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他和张国焘，并不向我们学习和后来宣传的那样“分得开”四方面军最高层就三个人，张陈徐，现在的宣传是张一手遮天，陈助纣为虐，徐忍辱负重，徐帅连老婆被人杀了都不敢吱声。不过呢，事实恐怕不完全是公开宣传的这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能够一手遮天，不完全是靠杀人立威，他本人的政治手腕和眼光也是有相当水平的，不然的话四方面军也不会在鄂豫皖失败后还能到川陕打出那一大片的地盘，发展出近十万红军。同样，徐帅在当时对张国焘应该也不只是服从，而且是服气和合作的，是把他当作领袖的。因此不能把他当时的行为都解释为单纯服从命令，应该有主动配合呼应张的成分。这本来也是正常和无可厚非的。
后来，为了方便团结四方面军大多数，就把责任都归到张头上，后来又加上陈昌浩，而徐帅做为四方面军领导层的核心和象征，有意无意的被“摘”出来了，时间一长，徐帅在当时的想法和某些做法就成为了他自己心里的心结。心结的外在表现就是现在看到的那样了
还有王树声的MM，也是到延安才知道的。
周纯全、曾传六等人，在四方面军里也是很没人缘滴！
毛在延安，可是没对介当间的任何一位，开过杀戒的哈！
昏愦神蒙了，又或者是在同一个时段，在一些事上中规中矩，符合毛思想，在另一些事上瞎指挥胡搅蛮干，背离毛思想了。
难道老毛是平行并存的两个人？
一脑袋屎！
他的肉体是AVATAR（阿凡达，就是化身、下凡的意思），为一群穿越众所共同使用，用分时上机的办法共用之。本周是赵钱孙李，下周是周吴郑王，他们意见不能完全统一，具体策略上经常相互争执；所以老毛经常前言不搭后语，性格乖戾难以捉摸，决策的时候有时神明英武有时昏愦神蒙，出现了类似围棋两人轮流执黑对两人轮流执白，或者罗马军团的那种值日统帅制度所造成的后一天取消前一天的行动的状况。
为啥老毛文章写得好，诗词不似凡人作品？跟井底望天一样背后是一个创作班子，而且还是穿越众组成的，估计直接把两百年中文优秀诗词全部拿来主义了。
为啥老毛生前带头签了火葬倡议书坚决反对保留遗体，去世的的时候遗体却被留下来供奉在纪念堂呢？穿越众完成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任务，自然不希望保留可能被本时空的人发现的证据；而华国锋同志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觉察到了这个秘密，并通过对主席遗体大脑部分的医学分析确定之，震惊之余他回想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明白了为啥主席总是能够见人所未见，为人之所不能为，内牛满面之余毅然决定推翻火葬倡议书而营造纪念堂，以便永远把主席的AVATAR供奉起来。最后，由于痛感本时空的人无法超越穿越众的智慧，华国锋同志隆重推出了“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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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说是英雄，是和中国历史其他任何一个时代中的英雄相比，当然比起他们同时代的毛周等人，还是有差距滴。
说起徐帅，中央本来已经替他摘清楚了。可能他自己心里有数，在西路军问题上，张陈确实是替他背了一点黑锅的。所以到晚年，千方百计的想把黑锅洗白～～
这等国家机密都被你知道了
当年重提西路军的往事是李主席起的头，在当年西路军的领导层中大约只有李是可以毫无愧色的。徐帅自己不见得还想再说起这个。尽管双石一再指证，想把此事搞成一团浆糊归到朱秘书身上，最终的文字还是李主席在把关，我觉得李主席就算事先没有看到那些电报，事后也肯定有所了解。还有陈会计，在核心领导层那么多年，难道对西路军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在那份存档上的题字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件事就要用八十年代初与毛做切割的氛围去理解，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80年，朱大秘去查了3个月的档案文献，然后写了这篇东东。
很难说朱大秘没跟晋帅跟前忽悠呀！
然后陈云掺和了进来，陈是唯一健在的当年中共中央决策层的人物，按理说话应该很有份量。但他当时在苏联，对指挥决策过程并不清楚，这个时候来当好人，当得有点轻率。还有，他的话很也不准确，比如他曾看见过给西路军的“二百门炮”（介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是真滴，也与指挥决策过程无关，只能证明共产国际确有援助计划，而已。
然后就是晋帅一系列谈话。
然后才是李主席的文章和那个说明！
介个时候，陈恐怕也有点胆怯了，所以当时的批示是存档。
邓乐得当个糊涂公，于是就批示同意存档。
然后……
（1981年11月～1983年1月）
㈠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㈡1982年2月27日下午， 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㈢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陈云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几次谈话（1981年11月～198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26～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双石:【整理】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
双石:李未必真明白，朱玉为他的说明提供的52份电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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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
1977年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注：指以徐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的确是我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这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和先念见过面，谈过这件事。他也说是中央决定过河的，不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的。因为我们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方面军总部找了李先念，要三十军先头过河。后来三十过河了，九军过河了，总指挥部过河了。敌人赶上来了，四军、三十一军没有过成。
我看过去说张国焘擅自命令西路军过河，西路军过河是违背中央命令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今天要实事求是，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搞清楚它。1977年的文章中那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文章再版，就要修改，或者现在就要写说明，因为那样说法不对。不能把要求当成事实，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西路军过河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
关于西路军过河的问题，在延安时高岗问过我，我对他讲过这个问题：西路军过黄河以后，如果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马步青是怕我们的，我们有准备。以后青海的马步芳追上来后，跟我们打起来了。在永昌地方打敌人，时间打得太久。那地方北面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狭道，好象（像）弄堂。在那里搞根据地，一是吃饭问题不好解决，二是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隔阂，人也少。况且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他要吃掉你，搞久了，不行，无法建直根据地。
在延安时，高岗问我：你对西路军怎么看法？我回答说：西路军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一带搞根据地（那是中央指示搞的），过黄河，我们就往西走，打嘉峪关，把安西、玉门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靠近苏联，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陈云同志他们从苏联搞了武器。如果补充了大炮、机关枪，马家军再多一倍也不够我们打。过去我是这样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看法。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研究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过黄河后，轻视马家骑兵，这是我们的错误。西安事变后，毛主席打电报给我们，问是否可以回来。我们也往东打过，但路被敌人堵了，没能回来。如果那时过了黄河不打一条山，不搞根据地，一直往西走，西路军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你们提问题来，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些情况。过去那篇文章有些地方是不对的，要更正。
