在3月11日，临近傍晚，苏哈托派遣三名配枪的陆军军官（两名准将一名少将）直赴茂物宫，迫使苏加諾签署《3月11日命令書》（Super Semar即Surat Perintah Sebelas Maret的縮略語），要苏加诺下达苏哈托执行以下任务的命令：（一）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确保社会治安稳定以及苏加诺总统的人身安全。（二）在执行命令中应尽力与其他部队司令部协商。（三）与执行上述任务有关之事均应向总统报告。这个十分重要、其真实性颇受怀疑的文件，却至今在印尼国家档案中找不到。
苏哈托被“授予”《3月11日命令書》后的第二天，立即宣布经总统授权而取缔印尼共产党，接着于3月18日逮捕苏班德里约等被认为与“九三○”事件有牵连的15名内阁官员。至此苏哈托架空苏加诺总统，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政变已基本实现。
1967年3月7日，臨時人民協商會舉行特別會議，在苏哈托和纳苏帝安把持下，會議頒布決議，要蘇加諾總統卸任，並把國家領導權正式移交給苏哈托為代理總統，直至下一屆大選產生的臨時人民協商會議選出總統為止。至此苏哈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政变已经实现。
“九三○”事件十一年后，1976年，台北出版了苏加诺日本裔妻子黛薇写的《黛薇夫人自传》，该书在谈到“九三○运动”时，黛薇有这样的“遗憾”：“翁东中校所率领的叛军，在行动上犯了极大的「技术错误」，他们不仅不能逮住被视为印尼陆军偶像的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将军，最糟糕的是，在行刺名单中不知何故漏了苏哈托少将的名字，……”
我想告诉黛薇，不是漏了苏哈托少将的名字，而是翁东没有学好“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语录，否则你就不会“遗憾”了。
1998年5月，独裁了33年的苏哈托被控贪污腐化而被赶下台。2008年1月17日，苏哈托病死。
一代枭雄苏哈托
五 美国直接参与了六十年代屠杀印尼共
寻找机会制造借口消灭印尼共产党
颠覆老手任大使五千黑名单呈老苏
早
我也没啥说的了。
寻找机会制造借口消灭印尼共产党
颠覆老手任大使五千黑名单呈老苏
早在1959年，美国兰德公司就为美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东南亚是下一个十年的麻烦地区》的报告，称“印尼社会已不能抵挡共产主义的激烈竞争。”“对共产主义最好的抗衡力量，从人员来说，是各国军官集团的成员，从组织机构来说，是各国的军队”。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國中央情报局开始行动，他们制定了粉碎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的计划。
1965年5月16日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苏班特里约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是雅加達英國駐印尼大使Andrew Gilchrist写给英国外交部的電報（屬於絕密級文件），苏班特里约说，他是第一個看到Gilchrist文件的人。文件內容非常嚴峻，主要內容是：Andrew Gilchrist向他的上司——英國外交部匯報他傾向於支持美國推翻苏加诺總統政權。文件中還有Gilchrist和他的同行美國人有關准備在印尼發動軍事行動的談話。其中的一段話：“這個計劃和我們的地方軍人朋友們一起執行就夠了。”
美英等西方国家积极与印尼陆军勾结，寻找其代理人。西方情报机构还力图“制造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利用印尼陆军的枪消灭印尼共。
1965年9月中旬，美國以運送藥品援助印尼为掩飾，運送大批武器给軍隊和亲西方青年，为屠殺印尼共产党作准备。
“九·三○”事件发生后，美立即指派专门从事颠覆别国政府的老手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积极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1990年，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
1990年5月2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官员提供的名单帮助了印度尼西亚60年代的大屠杀》的文章说：“……1965年10月初大使馆的电报和国务院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帮助印尼军队领导人苏哈托将军——现在的印尼总统——袭击印尼共产党的，这场袭击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前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官员、现任国务院顾问的罗伯特·马腾斯说：‘美国提供名单对印尼军队真正是一次很大的帮助。他们可能杀了许多人，我的双手可能也沾有许多人的鲜血。’”
2001年，美国政府公布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n Indonesia)。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控制权力后，美国便敦促其使用军队和右翼教派武装全面捕杀印尼共。
近年来的资料还表明，除美国外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以下是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保存的,195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东南亚政策文件汇编(英文)印度尼西亚部分。（摘选）
NSC 5901 文件证实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政府就已按照1959年美国兰德公司给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在印尼抗衡共产主义方法，与印尼陆军勾结，在军队中寻找代理人。
综合上述资料，“九·三○”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阴谋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完
参考资料：
「1」 《我的证词》——关于印尼9.30事件 原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苏班特
里约 2000年9月
「2」 《呼声》第65期 《印度尼西亚“九三○运动”再审视》 梁英明
「3」 《司徒眉生传奇》（三联书店 香港）袁厚春
「4」 《印度尼西亚从苏加诺到苏哈托到哈比比》 薛鸿华
「5」 《党史纵横》 2006年第1期，《“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 刘一斌
「6」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东南亚政策文件汇编(英文) 印度尼西亚 》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7」 《炎黄春秋》 2009年第1期，《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 彭 苏
「8」 http://www.huanqiu.com 《环球时报》 史海钩沉：《苏哈托推翻苏加诺 发动大清洗》
「9」 http://www.hornbillfriendship.com/main/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015&Itemid=1 《美國扮演的角色》
「10」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6500&ID=294713
《印尼“九·三○”事件发生后》
「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c17c8201000bhl.html《印共领袖艾地的最后日月》
「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c17c8201000bpd.html《艾地、印共和九卅运动》
http://www.boanson.net/54/930.htm
高铁算不上技术突破吧，而且主要还是技术引进，自己消化。国外不是没技术，只不过没市场。要靠国企实现产业升级至少要能和同类的国际一流企业竞争，要能走出去挣钱，和国外同类企业争市场。这点我们没看到国企有任何亮点。我们看到得比较多的是中石油中石化，国网国电如何在国内垄断。共和国的长子出了国什么也不是啊。窝里横，能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