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十.什么是劳动？

1.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已不适用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是改变劳动对象使符合人的需要的活动，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三要素。但这一定义主要适用于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来说，其劳动对象是不明确的，其劳动工具可以是极其简单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因为思考是不需要工具的），其结果并不是改变了对象，而是表现为以各种方式输出符号。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更有一些现象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坐在自动化工厂中央控制室计算机屏幕前的操作工人，当设备无故障运行时，唯一需要做的是观察信号是否正常，而此时许多劳动对象正在被改变形态，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源源不断地离开生产线。那么这位工人是否在从事劳动，在从事什么劳动？

事实上，不仅是自动化工厂出现这一类问题，早在一位工人看管4台、8台纺织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类问题；甚至更早，当蒸汽机代替工人作动力牵引纺织机的时候，劳动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若干变化。

2.劳动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把财富的生产看作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其要素也有三：物质、能量、信息。对于像锄地、搬运或者打铁这样的体力劳动来说，劳动者既是能量源，又是信息源。随着蒸汽机和电力的出现，劳动者作为能量源的作用下降了，其主要作用成为信息源，控制能量的作用方式。例如，当蒸汽锤代替打铁工人的臂膀成为新的能量来源时，打铁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动铁器，使蒸汽锤恰当地改变铁器的形状。当然，翻动铁器也需要能量，但与举起铁锤所需的能量相比就是辅助能量。随着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形状主要地不再靠工人来控制，而是靠模锻或浇铸，这样工人作为信息源的作用也下降了（形状信息体现在模具中）。单件铁器的浇铸需要不断地翻砂、搬运，工作量也很大，但是渐渐地，这一过程也被自动化了。如果说在这一技术演进过程中，工人始终感到体力劳动量很大，那是因为单个工人所控制的生产量极大地增长了，而单位产出所需的工人体力则是极大地下降了。例如，在手工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一台织机，每三天织一匹布，既作动力源，又作信息源，劳动强度很大；在自动织机时代，一个工人管24台织机，每天每台织机产三匹布，每天可生产72匹布，产量是手工织机时代的216倍。虽然工人只作部分信息源，一天8小时巡回于24台织机前，工作强度同样很大，但一匹布所需要的劳动量则下降到了原来的1/216。

这样，随着技术的进展，人越来越退出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自然力则越来越深入这一过程。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而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本质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人力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动力，人只是控制着生产体系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改变着这一过程的结构，使这一结构能够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精巧地利用大自然。事实上，甚至对于古老的农业来说，农民也只是控制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不是“生产”粮食。我们知道，真正利用阳光将空气和土壤中的养分变成粮食的是叶绿素。一粒种子就是一个物质能量变换过程的转换器，其转换类型及效率首先取决于基因，其次才是阳光、水分、土壤等外部因素。农民的劳动只是为叶绿素工作创造条件，耕地、播种、施肥、灌溉、除草，并收获叶绿素工作的成果而己。至于机械化农业，无非是进一步以自然力来完成所有这些辅助性环节。生物工程则是要改变生物的基因，亦即改变生物转换物质和能量的类型及效率。有了生物工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同等劳动量的收获之所以有高低是因为不同种子的转换效率不同。但是，以往各类种子都是由大自然进化提供的，无论产量高低大自然都不向人类收取专利费；现在种子的改进是由育种专家通过生物工程方式取得的，育种专家就要在农民的收获中分一杯羹了。

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已经高度复杂化了。以往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大部分纳入了人工调节的范围，例如植物基因（种子），土壤中的养份（化肥），水（灌溉沟渠及水库或喷灌、滴灌技术），温度（大棚），植物生态（农药），以往由人力完成的大部分环节也都被机械化了。因此，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电力等都成了现代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农民则从分散的、互不关联的、高度自主的控制主体，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神经末梢式的控制主体。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维持现代物质能量变换体系运转的工作可以叫劳动，但劳动性质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以体力劳动为主变化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由以个体劳动为主变化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

3.劳动的不同主要在于复杂程度

维持或改进生产体系运转的劳动，其主要成份是脑力活动，只是类型和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卡车司机或是挖土机司机都是处于生产体系末端的工人，他们的工作虽然也需要体力，扳动操纵杆或把方向盘等，但主要成份则是脑力活动，判断方向，辨别障碍物，控制速度等，而不再是像人力车夫那样以体力活动为主。又如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主要功能也是判别工件的位置，而不是搬动工件（由传送带完成）。再如车床工人的主要工作是安装夹具、刀具、工件，确定切削尺寸和速度，然后按下开关，观察控制切削过程，其主要成份仍然是脑力活动。越接近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越高。例如，处于技术核心地位的总工程师，与绘制零件工艺图的车间技术员相比，其脑力活动的复杂程度就高得多。总装厂的总工程师，与部件厂的总工程师相比，复杂程度一般也更高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飞机总设计师与飞机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工作的复杂程度就不容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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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删改较多）

韩老师是我党课的老师，呵呵

当时他还是学生处的副处长，不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研究者

他的观点很另类，听他讲课，也算是别开生面的党课。

他后来转行，副处长不干了，去管理学院搞经济学，管理学。肯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如果继续干着副处长，不说升官了，混吃混合，高高兴兴的日子还是有的过的。

去搞了管理学经济学，但是当时不被经济学界承认。他和乌有之乡走到一起，我也去乌有之乡听过课，但是乌有之乡讲的东西确实实践性不高。韩老师讲的党课，提出的观点我记得也是实践性不高的，要求人有很高的觉悟之类。

不过看了这个竞争经济学，感觉符合实际一些，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认同。

说起韩老师，想起他的方面茅于轼老先生。现在很多人对他已经很不尊重了，不过茅于轼老先生80多岁高龄，还在奔走演讲，也是个有理想的人，我想还是值得尊重的。茅于轼的观点目前看也是有点另类，比如说廉租房不应该有厕所。但是不得不说，茅于轼的方法实践性高，如果廉租房真的没有厕所，大家对77元的廉租房估计没有那么多非议，有钱人还真看不上廉租房了。

希望韩德强老师真的能拿出有实践性，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出来，希望真的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都能得到尊重。

不过我认为他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上的造诣目前无人能比，他的学说今后必将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

附：韩德强写《竞争经济学》的动机：

“看不见的手”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然而，我对于这一命题的怀疑几乎从接触之日起就产生了。那时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每周有五天时间都花在图书馆，看与我的工科课程不相干的历史和社科类书籍，其中就有走向未来丛书的《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吗？我一以名工科学生的逻辑思维习惯寻找生活中与此相对应的事实，结果显然是失望的。当时的经济学界在设计各种各样的经济机制，使“看不见的手”能够生效，但都没有成功。承包制本来希望承包者通过提高企业利润来提高自身收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变成承包人与发包人相互勾结，压低承包标的，企业利益受损而个人收入增加；更进一步，承包者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拼设备，拼消耗的方法增加利润，而且网罗党羽，任用亲信，将企业资产化作个人财产，使企业面临破产危险。毫无疑问，承包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并没有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接下来就是股份制。经济学家们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搞好，是因为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只要将国有企业股份化，每一个股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考虑长远利益，就可能将国有企业搞好。但股份制的试验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大股东圈小股东的钱，总经理照样可以甩开董事会、监事会自行其是，自谋其利。本来用于相互制约的机制，成为相互合谋和欺骗的合法依据。

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而不是斯密理论的问题。于是，我又将目光投向所谓成熟市场经济的美国、欧洲、日本，翻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结果却发现了“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制约。没有“看得见的手”，经济危机频仍，两极分化严重，市场欺诈盛行，社会治安混乱，生态环境恶化。没有“看得见的手”，后起的美国、德国、日本就不能成为工业强国。没有“看得见的手”，就没有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由于推崇“看不见的手”的新自由主义日渐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在向野蛮资本主义（或野蛮市场经济）回归。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危机加剧，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债台高筑。非洲、拉美、东南亚、俄罗斯、东欧、土耳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趁机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利率、削减政府赤字，削减社会福利，出售国家资源，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外贸和货币管制，——这些措施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率剧增，金融危机，政局动荡。

