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忙总新作：毛主席会怎么干 -- 月树

其实这些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上述现象抓得不可谓不紧，措施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走过场比较多。国内民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下降十分不满，甚至到灰心的地步。

原因是什么？当然简单直接的说就是：治国能力不足。

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一大堆，例如中央令不行，禁不止；基层政权执行力消，只会好口号，编故事，搞政策传销；选人上搞精英淘汰，逆向选择，无德无能之辈充斥；地方诸侯经济割据，逐级博弈；吏治全面腐败，公权私用，贿赂风行；最后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人心丧失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并不是问题，而只是这个社会生病的症状，类似人发烧、咳嗽、腹泻、吐血等等症状，症状不是问题，也不是病，真正的问题实际是30年来的经济改革。

这样，没有椅子的与有椅子的立即分化成两个集团。随着坐椅子的人不断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机会，没有椅子的就越来越着急，担心利益被抢完，没自己分；越来越愤怒，因为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这样要求重新再来一回抢椅子游戏的呼声越高，压力就愈大。

而坐到椅子的人则越来越坚决反对重来一次抢椅子游戏，也对自己处境越来越担忧，所以会尽快套现其坐椅子时期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再改革呼声越高，坐椅子的人自己认为面临的危机越紧迫，权力套现速度就越快。这样社会腐败速度就越快，社会就越来越不稳定。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真相。

所以目前的经济改革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除了进一步加大社会不稳定，不公平外，毫无好处。

其实在2004年、2005年Tg中央就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探。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合部，是涉及执政权核心利益的改革。

例如2009年以来，也试图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投入部分财政资金进入民生和社保领域，来弥补一些。但是只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罢了，对整个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少部分集团集中的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作用。

又例如政府也是试图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给民营经济更公平的环境，国务院下达了好几个文件，例如试图开放金融通讯等高端服务业给民营企业，试图在基础设施上诱导民营企业进入等等。

再例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90年代就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但几经酝酿，几经流产。

再例如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些目标在逻辑与表达上都无懈可击。但是没有怎么干的说法，也就是一种试探而已。

所有目前这些试探都举步维艰，各种试探性的政策执行都如石沉大海。

原因一是30年来改革诞生了一个权贵资本怪胎，在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结合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在他们干扰下，只能进行“增量改革”，也即做大蛋糕改革。任何想动现有利益格局的“存量改革”的思路都会胎死腹中。这就是现在的现实。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拿走的太多。政府通过税收，通过审批，通过行政垄断，从社会财富的大蛋糕上切走的太大，而留给老百姓的太小，形成“国富民穷”。而这种局面已经形成习惯，想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模式，等于是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Tg现实情况是政府是唯一掌控着调整利益分配杠杆的力量，而现在的利益格局说明分配杠杆掌控不力。让裁判把自己罚下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例如目前全国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在2001年时加起来一年在9000亿左右（最近几年，每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要求财政部公布新的数据，财政部一直拒绝。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三公经费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你让政府自己再过穷日子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政府这种失职，导致Tg没有抑制住贫富差距过大和城乡、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

当然这种情况原因是自从286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在“效率优先”的旗帜下，蔑视“公平”问题。

第三个问题实际就是管制能力下降，凝聚官员向心力，保证官员忠诚，只能靠分赃制。目前实际情况就变成触犯了官员们的利益，改革就困难。

例如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还是下岗，动作都很快，效率都很高；凡是改政府自身的，改官员自身的，都步履艰难、困难重重，甚至连启动都启动不了。

例如公车改革搞了N次，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副部级官员，退休后还要配专车，这是世界奇闻；公费医疗中相当份额是被“干部”医疗花掉的；还有就是老百姓最愤怒的以权谋房。国外哪怕你是总统，任期一结束，就要把房子空给下一任。而且现在Tg官员调动、挂职锻炼，都有好几套房。人走了，房子还给他留着等等，等等。

一个是轮流坐庄模式，轮流坐椅子，一人坐五分钟，实现利益均沾。这种设想来自于美国的模式，强调规则。

第二种模式是限制权力模式，也即把目前四条腿，稳固的很的椅子拆成3条腿，而且3条之中还有一条是活动的，由没有坐椅子的人群掌握，看你不顺眼，拿掉这条活动的腿，让你椅子轰然而倒，做不成。这种设想来自欧洲模式，强调监督。

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从来都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经济解决。上面设想显然是从政权游戏规则上来试图解决经济问题：增长后劲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

但是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掉。

你想让坐椅子的人同意轮流坐庄，或者让你把一只一只腿掌握在手中，就是梦想。但是这种梦想，就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动力，也就是改革的动力。

这个团体有多大呢？据中央党校资料，中国目前吃财政饭的人与人口比例是1:27，吃财政饭的人为5000万人。但是，实际是除了财政负担的吃皇粮人员外，还有村、乡、县各级不吃财政皇粮，而靠向农民和企业收费来吃饭的人群，我们叫吃准皇粮的人员。

中国有74万个村，4.3万个乡，2700个县，如果吃准皇粮的人员每个村、乡、县分别按照各自负担10人、200人、1000人计算，则由老百姓和企业供养的吃准皇粮的1870万人。因此，吃皇粮和准皇粮的人员规模达6870万人。这样人民就不是27个人养1个人，而是19.65个人养1个人。如果这些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办公、出差、车马、招待、办公楼等等费用，按每个人每年12万元计算，消耗8.2万亿国民收入，占整个2010年39.8万亿GDP的20%。也就是说，占总人口1/20的吃皇粮和吃准皇粮的人，消耗了全国总的GDP的20%。

负债也越来越重。据中央党校调查，估计全国平均村一级平均可能欠债100万元，乡一级可能欠债100万元，县一级平均可能欠债3亿左右，这样村级欠债7400亿，乡级欠债4300亿，县级欠债8200亿左右，全国村乡县行政欠债总计可能达2万亿左右，再加上省市一级10万亿，债务已经接近GDP30%，存在相当危险。

村乡县级政治体制的膨胀，来自于中国“政治体制设置的上下对口”原则、各级领导的“加强管理、组织落实”治理理念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等对应”的要求。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要求上下对口原则，于是上面多个委办、多个处室，下面一堆机构、一群官员、一堆冗员，县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里六办七科八股九站十所、什么都有。有的西部的一个五、六万人的农牧业县，基本上没有多少工商业，但是，各种政府机构如经贸委、工业局、科技局、商委等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上下对口，下面可以以对口的机构去上面要经费，上面可以到下面对口的机构去下乡，有接待的人，有向上跑项目、跑钱、跑审批的人，上下都受益，就是国家要付出大量的经费来满足上下对口。

现在的游戏规则是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地区，发生了一些问题，报告给上级领导，并认为如要解决问题就要加强管理，而要加强管理则要组织落实，就要设立新的部门和机构，于是各类部门和机构越来越多，吃皇粮的、当官的也就越来越多了。著名的世界级笑话就是郑州市政府的正处级“馒头办”。

面对这种超级重量级的对手，怎么办呢？

现在真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