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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仙人:【原创】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三次税制改革：缘起

抱朴仙人:【原创】二、1952年税制改革，所谓大阴谋的小小导火索

不幸被禅人大和尚说着了。本来要说分税制，结果发现还是要先说从前，简单理一下社会主义大锅饭是怎么变成社会主义小锅饭和社会主义井田制的，所以先来个间奏。

所谓大锅饭，四世同堂聚族而居，是建立在老子有威信、有能耐，孩子也不能自立的前提下的。民族要独立，个人要解放，从蒸汽时代以来，伴随着张扬个性的思潮，人类历史的发展大趋势就是家庭单元的不断缩小，也许连婚姻关系也将走向终结。

统收统支是所有大锅饭体制里最大的大锅饭，只要老子不是最挣钱的那个人，只要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个体制就维持不下去。

要维持大锅饭，光靠呼吁孩子们提高觉悟是没有用的，必须有所激励。所以我们新中国这个统收统支体制其实一直实行的是几个变种。

从1959年到1970年，实行的是收支挂钩体制；

从1973年到1975年，实行的是收入分成体制；

从1976年开始，恢复收支挂钩体制；

1980年邓小平复出，财政改革，开始“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就是所谓“分灶吃饭”。

这都是些什么意思呢？

收支挂钩体制，是按照地方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配。多收说明能挣钱，能挣钱就有权多花钱，算是个合理调整。

怎么个挂钩法呢？是把当地收入和支出的比例计算出来，下一年度按这个比例分。比方说广东收了1000亿，支出了300亿，比例是10:3，那么下一年度收了2000亿，广东可以自己花600亿。

这个方法有利于提高地方收钱的兴趣，但是且慢……

地方很快就发现了这里边的诀窍。多收钱固然可以多花，没多收钱而是多花钱的结果也是一样可以多花。

还举刚才这个例子。比方说广东收了1000亿，支出了300亿，比例是10:3，那么下一年度收了2000亿，广东可以自己花600亿。

可是如果广东第一年收了1000亿，自己花了800亿呢？那比例就成了10:8，下一年度按这个比例分，那就哈哈笑啦。

于是各地纷纷扩大支出，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嘛！肉烂在锅里，我们也要大干快上……

这个制度下，沾光的当然是那些支多收少的省市，最倒霉的是那些收得多支得少的地方，比如上海。

所以这其实是个鞭打快牛，贡献越多越吃亏的体制。

这个体制维持了许多年，有不得已的原因。国用不足，强行积累，不敢轻易调整政策是最重要的一条。

收入分成体制是中央和地方直接分收上来的钱，地方分到钱之后自己安排，中央不管地方具体支出需求多少了。这个方法实行的成效不显著，施行时间也很短。

1980年之后，农村大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砸掉了人民公社大锅饭，成效显著。财政当然也不满意各省宁肯围着中央财政大锅喝稀粥也没兴趣赚钱的懒儿懒女，祭起“一包就灵”的法宝，砸掉统收统支大锅饭，开始分灶吃饭。

大致的方法是，地方财政收支自求平衡，不再由中央统一平衡；财政支出由各地分块安排，不再由部门按照条条下达；包干比例和补助金额也从每年一定改为一定五年不变。

中央从指令机构变成指导监督机构，分家时代降临了。

究其实质，这就是邓小平部长1953年6条办法换了个新封面，重新面世。

前边说过，包干制分为6种：“定额上解”，“定额补助”，“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具体不多解释，只拿上海做个例子。

上海实行的是“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制度的一个变种，叫做“定额上交，超收分成”。财政收入在165亿元以内时，上交105亿（吓人吧！），其余部分留上海本地支配；收入超过165亿元的部分，上海和中央一家分一半。

从这个分法上，就可以看出，上海的收入，对中央财政有多重要，即使他们一年只收了105亿，也要上交这么多，地方一分钱都不能留，中央缺不得这笔钱啊。

由于我国重新进入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时代，1983年开始对工商业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从上交利润改为依法纳税，这就是所谓“利改税”。

