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您哪，对着我开嘴炮不算本事。如果您确信您对转基因问题有研究，而不只是听了点网上的呜嘘呐喊，何不找身为植物学博士、跟踪转基因问题多时的原作者理论？
关于朝鲜的分析，我只能说今天天气不错啊。这是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的结论?美国亡矣。不过也该完蛋了，盛极而衰，世道不自然啊。
放嘴炮的是您。
一味听信某些有名头的人的忽悠，你了解一线种植者、生产者和收购者的意见么？
经略，您老就坐在书斋里经略吧！
虽然我认为我并没有义务来辩论——因为眼看着就是啥啥动动嘴，啥啥跑断腿的下场。
这只能说不是尽善尽美，怎么说得上“转基因棉花不适合中国”？不提棉花是因为棉花根本就不是重点。转基因作物引起恐慌，要么是因为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如大豆），要么是因为跟主食有关，直接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这个棉花根本就不是个事。
全球最大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曾表示，转基因棉花的软肋是严重的次生虫害、病害，棉花质量下降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
表面上看，吴孔明的研究似乎论证了转基因反对者的忧虑。但身兼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他说，“如果权衡利弊，我认为转基因棉花利大于弊。”
“抗虫棉在国内的成功推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妖魔化转基因的风潮还没有传到国内，没有舆论压力。”方舟子同样支持继续发展转基因作物，包括转基因水稻。而江苏大丰棉农徐国华对上世纪90年代的棉铃虫害依然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再选择种植一次，依然会选择转基因棉花。
英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全国唯一的立法机构是威斯敏斯特的众议院。苏格兰议会是地方文化自治的东东，由英国议会授权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与农业（你知道英国有多少农业）。
类似的东东有加拿大的因纽特人议会，挪威的萨米人议会。
这些议会的权力连中国的乡人大的权限都没有。
尽管成功击杀拉登，现在还不是美国情报部门弹冠相庆的时刻，我们也不应对情报系统的工作感到心满意足。
情报战线的多个挫折令人不安。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对阿拉伯社会的不稳定有所警觉，但对于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我们仍未获得充分的预警信息，在应对时措手不及。此前，情报部门误以为穆斯林兄弟会是多元世俗组织，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不久，国防部长盖茨又公开承认我们低估了中国军力建设的速度。事实上，五角大楼、国务部、情报部门以及陆军、海军战争学院等各种机构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军力的增长，盖茨的表态等于是承认我们在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有重大瑕疵，而这不能用中国缺乏军事透明度及中国军方渲染自身缺陷的策略作为借口。
随着CIA局长帕内塔接替盖茨，彼得雷乌斯从阿富汗返回，入主中央情报局，武装力量和情报部门的联系正在迅速加强。但决策者非常需要直面现实、有穿透力的分析，这些分析不能仅仅是由官员过目，还应该经受专家的质疑、批评和调查，后一方面正是我们的薄弱之处。
冷战时期，我们曾花费巨资培养谙熟各个区域、文化的专家。如今的美国学术体系沉迷在跨历史和跨文化的理论中，不仅培养不出区域研究的专家，还对区域研究大加贬损。区域研究的职业吸引力下降，投身其中的学生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但这些流行理论往往不加批判地将我们的价值用于其他文化和社会，总的来说并不成功。它们漏掉了冷战的终结、伊斯兰世界反美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以及战争行为的改变，非常失败。对未来战争的乐观预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彻底破产。
情报部门的失败，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理解其他文化。有必要通过他人自己的考察认识他们，并把握其各种行为的重要性，但这需要重建情报体系、改造社会结构，而现在对于做什么、怎么做，我们的意见还不统一，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功希望渺茫。
应该敲响警钟：我们不仅自己理解不了生存其中的世界，也不能确保后人的理解比我们更深刻。由于教育体系出现危机，媒体又热衷于转移视线的花边新闻，我们对外国人的理解可能会越来越糟。911事件的惨痛教训是，我们的无知会让我们大受其害。现在，随着五角大楼和CIA迎来新的领导人，我们还有机会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为现在和未来的决策者提供最好、最及时的情报和分析。（南渝霜华）
1、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克林顿认为白宫行政效率低下，个别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甚至需要三年之久，新政时期的哈里霍普金斯治下的公共事务管理署条条框框很少，所以才会在一个月之内创造四百万个工作。克林顿以任内福利改革为例，联邦政府可视情况授权给州政府，除非工程涉及重大环境影响。
2、给予创业企业现金资助。税负减免对于创业者而言缓不济急，只有现金才能奏效。他以奥巴马政府的能源产业政策为例，在经济振兴方案的现金鼓励下，高能电池制造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增长了十倍。克林顿批评把持议会的共和党“只能减税”的想法是错误的。
3、抓住绿色能源产业的机遇。克林顿将任内美国经济的大幅增长归功于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机遇。时过境迁，新的机遇已然来临，现在如何制造和利用能源并减少碳排放才是获利之途。四个达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国家经济表现均好于美国，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
