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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40年英国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看物质与意识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资产阶级革命，它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揭开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则将这股资本主义浪潮推向顶峰、推向整个欧洲。这两次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也成为了历史研究的焦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p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探求历史的真谛应当从社会存在中着眼。然而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解释成为宗教革命?p新教伦理的体现?p绝对精神的作用等等。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番。
革命的起因与目的
研究到英法两国革命的起因时，我们会惊诧的发现它们竟是如此的相似：
1625年6月，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查理一世刚登位不到3个月，便匆匆召开了解散已久的议会，而他对议会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钱--西班牙战争的军费、王室的开销……他在十几年间对一届又一届议会不断的提出这个要求，然而始终没有被满足，直到一次比一次强硬的议会最终领导起革命为止。
1789年5月1日，由于十六亿四千六百万里弗的公债和每年一亿四千万的财政赤字无法解决，法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仅仅不到两个半月之后，7月14日，巴黎人民就在三级会议的领导下攻占了巴士底狱。
从上面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无法克服的财政危机迫使封建君主召开议会，向新兴的资产阶级要钱，而议会的召开则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埋葬封建王朝。
隐藏在这貌似简单的规律后面的，实际上是数百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p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经济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变化。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的兴起，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加上圈地运动的展开，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封建地租。封建贵族们一方面收入减少，一方面还要维持奢侈的生活、支付日益增长的军费和其他开销，入不敷出，只得或是借债，或是出售田产。日积月累之下，欧洲传统的封建制度?p领主--陪臣关系渐渐瓦解了。整个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英国最大地主的王室，一度曾直接拥有全国1/5的地产，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以用自己的收入来应付财政开支，这样一来就不必听命于任何人。但到了都铎王朝中后期，王室就渐渐开始入不敷出，于是只有考出售土地维持。在长期损耗之下，到17世纪初，国王常规的收入每年不过20万镑，加上20万镑左右的吨税与磅税，应付每年50~60万镑的日常支出尚且捉襟见肘，更不用提动辄上百万镑的军费了。无耐之下，王室只得求助他人。可是，此时其它封建贵族们的日子也不比王室好过。他们的力量早已无法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传说革命前夕下院的议员论及上院时曾说："我们可以用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1640年9月7日，查理一世在约克召开全国贵族大会，试图在这里得到他在议会里没能得到的东西。然而会议还未召开，最显贵的12个贵族就送来了联名信，表示国王陛下所需要的款项除了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之外在哪里也得不到。
正是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国王们才不得不求助于"每一个都傲慢的像国王一样"的资产阶级议员们，而议员们才敢于一次又一次顶撞国王，要求自己的权利。查理一世曾经3次解散议会，但每一次新召集的议会都比上次更加硬。路易十六以极大的"仁慈"召集了三级会议，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拥有相当于贵族和僧侣等级总合的代表名额，而且表决要按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这一与"他们两相走近，真诚地希望能够团结"的表象如此矛盾的情况曾经让许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其实答案很简单，资产阶级议员已经清楚了两方力量的对比，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才是国家经济的真正统治者。
设若按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看法，只消国王不召开议会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其实，国王们才不想召开议会呢。然而社会经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他们非召开议会不可，而同样是这个现实决定了议会召开的结果。由此可见，英法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是资产阶级控制了经济命脉，而地主阶级依然掌握着政权。上层建筑不能适合于经济基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迫使资产阶级发起革命以改变这一状况。尽管他们可能自己都不明白这一点，但时代的潮流却在迫使他们前进。拿著名学者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上层人物尚在争辩如何对付这问题（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下层组织早已脱颖而出，其发展超出当事人之历史经验，才有内战之爆发"
革命爆发主要是社会存在发挥的作用。那么，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革命真的只是在追求宗教自由和"自由、平等、博爱"吗？
我们先看看英国。从表面上来看，英国革命与清教徒反对宗教压迫、反对英国国教统治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就连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自己也接受了革命起于宗教问题的说法。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议会对国王究竟提出了哪些要求。1625年6月第一次议会的要求是检查政府各部院，检查外交、内政、宗教等各方面问题，要求改革皇家海军，为商业提供充分的保护。1628年3月的第二次议会则递交了"民权请愿书"，要求重申大宪章?p限制君权的滥用?p接管吨税与磅税的征收权。1640年4月的第三次议会虽然开会仅三周，但也坚决要求解决民间疾苦，宣布国王所征船捐为非法。1640年11月召开的长期议会一召开就要求解决专卖、船捐、滥捕、主教制、非常法庭等一系列问题。革命爆发后议会先后向国王提出的议和条件则有：册封贵族?p任命官员由议会决定，由长老会取代主教制，陆海军和民团的指挥权交给议会，给独立派以宗教自由等。
上面各点，除了要求宗教自由?p取消主教制之外，全部是彻头彻尾的物质要求。而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仿佛是宗教上的要求实际上也有着物质利益的背景。
其实英国早已进行了宗教改革，废止了天主教的统治，改以新教为国教。因而那些清教徒的反抗并不是像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或是古代宗教争论那样对于一些教义进行争论，他们的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主教制。而主教制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查理一世说得很好，"平时治理国家不在刀剑，而在讲道坛"。也就是说，主教制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一种统治工具。而反对主教制 的所谓"宗教革命"实际上也还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一部分。
