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晋商败落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 -- 公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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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手段，如楼下说：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学徒要7年。之所以举票号的例子还是想说明，无论当时或曾经多强大，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展，企业、行业都有 走到头儿的时候

---100年后，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黑社会化"管理的两面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黑社会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要想实施有力的控制，必须等级森严，赏罚分明。票号里70%的职工是小喽罗，他们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赚的只是零头中的零头。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还有30%属于白领、金领，有的甚至是钻石领。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相当于在华尔街成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大德通的职工死后，可以享受几年的分红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钰这种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票号的激励机制，并不能杜绝内部的贪污腐败，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号的兵败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号优越待遇、拥有身股的经理、掌柜们，照样卷款潜逃、弃职回家。

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严重旱灾，巡抚曾国荃设立晋捐局，筹集各省的赈灾款，往来款项，均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兴源票号的贾世源、车跃龙二人，勾结官府的书吏，隐匿侵吞赈灾款，被查出万两银子的窟窿。

不但挖国家的墙脚，还挖票号自己墙脚。在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有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长期存在，进行放贷营利。余庆昌是有身股的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今天的"老鼠仓"，它的存在，捅破了票号"科学管理"的泡沫。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被学者、文人们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然而，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1907年11月，营口的大榨油商东盛和五联号倒闭，这个大商号共欠山西票号200多万两银子，清算时连一半都没能收回来。就在这个事件里，发现了票号的职员与东盛和勾结的丑闻。而东家和掌柜带头沉溺于吞云吐雾的鸦片烟，更是票号后来暮气沉沉的原因之一。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一些趋炎附势的手下，提议给他在总号建一座纪念楼，楼中间得挂一块匾，有人建议写"经营有方"，有人建议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怀，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给了这个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两厘。曾经号称山西票号"独门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样沦落为领导者个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号规中写着要"勤俭朴素"，可是早已如同虚设。日升昌开封分号的经理邱泰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与开封的巡抚、藩司结为拜把兄弟，出入衙门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面派一人骑马，一路耀武扬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遥的洪善驿站时，驿站的人以为是大官来了，连忙报告平遥知县，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出城门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个分号经理而已。这位邱经理，并没有受到所谓号规的任何处罚，还从开封调到了上海当经理。

"黑社会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见影，马到功成。领导人的魄力充分体现，一呼百应，哪怕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要上；下属们也充分沐浴在领导的英明和恩泽中，"把信送给加西亚"。然而，"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晋商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高效"、集权、统一领导，使得凭着大掌柜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无数部属的正确提议。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号的少壮派，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大掌柜毛鸿翰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夺权，断然拒绝，断送了票号的活路。

山西票号的"东掌关系"，更是广为传颂的优点。东家全权委托给掌柜，掌柜不能过问业务。这种"东掌关系"居然是公认"优点"，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不尊重股东、一个惟经理是重的企业，也许会有短期的辉煌，但绝对不会长远的生命，这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的根基和"天条"，谁违反这个"天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有一位以写游记闻名的作家，曾经在他关于晋商的名作中，写过一段动情的话：

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被诸多研究晋商的人反复引用，"中国的华尔街"也成了山西票号总部的深宅大院的代名词。可是，对华尔街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错误实在太离谱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华尔街"，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

是不是有钱人多、银行多的地方，就是华尔街？不是。当年波士顿聚集着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富人，那些大家族手上的钱，要比纽约的银行家多，但波士顿没有产生华尔街。华尔街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一百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历史给了他们机遇，也给了他们责任，他们"聪明地"放弃了。他们一直是资金市场的活跃者，但却在资本市场里畏首畏尾。

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两者之间，存在云泥之别。也有人认为，票号的选择，乃是时势所迫，当时兵荒马乱，不敢做长期投资，无可奈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老实说，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其他企业来讲，票号的运气并不太坏。票号总部都地处山西，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票号业商人当时自己也称，八国联军对票号的损失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而票号在几次大的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而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在当时就已经注定。苏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间企业，在几经战火摧毁之后屡仆屡起，这种创业精神，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必须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朝的政治经济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大批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洋务运动也带来大量商机，然而，在对这些企业的股权投资中，山西票号的参与很少，与其当时掌握的庞大资金极不相称。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就曾遗憾地称，"回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近代企业处在发动时期，人们始终不曾发现票号与近代企业之间有什么金融联系的事例。"

