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略谈文革 -- 史文恭

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 ，因为他承担了伟大的冲突。　　

——黑格尔　　

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合理性的事物互相碰撞，有两种合理性相互对立地出现——并非好象只有一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不合理的，而是两方面都是合理的，它们互相冲突，一个毁灭另一个，两个结果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互为对方说明存在的理由。　　

——黑格尔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警言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会终结！

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　　

文革是20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1966—1976之十年间，政治风云波诡云谲。近年来，其真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与记述已逐渐显露。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复杂曲折之进程，却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是我深入研究了重要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①毛泽东著作和言论，文革重大政治事件及这个运动的全过程后，所尝试作出的一个系统性解释。

文革之爆发，上承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体制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动力原因；但其主导因素则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政治斗争。本文不拟深入涉及其意识形态及社会基础的更复杂背景，而仅试图就从文革准备期，以及文革进程中的政治斗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进（这种政治斗争的幕后力量，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但是，如果抽去了政治斗争背后的阶级内容，这种政治斗争就只能庸俗化地解释为政治派系之争或个人权力之争，这显然是片面和浅薄的。故更深入的历史分析，尚有待于来日。

有人曾说，文化革命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中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我相信此文应可以解开这个谜。我写此文，目的主要是用以澄清我个人头脑中的疑问和困惑。

①本文所据及引用资料，全部来自已公开发表的报刊及书籍。多数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的回忆录。

上篇 理论准备与政治背景

1

关于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个方面：

一、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于内外政策发生分歧（如经济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别是在四清整党问题上毛刘之间多次发生重大分歧）；①

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发生分歧（所谓路线之争：毛试图构建最终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而刘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则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三、政治斗争（国家政治中的主导权、领导权之争：由毛泽东作最终决策体制，与政治局、书记处集体决策体制，亦即所谓“一线二线”之争）；②

四、意识形态之争：毛坚持造反革命主义与刘少奇的非正统儒家主义加斯大林等级制官僚主义（“修养”及“服从”的伦理体系）；③

五、社会背景（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④

六、历史原因：历次党内政策路线争论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党内政治分歧为尖锐，庐山会议遗留下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未结束争论等。所谓“算帐派”和“观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跃进失败和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一线领导地位，其对政治事务包括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有所缩小。虽然表面上他仍被拥戴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精神领袖，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杨献珍、陆定一等要求以马克思、列宁著作而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正统和主流）以至要求寻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修正主义”。⑤

八、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攻击政治上与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⑥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无条件相信抽象的群体“人民”是历史动力。毛泽东始终崇信群众，蔑视精英。林彪曾发挥毛的这种观观点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奇迹似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向崇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根源。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不仅是要搞掉某些官员，而且要改造整个制度。但是对于新制度，毛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蓝图，他寄希望于群众的自发创造，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巴黎公社式的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失控，却也都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盲目放纵有直接关系。⑦

①据邓力群（曾任刘、陈秘书）讲：“在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三讲，农村已经出现走资派，运动的重点是整他们。少奇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表示反对或赞成。他讲‘农村情况复杂，各种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要具体分析。’可以说是各讲各的。”（邓力群　1981年7月30日　讲话）

②即所谓“听毛主席的话”与“不听毛主席的话。”文革中后者对领导人乃是重要的政治错误以至罪行。

③值得注意的是　1962年9月15日　毛给刘的一信，毛建议刘读《文汇报》一文“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然后写道：“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社会也是如此。”这似乎是隐晦地批评刘当时正酝酿再版的《论修养》一书及彭德怀问题。

　1969年5月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话时，认为刘思想根源是孔夫子的儒家，并提出批孔问题。这一观点姚文元将其写入于当年8月1日发表之两报一刊社论中。这是文革中“批儒”（20世纪“五四”以后第二次大反孔）的先声。

④这是导致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事实上文革早期的群众大字报主要指向于官员的这一类问题。

