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济南、泰安之敌合击万德西峪的自卫团部队的同时，泰安日军1个小队沿泰肥公路向肥城进犯。在进至离泰安城约30华里的鱼池村时，与国民党展书堂部的1个班哨遭遇。这个班哨未敢抵抗，胡乱放了几枪便匆匆逃走。日军见有中国军队，也未再继续向肥城进犯，在鱼池一带大肆烧杀后，撤回了泰安城。

在万德西峪遭到敌人偷袭的自卫团一大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迅速赶回肥城向自卫团领导报告情况。张北华、远静沧等领导同志认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自卫团成立几个月来，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要和敌人死打硬拼地守城还不行，应该运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于是决定连夜撤出肥城县城。当晚下达了转移命令--各单位立即行动，物资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送给老百姓。部队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由李文甫、乔绶卿、徐麟村带领，到城南尚里一带山区活动; 自卫团主力第一、二、三大队，由张北华、远静沧率领到城东南玉皇山、王家狼窝一带活动，待机打击敌人。孙业旺同夏天任等政治部的同志跟随远静沧一起行动。当夜部队全部撤出肥城。

翌日，鱼池镇公所的两位办事员来到自卫团部，控诉日本鬼子在鱼池残酷杀害老百姓，烧毁房屋的种种暴行，并说原驻鱼池的国民党81师1个团，听说鬼子来进攻，一枪没放就逃跑了，要求自卫团去保护他们。被敌人暴行激怒的道朗一带的群众，纷纷行动起来，红枪会也集中起来，准备跟日本鬼子拼命。城子寨的红枪会首领陈学曾，亲自来到自卫团团部，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认为自卫团也象国民党军那样，吃了用了老百姓的粮食钱款却不去打鬼子，而是丢下老百姓不管，只顾自己逃之夭夭。张北华、远静沧同志很客气地招待他，给他讲形势，说明自卫团的部队从西边调过来，就是要打鬼子，保护老百姓。鬼子来了，我们一定与红枪会和群众携起手来，联合打鬼子。陈学曾听后转怒为喜，同意联合作战。傍晚，部队移驻到鱼池镇南街大庙里，老乡们用原来为81师准备的白面馒头和猪肉招待了自卫团的队员。

4月6日拂晓，泰安城数百名日军分乘10多辆汽车，兵分3路直扑肥城。北边一股鬼子有100多人，沿公路北侧前进，遭到自卫团十大队和当地群众、红枪会的阻击。公路南边的一股敌人也有100多名，遭到自卫团一大队及红枪会的阻击。张北华、远静沧同志亲率二、三两个大队，迎击沿公路西犯之敌300余人。

敌人首先在拂晓时攻击鱼池镇东边的小马庄。小马庄的红枪会员拿起大砍刀、举起红缨枪和鬼子展开了白刃战，战斗十分惨烈，英勇的红枪会员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进行了殊死搏斗，杀伤了不少敌人，但终因力量悬殊，抵挡不住日寇密集火力的攻击。敌人逐渐占据了小马庄大部分村落，将红枪会员驱赶到村子西北角的几个院落内，形势十分危急。

小马庄战斗一打响，自卫团二、三大队便火速从鱼池镇跑步直奔小马庄，增援英勇苦斗的红枪会。此时，城子寨的红枪会也在陈学曾的带领下赶了过来。当自卫团赶到小马庄时，红枪会已伤亡30余人，只剩下20多人困守一隅。自卫团以猛虎下山之势，迎着初升的朝阳，喊杀声震天响，勇猛地向敌人冲去。鱼池镇附近几十个村庄的红枪会，在会首陈学曾的号令下，敲起牛皮鼓，吹起牛角号，高举红缨枪，一律以红巾包头，红彤彤、漫山遍野，也乘势向敌人攻击。日本鬼子被这突如其来潮水般的人马所震慑，急忙调整部署，纷纷向道朗村撤退。自卫团战士猛追不舍，抢占了小马庄，把敌人打散。一股敌人占据了道朗村东北开阔地中的一片坟包进行顽抗。这片开阔地两边都是七高八低的水沟，南边是公路，周围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部队很难接近，只好把这股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这些鬼子兵，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用2挺重机关枪、5挺轻机关枪以及2具掷弹筒封锁住部队攻击前进的道路，密集的枪弹织成强大的火网，象狂风一样，压制得队员们抬不起头。大家都很焦急。二大队一中队长牛顺山同志急红了眼，跳起来向敌人连打几枪，不幸被敌人机枪打倒在地，负了重伤。二大队长陈惠民一看，急得眼中冒火，把棉衣脱掉，光了膀子，斜背着马步枪，驳壳枪压上一条子弹，用嘴咬着，利用半尺来高的小土埂掩护，匍匐着爬上去。队员们对他的英勇和神速动作着实敬佩，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只见他爬到一个土埂子下边，利用一尺多高的土埂子做掩护，向敌人射出了愤怒的子弹，一枪打倒一个鬼子，立即滚到一边再打，连续打死了4个鬼子。这时，他被发现了，鬼子调转机枪集中向土埂子扫来，打得尘土飞扬，把他压得不能动弹。自卫团特务队长王仲范，在另一头也象陈惠民一样爬出去利用土埂子射击，打死了两个鬼子，可他戴的毡帽也被鬼子打穿了一个洞，幸好没有受伤。有了模版，十几个战士也学着他俩的样子，趴在土埂下与鬼子对峙。

另一边自卫团一大队将公路南边的一股鬼子截住后，大队长邹莜孟探出身子向敌人射击，不幸被敌人打中前胸，血如泉涌，情势危急。战士们冒着密集炮火，奋不顾身地将他抬了下去。由于大队长挂彩，队员们有些慌乱，这时，张北华爬了过来，向大家喊道: “不能慌乱，更不能撤退。鬼子被我们挡住了，要继续进攻，消灭敌人! ”正说着，崔子明带着五大队、先锋连和另外几个大队也赶来了。稳住了一大队的阵地，崔子明带着五大队从南边绕过去，把公路上的一座石桥破坏，使泰安城增援出来的5辆满载鬼子兵的汽车不能过来。鬼子兵跳下车向他们攻击，他们预先占领了只有100多公尺高的小土山作为阵地，以排子枪作为武器向鬼子射击。鬼子集中了兵力、火力拼命进攻，守在山顶上的阵地有些吃紧，正在这时，武圣域同志带着3个大队赶上来增援。他们有一挺轻机关枪，架在山头上出其不意地向敌人一阵猛射，打死七、八个鬼子，把敌人打了下去。

战斗中，孙业旺随同张北华、远静沧在小马庄东北角的一个院子里，鬼子的炮弹在附近连续爆炸，弹片、砖瓦碎块到处飞扬，鬼子的机枪扫个不停，打得尘土弥漫。从早上开始到下午3点多钟，自卫团员们没吃过一点东西，没喝过一口水，实在是饥渴难忍。远静沧便让供给部主任程重远到鱼池镇去弄些给养。临走，远静沧让老程把马步枪留下他用。

静沧同志接过枪，在墙头上架好向敌人瞄准。因为眼睛高度近视，半边身子探出墙外，瞄准的时间长了点，没等扣动扳机，鬼子的一阵机枪扫射过来，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他太阳穴上，就倒在了同志们的脚下。眼看着敬仰的师长闭上了眼睛，再也不能和大家并肩战斗了，小孙真个是心如刀绞，不禁失声痛哭。张北华抚着远静沧同志的遗体，悲痛欲绝，夏天任、刘西歧等也一个个泪流满面。大家七手八脚、踉踉跄跄地把静沧同志遗体抬到屋子里，从炕上揭下一领席子盖好。

孙业旺拿起静沧同志遗下的马步枪，也投入了战斗。这时，小孙还不大会用枪，肥城城内街坊、从小就认识的刘西歧鼓励道: “二兄弟，别害怕，沉住气，出枪要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孙业旺学会了打枪。从此以后，这支马步枪伴随了小孙一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多次战斗; 每次看到它，就会立刻想起敬爱的远静沧同志。

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烈拼杀，战斗在3个方向同时进行。由万德出动的敌人从北边压过来向自卫团开枪打炮，从泰安出动的鬼子援兵也不断向自卫团冲击，局势对自卫团十分的不利，战斗再胶着下去。将会遭受重大的伤亡。下午4时，自卫团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道朗血战，是自卫团第一次大规模地面对面与日本鬼子拼杀。队员们谁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猛烈的炮火和凶猛的冲击，大家以低劣的武器同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对抗，指战员以大无畏的勇敢和出于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投入战斗。在红枪会配合下，共消灭敌人30余名(其中指挥官1人)。本部阵亡3人，负伤7人，其中，远静沧同志牺牲是自卫团的最大损失。红枪会员和群众也有数十人伤亡。

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3路进攻，保护了鱼池镇一带村庄的安全，使得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是和老百姓战斗在一起，保卫人民家园的子弟兵，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敬佩。

当天夜间，张北华派李殿臣带着特务队的几个同志，运回了远静沧同志的遗体。

噩耗传开，自卫团全体指战员和泰肥山区的群众都异常悲痛。为了悼念这位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和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缔造者，自卫团和各阶层人士在夏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夏张镇及附近村庄的大批群众闻讯赶来参加。追悼大会由自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李文甫主持，张北华致悼词。人们热泪满面，张北华更是一言数顿、泣不成声，读念悼词也难以为继。满庄的一位爱国老先生敬佩远静沧同志的学问和人品，对他的壮烈殉国表示无限悲痛，毅然将自己的柏木棺材，捐献出来盛殓静沧同志。大家满怀悲痛将静沧同志的遗体安葬在他为之初创的基地--夏张镇西北角。

1955年，泰安人民政府为缅怀革命先烈，把远静沧烈士的遗榇迁葬于松柏环抱的泰安革命烈士陵园。远静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的光辉形象，在泰安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定将代代相传。

道朗战斗后的第3天，由济南、万德、泰安出动的3路鬼子1000余人。分路合击自卫团，但扑了个空，肥城县城第二次被日寇占领。

自卫团撤出肥城后，部队分做3部分活动: 自卫团的主力第一、二、三、五大队，由张北华、葛阳斋、乔绶卿、翟子明、程重远等率领，在泰肥山区活动; 武圣域同志带第十三、十四、十五大队仍回泰安十区(安驾庄一带)活动; 李文甫、徐麟村、万晓塘、袁彰武、张耀南等带领第四、十一、十七等几个大队到长清、平阴、肥城3县交界地区活动。

远静沧同志的壮烈牺牲，对自卫团是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张北华同志更是极度悲痛。他和静沧同志在济南监狱中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出狱后又在党组织安排下先后来到泰西地区工作，是配合默契的好伙伴。如今静沧同志遽然去世，对于北华同志的打击极为沉重。北华同志在国民党监狱中关押长达3年之久，备受折磨，身患肺结核、关节炎、胃肠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很不好; 出狱后立即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艰苦斗争，数月来，夜以继日、奔波操劳、呕心沥血、未曾少懈，经受这一打击后，他数病齐发，连续发烧、吐血，十分憔悴，性情也越发焦躁。自卫团副主席李冠元同志，在撤出肥城前即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不在部队，所以事无巨细，沉重的工作负担都压在北华同志身上。张北华支撑着病体，挣扎着维持这艰难的局面。大家看着非常心痛，但谁也不能代替他。

团部带着4个大队在边家院、北仓、夏张镇附近活动，1000多人的队伍一日三餐就要2000多斤粮食，吃粮没着落成了最大问题。供给部的程重远、曹龙骧、田仲光等同志整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最后只好让各大队组成征粮队，向地主、商人、富家征粮，依靠当地战士了解各村地主、商人、富农的家底厚薄，决定征收的数量，给以借据。将征集到的粮食交给村长、甲长分户加工成馒头或煎饼。孙业旺的父亲孙传龄就干起了老本行: 负责在肥城三区征集粮食。

