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文革再来一次, 你愿不愿意 -- 文森
这篇文章我现在才看到，觉得很好。另外，该文作者07年底还讨论过是不是回国的问题，当时她说不看好30年以后的中国。这篇文章大概是09年，作者有句话很好
“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毛泽东早就开好了药：文化大革命。”
我也一样，太祖泽被后人！
齐婕雯
有人认为，毛的文革失败是没有把工农群众主导国家政治的理想作为一种机制予以制定并传递下来。那么，中国的当今宪法上规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无产阶级专政”等，这可是宪法上的机制呀！那为何通钢还被嘲笑“国有情节”呢？为何敢于和宪法作对说“不论姓资姓社”呢？可见“机制”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当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来玩去的，比妓女还不如。
显然，就算机制在那了，但机制是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背后的因素。以印度为例，学西方学得很彻底了吧？所谓的机制比美国还要健全吧？但印度为何成为不了强国？这是当今中国的走资派拼命回避的问题。
毛正是要解决机制背后的因素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认为，机制是否能有文字规定的那样的实行效果，主要取决于背后的文化。
毛看到了机制背后的文化毒瘤：比如中国民众对“官学商”三角的恐惧和奴性。毛知道贯穿中国两千年的“官学商铁三角”文化是不允许群众主导机制的存在和长寿的，所以毛泽东直接拿起刀对着文化毒瘤而去。而维护“官学商”秩序的恰好是孔子学说，所以文革也要批孔子，就是要把孔子学说中的“官学商”毒瘤割掉。
文革的精神为何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为何毛在文革大肆强调凤姐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因为没有这个文化精神，就不会有统治阶层对底层的尊重。底层赢得尊重的办法就是要能够对所谓的上层阶级造成威胁。尊重是靠斗争得到的，不是靠讲法律得到的。比如，通钢工人如果和吉林的国资委讲法律，能把国有企业保住吗？宪法都说“公有制为主体”呢！显然不能。但如果通钢工人用法律手段以外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比如打死了资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就又尊重法律了。
所以，中国人如果没有斗争精神，就没有以法治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在残酷的的流血斗争后才慢慢意识到对底层百姓尊重的重要性，才建立起独立法律体系和政治选票制度的。即使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独立”法律体系，也是靠着掠夺弱国的资源来给底层百姓基本的生活而实现本国和谐的。
这就是为何印度不能发达的原因：因为印度从来没有经历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相反却接受了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民主法律体系”，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奴性的正当性---比如种姓制度---，而印度又没有本事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所以注定印度永远成不了大国。
而毛泽东的强国思想恰好是要打破奴性和被外族掠夺的可能性，所以毛时代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是必然的。而邓小平的改开，反而使印度又重新拉近了和中国的距离。想想看，当年中国何尝把印度放在眼里呢？
毛泽东认为，只有在文化上树立了工农主导的思想，工农主导的民主机制才有可能。官商学三角的法律是残酷压制奴役百姓的法律，这种恶法有不如无，因为恶法只会激起受压迫者对法律的仇恨，是真正破坏法制建设的毒瘤。看看今天的中国法律，恶法多的是，所以当提出以法治国这种口号时，得到的是嘲笑的回应。
今天的中国社会，法律比以前多了一百倍，可妓女多了不止一百倍，黑煤窑死的人也多了不止一百倍。这就是恶法的法制社会。你看右派天天批判毛泽东不讲法制，但右派们从来都要回避的是：今天的法律可谓非常繁苛齐备了，但社会道德治安却比毛时代坏了十倍。今天中国那些精英天天高喊“以法治国”的口号，但什么是“以法治国”的内涵，却是从来连半句都说不出来的。中国那些精英就是用“法治”来迷惑百姓，从而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
当年毛为何要在文革前批资产阶级法权？原因就在这。但毛发现怎么批也没用，所以只好再搞文革。中国的法制文明在官学商铁三角文化消除之前是绝对建立不起来的，这是毛泽东为何讲“文化大革命一次还不够，至少还得三次四次”的原因。
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毛泽东早就开好了药：文化大革命。