⑤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不是目的，而应当从属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目的。“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⑥毛泽东　1967年2月8日　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⑦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农民自身的发明。1960年河南信阳农民的大批饿死，正是由于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的群众在大食堂中放开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储备粮和种子粮。他们以为（也许有乡官承诺），吃光了国家会管。但在国家遭灾后，地、省没有余粮可调拨，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向上和对外严密封锁和隐瞒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这场大灾祸。实际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众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2

十年文革，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①

（1）从1965年的发动动员到1969年“九大”召开，这是第一时期，即动员造反和走向全国夺权的时期。

文革开始不久，刘邓即在8届11中全会上遭贬黜，此后活跃于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江青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对立面则是环绕在周恩来、陶铸周围努力试图维持现存秩序而遏制造反运动的党政干部阶层。

（2）从1968年8届12中全会至1969年中共“九大”确立林彪及林系将领对军政的强力主导地位开始，到1971年“9·　13”　事件林彪坠机的三年，是第二时期。

这个时期活跃于舞台中心的是林彪的军事集团。在这个时期，文革领导集团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和裂变。文革初期应运而生的民粹造反派势力已受到遏制，被逐出政治舞台，陈伯达转到了向林彪军事集团寻求庇护而结盟的地位。这个新的林陈政治联盟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林系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阻遏最高权力最终落到江青、张春桥一派头上。②为此林陈与后者由摩擦直到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9届2中全会上，毛泽东粉碎了林陈联盟，但是文革路线也由此开始陷入深刻的危机。

（3）1971年“9·　13”　事变以后，林彪军事集团被毛泽东彻底粉碎。但是，这个事变的后遗症是极其深刻巨大的。毛的权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毛的身体情况也陷入危机。新的政治真空出现，周恩来趁势发起“批极左”思潮，中经“批林批孔”的反击，1974年周恩来扶持邓小平复出。这是文革的第三时期。

这个时期，是周所代表的试图重建秩序（“克已复礼”）的老干部派与仍然把握部分权力的江青集团不断磨擦和进退相胶着的时期。

（4）1975年—1976年间周恩来患重病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这个时期毛泽东有意疏远贬抑江青，邓小平在周恩来支持下，实际也是在毛泽东某种程度的默许下，实施“全面整顿”，试图扭转和调整内外政策。这是第四时期。

（5）1976年初毛被动地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周恩来去世，继之毛泽东去世，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文化革命由此走向全面失败。这是文革的最后阶段。

①关于文革的历史纪年，有两种算法。一种自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论文算起；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结束，历时十一年。另一种自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算起，历时约十年。我取第一种。

②在“　571”　纪要中，林立果将江青一派称作“托派文人”小集团。

3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文革？作为党公认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中要发动社会下层力量起而造反，摧毁党的组织和社会体制，进行一场“革命”？实际上，导致文革爆发的中央政治分歧，在发动文革的十年前1956年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上已伏下端倪。

八大报告认为“全面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后国内主要任务是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政治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等。对这些提法，由后来的实践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并不真正赞同。

在八大大会上，从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政治原则。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提法，强调加强集体领导。从政治观点看，这实际是对1943年中共决定确立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一个逆动，① 同时也是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一种积极回应。这种逆动，毛泽东认为正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共党内的表现。但是这种思潮，当时在党内、政治局内和社会上都具有相当广泛的思想共鸣和舆论支持。

因此，八大的第二年，1957年初，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运动，让民间具有反体制倾向的各种批评声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形式出笼，从而直接冲击和挑战党内官僚主义体制，冲击革命后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党内官僚要求对批评党和官员的倾向作出反击和回应时（此即“反右派”斗争），毛就首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从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修正了“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政治估计，为最终修正八大路线埋下伏笔。②

①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进入中共核心领导，但当时“只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毛并没有被确立为党的领袖。毛的最高领袖地位，实际是在　1943年3月2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同意给予毛泽东在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人事组织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才真正确立的。