自从自卫团义旗高举，连战皆捷，声威大振，形形色色的队伍和人物都来投奔，难免鱼龙混杂。为了扩大部队，自卫团当时是采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方针，所以编的队伍有的是一村一乡同家同族集中起来的兄弟叔侄爷们，有的是土匪头子拉杆子成队入伙，也有的是国民党区乡保安队、地主老财看家护院的自卫队，还有红枪会坛主带来的会众。这些五花八门的队伍都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队员往往听命于大小头目，讲义气、论辈份，家教帮规就是纪律。各种人物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成分极其复杂，有中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教师，还有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兵油子和当过土匪的杆子。他们参军的动机也各不相同，大多数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满腔热情地要拯救民族危亡，打日本救中国，这些人是部队的中坚。但有不少人是在兵慌马乱之中混碗饭吃，还有的是想乘乱世之机浑水摸鱼发“洋财”捡便宜，凭着枪杆子闯荡天下。这最后一种人，善于投机钻营，见钱眼开，容易结伙成帮，是一股腐蚀破坏部队的潜在力量。他们往往无事生非，煽风点火，聚众闹事，破坏纪律。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在肥城时，既不行军、又不打仗，没有什么苦累; 有酒有肉、白面馒头管够，生活蛮不错，队伍比较稳定，这些人没闹什么事。自从撤出肥城，经过道朗激战，队伍开入山区，生活条件艰苦了，这些人就开始闹事。怪话连篇，悲观失望，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官兵关系; 骂人挑衅、打架斗殴，层出不穷; 纠帮结伙、携枪外逃当土匪的事件接连发生。问题不仅发生在战士和班排干部当中，就连三大队大队长安振田，也居然想把队伍拉走，当他的“山大王”，过花天酒地、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曾多次在中队长、班排长中煽动，公开宣扬“人生在世一辈子，就是要吃香的喝辣的，大碗酒、大块肉、大把票子，三妻四妾，过快活日子。天天吃窝头、睡地铺，有什么出息。弟兄们跟着我姓安的，绝不会亏待你们。”他的狐朋狗友、几个亲信，也明目张胆进行活动。只是由于王诗雅、王成勋等青年学生和一批正直、纯朴的青年农民战士有了初步的觉悟，树立了坚决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团结了大多数战士，阴谋才未得逞。

自卫团中党员数量很少，共有20余名，不少大队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因而也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回想起来，那时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了解甚少，也缺乏经验，因而面对着这种复杂混乱的情况，拿不出什么办法。

当时泰西除了自卫团以外，还有数不清的游击队。打着各种旗号，名目繁多，多的几百人，少则几十人，也有一个兵都没有的“光杆司令”。这些队伍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横征暴敛，鱼肉乡里，名为“抗日救国”，实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见到日本鬼子一枪不放，闻风就逃，但都以国民党为靠山，联合起来对付自卫团。

在泰西有两股最大的国民党游击队: 一股是秦启荣的“别动队”，号称“荣别队”，群众则戏称为“龙鳖队”; 另一股是国民党山东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郁仁治的部队。在这两股较大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各县乌七八糟的“游击队”构成了对自卫团的外部威胁。他们不断寻衅滋事，大搞“磨擦”，不是扣留自卫团外出人员，就是截留自卫团征集的粮食，并公开对自卫团进行污蔑，不准各村镇供应自卫团粮食物资，最后发展到联合起来向自卫团进攻。这样，自卫团不仅要和日本鬼子、汉奸队作战，还要对付这些国民党顽固派，极大地增加了后顾之忧。

1938年的四、五月间，自卫团就处于这种万分危难的困境之中。大家急切地盼望摆脱这种荆棘丛生、阴霾遮天的困境。

那时候的共产党员，真正是民族的先锋。

1938年5月初，中共中央派到山东任省委书记的郭洪涛(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36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7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同志，率领一批干部到达泰西。

郭洪涛奉党中央的指令，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苏鲁豫皖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在泰西，他先后约见了万里(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东平县工委书记)、 张北华等同志，对东平县工委一年多的工作和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半年来的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东哥说，从历史上看，山东英雄辈出，唐朝的黄巢造反，宋朝的梁山泊聚义，宋江等众好汉都出在山东。在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依靠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不仅要有民兵、游击队，还要逐步组建主力部队。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要依靠当地党组织，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阿奇希望我们共产党人要像泰山的青松翠柏经得起风雪严寒，要像黄河岸边的杨柳，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中央领导的这些重要指示，象久旱之中的及时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象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散了人们心中的疑云迷雾，象黎明的曙光照亮了大家前进的方向。

为了加强泰西地区党的领导，郭洪涛同志决定留下董君毅(即段君毅，山东濮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等同志，建立泰西特委。

5月11日，由郭洪涛同志主持，于边家院镇北仇村小学内正式宣布成立中共泰西特别委员会，归省委直接领导，由董君毅任特委书记，孙光(山东平度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组织部长，万里任宣传部长，张北华任军事部长，倪冠英任锄奸(保卫)部长(倪冠英同志病故后由辛俊卿继任)，袁彰武(袁振)任青年部长，夏振秋任统战部长，红军干部何光宇(湖北大悟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贵州军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为特委委员、自卫团副主席。

特委认真研究分析了部队的现状，决定调整充实自卫团的领导力量，特委成员兼任自卫团领导职务。调整后仍由张北华任自卫团主席，何光宇任副主席，李冠元任政治部主任，孙光兼政治部组织科长，万里兼政治部宣传科长，辛俊卿任锄奸科长，袁彰武兼任青年科长，夏振秋兼任民运科长。自卫团政治部实际上成为特委的办事机关。

特委建立后，立即着手建立各级党的组织。首先，把在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因被捕入狱而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其次，加强连队党组织建设，贯彻“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由于自卫团部队中缺少党组织，特委决定开办建党训练班，把各大队和中队的政工干部全部分批集中轮训: 由孙光、辛俊卿负责，董君毅、孙光、万里等同志亲自讲课，在训练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他们入党。夏天任、孙新民(肥城县牛家庄人)、桑龙轩(肥城县屯头村人)、王义斋、赵惠卿、王诗雅、张延积等同志，都是这时入党的。这是泰西特委在自卫团直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然后再由他们回到部队培养教育思想进步、抗日坚决、作战勇敢、作风正派、拥护共产党的纲领、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入党。这样就逐渐在各大队建立起党支部，真正实现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但在这时党组织并不公开，党员身份也是秘密的，党的活动也都保密。

部队党组织建立起来了，发展了一批党员，政治工作也就活跃起来了。各单位普遍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教唱抗日歌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上政治课，开学习讨论会。经过一系列工作，部队的情绪开始稳定了，那种悲观失望、消沉不安的局面有所改变，违犯纪律、打架斗殴、败坏士气、扰乱军心的现象大大减少，部队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

与此同时，地方的建党工作也开展起来。特委从部队抽调一些党员骨干到各县建立党的组织。泰西各县除东平县由万里同志在特委建立前已建立了工委以外，其余各县都是空白。特委相继派徐麟村任肥城县委书记，万晓塘任长清县委书记，李介人任泰西县委书记，熊善隆任平阴县委书记，强仁普任东平县委书记，徐其昌任宁阳县工委书记，梁仞千任郓城中心县委书记。各县(工)委建立后，开始发展党员，逐渐建立起一批党支部，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推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经过这些工作，农村的抗日斗争活跃起来了，对自卫团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部队的筹粮筹款、物资供应有了保证。

泰西特委的建立，自卫团和各县党组织的相继建立，使得泰西地区抗日战争有了正确的领导，泰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高兴地看到泰西大地展现出象初升的太阳那样耀眼的光辉!

希望TG的先进性保持下去!

自卫团从开始建立就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没有熟悉军事工作的干部。张北华、远静沧、李冠元、李文甫等主要领导同志过去都没有摸过枪杆子，更加没有从事过军队工作。张北华同志首战肥城擒获汉奸队、夜袭界首刀劈鬼子兵，凭的是他对于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于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以及对于抗日斗争的坚定勇敢; 但对于军队的组织领导、管理教育、作战指挥就没有什么经验了。

1938年5月，郭洪涛同志到达泰西时，张北华同志坚决请求派驻军事干部，郭洪涛了解到这一实际困难，决定将何光宇、李国厚(安徽六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国少将)、张正富等3位红军干部分配到自卫团担任军事指挥员。要知道，郭洪涛同志率领的这支干部队伍中，军事干部不过二、三十人; 全山东、全苏鲁豫皖边区、乃至于整个华北有多少地方在盼望着红军干部的到来呀! 郭洪涛一下子留下了3名红军干部，足见他对泰西自卫团的重视与支持。红军干部的到来，真是雪里送炭，受到了自卫团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那时，自卫团员都穿着便衣，唯有红军干部穿着整齐的灰军装，佩戴着“八路”臂章，使得大家非常羡慕。因为从延安来，团员们就向他们打听延安的情况，问他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是什么样子; 红军怎样长征到达陕北? 几乎什么问题都感到新鲜，什么问题都要问一问。何光宇等同志热情地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使团员们增长了不少知识，感到十分振奋。

当时自卫团名义上有17个大队，还有团部直属特务队、先锋连等，头绪繁多，不易管理指挥; 实际上，除一、二、三大队人数多一些，其余一个大队不过一、二百人，有的大队只有几十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我们不仅要有民兵、游击队，而且还要组建主力部队，因此特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两个基干大队。

一大队是自卫团的主力，是泰西武装起义的基干武装，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较强，部队素质也比较好，便以一大队为基础，将五、七、八大队和团部先锋连编为第一基干大队，由何光宇同志兼任大队长，崔子明同志任教导员。二大队也是自卫团的主力，是参加会师空杏寺、首战肥城、夜袭界首、激战道朗的基本队伍，便以二大队为基础，和三、九、十大队合编为第二基干大队，由李国厚同志任大队长，张正富同志任教导员，乔绶卿、陈惠民任副大队长，边裕鲲任副教导员。将六大队和团部特务队合并编成团部特务连，作为团部直接掌握的机动部队。

在大峰山活动的四、十一、十七大队，由于当地群众对这支部队还不了解，给养、粮款难以筹集，部队遇到很多困难，战士离队的不少。为了尽快在大峰山站住脚，李文甫等同志研究将之改称为“大峰山独立营”。不久，徐麟村、袁彰武同志调回泰西特委工作，鲁西北特委先后派汪毅、曹洪胜两位红军干部任正、副营长。独立营坚决整顿了部队纪律，清除了个别向群众敲诈勒索的害群之马，逐渐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其间，独立营主动出击，在长(清)平(阴)公路的下巴镇附近伏击日本鬼子，大量杀伤敌人，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使大峰山区成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武圣域同志指挥的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5个大队，仍在泰安十区安驾庄一带活动，没有进行整编。

自卫团部队整编后，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着手进行整训，主要进行政治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军事训练和经济供应上的统一。

政治教育中，主要讲党的政策和主张，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上政治课、文化课、学习讨论制度，教唱抗战歌曲，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组织纪律整顿主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纠正极端民主化、无组织无纪律、乱吃乱拿群众东西、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军事训练主要进行武器性能讲解，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等战斗基本知识和队列、步伐等训练。经济上的统一主要是规定了供给制度和标准，改变过去各自为政、苦乐不均的现象，粮食、经费、物资统一管理，不再由各队自筹。每人每月发1元钱的津贴费做为个人零用钱，每人每天5分钱的菜金，鞋袜、毛巾也由供给部发给连队。

对于部队的整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阻力，因为部队成立不过半年多，而由农民、学生、小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这是个巨大的改变。小生产者多年来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现在处处要讲组织纪律，讲集体行动，行军作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大锅饭菜都是一样、没有挑选的余地，喝酒吸烟想买点零食就只有1元钱的津贴费……这些都不是三、五天就能够适应的。还有些出身于土匪、兵痞、流氓的人，开始投机混入游击队，梦想捞一把，他们更难忍受组织纪律的严格约束和艰苦紧张的集体生活，纷纷离开了部队。这样，自卫团从数量上来看是人员减少了，可是部队纯洁了，素质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子弟兵。

自卫团在整顿部队、严肃军纪的过程中，坚决清除了坏分子和叛逆分子。

1938年5月中旬，自卫团部住在北仇村北头大庙里，这时，部队尚未整编。一天晚上后半夜，先锋连指导员马鸣歧匆忙跑到团部，向张北华、何光宇同志报告: “我们连一中队长夜里睡觉，走火把自己打死了。”张北华听了觉得奇怪，问道: “子弹是从哪里打进去、哪里出来的? ”他回答: “是从头左边进去，右边出来的。”何光宇更加奇怪，对他说道: “夜里睡觉走火，怎么会打到头上去呢? 要真是走火顶多打在腿上，哪有用枪顶着脑袋睡觉的? 你赶快回去查清楚再来报告。”先锋连当时驻在夏张镇，距离北仇有10多华里，马鸣歧连夜赶回去了。