4、借鉴帝国大厦模式。帝国大厦打造环保的冷热空调、照明及隔热系统，并改装节能玻璃。负责这一事物的能源服务公司保证大厦用电量可以下降38%，五年就可收回改装成本。这一工程还创造了上百份工作并且确实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如果能够在全美推广，又将创造一百万个工作机会。
5、推广节能设备。在政府的支持下，阿肯色州目前在发展家庭能源支持信贷，采用节能设备的企业可以将节省下来的资金资助雇员进行家庭节能改造，创造良性循环。如果在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推广这一计划的话，那就可以保证建筑业几年的繁荣发展，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6、 针对各州情况制定具体措施。两家中国企业宣布他们将LED工厂搬迁到内华达州，带来4000个就业机会。中国人考虑问题很实际，中国人力成本固然比美国低，但是建好涡轮机出口运到美国的费用抵消省下的人力成本。倒不如在美国直接设厂，还能争取联邦和州政府补助。各州应当根据自己情况，决定不同的处理方式。
7、担保债务。呆帐依然很高的金融业对经济复苏并无乐观态度。目前银行仍然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现金，他建议联邦政府应该放弃150亿美金的不良资产处理计划，而是像小企业管理局一样建立一个长期担保计划：中小企业申请的贷款金额，联邦政府担保其中75%。
8、粉刷白屋顶。现在遍布美国的沥青屋顶吸收了大量热量，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曾雇人将纽约市区的屋顶刷成白色，不但散热，也能降低冷气耗电量，单日用电量降幅最高可达20%，还可以培训相当数量年轻人相关技能，增加就业。
9、创造实质效益。过往十年美国专注于金融业，并未能增加实质就业或发展新兴产业，还造成民众过度借贷。克林顿认为此时投资基础建设是可行之途，但奥巴马却又无法让国会通过新的振兴经济方案。
10、就业技能训练。提供企业补助并且员工实习期间免除雇主相关税负，让企业愿意培养人才，也可以缩短从召募到雇用所费的时间。
11、教导民众谋生技能。克林顿指出很多求职者不具备应征职位所需的技能，应找出原因制定相应的对策。
12、减少贸易税。美国的公司数量是全球第二多，税率也是全球第二高。降低税率，简化税目，扩大课征范围让企业同等纳税，政府与企业都可从中获益。
13、严格执法。美国未能从贸易伙伴中获利，对美享有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和日本已成为美国的债主，由于执法松懈，美国对两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很难采取有效的措施。
14、分析所有机会。假设联邦政府不会再有振兴经济方案以及刺激就业的减税措施，那么当局必须弄清楚美国经济的资产、负债、机会各是什么？（史志强）
背景回顾
2004年兰德公司（欧洲）发表了名为《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原因，影响和政策建议》，探讨了欧洲的低生育率现象和相关影响。当时欧洲的总和生育率（TFR）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对一个种群而言，只有每个母亲平均能够生育2.1个子女，才能够保持人口总量恒定。如果TFR只有1.5，那么这个种群的人口则会在140年内减半。生育率降低的状况会使得欧洲老龄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率在80年内增倍，这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的加重，也意味着更多的老年人会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通过研究欧洲各国的应对政策和影响，比如适龄劳动力的移民机会，让更多的老人和女性参加工作，通过社会和经济政策鼓励生育，改革福利系统（尤其是退休养老与医疗）等，报告指出（1）移民政策无法改变老龄化趋势（2）各种国家政策的配合干预可以一直生育率的降低，但是任何单一的政策均难以凑效（3）根据各国国情不同，政策的有效性也大大不同（4）不以调整生育率为目的的政策也会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欧洲议会自2005年开始推行“人口重建工作”。但最近根据科研和统计结果，许多国家的生育率都大有提升。这究竟是由于政策的效力还是其他原因？政府是否该继续考虑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本报告通过对各地区不同社会经济状况和不同种群的具体分析，重点研究了那些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的政策。并以德国、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为样例，考察了在高生育率/低生育率以及不同的生育率回复速度下的政策效应。
生育率正在回复中吗？
70年代中期，欧盟15国中大多数国家的TFR已经降低到了2.1以下。80年代，爱尔兰和瑞典是唯一的两个仍保持在2.1以上的国家，而这两个国家也未能坚持到90年代。欧盟的新成员也同样未能避免这一下降趋势，2000年，TFR最高的爱尔兰和法国也仅有1.89了。
但是2000年起，这一趋势有所变化。2000-2008年间，欧盟21国中除了4个国家之外均有所增长。即使如此，所有欧盟国家的TFR依然低于2.1，并且一半的国家（14/27）低于1.5。按区域不同，西欧和北欧各国生育率较低，中欧、东欧和南欧相对较高。同时应注意的是提高TFR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增长，虽然一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目和30年前相似，但是生孩子的年龄已延迟了许多。
促进和抑制生育的主要因素
各种社会与个体因素都会对人口数目和结构产生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和劳动市场状况、男女平等、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养育孩子的花费等。但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使得因果分析变得十分困难，新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生育率与养育孩子的代价直接相关。这不仅是指养孩子的开销，也包括随之而来的收入和工作机会的降低。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生育率的降低，这在许多国家也已经得到了验证。但是近来的许多研究则显示了相反的结果，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了生育，而这似乎是由于它们相对高的女性工作率的缘故。
就业与生育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对于男性而言没有工作显然很难负担生育子女的责任，但是对女性而言工作和生育子女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般根据微观理论，母亲为了养育子女需要对工作做出牺牲，但是诸多北欧国家的数据则表示，高生育率与女性工作率和高教育水平并不相冲突。