②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毛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上，毛发动鸣放和整风，本来是针对着党内官僚阶层的。1957年4月以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转变了立场。

4

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彻底遏制了知识界及民主人士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为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

随之毛泽东在党内发动反对“反冒进”斗争，批评周恩来、陈云（中共历史上的“国际”派领袖），同时也间接触动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是毛在延安整风时反对王明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政治盟友）。① 反冒进斗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1957年10月毛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从国际形势中感受到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毛认为有必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急切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极其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前现代中国在15年内不仅完成工业化，而且“超英赶美”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列。

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引发了激烈党内争论的社会组织改造，即农业的改组（合作化）和经济所有权的重组（公私合营），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都是为了这一目标。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急切意识。为此，在反对刘、周、陈的“右倾”之后，毛泽东收回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亲自走向第一线，抓钢铁产量和建立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但是，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本欲反左纠偏，调整大跃进的失误。但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历史上曾与毛闹别扭的人）先后上书和发言，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对党的方针路线（即经济建设中的“左”倾路线）作根本性的反省。这样一来，对于大跃进的得失之争就转变成争夺旗帜和最终决策权之争（彭、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质也就是关于决策权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作出反击，免除了彭张的职务，将其追随者打成“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

在所有这些政治斗争中，毛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乘风破浪，高屋建瓴的。

①1964年3月、1965年1月，毛突然批转一个在党内从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文件中包括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毛泽东批示中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 “其中关于（6届4中全会成立的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子，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

5

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使大跃进中的决策失误不能得到纠正，因此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在此形势下，毛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准备系统研究经济理论，① 实际也是向政治局承担了大跃进中经济领导失误的责任，从而把经济工作的决策权重新委托给刘、周、陈、邓。

1961年以后，刘、陈在经济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调整方针，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等“大跃进”的方针全面向后退却。刘周陈提出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② 其基本思路是缓和党内和社会内矛盾，恢复秩序，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刘、邓在政治上试图为由于批评大跃进而被定为“右倾”的干部平反。这些作法，当时毛迫于国民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虽然不得不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是有极大保留的。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与要求进一步追究中央经济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林彪、陈伯达从政治上对毛给予支持，提出必须坚持和高举毛旗帜；而刘、邓、彭则认为，反思大跃进错误根源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以后再度发生类似的错误。（在此次会后，彭德怀向中央上呈“万言书”，要求平反。）

因此，在是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一提法，把经济政策分歧引向了政治方向问题，实际上彻底修正了八大政治路线。同时，对外则展开了批判苏共的斗争（组织和发表了“九评”）。然而，对于这些势必导致党内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紧张的方针，虽然在全会上得到通过，但在高层并没有得到多数领导人内心中的真正认同。③ 这就引起毛的愤怒，他觉得大批干部靠不住了。因为他相信，至少“在农村、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自己人手里”，不少党政干部已蜕变成姓“资”的当权派。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展开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解决领导干部中的方向问题。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抵制。

①庐山会后在军委扩大会上，毛检讨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定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1959.9.15）同年12月30日毛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当时毛组织了邓立群、胡绳等“秀才”，与他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②1960年8月，周恩来主持发生《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调整经济方针和政策。

③1962年2月，王稼祥上书中央，要求调整中央对外、对苏政策。提出“三和一少”。

6

自1962年以后，在若干经济问题上，政治问题上，国际问题上，党的集体领导有所加强，许多重大决策常常以多数表决形式决定，因之对毛泽东的最高决策权形成日益强有力的牵制，毛泽东的一些意见难以成为党的最终决策。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63年以后，毛提出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这一运动的政治方针，毛泽东与政治局发生了严重分歧。此对最终导致发动文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时对刘少奇不无讽刺地影射说：“（社教）还是请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此前，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但没有人下去。刘少奇后来讲了话，许多部长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他感到，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问题，许多高级干部不跟他走，党中央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政治核心的另一个“司令部。”