第二天，马鸣歧又来报告了解到的情况: “夜里连长杜光举查铺，看到战士们都睡着了，就从腰里抽出驳壳枪，把中队长打死在铺上。他还装作没事人，叫嚷谁走火了。大伙点上灯一看，才发现中队长被打死了。”张北华就问: “你怎么知道是杜光举开枪打的? ”马鸣歧说: “在大杜(杜光举)查铺时，有个战士刚下岗回来躺下还没睡着，亲眼所见是大杜抽枪打的。”张北华继续询问: “杜光举为什么要打死一中队长? ”马鸣歧回答: “他们之间原先就不和，有私仇，虽然拉游击队编到一起，但仇没解开……”何光宇接上对他说: “问题不只是有私仇吧? 不会这么简单，恐怕还有更大的阴谋。大杜是不是想把队伍拉走，怕一中队长阻拦，才先把他除掉的? 这事你可要提高警惕呀! ”马鸣歧又回去继续了解，证实了张北华、何光宇同志的判断: 大杜妄图把队伍拉走，估计一中队长不干，所以先把他除掉。如果这个问题不处理，全连大多数战士都害怕，队伍没法稳住，会有不少人跑掉。

事情很清楚了，如何处理却很麻烦。在先锋连驻地解决不行，他和手下那帮亡命之徒肯定孤注一掷，会造成重大损失。张北华、何光宇等同志考虑再三，决定采用调虎离山计，使杜光举离开那帮狐朋狗友，然后才好处理。团部便通知召开各大队长、指导员联席会议，张北华告诉马鸣歧，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先把一中队长盛殓埋葬，不追查，也不声张，把杜光举稳住。开会通知发出后，大杜心有疑虑，不想来参加，马鸣歧动员他: “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研究整编的大事，你是连长不参加怎么能行? ”这样，大杜又给兄弟二杜交代了一番，才提心吊胆地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北华同志主持。会议进行中，辛俊卿把杜光举叫出去，到另一个房子里谈话，事先布置好团部特务队一个班封锁了门窗，谈话中，倪冠英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闯了进去，喝令大杜举起手来，辛俊卿乘机将他双手抓住，使他无法掏枪抵抗，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冲进去摘下了他的双枪，把他两手用铁丝拧起来捆绑得结结实实。在大殿开会的人们听到了动静，但不知究竟，情绪有些紧张，张北华同志便马上宣布杜光举打死中队长，阴谋将队伍拉走哗变的罪状，大家听了都表示坚决拥护团部的处置。

会后，崔子明、马鸣歧回到了夏张镇。杜光和(二杜)见杜光举没有一道回来，便追问大杜到哪里去了，马鸣歧告诉他: “杜连长在团部有事，张北华主席留下他商量队伍整编的问题。”杜光和一听就炸了，招呼他的几个亲信开会，商量到北仇武装劫持大杜。子明、鸣歧同志也急忙找骨干商量，认为这样发展下去非常危险，要赶快把二杜抓起来，但杜光和警惕性很高，驳壳枪始终机头大张，别人很难靠近。正巧杜光和到厕所方便，这是难得的机会，崔子明、马鸣歧赶快带两个战士把他拦腰抱住，另两个战士把他的枪缴下，推倒在地。二杜在地上拼命挣扎，几个战士用力把他按住才捆起来。为防止再生变故，就地处决了这个危险的害群之马。后来，团部宣布了杜光举的罪行后将他枪毙了。

经过这次激烈斗争，先锋连除掉了两条毒蛇，崔子明、马鸣歧立即明确宣布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主要是杜光举、杜光和要拉队伍投鬼子当汉奸，处决这两个叛逆是抗日救国的需要，与其他人无关。其他人愿意留下抗日既往不咎，只要真正改过不做坏事我们欢迎; 不愿留下的听由自便，但枪支不能带走，并且离队之后不准干坏事，否则，绝不饶恕。这样处理效果很好，走了七、八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消除了内部的隐患，先锋连成了可靠的基干武装。

解决了先锋连事件没有几天，又发生了叛徒聂登贤暗中投敌，领着鬼子袭击自卫团十三大队的事件，打死、打伤本部战士七、八名。敌人袭击这个大队时，有个战士没跑出去，藏在柴草垛里，亲眼看见聂登贤带着敌人进村入院行凶。敌人退走后，战士跑到司令部报告。张北华估计这个坏蛋还可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混到司令部来，摸清情况后再领着鬼子袭击自卫团司令部，所以决定设计将聂登贤抓住。

抓捕聂登贤可是个棘手的任务。这家伙是泰安边家院一带的大流氓、大恶棍，出了名的武把子，一般四、五个人打不了他。他经常身带两件武器，从不离身，一件是三尖两刃刀、一件是大镜面二把匣子枪。这个坏蛋是个见钱眼开、心狠手辣的亡命徒，在边家院一带坑蒙拐骗，玩女人，抽大烟，下赌场，无恶不做，抗战后他混入游击队，当了便衣队侦察队长。抓捕聂登贤的任务交给了陈惠民，因为陈惠民过去当过“胡子”，是聂登贤的“长辈”。陈惠民接受这个任务后，就找王仲范、李汝兰、张韶三几个商量，决定智取。

隔了两天，聂登贤骑着自行车摇头晃脑地来到北仇，他的驳壳枪斜背在肩，三尖两刃刀捆在自行车后架上。陈惠民面带笑容迎上前去，招呼他到二大队大队部喝茶，王仲范把自行车接过来推到院子里，让他到屋里坐; 然后坐在对面，掏出一支烟递给聂登贤，李汝兰接着擦着火柴给他点烟。就在聂登贤偏过身子就火点烟、一错身的时候，陈惠民一把将他腰里的驳壳枪抽了出来，聂登贤一下傻了眼，忙问: “大叔，你这是干什么! ”陈惠民打开机头指着他喝道: “你个狗娘养的，自己干的事还不知道吗? ”王仲范、李汝兰也掏出枪来对着他，随后进来几个战上把他捆了，押到锄奸科由辛俊卿审问。那个战士当面作证，聂登贤不得不供认了自己投敌叛变，带领鬼子袭击十三大队，还要再带鬼子袭击自卫团司令部的罪行。团部决定召开公判大会，当众处决了这个坏蛋。

由于清除了内部的隐患，部队更加巩固了。

1938年5月，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孙业旺调到特委青年部工作，袁彰武任青年部长--青年部人很少，只有张延积(肥城县东张家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等职)和孙业旺两个干事。

当时，特委青年部即是自卫团青年科，既负责地方又负责部队的青年工作: 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地方青年成立青年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是半军事性的组织，不同于民兵)，组织儿童团，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动青年参加部队。而部队的青年工作还没有怎么开展，主要是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青年部的具体分工: 袁彰武、张延积负责“青救会”、“青抗先”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的工作; 孙业旺负责少年儿童工作。

在泰西特委，董君毅、孙光、万里、何光宇等同志与大家朝夕相处、患难与共，通过与这些领导同志的不断接触，使孙业旺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了，深感自己担负着光荣的责任; 其间，小孙参加了建党学习班，听到讲授党的知识。强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像一团烈火在心中燃烧--还是在1936年，孙业旺考入济南育英中学时，赵笃生老师即给自己介绍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早就在小孙心目中树立起了共产党伟大、正确的光辉形象。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仰更坚定了。

1938年初，孙业旺分配到自卫团政治部从事文书收发工作，在远静沧主任领导下工作3个月，他是小孙接触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远见卓识、忘我工作、诲人不倦、艰苦奋斗、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为小孙树立了光辉榜样。他为小孙介绍了自己和张北华、崔子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历程。为小孙讲授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革命目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希望小孙努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他的英勇献身，使小孙异常悲痛，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泰西特委成立后，夏天任同志任特委秘书。孙业旺与之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小孙关怀爱护、胜过兄弟，常给其讲革命道理。大约在6月间，自卫团由边家院、北仇一带移驻葫芦山口，有一天晚饭后在村外散步，小孙鼓起勇气向夏天任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对小孙的心情早就理解，表示一定将之要求向党组织反映。不久，交给小孙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要其好好学习，并且以后连续给小孙谈过有关党的基本知识、党的纲领、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对其进行教育的还有刘波同志。

1938年7月，自卫团团部移驻安驾庄西北的孟家寨子，这是一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大村子，团部和政治部、经理部都住在小学校里。一天，机关召开会议检查特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布置新的任务。会议开始前，大家闲谈聊天。张北华同志笑着对小孙说: “你这个名字可不好，孙业旺，挺俗气，什么事过一夜就‘忘’，这怎么得了!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小孙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就象刚染过的红布，还认真地分辩: “业旺是事业兴旺之意，不是过一夜就忘了。”他说: “别人可弄不清你是‘兴旺’的‘旺’，还是‘忘事’的‘忘’，我看还是帮你改个名字吧! ”其他同志也凑热闹，纷纷鼓动说: “好呀! 那就请张主席参谋参谋，看改个什么名字好。”张北华想了想说: “现在搞抗日战争，我们要多打胜仗、连战连捷，我看你就改名‘连捷’吧! 还有一层意思是抗战胜利后当了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忠于人民。”小孙还未来得及表示意见，其他同志就在一旁热烈鼓掌，都说改得好、好极了，就叫孙连捷吧! 小孙也赞同，从此，名字改为孙连捷。

8月5日，自卫团移驻肥城四区南尚任村，政治部住在村西头大庙里，夏天任交给小孙一张油印的入党志愿书，孙连捷按捺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恭恭敬敬地连夜填好交给他。

8月15日，夏天任和宣传科的刘波同志约小孙乘着皎洁的月光踏上驻地南山青松林中进行入党宣誓，万里同志代表特委参加了这一简朴庄重的仪式。刘波同志将自己绘制的镰刀斧头旗钉在一棵松树上，将一本油印的封面有马克思像的《共产党宣言》交给小孙。4个人肃立在党旗下，孙连捷左手将《宣言》握在胸前，右手举拳。夏天任领念一句，小孙跟随一句，誓词是: “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纲党章，积极为党工作，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宣誓人孙连捷。1938年8月15日。 ”

这终生难忘的时刻，这简朴庄严的宣誓仪式，永远铭刻在孙连捷心上，奠定了其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献身，开创一生革命的征程，无愧为共产党员的光荣!

仪式结束后，万里、夏天任、刘波等同志和小孙紧紧握手，表示热烈祝贺。大家围坐在一起，万里同志说: “孙连捷同志，你的入党申请已经特委批准。夏天任、刘波俩位同志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从今天起你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为3个月。你就参加夏天任的小组。我代表特委对你参加党的组织表示欢迎和祝贺。你是我们最年轻的党员(时年14岁)，年纪虽然不大，但你很聪明、能干、积极、不怕苦，经过了斗争锻炼，坚定勇敢，也有活动能力。但你同样有缺点，太任性，也还幼稚。入党之后要按照入党宣誓的誓词要求，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怕任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敌斗争坚定勇敢, 积极上作，努力学习，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他问小孙能不能做到? 孙连捷郑重而坚定地回答: “一定努力做到。”他又向小孙讲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他说: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达到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博爱，解放全人类，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美满幸福。”他还向小孙讲解了在中国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第一步，也就是当前首要任务是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建立新中国。他说: “我们参加共产党，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发财，随时要为党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好党员! ”

入党宣誓终生不忘，照耀着孙连捷今后数十年的革命道路--永远铭记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时，政治部(也就是中共泰西特委机关)共有19位同志; 时至今日，除了万里同志健在，段君毅、孙光、袁彰武，包括其入党介绍人夏天任、刘波同志都已逝世。

从此以后，孙连捷的心情特别愉快、精神振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气力，干劲十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交给自己的每一项任务。不久，组织上调整了小孙的工作，让其负责部队的青年工作，少年儿童工作交给了王飞、张跳两位女同志。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从成立之日起，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各阶层人士及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处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之，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当务之急。

开始，大家对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太理解，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自恃的王明（陈绍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论调为基础，不去坚持自己独立自主游击战争;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本性难改，与其讲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简直是与虎谋皮，抗日不能靠国民党、蒋介石，得靠我们自己!