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批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三大机构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是摧毁穷国经济的罪魁祸首。他描述了一个毁灭“四部曲”：

第一部，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

第二部，资本市场自由化。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进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奇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第三部，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1998年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2000年玻利维亚发生的水价的骚乱、2001年2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都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斯蒂格利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第四部：自由贸易。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那也是关于开放市场的，”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氏认为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

自然地，这“四步曲”会失败，会引起危机。“可一旦他们(IMF)的市场自由化计划失败，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当问及他既然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为什么不遵照他的意见行事时，他说：“你要挑战地主所有制？这首先要求统治者大换血。”

斯氏严厉批评世贸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定，认为这一新的全球规则是致人于死地的。“他们并不理会人们的死活。”他这样评价他曾共事过的公司和银行的董事经理们。

“这有点像中世纪，”斯蒂格利茨说“当一个病人死了，他们会说，‘唉，他死的太快了，他的血还没全榨出来呢’。”

最后，斯蒂格利茨说：“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引自《国外理论与动态》2001年第12期，张文海译）

然而，由于外围国家的经济萧条，世界经济需求螺旋下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断调低。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零增长局面，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不断投入巨额国债，直至最近占GDP的近130%，但日本经济却反而进一步跌入了负增长。欧洲各国低增长、高失业率，右翼排外势力抬头。由于各国资金纷纷到美国避难，一度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一枝独秀”，但随后纳斯达克股市崩溃，美国经济也步入衰退。和欧洲一样，美国的右翼排外力量也明显抬头，他们要求美国政府驱逐移民，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作机会。受发达国家排外力量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受到国外反倾销的制裁，外向型经济的潜力正受到重大威胁。与此同时，外国产品和投资涌入中国市场，造成本国企业利润萎缩，通货紧缩，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城乡失业人口剧增。这样下去，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将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越陷越深，最终放出战争恶魔，使地球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墓地。

有意思的是，这种全球性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却被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和舆论界冠以全球化的美名而大加赞颂。从利益上说，这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发动的、以跨国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反人民的经济战争。从理论上说，则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导致世界利益最小化的明证。

怎么办？世界上无数爱好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人们都在思考和行动。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指出“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逻辑的根本缺陷，从而使各种制约市场的力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并在防守中节节败退。因此，扭转这一局面的逻辑关键在于彻底批判市场神学，重新倡导利他主义，占领社会舆论的制高点，从而为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奠定道德基础，最终控制市场力量的肆虐，将地球建设成为人类的美好家园。

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是长远目标，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革命理想破灭，由于“利己即利他”论的流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防线全面崩溃，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给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最佳土壤，最终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相勾结，腐败与两极分化相互促进，社会是非和公德感消失，社会治安日恶益化的局面。更严重的是，跨国公司全面占领中国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使本国资本投资失去出路，封死了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从而使中国面临经济殖民地化的危险。

有鉴于此，我认为到了重新认识亚当·斯密的时候了。

十一.争夺分配主导权的脑力活动是劳动吗？

1.财富分配主导权的金字塔结构

上一节主要讨论了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一节主要讨论人与人关系对人与物关系的作用。

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体系，再一次思考复杂网络中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就农作物生长收获这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而言，尽管被变换的物质来自空气、土壤和水，变换的能量来自太阳，变换的自然主体是叶绿素或植株整体，但是农民居于这一过程的主导位置，他播种、管理、收获，而作物则被动地生长或枯萎。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任意处置农作物，既不会遭到农作物的反抗，也不会遭到大自然的反抗。

虽然农民在与农作物的关系上居主导地位，但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则不一定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当农民与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农药公司、粮食公司、集贸市场管理人员等打交道时，农民就很可能居于被主导地位，农民拥有的部分财富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良种可以提高产量，因此，农民愿意将增产粮食的一部分交给种子公司换得良种。但是以什么样的比例（即价格）来交换呢？在大量的、分散的农民面前，少量的种子公司常常拥有主导权。种子公司具有充分的市场和技术信息，联合成本低，又有媒体优势，有能力将增产的大部分都划为己有。即使有时购买良种的费用超过增产所获，种子公司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个别农民的耕作管理不当。这相当于种子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向农民收技术税。有了这笔技术税，种子公司可以盖起漂亮的大厦，育种专家们可以享有丰厚的收入。化肥、农药等公司的情形与此类似。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已经高度复杂化了,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电力等都成了现代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农民则从分散的、互不关联的、高度自主的控制主体，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神经末梢式的控制主体。相对于农作物而言，农民依然掌握着主导权；相对于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电力各公司而言，农民只能被主导，而主导者则往往充分利用其主导地位获取产出份额。这意味着，那些从各环节上改变着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提高着利用自然效率的技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太多收益。例如，过去每亩产量只有200斤，但除农民体力劳动强度比较大以外，市场成本很低，200斤粮食基本上都是劳动收获。现在每亩产量增加到1000斤，但是各项开支如种子、水、电、化肥、农药、柴油、农机折旧及维修等费用很高，可能折合粮食800斤。现在农村有些地撂荒，就是因为农民发现粮食收成折现后还抵不过上述开支。就美国的情况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部分有实力的大农场率先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在推广之初，也将增产的大部分比例留给农场，使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迅速降低，小农场主则纷纷破产，被大农场兼并收购。也就是说，物质能量变换效率的提高，伴随着一部分农民失去对作物的主导权。在农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失去末端主导权的部分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开机床或拧螺丝的工人，在工业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中拥有了末端主导权。另一部分农民则找不到工作机会，过上流离失所“不得食”的生活。

由此可见，与生产体系在生产和技术上的金字塔结构相应，形成了财富分配主导权的金字塔结构，在利用主导权谋取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指导下，主导权的层次越高，所获得的财富份额越大。因此，争夺并保持高级主导权是该体系中人的主要活动。

2.组织内部主导权的争夺

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技术来源，以技术和信息的处理能力掌握高级主导权。目前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强调高级主导权的技术来源，有知识就有高级主导权，就有高收入。另一种是所有权来源，以产权掌握高级主导权。这是传统的主导权来源。在大多数场合，源自所有权的主导权都是最高主导权，而源自技术的主导权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我们讲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时，所有权是最高主导权，经营权则处于从属地位。经营者凭借其对市场、技术、组织信息的处理能力获得经营权，经营权以下各层权力原则上都与所有权无关，而源自技术。实际上，经营者也完全有可能任用亲信，因为经营者要借经营权最大限度地谋取私利。

相应于这两种来源，组织内部争夺高级主导权也就有两种途径，一条是学习掌握更复杂的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条是取得所有权或获得所有者（或高级主导权的掌握者）的青睐，分享直至掌握高级主导权。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这两条途径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所谓“往上爬”。

3.组织之间主导权的争夺

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存在高级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市场竞争就是不同物质能量变换体系争夺市场上的高级主导权。为了夺取市场主导权，厂商综合运用资金、技术、广告、营销网络的优势，发动技术战，价格战，广告战，直至使对手或者破产，或者接受兼并、收购，或者交出产品定价权、品牌权、收益权，成为本企业的一个部分。

4.资本家和打工仔区别已经弱化

对于个人来说，争取组织内部的高级主导权，或者拥有组织周旋于商场，其意义是相似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某一柜台经理，与街头夫妻店的老板相比，虽然前者只是个打工的，在组织中享有低层主导权，但其社会地位、收入和工作的舒适程度都远高于夫妻店老板。柜台经理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正如夫妻店老板在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甚至居委会大妈面前唯唯诺诺一样。柜台经理会被解雇，正如夫妻店会破产一样。而柜台经理安排本柜台人员时的那份洋洋自得，却是夫妻店老板享受不到的。这意味着，在社会技术生产体系高度复杂化的情况下，资本家和打工仔的两分法已经失去其批判锋芒。真正有意义的是判断其在该体系中的位置，是核心，还是边缘？甚至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

