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站队了站队了，贬江朱的站我这边啊(1) -- 达雅
语言很容易破坏形式逻辑的严密性。
现实和逻辑的差距可大了。
你说得没错，他们是过得比在国企时好。问题是这些人在东北的国企里占了多少比例？不要忘了，东北是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很多工人在解放初期，也就是扫了文盲开始在厂里干。他们没有高的学历，没有了不起的技术，但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就懂自己干的这点东西，工厂破产，他们很难到民营企业工作。何况有些工作，例如给军工干的东西，民营企业里根本没有这种职位，怎么办？难道说，因为他们没有学历知识，没有强的竞争力，就活该饿死，或鬻妻鬻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自然法则，是给自然界的畜生用的。人类既然有思考能力，就不能把用在畜生身上的法则用于人类，否则我们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一个公平的社会，并不是指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我从不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是应该给弱势的人一个生存的空间，哪怕这个空间是多么的小，多么的卑微。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也适当的留一些空间给弱势的人。这是目前中国的精英阶层所缺乏的。打个比方，有三个人，分别是强，普通和弱。他们面前有一碗肉，一碗素菜和一碗清汤米浆。强者打败其余两人，可以先吃。他是先把一碗肉吃得一点不留，然后觉得太腻，又要吃点蔬菜，然后喝大半碗米浆解腻。一点不考虑后面还有两个人眼巴巴的。强者吃完拍拍屁股走人，普通一点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捡着剩下的吃个半饱。留下弱势的人连塞牙缝的都没有。其实，强势的人只要留一碗素菜给普通人，普通人留一碗米汤给弱势的人，大家的怨气都没那么重。精英把利益从头吃到脚，一点余地不留。完了之后，精英们开始抨击社会不公，然后拿点小东西打发弱势的人，还一副施舍的嘴脸，想要弱势的人感恩戴德。这些精英包括老朱，易老板，李大眼，黄贱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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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你，刚参加工作半年，不到25岁的与参加工作30年，年龄50多岁的竞争力都是一样的？
有能力混得比下岗之前好，这是人家的个人奋斗，怎么感觉要感谢朱某人极端无耻的“下岗”？这逻辑强大的很。
看来喜儿要感谢黄世仁，不然还遇不到解放军，是这意思吧？
这些研究有的说文革死了多少多少人，对文革反思不过，应该把太祖拉出来鞭尸的。有说文革是多好多好的。
首先声明，我是太祖的崇拜者。
其次，我不是研究历史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身边的老辈的亲戚朋友和同学的老辈亲戚朋友都经历过，所以我说的是全是我个人对他们经历的思考。这些思考包括：
1.我不否认文革。文革的政策思路是沿袭了改朝换代时的政策。改朝换代，前朝总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前朝得利的人）是要被打倒的，有一部分人是要陪法场的。这样才能建立和稳固新的政权。这在任何一个改朝换代，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是存在的。因为新政府要的是一个一条心的团队。反对的和虚情假意人，不管才能如何，人品如何，都不会在这个团队里。对一些个人而言，这是不公平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而建国初期，这个政策，抑制了一小部分人，而给了广大的底层农民工人利益，权利和信任，让这些饱受歧视和践踏的人真正的尊严。相对于以前，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底层农民工人农民卯足劲的建设社会主义，也对GCD全心的信任。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嘛。而文革的氛围，相当程度上对所有人都有足够的监督。尽管这种监督已经接近于监视，但任何人，，包括身居高位的人，如果不自律，今天还在高位，明天就可能被拉下马不说，还会被踏上一只脚。所以“我爸是李刚的事很少发生”。那时有相对的公平和民主，虽然这些民主让不少人惴惴不安。