社会思想风貌的变革也对生育率产生影响。婚姻一向被视作生养的前提，但近年来在西欧北欧国家，同居和婚外生子的比率不断增长。而对相对保守的其他国家而言则较难接受，因而随着全欧洲范围的结婚率降低和首婚年龄的增高，这些国家的年轻人生育子女的年龄明显延后了。
移民政策的影响和移民的生育率
数据表明，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总体生育率影响并不大。目前欧洲由移民女性生育的孩子比确实20年前增加了20%左右，但是受生活环境的同化，这些移民女性养育的子女数目大都与本地人相近，只有少数地区有所不同。
政策是否有效？
根据深入的研究和样例调查显示，国家政策对控制生育率确实是有效的。但是生育率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单一政策的作用非常小。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如果政府能够推进整个社会体制的发展，生育率的长期趋势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政策影响由于受具体情景影响，在各国均有不同，无法统一说明。对于德国、波兰、英国等国的研究显示，在各种政策中，降低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比直接的生育补贴更有效。在南欧各国，影响母亲收入的各种因素对此有直接影响。在北欧各国，调查显示促进男女平等、增加女性工作机会的刺激政策对生育率产生了意外的影响。
虽然此调查结果与2004年的报告不相冲突，但是政策干预似乎并不是近来生育率的回复和提升的主要因素。
各国案例研究
德国：德国的生育率非常低，从1990年起每个母亲只平均养育1.4个孩子。男轻女性（20-29岁）不愿意生育是一个主要因素。由于传统意义上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解体，女性必须在工作和家庭责任间做出选择。不养育孩子也逐渐被社会接受，同样使得生育率难以提高。
波兰：波兰生育率同样较低，每个母亲同样只平均养育1.4个孩子。虽然女性做母亲的平均年龄相对年轻（26岁），但是其中婚外生子比例一直在升高。就业不稳定、教育时间的增长、国家多变的家庭政策和养育子女缺乏国家支持是生育率的主要抑制因素。
西班牙：西班牙的TFR在60-70年代曾经非常高，但由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影响，如今TFR已经跌到了1.5。尽管政府对提高生育率做出了若干努力，但青少年的成年时间变长、高失业率和昂贵的住房价格使这些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瑞典：瑞典的生育率在80年代有所提升，90年代下降，90年代末又有所回升。这些数据显示瑞典的生育率受经济影响非常大。瑞典目前的TFR保持在1.9左右并且较为稳定，相对目前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似乎无须过渡考虑生育政策本身。
英国：英国在过去五年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生育率的提高程度已超过了过去四十年间的降低。但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变化则难以说得清楚。移民女性的贡献不低，但并不是主要因素。97年工党执政以来的政策也并未以此作为主要考虑。或许是提高儿童生活质量的诸多政策对生育率产生了间接影响。
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欧洲的生育率在近年来有所回升，但是其复杂原因无法简单说明。但较为确定的是，此势头也不会因为近年的经济危机而再次下降。
各国政府应考虑生育率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尽管生育率目前已有所回升，但是除非TFR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达到并保持在均衡更替水平，欧洲继续的老龄化趋势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考虑老龄化下的退休养老、医疗和相应问题。
尽管欧洲总体情况已较20年前有了较大进步，但许多国家的TFR仍然很低，这些国家应继续努力，积极寻找能鼓励和帮助该国人民生育子女的政策和方法。（编译/小胡笳）
原题《维京二号事件与北京的阴谋》，“越南网桥”网站 2011年6月11日。
北京计策：无中生有
中国的伟大战略家孙子，善于虚实相间，分化对手，各个击破。后人对其策略多有仿效。北京现在又使出这一招了吗？
维京二号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有三。首先，事件发生地深入越南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拥有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次，一国执法部门故意为之；最后，侵犯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公有资产。但中方认为，在中国享有司法权的水域割断维京二号电缆是合理行为，反而要求越南不得生事。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甚至大谈和平。
这种做法是笑里藏刀（hand in a velvet glove）。他们一方面大讲热爱和平，一方面在争议海域把水搅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倒打一耙，声称中越多次达成维护南海稳定的协议，并希望越南努力实现相关协议。这个陈述十分模糊，可能会误导公众，让他们以为是越南在无事生非。
越南的四个观点
（一） 越南毫无争议地拥有其海岸延伸出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个区域不同于黄沙（即西沙）群岛和长沙（即南沙）群岛之海域。
（二） 黄沙和长沙的主权属于越南。
（三） 上述两群岛之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是121条第3款划定。如两群岛之岛屿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相关区域为根据“陆地决定海洋”之原则划定的有限水域。
（四） 在寻求长期、永久解决方案时，南海争议相关各方需要节制，不应扩大占领范围，亦不应采取使局面复杂化之行动。应根据东盟和中国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在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打击海盗等争议较少的领域展开合作。
九段线与中国的古怪主张