当时，自卫团的主要领导人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都是在战前被国民政府逮捕，长期关押在监狱，遭受种种酷刑而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斗争的革命者。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让他们与国民党尽释前嫌，是很难设想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坚强的党性纪律，经过传达、学习中央指示，他们都能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决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切行动都服从全民族的抗日救国大业，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年轻的同志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家对统一战线有了正确的认识。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展开，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派遣81师展书堂部、新编第4师吴化部到达泰西破坏津浦铁路。这两个师，过去都是韩复榘的部队，在山东积极“剿共”、“清乡”，屠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展、吴二部这次到泰西来是对日军进行破击战，自卫团与其配合行动，展书堂拨给了自卫团子弹、炸药，还派了工兵教官教授爆破。当敌人报复“扫荡”，袭击自卫团时，吴化文部1个营也曾阻击日寇，掩护部队突围脱险，该营1个连受到重大伤亡。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湖北天门人，曾入日本海军兵校学习; 回国后，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是东北海军的实际缔造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海军撤至青岛等地; 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华洋杂处的都市，外侨约占城市人口的15 %。其中欧美俄侨约2万左右，日侨约5万人。日本浪人、特务受日军指使，经常在市内寻衅闹事，扰乱治安，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引起外交麻烦。从安定青岛局势以及用东北海军制衡地方军阀的势力考虑，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此《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上海停战不久，因为青岛《民国日报》刊载《闲话皇帝》一文，驻泊青岛的日本海军，大举登陆，武装示威，唆使浪人特务，将《民国日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砸抢一空，部分商号也备受其扰，并扬言要冲击市府。沈鸿烈一面调令海军陆战队及警察积极布防; 一面向日本领事交涉。同时，请英、美、法等国领事(其时，外国驻青领事馆大约10家)出面斡旋，方始平息--此类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沈鸿烈从日侨口中得悉，日本厂商大都惧怕闹事，妨害其正常生产、生活，遂根据这一情况，订出应付日本人的办法: “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致使日本人莫可如何。沈鸿烈故而自嘘: “我同日本人、俄国人打过多次交道，从未屈服过。”

蒋介石为了消灭杂牌军，在山东采取“一笼囚三虎”的办法，将青岛、威海、长山八岛划为沈鸿烈的防区; 将栖霞、招远、蓬莱、黄县、文登、荣成、牟平、福山、莱阳、平度、掖县、烟台等县市划归刘珍年驻防; 山东其余县市则归韩复榘统辖，让“三虎”互相撕咬、自行削弱。三者之间时有磨擦发生，难于应付。

1933年3月7日，热河沦陷，张学良引咎辞职，继而出国; 沈鸿烈的处境逐渐困难，既要防止被南京吞噬，又要防止被韩复榘、刘珍年排挤吞并。必须深思熟虑，虚与周旋，以待其变。不久，韩、刘战起，双方都想争取沈鸿烈帮手，打败对方。沈鸿烈权衡利害得失，虑及韩、刘力量对比，决定助韩攻刘; 遂令陆、海军进攻烟台，将刘珍年之军火库、修械所炸毁，袭扰刘军后方，配合韩复榘在前线发动攻击。刘珍年最后失利，接受南京调解。调往江西，结束了这次战争。此后，沈、韩关系密切，彼此关照、相互声援。韩复榘每次到青岛，沈鸿烈必盛宴招待，促膝畅谈。沈鸿烈为人圆滑、处事老道，不仅对韩复榘尊重备至，对其部属之五位师长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展书堂、李汉章以及四位厅长李树椿、张鸿烈、何思源、王向荣也极为亲善，非常融洽。

沈鸿烈在青岛执政6年，建设方面颇有成绩; 任内，同样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多次破坏中共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并镇压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为此，国民政府特奖许青岛市为“全国模范市”称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方面，都希望沈鸿烈表态。深受张氏父子器重的沈鸿烈处在两难境地，决定张学良、蒋介石都不得罪: 首先致电南京政府，敦促他们妥善解决事变，积极营救蒋介石; 接着致电张学良: “鸿烈受张氏知遇，已届两世，感恩图报，时系吾衷，平日言行，无不出自忠诚。顷读通电，惊悉西京兵谏，骊宫幽蒋，殊失将道。在此内忧外患日急，千钧一发之时，委座一身，国家安危所系……”要求张学良必须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蒋介石回南京后，得知沈鸿烈的态度和作法甚为满意，视之为心腹。

1937年冬，日军沿津浦路进入山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韩复榘坚守济南。韩复榘抗令不遵，弃守济南，退到兖州、济宁一线。李宗仁又令坚守此线。韩复榘再次自由行动，将部队撤到陇海铁路以南的河南柘城及京汉路以西的舞阳一带。其之行动打乱了作战部署，蒋介石极为震怒。后者早就想处置韩复榘，只因无重大罪证，一直隐忍在心。蒋介石欲杀韩复榘，除这一违抗军令罪，还有一条罪状和一个原因。一条罪状是: 从1930年进入山东后，韩复榘对于蒋介石一直桀骜不驯，最突出的是“西安事变”，韩复榘不仅通电拥护张、杨主张，而且准备出兵徐州，用实际行动进行支援; 一个原因则是: 杀一儆百，让那些杂牌军的头头们，吸取教训，不敢随便抗命撤退，以稳住阵脚。如何使韩复榘就范归案，颇费周折。后经研究决定，于1938年元月，在开封举行华北军事会议，军长以上人员，必须参加。在这次会上逮捕了韩复榘，解往武汉法办。收拾完韩复榘后，对所遗职务，必须迅速决定公布，以安人心。三路军总指挥一职，比较单纯，也无人逐鹿，蒋介石当即指定韩复榘的副手孙桐萱代理; 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比较复杂，觊觎者不乏其人。蒋介石的主席人选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韩复榘及其集团有密切关系，并且能取得彼等信任，但又不是同一派系; 二、不属蒋介石嫡系，但又要忠于自己; 三、不会造成军阀割据，尾大不掉。蒋介石认为沈鸿烈具备上述条件。随后在开封召见了12月31日，带队撤离青岛的沈鸿烈，面授机宜，希望其公忠体国，勉力以赴，勿负期许。沈鸿烈欣然受命。不久，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

沈鸿烈由开封返回临沂，立即组织人员，准备前往位于曹县的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履新。原青岛市的大批干部，都已作鸟兽散。而由青岛退出的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不到3000人，散驻在日照、诸城、临沂等地，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沈鸿烈速派专人前往收容。为了避免发生误会，轻装简从抵达曹县，接收工作。此时，省府也是一副空架子，高级干部只有民政厅长李树椿，在此办理交待。不过，其精神几乎崩溃、怪话连篇: 说自己的“生活三要素”就是饱吃、酣睡、等死。建设厅长张鸿烈告老还家去了开封; 财政厅长王向荣带着民生银行的员工，不知去向。后经打听，才知道在秘密医治花柳病。中、下级干部亦所剩无几。全省八个专区，只有三、六、八专区的三位专员守土抗战，其余皆弃职逃跑，而县长守土抗战的更是寥寥无几。从省、市到县、乡的行政机构，均已瘫痪。沈鸿烈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动在职人员通知离职人员，速至曹县省府报到。随后陆续来了一些，那些高级干部仍然不愿回来。不久，由于台儿庄大捷，人心振奋，又来了几批人。班子刚刚组成，再次传来不幸消息--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路西进，先头部队已过归德，正向开封推进。为了阻止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此时，山东已孤悬敌后，供应线被切断。省府往何处去? 沈鸿烈打起了算盘: 迁到邻省，做流亡主席，不是好办法。退到后方，无人理睬，不能维持山东局面，蒋介石肯定不会让自己再当主席。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不离山东，深入敌后。电文请示，蒋介石复电嘉许，并允调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入鲁，交其指挥，沈鸿烈恐指挥不了，未予同意。蒋介石拟调原韩部李益智师归沈鸿烈指挥，考虑再三，复电谢却。蒋介石知沈鸿烈没有军队，又电云: 如不要战斗部队，省府尚需岗哨，以维安全，究应如何，盼提出意见。沈鸿烈乃请蒋介石将原韩部吴化文旅，扩编为新4师，交其指挥。这样，不但吴化文高兴，蒋介石亦放心。

当国民党泰西专员、顽固派分子郁仁治要求展书堂、吴化文消灭自卫团时，展、吴二人对郁仁治说: “过去韩先生（指韩复榘）领导时，不用你说我们也会收拾他们。但是，现在抗战，实行统一战线，不能再这样干了。”话说得很是漂亮，实际上展书堂和吴化文也清楚，他们在泰西离不开自卫团: 情报要靠自卫团给，打仗要靠自卫团打前阵，行军要靠自卫团派向导; 并且自卫团有3000人之多，展书堂和吴化文当然不会冒这个风险。

面对咄咄逼人的郁仁治，自卫团坚持了“有联合、有斗争”的原则。郁仁治甫到肥城，就找到张北华谈判，提出了他的要求: “自卫团的部队各县回各县，编成县保安大队，自卫团的番号取消，你可以到专员公署任保安副司令。”对于这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张北华义正严地回答: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的自卫团是泰西人民的抗日武装，蒋委员长讲话提出现在是全民族抗战，哪里有鬼子就在那里打，抗日战争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怎么能受地界限制? ”郁仁治碰壁后并不甘心，又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试图拉拢夏振秋、张维之等干部，引诱他们脱离自卫团到自己那里当科长，夏、张两位同志不为所动，计谋又失败了。郁仁治在肥城的活动接连失败，又跑到东平、平阴、东阿去鼓动平阴县长刘绪安、东平县长尹鼎祚组织两个县的红枪会来打自卫团，风声造得很大，但是刘绪安和尹鼎祚害怕自卫团的实力，谁也不敢出头，来碰这颗硬钉子。

1938年6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由曹县北上，到达东阿，在东阿县召开士绅名流会议，在会上他讲话赞扬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最好的游击队，纪律好，战斗力强，真打鬼子。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将自卫团收编为他的保安旅，扩充他的实力，保卫他的省政府。对于改编问题，经过中共泰西特委研究，认为自卫团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能接受改编，但又不要公开伤害他的面子，便派张维之与之谈判，告诉沈鸿烈改编自卫团为省政府保安旅可以，不过自卫团是泰西地方上组织起来的，打日本保家乡，队伍难以离开家乡，干部也难以更动。沈鸿烈听后说道: “自卫团改编保安旅，主要是警卫省政府，省政府不能只在泰西活动，离不开地方就不好收编了。”张维之随声附和: “是呀! 自卫团一离开泰西就会垮持一大半，是不好收编。”这样，沈鸿烈想改编自卫团的目的没有达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泰西地区打着各种旗号的顽杂部队，除了秦启荣和郁仁治两个势力较大外，还有沈鸿烈委任的东平县长尹鼎祚、肥城县长田家滨、平阴县长刘绪安、宁阳县长张子明等率领的保安团(队)，他们多则五、六百人，少则一、二百人; 还有以地方实力派人物组织的杂牌队伍。另外就是一些土匪、地痞、流氓拉起的队伍，象王代殿、无梁殿一带吴小鬼的“光复军”，泰安二区的薛家俊，泰安八区、九区的欧阳怀丰、牛希文、谭四和刘仙洲等。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却都为了保存、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抗日消极，反共积极。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联合起来和自卫团闹磨擦却是一致的。他们不断扣押自卫团外出入员，截留自卫团粮食供应，封锁自卫团交通，阻挠自卫团作战行动。开始，自卫团忍让克制，以抗日大局为重，对敌对行为给予揭露驳斥，据理力争，未予反击。特委成立后研究了泰西形势，认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对于这些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坚决揭露、严厉批评，晓以民族大义，促其改过; 对其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猖狂进改，必须给予反击，否则一味退让，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而不悬崖勒马。于是，自卫团加强了宣传工作，派代表同这些顽固派进行谈判，指出其错误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行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是，他们不仅不加收敛，反而认为自卫团没有什么力量，联合起来向其大举进攻。自卫团忍无可忍，于1938年8月集中主力对向本部猖狂进攻的急先锋--秦启荣别动军第23梯队牛希文部，进行反击，将之消灭一部，其余逃窜到津浦铁路以东去了。原泰安二区区长薛家俊勾结日寇，密谋投降，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自卫团消灭。吴小鬼的“光复军”一部分跑到铁路以东，一部分投敌，宣告瓦解。田家滨也被逐出肥城。平阴的刘绪安则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大队长。这些家伙，霸占一方，鱼肉乡里，只反共不抗日，早已失掉群众，垮台是必然的。