英国如此，法国又如何呢？著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真的是指引法国大革命的绝对精神吗？
我们只要看看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制订的几部宪法在公民投票中的支持度就可以了。雅各宾派当政时期所制定的1793年宪法确立了纯粹的群众政权，它不仅承认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而且将一切权力交给人民。这部最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宪法获得了180万票。而在拿破仑专制之下，限制人民的自由，将权力交给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八年宪法却获得了301万票。而更离奇的是，唯一受到普遍拥护的竟是维持君主立宪，仅给人民初级选举权，权力属于资产阶级的1791年宪法。
这样一看，问题的本质就非常清楚了。指引革命的，根本是不什么新教伦理?p绝对精神或者其它什么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是物质利益。唯心主义历史观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社会历史的表象，看到活跃在历史舞台前面的领袖们的意志?p思想和动机，
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忽视了广大群众的实践。其实那些"英雄"们自己也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一颗小小棋子，他们的思想?p意识无不扎根于社会。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才能成功，逆历史大潮而动必将失败。于是在表面上看来成功的"英雄"们的思想与历史潮流一致，殊不知是他们在顺应潮流，而不是潮流在顺应他们。
革命的进程与胜利原因
革命一经展开，对立双方的阶级属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就一清二楚了。从阶级上来看，贵族与僧侣（在英国则为主教）基本上是王权的捍卫者，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的大部分则投向了另一个阵营。从地域上来看，英国较富庶?p工商业发达的东方、中部、东南各部
支持议会，经济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伦敦市一开始就成为了议会派的大本营。支持国王的北部、西部、西南各郡则是英国的贫困地区，"田产分化较少，工业也欠活跃"。法国也有类似的情况，革命的爆发地与中心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巴黎，最闭塞，贫困，基本还保持着旧封建状态的旺代地区成为了保王党人叛乱的发源地。事实又一次证实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捎毁"。英法革命也是如此。英国革命之初，由于王军主力是精于骑术的贵族，在战争初期颇占优势，但最终仍不免覆灭，其奥秘何在呢？答案还是得从双方的物质力量对比中找。
1642年，查理一世出逃到约克组建王军时"既无金钱，又无军器火药，连军粮也没有"，所需费用全靠王后在荷兰出卖一些王室珍宝提供。国王曾号召贵族捐款，但应者寥寥，以至于保王党人"唯一剩下的聊以自慰的消遣方法，就是嘲笑这些一毛不拔的朋友"。
而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议会方面仅仅一个月之内，就由伦敦市提供了20万镑的军费，这笔钱是查理一世要求了几年都没有到手的。与此同时，在议会进行大借款的号召下，无数钱财和金银器皿川流不息的送入了议会的金库。
正是经济实力的巨大悬殊，使得王军有损无补，议会军的补充却源源不断。每一次失败之后，议会军都能很快重整旗鼓。而王军在纳西比一败，虽然仅损失了5000人，却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灭亡。
法国革命则是另外一个例子。革命初期，当斗争范围仅限于国内的时候，共和国迅速击败了保王党的军队，这是法国国内各阶级实力对比的结果。但是，在全欧洲的范围来看情况却恰恰相反。因此，当法国资产阶级试图将革命的烈火引向欧洲的时候，即使是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也摆脱不了在数倍于已的反法联军面前失败的命运。
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反复的重申着一点，决定斗争胜负的，除了物质还是物质。
精神力量的作用
虽然我们在前面反复的强调了物质是基础、存在决定意识，但是精神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也是决不可轻视的，在特定条件下它甚至可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支持着英国的清教徒们反对国王的，是新教的伦理，它使人们坚信良心的自由，与上帝的联系不应受到不论是主教、国王还是其它什么人的干涉；是大宪章，它使人们敢于去追寻君权的起源、性质，"这些权力在古代的限度，新近是怎样掠夺他人权利的，其合法性的来源……"等等。
正是首先在思想上敢于怀疑甚至反对君权，才使得人们敢于起来对抗君权，推翻君权，而且在推翻君权之后建立起了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而法国革命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来自启蒙运动，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指出"共和八年以前的一切宪法都源于《社会契约论》"，另一方面则是英吉利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的光辉榜样。应该说，这两个思想武器比英国人的更强，在英国人看来王冠毕竟是神圣的，王权还是要的，不过应该加以约束，而法国人却一开始就看破了王冠的虚伪，进而很快就发展到从根本上推翻王权。
思想武器的不同，造成了革命进程的不同。虽然革命前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如当年的英国，但是由于法国人民有着更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得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更迅速，更激烈也更彻底。
从召开议会到革命爆发，英国花了23个月，法国花了2个半月。从革命爆发到处决国王?p成立共和国，英国花了7年，法国花了3年。几乎整个内战时期，英国议会军都显得有些犹犹豫豫，他们只不过是想"回到法定的秩序，重新享受古代的自由"。以至于开始时议会军的口号竟是"是为国王为议会而战"。直到1645年3月，纳西比战役前的危急时刻，下院才在给将领的委任令上删去了"要保障国王的人身安全"的话。但法国就要干脆得多，革命爆发后仅一年，君主立宪制的宪法就制定了出来，第二年群众们就高喊着"向路易?卡佩复仇"的口号冲向王宫，第三年路易十六就上了断头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近的物质基础，在不同的思想意识的引导下，就可能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在一定的情况，思想武器可以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催化剂--虽然本身不参加反应，但没有它，反应却无法进行，或是缓慢得观察不出来。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中国。以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我们无法想像天子会因为没有钱花而去求资产阶级--假设中国有资产阶级而且掌握了经济命脉--直接把他们抓起来抄家不就完了吗？就像朱元璋对待沈万三那样。同样无法想像的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会有那么一批人去质疑皇帝权威来源，更不用提试图去限制了。虽然这一切仅仅是假设，可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曾经长期远在欧洲之上但始终没有发生社会历史的革命性变革，而在近代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短短百年之间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精神因素在其间扮演着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从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p性质和形态。从而其变化与发展也就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决定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进步?p生产方式的变化，封建制度不再适应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然被适应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正是证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革命会何时发生?p怎样发生?p怎样进行……等具体情况则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革命的具体形态。总的来说：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社会存在?p是物质条件?p是生产力水平，但同时社会意识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其具体形态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决不可以忽视的。
