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时代》网站2011年8月15日文章，原题：叙利亚博弈的关键：土耳其。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地缘政治总是牵涉到整个区域。伊拉克已经是地区霸主沙特和伊朗争雄的代理战场，而如何避免在美军离去后爆发全面内战也是对该地区的重大挑战。同样，局势严峻的叙利亚也是中东强国的博弈场，牵涉到伊朗、沙特和土耳其。

土耳其和伊朗同为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但这两个国家与后者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德黑兰与大马士革长期保持战略同盟关系，而安卡拉仅在最近才因为为叙利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贸易和投资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因伊朗核计划对其孤立、打压的策略保持了距离，土耳其和伊朗在大中东仍是竞争对手。沙特的情况也很复杂：该国对阿拉伯民主绝无好感，也是阿萨德政权的潜在庇护者，但亦乐见叙利亚摆脱伊朗的控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沙特强力镇压巴林的民主抗议，却谴责阿萨德同样的行为：巴林的抗议者是什叶派，被沙特看作伊朗代言人；叙利亚的抗议者是和大多数沙特人一样的逊尼派，而阿萨德政权则基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特派。

土耳其在逊尼－什叶之争中并不一边倒。其外交政策是整合各方，照顾各方的关键利益，以此平息冲突。土耳其政府自认为是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甚至是西方和伊朗的桥梁，支持阿拉伯民主，秉承矛盾应通过反映民意的政治方案解决的原则，这在其利比亚政策中有明确体现。土耳其对叙利亚也是一样，敦促政权推行民主改革，批评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并允许反对派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

土耳其的举措与其国内政局有关。埃尔多安政府对国内民意的重视，在土耳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2009年早期对以色列摧毁加沙的暴怒，以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民众对叙利亚的逊尼派群众因挑战政权被镇压亦十分愤怒，进而反对大马士革。但占土耳其穆斯林数量约20%的阿勒维派，则亲近执掌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此外，叙利亚难民正在陆续涌入土耳其。这使得埃尔多安将叙利亚看作一个国内问题，而不简单是对外交政策的挑战。

这与伊朗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伊朗采纳了阿萨德的说法，即抗议的背后是西方和以色列的阴谋。据称，伊朗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50亿美元紧急援助。阿萨德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倒向西方和沙特。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变成伊拉克式的教派冲突泥潭，但不同意金砖四国反对任何形式干涉的建议。土耳其反对一切武装干涉，但同时认为阿萨德的轻蔑才是最危险的。

以色列媒体暗示，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把安卡拉拖回西方-以色列阵营的契机。但这种想法缺乏远见。首先，德黑兰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并非不可动摇，如果局面不可收拾，德黑兰也可能抛弃阿萨德，寻求与新政权建立某种良好关系。其次，尽管叙利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坚实根据地，但伊朗也非常需要土耳其的友谊，尤其是后者在伊朗核问题上对美国路线的坚决反对。

需要注意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土耳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与美国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亲近伊朗，或准备任由其获取核武器，而是因为土耳其相信美国的策略正在走向失败，不能促进地区稳定，而会把整个地区拖入灾难性冲突。无论叙利亚局势如何演变，这个判断都不太可能演变。同样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注，土耳其可能会不顾伊朗的态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大马士革施加更多压力。（南渝霜华　编译）

欧洲志网站2011年8月5日文章，原题：欧盟，真正的欧洲病夫？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最近一段时间，民主弊端、扩盟疲劳（enlargement fatigue）和援助基金与日俱增，使欧洲的未来饱受质疑。来自东西欧的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疾患进行了诊断：

Martin Simecka（斯洛伐克著名记者、作家）：1989年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是因为它不再感到自己拥有未来。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因为它不相信自己有未来。现在的欧盟，有着同样的问题。在过去，欧盟的驱动力来自于二战、大屠杀和欧洲国家历史上频繁的冲突。现在的欧盟，驱动力来自于对增加的移民和对金融危机之后果的恐惧。未来对欧盟来说，不是希望，而是恐惧。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相类比，我相信，欧盟也很有可能会崩溃。

Sonja Puntscher-Riekmann（奥地利萨尔兹堡大学政治学教授）：今天欧洲的政治家们把自己打扮成在欧盟捍卫本国利益的英雄。人们总是在讨论在欧盟里，谁得益，谁受损了。坦率地说，这样的讨论是没有出路的。欧洲公民对自己欧盟身份的认同，应该来自于行动。欧盟宪法在荷兰和法国被否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这个词。所以，“宪法”这个词消失了，然后里斯本条约通过了。该条约拥有大约95%的欧盟宪法的内容。

Claus Offe（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对欧洲一体化是负面贡献。共同市场加剧了竞争状态。由于会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如果一个国家坚持福利政策，那么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会下降。因此，欧洲共同市场，实际上破坏了欧洲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安全。

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最近推出一个新概念，以超国家的做法，解决社会公正和再分配的问题：“共享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对欧洲的凝聚力和再分配问题有很大的好处。不过很难说这个概念是否能得到执行。

目前，欧盟有四大矛盾：

1) 东西矛盾。发达的西欧老欧盟成员国和新加入欧盟的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之间。东欧有着依赖于西欧的依附性经济。和自由民主相比，加入欧盟的东欧前共产国家更渴望的是经济繁荣，然而，事实令他们非常失望。

2) 南北矛盾。富裕的北欧国家和即将破产的南欧“欧猪”国家，不可避免地相互指责。财税政策无法协调。此外，缺乏能和密特朗、科尔相比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3) 各民族国家和欧盟之间的矛盾。欧盟迫切地需要合作，但是各民族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只为本国利益着想，并以此来取悦选民。

4) 欧盟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从华盛顿到北京，甚至在布鲁塞尔，欧盟总是被看做生活优越，但是没有梦想和未来的旧大陆，一个没有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花瓶。

Ivan Krastev（保加利亚政治学家）：利比亚战争，三个欧洲大国，英法德，都只是基于其国内政治考虑做出决定。从这个角度看，欧盟甚至没有一个所谓的外交政策。其后果，就是欧洲的边缘化。

至于欧盟的扩大，1989年在东欧和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比较非常能说明问题。1989年大家都乐观地相信会有一个民主的未来，他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而2011年，公众只是在恐惧北非移民的涌入，他们看不到这里（北非民主化）的机会，公众眼里只有对非法移民的恐惧。这样的恐惧甚至不合理到日本地震48小时后，德国就做出了放弃核能的决定。

Sonja Puntscher-Riekmann：欧盟不是欧洲病夫；欧盟的会员国，才是欧洲的病夫。欧盟成员国希望它是什么，欧盟便是什么。如果欧洲不能团结起来，那么就只会边缘化。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欧洲民主共和国，应强调共和国的概念，以避免公众对一个中央集权的欧洲超级国家的恐惧。对于移民问题，为了维持人口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吸纳更多的移民是必要的。欧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对策，而不是让意大利或者其他国家去单独面对。

Claus Offe：目前维持欧盟有两个理由，一是我们退不回去了，二是欧盟的规模经济。欧盟的精英们想不出来第三个理由，一个能让公众对欧盟产生感情，向其效忠的动机。

Martin Simecka： 我对欧盟保持乐观。或许，欧盟需要一个更大的危机，使得现在那些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反思一下他们所捍卫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有国家会退出欧盟，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为什么不试试呢？欧盟现在很痛苦，但是那些欧洲之外反对欧盟的国家对欧盟感到更痛苦。很有意思吧？（powerzhang　编译）

兰德公司报告：与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

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防预算将有可能超过美国。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实力超过在鼎盛时期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对手。但中国对于邻国既不谋求领土扩张，也不打算输出意识形态。它对赶超美国的军力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虽然中国采取了谨慎而务实的政策，它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中国的力量不断增长，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今后三十年之内，最有可能导致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成因，并按其可能性从高到低排列。这些冲突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因为中国的利益和力量都聚集于此。在所有这些情形下，我们都相信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高。但这种判断的基础是美国有能力继续保持威慑，从而阻止未来三十年间引发这种冲突的可能。

发生冲突的情况

朝鲜

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造成朝鲜的垮台：经济崩溃、金正日死后的权力之争或在与韩国的战争中失败。几十万或数百万的平民将向朝鲜的边境地区转移。中央控制的消失，也会让北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和导弹处于险境。美韩联军司令部可能会为了确保朝鲜弹道导弹发射点和WMD所在地的安全、消除朝鲜人民军远程炮兵阵地对首尔的威胁而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派遣自己的部队进入朝鲜，既是为了弹压骚乱，也可防止美韩接管朝鲜全境。韩国无力应付朝鲜彻底垮台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因而需要美军地面部队大量而广泛地介入。在此情况下，美中军队出现对抗的可能性将会比较高，并且冲突很有可能升级。

台湾

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改善了，但是在关键的统一问题上双方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只要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存在，台湾海峡的冲突可能就存在。海峡两岸的冲突可能以多种形式发生，从禁运到直接进攻。美国如果要直接介入的话，其目标都应该是阻止中国强行征服台湾。美国的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夺取空中和海上制导权，控制北京的地面攻击导弹所能造成的影响。

