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党项的后裔在何方？ -- 老焦
西夏，是我国十一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早在公元六至七世纪，古老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从青藏高原迁徙到陕北、陇东一带，逐步发展起来。公元1038年，36岁的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筑召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又称“大白上国”，因其地在宋朝以西，历史上称为“西夏”。西夏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与宋、辽鼎足而立。当时西夏是个名符其实的军事强国，曾将宋神宗的6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西夏王朝不仅有自己辉煌的都城，还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西夏国书。
但是，随着国家逐步安定和强盛，党项族统治者开始贪图安逸，日益腐败堕落。尤其是由乾顺朝开始的重文轻武、务虚废实的策略，在当时以武立国的时代为西夏造成恶果。此后西夏统治者改变了长期与金盟好的政策，依附蒙古，对金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双方损失很大。在身边正在崛起的蒙古帝国的强大威胁下，要想使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西夏的国策只能是安定国内，同时联合金、宋，共同抗蒙。遗憾的是，他们一直坚持附蒙抗金的政策。公元1205年3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了蒙古仇人，亲率大军攻破西夏力吉寨(今中卫县)，“大掠人民及其骆驼而还。”1226年，已先后灭掉今伊犁河以西的西辽和花刺子模王国的成吉思汗，亲自统兵10万攻打西夏，企图灭掉这个当时已走向衰落的王朝。
攻打灵州时，西夏老将嵬名令公亲自率军迎战。因此战关系国家存亡，西夏将士无不拼死相搏，蒙古骑兵损失惨重，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抵抗十分恼怒。蒙古军队攻克城池便焚城，有30万居民被杀。夏民“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当年6月，西夏发生强烈地震，都城兴庆府房倒屋塌，瘟疫流行。城内粮尽援绝，守城军民大多患病，已无力抵抗。西夏末主李目见只得派使求成吉思汗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
7月，成吉思汗在征途中于六盘山区清水县西江身患重病，不久病逝于清水县行宫。蒙古军秘不发丧，诱得李目见献城投降，然后铁骑横扫西夏全境，彻底灭亡了西夏。西夏典籍横遭劫灭，百不存一。后来，元人托克托主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唯独未为西夏编修专史。
西夏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从公元881年党项族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权雄踞一方算起，到1227年灭亡，历时347年，比北宋和南宋合起来还多27年，这样年代久远的王朝，在集国史之大成的《二十四史》中，惟独没有一笔之记载。后来西方国家的一些文化强盗，又披着“探险”、“考察”的外衣，对幸存下来的西夏文献资料大肆掠夺，使这些珍贵的文物“殄灭无遗”。就这样，称雄一时的西夏王朝，便在历史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到了明、清时，人们对西夏已十分陌生。就连 “赫赫有名”的西夏国书，此时也几乎成了一种“死亡文字”。这就是西夏成为“谜一样的王国”的主要原因。
从唐末、五代之后内迁的党项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除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西夏国外，其余的党项人还分属于辽、宋、金等王朝管辖。西夏既亡，元朝统一全国，西夏党项贵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元代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元太宗窝阔台时党项贵族斡扎箦任中兴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时其子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肃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职的党项官员察罕孙亦力撒合、余阙等人，常“奉使河西”，视察民情。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如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党项上层人物还进入元朝皇室，并卷入了元王朝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元武宗选唐兀氏为妃，生文宗图贴睦耳，死后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乞台普济，一家祖、父、子均于太祖、世祖至武宗时“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权力显赫一时。元顺帝时，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妥?滋?睦耳时每日于内廷和中书聚议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
党项人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亡后，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均成为蒙古军征兵的来源。世祖时，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元代一批杰出的党项族出身的将领，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在对金、宋的作战担任统帅或指挥官，在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的党项上层分子参予了元朝平定内乱，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与反元大起义，最后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
党项人积极参予了元代的经济建设。任职元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战乱之后，元朝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开辟水田，“民之归者四、五万户，悉授田种，颁农具”。1271 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给当地羌、浑等各民族8000余人“牛具，使力田为农”。党项人还在河西地区、淮西、云南、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辽东等地主持屯田。党项工匠在元代备受重用。
党项人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党项族上层屡次向元朝皇帝建议保护儒士，提倡以儒术治国。元朝实行科举取士后，党项人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元统癸酉进士录》记载，1333年（元元统元年）一科，党项人进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党项人余阙中本科殿试一甲一名（状元）。余阙诗文俱佳，曾参予编修宋、辽、金三史。有《青阳先生文集》等著作传世。参予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并著文集的还有孟?P、贺庸，王翰、张雄飞、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经，称《河西字大藏经》，说明党项人在元代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元一代，当被灭国的西夏党项人在为元朝统治者殚心竭智地奉献才能的同时，也为党项族自身在历史上的消失创造条件。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