《中国日报》6月8日文章认为，南海在战略上对中国十分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是大国，却不是海上大国。争议岛屿使中国无法将其领海与大洋连接起来。第二，没有强大的海军和海洋权益，中国仍将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应从陆上强权转变为海上强权。
南海争议正是上述目标的检验。要独霸南海，最佳方式就是夺取别国领海，将无争议海域变成争议海域，进而打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旗号，要求共享自然资源，控制别国海域。
2009年5月，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提出所谓的九段线或U形线，但却主张这条历史界线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线内所有岛屿、岩礁、沙洲，以及相关海域、海底、海底表面下土壤均属中国所有。唯自诩世界中心之中国方有此等无稽之谈。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开列之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海湾，并不包含所谓的U形线。一条断裂的、不系统的、不一致的线不可能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海洋疆界。中国向联合国提交U形线之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相继表示反对，与南海争议无关国家也对此荒唐界限提出了批评。
2011年4月14日，中国抛出新论：西沙群岛有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国际海洋法的名义表诉其主张。但中国并未放弃U形线，而是视情况兼用U形线和国际海洋法。中国企图通过模棱两可的说法，来为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辩护。在本质上，U形线是中国用来扩大南海争议区域的一条线，争议海域越多，中国在讨价还价中就越有优势。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都很熟悉这种无中生有的伎俩。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个陷阱
无中生有的下一步，就是找借口向邻国施压，在事实上确立所谓的U形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近在南海频频骚扰。从单方面南海禁渔（每年5月15日-8月31日），再到今年五六月间骚扰越南和菲律宾船只，以及今年早期出动潜艇在靠近马来西亚的一个沙洲的海底放置纹章，共同点是都在U形线上。
北京期待相关各方在大棒之下会接受胡萝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接受这个主张，意味着接受中国的U形线主张，任其独霸南海。
当北京有能力控制U形线以内所有疆土和海域的时候，时机就成熟了。在此之前，中国希望与别国海域与主权国享有同等的勘探和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区域，是中国无力或不能控制的别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不是中国非法占据的黄沙群岛和部分长沙群岛。
该把问题提交联合国了
U形线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霸占南海的两大策略。中国最近的行动表明它准备迫使邻国接受其主张。尽管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美国都要求中国尊重其承诺，避免冲突，但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大胆行动。对于南海情势，东盟应有类似于1992年《东盟南海宣言》的陈述。南海争议各国和东盟应迅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员国大会上解释和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第3款。南海争端复杂化，并不是因为该条款不够清晰。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受侵害各国应奋起自卫，捍卫正义。（南渝霜华）
如果是公允的文章，至少应该介绍一下有关争论，这可是第一个转基因农产品，而且在欧美争论很大。
孟 山都的第一个转基因农产品是rBST(也称rBGH), 人造牛生长激素， 是把牛产生激素的基因转到大肠杆菌中生产的，因为转的时候还是测基因的时候出了个小错， 和天然牛生长激素有一个氨基酸的差别，据孟山都说效果没有区别，给奶牛注射后可以提高10-20% 的产奶量。 但 rBST 也有副作用，比如
1. 提高了奶牛乳腺炎的发病率，不得不用更多的抗生素治疗，导致牛奶中抗生素残留增加。
2. 提高了牛奶中IGF-1 的浓度(according to the 1993 Monsanto submis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GF-1 concentrations in the milk of rbST-treated cows could be five times higher than concentrations in the milk of untreated cows)。 IGF-1 的问题，方舟子在批判蒙牛时都说了，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这种种原因和争论，至今为止rBST 只在美国被批准使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都没有被批准使用。 加拿大审批的时候，还爆出了孟山都试图用一百万美元贿赂相关科学家的丑闻。
另外， 孟山都还试图阻止不用该激素的生产商标示其产品。 有奶制品生产商自愿标示其产品不用rBST， 被孟山都告上法庭。所幸最后法院判孟山都败诉， 消费者才有了选择没有激素的牛奶的自由。
潘卡 米什拉 《卫报》 2011年 7月 19日
2008年，我在北京见到了小说家余华。他那时候刚从尼泊尔回来。在那里，毛泽东的思想激励革命者们推翻了君主制。作为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和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对毛有着极端复杂的看法。而令他惊讶的是，当他听到尼泊尔毛主义者们高唱他年轻时所熟悉的歌曲时，他从未想过他此生会再次听到（那些歌曲）。
实际上，尼泊尔毛主义者的胜利，只是毛泽东“归来”的标志之一。在印度中部，一些武装团体自豪地称呼他们自己为毛主义者。他们控制了一个广大的区域。这片区域资源丰富，印度政府试图保持这里的安全，但却遭到毛主义的激烈抵制。根据《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个报告，像丰田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巨头都非常依赖这里的矿产资源开发。