在泰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同红枪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红枪会是一个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泰西，红枪会具有极其强大的实力，几乎村村设有坛口。红枪会是以保家护院、防匪安民为号召发展起来的，但实际控制权大多为地主豪绅所掌握，会员则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兽行，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但对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不了解，曾发生过鹁鸽崖围攻自卫团，险些酿成流血冲突的事件。后来有了道朗之战，自卫团冒着强敌密集炮火，拼死救援小马庄的红枪会，保住了鱼池镇未遭敌人烧杀，便赢得了泰西红枪会的敬佩。再加上自卫团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不害民，能吃苦，较之那些国民党的杂顽部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他们更加信任自卫团。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了对红枪会的宣传、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做好红枪会首领的工作，顺应他们打日本、保家乡的正当要求，使他们和自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患难与共、互助支援。董君毅同志就多次深入到红枪会会员中，与他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很受欢迎。后来，董君毅同志遇到危险，还是红枪会拼死相救。自卫团对会首也根据政策区别对待，既有联合、也有斗争。大部分会首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确有个别会首为汉奸，特务收买，助纣为虐，如张相兰、胡玉河、高福昌等人，在一再忍让、争取无效时，就坚决予以打击。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

泰西各县都有一些有名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他们多是受过教育、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比较炽热，多数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人民遭受日寇蹂躏的危急情况下，在共产党人大义凛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果敢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感召下，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有的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舒适优裕的生活，抛家舍业，投奔自卫团参加抗日战争，如泰安的武圣域、马鹏九、董光阁; 肥城的刘继河、孙传龄、李刚; 东平的杨敬斋、孙亚诚、王儒林等，都在战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两位老先生，也是有名望的抗战志士，在自卫团特别受到人们尊敬。一位是孟中衡先生，他是泰安十区孟家寨子人，北平政法专科学校毕业，抗战前在济南任军法官，1938年7月参加自卫团时，已近六旬; 他身躯高大魁伟，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工作认真，生活简朴，和大家一样行军，拄着一根手仗爬山越岭; 因为留着长须美髯，同志们都亲呢地称他大胡子、孟法官。另一位是裴毓明老人，他是泰安九区裴家马庄人，年纪较孟先生略长，后来担任了泰西的交通站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积极工作，贡献自己的余生，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有效。

大峰山位于长清、肥城、平阴3县交界之处，东连泰山，西近黄河，北迫长清县城，南靠平阴、东平山区，方圆10多平方公里，是一块理想的游击根据地。

大峰山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抗日战争开始后，魏金三、万晓塘、张耀南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首先在大峰山区的坦山举起义旗，1938年2月编为自卫团第四大队，4月回到大峰山区，四大队与原十一、十七大队的一部分改为大峰山独立营。1938年9月，爱国将领、国民党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的十支队，系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机枪营，到大峰山区活动，在武器弹药、被服后勤方面给独立营以很大帮助。11月，日寇调集重兵进攻聊城，机枪营和独立营大部奉令驰援聊城，只留下副营长曹洪胜带两个连留守。

郁仁治对大峰山地区垂涎已久，妄想乘大峰山主力部队西援聊城之机，以武力强行收编独立营，独占大峰山区。他亲自率领全部人马3个营1000多人开进大峰山，气势汹汹地将独立营两个连包围起来，强令缴械投降。曹洪胜同志一面稳住郁仁治，同他软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连夜向自卫团报告，请速救援。

泰西特委接到报告，紧急研究，认为如不派兵救援，独立营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大峰山就会被郁仁治占领。他乘人之危，不打日本，反而蓄意制造磨擦，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郁仁治既然开了第一枪，从背后杀过来，我们只有被迫还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特委决定立即出兵，星夜调集自卫团主力（两个基干大队）和于会川（辽宁黑山人，原任职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抗日义勇军，1935年赴西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肥城县长、六支队三团团长、支队参谋长等职，后赴延安学习，1946年病逝）同志指挥的十七支队等，火速奔赴大峰山区，将山区外边的重要山口全部控制，给郁仁治来一个反包围。

1938年11月20日，参战各部队全部进入大峰山区。大青山是控制郁仁治司令部的制高点，也是进出大峰山腹地的必经之路。但大青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可通至半山腰，再向上即是悬崖陡壁、难以攀登。山下山口、上山小路以及山腰的一座小庙均被郁仁治派兵扼守。自卫团攻了一天未能突破，山口也未占领。

张北华、何光宇同志十分焦急，找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了解地形情况，老大爷猛然想起小时候放羊，曾钻过一个山洞，山洞很小，刚能钻过一个人，从这个山洞爬上去可以到山顶后面。张北华喜出望外，就请他带路，指定二大队一中队长牛顺山、指导员孙诗轩(即孙新民)选拔20名战士，一律携带短枪、手榴弹，准备绳索，趁黑夜摸上去，从背后突袭，杀他个措手不及，掩护正面攻击部队攻占隘口。

这支精干的突击队，在墨染似的夜幕下，象爬山虎一样艰难地攀登，一个跟着一个，悄无声息，搭着人梯，用绳索一个一个向上吊，登上陡壁，钻进山洞。山洞漆黑狭窄没有半点光亮，冷风飕飕，冻得人直打冷颤，又直立不起来，只能艰难地爬行; 穿着棉袄爬不过去，没办法，牛顺山下令都把棉袄脱下来，人人只穿一件单褂，慢慢爬行，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爬越，终于在天色微明时爬出洞口，从后山坡上到山顶，燃起3堆大火，给山下发出信号。山下攻击部队早已急不可耐，张北华、何光宇等同志看到信号连声叫好，命令各部队乘势攻击，迅速夺取了隘口，消灭郁仁治部1个连。接着又山上山下配合攻击，将驻守山腰小庙的两个排全部俘虏。

从大峰山东、南、西部推进的自卫团部队，缩小了对郁部的包围。郁仁治见势不妙，天黑时集中全部力量组织突围，向于会川同志的十七支队所控制的山口冲过来，十七支队堵截歼灭了他的先头部队1个连，讯问俘虏知道郁仁治就在后边，于会川命令部队让开路，放其率领余部退出大峰山。

这次战斗历时两昼夜，郁仁治消灭大峰山独立营、抢占大峰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还损兵折将1个多营。这次自卫反击，部队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郁部进攻有力打击后，放了他一条生路。

郁仁治，江苏海门人。兄弟三人都曾到东洋留学。其兄郁仁邻就读于日本庆云大学，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之子是同学; 郁仁治则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

1931年回国;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奉命赴上海，在19路军翁照垣旅任参谋，负责设计构筑上海市区的防御工程，并亲上前线，抗击日军。

1938年初，抗日前线战事吃紧，华北领土大片沦陷，郁仁治受命前去山东前线，担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一区（鲁西地区）专员兼军事特派员（少将衔）; 3月到泰西上任。在肥城、长清、东阿、平阳等县组建抗日武装，与日军周旋。为了表示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决心，郁仁治为4个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取为英、雄、豪、杰。抗日的同时，亦不忘反共，到处扶持地方实力派，控制县、区、乡政权，破坏统一战线，限制自卫团发展。

郁仁治突围后，跑到肥城西南演马庄一带住了几天，27日拂晓，遭日军步、骑、炮、空部队千余人的袭击，陷入重围; 此时，日军指挥官获悉郁仁治曾留学日本，即派出士兵喊话，劝其投降，遭到断然拒绝。随部队突围时，被鬼子机枪扫射中弹牺牲。

1952年，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追认郁仁治为抗日烈士。1988年，政府拨款建立了郁仁治烈士纪念碑。

反击郁仁治部战斗胜利后，泰西部队3支主力会师了，大家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这时，党中央派张经武、黎玉同志来到山东，决定将山东几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同志任司令员，黎玉同志任政治委员。12月27日，正式宣布建立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同时，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

张经武、黎玉同志带领一大批干部和电台由延安途经泰西，到达大峰山区黄崖，会见了张北华、董君毅、何光宇、万里、孙光、马继孔、李冠元、于会川、李文甫、陈伯衡、刘星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将泰西的几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任命刘海涛为司令员，张北华为政治委员，何光宇为副司令员，马继孔为参谋长，李冠元为政治部主任，程重远为供给部长。下编4个团，l个特务营，3个独立营。以东平、汶上起义部队为基础改编为第一团，团长陈伯衡，政委刘星，副团长兼参谋长曹尚志，政治处主任邹鲁风，党总支书记杜子俭; 以大峰山独立营和自卫团基干第一大队为主改编为二团，团长曹洪胜，政委张谭，政治处主任郭强，党总支书记万晓塘; 以第十七支队和自卫团基干第二大队合编为第三团，团长于会川，政委李文甫，副团长刘继河，政治处主任王绍云（即王树成）; 以自卫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大队编为泰安独立团，团长武圣域，政委夏振秋，副团长马亚鲁，参谋长梁坚斋，政治处主任李介人; 以自卫团第五、十一大队和团部特务连合编为支队特务营，营长李正华，教导员赵英斋（后换为谢长林），副教导员桑龙轩; 肥城、长清、东平各编1个独立营; 并以第十支队干训队为基础成立泰西军政干校，校长任仲夷、政委冯乐进。改编后，自卫团政治部青年科撤销，与组织科合并。新任组织科长周持衡，组织干事张萍、徐宝信，统计干事聂兆基，小孙仍任青年干事。几个人工作热情很高，团结无间，亲如兄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心情都很舒畅。

是时，六支队兵员达到4000多人，干部战士全都佩戴上崭新的“八路”臂章，实现了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都有说不出的欢乐和兴奋，部队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新的战斗，决心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新任司令员刘海涛同志是东阿县人，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任过师长。作战勇敢、射击准确，对部队要求很高，执行纪律、非常严格，对于自卫团从游击队刚升级编为正规军，克服游击习气，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8年12月，特委和六支队召开了各团团长、政委会议，明确了分兵发动群众，掩护和支持各县、区开展建立政权和农、青、妇儿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建立地方武装，打击日寇、汉奸和各种反动势力，积小胜为大胜，建设巩固的泰西抗日根据地。活动区域划分为: 一团负责东平、汶上、宁阳3个县; 二团负责长清、平阴、东阿3个县; 三团负责肥城县; 泰安独立团负责泰西县; 各独立营均在本县区; 支队和特委机关在中心区(泰肥山区)指导各团、县工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四面八方”(即4个团各负责1个方面，8个县独立一方)各为犄角、互相支援、配合成一体的局势，实践证明这个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会后，各部队立即按指定地区展开，六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和特委机关开到了平阿山区。这个地区部队还没有来过，各项工作均未展开，是地方土顽刘绪安、田桂印长期盘踞的地区。刘绪安是个顽固的地方势力派，霸占一方，曾拒绝邹鲁风同志出任平阴县长。他的属下有3个中队、5个区队，合计500余人。六支队进入平阿山区声势浩大，兵强马壮，刘绪安害怕了，主动溜到平阴城边。六支队司令部和特委机关就设在平阴城南王楼，部队派出武装宣传队，到附近村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村内组织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组织抗日自卫队，举办训练班，培养积极分子，进行建党建政工作，成立了中共平阴县委员会，由熊善隆任书记。在这个地区，群众工作打开局面后，六支队和特委机关带领特务营又转移到东平城北四区的东西沟流、花篮店一带。这里是东平、东阿两县交界地区，过去郁仁治的专员公署在这一带活动，部队没有来过。为了开辟这里的工作，特务营两个连到东平县附近活动，打击敌伪军，掩护开展地方工作。

部队顺利开展平阿山区各项工作之际，原在东平湖西活动的冯寿彭(外号冯二皮)，率领他的部队到了平阿山区。冯寿彭抗战前是个土匪头子，曾在石友三部当过营长，1938年11月，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后，冯寿彭投靠了沈鸿烈; 郁仁治阵亡后，沈鸿烈委任冯寿彭为泰西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趾高气扬地带着手下千余人马来到泰西，以为可以一举消灭地方部队，使泰西成为其之地盘。越过东平湖后，遇到的部队却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因为摸不清六支队底细，不敢贸然进攻。六支队将一、二、三团主力连夜集中在平阿山区严阵以待，同时派代表去见冯寿彭，晓以民族大义，申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如果冯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坚决自卫反击。这样，冯寿彭终于不敢向六支队进攻。他将部队开到东平城北一带驻扎，在那里受到东平、汶上日伪军夹击，受到一些损失。见势不好，只得灰溜溜地撤回东平湖西。

冯二皮撤出泰西之后，六支队和特委从平阿山区转移到东平四区。四区的地方势力派是尹鼎祚，原是这个区的区长，后曾被郁仁治委任为东平县长。尹鼎祚对四区的人民群众残酷压榨，群众对其异常痛恨。六支队进入这个地区后，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成立农、青、妇、儿各群众团体，尹鼎祚的多年统治开始瓦解。但其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利用掌握的100多人的武装，不断破坏捣乱。忍无可忍下，六支队解除了他的武装，这个地区才平静下来，建立了抗日政权，各项工作逐步开展，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工作，泰西地区的抗战局面有了很大改观，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泰西抗日根据地的雏型已经出现!