①值得注意的是毛　1962年8月10日　及　8月12日　对国务院国家机关及中组部的两件批示：

（1）“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2）“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事实上，国家机关及中组部不向上级请示报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线后，他们都只向直接上级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请示报告，而不向毛报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7

这次会议前夕，毛泽东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发生一次正面的交锋。这次事件为文化革命的政治斗争直接埋下了伏笔。

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　12月20日　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①

在这里，毛泽东将斗争的对象直接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主张进行针对党的第二次革命。但对此，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少奇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泽东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

这些分歧，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

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少奇。　1965年1月3日　，三届人大高票（几乎全票）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个县（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月13日　，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着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邓作了不尊重毛的检讨，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后审定的《23条》之中。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不同意“四清”运动的矛头应主要针对当权派、整干部。因此，《23条》对干部情况作了如下估计：“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

但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文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是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中央部门中的“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出加上的，从而对“中央”二字作了限制）。这就为后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的准备。在这里，已经蕴涵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毛泽东由此时下定撤换刘少奇的决心。④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

①毛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坏得很，受不了。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有他的人，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呢？”

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刘少奇：“有3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至8%，人数不能超过10%，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他质问刘：“7亿人口划成20%会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主张，“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在会议上，当毛主张运动必须针对当权派时，刘一直表示反对。他针对毛插话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④　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党委会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虽人，引起我警惕，还是23条那时候。”　1970年12月18日　，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8

从社会生活看，1962—1966的几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国民经济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场规模巨大的工业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节奏地发生。

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能源问题，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计划以后中国即进入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进程。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失败，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但经历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后，自196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严峻的三年困难以后，农业中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稳定下来，农民正在适应这一集体化的新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经济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趋势，决策集团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工业中是以利润、积累资本作为生产目的（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还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而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即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

2、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而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

3、在农业上，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决策高层中就一直存在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在经济效益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六十年代初部分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开放集市贸易，对于经济恢复活力显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随之形成一个手中积累了农产品剩余的新生富裕农民阶层。这种分化与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同时也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4、随着经济生活的复苏，在国家机关、企业、公社中都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干部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等。之所以称为“早期”现象，是因为六十年代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浸润的程度和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①

5、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①国外有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五十年代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中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其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但是这一形象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似乎已表明不那么完美，一些“四不清”的个案被揭发出来。其根源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对政治生活的侵蚀。

9

研究历史者会意识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他亲手设计和缔造的国家制度中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60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①“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这个新概念显然是上述概念的发展。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他显然认为，无论是从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些正在露头的经济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现象都是一种危险的不谐和音。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不断从事对共产主义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试验。他认为，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会牺牲和一切代价，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对其他领导成员出于经济政治现实主义考虑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泽东认为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无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但是，对毛的这一提法可以从左与右两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官僚阶层本身，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提出阶级问题的本义显然是针对于后者。②

①陈正人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毛的上述话是针对此文而发的。

②所以毛泽东　1967年1月8日　谈到上海夺权时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0

文革是毛泽东的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通过文革，毛的确要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手中收回或夺取权力。但他之所以衰年变法，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这种权力，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或为私人或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而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重新把握这种权力他才可以把握住国家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虽然资料表明，早在1964—1966年间毛泽东已经在构思后来属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政治主题；但是，这场运动在实际的进行中变得愈来愈难以驾驭，以致最终失控。因此，尽管不断呼吁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事实上通观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却难以认为这是具有完整、周密的通盘部署和战略计划的一场政治革命运动。

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神秘的非现实主义气氛，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常常成为巨大浪潮的先导。这场革命的起因与高层的政策分歧、政治理念分歧和政治斗争有关，然而仅仅从这种斗争的角度却也不能解释文革的全部过程。事实上，当这场革命一被发动起来以后，它在很长时间内就似乎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进程。