5.争夺分配主导权的脑力活动能算作劳动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主导权的层次越高，越居于体系核心，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就越多，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越激烈，为此所进行的脑力活动也越复杂、越紧张。正如两军对垒时绞尽脑汁的主帅一样，双方都在力图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识破对方的骗局，同时给对方布设迷魂阵，综合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包括地理、气象、对方将帅的矛盾等，声东击西，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脑力活动以往被称为脑力劳动，但这一用语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冲突本质。改进或维持技术生产体系运转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争夺主导权的脑力活动，其本质是人与人的冲突，正是由于这种脑力活动，贫富差距才会悬殊，阶级冲突才会形成，战争和毁灭才会成为现实。

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但是矛盾并非一定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冲突与战争，而是可以有信任、友爱与合作。增进人与人友爱与合作的脑力活动，与增进人与人竞争与冲突的脑力活动，在表面上看来并有什么区别，都需要心脏供血，肺部供氧，都需要健全的中枢神经系统，但其本质和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把这两种类型的脑力活动笼统地称为脑力劳动，都给予正面评价，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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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资是怎样确定和变动的？

1.工资与利润的差别不再重要

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如果劳动的含义不能确定，则工资的含义同样不能确定。如果劳动是争夺主导权，则工资便是主导权所带来的收益，其额度取决于主权导的高低强弱。如果劳动是精巧地利用自然，则工资便是自然提供财富的一个份额，其额度取决于该物质能量变换过程所带来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工资和利润的实质是不同层次主导权的收益，则工资和利润的差别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收益的多少。而从根本上说，在不存在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某人收益的多少取决于他在全球错综复杂的物质能量变换和争夺体系中的所拥有的主导权的层次高低和力量强弱。

2.总体工资水平是怎样确定的？

我们先来看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是怎样形成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服装、制鞋等行业，中国的农业也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虽然这些行业的主要生产环节已经机械化甚至自动化了，但仍然有一些环节需要用体力型劳动。

案例：珠江三角洲打工仔的处境。

珠江三角洲打工仔的处境令人想起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工厂里的工人。时隔近两个世纪，那残酷的一幕居然在中国南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重演，给我们思考工人工资的形成以极好的例证。一言以蔽之，工资是工人与老板进行力量、勇气与智慧较量的产物。而在这场较量中，老板实现了赢家通吃。由于生存所迫，工人的选择余地小，了解信息不充分、不真实（这需要支付信息搜索和比较成本），不太可能货比三家，挑挑拣拣，并且抱着“工厂总比农村好”、“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的念头，常常是随机地、自愿（但被肚子所迫）地接受一份工作。相反，老板却有可能有足够的信息、经验和时间来挑选工人（人事部负责）。工人多，岗位少，工人急，老板不急，工人信息不充分，老板信息充分，这就使老板在与单个工人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强主导的地位。老板完全可凭借这一强主导地位充分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减少或干脆不提供劳动保护。这一图景是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必然，只要是双方自愿，一切都悉听尊便。由于强弱力量对比的悬殊，弱者的自由就是自愿当奴隶，弱者的生命或者是饿死，或者在当奴隶过程中被摧残、枯萎直至死亡。相应于工人低工资的，则是老板的高利润，这利润的来源就是老板的强主导地位。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曼彻斯特的工人们后来组织起来了，他们捣毁机器，因为机器是老板强主导地位的来源；他们罢工，弱者联合起来削弱强者的主导地位；他们禽兽不如的处境得到了像马克思、欧文这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他们的暴动威胁到了强者的生存。因此，强者作了让步，议会立法限制最高劳动时间，停止雇用童工，要求老板提供劳动保护，改善工作环境，限定最低工资，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组织。这样，强者有所忌惮，弱者有所保护，弱肉强食的法则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人得以点滴地分享大自然提供的财富，社会也有了一点文明可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财富增长所带来的点滴下流效应的话，这种效应也不是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工人运动和国家干预的产物。可见无论是工资，还是利润，都是双方力量对比与较量的产物。

但是为什么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们连法律赋予的权利都得不到落实呢？为什么那里的老板得以重享最充分的压迫工人的自由呢？老板不让工人组织工会，打击热心于组织工会的工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与老板的利润有密切关系。意料之外的是，在号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度里，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居然形同虚设。政府有关部门完全站在资方立场上，怕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向外商屈服或干脆成为外商欺压工人的后台老板。由此可见，政治及意识形态（发展外向型经济）直接影响着工人与老板的利益冲突，成为调节工资与利润比例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必须考虑外商以金钱、美女结交有关官员的因素。外商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部分收益转给官员，则是因为官员依照法律享有解决外商侵权事件的主导权，该主导权的行使将导致外商利益的更大损失。但是，如果该官员不徇私利，秉公执法，则外商将无机可乘，工人的合法利益就能受到保护。就这样，官员的道德因素也介入了利益冲突。

不仅官员的道德因素影响着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工人的反抗精神、组织水平、道义勇气更是直接影响因素。如果说工人多一些反抗精神，少一些“好死不如赖活”的奴才相——即“经济人”相；多一些团结意识，少一些自私自利，我很难想象老板们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压工人。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那些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的人成为社会各层次学习的榜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重新深入人心，连偏远的农村和山区都深受其害，这就使跑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孩子们缺乏足够的团结精神。

这就是工资的本质，它是工人和老板力量、勇气和智慧较量的平衡点，也是相关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这一平衡点常常很不利于工人，但通过斗争也是可以变化的。例如这一平衡点在欧洲就比美国更有利于工人，在北欧又比欧洲其他国家有利于工人。变化的极致是工人掌握企业领导权。

3.单个‘打工者’的工资水平是怎样确定的？

不仅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是较量的结果，而且单个工人的工资也是各种因素和力量角逐的结果。我们知道，同是受雇于人，熟练工的工资高于非熟练工，工长的工资高于普通工人，车间主任的工资又高于工长，会计的工资可能高于车间主任。熟练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都高于非熟练工，这意味着熟练工对于工作对象诸要素的把握更准确，从而有更强的末端主导性；工长在直接把握工作对象的同时，还要把握本工段的设备、材料、工艺、质量、进度以及掌握工人的动态等，这样，工长凭其工段内的主导性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主导权的层次进一步上升，则需协调的因素越多，自由度就越多，损害老板利益而不被发现的空间就越大，谈判的地位就越强，工资就越高。反过来，为了降低雇员的谈判地位，作为老板就必须以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尽可能缩小雇员的自由度，使雇员不容易损害老板利益而不受惩罚，即没有空子可钻。在推行“科学管理”的工厂里，一线工人受到严格的训练，每一个动作的姿态、幅度、频率都可能被规定了。这样的工人就成了标准化的工人，最容易被替代，因此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最小，工资也最低。

但是，总有一些工作是有灵活性的、非标准化的工作，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而且管理人员的层次越高，所需要协调的因素越多，自由度就越大。在不可能进一步缩小雇员自由度的情况下，视自由度的大小及其影响的程度确定报酬支付方式及多少。一般来说，小企业、新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员工的自由度较大，老板经常为如何缩减员工自由度而苦恼。中国乡镇企业中推销员的自由度最典型。销售人员常常是单独行动，无论是住宿、交通、就餐花销，还是价格、回扣、贿赂的金额，只有推销员自己知道。因此，在许多企业，推销员的报酬就不是固定的工资，而是按比例提成，或者规定基本价格，超过基本价格部分归推销员。因此，推销员的实际收入常常比车间主任还高。特别是那些形成了一定客户群的推销员，更是轻轻松松日进斗金。对于这些推销员，连老板都惧怕三分，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大批产品订单，离开了他们产品就失去了销路。有时候甚至倒过来，个别推销员对市场的主导性强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老板成了推销员的打工仔。其基本标志就是推销员的收入高于老板，而且其工作就是每天打几个电话，有时候出差巩固一下与客户的感情。而老板却要处理企业内部的诸多事务，要应付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关照。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特有。就谁掌握更高层的主导权谁就是更大的老板而言，这具有普遍意义。像美国沃尔—马特百货公司，年营业收入1400亿美元，占美国零售业的1/3。它以OEM方式向中国厂商下西服生产订单，每套10美元，然后贴上沃尔—马特规定的商标以50-100美元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这不是中国西服厂给沃尔—马特这个特大推销商打工吗？