主要参考书目：
"1640年英国革命史" 【法】F.基佐 商务印书馆
"法国革命史" 【法】米涅
商务印书馆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美】黄仁宇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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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是个好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就好在它进可攻，退可守。一出潼关（函谷关），就进入了中原这一四战之地，愿意往哪边发展都可以。一旦失利，大军退入潼关，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近乎完美的指挥敌人是很难攻进关的（事实上强攻入潼关的例子是很少的，不多的几次攻入关中的情况或是在关外就歼灭了敌军主力，如绿林军在昆阳歼灭莽军主力后入关；安史叛军诱歼哥舒翰军主力后破潼关；李自成击破孙传庭军后入关中；清军在关外与大顺军激战18昼夜后重创大顺军，迫使大顺军放弃潼关；或是绕道入关，如刘邦绕道武关；李渊从北部渡过黄河，再要么就是关中兵力薄弱，根本没法打）。而绕道的话，南面是秦岭，北面是黄河和黄土高原，都不是好走的，刘邦李渊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敌人过于衰弱的缘故。
总之，狭长的汾河平原和渭河谷地通向东方的唯一大门就被潼关牢牢的锁着。
而在这扇大门之后锁着的又是些什么呢？
是沃野千里的秦川大地。
即使是这里早已沦为废都的今天，我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导游还在向我们介绍八百里秦川一向风调雨顺，只要按时播种，总会有不错的收成，以至于人都懒了。而当年，这片几乎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土地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自然可想而知。
这就为据有关中的一方创造了这样一种有利态势：势力强盛时，就可以兵出山东（注：本文所提到的“山东”均泛指太行山以东地区），逐鹿中原，而一旦受到挫折，只要退守潼关，敌人轻易奈何不得，就能够借助关中强大的经济力，不久卷土重来。
如果情况是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更妙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当你退守潼关休养生息的时候，山东群雄通常是不会闲着的，既然你已经暂时退出了争夺天下的主战场――中原，而且一时难以攻打，那么他们就会互相攻杀，等到多败俱伤的时候正好请羽翼已丰的你来摘桃子。当然，如果只是两家争夺天下的话，这个好处就捞不上了，但即使如此，有关中表里山河为后盾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如楚汉战争就是一例。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沾关中的光沾得最多的要属秦唐两代，而因为这个问题闹得最郁闷的，大概就要算李密了。
说句老实话，从隋末农民战争开始的势头来看，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李密才是最有希望的天子候选人。尤其是歼灭张须陀和打开几个大粮仓之后，瓦岗军的声势如日中天，虽然李密杀翟让之后在农民军内部留下了危险的阴影，但实力还是摆在那里的，而李密的战术指挥才能也颇令人惊佩。
但是李密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进军关中的机会。逗留在洛阳附近的瓦岗军被迫不断的与各割据势力作战，虽然不断的取得胜利，但毕竟也在不断消耗，诚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尤其是与西归的宇文化及军的决战，瓦岗军精兵强将多死于此，尽管最终以宇文化及的败亡为结局，但也只能算是皮洛士式的胜利了。后来北氓山之战的失败当然也有偶然因素和指挥原因，但是，假如瓦岗军的实力不是消耗的那么厉害的话，很可能战役的结局会有所不同，或者即使失败也不至于满盘皆输。李密的遭遇正是孙子兵法里“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形象注释。
而关中的李唐集团则拣了一个大桃子，在中原群雄围绕着洛阳混战不休的时候，他们一方面狂拍李密马屁（就差认李密做干爹了），另一方面乘虚入秦，发展实力，巩固后方，直到混战中原的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三方中的两方都全军覆没，剩下一方也元气大伤的时候，李世民再舒舒服服的出关摘桃。而此时，真正有能力与唐军决战的只剩下了从河北远道赶来的窦建德，一旦击破窦建德军，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洛阳，中原以至于整个中国。
俗语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是至理名言，但其实这句话说得并不清楚，严格说
来是不对的。
得民心与得天下其实是两回事，虽然其中有一些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
要想得天下，除了像赵匡胤那样少数机缘巧合，天上掉馅饼的之外，在中国以及世界历
史上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残酷的斗争才得来的。而斗争的成败，并不直接取决于哪一方得
民心，而是取决于哪一方拥有更强大的实力,以及能否将这种实力最终转化为胜利。
得民心是取得强大实力的一个有利条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的一方往往能够更加容易的
增强自己的实力，改变原来对自己不利的力量对比，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取得最终的
胜利，因此就有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得民心并不会自然的产生力量的壮大。这需要几个转化条件。
首先，得民心的一方要能够及时的扩展自己的影响，以获取更多的支持。否则，坐而论
道，不去放手发动群众，最终只有自取灭亡。像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只会
搞暗杀或是几十，几百个革命者的小暴动，没有能够真正发动起工农大众，必将遭到一
次又一次的挫败。只是由于清王朝实在是气数已尽，才得以建立共和。但即使这样，在
袁世凯北洋六镇的面前，他们也毫无办法。
其次，他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将民心转化为实力的增强。这一点，往往并不以得民心一
方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关键要看对手的能力了。如果面对的是强有力的，明智的敌人，
那么弱小的一方一般都会在萌芽状态就被消灭掉，只有敌人犯了错误，或是能够主动避
开敌人的打击，保存住实力才能够将民心转化为实力。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在萌芽状态就
被扑灭的起义或革命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第三，得民心一方的领导人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将民心转化为实力继而将实力转化为胜利
。靖难之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建文帝其实并不是一个坏皇帝，就他当政的短短几年时
间来看，除了在一些复古政策上显得有些幼稚迂腐之外，总的来说完全可以当一个不错
的守成之主，再加上他作为明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已经得到了天下的承认，应该说他是得
民心的，至少比那个兴兵作乱的燕王朱木隶得民心，而且他的实力也要远远超过燕军。
但是，他所面对的对手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这一点是他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尽管得
