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考证十四年抗战第一枪——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 -- 春秋的老胡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不抵抗”的种种恶果，使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整80年过去了，回顾那一段历史，仍能体会到当年亡国灭种的担忧，曾怎么样沉甸甸压在了国人的心头。

然而，尽管“不抵抗”是“九一八”之夜普遍的情况，那一夜，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抗战第一枪，也仍是在沈阳打响了。

这枪声象征着不会泯灭的民族魂，正是这样的民族魂支撑了十四年抗战。

十四年的抗战，在中国军民的角度，也是从这抗战第一枪打响起，一直贯穿着“抵抗”的主旋律。

此前许多文章，都把第一枪打响的地方当成是北大营，称“北大营突围战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日本“满铁”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曾说：

“北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

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其实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敌寡我众，敌我兵力悬殊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的司机李明德回忆，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抗日名将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王铁汉当时很激动地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仅有不到700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

《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九一八”之夜，中国军队的人数反倒不止日军的十倍（武器装备亦是胜于日军，营区甚至还有12辆坦克），那么有什么“围”可以突呢？

即使认可北大营突围战的枪声，也是“抵抗”的枪声，这也并不是”唯一的一枪”。只有确定最早反抗侵略的那些枪声分别来自于何处，当晚中方抵抗侵略的“第一枪”才可以进一步根据时间先后来确认。

《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19日傍晚即出发、20日上午出关的北平记者，采访人力车夫得到的讯息——

“余在途中与车夫闲谈，详询日兵暴行情况，彼乃劳动者，又不知余为何如人，其言真实不欺，实最有价值也”。

车夫叙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提及中国军警在进攻之下的反应，列举了两个实例。反映了人民“旁观”视角的究竟是怎么看待“九一八”之夜中国军警的。东北军第七旅的“抵抗”，人民根据了解到的粗略情况是不予认可的：

“日兵向北大营进攻，东北第七旅将士虽气愤填膺，因旅长王以哲之竭力镇摄，始终未还一枪，在日兵机关枪之扫射下退走”。

而人民眼中实施了“抵抗”的中国武装，是沈阳的一些中国警察们：

“商埠警察第六驻在所，不愿缴械，发生冲突，相持一小时，终因众寡悬殊，死二十余人”。

日方的记载里面，和中方民众的见解一样，也是把“第七旅”和中方警察部队，分别作为“不抵抗”和“抵抗”的代表。

时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其在《九一八事变》（王也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记载：

“中方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王以哲旅长所部的第七旅，突然遭到我军的袭击，异常震惊，也许是受到上峰不抵抗的命令而有意避战，竟然被兵员仅有600人的我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穷打猛追……”

“进攻省城的第二十九联队，也在进军途中荡除了巡警队等的抗阻……”

中国警察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报道和书籍中有记载——

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

“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敌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记载：

“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是应聘于张学良成立的“外交委员会”的陈觉编辑的，张学良为此书题了书名。

其书带有半官方的视角，于是同样也为了不给日军口实，处处刻意回避“抵抗”二字。以上“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抗敌战斗，是《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关于“九一八”之夜的记叙里，唯一一处明确提到“抵抗”一词的记载。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同时记录，沈阳的警察们和军队一样，也接到了”不抵抗“的指示：

“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但是，当日军肆无忌惮冲进沈阳城时，不仅仅是前文记载的工业区公安六分局的警察们奋不顾身和日军激战，另有多处的中国警察们还是坚决予以了抵抗，这与军队的普遍“不抵抗”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1931年9月20日中外记者团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之报告，警察抵抗的记载是这样的：

“先是日军于巧日（指18日）夜十一时向北大营及兵工厂方面炮击…陆军亦同时进攻商埠地及城内。华军无抵抗，警署均被缴械捣毁，惟商埠一、二两分局警士略有抵抗，被日军击死各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十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十余名。其余尚难探悉”。

（另有《华北日报》1931年9月23日报道有记载：“第六区警察分署门前，死尸横置二十余人”，侧面印证了该局英雄警察们“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的史实；该报9月26日的报道《沈阳陷落三日痛史》又记载：“商埠地一、二、三分局，及省会六分局、沈阳县公安局等，均被炸毁”，商埠地的公安分局和工业区六分局遭彻底破坏，应是发生了战斗才会造成的）

皇姑屯地方公安局的抵抗情况，暂未查到日方史料记载（这个公安局的设置情况，在中方史料也未见，疑为误记）。而商埠地和工业区一带中国警察抗击日寇的情况，留下了日军方面的明确记录。

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十九日出刊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有第一时间的新闻报道《清除支那巡警》：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

商埠地，是奉天当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根据《中美通商行船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开埠的商业区。1922年成立了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下辖三个分局。

随着“省城商埠界内中外商贾逐渐增多，南北市场行将繁盛，一切警察行政需及时扩充，以资应付。省会警察厅遂将省会第六警察署改组，一分为二，一部组成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管理商埠警察、消防、卫生事项，隶属于奉天商埠局管理。另一部仍为第六警察署”。

有史料记载称1929年“将商埠警察局所属的3个商埠分局改划为省会公安局下属的第八、九、十分局”。但是，依据1931年3月30日《辽宁省会公安局为日本守备队包围警察分所请严重据理交涉事致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函》记录的“商埠一分局报称”来看，仍沿用了商埠一、二、三分局的称呼。

此《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另有一篇第一时间的报道《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