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因为有较大自由度而拥有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而是因为其所掌握的特殊信息。典型的如会计，小企业的会计和大企业的总会计师都掌握着企业财务的核心机密，哪些不该列入成本的列入了成本，哪些应该缴纳的税款没有缴纳，对下欺骗雇员，上对欺骗工商税务，全靠总会计师一本账。正因为如此，总会计师就具有很强的谈判地位，他完全可以使老板受到控告或遭受巨额损失，也可以为老板调度好资金节约大笔开支。老板懂得其间的利害关系，也总是给总会计师（现在又有个新词叫首席财务官）以高额报酬。严格地说，不仅总会计师是靠特殊信息获得高收入，而且掌握核心技术的总工程师也是靠信息吃饭。过去师傅带徒弟，总是要留一手。这一手就是师傅得以控制徒弟，继续保持作为师傅的高收入的关键。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一手就是技术垄断。现代大企业里的总工程师同样是凭着技术垄断地位，享受着高额收入。由于各自利益不同，企业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核心机密，不同的人凭借着不同的核心机密拥有较高收入。不仅如此，竞争即战争，要在竞争中获胜不仅要练好内功，还要“知己知彼”，即需要获取竞争对手的经济情报。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意味着，企业内部信息具有重大价值，而掌握这些关键信息的内部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份额外的讨价还价资本。

对于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来说，他往往既拥有巨大的自由度，又掌握内部关键信息，其决策和行动常常涉及到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赢利或损失，影响着企业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就获得了极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他们的年薪可以高达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以前，这些高级经理多多少少不敢以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自由度）要求巨额薪水，多多少少受到服务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哲学流行的近二、三十年来，高级经理们放手追逐个人利益，其薪水直线上升。在美国，1980年时，经理人员薪水与工人工资的比率是42：1；到1990年，已加倍至85：1；到1997年，这一比率翻了两番，达到326：1；到1999年，更达到475倍。而在日本，这一比率虽然也急剧上升，但同一量级的高级经理的收入总是远远赶上不美国，因为日本企业比较讲求人情味、家族感，其高级经理一般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有着感情联系。这意味着，社会哲学和价值观对于收入的形成和变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4.全球生产体系食物链中的工资和利润

从珠江三角洲服装厂的苦力劳工到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食物链的两极。在这个食物链上，服装厂的老板收入（利润）可能还不如沃尔—马特属下任何一位超市经理的工资高，也不如沃尔—马特地区配售中心配售员的收入高，而服装厂的老板却承担了剥削苦力的资本家的全部罪恶名声。事实上，服装厂老板有点像屠夫，鲜血淋漓地宰杀着打工仔，而那些超市经理和配售员则是厨师，真正享用鸡鸭鱼肉的是沃尔—马特的高级经理和大股东们。当然，屠夫总比鱼肉强，厨师总比屠夫强。

在这条食物链主链旁，还衍生出来一系列辅链。例如，给屠夫提供砧板和操作间的房东，在一旁协助屠夫按住牛羊不让其反抗的维持秩序者，在一旁安慰牛羊让他们安静地上砧板的麻醉师，运送牛羊进厨房的卡车、船队和相应的司机、船长，在厨房里作进一步整理（比如褪毛，贴上商标什么的）帮厨，以及准备燃料、调料、油、锅、勺等用具的仆人，然后才有掌勺的厨师出场。这些厨师、帮厨、仆人、司机、屠夫、房东、维持秩序者、麻醉师们在喂饱了主人的同时，自己也按功劳大小、能力强弱吃得满嘴流油，然后就要求洗澡、按摩、性交和其他声色刺激——当然按优质优价原则，形成了庞大的服务行业。当然，还有庞大的牛羊群在屠宰场外等待宰制，因为已经没有草场可供他们栖息繁衍了，只有屠宰场里还有点草料。

这就是所谓在全球物质能量变换及争夺体系中主导权高低强弱和收入多少的关系，而这正是各国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萨缪尔森列出了如下工资国际比较表：

地区 制造业的工资和福利（美元/小时，1995）

西德 31.88

日本 23.66

美国 17.20

意大利 16.48

英国 13.77

韩国 5.25

墨西哥 1.51

印度 0.71

为什么墨西哥的工资这么低呢？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本比较少：很多道路没有修养，很少使用计算机和传真机，很多设备陈旧而且缺少保养，并且墨西哥平均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差很远，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不识字，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边际生产率比较低。”（第186-187页）然而，在通用汽车公司墨西哥装配线上工作的墨西哥人和底特律装配线上工作的美国人干同样的活，有同样的边际生产率，为什么墨西哥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1/10呢？事实上，正是由于分工的细密化，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没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充分胜任，这才使跨国公司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

墨西哥工人和底特律工人的工资差距说到底是田奴和家奴的差距。田奴并不比家奴笨，工作还比家奴更艰苦，但田奴的处境则远不如家奴。家奴离主人近，反抗主人的机会多，能给主人造成更大损失，或者，如果家奴踏踏实实为主人工作，给主人带来的服务更直接、更周到，因此主人要用较好的待遇笼络家奴，使家奴在田奴面前感到自豪，从而更安心为主人服务。美国工人虽然经济地位与墨西哥工人一样，但政治地位却较墨西哥工人高。他们与老板有着同样的一张选票，如果老板对工人太狠，工人有可能选举主张累进所得税和高福利的政党上台，削弱老板的经济力量。工人如果罢工，老板还不敢过分严厉地镇压，因为这样就激化了社会矛盾，撕破了“一家人”的脸面，使老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也不断威胁并且实际上大量地将工厂外迁到墨西哥或印度，使底特律失业工人不断增加，工资不断下降，但是毕竟这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使美国工资水平下降到墨西哥水平。美国国内还有强烈地反对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牵制着美国投资的完全自由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工人工资下降的同时，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也在下降。因为随着美国工厂迁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本国企业被纷纷挤垮，被挤掉的岗位远远超过新增的岗位，失业大量增加，使墨西哥工人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少数墨西哥人成为美国老板的国外家奴，从而工资大幅度上升的可能。因为美国公司来到墨西哥要保持一个友善的、非殖民的形式，需要雇用墨西哥人做管理人员，这部分人的地位就可以上升。

5.工资的本质

概括地说，工资其实是价格的一种，和其他的价格一样，工资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复杂的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该平衡点有利于掌握较量主导权的强势方。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在每个人都利用主导地位谋取利益的情况下，工资必然呈金字塔分布。