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的就是这些。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过去的框框都没有了，思想都解放了，要用新眼光来看旧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反映当时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有价值，把材料整理出来，对党史是宝贵的贡献。
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
还有西路军的问题。这牵涉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越》一书中对张国焘退却逃跑有些批评的看法，毛主席说，西路军失败说明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到底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有什么关系？
徐：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西路军有个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陈昌浩，副主席是我。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上的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我在延安对高岗说过，我们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山丹、永昌建立根据地，一直往西走，和苏联联系上，有吃有穿，不挨冻受饿，弹药又可以得到补充，我们是可以打败马家军的。这就是西路军的问题。
过去说西路军过黄河是张国焘退却逃跑。西路军到底执行了谁的命令？据我看，过黄河不是张国焘的问题，是中央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下的命令，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该中央负责．还是张国焘负责？可以查一查当时的材料。
张国焘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最后成了叛徒。但是，不要因为他是叛徒、坏蛋，就认为他一切都错了。我对张国焘一生也不太了解，他在二七罢工运动中，在大革命时期的行为我不了解。我以前还不是党员，在武汉时期我是新党员，一般党员。
……
缪楚黄：西安事变以后，西路军是否有两种发展方向？或是向东发展，或是继续向西发展；后来怎么又决定向西发展？
徐：毛主席给我们打电报说，你们如果有困难，是否可以过河来。
那已经是西安事变以后了。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准备过河东。宁夏战役计划并不是四方面军过黄河后才定下的，而是事先定的，我们红四方面军过河，是中央原来就有宁夏战役计划。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我在会上列举了六、七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好处：如西进可以拿到武器，可以打通国际路线；西进对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也是鼓励。我们占领山丹、永昌时，九军遇上马家军，在古浪打了一仗。马家军比我们少，损失很大，我们伤亡也很大。这时我和陈昌浩发生争执，我说现在形势是我们处于守势，处境不利。陈昌浩却轻视马家军，说什么完全击败了敌人。他看不到敌人有后方、有补充，而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我和陈昌浩的辩论没有什么结果。反正我讲我的理由，他讲他的理由，我们争论了很久。我是从来不想和他公开争论的，这次实在忍耐不住了，而且这时他也没有张国焘作后台了。
缪：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有没有给西路军发过电报？
徐：没有，我的印象没有。那时西路军收的都是军委的电报。可能有个别他和别人共同签署的电报，因为他是总政委。
廖：好像有一次西路军想回来。
徐：是这样。在永昌时我们想回来。想叫于学忠接应我们。为什么以后没有回来呢？因为马家军又追上来了。他们超过我们，到了山丹。这时我们前面的一位指挥员回来说，马家军见我们想回去，很快地就调兵来阻止我们。把凉州、永昌之间的空隙堵了。我们已失去返回河东的机会，只好又继续西进。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我们一夜只能走六七十里或七八十里，敌人是骑兵，走得快。中央有指示，命令我们在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曾批评我们信心不足。中央是这么批评的。其实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行，北面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弄堂，地方很小，回旋余地很小。建立根据地不是说一去群众就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把敌人打垮，要不断取得胜利。群众才能起束。耍几起几落，群众真正想通了，才真正起来，根据地才能真正巩固起来，这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建立根据地不行；如派部队出去，派少量的部队不行，敌人要吃掉你；派游击队、筹粮队出去，又出不去；大部队整个出去，那等于整个搬家，准备打到底；打到马家军占领的地方又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是只好西进。
廖：徐帅刚才讲了三个问题．我们准备把录音整理好，请徐帅审定，我们将作为党史资料保留下来。
郭：不供发表。
廖：我们只作为党史资料，供领导参考。
徐：对。我只是给你们提供资料，提供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
（录自《新华文摘》1993年第3期）
——《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节录）（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33～第24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双石:李未必真明白，朱玉为他的说明提供的52份电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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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人民日报》1977年9月19日第1版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无限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毛主席亲手缔造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创建我军的艰辛历程中，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毛主席建军路线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主席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我军能够永不改变人民军队性质，不断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今天，我们缅怀毛主席的光辉业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更深刻地认识到：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人民军队，就应该存在，毛主席规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就必须永远坚持。作为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老兵”们，应该成为忠实地捍卫和执行这个原则的模范。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我们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同张国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回顾这段历史，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非常有教益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继续长征，艰苦奋战，胜利地进入四川西部。六月中旬，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地区。毛主席亲切接见了第四方面军指挥员。当时，毛主席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向我们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明确地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告诉我们，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毛主席的话，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红军继续前进的道路。