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军队现代化，美国确保防卫台湾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在近期，中国正在具备可以威胁到美国的陆地和海上军力投射平台的能力——也就是威胁美国的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以及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正在发生再平衡，这一趋势看起来不可逆转。即使台湾的坚决抵抗将会使两栖攻势遭遇极大困难，台湾的直接防御也已经变为一大挑战，而且在未来数年中还会越来越难。

网络空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多次入侵美国网络，美国可能会进行报复。鉴于美国很难访问解放军的网络，美国可能会报复支撑中国的运输系统的网络，包括商业运输和军事后勤。若是中国以“软杀伤”进行反击，攻击支撑太平洋战区C4ISR系统的美国卫星，美国也会做出类似响应。中国和美国的重要网络和经济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这场网络战没有“赢家”。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地区有许多潜在的导火索。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区域的主权，与数个相关国家的主张相对立；根据冲突的性质及严重程度，美国的行动目的可能小至实施航行自由，对抗中国企图控制南中国海海域活动的努力；大至在东南亚发生陆地战争时，协防菲律宾，防止空中或海上进攻，或者援助越南，保卫另一盟国泰国。目前，中国将大量军力投射到南中国海区域的能力相当有限；特别是，解放军的陆基战斗机无法在远离基地的范围内有效作战。在未来20年内，南中国海和东南亚的直接防御仍然是一个可行的战略。

日本

中日关系仍然存在历史问题和东海问题的争议。如果中日发生争端，美国的目标是协防日本。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和导弹力量，将使军事干预的成本稳步增长。除非美国从西太平洋撤出，或者日本自卫能力显著下降，美军直接防御日本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依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尽管会越来越困难。

印度

中国和印度彼此认为对方是亚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果在其长期有争议的共同边界上发生事件，或在应对失败邻国如缅甸时发生争端，两国可能爆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寻求置身度外；其首要关注是，居住在该地区的成千上万美国平民的安全，美国可能会扩大对印度的公开的外交支持，并暗地里为印度提供情报和武器装备。美国的战略目标将是阻止中国获胜，同时避免战争的升级，如使用常规/核弹头弹道导弹或巴基斯坦卷入。

行动的影响

以上为未来十年中美国可能面临的涉华军事突发事件。它们表明，虽然中美可能不会全面开战，但美国需要大量先进军事实力来威慑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保证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朝鲜崩溃的情况，这很可能导致和中国竞争，但可能不会与中国公开冲突。

总的来说，在目前美军直接参加防御还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不过成功的信心看情况而异，在南海为高，朝鲜为中，台湾为中下。由于美国军事和作战理念依赖计算机网络和基于太空的 C4ISR系统，中国又不断发展和使用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这大大加剧了美军进行直接防御的困难。即使中美不大可能进入全面作战，确保直接防御中国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除非未来技术发展出现不可预知的突破，可以保证美军C4ISR系统的强健，美国不可能也无财力支持与上述趋势对抗。防守台湾对美军来说已经是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未来的朝鲜崩溃或东南亚危机中与中国对抗，其作战选择也很艰难。

美军在西太平洋战区的作战重点将发生改变，从有限地域的直接防御转变为响应逐步升级；最终，可能转为基于反击报复的威慑战略。这一战略转变的速度随地域而不同，将首先发生在台湾，然后是东北亚，再接下来是东南亚。

经济战

军事行动风险过高、性价比低，经济制裁常常成为美国的一个选择。但是考虑到美中经济互相依存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经济会受到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会是灾难性的。

因此，这个问题就是对美国来说，它是否能设计出一些经济措施，可以让中国受到不对称的重大打击，同时可以兼顾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这种措施之一就是干预给中国运送石油的海上通道。为了减少这种危险，中国已经在扩张战略石油储备，并建设经过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战略选项

在未来数十年内，美国要在中国周边范围内保障其朋友和盟友的能力将逐渐减弱。对美国来说，实现同样的目标在未来会比在过去有更大的风险。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可能不值得冒这种加大了的风险。这也说明了有必要用其他的劝阻、抵制和说服手段来作为对军事威慑的补充。

确保经济互毁（MAED）

因为不会出现核大战，与中国发生的任何冲突充其量可能就出现在经济领域。如果美中出现任何重大的武装冲突，都会造成大量的和相互的经济损失。这种互相依存可以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威慑，结果是双方的经济必定相互摧毁。在中国问题上，强大的美国经济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

提升盟国的能力

美国在这一区域有非常强有力的盟友，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担心中国威胁的国家。在美国寻找鼓励本地区国家对抗中国时，美国也需要避免两大可能的失误。一是要避免美国无意作出的承诺，其次，避免因联合东亚国家刺激中国，而引发与后者进行难以获胜的军备竞赛。

调整美中关系的重心

美中竞争不应该被认为是零和游戏。当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者的时候，它也同样有可以成为在防务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伙伴。当前，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负担着世界警察这样不成比例的重担，要保护国际贸易和国际安全。中国是美国的这些努力的搭便车者。美国应鼓励中国为国际和平和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从长期来看，美国如果从相对强势的时候开始做，会更容易也更安全，也就是说，要尽早地开始这种合作。（编译 powerzhang）

链接：(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11/RAND_OP344.pdf)

约翰切里安 印度《前线》杂志 2011年11月5日

利比亚国家过渡政府在北约的干预下上台了，这标志着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公开争夺已经拉开序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要争取非洲地区的资源，他们的对手是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在2002年准备的一份背景文件，其中建议美国在非洲大陆创建军事司令部，主要以空军和海军的“直接军事干预”以“保障美国（在非洲）的重要利益”。

这一文件涉及到的不少内容如今正在付诸现实：一方面，文件认为美国应当利用非洲当地盟友的帮助，其中包括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和加纳等国。美国有必要对其进行军事上的援助，作为回馈，这些国家才会在关键时刻维护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另一方面，从奥巴马总统精准地使用着这份报告里所涉及的数据可见，这一文件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何其深远。从今年10月起，美国便不断向非洲的“盟友”们传递着信号。

10月初，也即攻破苏尔特和杀害卡扎菲的几天前，奥巴马命令向乌干达派遣100名美国特种部队对付反叛的圣灵抵抗军。乌干达便向索马里派遣了和平观察员，以确保阿尔沙巴布民兵组织远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10月中旬，肯尼亚重蹈了埃塞俄比亚两年前的举动——向索马里深入派遣部队以抗击阿尔沙巴布。美国这次则向肯尼亚军队提供了空中援助。

观察到这一幕，人们势必对奥巴马政府忽然向乌干达输送特种部队一事持怀疑态度。表面上是去帮助那些政府击溃反叛组织，而实际上这些反叛组织本身并不足为惧，AFRICOM却还要向这些“友邦”提供上亿美金的装备。许多评论员怀疑奥巴马政府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要为AFRICOM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一个永久军事基地做准备。似乎在美国、AFRICOM及西方在非洲的代理人里应外合之下，非洲正在越发向着符合美国及西方世界利益的方向转变。

就这次的行动而言，军事分析家认为乌干达为美国永久军事基地提供了理想的地理位置。美国有可能重获对利比亚军事基地的掌控，进而轻而易举地在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的中间地带长期占据战略关口。接下来如能再确保对中非的军事垄断，便能控制这一地区的天然气及矿物资源。乌干达的邻国刚果和南苏丹等更有着丰富的矿产，尤其是钻石和各种贵金属。石油专家则相信乌干达存有大量未勘探的石油资源，更何况那里还盛产如今被中国垄断了的稀土资源。

总而言之，美国的重要利益仍旧是资源，而首当其冲的依旧是石油资源。对美国而言，非洲的原油已经“成为一项国家的战略性利益”。考虑到这点便可以看到利比亚及非洲局势的微妙处：

首先，内战爆发前中国要从利比亚进口其11%的原油用来填补内需，总共有三分之一的原油需从非洲进口。现在，中国发现自己在亲西方的过渡政府那里被完全排除在新的石油协议之外。

其次， AFRICOM在谋划美国-北约轰炸利比亚事件背后扮演了相当重要的幕后角色。美国特种部队及来自法国的友军协同合作进行空中轰炸，而英国则武装反叛军中的乌合之众并将其组织成战斗单位。这两股势力相互协调，随后发动的空袭最终导致了的黎波里的陷落。这样一种模式在未来的非洲争夺战中，可能还会一再上演。

第三，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行径同样招致了非洲民众的强烈抵制。一言以蔽之，武力干涉非洲，只会让西方国家在非洲越发不得民心。利比亚内战让非洲国家深感非洲大陆很可能就此永无宁日。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公开地表示愿意向西方提供永久基础设施，如南非洲发展集团（SADC）就断然拒绝向AFRICOM给予任何支援或便利。

中国从60年代起就开始援助非洲， 2010年在非洲的投资估计达47亿美元，向非洲国家提供“不求回报”的贷款政策更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同非洲深入发展，如今招来了西方资本家的嫉恨。随着中国的人力和资本大量向非洲转移，在那些当地国家中逐步积攒起来的怨恨迟早会被西方所利用。（编译 泉）