萨缪尔森说：“非常有趣的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你并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你必须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如果说房子、土地、设备等其租金可以事先一次性地谈判确定的话，雇员“租金”的确定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时每刻会发生变化，因为雇员和老板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雇员进入了像珠江三角洲那样的血汗工厂，老板用没收（“代为保管”）身份证、铁丝网、严厉的规章制度使雇员的谈判力量削弱，则原先承诺的“租金”就可以大大削减。反之，如果雇员进入企业，掌握了专业技能，或者掌握了老板的核心机密，则该雇员的“租金”就可以上升。但如果“租金”时时都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就不再可以被称为租金。因为租金的特点之一是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其实，不仅雇员的工资随着力量对比而发生变化，奴隶的处境也同样随着力量对比而会发生变化。雇员和奴隶的区别在于雇员可以有选择老板的自由，因此雇员的被主导强度有极限，超过这一极限，雇员有就可能另选雇主。而奴隶由于没有选择奴隶主的自由，其被主导性就没有极限，直至奴隶可以被任意贩卖、杀害。但是雇员和奴隶也有其相同点，他们都处于被主导地位。在改善自身地位的斗争上，雇员和奴隶的斗争又有相同特点。奴隶的弱势不仅表现在法律和社会的束缚，更体现为奴隶对自身弱势的确认上，觉得自己生来是当奴隶的，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这正如雇员觉得自己受剥削是应该的，没有受剥削的机会，连工资都没有一样。一旦奴隶们被“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所激动，奴隶们的反抗性就增强了，其地位就会有所改善；一旦雇员觉得光看自己的钱包还不够，还得看看老板的钱包时（这就是平等意识），雇员的地位就会有所改善。这才是劳动力“租金”的本质。当萨缪尔森用“租金”将工资的冲突本质掩盖起来时，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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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两部分：

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外来打工者有1000万人之多。这些外来工从事当地生产一线最脏、最累、最苦的工作。然而，广东的外来打工者，处境却不容乐观。据广东省总工会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以来，全省共受理职工电话、信件投诉74万多件，处理和平息工人上访、罢工事件11500多宗，涉及人数达一二百万人。工人权益被侵害的范围之大，人数之多，可见一斑。许多在外企的打工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保障线，有的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工资低还被拖欠。据统计，工会及劳动部门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有80%－90%是拖欠工资的。1998年与1997年相比，珠海市此类案件增长一倍，广州市增长131%。拖欠时间短者两三个月，长者半年、一年。在欠薪严重的中山市，有的外资和个体私营企业拖欠工人工资长达两年。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市的外企私企欠薪额均达两三千万元，中山市劳动监察部门近年来为工人追回欠薪达1.19亿元，广州市劳监大队仅1998年就追回欠薪9700多万元。至于打工者没有向工会、劳监部门申诉或申诉后并未追回的欠薪，估计有10亿元。一些老板长期欠薪后逃逸，使打工仔、打工妹陷入生活困境。今年2月6日，广州市越秀区多彩酒楼老板欠薪后携款外逃，17名身无分文饿了两天的打工仔无处安身，流落广州火车站。

工资低，同时超时劳动，加班加点现象十分惊人。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衣、皮革、玩具、电子企业，老板强调赶交货期而无休止地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有的甚至三四个月不安排一天休息，每天强迫加班4－5小时。《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月加班延时不得超过36小时，而不少企业人均月加班在60、80、100小时，个别企业人均月加班140--150小时，极少数企业甚至高达180小时，致使一些体质虚弱的员工昏倒在岗位上。去年11月，在深圳某手袋厂打工的江西青年徐景水由于连续加班，劳累过度，吐血不治身亡。去年12月22日，中山市三乡镇外资企业慈航玩具厂21岁的河南打工妹黄铭因日夜加班，生病不准请假，病倒后又被厂方赶出宿舍，致使在返乡途中死亡。

一些老板视工人生命如儿戏，无视劳动保护，工人劳动环境相当恶劣。佛山一家化学品生产厂的女工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操作，双手变成畸型。东莞市清溪镇一家台商电脑机箱厂由于设备陈旧又无保护措施，工伤事故严重，许多工人的手指被机器切掉。有关文件规定：集体住宿的工人每人住宿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而有些工人宿舍10平方米的房间住着20多个人。有的老板在市场专门买价低发霉的米给工人吃，有的工人长期以菜叶下饭，三月不知肉味。

打工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也受到践踏。不少工厂，外有高墙和铁丝网，内有狼狗和打手，工人进去就别想出来。打工者的身份证、暂住证、边防证等有效证件被老板非法扣留并对工人进行非法搜身。许多打工者说，不少台湾老板限制工人的自由，连吃饭、入厕都要限定时间。还有些私企在规章制度中明文规定：不完成生产定额不准上厕所。据抽样调查，1997年在外企工作被搜身工人多达10.4%。在一些韩商、台商企业，工人被辱骂、罚跪的不胜枚举。

工会本是工人的娘家，但在珠江三角洲不少外企老板一再拒绝建立工会，有的甚至以撤资或将工厂迁往他地相要挟。有些外籍老板不择手段地打击热心工会工作的员工，扬言谁提建工会就炒谁的“鱿鱼”。企业无工会，投诉无门的打工者就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一样，任人欺负。法律的不健全和执法力度不够，常使打工者无法讨到公道。在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有关职能部门出面调解的时候，因受种种因素制约，财大气粗的老板却常常占据主动地位，弱小无助的打工者却常处于被动地位。劳资纠纷调解协议通常是“各打五十大板”，老板虽然给付一定赔偿，但吃亏的还是打工者。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劳动法》将劳动争议的申诉时间由国务院原先颁布的《劳动争议处理规定》中的6个月改为60天，时间大大缩短，这对于那些没有文化、不懂法律的打工者是不利的，他们在受到侵权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超过了申诉时限。《劳动法》中规定劳动争议必须先仲裁后起诉，对劳动仲裁部门没裁决的案子，法院不予受理。此条款既同宪法相悖，也限制或变相剥夺了劳动者的诉讼权利。

此外，劳动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也使打工者在权益受到侵犯后，很难及时讨回公道。据调查，偌大的深圳市仅有劳动监察人员60人，广州市36人，拥有约150万打工者的东莞市只有16人。人力如此不足，别说监督检查，就连突发事件都难以应付。

还有，政府对企业劳动管理不到位。理论上，外来打工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实际操作上却被列入另册。一些地方政府和少数基层干部片面强调吸引外资，担心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因而对外企管理抓得不紧，甚至以牺牲工人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些干部对工人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置若罔闻，与外籍老板称兄道弟，对外商的一些违法行为姑息迁就，甚至偏袒。个别外籍老板自恃有当地干部“保护”，有恃无恐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随意侵犯。

看不见的手是上帝之手的马甲

一神教把上帝之手，穿上“看不见的手”的马甲，以减少在无神论国家推广的阻力。

十三.如影随形的竞争和垄断

1.相对垄断

实际上，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竞争的地方，必然有垄断。有垄断的地方，也必然有竞争。既没有绝对的竞争（完全竞争），也没有绝对的垄断（完全垄断），但是却有着竞争程度和垄断程度的差别。

萨缪尔森承袭斯密的衣钵认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或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例如，小麦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即使最大的小麦农场也只能生产世界小麦产量的一小部分，从而无法对小麦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第28页）的确，如果把整个市场定义为世界市场的话，不要说小麦，就是被公认为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汽车市场上，单独一家企业对整个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然而，世界市场其实是被无数种有形、无形的力量分割成无数个局部市场，企业只要在某个局部市场上取得相对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取相对垄断利润，人们所抱怨的垄断都是这类相对垄断。

2.垄断的来源

垄断的第一个来源是空间。在斯密时代，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竞争常常是在一个城镇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展开，该地区以外的市场价格虽然对本地区有影响，但往往不足以打破本地区形成的相对垄断格局。至少，该地区厂商的定价可以高于其他地区市场价格加上运输费的水平上，运输成本成为该地区厂商的垄断利润来源。即使在今天，例如百货业和旅馆业，都明显享受着由于距离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显然，在北京出差的人不可能由于天津同档次旅馆便宜而跑到天津去住宿，甚至在北京西单地区出差的人不会到东单去住宿。在繁华的都市，如果一家宾馆周围2公里没有竞争对手，则该宾馆就可获得明显的相对垄断利润。