而后来对近代民族企业支持较大的，也是当时势力较弱的"南帮"票号。而当时的南帮票号，比如严信厚的源丰润、胡雪岩的阜康、王炽的天顺祥等，都对实业有大量的投资。比如，云南的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就受巡抚唐炯的委托，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股"。这已经初具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雏形了。上海的源丰润的实业投资也比较广，如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在源丰润投资的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发展极为成功。

关于票号与工商企业的关系，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票号一蹶不振、全面没落的时代，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发展时代。如果播种得当，票号本来应该在这一时期收获丰硕的果实。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票号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汇兑为其主业。第一家票号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转型为票号，也是因为大掌柜雷履泰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这个商机。雷履泰是伟大的，配得上他70寿辰时平遥绅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号的后人们，始终停留在雷履泰开创日升昌时的境界，他们应该说一句"抱愧雷履泰"。

尽管票号也做存贷款，然而，存贷款绝不是票号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来炫耀。在日升昌票号开业之前，早就已经有账局，账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业放款为主。1852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账局收账跑回山西，原先靠账局提供流动资金的北京市面，顿时一片萧条。这种只提供流动资金，在有动乱时一跑了之的作风，被后来的山西票号经理们很好地"继承"了。

相比之下，当年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在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时，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时，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客观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溜之大吉，一个独撑危局。两种风格、两种境界、两种魄力、已经预示了以后的两种命运。

战乱与票号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负面影响。山西票号的几次大发展，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战乱。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出现，就和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路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运银子的道路也断了，票号因此取得了汇兑官款的大生意，原来的现银装鞘（鞘是运银的容器），改成了票号汇兑。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油水很大。尽管后来清政府曾经下旨禁止票号汇兑官款，然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清政府更是离不开票号汇兑。正是汇这些赔款，把票号的生意带上了巅峰。

对于票号来说，汇兑官款的手续费，只是好处之一；更大的好处在于，汇兑官款的时候，可以将汇兑的官款，借出去赚利息，这项收入带来的利润更大。那几年，滚滚而来的银子，叫东家和掌柜们数得手软，然而，他们忘了自己一直在悬崖边走钢丝，这种"聪明"的手法，正在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票号对外贷款的数量，一直超过存款数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银行，存贷比很少超过75%。票号它们不但将所有的存款都拿来放贷，而且还把汇兑的"在途款项"用来放贷，这也是它们对于汇兑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在华外资银行，纷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但山西票号凭着对自己经验、眼光的自信、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渴求，坚持做信用贷款。这种运营模式的繁荣，无异于在军火库中举办篝火晚会，注定在狂欢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在一片挤兑潮中纷纷倒闭，为以往的辉煌和聪明，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有人为山西票号辩解称，山西票号的失败，是因为其时运不济，遇上了内战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听此论有理，其实大谬不然。金融企业的运作，要害就在管理风险。任何一个金融企业的成长史上，都会遇上金融危机、战乱、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运气、总想"有风驶尽帆"的企业，总是捱不过混沌的市场风暴。

清亡票号亡的真正原因

晚清末年，票号之盛，一时无两。然而，有一个被山西票号研究者们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号称有着种种优秀基因的票号，其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竟然在满清灭亡之后，全面分崩离析？为何当时实力不如票号的钱庄，后来能够一步步地壮大，直至成为银行业的主力军？这不得不从票号与满清政府的关系说起。

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可是，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不是好，而是很好，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

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假如乔家与朝廷的关系，真的象《乔家大院》中所写的那样，闹得要生死相见，慈禧还会、还敢住在乔家吗？

在乔家堡住过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广总督端方，也曾经在乔家堡的中堂住过。大德通的高钰，与赵尔巽的关系非同寻常。赵尔巽去什么地方当巡抚、总督，高钰常常跟上，人称"二督抚"。合盛元票号的汉口经理史锦刚，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办事人员，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凯当年还是政坛新星的时候，想巴结当时的朝廷柱石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的老板，引他在票号的账号见到了李鸿章。

有了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因此，它离现代投资银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它是不办的。他们看中的是朝廷官府、官僚、大商人的存款。然而，时代变了。

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在美国见识过现代银行业的陈光甫，主动地向民族工商业伸出了手。"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是陈光甫的经营路线，这句口号可能会让如日中天时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陈光甫则不同。他的上海银行虽然小，却和两个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荣氏家族的荣宗敬、状元企业家张謇并肩成长。同时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面夹击，让他对荣宗敬的"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悲愤之叹深有同感，1934年，当汇丰银行想要拍卖陷入困境的申新纱厂（荣家的产业）时，陈光甫竭力奔走，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面设法挽救。