似乎是不肯落后于国外的毛主义者，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精心调动人们对毛泽东依旧含混的记忆。通过短信发送毛语录, 在国有的电视台和电台上广播“红歌”，薄熙来，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党委书记，正在领导一场意想不到的毛主义复兴运动。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新闻界更多地是宣称马克思的回归，而不是毛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预期了资本过多积累的问题，并观察到了浮躁而投机的投资者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参差不齐：在造就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穷人。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和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游击战争的蓝图，对于许多贫穷国家的人来说更加直接有效。
人们乐于简单地妖魔化毛泽东，或者谴责今天的毛派同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和红色高棉一样罪恶。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造成的暴力损害的规模相当于过去的两个世纪建立国家的过程期间所有其他灾难的总和，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付出了可怕的成本。仅在上个世纪中，在亚洲的广大地区，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印度尼西亚和台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于政治冲突、饥饿和残酷的剥削。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去洗白它们国父的劣迹。然而，领导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国父们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几乎没有人会被苏加诺的书籍激励，或者像纳赛尔及真纳那样，被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所激励。所以，对毛的谴责并不能解释其在国内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近求助于毛，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他们同时也将孔子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加以征引。向毛求助，是权宜民粹主义（expedient populism）的范例，不安的统治阶级屡试不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姚明、李娜一样，只是不具刺激性的符号。然而，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有一个危险得多的毛。对于他们来说，毛并不是饱受争议和批评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正如余华在即将完成的一本书中所写：“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保持着活力，如同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
在毛灾难性的统治之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了这些易于传播的思想。事实上，他为革命前的中国遭受的疾患开出了药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论游击战（On Guerrilla Warfare，1937。疑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和“论持久战”（1938）。这些理论，使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赢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将中国内地的封建精英和半殖民地沿海城市中的资本家视为敌人，然后成功地动员“人民”军队击败了他们。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农业国家，总是比古典的、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得到外国援助的渺小精英，统治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近半个世纪前，越南和古巴的民族主义团体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包围着城市的农村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对于这些扩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毛主义不再无关紧要，而是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理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在这里，印度政府冷酷无情地把该地区巨大的矿产资源向私营和跨国公司开放的行为，诱发了毛派的叛乱。在那些认为每个人都会热爱自由民主和iPad的小资眼里，用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唱衰当地“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印度毛派看起来可怜得要死。但是，那里的毛派，虽然有些腐败和野蛮，但是已经在数百万土著人民（Adivasis人）中间站稳了脚跟。这些土著居民脆弱的自给自足经济已经被跨国巨头和它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破坏。
印度作家沙什安克科拉指出了毛派在Adivasis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些毛派分子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毛主义的思想，把毛派的追随者推入与被剥夺进行绝望斗争的状态。科拉写道，“采矿和重工业使得Adivasis人流离失所，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他们只能加入庞大的民工海洋，陷入贫困，接受那些过度劳累却只能获得最低薪水的职位。”
