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明摆着就是明朝的臣子，只不过类似现在自治区首长性质，但你再怎么自治区，你也还是明朝的臣子，所以他所谓的反明，完全就是臣子谋逆造反啊，建州女真不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才是真正没有受过南宋赐封的外族，外政权。
所以关内，外地主阶级合流，并不新鲜的。反倒是现代，拼命把满清洗白，把他当成与明朝相对独立的一个外族，实在是有些涂脂抹粉之嫌。
马占山曾一度投降日本，是其人生的巨大污点，但旋即反正，难道你还要指责马应该就此死心塌地为日本效劳，否则就是“两姓家奴”，人品更差？
钱不像吴三桂，是在天下久定后出于一己私利而造反，而是在清朝气焰正盛之时，积极出钱出谋，参加反清活动，应该是正面评价的：
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闺阁心悬海字旗，每于方寻系欢悲。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据考证，此诗就是咏黄毓祺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
黄毓祺兵败后，清廷查知钱谦益与黄毓祺有牵连，下令缉拿他。清顺治五年四月，正在病中的柳如是“蹶然而起，冒死从行”，紧随丈夫一同去到南京。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但钱柳二人在苏州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
顺治六年，钱谦益和柳如是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在这种局面下，钱谦益并不曾闭门韬晦，表面上息影居家，在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以耄耋之年奔走道途；其中柳如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钱谦益先后与南明桂王的大学士翟式耙、郑成功、张名振和张煌言联系。
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在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提出了“中兴之基业”的关键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钱谦益后来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一是因为连吃几次官司，需要钱打理；二是柳如是几次冒死到抗清义军中犒师，对义军慷慨解囊。顺治七年（1650年），绛云楼又不慎起火，一夜之间，几万卷藏书和大批珍宝古玩化为灰烬。就在二人经济拮据之时，柳如是依然卖尽金珠，全力资助抗清义军。钱氏倾家荡产资助反清复明，以致到钱谦益死的时候，连丧葬费用都成了问题。后人仅以“失节”一事来对钱谦益盖棺定论，实在是不公正的。
顺治十一年（1654年），张名振统率的南明鲁监国军队乘海舟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征，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
这次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是以钱谦益等人为核心策划的。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但这次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西南永历政权孙可望与李定国突起内讧，几乎酿成大变；而福建郑成功私心太重，一心只想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保存实力。
钱谦益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人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牵连更多人进来；迹象还表明部分仕清的汉族官员因各种原因而暗中加以庇护。这充分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失节来评判。还有一点，历史就是历史，无人能对其一窥全豹。
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发动长江战役的核心害死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这次重大的战略策划充分证明，钱谦益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张献忠更是多次被左良玉打垮。哪来的蒙古骑兵？
但我对‘钱’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柳如是打算跳湖殉国，要‘钱’和她一起跳，但‘钱’却说水太冷，不愿意跳。
至于他后来的‘事迹’，还真不太清楚。这样一个嫌水太冷的人，是否真的有后来的光辉事迹，个人是打个问号的，不会是近二十年来的‘翻案历史派’做的文章吧，这类文章，秦桧都已经是他们眼中最大的爱国者了。
不过，马占山和钱谦益的事情还是不可相提并论。个人认为，在中国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清依然属于中国之事。明清交战依然属于中原政权的更迭交替。
但日本不一样，日本从来没有从属过中国，日本从来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是真正的外族。
清朝是打着替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日本不可能打着替光绪报仇的旗号进入中原，他名不正言不顺。
中国人内部，可以父子相残，可以兄弟相争，但外敌杀来，就要一致对外。
在这个历史层面上，马占山的反正是真正的迷途知返，他不回来，就真是汉奸了，这个标签，可比钱严重得多。
在日本打进来的时候，那么多原先在国内杀人如麻，为非作歹的军阀都放下手中对内相争的刀，一致对付日本，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日本并非我们中国的中原政权。
但这些军阀若放在明清之际，只怕就是孙可望，尚可喜，郑芝龙，吴三桂。
近几十年，有一种历史观点，把清朝视为外族政权。它算什么外族政权，建州女真从成祖朱棣开始就被安置在辽东居住，他根本就是大明的臣子，顶天也就是个自治区性质，再自治他也是明朝的大臣。他建立清朝，根本就是边关大臣谋反做乱。把清朝视为外族政权的观点，不过是在黑透了的基础上，想稍微给他洗白一点而已。
至少不要被骂成乱臣贼子吗。
第二十六章 1654 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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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清取代明是一场黑暗反动的民族压迫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清为非正义的一方,反抗清廷的汉族士民为正义的一方,如李过,阎应元等人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毫不妥协固然可歌可泣,如钱谦益一开始出于懦弱也好,怕死也罢,屈膝投降,那是软骨头可以鄙视.但他事后并没有像吴三桂,洪承畴那样就此当了死心塌地的走狗爪牙,而是出钱出力,出谋划策,冒着风险尽力为反清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行为难道不值得肯定么,为什么倒要扣上个两姓家奴的帽子呢.