这种革命，不论代价多高，只要和中国历史上反复重演的朝代更替相比，却是最人道的一种方式。
而摸石头过河，无论表面多温情脉脉，最终是温水煮青蛙，把中国带回千年的动乱轮回中去。不信吗？只要我们去掉今天高科技的互连网、去掉毛时代的杂交水稻及核武器，则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有多少区别？
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都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是体系的比较，不是个体的、单一因素的对比。
中国在建国初就是一个农业国。面临着农业社会特有的周期律，既：在“人口增长---土地开发和粮食供给”这个单薄生命链条上求生存，要跳出这个圈子，就必须实现工业化。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你就要面对年年有饥荒，三年有中荒，五年有大荒的日子。这是老天爷规定的。
工业化是非常困难的道路。你需要把石油变成汽油，需要把石头变成铁和钢，需要发展化工哺育农业生产。简单的说，你需要大型的设备。
在一个孤立的理想模型中：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可以是：我卖粮食，我赚了外汇，我买到设备，我可以把石头变成钢了。
现实不是这样。在国内的仗没打完，国外的仗可能打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对我进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我卖粮食，我赚外汇，我依然买不到设备；更甚至我没粮食可卖。发展工业化举步维艰。
这时，就中国来谈，最好是能依靠苏联。即便是受一点气，只要能让中国人民过的不那么苦一点，总体也是值得的。
而就苏联来说，他可以以任何一个援助项目随时讹诈你，要挟你，逼你就范。对于人家争取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来说，没什么可指责的，落后就要挨打，哭哭啼啼没意思。
所以当老毛不能忍受这点气，开始和苏联搞了点事情、对着干，国内愿意受这点气、不愿意吃这么多苦的人开始反对他。再加上没有进入工业化社会前的农业周期律时时作祟，老毛的决定自然非议颇多。
回忆一下刚才所提到的现实条件下农业化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的困难。这是苦难行军！一旦抛开苏联，自己独立走工业化道路，万一中国人受限于智力、精力、人力等等因素而没有走完这条道路，那么那一代全体共产党人都是千古罪人。中国再回头找苏联或者美国，其国际地位将更不如前。
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这些各种因素汇集起来，其中艰难，就是重重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头与头之间，信仰与信仰之间。可以说，这是最后的斗争。
这就像一个财务投资者和一个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差异一样，财务投资者只看3年以内的收益；而战略投资者不考虑短期收益，而考虑打造一个有长久发展条件的版块。
另外，中国底子薄，在全民努力的情况下，工农业的增长率当然高，但基数小的多，单比增长率，中国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可见这个增长率数字是一个单项片面的数字，用它反映国力是错误的，刻舟求剑了。
而当时苏联的人口温饱水平、工业化程度、资源的利用效率都比当时中国高的多。更不要忘记，时间轴不停歇，别人的国家的生产、生活资料也是在每秒的流失中积累的。
前半段写的大体不错，后半段真是其心可诛啊！！！
我不想否认中国人经历的整整100多年的苦难历史。但是按你的说法，除了英国以外，德国法国美国日本苏联也都不应该崛起。细细分析起来，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困难：德国崛起时已经是四周强敌环伺，法国就一直处于对英国的下风且工业化比率始终不高，美国以前只是殖民地和农业国，日本迟至1868年才打开国门而且是小国，苏联政权建立更是无比艰难被西方联合干涉军找上门。。。太多了，我也懒的一一细数。但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是事在人为，对于中国而言最难的一步就是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后面的经济发展虽然依然艰巨，但却有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但是跨出这最艰难的一步之后，毛在56年以后都做了些什么？失败者永远可以给自己找理由。幸好中国的二代和三代核心都是不信邪的主，苦干加实干才逐渐走出让失败者永远失败的逻辑怪圈，可笑的是有些人却至今走不出这个心理阴影的怪圈。
PS，这个帖子不是很针对你。因为没太看懂你的帖子内容，但是这个标题确是失败者给找理由的很好借口，尽管说的也是一个事实。