人们不知道毛派叛乱将会何时结束。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准军事部队试图镇压毛派叛乱，并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尼泊尔的毛派在推翻君主制后，参与了选举。印度毛派短时间内不会放弃武装抵抗。
印度政府或许会发现永远不可能在军事上压倒他们。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流向他们的可能性比流向那些美国中西部后工业城市更难以想象。科拉写道，“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可能向人民提供剩余价值。Adivasis毛主义者将永远成为工厂中的无产阶级”。一个漫长和血腥的僵局正在招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powerzhang 编译）
《时代》网站2011年8月15日文章，原题：巴勒斯坦入联冲击波。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巴勒斯坦官方决定9月20日向联合国提交入联申请，此举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程序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什拉维表示巴勒斯坦已经争取到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22个国家的支持，最终有望拿下130票，获得通过提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赞同。然而，入联申请的审批，是从安理会开始的，而美国已经扬言要否决提案，庇护以色列。美国去年二月曾否决过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此外，美国国会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不是不可能。
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可能加入联合国感到忧虑。长期担任以方和谈代表的国际法专家丹尼尔雷斯纳认为，巴勒斯坦入联会引起混乱，因为奥斯陆协定后巴以双方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将失效。但阿什拉维反驳道，以色列人在危言耸听，1988年巴勒斯坦就已经建国，并且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入联不会否定已经签署的协议，反而会增强其效力。
依照巴勒斯坦官员的说法，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驱除以色列势力的斗争，将因入联获得重要支持。犹太人国家在外交上将遭受明显的损失，而且各种各样的国际正义机制将被引入巴以冲突之中。7月份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入联申请。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要求政府说到做到，九月之后就向被以色列军队占据的区域派遣警察，并开始建设机场，无论这些举动会造成何种后果。（南渝霜华 编译）
《经济学人》2011年8月13日文章，原题：超级城市拖累发展。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五分之四的拉美人生活在城市中，这个比例在亚洲和非洲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超过二十万的198个拉美大城市贡献了该地区经济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一半又来自十个最大的城市。城市化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拉美经济的动力源之一。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拥堵、污染、住房短缺和缺乏都市规划，可能导致拉美大城市拖累国家经济发展。
直到七十年代，大城市都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1920到1970年，圣保罗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里约热内卢也有7%，都高于整个巴西的6.8%。但在2008年，圣保罗经济增长率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二，里约更低到了全国均值的37%。九个拉美经济重镇中，只有利马、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型城市开始展现更多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拉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积极成果。麦肯锡认为，未来15年中，除受惠于离岸石油和奥运会的里约外，十个最大拉美城市的多数在人口和产出方面的增长都会低于平均水平，但其他大中城市会快速发展。
拉美特大城市早早失去锐气的原因是制度、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建设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型城市相比，拉美的十大城市治安不佳，住房大面积短缺，教育落后，医疗服务差劲。在能源使用和废物处理方面，这些城市效率不高。例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每取得一美元产值，能耗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要高60%。要克服住房短缺，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水电气、排水系统等配套服务，需要在2025年前投资3万亿美元。缺乏城市规划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城市的盲目蔓延造成了绿地的缺乏，加重了交通系统的负担，也使得商业和住房的发展在选址时遇到很大困难。考虑到未来15年中车辆拥有率年均4%的增长，拉美各国应学习巴西城市库里提巴的公交系统建设经验。解决交通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是地铁，尽管耗资甚巨。
（南渝霜华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