从此时起，至1992年，我国税种从7种恢复到20种，“公私一律纳税”，薄一波部长1952年的办法也回来了。

回归意味着胜利吗？很难说。

“一轮明月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分了灶，会赚钱的孩子高兴，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不太爱听家长的话了；赚不来钱的孩子不高兴，哭着到家长那里讨补贴，家长也不能看着他饿死呀，只好掏腰包补一点。

那么，家长的心情可谓是喜中有忧。在大锅饭时代，30来个孩子围着锅乱吵乱哭，衣不蔽体，确实够烦恼辛酸的。分灶之后，眼看着能干的孩子不听话，不能干的孩子要揩油，各人扒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替大家庭打算，家长心中又是另一份心酸了吧。

话说凡是大家族，只要族长日进斗金，孩子们都不愿意分家。不得不分家的，其驱动力都是因为核心族长创收能力下降，变成没钱还要唠叨的老不死。没有钱就管不了子孙，只好允许他们各奔前程。这时候寄希望于孩子们各自找饭辙，回家来还孝悌如故，那就太天真了。

分灶吃饭之后，中央到底得了多少好处，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请先看两张表格：

1980年至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与GDP增长对照表

年份 财政收入总额（R） 增速（%） 国内生产总值（GDP） 财政收入占GDP（%）

1980 1159.93 1.2 4517.80 25.7

1981 1175.79 4.1 4862.20 24.2

1982 1212.33 3.1 5294.70 22.9

1983 1366.95 12.8 5934.50 23.0

1984 1642.86 20.2 7170.00 22.9

1985 2004.82 22.0 8964.40 22.4

1986 2122.01 5.8 10202.20 20.8

1987 2199.35 3.6 11962.50 18.4

1988 2357.24 7.2 14928.30 15.8

1989 2664.90 13.1 16909.20 15.8

1990 2937.10 10.2 18547.90 15.8

1991 3149.48 7.2 21617.80 14.6

1992 3438.37 10.6 26638.10 13.1

（ps：拿财政增速跟GDP增速简单对比，曾经被陈经兄指正，本人也已认错。但是财政口确实是这么比惯了，这张表乃是从公开资料抄来，如有不学无术比喻不伦之处，均由相关财政专家负责，嘿嘿。）

1980年至1992年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变化表

年份 绝对数（亿元） 比重（%）

全国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1978 1122.09 532.12 589.97 47.4 52.6

1980 1228.83 666.81 562.02 54.3 45.7

1985 2004.25 795.25 1209.00 39.7 60.3

1990 3083.59 1004.47 2079.12 32.6 67.4

1991 3386.62 1090.81 2295.81 32.2 67.8

1992 3742.20 1170.44 2571.76 31.3 68.7

这两张表所反映的现实，就是所谓“两降两升”。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企业收入不断提升，地方收入不断提升。

分灶吃饭之后，大部分年度里，全国财政总收入年度增长始终在100至300亿元之间徘徊，中央除了自己直接掌握的部分，从地方获得的上交财力每年只增长20至30亿元，而地方支配财力则每年增长20%以上。

孩子们小灶伙食越来越好，老子的伙食水平怎么样了呢？

1978年到1991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8.19%，支出年均增长率8.87%，收不抵支。198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3%，1991年下降到4.34%；1984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0.8%，1991年升到1.1%。13年间，中央政府有11个年度发生财政赤字，要借债度日。

在农业税那个帖子里，我曾经说过，国家的财政和老百姓家里的财政不一样，它不是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种套路，而是量出为入，先决定要办的事，然后再去筹措钱。

中央这些年要养军队，要稳定边疆，要补贴贫困地区，要维持基础科研，要搞重点工程建设，要维持核心国企不崩溃。199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又是四面围攻，要援外以维持几个小兄弟交情打破反华势力围堵，要掏钱孤立台湾反台独。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花钱，这些事，地方是不管的，可又绝不能因为没钱就不办这些事。

为了解决财政困局，中央撕破脸皮，以费补税。先是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开征“预算调节基金”，这是个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的东东，就是明说了缺钱做不平预算要搜刮，连名目都懒得想了。