陈光甫的上海银行，与民族工商业同气连枝，可是，他并不像山西票号一样，盲目地搞"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用贷款，而是以抵押贷款为主。一位当年陈光甫的手下，在解放后回忆，上海银行当时既不像票号一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汇兑，又不像钱庄，可以做银元银两兑换的生意，更不敢像《子夜》里的老赵一样，做公债库券的投机。上海银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往来透支，这些属于"对物信用"，基本都有抵押，虽然麻烦，但是，却比"万两银子一句话"的做法可靠安全。上海银行虽然是新生的小银行，却在对民族工商业贷款方面，异军突起。在江苏、上海、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确实应该给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票号也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善举，然而，上海银行的善举，更具有现代意义。陈光甫首创了农业贷款，他提出，"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上书"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正是陈光甫及其上海银行的写照。

不少研究山西票号的专家，在谈到票号在清亡后的悲惨命运时都说，为何票号一蹶不振，而南方的钱庄却能够在演变为银行之后生生不息，令人遗憾。陈光甫喝了洋墨水回来，独辟蹊径，尚有"特殊原因"，可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却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凸现出山西票号灭亡的根本原因。

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反抗外资入侵，发起保路运动的产物。1907年10月5日，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这正是山西票号的李宏龄等人，酝酿发起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前不久。尽管浙江兴业也与官僚资本过往甚密，其股东中，更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八牛"家族子孙，可是，它诞生之后，就把和民族工商业携手发展，作为自身之基，发家之本。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山西票号紧靠清政府，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联袂民间企业，"利"都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然而，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取向不同，命运不同，更造成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不同。

号称"中国第一实业家"的张謇，1899年所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所有的本钱，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手头没有周转资金，先前别人答应的投资又无法兑现，他"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这时，刚刚成立并不宽裕的浙江兴业银行，给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从此之后，浙江兴业银行与张謇的大生企业结成秦晋之好，张謇终生感激不尽。

"火柴大王"刘鸿生，也颇得浙江兴业银行之助。由于日本火柴业的侵入，刘鸿生的工厂一度资金紧张，外界风传他即将倒闭。刘鸿生只得去找当时号称"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股票）抵押给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宋子文哈哈大笑，"O.S.（刘鸿生名字的英文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这时，还是浙江兴业银行毅然出手，向刘鸿生贷款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相助成长的企业，有名的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陈万运和沈九成办的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以及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等。浙江兴业银行还主动出资100万元，承担了钱江大桥一半的贷款，它对钱江大桥的贡献至今为人所称道。

致命的资本洁癖

管理上"黑社会化"的自闭、业务上在汇兑和拆借上踩钢丝，并不是山西票号最致命的弱点。管理可以改革、业务可以变更，这些只是皮相，不是本原。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维新变法"的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

然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他们以和满清政府相似的思维、雷同的理由、同样的武断和固执，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写《资政新篇》的洪仁鞘?1859年。山西票号在当时，不知道或者不认同开银行的主张，没能够"先知先觉"，确实情有可原。可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浪一浪风起云涌，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就相当地说不过去了。容闳、郑观应、汪康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这些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都曾经建议、甚至着手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真正推动了第一家银行创立的，是盛宣怀。1896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已经有30家银行，而在此期间，票号毫无动作，坐以待毙。

尤其是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山西票号这块招牌，当年还是挺亮的。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就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极力聘请他来。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定要用西帮（山西票号），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想成立天津官银号（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理睬；户部银行（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票号也不干。

为什么不干？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惟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这次票号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真正考出来的进士，有身份、有学识；当过驻外国领事，有眼界；领导山西赎矿运动，有威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有资历。

这一维新变法曾经徘徊在成功的边缘。1903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以上者，按集股数额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赏；1904年，颁布《试办银行章程》，对银行设立经营的方方面面作了规定，大多是仿照西方银行的榜样；1906年，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这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媒体也纷纷为这一举动造势，认为可以使"他族（外国）银行顿失其利。此不独晋人之愿，又岂非我全国人之所愿哉。" 当时，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

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票号出现亏损、倒闭，东家要用自己的全副身家来赔偿。某报纸就以此动员票号，"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各码头同时败坏，大局莫支，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此数年后必有之事。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