懋功会师时，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昂。敌人方面，却是另一种情况：尾追我一方面军的敌军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堵截我的敌军尚未在北面全部集结，四川军阀屡遭重创，川陕甘地区敌方派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就为我们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是英明的战略决策。
但是，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
张国焘对敌斗争消极，向党争兵权却十分猖狂。他认为，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而他自己却枪多势众。他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向党闹独立性，妄图统帅全军，用枪杆子来指挥党。早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张国焘就擅自成立所谓“西北特委”，内设政治局，俨如中央组织。接着，他又宣布成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划归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并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文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狂妄地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同志当即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必要的批评。会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一返回营地，又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他在军内散布谣言，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张国焘还策动他的积极支持者要挟中央，提出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为重的精神，继续耐心地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北上。
由于张国焘从中作梗，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时，敌情已发生重大变化，各路敌军步步向我进逼。中央不得不把原定的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这就给北上进军增加了严重的困难。
党中央决定，北上的部队分作左、右两路。右路军由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和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胜利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也到达阿坝地区。但是，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了。他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重弹“西进”的老调，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又提出一个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中央再三指出：目前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难。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周副主席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这种危害中央的罪恶行为，受到四方面军中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和严正斥责：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北上到巴西附近的俄界地区以后，于九月十二日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作出正式决定，并将决定发给中央委员。决定指出，张国焘向我国西南边陲地区退却的主张，是一种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不注意红军中的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决定还指出，中央对张国焘进行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张国焘不但完全拒绝，而且组织反党小团体，公开反抗中央。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张国焘利令智昏，竟然召开同党中央直接对抗的“阿坝会议”，诬蔑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什么“右倾逃跑”，并欺骗和强迫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十月五日，张国焘公开打出了反党旗帜，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政府和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广大革命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党中央。但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对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对四方面军内拥护毛主席、坚持北上的革命同志，实行“纪律制裁”，无情打击。
党中央、毛主席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展开了严肃的斗争。一方面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反党的非法组织，一方面向全党公布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让广大党员了解真相，明辨是非，积极参加这场斗争。
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目睹张国焘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心急如焚，义愤填膺。部队南下后，处处碰壁，兵员损失过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大家越来越信服党中央、毛主席的预见：南下是绝路。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率领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由鄂豫皖根据地北上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军威大振，陕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些事实，进一步教育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他们要求回师北上，同中央会合的呼声与日俱增。张国焘迫于形势，摘下他的伪中央牌子，但他的反党活动并未就此停止。