1938年10月，全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分路深入中国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十分活跃，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泰西自卫团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缩影。

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总结了15个月来的抗战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新阶段“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总任务及本党本军的方针政策。鉴于山东在华北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位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派兵去山东。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集总（八路军总部）命令麾下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早在1937年10月，115师即分过兵: 林彪、罗荣桓带师直大部和343旅向东、南作战，开辟吕梁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率师直一部及独立团向晋察冀三省交界地挺进，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徐海东的344旅则归集总指挥。

1938年初林彪受伤后，罗荣桓实际署理部队。此时，抗日烽火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民军、游击队出没于乡村城镇，真可谓“遍地英雄下夕烟”。之前，中央曾派出一些干部去山东，但是效果有限。毛泽东当机立断，派115师主力入鲁。于是，1938年中，115师再次分兵: 首先派685团曾国华的2营，孙继先的工兵连到冀鲁边; 随后是萧华、符竹庭领导的343旅的一个指挥部门，也到冀鲁边; 之后，代师长陈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115师部、师直属队及343旅主力（686团大部，教导队）以“八路军东进支队”的名义，由晋西南出发，向山东进军; 1939年3月6日，115师师部和686团1营、2营不足2000人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这一敌我必争之地。另外预留一部（686团3营、教导队和师部警卫营2个连编成一个团，时称东进支队第1团，后改为独立旅）由杨勇带领占据运河以西作为后援。向鲁北、鲁西发展的同时，彭明治、吴法宪率685团主力剑走偏锋，于1938年底跃进苏鲁豫地区，掀开八路军向华中挺进的序幕; 最后，343旅之中在晋、冀、鲁边已经小有发展的彭雄、梁兴初、张国华、龙书金等各股也以支队、大队、甚至连队的规模对苏、鲁、淮进行远程增援。115师之于齐鲁大地，彼时已成“撒豆成兵”，遍地开花之势!

1939年3月，八路军东进支队到达泰西。泰西地区的党、政、军和广大群众怀着巨大的喜悦和无限敬佩，热烈欢迎这支久经考验、战功卓著、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主力部队。东进支队于3月初到达郓城，首战樊坝，歼灭伪军刘玉胜部1个团800余人，声威大震。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东进支队到山东。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是先行。”继而东进东平，与中共鲁西区委、泰西特委和六支队会合。为了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共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115师参谋处长）、黄励（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张霖之、赵博（鲁西区委组织部长）、朱则民（鲁西区委宣传部长）七名委员组成，罗荣桓为书记。随后，东进支队进入肥城、泰安一带，陈、罗首长在安驾庄时，就住在武圣域家里，听取了武圣域、夏振秋、李介人、梁杰三等同志的汇报，了解了泰西抗日武装的兴起和发展，检阅了泰安独立团的部队，对武圣域同志慰勉有加，给予很多鼓励。

为了向老红军学习，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六支队组织由政治部主任李冠元带领的一批干部组成的学习团到东进支队参观学习，作为青年干事，孙连捷也参加了学习团。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牺牲）同志给学习团作报告。他首先讲述了这支英雄部队的发展史，又着重讲了部队胜利的根本原因。他说: 我们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党的领导英明正确，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军队是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的武装集团; 有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干部战士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为党的事业自我牺牲的精神; 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人人都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自觉性; 有严格的军事训练、熟练的作战技能、猛打猛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有良好的群众纪律和强有力的民运工作，真正是秋毫无犯、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受到人民群众爱戴拥护的子弟兵; 还有坚强的团结、官兵一致，部队有健全的民主生活，这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这就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根本经验。他的报告对大家是深刻的教育，不仅使学员们对于这支英雄部队有了新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使大家明确了军队建设的方向。这些宝贵的经验，正是六支队这支年青的部队迫切需要和要努力加强的。

听了黄励副主任的报告，陈、罗首长还要大家到师部特务营实地考察、参观学习。特务营政委郭华同志做了热情接待，组织部队给学员表演了刺杀、投弹、土工作业（挖交通壕和单人掩体、机枪掩体）、班排进攻动作、部队着装和制式训练，这些都是大家根本不会，也没有见过的新课题。学员还同部队一起听政治指导员上政治课，参加各班讨论，参观了连队的救亡室（过去叫列宁室），参加了部队的文体活动（跳高、跳远、单杠、打克朗球等），第一次看到了部队配备的苏式转盘机枪和反坦克机关炮，还有平型关战斗缴获的胜利品展览（日本轻重机枪、步枪、战刀、望远镜和大洋马）。

师部还为大家组织了文艺晚会，战士剧社（即现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前身）表演了新颖精彩的节目，给予孙干事印象最深的有舞蹈《东渡黄河》、《打骑兵》，还有《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歌曲。

陈、罗首长对于六支队非常重视，陆续派来一批优秀的干部，加强支队各级领导力量，其中军政干部有石新安、刘汉、郭华、胡国钧、胡循武、磨力、刘继星、高塔拉、何诚，还有医务干部刘福、潘业营、肖家枝（即王秀鹏）等。他们的到来，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对六支队的军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罗荣桓同志的建议，1939年3月20日，中共泰西地委于东平县四区常庄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即常庄会议。会议之前，陈、罗首长和鲁西区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听取了泰西地委和六支队负责同志的汇报，详细了解了泰西武装斗争的发展、建党建军、发动群众、坚持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这次会议，由地委书记董君毅同志主持，他代表地委和六支队对由陈、罗首长率领的东进支队转战千里到达泰西表示热烈欢迎，并将陈、罗首长和张霖之同志一一介绍给大家。他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由罗主任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创建山东根据地的指示，传达报告后分组进行讨论，对照泰西的实际，研究如何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小孙也有幸参加了，大家第一次见到这几位高级将领，并直接听取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同志作传达报告。罗荣桓同志微散发胖的身材，慈详的面庞，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以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很沉静的语调作了报告。他首先对于泰西特委过去近1年的工作，自卫团、六支队所取得的胜利，给予高度赞扬。他指出，泰西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组织发动群众建设起具有8个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都是很大的胜利。这是泰西的党领导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应当向你们致敬，表示亲切的慰问。这一番话，给予大家极大的鼓舞。他接着介绍了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的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情况。从1934年1月在江西苏区举行的五中全会以来4年多的时间里，党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最主要的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而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5个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15个月来抗战的经验和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方针，以便统一全党思想，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总结了15个月抗战的基本经验，继续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 分析了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新形势，规定了全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紧急任务，特别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党内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分歧，主要是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也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要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己束缚自己手脚，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很大损害，关于党的工作重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要以最大努力组织敌后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创造农村抗日根据地。并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敌占城市。一切工作都是直接配合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没有孤立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持久战总方针。就本党的军事任务而言，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游击战; 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正规战争。本党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进行游击战，以分兵发动群众为主，而不能急于进行战略决战。党内路线上的争论，不仅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密切相联，而且直接关系到抗战的结局和前途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切政策、措施的出发点，都是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转变为人民的胜利。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 “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时候，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其基础的时候。”鉴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王明）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尤其是发生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的严重事件，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强调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反对任何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使得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如同一个人，步调一致去争取胜利。

罗荣桓同志的传达报告讲了5个半天，每讲半天，接着组织讨论半天。他在报告中，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得孙连捷这样的新党员第一次听到这样重要的报告。这些中央的重要决议，使大家明白了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政策，使大家认清了方向，明确了道路，分清了事非，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使一些糊涂观念、错误思想得到了澄清。这次会议，对泰西的党和军队来说，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一次最好的学习班，使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用中央六中全会的精神武装了自己的头脑。

会议结束前，陈光代师长和鲁西区委书记张霖之同志讲了话。最后由罗荣桓同志作总结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 山东有3800万人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山东人民勤劳勇敢，历史上有许多农民起义的英雄好汉，黄巢、宋江等都出在山东。山东的八路军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是在山东省的地下党和少数红军干部参加组织成立起来的，还要有个大发展。罗荣桓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肯定泰西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泰西党委对政权建设重视不够，地方工作还比较薄弱，统一战线工作也一度存在束手束脚的问题，群众发动还不充分，群众组织发展不够快等薄弱环节。他指出了全面开创泰西地区工作的重要任务，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和建设泰肥、平阿、大峰山三个山区及东汶宁抗日根据地，建立全区工、农、青、妇、文等群众团体的各项要求。号召泰西地区的党、政、军、民团结起来，为建设巩固的泰西抗日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会议进行中，每次开会前，东进支队和六支队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互相拉歌，这可使后者为难了，因为六支队从未用过这种拉歌的方式，也没有集中干部学唱歌，大家只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几首老掉牙的歌，而且唱也唱得是丢三拉四，不够整齐。东进支队唱歌却是新歌不断、整齐有力，后者只好用劲鼓掌，不停欢呼“老大哥来一个”，唱了一个接着喊: “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高呼“要! ”东进支队指挥唱歌的是肖麦萍（湖南湘潭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同志，从此，孙连捷认识了他，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开会时，孙干事坐在前排地下，负责指挥本部啦啦队，指挥唱歌; 罗荣桓同志见状，问其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在什么学校读书，现在做什么工作? 孙干事一一作了回答，他又问小孙听不听得懂自己的讲话，小孙也如实回答: “首长讲湖南话，讲快了就听不懂。”他说: “好啰，那就讲慢一点嘛! ”引起全场一阵笑声。开会期间这种欢快的气氛，也是小孙从来没有遇到的，感到特别新鲜和兴奋。

常庄会议后，六支队政治部主任李冠元同志找孙连捷谈话，安排小孙到115师政治部学习部队青年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把孙干事高兴坏了，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天刚亮，就背着小背包、拿着介绍信自己找到115师政治部组织部报到去了。组织部长是政治部黄励副主任兼任的，副部长梁必业（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同志接待了小孙，分配其跟着肖麦萍同志学习。孙连捷在师政治部学习了1个多月，受到老同志的热情关怀，肖麦萍带着他一起下部队，详细介绍部队青年工作，朱德青年队的组织、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小孙处处感到新鲜，逐渐学会了怎样开展部队青年工作。

115师部率686团和津浦支队在陈光、罗荣桓同志指挥下，在泰西地区具体指导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使得泰西抗日根据地充满生机，朝气蓬勃。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人们欢欣鼓舞，到处欢声笑语。115师在六支队及地方武装配合下，英勇作战，连战皆捷，极大鼓舞了泰西军民。

115师开始时仿效在山西的做法，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最初，军事斗争以打击伪军为主，消灭了伪军，就打掉了日军的耳目，使得他们孤立在据点内，成为聋子和瞎子。陈、罗首长亲自指挥师直和686团，在六支队的配合下，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扫除了汶河上所有的伪军据点，歼灭伪军大约1、2000人。

此举对于日军震动很大，但是日军还不知道这支部队的实力，遂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日军出动600多人，进至鲁西区委驻地附近，距离常庄大约六、七里路，115师接到张霖之同志的告急电后，即派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去掩护区委转移。之后，这两个连和区委的警卫队一起将日军击退。

