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无过无不及 - 对整体局势的讨论 -- 桃子甜
大家都是人，所以就必然有人的各种弱点。
老毛的伟大在于他把绝大多数中国人从人的追求提高到神的追求，他的失败在于人始终还是人、不是神。
桃子甜你对中国年轻一代抵御和平演变的信心我是完全赞同的。08纽约声援奥运集会的时候我也在那里。那个真是人山人海，大家一直在唱红歌，哈..一对华侨夫妇专程赶过来，说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自信。和平演变的危险确实是越来越小。
凡是能在发展中能够被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来讲都不是大问题。
但凡是伴随着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对中国来讲很可能就是个大问题。
而我看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实质上的官僚资产阶级，在侵蚀着中国的未来，也在侵蚀共产党的未来。
我在美国这边有不少官二代的朋友。有的人长辈是在国内搞维稳的，跟我讲国内维稳触目惊心的现状。地方政府驻京办派人，在信访局门口的排队人群里，一个个盘查带当地口音的人，查出之后直接拉走，处理然后遣送回原籍，北京警察都不管的，都是熟人。或者在信访局周围的旅馆逮人。地方领导派人往信访局一箱一箱地送钱。信访局能做的就是从上访的人里面，挑些遭遇最惨的，把问题解决了，也就只能这样了。温家宝那次去国家信访局，之前一天信访局门口被武警强制清空，信访局附近旅馆里住的人也被强制排查。温家宝最后看到的都是群众演员。天安门广场上便衣密布，现在老百姓再也听不到在天安门自焚下跪发传单的事情了，因为还没等进天安门就被警察抓了。作为老百姓很少看到社会黑暗的一面，而官员们经常看到，因为他们的强烈预感，所以他们把子女都送出国了。
还有就是官僚阶级固化。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边和我一起买打折衣服的官二代富二代朋友，回国都是开宝马劳斯莱斯的。现在官二代也都逐渐成年，好多这种官二代富二代的圈子在通过长辈牵线搭桥逐渐形成，长辈的权位和资产衡量是进入圈子的门槛。到美国镀金，万一国内动荡有个落脚点，如果国内平稳发展就适时回国卡位，是这边官二代的如意算盘。连储君都把女儿送进哈佛了，谁还能有啥闲言闲语？这边的官二代朋友不止一次跟我说，将来中国遴选官僚的标准，一定会偏向于海外留学背景，而且强调学历和年轻化，因为这就是他们爹妈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已经远远超出高干的概念，这个阶级已经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有贪婪的权力和金钱诉求。最可悲的是，在看得到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内力量能够制约其壮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时间的流逝，这种官民对立，阶层固化是朝着加深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内全无对手，在国际上最有可能的敌人，很可悲地反而会是美帝。这也许是中国无数爱国民主人士，在寻找力量和盟友的过程中，很多都令人遗憾地变节投降美帝了，他们不这么做势力太小，而一旦他们这么做，也就失去了力量。
我作为一个谨慎乐观派，看到现实之后不能不愈发地悲观。
我认为福山的新文章很有意思,点出不少实质!简单的心得：
1、所谓腐败问题、制度问题、民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都有个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造反往往是逼出来的，大多数人觉得可以忍受或至少还有希望，维稳就还有空间。体制内官员看到的黑暗多，宣传得到控制或引导，不意味着大众也觉得黑暗多。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官风、民风差异很大，随便找几个典型案子曝光，再推及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就是主席说的一定倒台！其实天下乌鸦各有各的黑法。
2、右派的经济思路横行天下从里根、莎切尔夫人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其实也是对以前经济政策的反正，按照东方平衡中庸的观点，或者经济学上物以稀为贵的理论，在一段时间内大获成功是可以理解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确实是往回调整的时候了。
3、左派确实缺少新的可行理论和方案。缺乏杰出的思想者和引导者，好在中产阶级如果真的在全世界减少，“革命”的群众基础多了，应该会出现吧。这时候充分理解“仰望北斗星、想念毛主席”的心情了。群众是历史动力，英雄人物也必不可少！
4、赞同人类的前途是全球一家的方案，至于怎么实现，有无大的代价，真不好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吗？
5、题外话：基层体制内的问题是没有好的领导干部，没有好的风气，没有好的小环境，每个人只凭自己的良心干活，D组织已经涣散和形式化。所以最近网上传说中国驻外某大使说中国不是GCD国家，也不算是完全说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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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历史的未来2012-01-14 10:25 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还向我们昭示一个未知的未来。曾经以《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西方政治制度永久性胜利的弗朗西斯·福山，在今年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2012年1、2月刊上发表了《历史的未来》一文，面向中国，努力思索危机中的西方制度往何处去。
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
当今世界有些异样。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持续至今的欧元危机，两者都是近三十年来监管松懈的金融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然而，虽然民众对华尔街的救市计划普遍不满，美国左翼民众运动却没有发起什么大的起色。当然，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但近期搞得最有声势的民众运动是右翼的“茶党”。茶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国家监管，保护普通民众不受金融投机分子的欺诈。欧洲也是同样情况，左翼萎靡不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却在抬头。
左翼缺乏动员大众的能力，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思想领域的挫折。近几十年，经济事务的意识形态高地全被自由派中的右翼占领了。左翼拿不出可靠的政治议程，除了喊着要回归以前的社会民主制。缺乏针锋相对的施政计划，这对思想辩论和经济活动都很不利，因为有竞争才是好事。现在急需严肃的思想大辩论，因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侵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
