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文革中学生人数统计表看“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谎 -- 天棒

杜威把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信条推广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形成一系列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毛泽东在接受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思潮时，不仅接受了其中的哲学理论，而且接受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模式。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这些他从北京接触和感受到的纷繁复杂的新思潮，毛泽东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湖南做过推广和试验。其中涉及面既深且广的，莫过于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教育理念和民治主义政治观念。

　　1919年春天从北京返回湖南后，毛泽东在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和创办《湘江评论》的繁忙日子里，一直酝酿着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并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也作为推行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第一步尝试。这年12月1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布了其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

　　在《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再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新村"的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驱张运动"所打断。这年年底，毛泽东为组织"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再次与胡适探讨了如何在中国实践和推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问题。当时胡适建议他回湖南创立一所自修大学。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自修大学"几个字后，毛泽东还特别注明"这一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毛泽东设想，这样一所自修大学应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要求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并将新家庭、新学校及附近的新社会连成一体。显然，这种自修大学的模式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试验过的"杜威学校"如出一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推行美国思潮的又一次尝试。

"新村"也好，"自修大学"也好，其实都是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和推广。杜威和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救国论，提倡平民主义方针和工具主义理念，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理想，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在当时，毛泽东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充满浓厚兴趣。1919年9月1日，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就曾经把"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列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正是在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方针和工具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曾热情投入教育改革的实践，把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手段。他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

　　1919年5月，杜威在上海讲演时，曾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阐述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事业必须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成社会的每个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便利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9月在杭州、南京，他又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再次发表演说，指出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而中国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受教育者大多为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而且重男轻女，像这样的教育该叫做阶级教育。

　　毛泽东对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方针深表赞同。他认为，平民主义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其首要之义，就是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必须普及，特别需要普及到生活贫苦的平民中去，"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的学问"。同时，贯彻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还必须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和少数人对学术的垄断。"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

　　杜威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实际生活，为解决实际生活提供知识工具和能力预备。他反对学生只学些空洞的知识，强调重要的是要把知识变成能力，只有具备动手操作的能力，才能活用知识，为社会生活服务。对他的这种工具主义教育思想，毛泽东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国旧教育的根本弊病之一就是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只学些无用的知识，于社会生活毫无益处。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根据杜威的上述思想，详细地设计了新学校学生的教育、生活、工作等，主张实行工读主义，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他介绍美国的经验说："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他提出，要使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就必须克服旧教育"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多鹜都市而不乐农村"的弊端。他主张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中去，既有利于克服学生自己的毛病，又有利于推动农村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与社会实际生活联成一气，使学校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些思想和主张中的许多因素，毛泽东不仅始终保持，而且终身践行。

毛泽东的教育奇谋：20世纪下半叶中印教育对比

2005-06-09 08: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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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有关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中外都有许多不同的论述，大体来说，70至90年

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港、台），对文革都抱全面否定态度。他们的著作多针

对文革的过程及斗争的残酷。而外国著作则对毛晚年政绩及文革有褒有贬，并非

一面倒的批评，著作多论及当时政治权力转变过程及后果。究其原因，相信因为

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文革及毛晚年各项政策的受害人，文革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

是横祸一埸，基于自身及家人、朋友等不幸遭遇，难对毛晚年政绩作全面客观分

析。但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在毛

晚年，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

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亦有研

究认为“小学生为文革时期的唯一受益人”。毛泽东不但大增基础教育，还取消

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

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

。

　　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其实在任

何社会要实现全面工业化、现代化都必须有普及教育为基础。

　　比较中国及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均超过十亿)，在二十世纪下半

叶的社会发展。发现中国及印度这两个在上世纪中叶差不多同时间相继独立及解

放，脱离半殖民地枷锁的文明古国，起点相近，均只有20%识字率，都是人口众多

农业国家，亦有一定天然资源，80年代前都实行计划经济，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内开始经济自由化，又同样有一大批居于海外、拥有资金技术的侨民。但现在印

度成人文盲率比中国高近3倍，人均收入比中国低30% (印度在1990年代前的200年

,人均GDP其实都比中国高)，平均寿命比中国低7岁，婴儿、小孩死亡率比中国高2

倍。社会现况、前景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而普遍认同制约印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便是文盲问题及种姓制度（此制度亦和文盲问题有关）。

　　普鲁士1825年开展普及教育，1850年代工业发展开始起飞；日本1872年开始

普及教育，191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产值。他们因而均后发先至，追上英美。由此

