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站队了站队了，贬江朱的站我这边啊(1) -- 达雅

科学发展观才是和三个代表一个档次的。

从士柏混到西河，这么多年了，还是没长进。鄙视一下。

阿雅的站队之说，个人认为不妥。

从来不可否认，哪个头目在台上，都是以带领中国往前走为目的的，思路不同，路线有差异，但目标一致。

邓公选江非重其才，只求守成之用。江李时，内外失分，江朱时，最起码，内止血。我不认为，有其他比朱的做法更好的选择。也许，朱的做法给温留下隐患，迟至今日发作也好，温没做好也罢，那时我们真的很危急，我们真的有的选吗？

路有左右之分，人其实是在一个队伍里的。

经济奖完全就是一个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奖项。只要你讲的那些东西符合目前那个极小的所谓学术圈子的内容规范，然后有一点点所谓的“创新”，那就有可能获奖。说白了，炸药奖就跟国内的所谓学术圈子差不多，就是一个行内人互相吹捧的东西。

另外，这个奖某些情况下，还带有政治性，比如科斯的获奖。那个所谓的科斯定理，完全就是个想象出来的极端情况，完全不存在。这个理论的进一步推理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结合帕累托最优为基础的福利理论，那就是对完全的私有制的理论的维护。潜台词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你要发展，就不能伤害我。由此推导出来的就是，所有的改变，只要伤害到我的利益的都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在社会发展来看，就是底层人民要发展，是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尽管科斯的理论有些扯淡，但是在欧美是政治正确的。而且他的获奖时间也是比较妙的。私有制不仅在当时的斗争中嬴了，而且美国挖地三尺，从故纸堆里面找了几篇文章来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说几句题外话，要说起意识形态斗争，西方可是一直都念兹在兹的。比起中宣部来强多了。）

另外，看了前几篇你写的东西，我认为你太过于重视经济理论了。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更多的是接近复杂系统的分析范畴，这种活动不具有完全的可预测性。而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从你的发言可以看出，你应该是学这个的，至少是熟悉这一理论的），基本没有超出经典的绝对时空观的经典力学分析的范围，尤其是从方法论方面看。从其连续性和严格凹的假设来看，这种分析是一种极为简化的假设。在其分析中，大量使用理想化的对比条件，如完全竞争模型以及均衡假设，这个基本是牛顿第一定理在经济分析中的生搬硬套，跟社会的现实基本是脱节的。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分析看，均衡只是非常态，而非均衡才是常态。

你说经济的周期性和可预测性。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认为不确定性在哲学上讲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无论江朱.胡温,其实他们都是一体的.

政策都是邓的思想的继承,延续,深化

邓土地承包

江朱废掉国企

胡温要搞所谓的土地流转.

江的代表先进生产力——胡说要和谐，温说要政改

可见和平演变已经进行了3代了，而且基本接近完成！只是方向错了。。。。。。黄仁宇的夹心面包社会再次到来，虽然有所不同。

也就是在中枢时间长还是在地方时间长，这决定了内战和外战的能力。

江朱二人都在地方混过很长时间（朱的绝对时间不长但质量高），熟知地方情弊，地方蒙不了这二人。所以江朱任上，搞分税制，搞国企改革，都易于推行，在内政方面成绩大。但常在地方的人，对于国家的全局感差，在外交工作上常进退失据，对台工作不得力，对美示弱被打脸，对美强硬也被打脸。

反之胡温在地方工作经验要差一些，尤其是温。胡在中枢潜水多年，外政情况掌握较多，外交工作的谋略准备也很充足，一旦全面负责外政时就显得有条有理，进退有据。事实是胡温这一任上，对台问题全面进步，在对日对美和南海方面的工作，不能说全面主动，至少不像以前那么让人感觉憋屈了。即使是温，万年办公室主任，全局观也很好，在对外工作上温没有犯什么大错。这两人的问题是在中枢的时间太长了，天天干跟地方讨价还价的事，心态上已然把地方当成对手，而不是伙伴，结果就是或者被地方蒙骗，或者与地方博弈到双输。

所以在现有体制下，强调有地方工作经验和强调提前上位（就是早到中枢历练）是同样重要的。胡温前一点上算是偏科生了。下一任？现在还不好说。

整篇跑火车,牛头不对马嘴的来

懂不懂经济作为草民来说不关心，关心的是能不能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

弱势群体不受欺负，起码衣食无忧。

大环境来说，总体上要劳者有其所。

现在国进民退不喜欢，人为垄断，垄断的成本完全地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而获得利益的人只是体制内的一小部分人。

关于炸药奖的事情，他那种以为靠预测就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想法根本就是自我想象。至于你说的炸药奖的小圈子现象，那当然是真的，那些获奖理由所谓的创新，能直接用于实践的也很少。但是，是否能否认它们在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呢？我觉得这也很难。而且，这类创新是否符合事实也是一个问题。

以前和我讨论经济问题的人还没有人有过这个说法。事实上，我在经济方面的方法是很不主流的。我思考分析问题的依据主要依靠于历史上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已经存在的种种理论。你说我过于重视理论，我觉得你选择的参照系的样本过少而且过偏。对于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的了解，你应该了解的并不多。

是朱实际主政不久，通过人大94年搞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说过多次了。

10年后，他再看自己写的这些，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了。

要汇报“我们所实力强劲”的时候，就说我们有一千人，然后要汇报“我们减员增效很努力”的时候，就说我们只有一百五十人，跟企业有几本帐似的。

难怪当年把车间给踢出去

首先，国企困难的时候，困的不只是国企。国企自己深陷在泥潭里，还跟岸上的人有联系，随时会把一群人都拖进去。砍断绳子，国企自己能爬出来就爬出来了。爬不出来的，帮他一把也未必会好到哪去。

其次，国企很多都是卖到原来的厂长手里，社会诟病国有资产流失，但有些企业反而运转得更好。如果以企业死不死作为一个评价标准，那么卖掉国企不一定是错的。

事实是国内外有n多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书，论证的就是这种模式给中国地方政府和地方建设带来多么大的益处。无论前提如何，地方政府有至少二三十年的机会和资金来轰轰烈烈的开展基础建设，这是不争的事实。

耕地是国土局严格控制的（当然也有种说法，反腐找国土局不会错），耕地的减少数量必然受到控制，老朱在的时候还经常公布中国耕地总面积。退耕还林不一定就是错的。有些地方不还，过两年这一带的耕地就废了。当总理不能只看着一亩地算小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