民主浪潮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自由民主制目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意识形态基础，部分原因是，自由民主回应并接受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持。那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意识形态，就像意识形态变化会反过来造成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后果一样。
三百年以前所有构造人类社会的强势思想在本质上都带有宗教色彩，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个长时间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与这一“主义”一同兴起的先是十七世纪欧洲某些地区的商业中产阶级，然后是工业中产阶级。(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自由主义的原则，正如洛克、孟德斯鸠和密尔等人所述，即一个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且国家权力要接受法律的限制。其中一项基本权利是私有财产。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89)对现代自由主义史至关重要，因为它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宪法原则，规定国家只能在征得公民同意的情况下征税。
原先，自由主义不一定表示民主。支持1689年宪法条款的辉格党人大多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那个时期的议会只代表全国10%不到的人口。许多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密尔在内，非常怀疑民主的价值;他们认为，有担当的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接受过教育，并且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即必须拥有私人财产。整个十九世纪末，欧洲绝对大多数地区的选举都有针对私有财产和教育条件的限制。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被选为美国总统，后来他废除了选举权所要求的私有财产条件——虽然仅限白人男性——而成为更加健全的民主原则的一次初期胜利。
在欧洲，当时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以及工人阶级的兴起，这两个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同年，革命浪潮席卷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从那以后的一个世纪间，两股力量一直在争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敢于抛弃程序民主(多党制选举)而更支持实质民主(财富再分配)，另一方面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们则认为，在扩大政治参与度的同时，要维持法治秩序，保护各种个人权利，其中包括私有财产权。
关键是新兴工人阶级的走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光凭人数就足以获胜：十九世纪末，随着选举权扩大，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迅速发展，甚至威胁到保守党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的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崛起遭到严厉抵制，而那些抵制手段通常都不民主;共产主义者和许多社会主义者反过来抛弃了形式民主，转而寻求直接获得政治权力。
二十世纪前半段，进步左翼阵营中有一个广泛共识，即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通过政府来控制经济波动，以确保财富公平分配——对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必经之路。甚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例如约瑟夫?熊彼特，也在他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将赢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在文化上将自我毁灭。社会主义被认为代表了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
不过，从政治和军事的层面看，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对峙双方自己走入了死胡同。而在社会层面发生了关键性变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格局。首先，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高到以至于许多工人或他们的子女能够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其次，工人阶级的规模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停止增长，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服务业开始代替制造业，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经济阶段。最后，一个比工人阶级更加贫困或孱弱的社会类别开始萌芽，其中包括各种人，少数族裔、新移民和被排斥的人群，后者例如女性、同性恋和残疾人。在大部分的工业化社会中，由于这些社会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成为国内的另一个利益集团，并利用工会的政治力量来保卫自己以前辛辛苦苦争得的利益。
另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已经无法在发达工业国家中获得政治动员力。1914年，“第二国际”震惊地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没有去为阶级福利而斗争，而是听从民族主义的口号，跟随各国的保守主义政治领导人相互厮杀;这一模式持续至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去解释这一现象，根据学者恩斯特?盖尔纳的研究，他称之为“地址误投理论”：
就像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天使长加百利犯了错误，他把寄给阿里的信投给了默罕默德，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大多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大错。唤醒大众的福音本该送给阶级，但误投给了民族国家。
盖尔纳进一步说，现在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有效地动员民众，是因为民族主义具有阶级意识所没有的精神和情感内容。欧洲民族主义的原动力来自于十九世纪末欧洲人从乡村涌向城市的社会大转型，而伊斯兰教则是对当代中东社会城市化和社会流动的回应。马克思的信永远不会投到“阶级”信箱。