2.我也不认同文革。文革极端化了建国初期的政策，扩大了对被打倒和陪法场的人的范围，祸及他们的后人和朋友，无辜的人还是不少。在剥夺这些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时（比如受教育的权利），太露骨和过界，把这些人的后代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杀鸡给猴看，让更多旁观者害怕多于拥护。加之中国被西方排斥在世界经济圈以外，靠自己内需，以那时的国力，发展是快不起来的。人民的物质生活还处于贫穷的境地。极端化的政策，并不能使不被歧视的人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这种极端化的政策，不一定被大多数人反对，但也很难得到拥护。过好的生活是每个人，不管那个阶层，都希望的。这在文革是实现不了的。这让不少人对文革怀疑，进而对信仰产生怀疑。
3. 文革过后，政府对太祖的否定，和对太祖政策的反转，让那时被排挤和歧视的人，首先翻身。他们翻身后的事，不能反对党。因为那时党可以让他们立刻回到从前。剩下的就是鞭挞太祖了。而党也顺水推舟地找人顶过去了。这部分人，大部分在过去30年占据了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媒体只能说太祖不好，文革不好，而不是实事求是的评价那段历史。而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宣传，让从文革过来的知青，和在那时成长的文革末期出生的和70后深受影响，让他们对GCD产生极端的反感和不信任。文革末期出生的和70后受文革的冲击并不大，却受影响最深，因为他们的教育者，如老师，和各种文学作品，大都是文革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如最近电视剧“雪花那个飘”那一批文科生。加之对西方片面地宣传，对比中国的封建愚昧落后，让这部分人成为最能接受普世观点的人。
4.对经历过文革的人，特别是个人经历不幸的人，我个人很同情他们。我也能理解他们文革之后的所做所为（反党反共),因为这是他们的切身之痛。但我不能认同他们的所做所为，特别是这部分人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在GCD还能与时俱进，有改正自己错误的能力时，我还是支持它执政的。因为如果有下一个改朝换代，还会有同样的过程，还会有同样被牺牲的人。而我并不知道下一次是否就是自己被牺牲掉。所以，国家的稳定，才是真正符合我自身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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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混得好混得不好关系不大
除非是特殊的技术工种
工业化大生产的特点是：
1.工人是依赖机器的；
2.工人的工作高度枯燥单一（没多少自己的发挥空间和技术含量，不像古代的手工艺者的“工”，放到现在，其实是艺术家）
这个从卓别林的电影里就能很好的体现。我母亲原来的在国营纺织厂工作，80年代，纺织女工是三班倒，早班：8:00-16:30,中班：16：30-1:30，晚班：1:30-8:00。早班在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中班和晚班没有吃饭时间。夜班补贴是一个夜班8毛。要求提前半个小时接班。我母亲当年工作的是织布车间，一人管理13台织布机，要不停的在自己管理的织布机之间走动。织布机将线纺成布，这个过程是电动织布机自动完成的。但纺布的过程中，因为线上有毛刺，不能通过纺织机上的“篦子”，线就会拉断，纺织机电闸断电（如果棉线上的毛刺通过“篦子”更麻烦，这样的布就是次品，如果还纺长了，则来不及将纺好的布拆开，这样就是成品次品）。这时就需要工人上去剪去毛刺，将断线重新接上（结头速度快，棉线结头小就是评价这个工作工人手艺的标准），然后拉下电闸重新开机防止。一个工人一个班的次品率要求在“半匹”以内。