链接：http://www.frontline.in/stories/20111118282302400.htm

民粹极端主义政党是欧洲民主的巨大挑战。这些政党有两个特征：强烈反对移民及种族、文化多样性；采用“反当局”的策略攻击主流政党且对代议制民主态度不善。2011年9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了马修古德温关于如何应对欧洲民粹极端主义的报告。该报告考察了导致欧洲人倾向民粹主义的原因，并就主流精英该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提出了建议。

这些党派一直得到大量来自各方的支持。他们在911事件和最近的经济危机之前就已出现，同时挑战着主流的左右翼党派。有学者把欧洲新民粹主义分成几大类：人民—民族民粹主义、人民—平民民粹主义、人民—人种民粹主义。顾名思义，民粹主义主张中，既有平民的呼声，也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叫嚣；既存在左翼民粹主义，也存在右翼民粹主义。

民粹极端主义党派的支持者有一个特征：对移民、文化多元以及种族文化多样性持有深深的敌意。支持者认为移民和增长的多元化威胁了他们的国家文化，他们国家整体和生活方式的统一。支持者希望减少或停止移民和多元化的增长。

民粹极端主义党派认为少数族裔（尤其穆斯林）严重威胁欧洲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而主流政党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回应这个威胁。大量的欧洲选民是这种主张潜在的接受者，在三个方面尤为明显：1）公众对移民的意见；2）对穆斯林社区日益增加的普遍敌意；3）对主流政党及他们在移民相关问题上作为的普遍不满。

主流政党对于民粹主义有六种回应，分别为：排外、转移、采纳、道义、约定、合作。前四种方案与本文的结论相悖，后两种为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前景。

排斥（Exclusion）可能会适得其反，被排斥的政党可能采取更加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

转移（Defuse）将使主流政党把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对自己有优势的地方（比如经济）。但这个方案不能持久：当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公共机构的信用将整体下降。

采纳（Adoption）意味着对移民、民族融合采用更多的限制政策。更有甚者，这个计划可能疏远铁杆选民并且无意间使民粹极端主义者的运动合法化。

道义（Principle）策略要求与民粹极端政党进行辩论。问题在于，整个欧洲的主流政党一直都致力于描述移民的经济情况。主流精英们需要开始考虑文化等多元性的情况了。

与之前的方案不同，参与（Engagement）这个策略要求主流政党与民粹极端政党的草根运动针锋相对，深入基层，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并且与地方团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最后，互动（Interaction）在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产生更多的交流和对话。

过去二十年间民粹极端主义政党不停地交换策略、理念和实践。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富创意地、高效地回应新的问题和事件。近年来，欧洲各国左右翼主流政党政纲日益趋同，社会党也主张私有化，保守党也要维护社会福利，各党打出的竞选口号也颇为雷同，选民们早已不满这种现状，而转而支持“代表民意”的极右势力。如果政治家及政策制定者要回应来自民粹主义的挑战，他们需要重新反思他们目前应对民粹极端主义的方式。

2008年—2009年的经济危机显示了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出口收入的依赖已到了何种程度：2010年，俄罗斯的财政预算收入为83054亿卢布，而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税收入为38307亿卢布；2011年前者额度为88446亿卢布，而后者则达到了40900亿卢布。这种依赖表明全球经济已经限制了俄罗斯经济内外调整的空间，传统的调整方式如增加进口、增加社会福利投资、通过出口原材料加强国内需求等都受到了威胁。出口价格看起来仍会继续波动，这使得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调控更富挑战性，也使投资和战略决策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

事实上，欧洲天然气市场的动荡莫测、国际液化气市场的成长和北美的天然气存储，正迫使俄罗斯重新思考其能源战略。在过去的十年中，俄罗斯政府加紧了其对天然气工业的控制，加强了对石油部门的管理和对能源出口管线的垄断。表面上看起来它已经掌握了调控俄天然气工业市场的杠杆。然而关键的问题仍然是，俄罗斯政府和天然气工业集团所认为的平衡点在哪里？双方都相信欧洲天然气价格的下降只是暂时现象，因此尽管欧洲的需求仍包含有不确定性，俄罗斯还是推动了对国内天然气工业与市场的改革。然而与此相对的是，由于石油开采的减少和提炼成本的上升，石油产业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增大，加之俄罗斯政府对石油工业的依赖，很可能阻碍旨在支持出口和研发新产品的立法与财政改革；而国家对战略资源的强力控制已经使安全利益和经济民族主义联在一起，使人确信俄罗斯之所以是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是靠其能源产业；此外，新政治经济政策的难产表明俄罗斯更像是苏联式长期规划加预先调控式改革的继承者，这一点在其最近公布的未来到2030年的能源战略和增加对天然气工业增产投资的决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都表明俄罗斯的发展仍将极大地依赖能源产业。从内部来说，政府仍然无法兼顾政府控制力和经济的活力与竞争性这两个目标；从外部来说，融入国际市场及这一行为对政治计划的决定性影响，意味着能源事务将使俄国内这种两厢情愿的能源市场控制变得复杂。

俄罗斯传统的能源战略是在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同时排除其他能源供应源的竞争，因此其内外政策的变动也可视为其对能源部门融入世界能源市场和国际经济的反应。而俄罗斯现在在两方面都遇到了问题。自2004年起的石油价格持续上升给俄罗斯带来了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在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国际需求急剧下降使得俄罗斯主要的能源出口产品价格暴跌、国际资金回流，其带来的冲击又因为俄罗斯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的外债问题、金融体系脆弱性、高通胀率和对能源产业过分依赖等缺陷而进一步加剧。俄罗斯政府目前实际同时面对着中期和长期两个挑战，即一方面需要降低其对能源出口的依赖，一方面又需要为公共事业改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筹措资金。而国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和资金快速外流所导致的能源产业收益下降是与这一目标相抵触的。俄政府正在推动立法，限制外资对他们所认为的战略相关产业的投资。但这些限制，包括对能源产业所课的重税，无疑会加大投资能否回本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因此也可能减少投资。

在全球市场需求方面，中途运输国努力提升自身影响的努力和运输不透明性、欧盟与俄罗斯在产业上游、中游到下游的不同标准、欧盟能源市场整合的不充分和欧盟对外政策与商业竞争政策之间未解决的诸多问题，都加剧了欧洲能源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此外市场结构和对供应限制的恐惧也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北美、太平洋地区、欧亚大陆市场的整合、天然气行业间竞争对作为定价模式的石油期货指数的影响程度、主要能源之间的开发技术竞争、液态天然气的长期发展、以及北美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采的迅速发展，都是足以增加变数的因素。而2008年到2009年的经验已经使俄罗斯政府和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识到，俄罗斯工业在适应欧洲需求的急剧变化方面远不够灵活。经济危机以来产业成本的提高已经造成了俄罗斯能源产业产能的下降，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的能源也已经越来越难以进行新的开采，俄罗斯高端能源产业的发展将愈加依靠于税制改革和关键性政策决策，但更关键问题是：对现行体制的改革是否会使俄罗斯更完全地向国际市场体系开放？

目前从俄罗斯国内来看，只要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仍然保持着其对国内天然气运输系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那么任何旨在重新分配剩余产能的建议都将是对其现有利益的损害。而该公司又是与能源运输和出口直接相关的垄断性企业，同时由于石油工业自身的垂直一体性特点，旨在消除补贴、提高效能的政策选择被进一步限制了。但另一方面，市场与定价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将决定政策与投资的互动选择，同时也决定改革势在必行。不过政治方面的考量仍将普遍存在，并将主要体现在履行政府的社会承诺和外部影响力方面。（编译 北溟客）

链接：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1011bp_skyner.pdf

2011年11月3日新华社报道，随着神州八号飞船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在茫茫太空对接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完成空间交会对接试验，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后第三个完全独立拥有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天宫/神八交会，显示了我国的航天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不仅举国关注，而且国外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长期关注中国航天实力发展的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埃里克森博士现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系副教授，并且是该系中国海军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他还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在2010-2011学年，他担任“普林斯顿-哈佛中国和全球项目”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亚太防务、外交政策和科技问题，其成果刊载于众多期刊杂志，如《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战略研究》(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轨道》（Orbis）以及《美国利益和联合武装季刊》(The American Interest and Joint Force Quarterly)等。他还参与或主编了多部著作。他曾供职于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并先后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美国参议院和白宫任职。最近，埃里克森在《外交家》网站上发表了《新的太空竞赛？》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了太空竞赛的特征以及美国对中国航天发展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指出，第一，美国决策者如何看待太空？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军队一直对太空公域的依赖一直在加大，而这种依赖事实上是把双刃剑。美国不希望对手就对于美国来说非常关键的太空发起挑战。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此种强大能力的国家，其能力的增强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美国在太空的利益。尽管中美冲突可能危及全球稳定，但是，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其所制定的全球秩序，而中国会以在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推行“反武器化”政治限制美国军队开发太空的力量，同时，开发地面-基地系统来弥补一些在太空影响不好的措施。中国这样的行为，无疑会激怒美国，美国必须准备相应的反击措施。今天，美国决策者们必须把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来看待，首先用于和平活动和威慑，但在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时要能支持战争行动。太空装置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存能力和运转能力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成不变”的标准和观念是不合适的。并不是所有事都会使得美国与旗鼓相当的对手进行高强度对抗；幸运的是，潜在的对抗尽管投下了阴影，可能性并不大。中美关系因此既有值得期待的前景，又存在问题，这就使坦率地讨论像太空中潜在的对抗这样的麻烦事成为必要。