到了民心，拥有了实力，他却没有把这些转化为胜利的能力。于是在燕军凌厉的攻势之
下，北伐的官军一次次遭到惨败，终于燕军攻破南京，一片火海里建文帝不知所终。
当然，还有一条，民心所带来的实力必须有可能取得胜利。像鸦片战争和其他无数次殖
民地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由于双方科技相差太远，以至于不论中国是如何的得民心，也
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可见，虽然得民心与得天下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
物质利益和道义指向地结合就是成功的法宝。
关中对于山东有地理优势，可是从西北方向进入，没什么
篱笆。西汉长安数警，汉末雍凉势力羌兵在董卓、李
郭的带领下两次从西北搞定长安；刘裕北伐大军被赫连搞定；
而且关中军阀彼此互相厮杀，汉末、唐末、元末都杀到路断人稀，
也削弱了关中势力在那时问鼎天下的能力。
献花一朵
老兄说得是，请看我另一篇与网友的讨论：
发信人: napolen (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英伦郡王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谁是四战之地Re: 桓温要的是什么样的北伐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Apr 20 19:48:07 2003)
老兄可能是将豫西与豫东弄混淆了
河南虽有四战之地之称，但这个实际上指得是豫东开封一带。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
地处丘陵，有黄河、虎牢、龙门、伊阙、邙山等诸多天险，易守难攻，非四战之地也。北
宋建国时，赵匡胤和赵光义曾经就定都洛阳还是开封有过一番争论，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十
分明白。
而长安所谓的“表里山河”其实也仅仅是相对于东方而言。“关中”，也就是狭长的汾河
平原和渭河谷地是东西长，南北窄的一个狭长地带。其南面是秦岭，北面是陕北山地以及
黄河，东面的出口处是潼关/函谷关和崤函山地。入关中的道路大概有这样几条，从南面，
经秦岭的几个山口，如子午道等，或偏西一些，出岐山，走诸葛亮北伐的路线；从东南面
，走武关；从东面，走潼关，从东北和北面，过黄河，经陕北山地南下。也就是说，对付
南面、东南和东面的敌人，都是有天险重关的。对东北和北面的敌人，一则过黄河不易，
二则对农业民族以步兵为主，辎重甚多的军队来讲，穿越陕北山地以及在陕北山地中维持
补给线也不容易
但是，在对西面，关中却是大门敞开的。而且，如果敌人是游牧民族的骑兵的话，无需太
多的辎重给养，机动力又强，则北面甚至东北面都是无险可守的。所以西周为西方的犬戎
所灭，而西汉在匈奴的威胁下，也是动不动就长安戒严。尤其是河南战役之前，匈奴占有
河套地区，就是陕北一带，随时一南下，兵锋就直抵长安。细柳营的故事中，汉军的三支
部队都驻扎在长安附近，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周亚
夫驻扎在细柳（今咸阳市西南）。可见长安所受威胁之大。
氐人本发源于西北，以前秦当时的疆域而言，氐人要退也只能退向北方和西北方（东面是
前燕）。苻健又摆出了一副不死守长安，而是打运动战的架式。则即使桓温拿下长安，前
秦的主力依然会在北面和西面对长安构成重大威胁。而在对付这两个方面的威胁而言，守
长安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守洛阳。
换句话说，关中就像一个大楼，对于门外面的人（前燕）来说，要进楼门确实不易。但此
时的桓温和前秦都在楼里面了，楼门再坚固，对他们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洛阳则像一个小
屋，屋里只能容下一个人，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要进屋都是很困难的。
相关文章：
发信人: cosmicstring (浮星槎), 信区: History
标 题: Re: 桓温要的是什么样的北伐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Apr 20 12:07:17 2003)
洛阳四战之地，占据洛阳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众矢之的。当年苻健率众放弃中原，西进长安
。姚襄部下劝阻姚襄攻打洛阳，都与此有关。而关中只有东面有威胁，易守难攻。所以一
直到南宋，关中都是宋人心目中的理想北伐基地。东晋时关中生态还没有被破坏，其战略
优势更强于南宋之时。
所以守洛阳跟守长安的难度相差很大，对于北伐的重要性也不相同。我猜测桓温只所以首
选前秦为北伐目标，未始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桓温没有迅速进攻长安，我猜是苻健的疑兵之计【以老弱固守长安】和机动战略【精锐骑
兵五万以上为游军】迷惑了桓温。换成刘裕，可能回孤注一掷。以桓温的谨慎，则很难想
象。
我不认为当时他的私心是主要的。
当年看过你这个帖子，才有我今天说的上半截；时间久了，忘了是你写的了^_^
粗略算一下
势力\起家基地 山东 关中
夏 *
商 *
周 *
秦 *
西汉 *
东汉 *
魏 *
前秦 *
北魏 *
北周 *
唐 *
五代?宋 *
数量上6:6^_^，统治质量可就是关中王朝明显占优了。
再以后，起家基地就改成了草原、淮泗、辽东
读过罗尔纲先生的"淮军志"颇有感触，早有写一写淮军的想法，唯一直没有时间，才拖到了现在。目前几件俗事已了，就结合罗先生的史料和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谈谈淮军--这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风云一时的军队。
淮军营制
众所周知,淮军发源于湘军，因此创建之初淮军也基本上承袭了湘军的营制。
与湘军一样，淮军编制的基本单位是营,其具体编制为。
步队：每营505人(含营官),设营官一名。分4哨,每哨108人，设哨官一名，哨长一名，每哨分8队，每队12-14人。加上营官的亲兵，全营共有38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此外又有长夫180名。
马队：每营511人（含营官），设营官1名，帮办1名。分5哨，每哨102人，设正哨官1名，副哨官1名，马勇50名，散勇5棚，每棚10名。此外又有伙夫长夫共81人。全营有马276匹。
从同治二年（1863）开始，淮军改装洋枪，劈山炮队改为开花炮队，人数有所增加，步队每营加长夫大约700-800人不等。
营，是淮军最大的固定编制。营官以上即为统领，每个统领辖军少则数营，多则十数营以至数十营不等，无定规，全视该统领地位，实力而定。
从淮军的营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装备了近代火器，采取了西式训练方法，但淮军的基本组织结构仍然没有跳出旧式勇营的窠臼。与同时代西方的编制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编制在近代战争条件下的不利之处。
（以下主要分析步队）
首先，在基层组织方面，缺乏排一级编制，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
淮军中，营即相当于现代的营，哨相当于连，队（棚）相当于班。这些都可以在淮军和现代军队之间找到一一对应，但是，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现代军队中最重要的基本战术单位，也是培养基层指挥员最重要的岗位――排，在淮军中却找不到。哨下面直接就是队了。
此外，淮军中也没有营部的概念，一个营官竟然没有任何辅助他的指挥员，连个副营官也没有！更不要提参谋长什么的了。(注：有时可能会有帮办之类的辅助人员，但这与正式编制的副营长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淮军的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一个700-800人的营，只有9名军官，不到现代军队的一半。
这种编制，无疑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冷兵器时代，远射火力稀疏，主要靠步兵的白刃冲击，因此只有密集队形才能保证足够的突击力量。而这在当时的火力条件下也是许可的。
随着火器的出现和其威力的逐渐增加，密集的队形既不利于发挥己方的火力，同时又成了敌人的绝好靶子，慢慢走向衰亡。步兵的队行一步步趋向分散化。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分散虽然是大的趋势，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尤其是在火器性能尚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过于前卫反而会出问题。
18世纪末，欧洲的火器应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各主要国家均基本上实现了火器的普及化和制式化。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苏沃洛夫大元帅仍然提出了“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是苏沃洛夫对武器装备进步的反动，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他对当时射程仅有60-70米，装填手续极其烦琐（俄军火枪兵的标准装填程序据说有十余步之多），射速极慢的火枪认识极为透彻的缘故。因此，俄军并没有照搬普鲁士人的线式战术，而是采取了队形相对密集，利于白刃战的纵队队形。