次品累加到工作任务中，一个月的任务没完成则扣除所有奖金补贴。每天下班都公布次品率的结果，如果两个月都没能完成任务，则找熟练师傅单带联系，之后仍不能完成任务，则调去当加梭工一类的“更大工作量更没技术含量”的工种。这个工作劳动强度很大，一个班上完女工们第一想法就是睡觉。一觉睡完才想着吃东西。我母亲就说厂里流行的说法：纺纱女纺纱女，睡醒了上班，下班了睡觉。但还不是最大的，像前面说的“加梭”工更累，因此还希望当纺织工。至于女性最在乎的生育问题，有很多挺着大肚子干活的女工，母亲说还有羊水破了在车间临产的女工；产假有20天，后面改成三个月。孩子没断奶，女工就把孩子放到厂区哺乳室，白班有两次喂奶时间，一次半个小时，女工就娶哺乳室喂奶。一岁半后就不允许孩子再放到哺乳室了。收入是学徒18块钱，下乡算工龄21块钱，期间涨过几次工资：一次半级，从28块钱最后涨到39.5。（据说轻工行业工资标准比较低），90年代初长到100多块钱。住房是老式的苏联单元房，一个楼梯两户，一户进大门是个长通道，左右有三个独立房间，分给三户职工。三户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医疗是公费的，小病在职工医院看，大病转对口的中心医院。孩子上学是子弟中小学，学费很低。那时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喝养家别无所剩，但也不需要剩钱做很急迫的教育或者医疗上的事情。
这个就是当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的情况。下面再说一下，厂里规模最大的时候，是80年-87年这个阶段。这时候进厂的主要工人，是下乡返城的知青，（就是高71-76级<73年-78年毕业或者说54-60年生人。71，72级（73,74年）是号召下乡；73，74，75<75,76,77>级是强制下乡，跟父母系统由各单位系统执行下乡，而非前面的学校组织下乡。）到80年后让知青全部返城，这时工厂大量招工，54年出生的此时26岁，60年出生的此时20岁，开始了自己纺织工人的生涯。期间在经历婚姻，生子，直到98,99年“砸锭”，54年的职工44岁，孩子应该在16-22岁，家里父母在64-74岁；60年的职工38岁，孩子应该在10-16岁，家里父母在58-68岁。这些职工干了18年如上所述的工种（当然有调离到其他岗位的，但原来的普遍想法是一个岗位“奉献一生”，而且以不同层次的岗位书来说，大多数工人也只能在这些最基本的岗位）。其中80-89年十年拿的是100以下的工资，90年代平均工资300,、400多元拿了8年工资。98年厂里政策性破产后，40岁后不是买断工龄的范围，下岗后发200-400元不等的养老金。40岁之前的买断工龄，最多者可得一万多，基本是几千块钱。住房还是原来分的合灶福利房。但是上学和医疗完全推入市场，从此以后，这些职工与这个厂子没什么关系了。这个也无所谓，但有人说这样的“被下岗”是因为她们“没本事”。
顺着“没本事”说下去，我前面说的工序可能显示了厂里面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高，要靠工人的高强度劳作才能补足机器自动化程度不高的缺点。于是厂里面省吃俭用，引进了一套“西德”的纺织设备，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了下来，工资之外的奖金提了上去。厂里还买了两辆班车，一辆运送职工，一辆运送职工子弟上下学。这几年据说是职工日子最好过的时候。这大概是91,92,93,94年这几年。
最后，98,99年，厂子政策性倒闭了。但这个“西德设备”车间被职工口中的“南方老板”收购了，这个南方老板很大一部分生意是买了这个车间的产品，然后转手卖给“南韩”挣钱。这个87年筹建，88年投产，当年花了一个亿的车间（设备是一个亿，其中筹建期间请西德的工程师和人员培训一类的也花去很多钱，这些用职工汗水钱去德国参加培训的技术人员，大多就是后来的“有本事”的人），被“南方老板”不到7000万收购（不知道算上折旧是否合理，这个车间被收购时每年依然很大盈利），从原来的“国营XX第X棉纺织厂”变为“正义纺织厂”（确实是这个名字）。原厂长携家到海南岛了，厂书记背着职工的骂终日郁郁，最后突发脑淤血而死。而原工会主席到新的厂子当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了。
（注：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所以每个时间段的工资不能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只能让她想个大概，但绝没有太过离谱的。如果河友有知道轻工行业工资详细情况的，非常欢迎帮忙补充细节）。