第二次，日伪军出动1000余人，进至六支队2团驻地附近，该团战斗力是六支队中最强的，有过消灭数百敌人的战例。陈光代师长为了锻炼2团，令其正面防御，敌人进攻时不准撤退，同时，命令686团和师特务营各抽两个连保护该团两翼。地方部队打惯了游击，战术比较灵活，但是一般不打正规战。当时主力部队较少，为了迅速使六支队上升为主力，陈光同志很注意帮助其进行军事训练。这次战斗以2团为主，将敌打退。经此一战，该团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

第三次，敌人出动2000多人，在东平、汶上一带进攻686团，又被部队打败。

三次进攻均以日军为主，伪军较少。这三次进攻被打退后，日军极为震惊，确信老百姓所说的“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并非虚言。

随着泰西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威胁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战略要地济南，成为其一块心病。日军遂妄图在东进支队立足未稳之际，组织强大兵力，实施分路合击，一举歼灭部队主力于泰肥山区。

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团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于4月下旬调兵遣将，从济南、泰安、兖州、济宁、聊城、荷泽等地调集日军精锐部队5000余人，秘密开至肥城、宁阳、长清、平阴、东平、东阿等据点，配备各种炮类100余门、汽车200余辆。5月上旬由尾高龟藏亲自指挥，兵分9路向泰肥山区分进合击；其作战部署是:

第一路，由泰安出动，经天平店向王晋西南大柱子进攻;

第二路，由肥城出动，向南、北老僧台进攻;

第三路，由平阴出动，经孝直、后岭向黄土岭进攻;

第四路，由东阿出动，经演马庄向东进攻大、小董庄;

第五路，由东平出动，经须城向麻子峪进攻;

第六路，由汶上出动，北进过汶河，经漳城向岈山连攻;

第七路，由宁阳出动，过汶河经安驾庄向孟家寨子进攻;

第八路，由大汶口出动，经古城向东、西界首进攻;

第九路，由泰安满庄出动，经夏张镇向安临站进攻;

尾高龟藏的军团指挥部，设于肥城四区演马庄镇，距离陆房镇35华里。

1939年5月2日至8日，日寇先后“扫荡”东平、汶上地区，压迫八路外围部队渡过汶河，向泰肥山区转移。9日开始，各路敌军统一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步骑配合、紧缩合围的战术; 分头齐向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推进。10日，各路敌军已经相互连接，对山口、隘路、高地进行了严密封锁，整个泰肥山区被敌军重兵围困。

根据侦察及从济南、泰安日军驻防地内部得到的情报，部队发现敌人屯集重兵将要大举进攻; 当时，罗荣桓政委不在师部，陈光代师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行动方案，决定: 师部和鲁西区委率686团、津浦支队和六支队2团向大峰山地区转移; 六支队司令部率3团向东平县荣花树一带转移。5月10日晚间，部队两路分别行动，六支队由于对地形熟悉，途中虽遭遇敌人，但是敌人按照统一部署未作纠缠，而且东平方向为敌人薄弱环节，故而仍能从敌人合围未拢的空隙中钻出去，连夜急行军80余华里，到达东平县东北之荣花树一带。向大峰山转移的师部所率各部队，还未出泰肥山区，就在牛家庄、老僧台一线为敌所拦阻，随即折返东西陆房、大小董庄一带。这样，一场粉碎日伪军9路围攻的残酷血战，就在5月11日，方圆不到10平方公里的陆房山区展开。

东、西陆房地处济南至济宁公路以西，四面环山，西邻大小董庄。北靠黑峪、牛家庄、黄土岭，东接凤凰山，东南是一溜五村（孟家村、赵家村、郝家村、刘家村、李家村），南有蛤蟆山，西南为岈山、肥猪山。肥猪山是四周群山的主峰，高约600公尺，南北长约3华里，东西宽约3华里，山上悬崖峭壁，巨石嶙峋，终年不生草木，山腿向四方伸延。东西陆房村四周沟深崖高，便于人马隐蔽。

这时，本部的部署是: 686团团长张仁初（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政委刘西元（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率领l营占领陆房西南岈山、肥猪山一线阵地; 2营占领大小董庄南北山地、延伸至凤凰山两侧; 津浦支队长孙继先（山东曹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率领4个营（含冀鲁边7团一部）占领凤凰山、鸠山、望鲁山一线阵地; 六支队2团抢占老僧台南山、牛家庄、黄土岭一线阵地; 师部特务营和骑兵连占领蛤蟆山阵地并作为机动部队。陈光代师长、黄励副主任、王秉璋参谋处长率领指挥所在陆房西南安家老林内进行指挥。

战斗于11日7时展开，肥猪山就成为本部必须坚守和敌军拼死争夺的阵地。686团1营在营长钟炳才、教导员王六生率领下抢占了肥猪山主阵地，副营长徐连元带1个连抢占了岈山，团指挥所设在肥猪山脚下的簸箕掌村。686团全体指战员决心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115师的荣誉，誓死保卫领导机关和鲁西区委，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寸土不让，粉碎敌人的9路围攻。

鬼子的步、骑兵在重炮火力支援下兵分3路向肥猪山、岈山运动，肥猪山三面受敌，迎击着从南尚任、红山口、孟家寨子3个方向敌人的猛扑。本部指战员大多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参加过平型关战斗，作战英勇顽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武器装备也比过去大为加强，1个连有6挺轻机枪（有日本大正十一式轻机枪，还有苏式转盘机枪），战士们使用的步枪多是日本三八大盖枪，每人100多发子弹、4枚手榴弹，真是兵强将勇、武器精良。指战员利用山石、土坎，冒着鬼子猛烈炮火的狂轰滥炸、沉着应战。炮声隆隆、山崩地裂，弹片碎石铺天盖地，如雨点般洒向四野，有的战士被掀起的巨浪土石埋住身躯，挣扎着爬出来继续战斗。有的战士身负重伤不哭不叫，轻伤不下火线，利用每一块山石，每一段石堰迎击敌人。当鬼子攻击部队冲到阵地前100多公尺时，本部以机枪、步枪、手榴弹集中火力猛打，战士们跳出石崖向其冲杀，冲在前面的鬼子不死即伤、纷纷倒下，后边的鬼子连滚带爬滚向山沟崖坡脚下。1营2连连长龚玉烈，带领部队坚守岈山阵地，英勇机智，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不断组织小部队实施反冲锋，一上午就打退敌人9次冲锋，使得敌人尸横遍野，阵地则巍然屹立，寸土未失。

敌人向岈山冲锋多次均未得逞，便集中兵力在10几门重炮掩护下，向肥猪山主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1营3个连有了2连的经验，在敌人炮火猛轰时尽力隐蔽，待鬼子兵接近阵地时再集中机枪、步枪猛烈开火，排子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真象狂风暴雨，又象雷电轰鸣，敌人的炮火停止了，我们的战士则近战大显神威，直打得鬼子哇哇乱叫，阵地前横七竖八倒下一片尸体，侥幸未死的鬼子丢魂丧胆，如同“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退下山坡。

孙继先同志率领的津浦支队，5月10日夜即与敌人交上火，部队迅速抢占凤凰山。凤凰山位于陆房东北，山高约500公尺，是陆房东部屏障，他们扼守住凤凰山阵地，迎击着从安临站、大柱子、界首3路进攻的敌人，指战员连续打退日伪军10多次冲锋; 坚守了阵地。14时，一股日军200余人，绕过鸠山阵地向东陆房偷袭，情况十分危急。孙继先当机立断，决定由政委潘寿才（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少将）指挥坚守凤凰山，自己带3个连反击，与偷袭的日军在东陆房村外反复拼杀，打退了日军进攻，鬼子遗尸50余具，狼狈逃窜，支队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保卫了师部的安全。

师部特务营坚守陆房村南之蛤蟆山阵地。14时多，从孟家村顺着河沟窜进200多鬼子兵，向西陆房进攻，情况十分紧急。陈光代师长急令骑兵连和身边特务营留下保卫师部指挥所仅有的1个连进行反击，短兵相接，白刃交锋，杀成一团，河谷中一时间喊杀声连天。经过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赶出河谷，退回孟家村。并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

六支队2团占据老僧台南山、黄土岭一带阵地，阻击由肥城、平阴两路进攻之敌。黄土岭阵地是敌人攻击的重点。双方反复拼杀，几经易手，至于下午，2团阵地收缩于小董庄之北山，日军300余人继续向南推进，这是本部扼守西陆房正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如再为敌攻占，师直机关则要为敌所犯。指战员抱着有我无敌、决战决胜的意志，拼死冲杀，在686 团2营的配合下，苦战1个多小时，终于把突入之敌大部歼灭，保障了全线的安全。

战斗中，师政治部的同志分别由部长、科长带领，赶往前线各部队阵地，进行战地政治鼓动工作，协助营连干部组织指挥，与战士们一起迎击敌人，坚守阵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供给部、卫生部和战士剧社的同志，则组织群众烧水送饭，抢救伤员，不遗余力地为火线战士服务。这天，孙连捷跟随政治部未上火线的同志，在西陆房村西肥猪山下的大沟内，参加对伤员的救护工作。师直的勤杂人员和骡马、担子、辎重都有秩序地聚集在这里。东西陆房的群众也多在陆房西北通往大董庄的沟内，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负责组织他们隐蔽，保持了秩序，使他们免受伤亡。

整整一天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陈光代师长在指挥所里精心部署，冷静、机智地指挥着战斗。王秉璋参谋处长保持着与各部队的联系，不时派出参谋人员观察了解各路战况。敌人的炮声、枪声，久久在山区回响，平常说话的声音根本听不清。炮弹还不断在指挥所四周爆炸，尘土漫天，陈光同志处惊不乱，稳如泰山，当鬼子两次偷袭突近陆房村外时，他把身边仅有的1个连拉出去，坚毅果断地亲自组织反击，击退了敌人，保障了战线的稳定。

黄昏后，日伪军畏怯夜战，各路敌人纷纷收缩兵力，据守山隘、沟口、高地，对于本部严密包围监视，以待次日再度进攻。苦战一天，日落西山，人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9路围攻，保存了有生力量。但不能恋战，必须利用敌人不敢夜战、收缩兵力和地形不熟的弱点，实施突围。陈光代师长、黄励副主任、王秉璋参谋处长召集各部队、师直各部门负责人部署: 决定686团1营、师部特务营掩护师部和鲁西区委沿岈山沟口小路越出封锁线，向西南方向转进，至东平县东北无盐村一带; 686团团部率2营经上庄、红山、孙伯，越过汶河，到汶上县西北一带; 津浦支队由东陆房向南，经孟家寨子，过摩天岭，再向西南到东平县东北荣花树一带; 六支队2团往西北方向，越过屯头，直奔平阿山区。并严令各部队，如隐蔽秘密突围不成则强行突围; 所有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尖兵班配合侦察员一律短枪在前，突围中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夜幕降临，本部所有部队开始收拢，实行突围战前动员，整理组织，宣布纪律，紧急轻装，埋藏笨重物资，掩埋阵亡烈士。

突围的战前动员，是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作的。

大家坐在一个小树林的外面，没有灯火，四周黑黝黝的。

黄励的声音低沉、惨痛、简洁明了: “同志们，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只有跟着部队一起冲出去，才有生路! 拼死拼活也要冲过去! ”

“八路军是打不垮、拖不垮的铁军! ”

“但不要恋战。”

“不准丢弃伤员。”

“不准丢弃武器。”

“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不准咳嗽，不准说话，不准弄出响声，要互相帮助。”

黄励副主任要求，所有人员一律以白手巾扎在左臂以便识别; 马蹄子都要包起来，用雨衣、厚布、绳子缠上; 马会嘶鸣，除了要包上蹄子外，马嘴也要包上。手电筒、行军锅、油桶、饭盆、缸子这些容易发出响声的东西，统统丢掉。

孙连捷那时所带物品不多，除短枪外，只有一个书包、一个背包。小孙把背包扎紧，把鞋绊（马甲）捆好，试着跳了一下，一点声音也没有，又吃点干粮，喝点水，随着政治部大队出发。

21时，各部队按照部署分路行动，队伍跟着向导，悄无声息、隐蔽肃静地行进。为了掩护部队胜利突围，迷惑敌人，转移其注意力，各团都派出小分队，在突围部队相反方向，虚张声势地又打枪又甩手榴弹，使敌人不得安宁。部队主力终于从敌人的缝隙中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重图。