我认为，德英法美，包括日本及苏联，每个对立的对手之间，都是在同一个时代下发展出来的。他们所遇到的对手与困难仍然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级别的对手和同一个博弈面下的困难。在同时代，他们每个国家的困难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下延空间，及剥削空间。在面对上方对手压迫时，可以利用下方利差将自我的困难消解掉。这是新中国不具备的。
这个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如果什么都按既有的经验和规章制度进行，则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只能被理解为违背规律，头脑发热的胡闹。
中国却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这不正说明了为人提出的“遵循基本规律，打破常规和条条框框”的思想方法，作为中共贯彻至今的基本方法论的正确和有效么？
封资修的存在又何止上千年呢？土共引导人民上当的时间有多长？九十年代中后期其实才开始把人民群众往歪处领的吧，04年前后就有人觉醒了，所以乌有之乡也适时的出现了。直到现在，重庆的出现，就是人民觉醒的一个实际好处。
觉悟高，信仰坚定的群众，不等于眼光高，知识广博的群众，暂时被一帮人误导有什么出奇，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的眼光打开，知识面打开，人民再次觉醒并不是梦话。
08年红旗席卷全世界，就是个例证。
你以孤立的时间点，短暂的目光来看问题，说出这样的话不奇怪。
但我在这一点上是大旗派，放眼的是长久的全新未来。
此作者为文革辩护得理直气壮， 许多人无法接受。我虽然不支持文革重来，但理解这种话语体系并承认文革概念的合理性。
文革的苦痛对任何国家民族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 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像中国一样背负2000多年的孔子思想， 那种强调服从的思想， 和印度种姓制度异曲同工的奴才思想。 有这种思想， 是不可能建立统治阶级对下层老百姓的敬畏， 真的实现阶级和解， 进而建立类似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和解， 进而把痛苦转嫁到外国殖民地的机制。中国的未来仍将陷入周期性的崩溃
有不同意见的以台湾为例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本身活力，其实大谬。 台湾以一弹丸之地对抗大陆， 统治阶级时刻战战兢兢， 蒋对下采取赎买的方法实现了类似的土地改革，对外依靠冷战的国际环境， 利用接近70亿美元的美援改善了生存环境， 那是196x年的70亿美元，台湾人口也不过6、7百万， 拉动力可见一般， 台湾进一步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近10年台湾依靠大陆的腹地， 又为自己找到的发展的天空。因此这一特殊环境下的特例， 不能作为中国文化不破能自立的依据。
中国的人口一度占据世界的一半， 科技经济水平雄踞世界第一几百年， 然而近代的衰落几经崩溃一定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相信太祖认为孔子的顺从文化是渐失活力的主要原因。
要出门， 先写到这儿。
革命如果没有带来文化和思想上的更新，最终必将坠入轮回。 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更新，那么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轮回，所谓螺旋状地上升是也。
谈到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的人说是顺从，互相吃人的传统。 君臣父子，一脉相承，终至几乎亡国灭种。
有的人则认为不然。 中国人素有造反不屈的传统。 这造反精神就是最原始的自由平等精神。 近两百年来的屈辱只是内忧外患的巧合，与数千年历史间的起伏并无不同。 假以时日，中华自能复兴，无需救星。
在我看来，都是造反，都是追求自由平等，其中理念还是有差异的。 陈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表达的是人人都有平等的追求王侯将相的自由。 至于王侯将相与奴才虫豸的不平等，那是不在考虑中的。 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西人革命，伴之以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宣扬的是无人身依附的自由平等，贵若议员，总统，社会规则面前，人格、权利平等。 虽然贫富，强弱之间的不平等仍不在考虑中，但比之陈涉，高出一筹。 所以运在西方。
毛泽东逐独夫民贼，败外敌强侮，虽然功高劳苦，仍不出过往帝王功业。 文革之目的，依彼言，是追求更高一层的自由平等。 人之强弱，贤愚，美丑，皆不足为不平等之理由。 天生你强，慧，美，为的是替弱、愚、丑分责担难， 而不是谋一己之幸福，更无论倚强凌弱，视同类陷泥潭而袖手。
以上若属实，那毛君不仅是一代雄主，而且是文化圣人。 二者兼于一身，舍家弃誉，遭亿万人唾弃而理念犹存，复生。 那不成中华民族的耶稣基督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 我们是在除魔还是重复彼得的软弱?