对了，再说一下
因为新车间的自动化生产水平很高，不需要原来那么多的工人了。而且40岁左右的女性“人老珠黄，自身麻烦多，身体不好的偏多，又爱八婆抱怨”，得不到新的厂长的青睐，这部分女职工在“正义纺织厂”谋不到一个临时工的职位。
呵呵，胡温不在摘桃子吗？
没有江朱，哪有后来温可以说取消农业税？没有江朱，哪里有加入世贸后的大发展？
胡温干得不好吗？既保住了前人的成果，又将国家也建设的更好来。一代有一代的环境，一代有一代的难题。评论不是你达雅如此可以评论的
据我所观察，那种越具有技术含量，或者如您所说的“特殊的技术工种”，这类人的出路是很不错的，大部分比以前好。
不算工程师和管理专家等人士，就说普通技工。比如什么车工技师一类的，这类人一般在脱离原来体制，不仅钱包更鼓了，而且社会价值也更大。他们原来在工厂里，干的好或者干的多，比干的一般或者干的少的人，多拿不了多少钱，甚至有时候会被“鞭打快牛”地榨干更多剩余价值，而且会被领导当傻X,被垃圾同事当笑话。如果按照我国书本上所描述的伟大构想，很难想象这种情况居然发生在相当多的国营企业。我说的社会价值是，他们有些人到了民营企业，其原有的技术经验可以帮助企业发展，民营企业这十年的大发展，他们功不可没。另外他们也可以做农民工的师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近距离的教导，可以让农民工有一技之长，降低了政府拿补贴养懒汉的概率（比如三峡的补助使很多农村人拿了钱就去打牌，输光接着要钱）。
据我观察，最惨的是哪种？就是那种流水线，类似于富士康那样的工人，这类工人干的活技术含量不高，太容易复制，所以这类工人，如果被扫地出门，那后果是比较可悲的，一般下岗后只能从事简单的“服务业”，比如端盘子或者看大门。但如果单单看他个人的境况，我认为也有失偏颇，因为很多农村人一把年龄也在干这些，他们也同样没有机会去获得培训。如果不是把前提定格在城市人就是应该干比农村人更轻松更干净的活这样的思路，那么让部分下岗工人干同样的活，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公平。
其实你说国企部分倒闭后，空手套白狼有没有，肯定有，而且不少，我见的可能比你还多，因为有亲戚的朋友在省国资委。但对于经济学这种重视永续经营的学科，他关注的重点是你能否在长期更能发挥其资本的能量，或者说，从长期看是否更能创造更多价值，假设你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少，那么从长期看，大家全部完蛋。
但还是回到我之前写过的一段话
这么爱表达,摊上这么个觉悟,这么个觉悟,偏又摊上这么个态度
!@#$%^&
他们日后的苦日子，我是知道的，也见识过他们成百上千人因为绝望而堵路，卧轨，静坐。
他们有些是以前真的投入了，奉献了，并且相信政府会给自己终身回报；也有很多人是没投入，没奉献，也是相信政府会给自己终身回报。对于前一种人，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他们太容易轻信，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对于后一种人，我恨不能生啖其肉，因为就是他们把国企给毁了，只不过，这类人里又得分两种，一种是真傻的，一种是装傻的。真傻的，我没话说了，按照进化论，不被淘汰才怪；装傻的，一般都是有后门的，有背景的，这类人是真人渣，但脑子好使，按照丛林法则，他们是不会被淘汰的，只会继续祸害新一批人，所谓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
但你观察一下，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永远都是多留几个心眼，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的人。
我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不负责，就是对社会最大限度的不负责。因为任何外人对你肯定不会比你自己对自己好，你牛逼的时候，你是社会主力军你，外人捧着你，一旦你老了，或者落伍了，就是社会包袱，人家有点善心拉你一把，没有善心直接把你踢出去。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善心还是不善心？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他们伟大的归属感，应该表扬。不过我认为不需要表扬也不需要宣传，说多了，其实就是奴化他们给他们洗脑，哪个国家领导人敢保证永远给人终身待遇？就是毛主席还因为当年城市承载不了过多人口号召大批城市青年下乡，那群人就是中国第一批知青。