5月12日清晨，日伪军继续对阵地发起猛烈炮火袭击，步兵一直攻到陆房村内，未见对手踪影。至此，敌人精心策划的9路围攻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把被打死的官兵尸体用汽车拉走，拉不完的就在撤退时把死尸垛起来，夹杂木材，倒上汽油放火焚烧。日本鬼子撤走以后，还有未烧尽的鬼子尸体，臭气熏天，惨败之状由此可见。

面对铁桶合围阴谋失败，日本强盗惨无人道地向人民群众实行疯狂屠杀。他们在东陆房山坡捕去13名群众，无耻地逼迫他们穿上八路军服装，戴上军帽，拍照以后用刺刀捅死。在一座空地窖里，躲藏男女老幼群众44人，曳子发现后，点着秫秸、浇上汽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据不完全统计，在东西陆房、大小董庄、黑峪等5个村庄，被敌人残杀的群众达126人，而这些村庄的房屋大部被烧毁。

陆房战斗经过一天浴血奋战，毙伤敌大佐联队长以下官兵1200余人。本部指战员亦伤亡200余人。这次战斗是115师挺进山东后在泰西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是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战斗的胜利，巩固发展了泰西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鲁西和鲁中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陆房战斗后，根据中央命令，115师部率686团2个营、津浦支队4个营挺进津浦路东沂蒙山区; 泰西地委从泰安、肥城两个独立营选拔了300名战士，补充686团。

为了纪念陆房战斗的胜利，115师政治部宣传部赖可可（广东大埔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建国后，曾任青岛市委书记，浙江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同志创作了一首著名的陆房战斗歌，歌词是:

伟大的战绩，十年的光荣，

陆房残酷的战场上，打破了敌人扑灭我们的迷梦，

不怕敌人的合击和围攻，更不怕敌人的猛烈炮火轰，

钢铁般的意志，怎样也不能动摇，

冲! 冲!

没有个人的安危，

只有英勇的冲锋，

胜利的突围，党艰苦培养成功。

我们应当欢呼--万岁!

我们的胜利，就是敌人死亡的丧钟。

这首雄壮的歌曲，曾在山东部队中久久流传，成为部队光荣战史的一首不朽颂歌。

陆房战斗胜利突围后，师部驻在东平无盐村，整装待发准备过津浦铁路。这时，六支队政治部李冠元主任来师部开会，要孙连捷和自己一道返回支队。从个人角度来说，小孙当然愿留在师部，随主力部队过路东。经向师政治部黄励副主任请示，决定孙连捷仍回六支队。在小孙到师政治部学习期间，己调唐畾（即唐绍光，东平县唐楼村人）同志接替工作，任六支队政治部青年干事。所以，小孙回六支队后，组织上调其到2团任青年干事，接替调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学习的魏岱锋同志的工作。

陆房突围之后不久，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山东纵队关于部队整编的命令，以及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六支队对原有3个团进行整编，各团均改为营，下编4个连，从各团调出1个连到县成为独立营的骨干。六支队兼基干团，不另设团直机构。整编的目的，在于克服头重脚轻（各团机关大而连队兵员不足）的现象，使部队更加集中、机动，便于指挥，而且有利于地方部队发展。原六支队1团改为1营，胡国钧任营长，刘继星任副营长，刘星任政治委员，左平任总支书记; 原六支队2团改为2营，胡循武任营长，晋士林任副营长，邹鲁风任政治委员，万晓塘任总支书记; 原大峰山独立营编为3营，磨力任营长，魏金三任政治委员，左宏奇（李大同）任总支书记; 原3团一部编入特务营，高塔拉任营长，谢长林任政治委员，张心田任总支书记。

部队整编时，取消了团直机构，缩小了营级编制，充实了连队，加强了连的领导（有的营长、副营长改任连长），每个连队150至180人左右，每个营编4个连，营部设有政委办公室、供给股、卫生所、通讯排、侦察排、警卫排。连队火力也加强了，每个连都有机枪班，配备3挺轻机枪。这样，六支队就成了一个机动的主力团。

整编后，2营的新任营长胡循武，是位老红军，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多次立功受奖。他身体健壮，行军爬山如履平地，练就一副铁脚板，一般年青人都跟不上。满口江西话，爱唱兴国山歌。他讲话开始大家听不懂，后来也就明白了。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知识面广，讲起话来生动有力，解决问题果断及时，从不拖泥带水。他对下属干部要求极严，对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甚为厌恶，要求军风纪律绝不马虎，到2营很短时间就建立起威信。

新任政委邹鲁风，思想理论水平高，分析判断问题准确，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头脑，对同志诚恳热情，对工作严肃认真，密切联系群众，事事以身作则，掌握政策原则性强，对干部循循善诱，帮助提高，是指战员的良师益友。他在2营工作半年多就调离了，大家都很是留恋。

新任副营长晋士林，原在范筑先部队任支队参谋长，中等身材，军人姿态颇为郑重--行如风、坐如钟，腰板挺直，很有气势; 他理论水平高，讲问题条理清楚，性格开朗爽直，是个乐天派，但发起脾气来又暴烈异常。他作战勇敢，机动灵活，头脑清醒，善于捕捉战机。作风上雷厉风行，决断迅速，不讲空话，严格要求，必见实效。

整编后，孙连捷留在2营仍任青年干事。营里取消了政治处，改成政委办公室，成员有组织干事夏页文，宣教干事赵明，锄奸干事纪明，民运干事侯德章，敌工干事明德俊和技术书记邵朴。

2营下属4个连: 5连连长夏树林，指导员吴志笃，后由徐宝信接任; 6连连长张廷甲，指导员侯承寿; 7连连长张杰，指导员牛心健，后由王英运继任; 8连副连长郑重，指导员张治安。

2营在开展平阿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不遗余力，足迹遍及平阿山区的大小村镇。自6月起，连续在孝直、石横、花篮店一线作战，封锁围困敌据点，打击敌人抢粮抓丁，掩护地方政权，帮助成立农、青、妇、儿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帮助成立平阴、东阿县基干大队，并在武器弹药和军政训练上给予帮助。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子成立了村自卫队（民兵），使平阿山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方圆50多华里的地区成为部队比较可靠的后方。

山区的8月，正是农历中伏最热的季节，骄阳似火，照射得用石板盖顶的房子仿佛蒸笼一样，没有一点风，热浪象凝固的火团，热得人无精打采，连话也懒得说，庄稼都低了头、直不起来。山区的水又非常困难，有的地方要翻山越岭20多里路挑一担水。人们真是惜水如油，别说洗澡消凉，就是喝水也只能每人每天分配两茶缸。

就在8月下旬的一天，东阿城内30多个鬼子、300多名伪军，一早起床、整队出发，在丁圈吃过早饭后，兵分3路向2营驻地罗圈崖进攻。2营早已获得情报，决心以逸待劳，先行消耗敌人，尔后组织反击。2营的战斗部署是: 6连为左梯队，8连为右梯队，分别阻击敌人两侧掩护部队，打垮后再合围中路敌之主力。7连为正面阻击，待6连、8连得手后，发起猛攻歼灭敌人。5连为预备队，由营部领导直接掌握。

9点多钟，战斗打响，敌人两侧掩护部队各有5、60人，全系伪军，一经接触，几乎未经什么激烈战斗，就赶忙后撤向中路敌军主力靠拢。正面之敌有伪军200余人，集中了几挺机关枪、掷弹筒向7连阵地射击。7连战士在村外大道两侧高地土坎上构筑了简单工事，对远在500公尺以外的敌人扫射不予理会。敌人不见回击，认为对方已经撤退，便大摇大摆地向村内推进，距离本部阵地不到100公尺时，7连连长张杰发出命令，全连机枪、步枪一齐猛射，战士们从土坎上跳下跃入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冲在前头的伪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全都吓慌了，20多名伪军被缴枪俘虏。敌人前锋失利，两侧败退，动摇了中路大队人马，他们立即向丁圈镇败退。6、7、8连岂能放过、跟踪猛追，分3路包围了丁圈，乘其立足未稳发起猛攻。敌人据守村寨有利地形拼死抵抗，部队两次攻击均为敌火力压制，未能突破阵地。经过重新组织兵力，集中火力实施第三次冲锋时，7连政治指导员牛心健手持驳壳枪一跃而起，带领战士冲杀，冲破了敌人前沿阵地。在继续指挥部队向村内猛扑时，架在房顶上的鬼子1挺轻机枪猛射过来，牛心健同志身中数弹，当即牺牲。这时，孙连捷在他身边，眼见亲密战友壮烈殉国，强压住心内无限悲痛，随同部队继续向村内冲杀。连长张杰此时又负重伤，战士伤亡20 余人，副指导员王英运挺身而出，继续指挥部队冲杀。经过6、7、8连3面攻带，1个多小时激烈搏斗，终于将敌人逐出丁圈镇，狼狈向九女泉逃去。此时，胡循武营长、邹鲁风政委、晋士林副营长率5连赶到，小孙向他们报告了牛心健牺牲、张杰负重伤、战士伤亡20余人、弹药消耗较多的情况，他们遂命令5连即刻追击敌人、紧咬不放，7连打扫战场。

九女泉距离东阿县城10多里路，是东阿城东南屏障。九女泉因为泉水清冽喷涌，常年不息而得名，民间传说是九天仙女沐浴之处。敌人败逃至九女泉后，立即派100多名日伪军占领南山主峰，居高临下，用火力封锁部队前进。

13点多钟，5连开始向南山攻击，6连则向南天观迂回。从早上9点开始，指战员苦战4个多小时，追击敌人20多华里，冒着烈日高温，滴水未进，连续作战，从未喘息，人人都满身大汗，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不吃饭还可以，喝下上水可真是难以忍受。有的战士中暑倒下，更有中暑后昏死过去，没有水抢救而失去了宝贵生命。营部领导见状迅速组织7连给兄弟连队送水，这水真是救命的甘霖，指战员喝了清凉的泉水，激战的劳累顿感消失，精神振奋地又投入到厮杀之中。

攻击南山的5连，展开散兵队形，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山上没有道路，没有树木，光秃秃没有一点隐蔽物，只能利用大大小小的岩石作掩护，跳跃前进。敌人占据着制高点，以逸待劳，本部战士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但战士们发挥了“集体投入、各自为战”的精神，互相掩护、交替前进，动作迅猛、犹如闪电。5连连长夏树林、指导员吴志笃，指挥机枪班掩护战士们前进到距顶峰30多公尺处，将敌3面包围，全连火力一齐开火。战士们上好刺刀，手提手榴弹，一排子猛轰投向山顶，借浓烟掩护发起多路冲锋，一鼓作气攻上山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敌人2O多名，残余敌人只好溃退下山，逃向东阿县城。本部咬住不放，一直追至东阿城下。

这次战斗，从早上9点开始，至下午5点结束，历时8个小时，共毙伤敌50余名（内有鬼子8名），俘伪军50余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50余支，追击敌人30余华里。这就是威震平阿山区、有名的九女泉战斗。这次战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荣誉，打得东阿敌伪军龟缩城内1个多月不敢出来。平阿山区人民到处传颂着部队英勇战斗的事迹，对于2营十分敬仰，赞誉为“猛虎2营”，因为营长姓胡，有的还亲切地称作“胡2营”。

1939年9月，2营又一举歼灭了活动在平阿山区黄坡一带，不打鬼子、专搞磨擦、破坏抗日活动、一味搜刮民财，绰号“钱九团”的钱赞臣团300余人，扩大了平阿山区根据地。10月份，建立了平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书记熊善隆同志兼任第一任县长。

九女泉战斗和歼灭钱九团的战斗，检阅了部队半年多整训的战绩，显示了本部战斗能力和军政素质的提高，基层党支部建设和政治工作的威力，党员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战士们高度自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慨。同时，暴露出部队后勤供应工作的薄弱，例如苦战一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增加了体力消耗，降低了战斗能力。

战后，部队释放了被俘伪军，让他们抬着打死的日伪军尸体回东阿县城，扩大了胜利的影响。本部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发扬成绩，克服弱点，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可惜多少时候俺们的战士是在枪支陈旧弹药缺少的情况下奋战的！！！

他当时是带队冲锋的营长，但是好像当时没算他，结果很长时间都说是17勇士……

这要有怎样的信仰和毅力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