垄断的第二个来源是时间。由于商品生产需要一个从投资到产品出厂的自然周期，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利润丰厚时，其竞争对手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提供同类产品，这就使厂商获得了由时间而产生的相对垄断利润。那些二十四小时经营店也都懂得时间垄断的重要性。

第三个来源是商品性能、品质、规格以及品牌等的差异。小麦似乎都一样，但在细分化的小麦市场上，加州小麦和德州小麦是两种商品，加州小麦贵不等于德州小麦也能卖到同样价钱，因为这是两种可替代却不同的商品，就像桑塔纳和奥迪是两种不同商品一样。在中国大米市场上，东北大米比南方大米贵，盘锦大米比高碑店大米贵，同样是因为这个道理。

第四个来源是种种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市场分割，比如国界的分割，语言文化的分割（对于音像市场来说，这种分割是至关重要的）等。

3.追求垄断是企业的本能

事实上，成功的企业都是靠着善于构造并利用局部市场垄断而成长起来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利用了宾夕法尼亚州油井区炼油设施的相对紧缺而发展起来的。当别人看到炼油业有利可图，想参与竞争时，洛克菲勒已经把炼油成本降低下来，构筑起了行业壁垒了。不仅如此，洛克菲勒利用自己作为铁路运输大客户的消费者垄断地位，威胁运输公司不让他们承运别的炼油商的煤油。这样，洛克菲勒的垄断范围逐渐从宾州扩展到全国，又从炼油业向后扩展到石油开采业，向前扩展到石油运输业和分销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石油垄断巨头。但是，竞争仍然存在。在洛克菲勒的视线以外，还有俄国高加索地区的石油，有中东地区的石油，有南亚地区的石油。在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各级权力的竞争和角逐。由此，标准石油公司的成本开始上升，而技术和组织模式开始外流，新的石油公司就在标准石油公司的大树底下成长起来。对外，标准石油公司继续凭借其在美国的垄断地位，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业竞争。在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成七个地区性公司后，这些地区性公司形成紧密的业务联系，共同制定油价，被称为七姐妹。但七姐妹之间也不是没有竞争，只是受到共同规则的限制而己。

不仅是洛克菲勒懂得构造并利用垄断来获取利润，凡是有竞争存在的地方，厂商都在努力构筑各种形式的垄断。甚至在市场崇拜者津津乐道的农贸市场上，也普遍存在着价格垄断。同是卖白菜的十几家摊位，报出的价格常常惊人的一致，虽然各摊位在态度、称量、是否允许剥去老叶等细节上会有竞争。世界白菜市场非常大，但在特定地点、特定时刻却只有十几家竞争者，每家都足以影响白菜价格，因此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联合垄断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在十几家白菜商的联合垄断行为中，又有一些人实力较强，心眼较多，是价格制定者，而另一些人则是价格追随者。价格制定者常常自己违反定价，以较低的价格大批量向买主销售，却不允许别人违反定价，他们是市场上的霸主。根据价格制定者利用公权谋私的程度不同，霸气也有强有弱。霸气弱的常常被称颂为公平、仗义。实际上，由于白菜市场利润微薄，头脑精明、兄弟多的霸主们不屑一顾，所以我们较少在白菜市场上看到霸主的存在，但在利润和风险都较高的水产市场上，这种欺行霸市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一些有实力的水产商正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4.垄断是竞争战略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竞争和垄断总是如影随形呢？这是“竞争即战争”逻辑的自然延伸。我们知道，要在战争中获胜，需要凭借天时、地利，构筑工事、碉堡，需要穿上盔甲，带上盾牌。有些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如同专利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有些时机好比诸葛亮借东风，转瞬即逝，例如奥运会开幕式四年一次，就构成一种垄断，电视台凭借这种时间垄断，可以获得巨额广告收入，而奥运会组委会则凭借垄断权的授予，也可以从中分红；工事和碉堡可以躲过敌人的狂轰烂炸，比如日本株式会社与大公司间的内在默契，就能抵挡美国商品的倾销压力；盔甲可以防身护胸，就如同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的成长。这里，专利、奥运会、默契、关税都可成为厂商在竞争中获胜的垄断地位。事实上，竞争决不比战争简单，竞争地形图也不比作战地图简单，竞争各方都会力图“知己知彼”，攻击对方的弱点，利用己方的优势，以取得竞争的胜利。己方的优势则常常是各种各样的垄断性因素，对方弱势是各种各样的非垄断性因素。正如军队之间有结盟作战一样，商战同样可以形成价格联盟。正如军队的结盟不稳定一样，商战的结盟也不稳定。但无论是结盟还是重组，无非是垄断或谋求垄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当我们说每一次交易都是不平等时，也就是说每一次交易（竞争）都存在垄断因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等，等价于交易一方垄断信息，垄断力量。

学过迈克·波特的竞争理论的人都知道，所谓竞争优势正是一个企业具有的全部垄断性因素，无论这种垄断性因素是资本规模、技术、品牌、学习曲线、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品歧异、转换成本、分销渠道或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这些垄断因素使得企业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无法被效仿。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磨练后，我们已经懂得，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独特的垄断性因素，那么其利润是没有保障的。八十年代时，市场存在很多空白点，企业瞄准空白点就能赚大钱，因为空白点就意味着暂时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享受时间垄断。如果先行者不利用时间优势，加速降低成本，形成行业进入壁垒，则追随者很快蜂拥而至，市场竞争白热化，变得无利可图。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有的企业拥有资本优势，可以承受较长时间的零利润或亏损；有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性能价格比好，也可以生存；有的企业则凭借权力或其他因素拥有地域性市场优势；那些毫无性垄断因素支撑的企业只好接受淘汰。在一轮轮的淘汰中，垄断性因素逐渐积累，形成由于地方、国家直到世界的垄断。

5.绝对垄断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即使在某一行业形成世界性垄断，这种垄断也仍然不是绝对垄断，因为行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石油、煤炭、水力、风力、核电存在着替代关系，棉织品、丝织品、毛纺织品、化纤织品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火车、飞机、轮船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小麦、水稻、大豆、高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有替代关系的行业相互构成竞争，而目前仍然没有那一个跨国公司可以同时垄断多个替代行业。在垄断某行业的跨国公司内部，则存在着对分包合同的竞争，存在着对各级各类权力的竞争。这些竞争的存在有时候会使公司发生大规模分裂或重组。但这种竞争已经与经济学教科书的竞争完全不同了，实际上成了人与人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竞争的确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而且不可能消失，因为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消失，而我们又假定每个人都追逐个人利益。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竞争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恐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任何一个对完全竞争概念有准确理解的人恐怕都应该承认，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程度了。

6.反垄断的悖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反垄断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垄断不但是竞争的内生变量，而且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反垄断法最多只能是减轻垄断的程度，而不可能反对广泛存在的垄断因素。由于大垄断者往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核心力量，反垄断的过程常常会被最大限度地扭曲，以至徒有虚名。美国反托拉斯法制定以来，虽然有几桩著名的反垄断公案，如标准石油公司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以及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微软案，但二十世纪的美国经济垄断程度仍然越来越高，有时甚至美国政府加速国内产业的垄断，例如波音兼并麦道。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一国垄断加速走向世界垄断，跨国兼并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递增，近年兼并案值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只是与上个世纪之交的舆论不同，目前的国际舆论不是反垄断，而是将跨国兼并、跨国垄断当作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来赞美。在这样一个跨国垄断时代谈论自由竞争，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大垄断者剪除小垄断者，为跨国垄断剪除国内垄断作了舆论准备。

当我指出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反垄断并不可能时，我只是在做一个事实判断。这个事实判断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这里实际上是亚当·斯密逻辑又一个悖论：或者每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从而导致每一交易中自身优势（垄断性力量）的运用，导致相对自由竞争向高度垄断演变；或者每个人在每一交易中不运用自身优势，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得以存在，但却违背“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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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认为，在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因此经济恰好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第28页）当然，萨缪尔森承认，由于完全竞争的条件十分苛刻，存在垄断、外部性和公共品生产等问题，因此现实生活中市场并不能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却近似有效。