第二，太空竞赛本身的特征。如果要强化太空系统，既要有可行性，又得经济实惠，然而许多措施都十分昂贵。在面对果断的打击者时，很多系统无法做到完全防护。它们会停留在预定的轨道上，因而不难预测其操作的变化，瞄准他们也不难。不像在陆地或者在海洋上，面对敌人从特定方向发起的攻击时，在太空的这种暴露环境中既无法隐蔽又不能诱导攻击偏向。操纵轨道上的飞行设备已经很困难，要隐藏起来更不容易。这种进攻主导的环境更利于长矛，而非坚盾。

这就涉及到是不是要发展和部署强大的太空战力来吓阻另一个国家的太空系统对美国太空系统的进攻这样的问题。以枪对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是一种强硬的选择。然而，这种方式有很多潜在的问题。第一，这样做可能会成功地威慑潜在的对手，但如果那个国家——比如中国——并不像美国那么依赖太空呢？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解放军战略家可能会冒险“踢翻桌子”，让两国的太空设备同时受阻。此外，还有利益不对称的问题，如中美如因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中方决策者很可能认为美方的威胁不可信，因为美方不太可能为了台湾与中方付出同样的牺牲。第三，太空对于美国军队和商业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手段。同时，太空是一种进攻主导的环境，意味着太空非常容易确定飞行器目标和非常难以保护这些目标。无论如何，旁人对太空的防御性和攻击性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美国应该准备相应的反击措施。但虽然有很多选项，针锋相对的对抗是不值得鼓励的。太空作为进攻主导环境（offense-dominant environment）的性质使得在太空抢先部署攻击性武器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起反作用，甚至非常危险。太空的武装化有利于不对称战法，从而部分抵消美国在国家全面力量方面的优势。保持太空的长久和平最有助于保全美国利益和国际稳定。既然太空资产很难保护，那么美国应该采取加强（微型）卫星替换能力，非太空替代能力和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使用的报复力量。不管怎样，美国应该以尽量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竭力避免让潜在对手感到有必要制造“太空珍珠港”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美国已经在发展通过使用陆基和海基“按需发射武器”（launch-on-demand）防御太空的能力，这种方式比部署永久性太空武器划算多了。如果使太空军事化，美国的大量太空设备更容易遭受攻击，而它们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非常重要。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加强其航天航空能力，而不应该加入任何旨在限制其将太空用于和平和防御用途的协议，这样，如果出现新的威胁，美国将有能力应对。

第三，如果美国不能完全依赖太空，那么美国应该如何保持其现今多半基于太空的命令-控制和情报系统的优势？太空设备进入和存留在太空中是非常昂贵的，但是，也有天然优势，如覆盖全球。一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在耗资和复杂性不远远超过太空系统的情况下，对全球实现高度覆盖。第二个原因是，太空是四大全球公域之一（包括海洋、天空和网络），而中国并未积极行动来限制美国在和平时期使用太空。在海域和空域，中国运用政策和措施试图限制美国和其他方面的军事平台在远离中国领海和领空地区的行动。在网络空间，中国经常越过自己的边界发动攻势。太空是中国尚未基于和平时期的政策对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行动进行约束的唯一一个领域。同时，中国正在着手发展在发生冲突时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通过物理手段实施这种限制的能力。从地面上进行干扰比较容易；中国要想阻止美国使用太空公域，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美国应该增加在其他领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在其有争议的周边掌握冒险平台的能力。基于工程学方面的考虑，卫星可主导和平时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ISR），至少能提供通信，而面对中国这个级别的对手，航空器在战时是更为优越的平台。

第四，美国的研发、发射和后勤能力是否足以把命令-控制和情报设备分散到空中、太空、载人、遥控等多个领域？对于空中ISR和通讯，发射装置并不重要。美国军队本身并不会散乱，而是会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在和平时期进行天基情报搜集，同时建设战时空基ISR和通信网络。如今美国正得益于其庞大的航空ISR网络，同时，减少一些用于建设一个即便在理论上都难以承受中国攻击的实时天基通信网络的经费，正可用于发展航空通信网络。

作者还指出，有趣的是，中国正在以相似的方式，发展天基和空基的多元ISR装备。2011年1月3日，主管情报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多塞特（David J. Dorsett）中将表示：“中国也有支持东风21D的部署所需的天基……ISR……命令-控制结构，以及地面处理能力。中国操作着提供可用于在其海区进行定位所需数据的各种卫星。中国还使用大量非天基感应和监测设备，用以提供东风21D瞄准目标所必需的信息……也有卫星命令-控制系统……中国的非空基ISR也可以提供部署东风21D所需的信息，这包括航空器、无人机、渔船以及用于大洋监测和定位的超视距雷达。”

载人和遥控之争对于有关太空和替代选项的争论并不重要，因为美国主要的太空军事装备都不载人。埃里克森认为，这在中国军方的讨论中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战略论述仍（像其苏联前辈一样）坚持认为宇航员可以在军事上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皇家战略问题研究所 2011年11月

摘要

基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和与中东及北非（MENA）双边贸易的健康成长，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决心使土耳其成为MENA的领导者。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明确指出土耳其的两项外交政策——“战略纵深”及“邻邦零冲突”。为土耳其提供商业机遇是土耳其“软实力”的重中之重。

阿拉伯之春前，土耳其成功地与伊朗和叙利亚发展关系而未影响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自那以后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更倾向于美国和沙特的立场。自2008年加沙冲突以来，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使得埃尔多安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扶摇直上，除了在加沙和约旦。

三个内部因素阻碍了土耳其成为这个多文化地区的模范：库尔德战火，半世俗的政府体系以及脆弱的民主。

尽管土耳其领衔的意图将遭到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从长远来看，土耳其通过灵活的同盟构建、谨慎的公共外交、精心的斡旋干预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将使自身影响力得以最大化。

导言

土耳其的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一直寻求将土耳其置身于中东及北非（MENA）有影响的国家组成的同盟中。

为了实现成为地区领袖的目标，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在阿拉伯之春前提出两条外交原则：“战略纵深”（即利用土耳其身处欧亚交界的战略地理位置）及“邻邦零冲突”（促进友邻关系）。对于这项外交行动主义以及“软实力”至关重要的另一个基本因素是促进与邻国伊朗及阿拉伯国家的自由贸易，为土耳其出口商和生意人创造机会。

然而，当阿拉伯的起义震撼了这个原本沉闷的地区，土耳其的地区主导理念在这个动荡而不稳定的环境中就遭到强烈的牵扯。土耳其对前出中东两大原则的依赖被近邻的剧变和骚乱扫荡一空。

国内环境

土耳其在一个混乱的地区取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就激起了它在MENA的野心。土耳其在中东是一块相对稳定的地区。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JDP）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半数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况并非凭空而生。土耳其的选民们因为十多年来JDP治下的预算谨慎、货币稳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支持这个党。

土耳其幸免于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得益于该国监管良好的金融部门。埃尔多安预计至2023年，即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年，土耳其经济产值将扩大三倍，并跻身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届时土耳其人均收入将达到2万5000美元，接近于今天的西班牙。

土耳其与MENA扩大的贸易增加了土耳其的自信，该地区现在占有土耳其将近50%的出口量和该国2003年来外国投资的7.5%，即120亿美元。

阿拉伯之春前的变化

由于国内变化，土耳其在外交上既与邻邦相联系，又与北约保持盟友关系。 “战略纵深”就是建立在同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及社会的联系之上。因此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与伊朗和叙利亚外交关系的变化，与哈马斯开展对话，以及与伊拉克各教派开展联系都反映了“战略纵深”这一新的外交政策。

阿拉伯之春后的复杂局面

土耳其外交因叙利亚发生的巨变遭遇严峻考验。这些暴动迫使土耳其开始反对一度的盟友叙利亚阿萨德，以及他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逐渐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参与者，土耳其失去了外交的一个重要基石。

土耳其与伊朗及叙利亚的联系早已断裂，“邻邦零问题”政策将不可避免地被地区联盟代替。

重新平衡土耳其外交政策

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和占领导地位的逊尼派产生冲突的伊朗（注：伊朗为什叶派掌权，原文有误）、叙利亚和巴林等国，土耳其的立场越来越向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靠拢。更为凸显的是土耳其同意将美国制造的雷达预警系统放在其境内靠近伊朗的东部省份，以遏制伊朗的导弹威胁，并把信息与盟友共享，包括以色列。