实践证明，苏沃洛夫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俄军猛烈的白刃突击一度曾打遍天下无敌手。土耳其被大大削弱，波兰被瓜分，普鲁士更几乎亡国。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军成为了唯一一支能与法国陆军一决胜负的军队。
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前进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沃洛夫的论断开始过时了。但守旧无能的沙俄将领抛弃了苏沃洛夫“制胜的科学”的活的精神，而只记住了一些教条。他们仍然机械的坚持着密集的纵队队形，而丝毫不考虑物质条件的变化。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事情发生了逆转。在使用新式火器，采取利于发挥火力的宽横队队形的英法联军面前，俄军的纵队往往还没有冲到敌人面前就遭到了重大损失，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也有着与欧洲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从唐末就开始使用火药和火器，但其威力始终有限，没有能够达到取代冷兵器的程度。
事实上，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除了极少数的"洋枪队"之外,使用火器的质量与规模都远远不及18世纪末的俄国。“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论断对于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无疑是适用的。
因此，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借鉴得是数百年前戚继光的营制，采取以冷兵器白刃战为主，火器为补充的战术。依然保持着密集的队形，一个哨的正面和纵深都不大，在这样的队形下也不需要士兵和下级军官发挥多大的积极主动性，有一两个军官足以应付了，又何必在哨下面又去分什么排呢？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是马其顿方阵的话，大概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有一个军官就够用了吧。
淮军源起于湘军，因此组建的时候也就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与战术。应该说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这样的战术也就够了。但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事情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沃洛夫的俄国处在世界火器发展的前沿，俄军火器的水平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因此他对于火器的论断在60-70年之内都是有效的。而曾国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就在他组建湘军的同时，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其编制和战术就已经过时了。
当清军遭遇到外国军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立刻凸现出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改用洋枪洋操，他却没有看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战术与编制的关系。
其结果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要么就是“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要么就是拉开了战斗队形之后士兵没有军官的指挥，战斗意志，主动性都上不来，小部队的运用无从谈起“遇敌即败，败即逃”
淮军营制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在于其上层组织。大家都熟知西方各国的基本战略单位是师，更大的编制如军，集团军，方面军则是在动员之后由各师组成。然而，淮军中有固定编制最大的单位仅仅是营！与西方相差极其悬殊。
淮军没有更大的编制，作战是一般由各个统领指挥数量不等的营参战。各统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互不统属。而这些营一般都是由统领亲自募集，训练的。与统领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统领或者由统领指定的亲信，部队就往往拒绝服从命令，甚至鼓噪哗变。由此这些部队就又有了“铭军”（刘铭传）“树军”（张树声，张树珊）“盛军”（周盛波，周盛传）“鼎军”（潘鼎新）等名目。（又称“铭字营”“树字营”等等）这已经颇有些“兵为将有”的味道了，也可以说是数十年后中国无数军阀的先声。
这就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难以进行大兵团作战.一遇到大规模的战事,出兵动辄数万,达数十以至上百个营。如此庞大的兵力决不是某一个统领可以出动得了的。必须出动数军联合作战，而此时奉命节制诸军的统领却无法指挥他部,就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除了李鸿章，几乎再找不出哪个能被淮军各部普遍接受的指挥官。即使是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亦只自统所募铭军，并未兼辖别队",其他的将领就更不用提了。
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由于李鸿章常常亲自指挥作战，这个问题并没有显得很严重。但是，当李鸿章位高权重，必须留居中央统领全局，而不能亲临督战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甲午战争时，淮军统领直隶提督叶志超奉旨总统朝鲜前敌诸军。他很清楚其他各军不会听自己的，于是再三请求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外交官接替自己。这倒并不是叶志超一定要讨好李鸿章，而是他看到李经方身为李鸿章之子，或者能够使诸将服从其命，作为总统当尤胜于己。李鸿章最终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叶志超只得勉强从命。结果在平壤之战中，诸将皆不遵调度，平壤清军总共虽有35营之多，但叶志超所能指挥得动的只有本部6营而已。再加上叶志超又不是一个称职的将领，如此作战，焉得不败？
接替叶志超总统诸军的宋庆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甚至要更加严重，因为他本是毅军统领，属于湘军一支，连淮军嫡系都不是，诸将自然更加不服调遣。最终导致自平壤溃后，九连城之战，凤凰城之战，大连湾之战，旅顺之战，威海之战淮军战无不溃，一败千里。
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高级指挥员的培养。
淮军各统领辖军不等，如以一般情况的8,9个营计，则相当于师的编制。如果是较大的军又或者是如叶志超那样总统诸军，则指挥的部队可达20-30个营甚至更多，就相当于军的编制。
从营到师，军这样大的差距，中间竟然没有一个衔接的层次。就导致各军的统领只能从营官中选拔。
众所周知,作为分队的营和作为兵团的师军，对于其指挥员的要求是大为不同的.一个营官只需要在很狭小的战术范围内考虑问题，其职权内的军事活动常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概只要下一个决心就可以了。而统领却是需要统筹全局的大将，必须拥有控制整个战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
作为联系这两者桥梁的部队一级的组织--团，在现代军队中是培养高级指挥员所不可缺少的环节。以苏俄为例，著名的军事统帅几乎都有长时间担任团长的经历，苏沃洛夫大元帅先后担任阿斯特拉罕团和苏兹达尔团团长达7年，其间写出了著名的"苏兹达尔团条令",奠定了他以后军事思想的基础，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担任团长时间更长达十几年之久。可见，苏联的军事学术将营及其以下编制称为分队,师及其以上编制称为兵团，而将团独立出来称为部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然而，遗憾的是，淮军中根本就没有团这个概念！
其结果是，淮军中不少将领在担任营官时还曾经建立功绩的，一提升为统领立刻就显得不称职了，一遇大敌，往往一败涂地。
淮军初建时主要将领另有来源，而且多经战阵历练,这个问题还不大。等到后期，老一代将领先后退下,一群当初的营官接替了他们的职位,素质就大为下降。尤其是所谓"同治中兴"时期，国家没有大的战事，营官们也不经战阵，往往是论资排辈式的选取统领，质量就尤其的差了.