但是，即使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即所有厂商都是价格跟随者，都无法独立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也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符合完全竞争条件，就必须在任何商品市场上都存在无数竞争的生产商，市场首先要将资源配置给无数生产商。例如，为了在钢铁市场上有无数生产商，首先要将大量土地、矿石、机器、劳动力配置给生产商，从而占用本可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本可以被大规模生产高效提炼的矿石，本可以生产钢筋、钢轨、汽车的钢材，本可以直接从事消费品生产的劳动力。其次，为了保证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影响价格，必须没有技术革命，没有规模经济；如果有技术革命，则必须保证一夜之间该技术就能在所有厂商间普及，从而不可能有一家技术首创厂首先大幅降低成本影响价格。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提高效率的可能。第三，所有市场都必须是既有的。如果有新产品出现，必须保证新产品生产技术迅速扩散给无数生产商。这意味着没有创新。这就是说，一个符合完全竞争条件的市场必然是资源浪费的，低效率的，没有创新的。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当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时，大量资源就被浪费了；而当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时，市场又总是接近垄断。例如，在中国彩电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全国有一百多家彩电生产商，每家生产商都投资数亿仍至数十亿人民币，形成了不同型号、规格的数百条生产线，每家都雄心勃勃地想在彩电市场上拼博一番。短短几年以后，彩电价格直线下落，大量生产商被淘汰出局，数百亿资金变成地方财政赤字或银行坏帐，数百条生产线连同厂房、土地成为现代废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又如，九十年代中期，市场上甲鱼价格居高不下，刺激了大量农民挖塘养甲鱼，无数块良田顷刻间变成鱼塘，农户们把多年积蓄加上亲友间拼凑的资金都放到鱼苗、技术员和饲料上，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甲鱼价格暴跌，积蓄、欠债和希望，连同土地资源统统化作泡影。这样的故事从南海泡沫事件起就一直是市场经济的典型情境。伴随着每次大规模淘汰和资源浪费而来的，则是市场渐渐集中到少数生产商手中，形成相对垄断格局。这时候，资源的利用效率往往提高了，因为这少数生产商在技术、管理或质量上拥有优势，或者能够调动更大量的资金，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的投入，从而达到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十四.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还是递增？

1.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吗？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消费一新增单位商品所带来的新增的效用。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个人消费越来越多的某种物品，他从中得到的新增或边际的效用量是下降的。”举例说，吃第一口面包时最饿，因此效用最大，吃最后一口面包时仍然有正效用，但效用最小。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即每一口的效用都小于前一口。

看上去，这一理论符合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消费感受，似乎无可质疑。但也有一些消费行为不符合这一理论。例如，一位多年不见患难朋友远道而来，你请他去上最好的饭店吃饭，点最贵的菜，似乎非此不足以表达曾经生死与共的感情。也许这一顿饭让你半年省吃俭用，但你觉得值。这时，花钱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钱花得越多，自己心里就越舒坦。再如，10万元一辆夏利车与30万元一辆奥迪车，都可以满足一个人交通的需要。按照边际效用理论，夏利车满足雪中送炭的需要，就象吃第一口饭一样，边际效用最大，而奥迪满足的则是锦上添花的需要，其超出夏利部分花费的边际效用最小。但是，人们却愿意用20万元去购买不值10万的边际效用，这是为什么？又如，贪官首先是官，一般而言，虽然未见得有高薪，但其基本需要是已经得到了满足的，谋取薪俸之外的利益是要满足那递减的边际效用，然而薪俸外利益的风险和成本却很高，为什么贪官会如飞蛾扑火般贪污？泛而言之，在追求权力和金钱的金字塔上，越往上路越窄，被人踩入万丈深渊的机会越多，而新增金钱所能满足的新增效用却最小，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停下争名夺利的脚步？

2.消费行为服从社会地位最大化原则

人们日常消费行为从根本上并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而服从社会地位最大化原则。中国农村的普通农民，一辈子咸菜窝头，却要攒钱盖房子，给儿子取媳妇，哪怕媳妇进门，自己住进草棚。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村里人的承认和称赞。城市里的居民也一样，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有好吃的舍不得吃，有好穿的舍不得穿，有发展升迁的机会还得首先看是否影响孩子的教育。中国如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美国人保罗·福塞尔写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全面描述了美国人如何在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上花钱，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在别人的心目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地位的比赛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进行着，通俗地说，这社会地位就是面子。中国人爱面子，美国人也爱面子，只不过面子的形式不同罢了。中国有句俗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这其实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揭示。在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和地位的社会，多一点钱就意味着高人一等，这点钱就有着极大的边际效用。但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富外有富，因此权力和金钱的竞争就越来越残酷。

3.人的消费行为是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复合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非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不需要考虑面子的时候，边际效用才会递减。事实上，完全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消费主体不是人，而是兔子、山羊、猴子、老虎、豹子，是动物。老虎吃山羊的感受绝对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动物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与作为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增常常是复合在一起的。仍以请朋友吃饭的故事为例，为了要表示友好或富有，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最大；为了吃饱饭，第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最大。按照面子原则，恨不得倾囊而出；按照胃口原则，经济实惠最好。最后的菜单是这两种原则的混合，既有面子，又能省钱；既服从边际效用递增原则，又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当然，面子原则是第一位的，视面子的等级不同，所点的菜的档次也不同；实用原则是第二位的，即在设定档次的菜中选择酸甜苦辣各种风味、鸡鸭鱼肉各种原料。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一个新的消费行为理论。人的消费行为是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复合，并且社会性主导着动物性。动物性消费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社会性消费则服从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究竟一个具体的消费行为中有多少成份属于社会性，多少成份属于动物性，这要视不同人在不同情境购买不同商品而论。富人消费中的社会性成份多于穷人，衣服的社会性成份多于食品，在公共场合消费品的社会性多于私人场合消费品，礼物的社会性多于日常用品，高档商品的社会性多于动物性。像首饰一类的物品则只有社会性而没有动物性，像窝头一类的食品则只有动物性而没有社会性，绝大部分商品介于两者之间。社会性强的物品的价格取决于该物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社会地位满足的程度，而不取决其实际功效。一些商家深谙其中道理，刻意制造或渲染物品的社会属性，例如毁版限量制作的手表，包装精美独特的小点心，巴黎时装节的时装，古董字画，或者麦当娜的内衣，乔丹的球鞋，从而获取高昂的价格。广告更是赋平常商品以高贵的社会性联想的典型，一瓶白酒配以富丽堂皇的大饭店，一种化装品配以一群靓丽少女的艳羡目光，甚至一块地板配以拥抱跳跃的青春男女。消费者往往就在广告的社会性暗示中高价购买了成本很低、用处不大的商品。

4.需求曲线向下的原因是受制于收入水平

当然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由于边际效用递增，岂不是会产生价格越高购买得越多的现象吗？需求曲线不是会向上吗？是的，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这种现象。在超市中你可以发现，有的人专门挑同类商品中的最高价格购买。但是，由于人们的总购买力有限，需要购买的物品又很多，则价格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以公式表示有：

P1Q1+P2Q2+……PnQn≤Income

在一定收入条件下，第n种商品的价格是受什么限制呢？这就取决于该商品在购买清单中的相对重要性（或称购买权重）。事实上，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慢慢就形成了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不同物品的购买权重，PnQn/Income，这一数值既有可变性，又有稳定性。随着收入的上升，权重会相应作调整，例如低收入时食品类权重较大，高收入时食品类权重较低。当生活方式和收入都相对稳定时，其购买权重也相对稳定。收入通过权重决定着其购买行为，即选择什么档次的商品。这样，通过观察一个人在什么商场购买什么品牌的手纸、洗涤剂、衣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处于什么阶层，收入水平在什么位置。都是屁股，高收入者用高档手纸，低收入者用低档手纸，所满足的基本需要是一样的，但社会性则迥然相异。低收入者在手纸上都自惭形秽，而高收入者则从手纸的柔软度、洁白度上体验到了自身的高贵。