然而，票号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东家不可以过问票号的事务，这种"东掌关系"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糊涂人津津乐道。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

在这场票号业的维新变法中，其他票号的东家、大掌柜的态度，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他们的心态和毛鸿瀚类似：一旦票号的资本上联手合作，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有一项无法忍受的"缺点"--他们将从此失去往日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

万般无奈之中，李宏龄曾苦劝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他的急信中写道："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然而，曾经让山西票号迅速崛起的中央集权、自闭高压的"黑社会化"管理，使得下属的"串联"被迅速镇压。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100年后，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归咎于时代的不幸，李宏龄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1913年，已经风光不再、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为了求得活命，终于被迫决定筹办汇通实业银行。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向政府伸手求援无人理睬，只得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可是，哪怕到了这时，山西票号仍然不愿意让出股份，又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美国银行认为，"不能于借款所办之实业内，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所以不同意借款，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本部不与问此事"。

山西票号的东家们的心态，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其实也曾经历过。继续维持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还是转成有限公司制，甚至公开上市？这个问题曾经困挠华尔街的几代投资银行人。

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实现今天的规模。请看一个美国投资银行业的大佬们的发展时间表，可以发现，在国际金融史上被大书特书，甚至现在仍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银行大腕们，起步并不比山西票号早。1818年，约翰·布朗商号成立；1838年，德雷克塞尔商号成立；1848年，雷达飞瑞商号成立；1858年，雷曼兄弟商号成立；1864年，乔治·皮伯第商号改名为J·S·摩根商号； 1869年，高盛成立；1894年，J·S·摩根商号更名为J·P·摩根商号；1910年，所罗门兄弟商号成立； 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分崩离析之时，美林才在1914年成立。

从更广泛的视野中看，当山西票号沉醉在自己的安乐梦中时，世界的银行业正天翻地覆。1824年，荷兰商业银行成立；1826年，英国允许创办股份银行；1841年，希腊国家银行成立；1856年，瑞士信贷银行成立；1863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成立；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2年，日本第一银行成立；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20世纪经济的大发展，在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大爆发的同时，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不断提高提高了，而且破产清算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他们做股票承销、债券承销、企业并购顾问，以前凭的只是人脉、头脑和手腕，可是，在后来的股票、债券承销中，随时可能要包销卖不出去的部分，并且给企业垫资；做并购顾问时，还要帮别人进行融资服务。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投资银行越来越多地扮演"当事人"角色，不再只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还要亲自披挂上阵。这些新生意需要的资本金越来越大，合伙人已经无力支撑，亲自参与交易的风险，远远大于作为顾问的风险，万一失手，这些人将从华尔街的天堂掉入贫民窟。

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与几十年前山西票号东家们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继美林于1971年率先上市之后，华尔街昔日的国王--摩根士丹利也与时俱进。1986年，摩根士丹利拿出20%的股份对公众出售。最后坚守着合伙制的高盛，也在1999年宣布上市融资。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中走下凡尘，放弃了隐私、权力、独享，赢得了世界和未来。

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常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一百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 这才可能是真正的悲剧。

因为前些年国内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很多人都为山西票号的败落而惋惜。这篇文章使得后人有机会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票号消失过程中的必然成分。

乔家大院没有看过，不过央视有一个八集的纪录片《晋商》，出了好几年了，我现在记得不太清了，但我觉得这个片子几乎图文并茂的解说了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包括票号的兴起，发展，运作，规则，和官府的关系，相互倾轧，衰亡，并探讨了衰亡的原因。这个文章的题目有些标题党的嫌疑。所谓，反清复明的起源，不过是传说；学徒工所受的剥削，其实在当时的各个行业中都存在，即使今天，还是有不少残余的。至于票号内部的行规，暗语，密印等等，更是必须的技术手段。所以，票号应该不存在什么黑社会性质。

实际上又是一篇肤浅的名为客观实则文字为目的服务的地域攻击文，看来看去，无非是想说，浙江上海商人自古NB,“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呵呵，晋商是在地狱里了，有些人就从来没从“地狱”里出来过呢。

http://www.tydao.com/jinshang/lishi/ph1.htm

欢迎看了再出来说话。

亚当斯密国富论里记载，大部分英国专业都要求7年学徒，法律强制要求，在此期间学徒无工资。即使像纺纱和梳羊毛这样的职业也是7年学徒。

上海江浙的资本也是和旧军阀和新军阀势力伴随生长的。

山西票号过去依附满清，在新军阀中没有势力，即使开银行或入股，也是被人暗中清理掉，不会有任何差别。如果像文中所说的，出钱给满清户部或袁世凯开银行，那么1911年以后也是血本无归了。江浙上海等确实有几家银行生存下来了，但同期可不止这几家银行，没有生存下来倒闭的也一大把。