林彪事件以后，愈来愈多的人们已经怀疑这场运动，盼望这场运动早日结束。但革命的目的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维持这场运动本身。目标已迷失了，运动就是一切。结果，全民族都被这场无休止的运动拖得疲惫不堪。当它终于被宣布结束的时候，人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人们迫切地希望由理想的天国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地上。

于是，人们后来纷纷起而诅咒这场“革命”。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当这场运动最初起来时，全中国的多数人们（包括作为一个初中学生的笔者本人），当时曾经是以怎样狂烈的热情和喜悦的期待，欢呼着投入于这场炼狱之中的。　　

中篇 文革政治斗争实际进程（暂不发表）　　

　 　

　 　

下篇 历史并不终结　　

42

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毛所使用的江张姚王一流皆属下下流品人物。此辈既缺乏政治智慧与才能，其人格形态又至为猬琐卑劣，唯以诌佞毛泽东为能事（于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传》）。

仔细研究毛泽东1964—1966年3月前的书信、批示和言论，可以看出他对于究竟是否要发动文革运动，是并非不存在犹豫的。① 尽管自八大以来，毛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之间确实存在理念分歧和政治分歧，但这种分歧并未发展到必须走向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的地步。事实上，无论刘、周、邓、彭（以至包括彭德怀）或彭、陆、罗、杨，党内当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会公开反对毛。在文化大革命成立专案组对毛所认为的“政敌”作了全面审查后，真实的结论正是如此，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反毛阴谋”。其中许多人，如罗瑞卿、彭真，于文革平反后，至死对毛没有怨言，忠心耿耿。

因此，正是江青、张春桥、康生在这里起了挑唆和离间性的政治作用。他们夸大了毛与政治局的矛盾和对立，使毛一度认为中央内部已组成一个以刘邓彭为核心，还掌控了部分军事力量（通过贺、罗）的反毛政治体系，以至使毛认为必须以最激烈的群众造反和革命的形式推翻这个“黑色”司令部。

这是一个历史性和悲剧性的政治误判！尽管有无数种可以为文革作辩护的理由，这个历史性的误判却是无法掩饰和辩护的。

而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显然在内心深处也已经日益深沉地意识到这一错误。这可能正是使他在1974年后日益疏远江、张、康的原因，也正是使他晚年对文革有所愧怍和失悔，以至最终对邓小平的“复辟”不为已甚的根本原因。

虽然文化革命以雄壮的悲剧开始，其最终结局却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从而以一种没有丝毫悲剧气氛也没有丝毫英雄色彩的喜剧形式落下暗淡的一幕。

与江张姚王等文革的激进拥护者相比，在对文革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的对手阵营中，汇聚了数十年中国革命所锻造出来的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其领袖人物如周、邓、彭、陈等，甚至也包括林彪。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与品格，皆是无论被置于任何时代都会闪光耀目的人中俊杰与政治英材。②

塑成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史上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百年间中国人才之盛，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之际、武帝时代、两汉三国魏晋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际。③ 但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杰及俊秀，竟纷纷在这场运动中凋零殒灭。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与他们的伟大领袖逐渐离心离德，以至某些政治精英终于在1976年10月以后最终背离了毛泽东。

①　1964年8月6日　，毛给江青一个批件称：“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说“我的行动”，有认为是指毛原有计划骑马寻找黄河源。但也可能是指酝酿中的某种政治行动。

②邓小平与法拉奇谈话：“毛声称要打击党内的走资派，却把矛头指向一大群老革命家。（1980.9）

③参阅赵翼《廿二史札记》。

43

毛泽东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党内多数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念的理想主义者与着眼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更适用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后者，也就是毛所说的“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派。”这种分歧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渊源，甚至可以远溯五四时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贯穿到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彭德怀关于民主政治体制的争论，以及抗战胜利后党内多数高层领导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和平议会道路的向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党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两期：认为党的近期奋斗目标是新民主义的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远期目标才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才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对于多数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远不可及，并不准备为之真正奋斗，他们真正钟情的社会理念乃是允许个人及家庭富裕以及个性得到自由张扬的自由资本主义。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开始，毛泽东却大大加快了转向社会主义的步伐。由此开始，党内民主派与毛泽东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大。正是这种政治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①

