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贺龙和毛泽东的渊源

长征是一次中共党内政治路线的分水岭，也是一次绝大的政治考验。也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贺龙。

在同张国焘南下分裂做斗争的过程中，任弼时、贺龙都作出了难得的贡献，之于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来说可谓是厥功甚伟。

贺龙自己曾经在一九六一年回忆说：“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么!”

朱德也曾经回忆道：“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以上两段回忆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另外，根据权延赤在一九九六年五月采访薛明老人的笔录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贺龙对于毛泽东早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忠心耿耿，薛明说：“贺龙同志就把枪掏出来，摆在桌子上问大家：‘谁要是反对毛大帅谁就给我蹲下。’当然，没有人蹲下。这个话以后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中，可能是弼时同志或者向应同志说的。”（引自权延赤《1996年5月28日采访薛明、贺鹏飞笔录》第15页）张国焘之所以后来就范，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以及南下策略的失败以外，就是二方面军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等人的联合抵制，特别是任、关、贺同他的斗争，较之前几种外力来的更为直接，从而使张国焘不得不收敛起自立中央的想法。

毛泽东适时在党内的威望远没有后来那样如日中天，贺龙的这些表态无异于雪中送炭，毛泽东内心的感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亲自对林伯渠、陈正人嘱咐过：“你们要关心一下贺龙同志的生活。”以后，陈正人做媒，把薛明介绍给了贺龙，组建了贺龙一生最后也是最完美的家庭。而贺龙对于毛泽东的生活也是最为关注的，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贺龙赶赴一九四七年的河西会议之前还让警卫员把仅剩下的一斤水果糖带上，警卫员不解，因为这斤水果糖贺龙自己一直没有舍得吃，贺龙就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虽说是生活上的小事，却如实的反映了毛泽东和贺龙当时的同志、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

除了以上的这些事情之外，贺龙对于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一向是严格服从，而且有的时候几乎到了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寸步不让的。”也正是因为贺龙在政治上的紧跟才进一步的取得了毛泽东的逐渐信任。

延安整风期间，王实味、丁玲等人先后写出了讥讽党内作风的文章，首先发现这种倾向的就是贺龙和王震，贺龙在干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丁玲的错误观点，还骂了娘。为了配合延安的审干，贺龙在一二零师内部做了具体部署以致于扩大化，这点贺龙以后也发现了，并做了纠偏工作。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解决编制问题找到贺龙，请他挂帅，这种事一般说来都是得罪人的差使，但是，贺龙说：“主席点将了，我就是再苦再难也要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接下了这副重担。

贺龙在和彭德怀合作期间，虽然有过一些并不愉快的记忆，然而，整体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在宝鸡战役、西府战役中，贺龙给予彭德怀有力的支持，对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巨大的支援，195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引自199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明清同志采访彭钢同志笔录）建国以后，一向很少当面称赞他人的彭德怀公开赞扬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彭贺的关系尽管不错，可是，一旦到了大是大非面前，也就是在选择是否紧跟毛泽东的选择面前，贺龙毫不犹豫的选定了毛泽东及其路线。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期间，贺龙和李井泉、陶铸等人一道严厉的批判了彭德怀。李锐对此已经做过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会后改组的中共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名单中，贺龙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说：“军委日常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贺主持。”所以，当时习惯叫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

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建设生涯中，毛泽东对贺龙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贺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二方面军一面旗帜。”借用任弼时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贺龙的结论就是：“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引自任弼时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西北局工作会议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

• 【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贺龙和林彪本来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矛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历史就是喜欢捉弄人，从延安时期，一个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与一个当年起义部队中的连长、在井冈山上质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林彪竟然结下了不解的仇隙，而且，这一仇隙因为以后诸多原因、背景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深入，直到文革中有了一个总爆发。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很多政治仇恨当然都是来自政治层面，然则政治人物首先是人，党内多年以来因为山头、归属、主张乃至生活细节上积累的个人之间的意气、争执到了这时都需要一个平台给予了断，也因此我们在看待文革斗争除了从大处着眼之外，也不能忽视处于其中各派人物的私人恩怨纠缠，林彪、贺龙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政治分歧是一方面，个人相互的矛盾也是不容否认的另一方面。