土耳其的政策从一种平衡伊朗与其敌对国家的中介逐渐转向偏西方特别是美国，华盛顿很满意与安卡拉合作，对阿拉伯之春施加影响，并孤立德黑兰。

埃尔多安，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斯兰主义影响较多的埃及和突尼斯等地区所实施的策略，以及华盛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美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表示土耳其作为盟友能填补美国撤军后的地区控制空白，但他希望土耳其不要侵害美国所看重的利益，从而建立“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强硬的外交策略

土耳其也曾选择更具挑衅性的对外政策，武力措辞因此变成土耳其外交策略的基本构架。

究竟是强硬的外交态度还是“邻邦零冲突”更有效尚待观察，然而土耳其的外交辞令——包括威胁把军舰部署到东地中海更靠近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地方——到目前为止都未促成以色列就蓝色马尔马拉事件道歉，未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阻止塞浦路斯对东地中海的油气勘探，也未能改变阿萨德总统的行动。

埃尔多安的顾问易卜拉欣卡琳认为土耳其总理是“几乎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偶像，因为他重视人民，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并且支持全球尺度下的正义。”

阿拉伯人民也很明显地支持埃尔多安。据2011年发布的佐格比民意调查《阿拉伯态度》显示，这位总理在摩洛哥有80%的支持率，在黎巴嫩与沙特则超过了90%。另外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进行的皮尤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很高。埃尔多安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然而，若没有具体的成果，高入云霄的支持率很少转化为持久的影响力。左格比和皮尤的调查恰恰暗示了那种可能性。

在加沙和约旦地区分别只有35%和45%的巴勒斯坦人对埃尔多安抱有信心。加沙和约旦应该对土耳其对抗以色列的态度最为欢迎的地区。这样的结果不难解释。当埃尔多安将加沙变成与自己紧密相关的事件，加沙人和约旦人自然满怀期待，但他们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土耳其宣称要提供的支持未能兑现，民众也就从欣喜转为失望。

如果土耳其试图成为地区大国的行动过火，那么以伊斯兰为本的组织也会加以破坏。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的领袖就指责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式世俗主义的推动，认为“并不应该单由他或他的国家来领导这个地区或规划其未来”。实际上今年九月对埃及民众的一项调查就显示41.4%的埃及人选择沙特阿拉伯作为其国家的最佳模范，而土耳其仅排第4位。

并不一定是合适模板

确切来说，由于目前的土耳其模式还不足以应付文化多样、矛盾复杂的中东地区，三个相关因素阻止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充分发挥其所希望的作用。

1.库尔德战火

首先是仍未解决的库尔德问题。过于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强加单一民族身份的尝试，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截然对立加深的重要原因。此外，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在制定土耳其新宪法的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南辕北辙。尽管很多土耳其人尝试将库尔德工人党与库尔德合并，但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争执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人口较为稠密的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常态。最近几个月发生很多起针对正义与发展党（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紧密）活动者和政治家的指控。库尔德工人党进行暴力行动，土耳其报以空中轰炸和侵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这种惯常情形又出现了。

2.半世俗主义

第二个因素主要是政教分离主义的问题。一方面，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不同的是，土耳其并不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或占政治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和逊尼派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学校的宗教课程已经强制性地以逊尼派伊斯兰为本。由总理牢牢掌握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管理土耳其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民，并定期向其提供高额补助。如果皮尤关于全球宗教限制的2011年研究报告可资参考，那么土耳其的情况表明半世俗主义对中东地区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是不够的。调查表明，土耳其对宗教（尤其是少数派宗教）的政府限制和社会敌视程度要低于巴林、突尼斯、黎巴嫩等政教合一的国家。而在这两方面表现最好的国家一般有很坚强的世俗传统。只有包容所有信仰的世俗体制才能够保证不同族群、教派团体和妇女的权利。

3．脆弱的民主

第三个因素是土耳其民主的性质仍在发展变化之中。对媒体越来越多的压制，对军官、法官、商人、学者和记者以所谓的政变图谋为理由进行越来越政治化的罪行审判，以及在官员任命方面滥用权力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忧虑。土耳其领导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改革的宣言因此遭到质疑。国际方面对土耳其的评价也非常低，认为这个国家在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只做到了“部分自由”。

重谈“战略纵深”与“邻邦零问题”

土耳其是否能在好战的外交政策之下获得成功？是否还有选择？前者的答案是全然否定的，而后者则存在其他可能。

土耳其只是许多角色中的一个，借用达武特奥卢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参考国家”，“其态度将塑造这个地区的未来”。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参考国家”，这里还存在诸如埃及、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等重要因素，他们是不会轻易允许土耳其成为地区霸主的。

除此之外，土耳其不得不与阿拉伯国家中的埃及、突尼斯争夺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定义权。的确，阿拉伯人也很羡慕土耳其一些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优势。温和的伊斯兰教徒认为JDP对他们自己的政治选举、经济发展和国家管理会有启发。但埃及和突尼斯并不认同土耳其的半世俗主义，作为阿拉伯之春的代表，这些国家的改革更可能影响该地区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尽管土耳其不是地区的主宰者，但他的实力不可小觑。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适应这种规则，土耳其需要调整政策多与友邦国家沟通交流。

之前土耳其在中东和北非联盟中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同时，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友谊关系也非常稳定。但从最近的事件来看，他们彼此的关系并不友好。联盟建设要求土耳其充当一名不落入多重阵营的、诚恳的中间人。依靠技巧和运气，土耳其可以跨越种族，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成功者。

更有甚者，在风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土耳其的外交策略不应在中东地区随意提高期望值。埃尔多安对阿萨德一再发出最后通牒，似乎表明土耳其有能力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但最终我们仍看到了土耳其影响的局限性。土耳其还应该选择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选择调节纠纷，只有更耐心地等待恰当的时机介入干预，才能获得收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作为执政党JDP应该将精力集中于培养中东地区唯一的世俗主义和自由民主。需要解决库尔德问题，扩大世俗主义的范围和影响，加强人权和性别平等，并寻求更多的经济重构。

灵活的同盟建构、更为谨慎的公共外交、选择性的调停干预以及深刻的国内改革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引人瞩目，把这些付诸实践也需要等到中东尘埃落定。但其结果将是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正确的混合外交政策，土耳其将更有力地运用其地缘政治资源，进一步发展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马娇、桃桃编译）

齐思嘉

如果说有能同时赢得西方战略家和民众关心的中国政治问题，那肯定就是西藏问题。在近期美国重要刊物《新共和》中，习惯以“人权”要挟主权的艾伦博克（Allen Bork）又为藏民大大控诉了一番。然而，这次矛头直指的却是尼泊尔。

尼泊尔的重要性从地理上可见一斑：几乎被西藏包围，而南方又面临着印度带来的压力；在文化和宗教上尼泊尔同西藏地区又有相当的亲缘性，这就决定了尼泊尔的命运。博克的文章《中国“炫耀局部肌肉”以威吓西藏的新一轮出击》提到，尼泊尔面对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势必只有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中印关系才是深入理解尼泊尔及西藏问题的必要前提。

似乎尼泊尔的困难就在于，该国实际上是西藏偷渡者的避难所和中转站，为此1990年尼泊尔政府同联合国难民署之间还有一份“君子协定”，要求在藏民偷渡过境后“放他们一马”。在如何对待藏民的问题上，中印双方均试图观察尼泊尔新政府的表现——一边是坚决制止西藏分裂的中国，另一边则是同时容纳了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和民主制的印度，印度的背后则是高呼“人道主义”的西方人。眼下占据主动的一方似乎是中国，的确，中国一直不愿在西藏偷渡者问题上松口。但是，这真的只是中国单方面的行动吗？

显然没那么简单。尽管自08年起，中国便以对西藏拥有主权为“核心利益”向他国提出要求。至于对尼泊尔，更是要求多多。中国肯定会尽可能要求切断尼泊尔同西藏分裂势力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西藏偷渡者的管理问题。博克认为就是在偷渡的问题上，尼泊尔一再受制于中国，最终使得藏民的基本人权没能得到尼泊尔政府的保障。文中提到尼泊尔是如何违背了同难民署的“君子协定”遣返偷渡者的，甚至猜测中国政府为此贿赂了尼泊尔警方，而中国驻尼泊尔的官员探访西藏偷渡者的行为，也被认为有损偷渡者的“安全”。可这些最基本的维护主权、履行政府职责的行为，在博克看来都是“过分”的。

中国试图在西藏问题上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可是国际社会以西藏问题危害中国的主权，那样就正当了？博克以一种愤慨的腔调，提到了不少相关细节。中国多次要求遣返偷渡客，都因遭遇各种国际势力的干预而被拒绝。更有证据表明，西藏流亡政府的背后是大量外来的“期望”，例如，经尼泊尔离开西藏的噶玛巴很可能就是达赖之后流亡藏人的主要领袖。而华盛顿方面的外交官，也竟然大费周章地到尼泊尔访问偷渡者的定居点。