在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在临终前曾指出，他与邓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话语分歧，它关连着政策的方向及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选择。②

在革命年代中，共产党成功取得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党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在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革命中，也正是这一稳固的联盟的存在支持了毛与党内官僚阶层的斗争。而在新的时代，当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时，共产党为了寻求与外部资产阶级合作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求自身角色向资产阶级的转换，同时又在国内培育着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作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

但是，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③

①冯友兰从一个文人的角度，深刻地表述了刘派“守成”及“建设”的思路与毛的“不断革命”思路的差别。1973年冯友兰说：

“当时我的思想是，无产阶级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后，总还要维持现状，稳定秩序。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哲学，革命成功后它就过时了，还得用像我解放前所讲的儒家哲学。我当时的思想同陆贾、贾谊差不多。这种思想就是用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来歪曲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思想认为，我们必须继续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直至国家自行消亡，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地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这个道理是具有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所绝对不能理解的。”

②毛泽东1963年在一个批示中曾经说：“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③毛泽东　1963年4月17日　的批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无产阶级其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4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目标，是试图维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即追求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谋求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主义，即寻求社会正义的主义。）因此，毛泽东始终追求经济政治的相对平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官僚特权制度，反对国内外、党内外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私有制与人压迫人的制度。

在探讨文化革命的发生原因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考虑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真诚信念和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宏伟社会理想。他认真地试图在中国土地上首先实现“大同”——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直接找到毛泽东对他憧憬的“大同”社会蓝图的全景描绘，但是从他1958年至1965年的文论和所倡导的政策中，我们大体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构思：

毛泽东所构想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员会”）的工农兵联合组织。（也许应该被命名为“公社”？毛泽东欣赏这个名称。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称号——显然以其类比于巴黎公社。只是后来由于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现实，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才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名称）。在这种联合体中，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将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实行直接供给制（各取所需）。在这个理想社会内，不允许管理者作为一个独立分工阶层而固定存在；相反，社会内担任各种不同职务分工的人们应当经常流动和交换职业。若干这种工农联合体组合成一个国家。这种工农兵的联合体，毛泽东认为首先出现在中国农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军队组织（　1966年5月7日　批示）和若干大企业（如大庆油田）中。

与马克思相比，毛更重视贫苦农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社会政治力量的意义。因为工人阶级当时在中国人数较少，同时毛认为资本主义的保垒可能从其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就中国国情来说，这一环节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长期保持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

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组织、经济和社会上的趋同，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消除城乡差别。但这并不是使农村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演进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退化为农业乡镇。他甚至相信这一乌托邦模式最终将可以应用于世界。

45

以上所勾勒的草图，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他临终前的著作言论中找到根据。

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为“5·7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

这一年的　8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5·7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学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是合乎逻辑的。社论认为，这样的“大学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别”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也就不必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王国。

46

实际上，这种建立在落后的小型工业和村社经济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不是一种粗陋原始的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必然行不通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念，显示了毛政治思想中依附于手工农业经济这种落后生产力的历史局限性的一面。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于六十年代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乃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或“复辟”。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新兴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会成员的80%是公社中的农民，虽然已被组织在公社中，其生产方式却仍处在粗放人力与畜力农业阶段，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态的村社农民。公社那种集体务动、集体分配的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生产方式，相反，却与古代的农村宗法公社和编户村社农民有诸多相似之点。

知识分子除极少数精英分子之外，就其群体而言尚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个性思想人格和觉醒的自我意识。之所以出现社论及大字报政治语言程式极其贫乏，全民抄“社论”千篇一律，万众一声，正是这种文化个性缺乏的表征。

在这种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更高极的生产力和经济组织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型社会体制。