看来，中国经济及社会近年能有较快发展是和毛晚年推行的普及教育政策有重大

关系的。

　　人们论述毛晚年政绩，只侧重文革带来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灾难及破坏，而避

开不谈对当时占当时全国八成人口的农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其实有欠全面公

正。亦防碍当代中国人正确理解在未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及

挑战。

　　中国现代化需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文化，资金。过程无可避免造成一部分人

口先进入工业社会或甚至后工业社会。这是现今中国部分地区，城市的现象。但

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繁荣高度发展的时候，容易忘却落后地区的问题，为国家长

远安定发展埋下危机的种子。美国最穷州份阿肯色州的人均GDP为全国人均GDP的

48%，但中国最穷省份的人均收入低于少数发达地区GDP的四分之一，而使人更担

心的是不同地区增长速率的差异近年在扩张。重新探讨毛泽东晚年坚持大部分人

认为过激的平均主义政策的背后动机，可避免中国再出现在解放前因不同地域、

阶级发展水平差异不断扩大、利益来源不同而引发的动荡。亦有助中国人探究如

何构筑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人口、地理特征的现代化社会。

　　“教育”一词听来不带一点攻击性，但其实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政治议题，

因为教育政策对内涉及哪些人能获取重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成为社会上层分子

，进入权力机构；对外则涉及整体国力，是一个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儒家虽然标榜“有教无类”，但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最接近商品经

济社会的宋朝，识字率也只有30%，这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水平，此后便一直滑落至

清末的20%。其实在农业社会，统治阶层为自身利益着想，并不希望实施全民教育

。英国十九世纪中叶，地主们就大力反对实施普及教育。但因当时英国这贸易王

国在贸易、出口工业都获利甚丰，地主们便无法抵抗工业家及贸易商(亦是基于自

身阶级利益)实施普及教育的要求。而各后进国家都无一例外，大力推行普及教育

，提升国力，以追上英美。

　　英国教育学家卡扎米西斯在研究了教育的传统及变革后指出：所有社会在民

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这亦体现在新中国成立

前后的历史上。

　　新中国成立后小学入学率便由民国时期的23%，大升至1952年的49.2%，在大

跃进开始时更在毛泽东大力鼓吹“开门办学”及办学权力下放下，由1957年的

61.7%大增至1958年的80.3%。后来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教育政

策亦随之改变。小学入学率便跌至1962年的56.1%。在文革前，随着毛泽东重新掌

权，1964年小学入学率便提升至71.1%，1976年则达96%。(表一)历史资料亦显示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对当时教育体制提出很大批评，认为缺乏实践，学校又被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亦不满大跃进后国家发展侧重城市，忽视农村。所以文

革期间毛便推动城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业政策侧重内陆（大三线），提

高农村医疗水平（赤脚医生）。取消专科中学，大力提升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

中入学率达80%至90%，及到后来，甚至大学停招四年，至1970年才重新招生，招

生又只招“工农兵”等激进政策。

　　许多人批评毛破坏教育，大学教育成文革“重灾区”，其实中国当时大学生

人数并不多，1965年在校大学生为67.9万(表二)，大大低于现今的约一千万。而

文革十年期间，因毛的政策，一共只招收了约一百万大学生。以当时中国极需人

才发展国家的情况看来，毛的政策确实拖慢了当时中国发展，有人归因于毛对知

识分子的讨厌。但这又难以解释毛为何大力发展小学及中学普及教育。

　　比较印度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印度独立后把大量教育资源投放至高等教育

，1965年高校生为中国2倍多(表二)(若考虑两国人口比例，则近4倍)，毛在文革

期间把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精英下放农村，大学停办后再招收一些都是当时

水平较差的工农兵，文革十年导致混乱倒退。照道理印度社会发展不应比中国差

，但现况、前景都显示中国比印度好许多，原因何在？

　　众多研究表明，关键就是因为印度独立后把大量教育资源投放在高等教育，

而忽视基础教育、扫盲等。表三显示印度在50、60、70年代小学入学率都远低于

中国。而中国更是在60及70年代小学入学率大大抛离印度。

　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无可能全面现代化。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到底印度统治