甲午战争时，淮军的主要统领如叶志超，卫汝贵，刘盛休等人都是这样选出来的.而事实证明，他们都不具备担任高级指挥员的能力。整个战争中，淮军诸统领，除了聂士成一人之外，大都表现得十分庸懦无能，这与淮军的制度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淮军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统领制，是有他的原因的。
首先，这是旧式勇营的痕迹。
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国家很少发生大的战乱，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其主要职能已经变成维持治安，充当杂役，偶尔镇压一下农民起义或者少数民族的暴动。根本就用不着大兵团作战,因此采用了镇戍制，兵力极为分散.于是，我们就常常可以看到一旦发生战争,清朝就得从全国调兵，而每个省所调兵力往往仅有数百或千余人。这就造成了在清军中，根本就没有大编制的传统和经验。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战争的规模较以前有了扩大。双方交战兵力常常可达数万以至数十万，但是，纸面上的数字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以太平军为例,虽然人数动辄数十万，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随从的饥民，属于乌合之众，真正的精锐并不多。史家一般认为陈玉成兵团的战斗力较李秀成兵团为强，但陈玉成兵团真正的战斗力也就仅仅是在于其几千，至多是万余"老兄弟"而已。在曾国藩等人的领导下，湘淮军采取的是精兵战略.由于对手的精锐数量并不多，因此湘淮军也就不需要太多的部队.
像著名的“三河大捷”,其实长驱直入太平天国腹地的湘军李续宾部只有13个不满员的营，5000余人。偶尔几场大的主力会战，如安庆会战，天京会战,湘军投入的兵力达到了数万，但这不过是很少的例子，同一时间，最多有一两个战略方向有这样大的兵团。湘军的领袖完全可以亲临督战,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最激烈的战争时期尚且如此，此后的“和平时期”中，淮军的主要功能又恢复到了原来绿营的维持治安，其情况更可想而知。
因此，从传统和自己的经历上，淮军就没有感到过有建立较大规模编制的必要，而李鸿章也没有能够预见到将来可能面临的新的情况，于是就以过去的经验为满足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淮军的征兵制度，用个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国防动员体制。
组建大的兵团，并使这些部队真正的成为国家的军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任意调遣，组合成更大的建制，而不至于成为私人的部曲，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良好而统一的国防动员体制以及相应的供给体制。
而淮军组建之时，正值战乱之秋，成军的地点又是清军，太平军，捻军和地方豪强争夺拉锯之处,完整的国防动员体制早已荡然无存。国家不能统一的给提供兵员，李鸿章与曾国藩也做不到。同治元年(1862)，淮军建军之初,李鸿章招募的淮勇加上曾国藩调拨的湘军再加上2营楚勇，拼拼凑凑只有6500人。仅仅两年之后,同治三年(1864),淮军就发展到一百余营,7万多人。这增加的部队是从哪里来的?就只能靠各个统领自己去招募。
自己招募，自己训练，自己装备，自己指挥，许多时候由于国家财政无法支持还要靠统领自己去筹募军饷。再加上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混乱，在人们心中国家的概念若有若无,在许多人看来，当兵是为了“吃粮”,谁招募了自己，给自己发军饷,就听谁的。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军队，很自然的只会服从自己统领的指挥。就如唐末的藩镇一样。
战争时期淮军采取这样的征兵制度，应该说是由时局所迫,无可厚非。但是，进入到和平时期,淮军仍然沿用这种制度，而无视其重大的负面影响，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奇妙的上帝大家庭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虽然自称是基督教的一支，但为了各种政治需要，洪秀全又创造了许
多自己的教义，上帝大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洪秀全只承认上帝和耶稣，圣灵当时译作圣神风，洪秀全不
认。而且他认为上帝和耶稣是父子关系，不是什么一体。
这只是洪秀全的一点小改动罢了。洪秀全还制造了一个上帝大家庭。
上帝是爸爸，家长。耶稣是老大，称天兄。洪秀全是老二，二兄。冯云山老三，
杨秀清老四，韦昌辉老五。又因为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他妹妹洪宣娇就成了上帝的女儿，而
妹夫肖朝贵就成了上帝的女婿。其它人名义上都是上帝的儿女，但地位太低，不能计入
上帝大家庭之内。
此外，拜上帝会还有个代言人制度，就是有人能通过降神，让上帝或耶稣神灵附体，来
传达指示，这就是太平天国所谓天父，天兄圣旨的由来。杨秀清是天父代言人，肖朝贵是
天兄代言人。其实，这是拜上帝会初创时期，曾因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不在，教徒发生
动摇。杨秀清，肖朝贵本来就跳过大神。于是借此稳定人心。事后洪秀全肯定了这一做法
从制度上承认了杨秀清，肖朝贵的代言人地位。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相领导－－平时
洪秀全是天王，二兄，别人要听他的，而一旦杨秀清或是肖朝贵跳起大神，一个是天父，
一个是天兄，洪秀全就得听他们的。这在后来，尤其是肖朝贵牺牲之后，引起了重大权力
纠纷。杨秀清想干什么只要一跳大神就行，洪秀全就得下跪，恭听天父圣旨，来晚了还要
打板子。这成了天京事件的直接诱因。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天京事件。太平天国诸王互相残杀，危害极
其严重。首先介绍一下天京事件的经过。
天京事件的诱因其实由来已久。杨秀清利用天父代言人的身份飞扬跋扈，与洪秀全
争权夺利，诸王不服。
1856年4月11日，天父下凡，以洪秀全迎接来迟，杖责40。其时，北王韦昌辉等诸臣皆
跪求代罚。天父不准。杨秀清飞扬跋扈可谓至极。（太平天国丙辰6年3月5日，以下纪年
用公历〕
1856。5。21，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数日后，杨秀清分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
赴前线督师。据推测，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即是在这几天中达成诛杨密谋