因此，文革必然只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被自称为“造反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所利用。从根本上看，江、张、王、姚及上海陈阿大一类正是社会中流氓无产者的政治代表，① 他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实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推翻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让自己取而代之，以乘机窃取权力、特权和私利。因此，这一革命由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进分子的浅薄私欲与权力欲，最终蜕变成一场宫闱权力之争，变成一场以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伪革命，并不是以95%反对5%，而是以5%反对95%。革命的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标本身乃至最终竟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性暴力和暴行中（极端事件是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终天的。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历史悖谬？这个问题也许涉及到人类的道德本性和历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颇为引人深思。但是，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所真诚追求的共产主义远景草图，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文革中发动的大规模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无法理解他的一系列政策思想，因而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

①马克思《波拿巴政变记》深刻论述过在近代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作用，可参看。

47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运动是中国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治中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被置于不适当的过高政治地位。对人的评价甚至阶级属性都以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作为第一标准分类和评价，从而意识形态成为支配现实评价现实至高无上的宗教性神圣准则。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文革的大批判运动使中国全部社会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化达到了极点。①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② 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

当外在的权威随造反浪潮被冲垮之后，仅剩下抽象的马列毛思想。但从此之后，马列毛的著作已不再成为只能被盲目诵读和信奉的“圣经”。面对着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惊人反差，觉醒的人们睁开了眼睛，有人要求将意识形态落实于现实，有人则指出意识形态与现实相背离而抛弃了意识形态，如何理解和选择乃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遇罗克、张志新等殉道者及李一哲等都正是这种启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们从个人的角度试图对马列毛主义作出新的独立解释。）思想终于冲破了牢笼！而毛本身，又恰恰是这种启蒙与自觉的首倡者！（参看毛1964年与毛远新、王海蓉等的谈话）。在这一意义上，毛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在文化革命中，他几乎要求人们破除一切迷信：对党的机构的迷信，对长官（当权派）的迷信，对文化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以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对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对他的吹捧不过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反对树立对他的“绝对权威”，他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打得粉碎” ： “那又如何？不过粉碎而已。” 至于文革，他也知道人们“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

事实是，当这两个最后的迷信也受到动摇之日，一个启蒙的新时代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　1966年4月14日　，毛泽东曾对一个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臂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浦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此信对于理解毛在发动文革前夜的文化思想是极其重要的。］

②1966年来正是陶铸提出了“可以怀疑一切”的口号，陶当时的意图是把造反之火引向发动造反的中央文革。有趣的事，毛并不反对“怀疑一切。”从政治上，他认为“搞一点个人崇拜有时是需要的。”但从理性上，他又嘲讽这种对他的崇拜和迷信，说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48

9·13事件后，毛本人永远正确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事实上已被打破。林氏“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及中国政治现实的尖锐批判，尽管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是作为“反面教材”即作为一种政治靶子提供给全国，但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笔者本人）心中所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唤起许多人对文革运动的梦醒反思和内心呼应。

外在的政治权威和神圣偶象从此开始从神坛上陨落。林彪事件后，一种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从这时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识界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涌动萌生。

毛驾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文革为何必然会失败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他生前的最后年代中，面对纷纷要求平反的旧部、旧友、旧识、旧交遗孀及子女们的请愿信，面对逐渐一一被揭开的政治性冤假错案，他的感情和内心无疑也在承受着煎熬。

现实逼迫他做痛苦的反省，① 他疏远了江、张、康三人。而对文革中其他直接政敌，只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三人被置之死地。但对在文革风暴刮起的第一轮中就被打倒的彭、陆、罗、杨，他均网开一面，保留一线生机，不为已甚，于1975年前后均批准释放出狱，予以安置。②（当时他也已在考虑为陶铸平反）1975年初毛亲命对前国民党关押战犯作一次性大赦，又亲命章士钊衰年赴港寻求重开与蒋的和平谈判。试图与生前宿敌和解。③ （此举未果而章氏死于香港）