阶层为何会采取一个重高等，轻基础的教育政策？原因就在于在于印度独立是透

过英国和平把政权转移到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而该阶层在独立前和独立后是大致

完整无变的。带领印度独立的尼克鲁及甘地均为在英国受训律师，其领导的国大

党亦主要由当时曾受英国教育的少数(即上层社会)所组成。印度独立后主政40多

年的国大党代表的，其实是印度独立前已存在的本土精英份子的利益。相反，新

中国成立是透过流血革命，旧精英统治阶层被打倒，因而新统治阶层便可顺利推

行新的国家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印度则无可能推行不利于旧（即新）统治阶层

的教育政策，所以教育开支侧重大学（因原统治阶层的子女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

受良好中、小学教育，加重大学教育投资、忽视基础教育，大大有利原统治阶层

维持权力基础）。

　　因为以上原因，印度的半封建奴隶种姓制度，便得以保存至今天。这样维护

了印度精英阶层的利益，却以印度无法完全演变为市场经济现代化国家为代价。

而印度亦实际维持半封建的统治色彩，政治权利、总理职务在独立后至重要盟友

苏联解体前，便大多时间掌握在尼克鲁家族手中(甘地夫人为尼克鲁女儿，其子拉

吉夫亦在甘地夫人去世后当总理)。

　　西方传媒常称赞印度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但忘记对印度的近半文盲来说

，他们始终是被欺压的对象。无法掌握知识，根本难以提升自身的经济、健康及

社会地位。只能依靠电视、收音机获取资讯，所以印度政客许多都是前电影明星

。文盲们实质沦为上层阶级随意操控的工具。这种缺乏“民权”基础的民主，徒

具形式。

　　其实，任何社会统治阶层，官僚们都或多或少有为自身阶层谋取“私利”(极

重要地包括子女教育)的倾向。除非统治阶层利益面临重大挑战，一般都不愿放弃

。而印度亦是80年代中面对重要盟友苏联国策重大转变，才开始认真加大基础教

育投资。

　　毛泽东当年要透过文革打倒当权派的其中主要原因，亦是要对付官僚系统维

持自身阶层私利的“惯性”。而部分成功西方国家，则采取定期更换政治领导的

方法，确保官僚系统不断受不同政治领导的督促、监控。

　　历史资料显示，大跃进后中国官僚系统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策略。1962年小学

入学率大幅降低至56.1%(在校生7157万)，而普通高中招生更只有43万人，占同龄

人口约2%(表四)，而大学生占全部在校生比重却从1951年的0.3%大升至1961及

1962年的1.1%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p101)。当时大学生都是解放前入读

小学，自然绝大部分来自解放前的上层(识字的20%)家庭。在国家仍文盲充斥时扩

张大学教育，不先完成普及基础教育，并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策略,似乎显示当时官

僚阶层(他们主要住在城市)确是开始显示上述“惯性”。有意或无意地，为自身

所属阶级谋取私利。为所属阶级子女谋取最佳教育机会，以持续自身阶层在上层

社会的地位。

　　有些作者认为当时低小学入学率，极少人能入读高中的教育政策符合当时国

力。但基础小学教育、扫盲根本无需太大经费。新中国成立前对一般人民来说，

读书识字花费巨大是因为识字率只有20%，老师自然值钱，若识字率提高，小学老

师供应充足，基础教育无理由再是花费巨大的项目。

　　十九世纪初期普鲁士、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实施全民教育并非基于任何工业

社会基础。很明显，是先有全民教育，才有工业社会国力，决非先有国力，才有

全民教育。基础教育发展关键其实只在于政治领导推行政策的决心和能力，而非

经济实力。毛泽东当时就有这样的决心及能力。

　　但实施全民教育，是否就要打倒当时的当权派及整个官僚系统？这实在是不

容易简单回答。但从毛大跃进后退居二线，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看来，普及教育

政策确在当时遇到很大抵制。而教育改革亦真的是近年众多西方国家的尖锐内政

问题。原因是涉及太多不同利益集团，又和每个人的长远利益有切身关系。而历

史显示，许多重要的“民权”及“教育权利”都是在统治阶层面对重大挑战时才

爭取得到的。例如：1806年普鲁士对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为追上英法工业革命进

程，1807年便改革农奴制，1825年开始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1842年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割让香港，十年后美国“贝利将军”以战舰威逼