胡温第一任期，一片欣欣向荣，陈经在《官办经济》里几乎认为经济史就此终结了。
但是，这种欣欣向荣，有几分是江朱的桃子，有几分是胡温自己种的桃子呢？
举个例子，如果胡温不搞“东北振兴”，那东北经济能恢复么？东北经济不恢复，胡温的钱袋子至少要瘪掉一大块吧，那还有没有钱取消农业税、擦医改的屁股呢？
把一切都归功于分税制是不符合实际的，经济还得发展。可是第一，经济发展你总得归功于现任领导人吧；第二，经济发展的成果怎么分，老朱任上可是有钱给公务员加工资没钱取消农业税的哦。
有的人是真的智力有限(不是指弱智人群），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弱，但不是社会急需的技能；而社会需要的技能他们确实很低能。有一部分人是机遇不好，或天灾人祸失去机会。而这些机会一旦错失可能就再也没有了。
你可能是能干又坚强的人，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不仅不会被淘汰，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对于没有能力的人的同情只是一个空泛的情感表达。我期望的是社会留点空间给他们，而不是一边同情他们，一边觉得他们活该。对于你说的懒惰的人，我不认为为了惩罚他们，而让弱势群体陪绑。毕竟，一个社会对好人回报的意义，愿大于对坏人惩罚的意义。
你说的对。
但我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各顾各的，甚至包括你所说的弱势群体，平时可能都是一副君子相。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你可能知道警察是怎么收拾罢工的国企职工的。一般国企里当年有些领头跟政府挑事儿的。几乎所有要下岗或者提前内退的，都是同意的，而且由于自己的怯懦不好出头，看见有人出头就支持的很，我姑且不论那挑头的人怀着什么样的想法。但几乎每次政府基本上都是让你先闹着，然后晚上派人摸点搜查，很多人当时闹的时候看见人多，所以胆大，不过等警察来他家的时候，他立马就把挑头人给供出来。然后警察就去把这挑头的人给抓了，在监狱里是死是活根本没人知道。所谓“秋后算账”的大法屡试不爽。所以90年代的国企职工闹事，最后还不是没掀起多大波澜，因为工人内部也是一盘散沙，一旦政府集中优势兵力修理你的时候，你最明智的方法就是退缩。
我说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有些事情不是在论坛上随便写点东西就能解决的。我就是再装着一副耶稣的样子应该给弱势群体分蛋糕，社会现实不给你这个东西。给不给他们分蛋糕，首先来源于中央有没有那块儿蛋糕。90年代中国那个鸟样，财政空虚，去哪里弄蛋糕，如果全靠无限量发行货币给你画饼充饥，那和49年的国民党有何区别？99年炸大使馆，大量人一边痛骂美国一边复习TOFEL，我当时也觉得奇怪，甚至觉得有些人虚伪，但后来想通了，无他，中国当时没那个实力。
您应该也知道，这几年，当年国企退下来的工人福利大大增长，而且据我所知，很多50多岁的人是拿两份的，一份是政府的，一份是自己出去干活的，把这两份加起来，比不少年轻白领还多。而且早年单位分了房子，一般最少是50平方的（我们那里的情况）所以他们比年轻的白领幸福。难道是国家大发慈悲？国家才不会那么好，只能说，中国经济现在起来了，财政充实了，他能负担得起这个事儿。再说为何近年来搞三农，以前不搞也不提，他害怕把农民的胃口吊起来，如果你填不饱他们的胃口，就有可能动乱，但现在财政充实了，可以供得起了。
社会永远是现实的，人也永远是现实的，不管你我接受不接受，我们的任何良好梦想，在现实面前，都太渺小。我跟您说句实话，中央政府的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地方政府的头头都是怎么想的，农民和工人，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些不值一文的废渣罢了，只不过是创造GDP的劳动工具。幸亏中央的财政已经充实起来，所以农民和当年国企退休工人今天的境遇才有大的改善。
可能我之前说话有些不够完整，也有些过硬，但本人绝不做伪君子，只是想陈述事实。有些话如果说过火了，请您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