然而文革终被视为浩劫。 有结果大于动机论。 有乌托邦不可行论。 有方法错误论。 有怡言欺世，贼胆恋权论， 不一而足。 凡此种种，我都认为是离题万里。
因为我们这种人型生物追求更高的自由平等，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犹如万流入海，飓风洪水，陨石天降。 不因毛存，不以文革废。天地不仁，不悯饥荒饿殍，不怜泽国辐射。人心之索求，又怎会以民残财毁、族墮国灭为念?
与其喋喋不休于好坏对错，不如专心于如何进入更高的轮回。
所以，计划经济导致民生物品匮乏，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规律。
对于毛泽东时期的经济道路或者说经济贡献，我从来没有否认，相反，我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工业化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他们当时除了选择计划经济别无选择
计划经济是当年人们的次优选择
如果从历史的横断面来看，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们当时的经济体制同样具有很大的计划经济的成分，但是也不乏市场的成分，因此日韩当年同时发展了重化工业，同时民生产品也相对丰富
尽管中国和日本所面临的外因---即外部发展环境不一样，日本面临的世界市场要更开放，但是外因并非起主要作用的变量，中日两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以后经济结构的区别主要还是在于内因，即一个选择完全计划经济，一个选择市场计划经济。
在当初，计划经济是最优选择。单纯放开价格管制，放开工商业的发展自由，短时间中国可以恢复经济繁荣，但长期看来中国将只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有什么样的特点，大家都清楚。
一位名叫“听风看雨通三统”的网友的文章最近指导我的思想前行了一段道路，借用过来作答：
也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现代大工业建设的奠基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就不是一支建设性的力量，而是一支耗散性的力量。所以，在经济上消灭中国社会的私有成分，就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
这是广泛的认识，但我个人认为未必，思路在这里：所以我才飞好远:天安门城楼上右边那句话不是纯洁的寄语，是有理论依据的。。这是我的思路，顺着走，可以清楚我对”科学的计划经济“的看法。
范围有多大。
文革对于工农兵学商五个阶层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全面性的。
仅就学生而言，从1965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正巧赶上“上山下乡”最后一班车）到1965年大学毕业的（是1949或1950年刚解放上小学的，他们毕业后不仅工资没有能及时转正，还有很多没有能及时分配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
我不是毛粉、也不认为主席永远正确，相反在文革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还是犯错了。
但是文革有文革的背景和目的。
上周三去深圳，座位旁边是人民网的；我有习惯看人民日报，自然很愿意交谈；发现这个小伙子，发自内心的是带路党（他自己说的）。他追求财富、享受权力（也就是记者的那种权力）带来的可以横行无忌的快感（他有两套房子，这是跟随任老板的后果；然而不交物业费暖气费什么的，敢催、他就找小区的毛病以要挟），对于我很喜欢的下基层，他的看法是，领导谁都不去、去也是象征性的、就逼下面人去（其实他自己也没去），太累太苦了；听说我是外企的、特别是美国外企的，很激动（那个激动，不亚于我看到活的人民日报人的激动，囧）；反TG的言论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些；而对我表示欧美国家有他们的问题（时间不够、不然一定跟他扯欧美的发家史）、他们对互联网和舆论的管制比中国只紧不松什么的，他一直在YY（真的是YY）各种理由。
我看，这个小伙子虽然文笔不错（看到他做的PPT，语法无误、思路清晰，虽然不够透彻），前途有限。
出机场时，我就想起来文革；毛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都赶到乡下去，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和对人民的感情太浅薄了、对基层太不了解了；这样的人长期占领中国政治的核心，那真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好在，现在又在校正。
这不是为文革开脱、也不是说文革是正确的；只是想说文革有文革的背景、原因，被人利用或者被人误解等等，那些惨痛代价和教训，今后一定要避免；但是从群众中来、为人民服务等等，是TG的目标、也是TG成功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我的意思是：文革之前，此类整人风气有没有？我经常听上了年龄的人讲，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人绝对没有之前的人要好。
不过呢，文革前的头头多数是靠打仗上台的，文革中的头头多数是靠整人上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