那么，在博克眼中尼泊尔究竟该如何对待偷渡的藏民才好呢？当然必须杜绝中国势力的影响（连孔子学院也是很“邪恶”的），向印度及流亡政府让步，这样偷渡藏民就能进行“宗教和文化活动”（包括任何策反中国的活动）。而从一位令人惊叹的尼泊尔记者那里，我们发现，所谓最好的计划，就是让所有偷渡前来尼泊尔的藏民统一获得尼泊尔的“公民权”，否则就不足以表现尼泊尔已经是个“民主国家”了。博克相信，在尼泊尔，支持西藏才是主流民意，而尼泊尔对偷渡者的不公表现，根本就是受制于中国才会采取的集权手段……

博克最后还讽刺地指出，尼泊尔一旦对中国让步，就是无视自身主权的行为。这样看来，博克的判断标准也未免太不公平了：中国的主权必须让步于藏族偷渡客的“人权”，而这群人的“人权”必须由尼泊尔按照西方人的意愿运用其“主权”来保障——但至此为止，路人皆知，对博克来说，尼泊尔压根就是一个栖身于中-印、中-西格局中的一个有没有主权皆无关紧要的部分，只是因为同“西藏”这片战略要地沾边才忽然重要了起来。恐怕，同中国对主权的强硬要求相比，西方世界对尼泊尔的指手画脚才真正可恶呢吧？要知道，尼泊尔不过是碰巧夹在中国同西方想象之间的可怜小国，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藏民想要指望它都是困难的——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可笑的只会是对尼泊尔抱有幻想的博克，因为他深刻地相信，尼泊尔眼下令人失望的表现是应对中国压力的“一时结果”。

其实像博克这样的西藏观察家所最不乐意接受的事情，除了西藏神话的破灭，大概就是，中国的势力在西藏周边地区已然无处不在了。

《外交官》网站 2011年11月23日

在中美之间，澳大利亚应何去何从？

美澳近日达成协议，美国即将向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派驻陆战队和增加海空力量。该协议在澳大利亚引起广泛争议。日本的“外交官”网站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战略专家怀特（Hugh White）对此公开反对。怀特的观点引发了澳大利亚朝野的大辩论。

怀特指出，在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将导致两个后果：首先，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军力增长会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其次，是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在2011年将达到1500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 23%。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得益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机遇，那么必须审慎考虑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而不是去挑战中国的利益。

怀特认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在亚洲的权力转换中如何保护澳大利亚的利益。澳大利亚需要亚洲经济的强劲增长，也需要美国留在亚洲以防止中国控制整个亚洲，但是不希望美国以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或者抑制亚洲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留在亚洲。怀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亚太安全机制。这个新机制可以和平地容纳中国的力量，同时也保留美国作为关键力量。

很多人批评怀特是亲中派，但怀特解释说，这样做可以避免过分刺激中国。如果美国能继续维持在亚太的地位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这个可能性越来越低。因此，如果美国能主动放弃目前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去和中国共享（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力，可能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反对怀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怀特的假设，比如中国力量的不断增长，美国实力的不断衰落的假设未必成立。也有人指出，中国缺少挑战现有亚洲秩序所必需的盟国。另外一些人批评怀特建议的对策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澳大利亚以及与其他国家，应加倍努力以平衡北京，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拥抱中国。

很显然，澳大利亚政府选择了上述第二条道路。各国政府和整个地区的民众正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必须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选择。金丝雀还没有死，但它显然觉得不舒服。(powerzhang 编译)

链接：http://the-diplomat.com/new-leaders-forum/2011/11/23/the-australian-canary

自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以来，全球核力量格局逐渐走向混乱的局面。3月份，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核泄漏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放射性物质大范围释放，致使日本关东地区辐射剂量严重超标，福岛地区几十万民众转移，同时，数万吨受污染的水流入大海，造成污染范围进一步扩大。日本政府将此次核泄漏事故等级定为最严重的7级，而最严重的1986年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也是7级。据日本政府透漏，福岛核事故已造成至少640亿美元损失。福岛核泄漏爆发后，各核电大国都对核电站进行了检查，但也推动了核能源逐渐缩减的发展趋势。各发达国家纷纷表示，将减少或停止正在建设或运行的核电项目，然而，在中东、远东等热点区域，多个国家仍然在醉心于其核电站项目建设。当然，这些核电站项目需要更加关注核安全和核不扩散方面的事项。

德国政府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后宣布，德国将关闭境内17处核电站中的13处，届时，德国核电站供电量将缩减75% ，如此大规模关闭核电站在德国使用核电的几十年历史中还未出现过。剩下4座核电站也将于2022年前全部关闭。瑞典、比利时和西班牙也表示今后不再建新的核反应堆，并将逐步停止使用核反应堆进行发电。日本前首相菅直人表示，日本将停止核电发展，废除政府以核电为主的能源发展计划，并将逐渐减少对核电的依赖。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表示，将在未来稳健减少对核电的依赖。墨西哥也表示，将搁置目前在建的10座核反应堆项目，加大发展自然能源发电的比重。

作为新兴核电市场的大国——印度，虽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核能发展计划，但有关的核安全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福岛核事故后，印度核电站的当地居民纷纷起来反对核电站计划。据印度政府制定的核能发展计划，印度将从国外购买21座核反应堆，但没有建立与之相关的安全机制。因此一旦发生核电站的安全事故，印度核电站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将受到严重考验。在美国，因为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新的核电计划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在2007年提交给美国核管制委员会的报告中表示，美国要在2020年前建成28座核电站，但在福岛核危机后，估计能建成3座已经算是很乐观的了。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美国国内的核反应堆是安全的，美国将从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中汲取教训，进一步完善本国的核能工业。法国是核电大国，福岛核危机对法国国内影响很大，虽然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法国仍然坚持核电事业，但国内关于弃核的言论还是不绝于耳。

正当诸多国家如火如荼的争论是否废核的时候，东欧国家、英国和韩国等正在继续兴建新的核反应堆。俄罗斯也在孟加拉国、印度、越南、伊朗和土耳其大肆兴建核反应堆。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也都在建设约旦、越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中国也正在援建巴基斯坦的核电项目。而且，埃及、土耳其、约旦、越南和沙特都已经拒绝了美国反复强调的制造核原料的要求。像伊朗核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对伊朗自主研制铀浓缩，自己制造核原料。另外，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都已经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措施。可见，一方面，诸多发达国家在其国内逐步缩减或中止核电站；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纷纷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兴建新的核反应堆。那么，为何各个核能大国都在进行这种核战略布局呢？

其一，各核能大国向外国输出核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兴建核反应堆，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核能对这些发达经济体来说，对于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不大，所以，这些核能大国就希望能够进入以中东和远东为主的新兴核能市场。另外，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也需要依靠向国外输出核能发展经济，带动国内经济逐渐走出低谷。例如，韩国与阿联酋达成了200亿美元的核电站建设大单。

其二，这也与地缘政治有关。核能大国往往想利用核力量来影响区域政治的格局，以加强其对区域政治的影响力，而需要引进核能的国家也往往需要核能来维护该国在区域政治中的实力。具体来说，俄罗斯以低于成本价向土耳其出售核反应堆，就是为了能够通过土耳其缩短其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计划。同时，俄罗斯向伊朗援建核反应堆，能够使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中成为重要的一方。另外，美国与越南之间的核能合作，事实上是为了制衡中国。沙特阿拉伯本来作为石油大国，国内的能源需求并不大，但是，沙特之所以要引进核反应堆，事实上，是为了应对来自伊朗方面的核力量的压力。如果伊朗有了核力量，那么沙特在战略上就会变得不安全，所以，沙特官员指出，沙特不能在伊朗具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无动于衷。

吕万:全球核力量格局走向混乱

至于中国，作为未来核能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国务院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国务院表示，会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会议同时强调，要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根据《十二五核能发展规划》，中国不会放弃核能，仍然会坚持发展核能，只不过，在发展核能的同时，会认真检查、审查核反应堆的安全性能。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核能发电会比目前增长30%。其他核能大国也密切关注着中国核能市场，加拿大、法国、美国等都希望能够进入中国核能市场。法国为了加强对中国核能市场的影响，针对中国核能技术工程师严重缺乏的状况，在中国核电大省——广东，由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学联盟与广东中山大学联合成立了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培养大量的中国本土的核能高级工程师。另据福克斯新闻消息，比尔盖茨证实，其旗下的泰拉核能公司将与中国合作开发第四代核反应堆。可见，未来中国的核电，一方面要认真进行安全管理，另外一方面，中国仍然会大力发展核电，并加大与其他核能先进国家进行项目合作。

《标准周刊》 2011年11月28日

《广告克星》的编辑卡勒拉森“占领华尔街”的呼吁今年九月得到了积极响应。从那时起，到占领者的帐篷城市一游并评头论足，就成了记者、博主和拍客的人生典礼。上周，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命令纽约市警察局拆除曼哈顿南部祖科蒂公园中的帐篷城市，《纽约时报》第二天就此事发表了不下半打文章。记不得有哪一次，这么小的一场政治运动赢得了媒体如此这般多得不成比例的关注。也记不得有哪一次，一场运动被如此广泛而详细地考究，得出的结论却错得如此离谱。