成吉思汗是没受过南宋册封，但他可是受过金朝册封的。努尔哈赤是明朝人造明朝的反，其本质和安禄山一样。而成吉思汗是金朝人造金朝的反，也是这个性质。
所以所谓的中国外族政权是不存在的。北魏，辽，金，元，清这些政权，仔细扒拉他们权力来源的基础，往上追溯，肯定要绕回到中央朝廷来的。要么绕到唐，要么绕到汉，实在饶不到，那也能绕到舜或者黄帝身上。北魏建朝之后，也大祭涿鹿轩辕黄帝，自认轩辕黄帝子孙的。
反而宋朝是中国各个政权中最有意思的。因为收复不了燕云十六州，去不了涿鹿桥山，从香火角度讲，宋朝是所有朝代里合法性最差的。于是宋朝到处指鹿为马，乱修一些什么少昊墓之类的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南明史》可以看出，他一点都没准备打下北京后的全国战略、包括一点都没想怎么对付满洲。
顾先生的文章考据严谨，详简得当确是精品。当正如上帖所指立义太高，批评太严，把从前的圣人拉下圣坛还不算完，非要再踏上一脚，过苛了。顾先生所贬低的史、何、瞿、郑诸人包括本主帖的金堡虽难说为当时的人杰但也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我觉得他们应该算的上是值得在史书上称颂一句的先人。
孔有德 正红
尚可喜 镶蓝旗
耿仲明 正黄旗
上三旗分别是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只有耿仲明是上三旗的,而且他们虽然挂个旗藉,但领的都是自己的兵,而不是旗兵.
相应的祖大寿是正黄旗总兵,祖可法正黄旗副都统,
真接领是旗兵的.
细的你看清史的列传吧:
http://www.txdx.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580&page=29
清兵一来，东林党们争先恐后剃掉头发留起辫子降清，圣贤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把明清易代的责任往李自成头上扣，这是何等的荒谬！
西北赤地千里，东南纸醉金迷，以明末如此尖锐的阶级矛盾，你能阻止农民军放弃追赃的政策？李自成又不是神，正确的战略战术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天启末年西北起义以来，农民军作战的对象一直是明朝官军，而且大多数时间是明朝官军压着农民军打，大顺军真正发展起来是崇祯十三年以后的事，而满清鞑子自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役以后，压着明朝官军打已经近二十多年了。
在李自成攻下北京前，李自成和大顺军从未和明朝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以及清军交过手，甚至连照面都没打过。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李自成犹如神灵一般自动知道如何对付清军，也不能自动假设大顺政权领导人对吴三桂部和清军的战斗力有正确的判断。指责李自成没有战略和没想过怎么对付满洲，这是毫无道理的。
而且南明史里顾诚先生也指出过，李自成攻下北京以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也留意过清军的动向。但是很遗憾，由于没和清军打过交道，大顺军内部误判了清军的战略意图，也误判了清军的战斗力。你可以说农民军的领导人李自成等人政治上不够成熟，大顺军的战斗力并不是十分强大。但你指责李自成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完全是荒谬的。
山海关大战以后，吴三桂部和清军紧紧追着大顺军打，大顺军虽然一路败退，但也是节节抵抗。潼关大战，李自成和刘宗敏亲率精锐和清军作战，奈何战斗力的确不如清军，潼关大战还是输了。但这不是指责农民军的理由，毕竟农民军在大多数时间内，是被明朝官军压着打的。大顺军在北方的胜利主要是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军事上的胜利。
随着农民军军事形势失利，整个政治形势发生的极大的变化。本来已经投降农民军的明朝士绅官僚和明朝官军纷纷反水投降满清。南明政权更是提出了联虏平寇的政策。这完全是阶级仇压倒民族恨，形成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绅官僚阶级投降异族政权，联合镇压农民军之势。当初逼反西北农民的也是以东林党为首的东南士绅官僚，西北赤地千里的情况下，东南的这些士绅官僚一毛不拔，不肯多交一分钱税。这不是逼西北造反么？也就是说大明的花花江山，完全是这帮士绅官僚文人拱手送给满清的。
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余部一直抵抗到康熙十三年。而南明永历政权主要的力量就是大西军余部。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悲愤、也是最无可奈何的一幕。一帮天天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拱手把江山送给了异族，而为大明最后尽忠的是流寇、反贼、海盗。责任在谁那里？责任就在读书人那里！本应该是国家民族的精英，最后背叛了这个国家和人民。问题出在哪？两个字，“阶级”！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本书，写到最后就是阶级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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