新陈代谢是历史规律，很多旧的方式旧的制度旧的人旧的企业，被新兴的更适合现代的代替，是历史规律。不必非要寻找特别的原因做惊人语。

华尔街的那些摩根们，还没有那么长的历史，有的不到百岁就死了。估计到200年还要死不少呢。也许到那时会说，摩根们错就错在大把地搞融资，太冒险了？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纷州、张家口、库伦。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 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王安说：“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 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二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参阅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李健《晋游日记》）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清人祁隽藻说：“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杰《津门杂记》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第四，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铢庵说：“时各省贸易往来，皆系现银。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局保送。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而保镖者遇众寡不敌，亦束手无策，故为各商所深忧。” （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下面我们举一个商人运现被盗匪骚扰的事例：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而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增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地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便与二旦扬长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三百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 “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参见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何以票号由晋商首创呢？笔者以为：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其三，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说。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康熙朝说。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三、乾嘉时期说。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四、道光初年说。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 “汇票亦名会券。”（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名列榜首。（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 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 “俱系会票往来”。（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岁羽）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毫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票　号 票　帮 财　东 经　理 资本：两 前　身 创立年代

日升昌 平　遥 李正华 雷履泰 32万 颜　料 道光初年

蔚泰厚 平　遥 侯　癸 毛鸿岁羽 24万 － 道光初年

蔚丰厚 平　遥 侯　姓 范凝静 20万 － 道光初年

天成亨 平　遥 侯　姓 侯王宾 20万 细　布 道光初年

蔚盛长 平　遥 侯　姓 李梦庚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新泰厚 平　遥 侯　姓 侯王敬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蔚长厚 平　遥 － 范光晋 15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协同庆 平　遥 米、王姓 刘清和 12万 － 光绪初年

协和信 平　遥 王　姓 李清芳 10万 － 光绪初年

汇源永 平　遥 渠　姓 殷启祥 14万 － 光绪初年

百川通 平　遥 渠　姓 庞凝山 16万 － 光绪初年

宝丰隆 平　遥 － 乔世杰 2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通 祁　县 乔　姓 － 24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大德恒 祁　县 乔　姓 － 24万 － 道光初年

三晋源 祁　县 渠　姓 － 30万 － 道光初年

存义公 祁　县 渠　姓 － 20万 布　庄 道光初年

合盛元 祁　县 郭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中兴和 祁　县 戴　姓 － 16万 － 道光初年

大盛川 祁　县 张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长盛川 祁　县 渠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元丰玖 祁　县 孙　姓 王封晋 14万 － 光绪初年

志成信 太　谷 员、孔姓 － 26万 － 道光初年

协成乾 太　谷 员、孔姓 － 24万 － 道光初年

大德玉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锦生润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世义信 太　谷 杨　姓 － 3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川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所谓“平帮的营业在正西、西北和长江；祁帮在平津和东北；太帮在广东和长江”之说，反映了初期发展状况，后来随着业务发展，有利益的码头，各号竞设分号，上述活动范围也渐被打破。

　　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 2310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 3385260两。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一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 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 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二、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三、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四、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

　　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五、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六、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山西票号的业务活动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十一个方面：

　　一、对商号钱庄存放款。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

　　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二、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 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 310万银两，其中 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三、汇兑京银。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 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 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万两

　　同治H年（1863）139万两

　　同治三年（1864）56万两

　　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

　　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

　　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

　　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

　　同治九年（1870）37万两

　　同治十年（1871）15万两

　　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

　　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

　　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

　　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

　　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

　　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

　　光绪四年（1878）2万两

　　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

　　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

　　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

　　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

　　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

　　光绪十年（1884）24万两

　　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

　　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

　　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

　　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

　　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

　　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

　　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

　　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

　　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

　　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 189万两。

　　四、汇兑海防经费。同、光时，清政府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开展，并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拔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海军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海军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海军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

　　五、汇兑铁路经费。光绪时修筑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惕，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体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 ——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六、汇解协饷。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 ——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七、汇兑河工经费。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八、赈款。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 两解赴山东。