如果收入不平等是新的政治宗教，那么被占领的祖科蒂公园就是它的麦加。自由派记者蜂拥而至，慷慨挥毫，高谈阔论抗议的价值、占领者的创造性和自发性、再分配的紧迫性和社会正义的信条。“占领华尔街”被比作阿拉伯之春、茶党和民权运动。然而，当很多自由派记者离开公园的时候，他们哀叹“占领华尔街”这场运动的组织不够严密。他们担心，直到示威消散，也无法开列合理的诉求，或为相关政策设定日程。营地内的各种偷盗、性侵、破坏和污秽也让他们感到疑虑，因为占领者的呼吁会因此受到局限。

保守派的反应是一样的。很多保守派对帐篷区的情况津津乐道，高呼美国人永远不会让一堆肮脏邋遢的嬉皮士牵着鼻子走。他们贬低这场运动，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极左翼倾向与形形色色的流浪汉、精神病人和混混相结合的胡闹。在他们看来，民主党拥抱“占领华尔街”这场表达经济和社会方面挫败感的运动，可谓大错特错。

不过，有一小部分保守派认为占领者并非一无是处。银行的权力确实太大。薪水停滞不动。这些保守派说，问题是“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应对任何一个他们所哀叹的问题。所以这一小部分保守派，以及大部分自由派，很愿意为占领者们献上装着经济议程的锦囊。

但他们可能也在对牛弹琴。左派和右派都认为推动“占领华尔街”的势力意在民主政治和解决问题——两边都错了。如今，这些抗争有终结于暴力、放纵行为和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左派错误地认为这是误入歧途，而右派把整场运动视为婴儿潮一代对新左派的怀旧加上找工作的困难引发的千禧年式牢骚，从而不屑一顾，也是错的。暴力并不是误入歧途，对“占领华尔街”也不能一笑置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种陈旧政纲的最新表达。全球经济的失败和后现代技术的力量让这种政纲重获生机。

的确，很多涌向帐篷的人是普通的民主党支持者和关注失业问题、贫富差距的独立人士。支持占领者的联盟是这个群体。但他们对劳工的关注与“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理论家和主要推手关心的东西几乎没有交集。相比之下，占领者和如今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他们与制造混乱的维基解密和“匿名者”等黑客活动家联系更为紧密。

当警官和清洁工夺回祖科蒂公园时，“占领华尔街”的支持者大叫大嚷：“正在壮大的思想，你们是赶不走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是不是真的理解这场运动的思想和方法可是个大问题。其思想，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其方法，就是革命无政府主义。

1825年2月25日，美国首都被占领了——以罗伯特欧文，一个成功的威尔士商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方式。不过他并不是站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挥舞标语牌，而是在众议院的讲坛上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他的演说，总统詹姆斯门罗和已经当选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来听了至少一部分。正如乔舒亚穆拉维齐克在《人间天堂》这部社会主义史中所说，欧文的计划让民选官员们沉醉。

在演说中，欧文分享了他的合作村庄之梦。这些村庄将缓解工人的贫苦，改造他们的精神。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社群，欧文取得了成功：雇佣工人生活舒适，他们的孩子接受幼儿和小学教育。受此鼓舞，欧文希望给美国带来精心规划的空间，催生更加进步的新人类。欧文设想，他那以科学方式组织的村庄“实际上将通向过往圣贤预言过的美德、睿智、享乐和幸福之国，并将在遥远的未来成为整个人类的命运！”乌托邦，在欧文看来，并不是文人意气。乌托邦能够实现。

他的美国乌托邦选址于印第安纳州西南瓦伯什河畔的新和谐。那年四月，欧文欢迎了移居其殖民地的民众。“我来这个国家，”他说，“是为了引入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为了把社会从无知、自私的体系改造成一个开明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将逐渐把所有人的利益融为一体，并消除所有造成个人纷争的根源。”在新和谐，不会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对立。

然而，情况并不如所愿。按照理性思路构造社群是极其困难的。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许多居民十分懒惰。短缺司空见惯。中央计划阻碍了餐食的有效分配。大群体不断分裂出小宗派。社群密切监视每一个成员的活动和信念。禁止饮酒。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被迫分开，其中一个后来说她“两年中只见了她的父亲和母亲两次”。欧文驱逐了感到不满的人。新和谐仅仅是因为他的慷慨捐助才没有解体。

但也没撑太久。欧文的“和平与善意之新帝国”分崩离析只要了四年。不过，社会主义乌托邦冲动至今犹存。尤其是在美国，不同的人携手共建理想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悠久传统。在这些世俗乌托邦中，竞争被合作取代，私人财产化为社群公有，传统家庭结构变成人类大家庭，宗教被科学人文主义精神挤到一边。任何学习美国史的学生都对这些社群的名字耳熟能详：布鲁克农场、奥奈达、北美法郎吉。没有一个延续下去。没有一个实现了他们的创建者所期望的极乐。

历史学家JP塔尔蒙在《政治弥赛亚主义》（1960）中写道，美国和欧洲的乌托邦主义者“都对某种命定的、无所不包的、唯一的人间图景有极权民主式期待。他们认定，这种图景代表人们更好的自我、真正的利益、真切的愿望和真实的自由。”参与乌托邦运动的男男女女从宣扬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也从认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被社会体制和私人财产奴化和异化的让-雅克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汲取灵感。去除阻止人活出真实自我的障碍之后，人们可以重获失落的自由。按照理性思路重构社会，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失落的自然极乐。

正如灯光吸引飞蛾，乌托邦思想吸引傻瓜。后革命思想家沙尔傅立叶就是一个经典范例。“他是个古怪的老单身汉，”塔尔蒙写道，“一个寄宿公寓的常客，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学究，喜欢猫和鹦鹉，伺候花卉；他那些诡异嗜好和神秘气质相当可怕；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沉思，但一旦有人最轻微地打扰了他一下，他就会大发雷霆。”傅立叶的梦想令人惊讶。傅立叶相信，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践，有一天“反狮子”（傅立叶想像的新物种。——译者注）和“反鳄鱼”会承担穿梭世界各地的交通。母鸡会下足够多的蛋，以至于英国国债几个月就能付清。在傅立叶心中，海水变成柠檬汽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傅立叶的梦想世界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法郎吉。六百万个法郎吉足以容纳所有人类。关于他所幻想的环境，傅立叶在每个方面都把错综复杂的细节规划进去了。每个结构——从寝室到马厩再到餐厅——都精确设计。一旦人们住进法郎吉，就不需要财产，也不需要法律、上帝、家庭和约束。每个人都会和同伴以及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个自我管理的社群将释放每个人心中的创造潜能。儿童是傅立叶塑造新人的黏土。“法郎吉提供的不同职业总数极其庞大，”他写道，“孩子不可能在这些职业中找不到满足他的一些主要本性的机会。”在傅立叶的理想社群中，不会有怨恨，也不会有对他人的嫉妒。激情将自由奔涌。每一个需求都会得到满足。它将是真正的天堂。

当乌托邦主义者放眼世界时，他对两种事物特别反感。一是私有财产。“文明秩序，”傅立叶写道，“不能够进行公正分配，除非在资本领域，”你的投资回报是你的投入的一项功能。如果不是那样，市场体系就是不公正的。经济是零和博弈。一个人拥有财产，是以另一个人为代价的。对另一个十九世纪法国乌托邦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来说，财产就是偷窃来的东西。

私有财产体现了压抑人的社会链条。如塔尔蒙所说，对乌托邦主义者而言，财产是“非理性和自私剥削的工具；不是扩大我们的人格的媒介，而是主宰贪得无厌的有产者以及生命的成长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遭受奴役而异化的无产者这两类人的暴虐主人。”并且，因为财产是不平等的根源，真正的平等只有通过社群对用品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

乌托邦主义者的另一个深仇大恨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一夫一妻制，一神教，自制，节俭，清洁，坚韧，利己劳动——这些都是乌托邦主义者的敌人。“道德教导人跟他自己作战，”傅立叶写道，“让他抗拒自己的激情，压抑它们，相信上帝不能够睿智地统合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激情。”所谓资产阶级美德，设计出来是为了维持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并阻止人活出真实自我。因此，为了恢复一个人的自然状态，他“需要从所谓的资产阶级道德开始，进行宏大的‘去神圣化’，” 二十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丹尼尔格林写道，“基督教谆谆教诲的道德偏见对大众影响特别深。”