的。
1856。8。16，天父下凡，称“秦日纲帮妖，陈承容帮妖”，矛盾激化，秦日纲等在
前线皇皇不可终日。
8。22，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洪秀全被迫答应于9。23正式加封，而后
密诏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容等回京诛杨。
8。26－28，韦昌辉率3000亲兵离开江西前线，回天京。
8。31，秦日纲将部队交给陈玉成等4丞相，自带亲兵回京。
9。1，韦昌辉会合秦日纲进入天京。
9。2。凌晨，韦昌辉，秦日纲率部闯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及其家属数十人。
9。5，石达开离开武昌前线。
9。20，韦昌辉，秦日纲，陈承容等屠杀东殿（东王部下，其他类同〕将士2万余人，血洗
天京。
9。26，石达开进京，劝说韦昌辉不要株连他人。话不投机，恐为韦昌辉所害，当夜逃出
天京。韦昌辉遂杀石达开全家。
9。27－11。2，洪秀全控制不住韦昌辉，韦昌辉以“清君侧”，要洪秀全交出石达开为名
围攻天王府。洪秀全以宫女着男装，打着翼王旗号冲出，北殿将士以为石达开与洪秀全
会合，军心大乱，韦昌辉被擒。11月2日被处死。
11月下旬，石达开进京。
11。28，石达开主持处死秦日纲，陈承容。
1856。12－－1857。6，洪秀全重用其兄弟洪仁发，洪仁达，排斥石达开。石达开深为不
满。
1857。6。2，石达开率翼殿将士10余万出走。
至此，天京事件结束。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顶天燕〕秦日纲俱被杀。翼王
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开国诸王除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战死，豫王（护天豫〕胡以晃
病死外，仅剩洪秀全一人。东殿，北殿，燕殿和陈承容等部数万人惨死，翼殿10余万人
出走。天京可战之兵仅剩7－8千。楚，皖，赣大片地区失守。太平天国从此一蹶不振。
天京事件中，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天王洪秀全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历来众说纷
纭。其焦点在于洪秀全是否是韦昌辉诛杨秀清的指使者，即是否有天北翼燕同盟的存在。
是否有天王密诏存在。
我认为，以上3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天京事件的时间表。
1856。8。22，杨秀清逼封万岁。几天之后，8。26－28日，韦昌辉就离开前线;秦日纲
31日离开前线;石达开9。5离开前线。几天之间，太平天国的第3，4，5号人物几乎同时
离开前线。这难道是偶然巧合吗？如果真是巧合的话，那么韦昌辉和秦日纲连袂进京难道
也是路上巧遇？有人可能认为石达开是得知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之后才离开前线的。表面上
看这似乎有可能：韦昌辉9。2诛杨，石达开9。5离开前线。但，当时没有电话或电报，3
天时间，天京的消息是到不了武昌的。从后来的事情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石达开离开武昌
后逗留于赣皖之间。9。20，韦昌辉大屠杀；9。26，石达开才赶到天京。就是说，天京
的消息到赣皖之间要3天左右，那当然到不了武昌了。可见，北王，翼王，燕王离开前线
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且，显然在天京有他们的组织者。否则，他们也不会这么快就
得知逼封万岁的消息，也不可能配合得如此密切。
那这个组织者是谁呢？显然，他的地位不应低于其他3人，太平天国这样的人只有2个：
杨秀清－－当然不可能－－和洪秀全。而且，还有一个旁证：李秀成自述中评价秦日纲
说此人无才情，但有忠勇，因此为洪秀全亲信。那么这个无才情而有忠勇的燕王秦日纲会
在没有洪秀全同意的情况下与韦昌辉合谋吗？而且，没有天王的配合，诸王能从前线调兵
进京而不为别人察觉吗？这样天王密诏的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其实在李秀成和石达开的自述中都谈到过天北翼燕同盟，只不过李秀成隐去了洪秀全，而石达
开隐去了自己。那么，这个同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从时间来看，只能是1856。5。21
攻破江南大营到杨秀清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到前线督师之间的几天之中
我们现在可以试着描绘一下天京事件的真正情形了。杨秀清利用上帝代言人的身份作威作福
早已为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所忌。但大敌当前，只能忍住。江南大营攻破后，他们认为没什么
外来危险了。于是结成了天北翼燕同盟。8.22,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只能答应，但日子订
在1个月之后，以争取时间。随即，洪秀全下密诏令诸王进京诛杨。韦昌辉一心想取杨而代之
，很积极的来了。秦日纲因为忠于洪秀全，也来了。石达开则另有打算，与赣皖之间按兵不动。
杨秀清成功的被杀了。但韦昌辉的野心也暴露出来，这是洪秀全所始料不及的。于是天京事件
愈演愈烈。。。。
现在谈谈，天京事件中似乎最没有争议的一个人物－－翼王石达开。
从表面上来看，石达开可谓是天京事件中最“干净”的人了。他没有沾上太平天国兄弟
的鲜血，而且在天京事件后期以主持公道的身份进京，后来又遭到洪秀全的排挤。颇有些
悲剧英雄的味道，但事实是这样吗？“义王”真的那么义吗？
首先，石达开并非是天京事件的局外人，恰恰相反，他正是天京事件中反杨同盟的核心
人物之一。上一篇已经分析过了，石达开离开前线并非是得到天京事件的消息之后，而是
之前，是早有组织，有预谋的。石达开在自述中称诛杨是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3人
密谋，唯独没有自己。但他忘了说明一点－－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极其隐秘的密谋的。他
当然知道，因为他就是密谋者之一。
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显示出石达开的深谋远虑了。他没有直接去天京，而是逗留于赣皖
之间。在杨秀清已死，韦昌辉，秦日纲离开前线的情况下俨然成了太平军的前敌总指挥。
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因为同是一伙，服从他，东殿的部队则因为他是诸王中唯一一个
没有直接参与诛杨的，也服从他。他拥兵朝外，不论天京事件怎样结果，他都可以稳如泰
山。而且由于没有直接沾上兄弟的鲜血，容易得到人们的尊敬，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
之后的发展似乎也正如石达开所料。杨韦两败俱伤，石达开从中取利。又打着为杨秀清报