　　九、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 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 220万两，匀作 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十、汇兑庚子赔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 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十一、承办“四国借款”《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二亿两，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第三次向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四国借款每年付息1200万两，加上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由各省采用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办法筹款，汇往上海还债。于是山西票号生意又增，包揽了部分省的汇兑。这些票号在四川、广东的有协同庆，在广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长，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在陕西的有协同庆，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等票号。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 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 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 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 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 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二十年后，维系晋帮及其荣誉的山西票商们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物极必反

晋帮票号的衰落，是受历史的影响。而这次带有决定性的时刻，历史不再青睐晋帮了。

早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晋帮已呈衰败之相，造成晋帮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王朝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乾隆年间，晋帮兴盛达到了顶点，晋省也就成了清王朝载派劝捐助饷最重的省之一。乾隆时大小金川起义，因财政拮据，大肆向两淮、浙江、长芦、河东各盐商劝捐助饷，山西河东盐商捐银“一百一十万两”。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又一次向晋省富商勒派，先派定 218万两，皇帝“因捐数过多，抵尝收银一百五十万两，其余仍着伯麟（山西巡抚）按数发还”。实际上，发还之银被府县官员贪为己有。清朝廷将晋商视为政府财源，凡有财政不足的时候，皆是首先想到晋商，尤其是徽商财力下降之时更是如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因赔款所需，道光二十三年（1843），向山西绅商派捐 “二百余万两”。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三年（1853）正月底，全国绅商捐银424万两，山西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37. 65％。这次捐输延续到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下欠17万余两，实在无力再交。当时有人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捐数逾千万。”经过多次捐输，有些富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再已榨不出钱来了。咸丰年捐输未交的17万余两银子，再过11 年，至同治五年（1866）正月，除又收银 4.39万余两外，剩下的12万两，“数年来，无论如何追比（逼），汔无分厘提到”。追逼的官府大员，满以为这种追讨未交够的捐输款，可以轻松办成。孰不料，数年竟追不回12万两银。

一些山西绅商之穷，到了如此地步。

太平军兴起之后，在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与清军反复交战。这些争夺战使晋帮在那些地方的工商业遭到破坏，资本荡然无存。

这对晋商来讲，是雪上加霜的事。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本来已处于窘境的晋帮更加捉襟见肘：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经营的商业场所与地方又被侵略战争所破坏，经济财富被掠夺。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和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每次战争都使晋商在那里的工商业遭到破坏。仅甲午、庚子和日俄战争，就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商号和财产损失，多达数千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巡抚宝芬在奏疏中说：“（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来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今则赎回矿产又增二百余万”。

更惨的是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他们的损失更大。晋商经营的有 200 余座，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O％以上被抢劫一空，未被抢及被抢未尽的只余十座。俄国商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逼中国清政府给予他们前往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通商权。原来独占中俄恰克图贸易的晋商，只能灰溜溜地被排挤出去。

在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榨下，晋商是急剧衰败，而且是整个地区、整个家族地衰败。

介休县北辛武村冀氏17世冀国定，生四子，起名以公、以和、以中、以正，此时正是他家全盛的时期，在山西、北京、直隶、湖北等地开设各种店铺70多处，财富达 300多万。道光时，冀国定去世，由其四子分主家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海疆捐输”，兄弟四人捐款1．6万两，居介休县之首。太平天国时期，他们在湖北的店铺商号遭兵燹者十余家，资本已去大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海淀字号有四家被抢。加上清王朝的多次勒捐，至咸丰末，冀氏家族“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分之二”。

晋商与徽商一样，都是靠封建政权来获得商业上的特许权，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他们的命运是与封建社会休戚与共的。封建社会的衰败，使得赖以生存的晋商衰败成为定局，但直到清末以前它的声誉依然很高，这主要是凭借山西票号的兴盛来维持的。

历史抛弃了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支撑了晋帮，但并不能挽救晋帮衰落的历史命运。几十年后，山西票号终于也衰落了，苟延残喘的晋帮被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山西票号衰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票号经营遇上危机。这种危机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相联系的。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O％。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 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

总体感觉有2个。

1.山西票号和政府掺和很多，政府控制太多。小说中的主人公靠战争支持政府发家，后来政府挤兑，也就衰落了。nnd，政府就是最大的强盗。

2. 太依靠票号的生意了，如果能在投入其他实业可能会好点，鸡蛋放到一个篮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