日本开放通商。日本统治阶层眼见从前学习榜样中国没法抵抗列强，为求自保便

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1872年取消旧的等级身份制，实行士农工商平等，并开

始推行四年制初小义务教育。

　　1918年，美国妇女终于争取到早在百多年前独立时宪法已列明的选举权，而

背景则是一次大战中美国需要妇女积极参加工厂工作，支援战争后勤。

　　1986年印度面对最大盟友苏联国策重大转变，出口市场不保，统治精英阶层

生存面临危机，开始尝试努力加强全民教育。

　　毛泽东大增基础、中学教育，但又为何要破坏当时的大学教育？大学停招四

年，然后办大学侧重内陆，全国文革十年又只招收约一百万的“工农兵”子弟，

其学业水准平均比停办前的学生差许多，这到底意义何在？动员一千六百万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办一些和高技术、工业化生产毫不相干的事情，白白浪费这

些精英的十年。在中国急需高等人才建设国家的时候，毛这样做是否老昏了？

　　作者推测毛是希望达成以下目的：

　　1.文革高潮1966、67年，为新中国成立第17、18年，那时的大学生都是在刚

解放前出生的。以1963年普通高中入学率只有2%，1952-1955年小学入学率不超过

55%看来，可相信大部分大学生的父母都是在民国期间中上层社会的一群(那时只

有20%识字率)，或是解放后官僚系统、统治阶层的中坚分子。其实这两阶层在当

时存在一定的重叠性。解放时只有很少人能中学毕业，1931年总共只有一万，

1936年全国只有54万中学生。解放前数年，毛泽东及其同僚统治能影响的地区仍

只占中国极少人口。新中国成立后大大提升小学入学率至49%的1952年，低下层才

开始获得接受教育机会。但在1967年他们才20岁，根本无可能进入官僚系统，枉

论成为统治阶层精英。

　透过上山下乡，令那些来自上层家庭社会的知识分子接触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

农民，了解中国实情，实质转变这些出身上层家庭年青人的出身背景；当时上山

下乡的知青、老三届刚从中学毕业，文革十年正值他们的结婚年龄。而据“中国

知青史”研究，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婚姻。这样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城市

知识分子与当时农村社会低下层的阶级阻隔。增加了低下层向上移动的阶层流动

性。

　　2.大学停招四年，可以说是透过残酷地剥夺或延迟了当时上层社会、知识分

子阶层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令他们将来难以或延迟了进入官僚体系。1970

年再招生，是确保当时进大学的都是解放后出生，而1958年后入读小学(即入学率

由1957年61.7%大升至80.3%后)的学生，再加上收生成份主要考虑工农兵，便确保

大学生大量来自普通人民群众。68、69年后，即64年大增小学入学率至80%后的4

年，更大增普通初、高中学额。在此数项措施影响下，大学生便完全扭转文革前

来自上层家庭的倾向。

　　由于任何国家的统治官僚阶层其实来源自大学毕业生，文革十年只招一百万

来自工农兵中下家庭的学生，便使在毛去世后，招收、提拔年青干部的过程中，

低下阶层农村子弟能与上层知识分子、城市人口在较接近的基础上竞争。

　　十年知识分子断层，在另一方面看，是五十年权力大转换。虽然这十年内入

学的大学生专业水平平均较低，但出身背景较接近基层群众，确保占中国80%的农

村人口利益将来不被严重忽视。纵使邓小平复出,全面掌权后于1978年恢复以考试

收取大学生，放弃毛晚年主要讲求阶级成份、政治思想。但因当时招收的大学生

都是1960年后出生，在毛晚年大力推动普及基础教育下长大的一代，而文革的当

权派在邓小平复出后被打倒，文革期产生了特权分子阶层(农村干部)子女，都无

法再以特权入读大学。所以中国过去数千年间官僚精英绝大部分来自上层社会(识

字的20%及其后代)的倾向便被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近年“太子党”问题只出现在商界。前高干子弟极少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九