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妄图拉拢二方面军反对中央，遭到坚决拒绝。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再三督促下，在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持下，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省的会宁地区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大会师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新的任务：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在西（安）兰（州）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地区，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大发展。
可是，张国焘不顾大局，仍然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到西部地区占块地盘，称王称霸。一九三六年冬，他采取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第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由于敌军堵截，有两个军未能过河。渡过河的三个军，组成了西路军。西路军在狭长的河西走廊，受到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堵追截。他们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但由于远离中央，孤军深入，既无革命根据地依托，又无兵员补给，困难很大，终于遭受失败。原有两万多人的西路军，苦战四个月，只剩下八百多人进入新疆，另外一部分人陆续回到陕北。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退却路线、军阀主义，都是同我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作风水火不相容的。坚持不改，必然与党对立，走向反党道路。张国焘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员。
张国焘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时，就大搞军阀主义，反对党对红军的领导。他把红军当做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立军为私，妄图用枪指挥党。他以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以“书记最后决定”否定集体领导，以惩办主义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以恐吓手段维持军纪。他以“肃反”为名排斥异己，杀害大批革命干部，大树个人威信，造成一个“张国焘个人的系统”。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进入川陕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军阀主义统治，加剧了反党活动。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先丢掉鄂豫皖根据地，又丢掉川陕根据地，最后把西路军推到绝境。由于张国焘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致使革命的正义一时难以伸张。不少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遭到了张国焘的无辜迫害。张国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十分痛心和愤慨！
在同张国焘进行严重的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党中央给全党树立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毛主席始终把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及个别帮凶同广大干部、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四方面军从南下途中回到陕甘根据地时，毛主席伸出温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西路军部分指战员返回陕北时，毛主席又亲切地慰问归来的同志，说：你们回来就好，只要母鸡在，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西路军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大刀、矛子，就和敌人肉搏拚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不要丢掉。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革命斗争总是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同张国焘的这场严重斗争中，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总结了经验，绝大多数坚定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他们在后来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同全党全军同志一起，兢兢业业，团结奋战，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毛主席对于张国焘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他自绝于党之前，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竟在一九三八年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可耻的叛徒和特务。张国焘这个妄图用枪指挥党的野心家，终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回顾这段艰险曲折的征程，我们心中怎能不涌起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我们党同张国焘的这场严重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坚持还是反对党指挥枪这个原则问题上，斗争并没有止息。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总是把手伸向军队，妄图把军队变成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工具。为此，他们炮制了种种谬论。高岗的“军党论”，彭德怀的“一长制”，林彪的“军队中心论”，“四人帮”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虽然花样翻新，但都是反对和破坏党指挥枪的原则。
林彪全盘继承了张国焘的衣钵，叫嚷我军要由他“直接指挥”，由他“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妄图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的领导权。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实用主义、形式主义，极力贩卖“天才论”、“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货色，“大树特树”他的“绝对权威”，为篡军篡党制造反革命舆论。他疯狂破坏团结，制造分裂。他竭力推行“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以是否忠于他个人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对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干部和群众，则进行排斥、打击，甚至捏造罪名，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他还在军内组织大小“舰队”，阴谋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王张江姚“四人帮”和林彪是一丘之貉，是林彪的同党。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四人帮”力图插手军队，夺取军队的领导权。江青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却狂妄叫嚣“要管军队”。她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送材料、发指示，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擅自发号施令和处理重大问题。“四人帮”篡夺军权的阴谋遭到抵制，未能得逞，又叫嚷“军队最危险”、“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整一整军队”。他们提出“揪军内资产阶级”、“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反动口号，煽动造各级党委甚至造中央军委的反，要把各级党委搞乱，打倒一大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以便乱中夺权。