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1号公报 -- 南加菜帮主

今年3月，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说：“我国住房持有率达到了80%左右，人均住宅面积达到26平方米，这一数字居于世界较高水平。”“目前，中国内地的人均GDP为1700美元，中国香港和日本的人均GDP则超过34000美元，而中国香港城市居民住房面积是7.1平方米，日本是15.8平方米，低于中国内地的人均住宅面积”。

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称：2004年底，上海市市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20.4平方米，江苏、浙江、福建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分别为20.4、23.9和24.5平方米。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多地少的香港和东京，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分别只有7.1和15.8平方米。

对照上述两段内容，发现聂梅生女士的讲话似乎有些问题：一是偷换了概念，错把东京当日本；二是用我们现在部分发达地区的数据去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香港和东京比。这恐怕还是很有出入的。

世界“较高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

据建设部的相关资料， 上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以下状况：美国60平方米，英国和德国38平方米，法国的该数字为37平方米，日本为31平方米。而据一份资料对不同收入国家居住水平的分析，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中低收入国家该数字应为17.6平方米，中等收入国家为20.1平方米，中高收入国家为29.3平方米，高收入国家则为46.6平方米。

蒋浙安在《英国政府在战后住宅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写道：1986年，在英国2200万套住宅中住房自有率达到62%。超过80%的英国人住在一至三层、带花园和车库的小别墅里，只有收入较低的人才住公寓（flat），其小别墅住宅与公寓比已达4：1。很多英国人还有“第二住宅”：一处在大城市中，便于工作与学习，一处在乡村以供周末度假。

《环球时报》记者柴野，2003年6月

报道：德国有8000万人口，13500个小城镇，绿地占了城市的1/3。德国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左右，在小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50平方米以上，85%的人有精巧别致的私人住宅庭院。连有上百年历史的房屋都安装了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和供暖设施。

而据建设部赴美房地产考察团的反馈，1999年，美国2.7亿人口拥有1.1亿个住房单位，67%的家庭拥有独立住房，人均居住面积60平方米。

印度则存在两级分化情况。据《环球时报》记者钱峰2003年7月报道：印度各大城市都有集中的富人区。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对世界“较高水平”应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在我国，“人均26平方米”如果是真实的，那可以说明住房数量“凑合”（但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的）。而我国的住房质量离“世界较高水平”还差距甚远，“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我国的住房质量不高，在未来15到20年里，现有的160亿平方米住宅有大部分要拆了重建。许多城市10多年前盖的房子，现在看上去像建筑“垃圾”，目不忍睹。而住房功能不完善、配套不齐全也是普遍问题，尽管大城市稍好些，但是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等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此外，我国居住的自然环境、安全环境相对比较差。

中国人居住的综合水平离“世界较高水平”还有很大距离，不宜坐井观天，盲目乐观；地方政府在解决民众居住质量、居住环境方面还任重道远

但值得注意的是，被抢走的婴儿不仅成为充实地方财政的工具，而且还滋生了一条从“抢婴”到“卖婴”的利益链。

据邵阳市福利院证实，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而“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

　　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尽管这种“抢婴”“卖婴”事件只在部分基层地方存在，但其性质十分恶劣，它把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演变成了一种刑事犯罪。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国内再度出现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激烈争论。我们估计，湖南“抢婴”“卖婴”事件将会继续引发国内外关注，并反过来冲击中国的计生体系。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10511/207155.html

儿童福利院的生意经

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约5000美金。捐款在3000美金左右，直接交给福利院，同时能收到发票和捐献荣誉证书。另外，中国收养中心收取365美元的审核费和200美元的翻译费，再加上办理其他手续约800美元的费用。而儿童福利院在被领养的情况下，实际上降低了成本，更不宜收取领养费。没有领养费的情况下，至少非法贩卖儿童出境会失去刺激。只可惜，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却把国际领养做成了生意。

比如，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美国法学者大卫-施莫林指出，现在的跨国婴儿贸易大多通过非法手段，从婴儿亲生父母那里带走小孩，再通过合法程序将孩子合法地领养走。

为何被收养的多是中国女童？

在被海外领养的中国儿童中，大部分都是女童，这些儿童有些并非是孤儿，也并非是健康有缺陷的孩童，她们主要是因为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传统观念而被遗弃，而大多数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都获得良好的照顾和爱。在这种反差之下，对某些中国家庭来说，将孩子送到美国收养，也许还是一条不错的选择。这样无论因为“人口是负担”的偏见，还是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国策，抑或是人贩子的盗抢，从儿童福利院“购进”儿童到“出口”到海外的产业链就形成了。

收养法律在保护儿童和亲子伦理上存在漏洞

而一旦公权力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社会抚养费的压力之下，也参与到有偿送养的行列来，那么法律则往往无法得到有效遵守，尤其是它可以越权设立强制执行的“法庭”时。另一方面，中国的跨国领养制度，也相对比较迎合海外需求，各种便利的领养程序，缺乏收回和监督孩子生活成长的责任，这令中国成为美国领养儿童的最大来源国。

更糟糕的是，目前中国的收养法律，只需要民政公示60天后无人领回，即可宣布婴儿为弃婴，从此可能进入这个产业链；而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这种与美国公开领养大相径庭的做法，让被“弃婴”被“领养”的中国父母们的寻子之路更加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