十年代，十四大时人们担心的“高干子弟”大量进入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中共中

央委员会亦未出现。中国领导层十六大后变得“平民化”，重要领导人均有平民

经历背景。许多在文革期间都在较穷省份或从事基层工作。在政策上便反映出关

注基层市民、农民的倾向。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大部分曾任候补委员。比较第十

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发现中央委员内女性占2.5%，但候补委员

内却大幅增加5.6倍，至14%。少数民族亦提高近2倍，候补委员内均有曾上山下乡

或出身基层的背景。亦显示未来领导层仍不会忽视农民、社会低下层及弱势群体

的利益。

　　以上一切其实都因为三十年前毛泽东急剧推行普及教育政策，并打断了当时

上层社会垄断高等教育的趋势。

　　毛其实是透过翻天复地改革当时教育体制，全力发展普及基础教育，破坏当

时的专业大学教育，(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1963年前普通教育开

支约占教育总开支45%，1963年后大幅提升至1969年的95.4%。1976年毛去世时为

67.1%)。为推行现代化所必先实施的全民普及教育铺平道路，并以当时国家发展

，中国罕有的知识分子(亦即当时的上层阶级)的幸福及前途为代价，完全扭转中

国长远的权力天平，避免中国走“印度之路”。

　　虽然华国锋是毛指定接班人，但邓小平的确是毛心目中的重要继承人。华国

锋是在毛去世前九个月才被推上中央最高权力核心，之前只担任副总理、公安部

长，毛未给华国锋在重大的外交、内政或军事方面长时间锻炼的机会。反之，坚

持反对毛极左路线的邓小平是在毛首肯下于去世前三年复出，复出后又参与重要

的外交及内政最高决策，代周恩来处理日常政务，并担任副军委主席、总参谋长

这些极重要的军队职务。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内军方代表数目急剧增多，依

靠军队支持(或不反对)而发动文革的毛有句名言“枪杆子，出政权”，似乎毛为

准备把权力移交给邓小平做的工作比对为华国锋准备做得多许多。

　　邓小平1978年全面掌权后，虽然在内政上几乎完全改变毛晚年的极左路线，

但在普及小学教育上未作改变，小学入学率只从1976年的96%微降至1980年的93%(

原因可能是实施农业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部分人让子女种地而不上

学所致)。1978年改革开放后，普通初中及高中招生数虽然大幅度从1977年高峰

2367万及993万下降至1984年的1302万及262万，并在整个80年代维持在此水平。

但仍比文革前夕1965年的300万及46万大幅提高4至5倍。明显，邓小平仍继续了毛

泽东的普及基础教育政策。

　　中国经历文革十年“疯狂、混乱、倒退”，但文革结束后普通中学教育仍可

维持比文革前高4、5倍速度发展，证明批评毛在基础教育政策上过于激进，不符

合当时中国发展、国力的言论根本无法成立。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在91年苏联解体、国际关系剧变，面对比80年代不友善

的国际环境下，仍能顺利在90年代推行开放改革，全面踏入商品市场经济，人均

GDP超过印度。是因为1964年后便一直贯彻的普及教育政策，为二、三十年后开始

出现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工业社会打下必要的基石。中印同时在70年代末期开始经

济自由化政策，中国成功而印度失败，原因就在于1964年开始的全面普及教育为

1978年开放改革及时地提供必须的、具有基本文化基础的年青劳动力。

　在未推行普及基础教育，国家文盲充斥下推行开放改革，不单只无法令中国顺

利全面演变成商品市场经济工业社会，更可能把国家推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国时期，忽视基础教育，小学入学率低至20%，1936年全国只有54万中学生。

这便是民国政府在当时无法摆脱失败命运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一生醉心“矛盾”，相信“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理性、有序、发

展的中国所必须具备的全民普及教育基础及平民阶层子女大量涌入官僚系统就在

疯狂、混乱、停滞的文革中诞生、固定下来。

　　比对中国及印度这两个在上世纪中叶差不多时间相继独立及解放，起步条件

接近，但今日社会状况、前景，尤其是中下层处境便大不相同。一方面是因为中

国以流血革命换来解放，诞生了一个和旧上层社会毫无关连的统治核心，能带领

国家真正走向独立强国之路的政策得以落实，旧统治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集团无

法左右；另一方面，因为在毛晚年，知识分子、官僚阶层为毛泽东心中理想的中

国不明不白地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对他们来说，文革完全是无妄之灾。毕竟人

总是人，官僚精英阶层在位日久，自然有维持自身利益的惯性。但偏遇到熟读历

史的毛泽东，四弟妹及妻子杨开慧，全为革命牺牲，儿子朝鲜战争中为国捐躯。

故为着达成心中的理想便视整个统治阶层，身边共事多年的同袍为革命工具，视

他们的灾难如无物，听来十分冷酷。

　　毛泽东认为需要切换整个官僚阶层来实现心中社会主义中国目标，便毫不留

情，看来一点都不念旧。但想想长征时红军从八万多人到后来剩下数千，中国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数百万士兵捐躯，都来源自农村。毛其实并没有

忘记，并无背弃以鲜血为中国争取到独立自主、打下社会主义江山的农民子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