那么，林彪、贺龙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这要从分析林彪的个人性格入手。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彪其人比较阴险，他善于权谋，善于伪装自己，以他跟随毛泽东多年，他是深知毛泽东的，然而，在毛泽东离正确越走越远时，林彪没有像彭德怀等人犯上直言，相反却激烈的拥护毛泽东，这位“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号称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利用了毛泽东借重他发动文革的契机，为自己的权力上升铺平道路，为自己的集团的发迹打下基础。之所以说林彪利用毛泽东的威望，这点只要看看林彪随手在医书、辞典上写下的那些评论毛泽东的“黑话”就知道内里了。

作为一手提携林彪起家的老师毛泽东对林彪如何看呢？只要我们翻翻史料就会知道毛泽东对于林彪早就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而之所以毛泽东还要借重林彪不但是林彪的军事才能，也是政治形势使然，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考虑的是切身的政治利益，为了政治利益，政治家从来是不惮于和任何人结成同盟军的。当然这些不等于说毛泽东不欣赏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林彪在政治运动中的悟性。在毛泽东需要林彪时，林彪的这些才能、优点就站到了首要位置，而一旦当毛泽东决定抛弃林彪时，林彪的这些东西就显得碍手碍脚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以上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廖汉生晚年曾经就毛泽东、林彪、贺龙三人的关系做过一段回忆，林彪在抗战时期见到蒋介石以后曾经面谀蒋介石是抗战伟人，而且说了一些比较不符合林彪身份的话，蒋介石在洛阳召见前方将领时，林彪还就蒋介石的问题写了很多好话，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这个条子他是写给贺龙的，以后贺龙带在身上被警卫员洗衣服时给洗烂了，这件事林彪引以为心病。（以上详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83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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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在听到毛泽东对林彪的评价以后曾经和陶铸谈及林彪的历史问题，为什么说是陶铸呢？在延安期间，陶铸给王稼祥做过秘书，这时候的秘书不像后来领导人的秘书，它所担负的职能是多项的，与其说是秘书，毋宁说是助手，就如同李井泉给贺龙做秘书一样。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陶铸担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之后和王稼祥的关系不错，陶铸的妻子曾志对此做过回忆。（参见曾志1989年11月15日在《王稼祥选集》首发仪式上的发言）那么，贺龙和陶铸是怎么相交并且来往的呢？

1942年2月，延安整风正式开始，此后也就是在四月里面，中央组建军属直属系统委员会，负责军队的整风工作，当时一共指定了十一位同志作为组成人员，而王稼祥、陈云是负责人。6月7日，中央总学委把整风小组分为十个小组，其中第四组的组长是王稼祥，副组长就是贺龙、陶铸，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错，陶铸这个时候比较受重视，他还是军委系统负责整理整风学习笔记的特别是抽阅工作的四位负责人之一（另外三人是陈云、王稼祥、陈子健，另陶铸、贺龙的任职事详《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302、303页）。

整风运动最大的涉及就是个人的历史问题，虽说没有完全触及，但也是十分严峻的，每个领导人都要过筛子，这时，贺龙向陶铸了解的林彪的一些事实际上陶铸本人也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历史上陶铸和林彪并非一个系统，然而，陶铸此刻掌握着军委系统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大量的笔记，自然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王稼祥、陈云负总责，而陶铸则是具体主持工作，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在东野工作，和林彪的关系有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贺龙在建国以后还和陶铸谈起过林彪，当然也都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

问题关键是陶铸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贺龙和他谈及的林彪的事情向林彪、周恩来做了汇报，此时已经是文革了。当周恩来得知以后还不十分肯定此事的来龙去脉，然而，周恩来、李富春、江青三人代表中央和毛泽东向贺龙问讯时（江青不在场），贺龙承认了此事是真实的，不过贺龙强调：“我只是问他知道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就是在延安。”（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三卷498页）这件事也被看作是贺龙在背后向林彪“捣鬼”的“罪状”之一，而原本是毛泽东亲口向贺龙讲可以找其他同志谈谈，当然，贺龙已经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拉出毛泽东作为旁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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