“四人帮”妄图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改造”和“重建”民兵，篡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阴谋建立“第二武装”，以取代解放军。“四人帮”在覆灭之前，还垂死挣扎，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的军队，绝对忠实于党指挥枪的原则。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尽管他们猖獗一时，却一个也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坚决维护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揭发批判他们反党乱军的罪行。当前，全军正在清查“四人帮”在军队中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而奋斗。这将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们党同张国焘、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斗争历史，充分证明了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领导一切的。党必须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顺利地完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军队也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打败一切强大的敌人；才能避免军阀主义，防止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党指挥枪的一系列指示，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首要的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主席说：“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我党我军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真理。我们决不可以象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这是很危险的。当然，要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就难以看穿张国焘、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就会在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迷失方向，上当受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路线是非的能力，同一切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使一切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坚决执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毛主席明确指出：“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然后军政首长分工协作，负责执行。要反对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搞“一言堂”，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或任意改变党委集体决定的错误倾向。要反对把党委集体讨论当作走过场。要反对把党委撇在一边，另搞“小党委”。特别是对于那些未经党组织委托，私自插手军队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和抵制。只有坚持党委集体领导，才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经验，保证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少出错误；保证党委齐心协力，团结一致；防止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利用职权，专断独裁，篡军反党。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毛主席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对于军队来说，严格的纪律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纪律，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保证，是统一行动的准则，是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严格的纪律，党就无法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法率领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影响下，有的人对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有的人认为对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可以讨价还价，不必坚决执行；还有的人强词夺理，自行其是，动不动就借口“抵制错误的领导”而不服从领导。这些都是错误的。军队怎能这样呢？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执行严格的纪律，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对于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行为，更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具有强制性。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必须实行纪律制裁，决不能姑息。否则，就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毛主席一贯重视党的统一和团结，认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军队垒山头，搞宗派，闹分裂，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建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我们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不能无限上纲，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团结胜利的路线。只有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坚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特别要注意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毛主席说：“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我们一定要反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行为。“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许人说真话，谁说真话就整谁，严重破坏了我们党的好作风好传统。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永远对党忠诚老实。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不背后议论，不搞小组织活动。对于两面派，我们要提高警惕，善于听其言而观其行，及时戳穿他们的假面具，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绝不让枪杆子落入他们手中。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遗产。我们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团结战斗，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双石:【整理】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
双石:李未必真明白，朱玉为他的说明提供的52份电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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