仇的旗号杀掉了秦日纲与陈承容。不但除掉了仅存的对手，而且获得了东殿将士的忠诚。
可见石达开的手腕确非韦昌辉之流可比。
天京事件似乎是结束了。太平天国元老中石达开的几乎所有政敌都死于非命，石达开
名声大振，被满朝文武推为“义王”。可谓盛极一时。一切似乎都被他算中了，除了一点
－－－洪秀全的变化！
洪秀全再也不相信异姓旁人，专信王兄洪仁发，洪仁达。石达开梦想的权力没有到手。
怎么办？
就这样下去？不甘心。
发动第2次天京事件？没有人会支持。
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把自己进一步扮演成受害者，而实际上与第2次天京事件没有太大
区别的做法。另立山头！
他带走了20万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军队，干部。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大部分是跟着他走了
留下的是少数。
这之后洪秀全的表现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几乎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可“
义王”已经撕调了“义”的面具，再也不回来了。尽管他属下的将士纷纷识破他而相继
回归，他仍然义无反顾，直至将自己与数万将士一起葬送在大渡河边。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贬低石达开，毕竟他是天京事件中最干净的人，而是说明
他的真面目，也是为他惋惜。以他的才能，如果野心小一些的话，本可以有更大作为的。
就算仅从军事角度着眼，单纯的守江也是守不住的
在长江北岸尽为北军所控制的情况下，北军可自由选择任何时间地点渡江。2000公里长江
防线，南军若是一字摆开，哪怕派50万大军布防，一公里正面也不过250人，北军若从10公
里正面突破，则能赶得上的南军至多不超过5000，根本无济于事。南军若是重点设防，北
军只要避开这些防御要点就可以长驱直入。
这也正是为什么消极防御和一线防御在军事上如此遭到否定的原因
要成功的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大纵深防御。一方面加大防御纵深，这样使攻方的突击
方向在完全突破守方的防御纵深前就暴露出来，而且在防御纵深里失去自由进行横向机动
的能力，并且突击力不断遭到削弱。同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一旦发现敌人主突方向就坚
决进行反冲击。
所谓“守江必守淮”就是这个道理。
将第一道防线设在淮河甚至淮河以北，将有力的机动兵团置于江淮之间，以长江为最后防
线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这样的防御下，北军的主突方向至迟在突破淮河之后就会暴露出来。而后，两淮的机动
兵团就可以相应集结兵力，利用河网地带的有利地形和坚固城池，进行迎击或防御（淝水
之战，顺昌之战）。北军如果要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则前锋在到达长江后就不得不停止
，因为一则仓猝之间没有那么多渡船，二则由于南军机动兵团尚未歼灭，无法做横向机动
，只能在小正面进抵长江，因而主力渡江地点完全为南军所了解，可以相应设防。如果仓
猝渡江，极易遭致大败（采石之战）。而且后路随时遭到南军机动兵团的威胁。如果要摆
脱这一尴尬局面，就必须先扫清两淮间南军（扬州之战），而此时的北军则面临外线作战
，地形不利等诸多不利因素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上渡江战役和淮海战役在战略上是连贯的。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
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两淮的机动兵团，就已经扫清了渡江的障碍，胜利过江已经是大势所趋
，突破剩下的所谓“长江防线”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这一点其实蒋介石也很清楚，他根
本就没有对江防寄托多少希望，而是一面大力经营台湾，一面将主力集中于京沪一带，随
时做好不胜即走的准备。
桓温张口北伐闭口北伐，但他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北伐呢？
首先，不是别人领导下的北伐。殷浩北伐的时候，他既不支持，亦不出兵相援，更不
肯将自己的部队交给殷浩指挥，反而一有机会就去拆殷浩的台。
其次，不是自己单独北伐。他每每向朝廷上书要求北伐，但只要朝廷不把兵权全交给
他，他是不肯自己认真出兵北伐的。第一次北伐，兵临灞上却逡巡不进。第二次北伐，明
明已经恢复了洛阳等大片地区，却又不肯坚持经营，最后又将这些地方放弃。他曾经坚决
要求朝廷还都洛阳，但是当朝廷要他先经营好洛阳之后再还都时，他却又拒绝经营。正如
扬州刺史王述所说：“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
再次，也不是上游下游同时北伐。永和8年，9年，殷浩两次北伐，他都抄着手看热闹
，不肯同时进兵
说到底，他要的北伐，只是一种北伐，那就是由他统帅全国军队所进行的北伐。
要进行这样全力以赴的北伐，就必须让他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全国的军权，又必须
以全国的财力物力来支援他的军队，这样就把财权政权也交给了他。此外，还要给他便宜
行事的权力，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这些权力，可以任用亲信，排斥异己。
北伐如果成功，桓温就是晋朝的再造功臣，权势直逼当年曹操司马懿。北伐即使失败
，权力也已经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他尽可拉几个替罪羊，还能趁此机会打击一下异己力
量，这正是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
说穿了，桓温真正要的，不是北伐，而是权力，北伐不过是他为了攫取权力而打的一
面堂而皇之的大旗而已。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大败而归，但仅仅在两年之后，他就再次出兵北进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虽然损失并不比第一次北伐的损失大多少，而
此时他所掌握的资源则远远超过了当年，他却在此后一直到他去世的4年间再也没有任何出
兵的举动，而是专心致志的在行“废立”之事和打击不服己的大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
别呢？原因很简单，第三次北伐虽然以大败告终，但他的真正目的――权力，却已经拿到
了手。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又有什么必要再去打那面大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