撕开脸皮之后，还要放下身段，除了发行国债向全国人民借钱之外，几年间连续三次向地方借款以维持生计。主要领导到地方坐催借款，不给就不回北京。这些借款既没说什么时候还，怎么还，也没抵押没担保。说白了，这都是些借的时候就不打算还的钱，即使是富裕的地方，也很不情愿借。

有句俗话说，没有奶水就没法做娘。现在做父母的不但没有奶水养儿女，还要腆着脸去儿女那里求贷，看儿女的脸色，您说这酸楚滋味吧……

那么，地方各省都是怎样挖空心思，用了些什么手段来跟中央博弈，才战胜薄和邓这两位大师，达到小灶红火大灶冷清的效果的呢？

想要尽可能的不上交，主要有这么几招：

一曰不出头。各地发现收的越多上交越多，收的少了上交也就少，那就决不当先进，能少收就少收。据老部长刘仲藜的回忆，有某个省就公然行文，要求属下控制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不得超过4%，另一个定额包干，超收部分要和中央五五分成的地方，十几年间从来都没有超收过。

二曰深挖洞。少收是为了不上交，绝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为了人民觉悟高到自己不要钱，怎么才能既不上交，地方政府又不少得呢？

先办上一大堆地方政府拥有的大集体小国企，再大肆给这些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也就是藏富于地方了。整个八十年代主要是减免这些企业的所得税，九十年代开始连流转税也开始减免。儿女家里肥狗胖丫头，营养很好，可就是没啥现钱，老爹想分成也没成可分啦。

三曰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生产队里收割过的田地，允许农民家里的妇孺再去捡点收割漏掉的麦穗地瓜，谁捡归谁，不必上交。这个比喻套用到财政税收，基本上就是个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关系。正式收割的稻谷属于预算内，要统一分配，小孩子后来又去捡了几个稻穗，马上抓把干草烤了吃掉，也不算违规。

各地发现预算内的收入要跟中央结算分成，预算外的临时性收入则不必分成上交，于是就想尽办法把收入从预算内转到预算外。预算外资金1979年是452.85亿元，到1992年猛增到3954.92元。这已经是发展到把该收的稻谷割下来扔在田边，做好记号让家里的小孩子去捡，是以小秋收为名损公肥私了。

四曰高筑墙。各地办自己的企业是为小家置产业，自然就追求小而全，别人有什么企业，咱也要搞同样的企业，主要搞那些短平快项目，价格高，利润大的加工工业项目，客观上就形成了大批重复建设，小烟厂小酒厂遍地开花。这些企业没特色不善经营，赚不到钱怎么办？亲生儿子自己心疼，就利用公权力行文推销，直至设卡禁止外地同类产品输入。

这就是事实上的经济割据。

时代在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家都聪明了，再也不是你上边一忽悠他就兴高采烈地去奉献的时代了。所谓解放思想，放开脚步，无非是“私字当头”，各捞自己的好处。您不信？解放思想的若干年里，就没听说谁解放思想是少种自留地，多上缴中央的，都是你不让他违规捞钱的时候他骂你保守。

放开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控，从经济上看，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放开了沿海省市发展的束缚，国家总体上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这些算是“得”。小河有水，中央依然窘困，不但财政力量没有同步增强，反而丢掉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甚至影响力，诸侯各怀心思，不但跟中央讨价还价，还互挖墙脚，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割据，这是放开所付出的代价，算是“失”。

没有了共同的利益，还会有共同的理想吗？实践的结果好像很不乐观。

分灶吃饭这个新版大包干实施的得失之间，从中央的角度看，经济上全国大发展，中央受益不多，没啥实惠；政治上走向失控和割据，出现地方豪强，大大地不合算。

吃饭问题其实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就没法维持稳定的大一统国家，所以必须改革，强干弱枝。然而这次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就多了，遭到的反抗也五花八门……

（ps:对不起各位，在word里打了一张表格，发出来的时候格式乱了，俺不会调，大家多担待，凑合着看吧）

抱朴仙人:【原创】四、分税制改革，妥协与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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