因此有必要把人们从他们的社会和性道德中解放出来。“家庭，将不再像在文明中一样，作为排他性单位而存在，”塔尔蒙写道。在1841建立于马萨诸塞州并延续到1847年的布鲁克农场，鼓励男人和女人作为完全平等的社会、政治和性个体互动。纽约州北部的奥奈达社群（1848-1880）的居民参与“复合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公社的年长成员“引导”年轻成员进入性爱。奥奈达人还致力于选择性生育。这些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此后成为左翼运动的特色。例如，与1960年代的新左派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的自由性爱，今天已经全然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只有社会保守派还把这当回事。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二百年来经久不衰，令人印象深刻。改变的只有服饰规定和小玩意儿。如果沙尔傅立叶穿越某个“虫洞”，在位于华盛顿麦克弗森广场的“占领华尔街”华盛顿特区帐篷城市现身，他会宾至如归。“占领”或“占据”这些词正是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频繁见诸报道的盗窃和破坏也一样。乌托邦对中产阶级规范的拒绝，合乎逻辑地流淌出为了颠覆而对习俗进行的嗅探、攻击和拒绝，以及对泛神精神的拥抱。布隆伯格市长在祖科蒂公园的营地发现的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即将危害抗议者和周围社区的健康和消防安全”——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乌托邦这道菜的配料。

在整个十九世纪，对理想社会的各种追求可以归为两大类。有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尝试，无产阶级先锋队试图打倒资产阶级，实现历史法则注定的无阶级社会。也有通过抹平等级、废除权威来实现乌托邦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事业。

这两类在某些要点上重叠，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视无政府主义者为蠢材，而无政府主义者视马克思主义者为极权主义者——他们当然是。如果科学社会主义比革命无政府主义名头更响，那只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成功地占领了世界上不少地方。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损失，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坏行为因此被掩盖了，但实际上也非常大。

无政府主义经常被贬为小流氓行为的合理化。但这是错的。无政府主义有理论，甚至还有经典：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戈德曼，等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的傅立叶式法郎吉。“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关注的都应该是终结各种形式的权威和压迫。在过去的年代，因为需要安全、生存或经济发展，它们可能具有合理性，但现在它们加剧了——而不是缓解了——物质和文化的弊端。”诺曼乔姆斯基在他为丹尼尔格林的经典著作《无政府主义》撰写的导言中说。终结“这个体系”，我们就自由了。

无政府主义者觉得自由企业和国家社会主义没什么区别。只有任何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或权力，他就高兴不起来。“任何能够自圆其说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该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作为这个体系一部分的薪资奴役（wage-slavery），”乔姆斯基写道，“因为这些与劳动应该自由从事并由生产者自己掌控的原则水火不容。”乔姆斯基的意思是你可以正当地种你自己的番茄，但你决不能雇任何人来帮你摘。

无政府主义不会区分不同种类的政府。民主对他而言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还是乔姆斯基的话：“当工业体系被任何形式的专制精英控制，无论他们是有产者，经理和技术官僚，‘先锋队’政党，还是国家官僚系统，”（或者银行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伪饰。”投票，格林写道，是“一种只对联合起来的工业、商贸和资产巨头有利的欺诈”。

这种永恒的反叛引起一些可想而知的后果。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从而削弱了他们影响人们生活的能力。他们不搞最低工资运动，也不就布什税率展开辩论。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工资，当然也不相信赋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如是说：“参与政策辩论，最多不过对破坏加以限制，因为其基本前提与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一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占领华尔街”没有议程的原因是无政府主义不要议程。无政府主义者能做的就是做个表率——或通过暴力摧毁现存秩序。

正如对财产的敌意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密不可分，暴力也和无政府主义紧密相联。“无政府主义拒绝国家和所有那些国家使之而成为可能的、系统的不平等形式，”格雷伯写道，“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迫使政府进行改革，也不是由他们自己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希望使用尽可能与他们的目的一致，并体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摧毁那种权力。”看上去漫无目的，一片混乱，其实目标明确。通过“直接行动”这种手段——游行，占领，封锁，静坐——无政府主义者“向前推进，视国家如无物”。不过，一个人言行举止好似政府不存、法令不行，不说是罪犯，那也是不法之徒。

当你看到占领者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与纽约市的警察们冲突，或是戴着面具的小青年在奥克兰市中心砸碎商店橱窗、纵火焚烧，你就看到了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为“占领华尔街”辩解的人可能会说，只有极端分子才使用这些“黑色集团”（Black Bloc，一个推崇暴力的抗议组织，主要由极左派和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译者注）战术。但辩护者没说到点子上。那些头戴阿拉伯头巾、制造混乱的黑衣青年不过是按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逻辑，走向其暴力结局。极端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直接行动”注意遵守法律那才是例外。

革命无政府主义的不稳定性意味着基于这些战术的运动很快就会爆发出来。想想国际工人联合会这个1880年代芝加哥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例子。根据迈克尔卡津在他的美国左派史《美国梦想者》中的详细记述，国际工人联合会敌视政府、市场和选举。他们不角逐政府官员的职位。他们纵火。“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可以把自己的事管得好好的，不需要任何老板或专家的帮助，即便他们是工人国家的一部分。”但拒绝民主政治是死路一条，后果自然是暴力：1887年，四名国际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因在干草市场爆炸案中谋杀八名警察而被处决。这个组织随即瓦解。

通过革命无政府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尝试很容易短命。在美国的最后一次爆发是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左派和“气象员”（Weathermen，美国极左派组织，组织了多起爆炸案、暴动和监狱骚乱，宗旨是建立秘密革命政党，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译者注）发动的城市暴乱、恐怖主义和街头行动。这一浪潮直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兴起、苏维埃帝国覆灭才消退。乌托邦理想似乎已经声名狼藉。傅立叶和乔姆斯基的教导似乎只在学院通行。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舞台正在为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搭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种。

大卫格雷伯认为1994年1月1日是反全球化运动的诞辰。在这一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而萨帕塔分子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发动了叛乱。二十一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模范就此形成。“萨帕塔分子，”格雷伯写道，“放弃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控制权的老式游击战略，转而要求建立自治、民主、自行治理的社群。他们与志同道合的全球民主革命者结成同盟，以往往十分美丽的诗化语言，成功地把此前的年月中缓慢累积的紧张对立结晶出来。”在一个“扁平的”、国界和政府越来越不重要的世界，新无政府主义不再追求以武力夺取国家权力。无政府主义形式的组织，格雷伯写道，“会在各个想像得到的层面，重合、交叉我们能够设想的以及很多我们可能想像不到的方式，参与类型无穷无尽的各种社群、协会、网络和规划。”

驱动新无政府主义的引擎是经济和政治全球化。旨在削弱“新自由主义”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G20、各国央行——的世界运动积聚了力量。无政府主义者1999年出现在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2000年出现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大会，2001年出现在意大利热那亚的G8峰会和破产的阿根廷，2002年出现在纽约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2004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在纽约和圣保罗的共和党大会。在乔治W布什任期内，有一段时间“全球正义”运动和反战运动缠绕在一起。但是，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战争浪潮正在退落”（或看上去如此）。随着2008年的大衰退和金融恐慌，以及紧缩政策和主权债务危机开始，经济回到政治生活的前台。

长期失业（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这个群体）和经济增长不力不仅让新无政府主义者有机会招兵买马，也使得区分极端分子和他们那些感到痛苦的旅伴更加困难。让信息和资本以光速穿梭于各个大陆之间的技术进步也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扰乱市场和政府的手段。暴乱和毁坏所使用的黑色团体战术，在互联网上对应黑客团体“匿名者”对政府和工业计算机服务器发动的拒绝服务攻击，以及维基解密未经授权发布机密信息。如我们在去年夏天的英格兰和别处发生的城市暴乱中所见，人们借助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先警察一步快速行动。新无政府主义看不出批评财产和资本主义与拥抱资本主义公司创造的技术有什么矛盾。说到底，既然一开始就没有秩序规则或者逻辑，怎么会有矛盾？

占领祖科蒂公园的呼吁发表在Twitter上，“匿名者”的蒙面发言人也在YouTube上宣传他们的运动，这一点都不奇怪。侵蚀全球资本主义的知识、金融、技术和社会基础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我们现在正目睹其最后展现。“占领华尔街”运动遍及全球的营地，正是大卫格雷伯在书写萨帕塔分子时设想的那种社群。占领者的帐篷城市是自治的，公共的，平等的，而且形成了网络。它们拒绝日常政治。它们培育波希米亚主义以及与民选权威的对抗。它们是经过了后现代升级的法郎吉和新和谐，扑通一声掉在我们的城市中央。

这个阵营中的活动家可能并不多。他们可能显得蠢笨，甚至怪诞。他们可能会抵制“议程”和“政策”。他们可能在想要什么东西和什么时候要这些东西等问题上并不一致。此外，在冬季来临，自己的公园被他们占据着的自由派对这些人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此消失。但乌托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再次出现——明年的党派大会无疑是个爆发点——纵容，利用或无视他们都是错的。应该面对他们，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思想。只要还有人相信财产不平等是不公正的，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以实现，占领就会层出不穷。（南渝霜华译）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articles/anarchy-usa_609222.html?page=1

其实愿意偷渡出去的，就出去好了， 最重要是不要让这些人再回来捣乱。所以针对偷渡，是否能够想办法让他们能出去，但是不能再进来，那就不能在西藏煽动什么的了。

从这个句子来看，转基因棉花本身的种植者也许受到些许好处（到底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还不好说呢），可是却危害了梨、枣等多种作物。

也就是说，如果大量推广转基因种植，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依赖的其它农作物，是否会受到什么样的致命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