但反之，对陈伯达王关戚及林派军人，投入囹圄后，毛却始终关押不赦，不闻不问。

批邓后毛命叶剑英退出军委工作赋闲家居，但仍保留其军委副主席职务，以至临终弥留之际乃召唤叶似欲有所托付。他的暮年心态可谓极其矛盾而悲凉。

①毛的这种失悔可通过1974-1975年间的以下批示看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对杨成武案的批示）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信上批：“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对刘建章夫人来信批：“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傅连暲案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②1973年11月，毛命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毛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

③毛对此的批示如下：“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49

晚年的毛经常因内心苦痛而流泪，他可能在问自己，失误究竟是在哪里？他最终拒绝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尽管他明知邓在“搞复辟”，但仍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邓小平纠正文革后果的政策。在文革的后期进程中，毛泽东经历了最深刻的内心感情冲突。

毛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斗争过程（“大风大浪”），观察一批人，考验一批人，审察一批人，选拔出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条件的新的接班人。（在“九评”中毛已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他的心目中，刘不是这样的人，林不是这样的人，周不是这样的人，邓不是这样的人，江、张以及他一度寄予期望的王洪文最终证明也不是这样的人。在文革最后阶段，在选拔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意识到自己失败了，以至不得不匆匆地在临终前选择一个貌似忠厚老成而且较能为各派所接受的华国锋。但是历史证明这个人选也并不理想。

事实上，对于文革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坐山观斗因势利导，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在1971年后，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

文化大革命积极的一面是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在林彪事件后，怀疑毛而敌视江张王姚激进派小集团的思潮暗流汹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1976年清明节事变，由于周的逝世，邓的贬黜，被压抑多年的民怨终于在全国范围爆发而起，一个启蒙、寻求改革的新时代至此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毛及其发动的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

［毛泽东　1967年3月30日　说：“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50

英国历史学家霍兰·罗斯论拿破仑曾说：

“综观他的一生，这样断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国人民有什么缺点，因为他们对他效忠始终不渝，连阴曹的判官拉达曼瑟斯也会为之感动流泪；也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将军或政客叛变出卖，因为既有四千万人忠心耿耿，这种叛卖就无足轻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为，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但毛的反对者或者为毛所反对的刘、林，以及后来的周、邓，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后者的政治主张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就历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实际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现实必然性，甚至强大如毛泽东也无法逆转之。

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也许，它的发生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对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是一种必然，但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公正，更不是一种历史正义，也绝不是一种永恒与合理！历史并没有终结！

51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这个世纪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最终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但随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解，从而转向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

但是，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会被人们思索和研究下去。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终结。①

①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但是他说：“中国(将来)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政治文化中！

52

罗斯在他那部论拿破仑战争包括滑铁卢失败的杰出著作中曾指出：

“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

这些话似乎更适用于评论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作为在青年时代曾身历文革全过程者，此文写就，百感交集，不胜唏嘘。读毛泽东生前所书古咏史诗，乃集其成句为赋三首曰：

（一）

雕阴无树雨难留① ①雕阴，陕西绥州古地名。此借喻陕甘宁。

雉堞连云古帝州

芳草有情皆碍马

好云无处不遮楼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唯余岩下无情水

犹解年年傍驿流② ②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韦庄罗隐成句。

（二）

大树无枝向北风

十年遗泣说英雄

浮世到头皆是梦

男儿何必尽成功③ ③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高启罗隐成句。

（三）

朝真暮伪谁人辨

古往今来底事空

忽然搁笔无言说

重礼天台九卷经④ ④用毛泽东生前所书白居易、龚自珍成句。

　2002年10月3日　记于上海竹园

　12月26日　改定于京华秋澄楼

老是纠缠文革问题，我投诉了 [ 子玉 ] 于:2011-07-01 15:27:23 复:3482017

嗬嗬嗬嗬。不利团结,

我投诉选择的理由：“涉嫌对过去的事情纠缠不休，翻老账挑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