因此，需求曲线向下的原因并非是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受制于收入水平。即使某种商品边际效用递增，由于该商品的购买权重和购买者的收入水平所限，购买者也不会无限购买。当我们认同向下的需求曲线时，实际上我们是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上考虑问题，这样价格越高，势必就只能买得越少。如果社会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形，则不同价格的同类商品的数量呈金字塔形，最高档的商品购买量最少，最低档的商品购买量最大；如果社会结构呈枣核形，则不同价格的同类商品的数量也呈枣核形，最高档与最低档的商品购买量都较小，中档商品的购买量最大。不懂得商品档次随收入分布这一道理，必然会在商战中失算。在某大学附近的一家超市曾将其价格定位在中高档上，结果门可罗雀。后来该超市下调半档价位，很快又顾客盈门。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8/3/187130.html

• 看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两部分：

十五.生产的边际效用是递减还是递增？

1.生产的二重性

诚如萨缪尔森所述：“当更多的投入，例如劳动，被追加于固定的数量的土地、机械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单位劳动所能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拥挤，机械被过度使用，劳动的边际产量下降。”

然而，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类似，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考虑到生产的二重性。不错，在生产中存在大量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但同时也存在大量（而不是例外）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分工生产扣针，正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之一。

“一个工人，……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分工以后，“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四万八千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四千八百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成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1]

为什么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呢？因为劳动力越多，分工越细密，工作效率越高。其实，在一定土地上追加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例如有的研究种子，有的研究肥料，有的研究杀虫，有的制造农业机械，有的修缮水库沟渠，就可以使边际效益递增。也就是说，生产也有二重性。就生产的自然性而言，边际收益的确是递减的。就生产的社会性而言，边际收益既可能是递增的（分工合作，三个和轮流挑水吃），也可以是负的（相互博弈对抗，三个和尚没水吃），当然也可以是递减的。

2.生产的社会性使边际效用递增成为可能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经验的积累，即所谓学习曲线上。一个人连续几小时学习，其收益固然是递减的，这是由人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但一个人连续若干年学习，其收益就可能是递增的。从文盲到小学毕业，只能认个路牌；高中毕业，可以当个营业员、电工、驾驶员什么的；大学毕业，才有资格进入管理层，在机关或研究机构工作，但却只能做硕士生的下级和助手，如此等等。因为持续学习意味着知识的积累，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认识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增强，从而意味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于处较高的等级。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学习时间越来越长，这其实正是学习边际收益递增的结果。我们看到画家一挥而就，羡慕其十分钟赚了一万元钱，这不是长期磨练，边际收益递增的表现吗？个人如此，一个企业或组织也一样。如制造飞机，第一架时需要购置厂房、设备、人员，需要经历一次次地失败，成本最高，收益最小；第二架有了初步经验，成本降低，收益上升；第三架飞机可能开始改进工装设备，建立工艺规范，边际收益进一步增加。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竞争的赢家通吃上。仍以飞机制造为例，当波音生产了数百架飞机，生产成本不断降低，设计制造技术不断提高后，别的厂商就无法通过正常利润积累的方式来打入飞机市场。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二百多年间，赢家通吃的竞争法则不断发挥作用，使得各地的自由竞争渐渐被地区性或全国性垄断取代，直到今天形成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垄断全球主要行业的局面。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产品复制可实现无成本复制和无成本传播，又依仗专利法保护可以随意定价，赢家通吃的速度大大加快。比尔.盖茨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全球首富不到十年时间，把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工业巨头抛在身后，靠的就是赢家通吃。赢家通吃是极端的边际效益递增，它意味着只有不断地高强度地投入才最终成为赢家，一旦屈居第二，则全部投入都将化为乌有。也就是说，只有超出对手的最后那部分投入才产生全部的效益。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生产的自然性使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而生产的社会性却使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增（当然也可能为负或递减，取决于社会性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现实的生产活动都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且社会性主导着自然性（市场主导着生产，利润主导着生产），因此边际效益递增才是主导性规律。具体到某一项投入的边际效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取决于该项活动的自然性成份和社会性成份的关系，以及社会性成份的具体内容，并不能一概而论。

3.规模收益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生产的社会性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规模收益的增减。所谓规模收益是指同比例增加各投入要素时总产量的变化，而规模收益递增即意味着总产量的增长超过要素投入的增长。“例如，一位正在设计一个小规模化工厂的工程师发现，把劳动、资本和原料投入增加10%，会引起总产出超过10%的增长。”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规模经济，就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实际上，在相同技术路线下增加厂房、设备和人员并不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只有随着投入的增加，采用了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组织形式，亦即实现了要素的复杂重组，才能使收益递增。对扩大了的要素进行复杂重组，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的体现。

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收益递减。我们知道规模收益递减一般与生产的自然性相联系，但萨缪尔森谈论的规模收益递减并非源于生产的自然性，而恰恰源于生产的社会性。他说：“尽管在许多部门中规模经济潜力很大，但是，在某一点上，也可能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当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管理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日益难以处理。在无休止的追逐高利润的过程中，企业可能发现它的市场地理区域或生产线已经扩张到能够有效管理的范围之外。”其实，当管理问题出现时，企业效益可能不仅会递减，有时还会骤减，甚至是坠入破产深渊。刚刚发生的韩国大宇公司破产案就是典型。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成份中的对抗性因素占上风时出现的现象。由于各企业在哪一点上出现管理失控，以及是否会出现管理失控并非直接与规模相关，故此类规模效益递减并非必然。尽管多数企业遇到了规模扩张后的管理失控，但有一些企业却闯过了这一关，成为全球性的企业，享受着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递增收益。

由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企业的边际或规模收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是骤增还是骤减，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完善和对外竞争的胜利，亦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性。洛克菲勒的石油企业从小到大，无论是边际收益还是规模收益都不断递增，而且顺利地渡过了管理极限，正是出色的经营管理的结果。反之，那些按照规模收益递增论进行的企业扩张决策，却常常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

4.中国农民收入低的社会原因

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主要不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中国是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弱者，是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地；农村又是中国经济竞争中的弱者，唯一的优势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农村社会内部，普通农民是基层权力结构中的弱者。这就使中国农民遭受着世界、城市和农村强者的三重剥削。不错，中国农民在经济激励面前动起来了，但其收益（为跨国公司、城市打工，向国际国内市场出售农产品等）却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实际上，在不受或少受三重盘剥的前提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如能恰当组织起来，一部分就地建设乡村道路住房，一部分生产相应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一部分兴修水利，一部分搞生态农业和多种经营，一部分用以教育和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比目前的生活水平提高十几倍甚至更多。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9/1/187729.html

解释的确实比稀缺经济更具合理性。稀缺经济学是对现有秩序的粉饰，而竞争经济学是本质。

韩德强对社会的定义趋近于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看重分配，对生产重视不够，如果推广到整个自然界是合理的，零和游戏，在人类社会中由于可以奴役动植物，掠夺自然，妥协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比斗争大，过于偏重分配导致效率不够。

一个企业或团体内部有可能实现压缩个人换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谁做牺牲，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之间，哪些行业做出牺牲？要构建一个整体最大利益的社会模型有难度。

实际矛盾或者不合理是必然存在的，追求改变的过程就是进化的动力。改变后转化为新的矛盾或不合理。

要构建一个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模型，社会的主导集团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

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升级工业体系，《刷盘子还是读书》对此有详细论述。

就是创新，不能用人与人的博弈竞争来解释了，它是加强对地球的剥削和提高剥削效率的过程，所以韩德强的解释还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