“（奉天特电19日发）19日午前1时半，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奉天郊外西塔”即在沈阳的“惠工工业区”一带。

“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情况，长期以来未得到准确地认识。这里的工业区，其实是指沈阳的“惠工工业区”。根据《辽宁省志：建设志》的记载，沈阳当时中方管辖区共设有七个行政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为第六区”。沈阳市《沈河区志》又有这样的记载：沈阳市的“城区”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8月建立奉天市政公所之后，按奉天省会警察厅下设的一、二、三、四、五、六警察署所辖的“警区”作为行政区，产生了“城区”的雏形。当时各警察署署长即为各区区长。

“1929年，奉天省会警察厅改为辽宁省会公安局，设立了七个公安分局”。“工业区之六分局”即沈阳市第六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的公安分局。

根据日方《大阪朝日新闻》号外以上两篇报道的记载，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中国警察们已打响了抗击侵略的枪声。

那么，此时的北大营呢？

下面讨论“北大营突围战”的开始时间。

“突围”时还击日军的具体时刻，虽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大体上是接近的。

日军进攻北大营，虽是在9月19日零时前后已开始了，但是开始阶段是试探性进攻，没有给逼急了第七旅在营房中也未予以还击。

响起抗击的枪声是发生在开始撤出营房时，为了突出一条路和压制日军的火力，向日军进行了还击

王铁汉担任团长的620团，长期被认为是具体打响“第一枪”的部队。

620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回忆是凌晨四时之后开始还击的：

“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遂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

决定后，各连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

620团团长王铁汉的回忆是一致的。王铁汉回忆与日军战斗之后，凌晨五时撤出了北大营。

“……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

凌晨四时之后开始撤退，与日军发生短暂的交火，历经半个多小时，凌晨五时得以撤出。

目前见到的战斗时间最早的记载，是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的回忆（他的姓名隐没在历史的微尘中了。其实，在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里的情况下，他是当夜第七旅行动的带队指挥官）。他回忆的是“深夜二时”之后开始还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的：

“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出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份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即使是最早的还击记载，也是在二时之后了（而实际上综合多方记载看，还击后旋即部队突围，比如“既接近始用机关枪扫射，旋由后门退走”。于是赵镇藩关于突围前2个多小时已与日军“激战”的回忆，有误记之嫌），此时中国警察们抗击侵略的战斗，已开始了近一个小时。

据此，可以依据现有史料得出结论了：

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区域的中国警察们，于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九一八”之夜，另有多名中国警察在侦察敌情和坚守岗哨时，殉职于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和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地激战之中牺牲的警察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抗击侵略的英雄群体。

很可惜，这些最早殉国的民族英雄，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

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名叫高曙光的警察，他是商埠一分局的警士，侦察敌情时牺牲。

《北洋画报》留下的这样的报道：

“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

2011年9月19日凌晨，80年前英雄警察们于此时打响神圣抗战第一枪

写于南京华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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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将收录于和黄河兄合作的新书《魂兮归来》，阅读了此文还请看一看黄河兄也将收录于《魂兮归来》的《抗联最后一名烈士》：

从1931年9月19日，中华民族抗战的第一个凌晨，打响抗战第一枪而最早殉国的中国警察们（有姓名留下的是高曙光）

到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烈士们（有姓名留下的是1945年8月14日下午殉国的孙国栋）

十四年间，为捍卫东北的国土，殉国的每一位民族英雄们

魂兮归来！

• 《考证十四年抗战第一枪》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孙立人也是税警总团的。不过税警总团好像就是个幌子，嘿嘿。

好像都忘记了。《魂兮归来》出版的很及时，支持。

黄河兄《魂兮归来》的《抗联最后一名烈士》在这里：黄河故人:【原创】抗联最后一名烈士

商榷一个细节，“奉天郊外西塔”离沈阳的“惠工工业区”还是挺远的，而且惠工工业区基本在沈阳外城附近，和西塔间还隔着个热闹的北市场，貌似算不上郊区。西塔倒是离皇姑屯不远，文中提到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十余名，是不是小鬼子和皇姑屯分局的警察交火了。

第六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也不只是现在的惠工广场那一小块，皇姑地区本身即是第六区的。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划归沈阳市第六区管辖”，于是应都归公安六分局管辖。

皇姑屯地方公安局的设置情况，在中方史料也未见，疑为误记。

皇姑屯车站本身和西塔隔着“南满洲铁道”，倒不会在日方报道中混淆为一个区域

查询了老地图，应是没问题

是宋子文为了抓军权建的军队，为了掩人耳目才叫税警总团，财政部的部队不差钱，装备和训练和其他的如88师87师等德械师相比只好不差。

当时为了避免军队的正面对抗，使用警察作为中日军队的缓冲，所以当时的警察总队类似现在的武警，装备也不差。

当时的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极有先见之明，在918之前扩充警察并大量发放武器，这些装备后来成了义勇军的主要武器来源，很多义勇军都是警察出身。

黄显生也在9月初就提早部署寸步不离警务处，918事变当时就立刻组织反击，率领2000人的警察总队投入抵抗。

可以说东北警察在918事变里比东北军要爷们多了

而黄显声事前就组织了2000人的警察部队，并发放了枪支。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记录了沈阳的警察们和军队一样，也接到了“不抵抗”的指示：

“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已得令“不抵抗”的情况下，有部分警察坚决抗战到底，是更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