马克思相信，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他所说的“布尔乔亚”那部分人，将会一直是现代社会中的少数特权集团。而实际情况则是，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基本上构成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人口，这给社会主义提出了难题。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历代思想家都认为，稳定的民主建立在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贫富差距悬殊容易导致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式的革命。大部分发达国家成功建立中产阶级社会以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丧失殆尽。激进左翼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些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地区，比如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尼泊尔和贫困的印度东部。
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次浪潮”，始于1970年代南欧地区，并于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垮台而达到顶峰，选举制民主政体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左右增加到1990年代末的120多个。在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等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经济学家莫塞斯?奈姆(MoisésNaím)所指出的，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私有财产并掌握与外界沟通的技术手段。他们能够和本国政府讨价还价，靠先进技术轻松地进行政治动员。由此可以理解阿拉伯之春的主力为什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他们渴望找到好工作、渴望参与政治生活，却被独裁政权所遏制。
中产阶级原则上不一定支持民主：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自私，希望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得到庇护。在中国和泰国等地，许多中产阶级感觉自己被穷人的均富呼声所威胁，因而支持威权政府保护本阶级的利益。民主也不一定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如果真的无法满足，中产阶级也会出来闹事。
最不坏的选择?
如今，全世界关于政治合法性有一个统一的共识，至少是原则上的共识，即自由民主。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民主制度还不能普遍适用，也不能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经被世界舆论广泛认同。”其中最认同民主价值的，是那些已经获得物质繁荣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人口已经能够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所以，高度发展与稳定民主之间存在关联。
有些社会，比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拒绝自由民主制，而支持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然而，这些国家已经遇到发展瓶颈，之所以现在还能存活，是因为它们坐拥大量石油。原来，阿拉伯地区是“第三次浪潮”的例外，但阿拉伯之春表明，那里的公众就像东欧和拉丁美洲人一样敢于对抗独裁政权。这不是说通往好民主之路会像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那样顺利或直截了当，但这至少表明，对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渴求不是欧美人的文化特性。
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历史悠久，令国人自豪。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宣扬“中国模式”，将其视为自由民主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
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首先，这一模式具有文化独特性：中国政府基于历史悠久的德性统治、公务员考试(科举制)、重视教育和对技术官僚的推崇。鲜有发展中国家能奢望仿效;即使那些有条件仿效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是在早期)，也本来就已经属于中华文化圈。中国人自己也在怀疑他们的模式可否推广;所谓的北京共识是西方人的发明，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的。
这一模式能否持续，这也是一个疑问。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和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都无法获得长久的成功。中国政府禁止公开讨论去年夏天的高铁事故，也没有问责铁道部长，这表明在高效决策的背后还埋有大患。
最后，中国还面临巨大的道德危机。中国政府没能要求官员尊重公民的基本尊严。每周都有新的抗议活动发生，反对征地、环境污染或官员腐败问题。国家在迅速发展时，这些问题都还包得住。但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政府总有一天会因为这些被压抑的民愤而吃到苦头。政府不再拥有自己的主导理念;在一个极度不平等且差距还在扩大的社会，共产党被外界期望去致力追求平等。
所以，不能忽视中国体制的稳定性问题。中国政府称，国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更喜欢仁慈的、有能力促进发展的威权政权，而不是那种威胁社会稳定的民主乱象。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迥然不同。其他国家的威权政府在仿效中国的成功范例，但不可能五十年后大多数地区都走中国式的道路。
民主的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联系。现在还没有能与之相对抗的意识形态。但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
巴林顿·摩尔曾断言：“没有小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会生产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非工人阶级社会。但如果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破坏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中产地位，那将怎样呢?
已经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一动向已然抬头。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的平均收入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阶段。平均收入停滞增长的后果被上一代美国家庭夫妻双双工作的趋势所暂时弥补。另外，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令人信服地说，由于美国人不愿意直接进行财富再分配，美国所采用的方式是给予低收入家庭房屋贷款，这既有风险，又低效。这一趋势，加上资金从中国和其他国家不断流入美国，这使得许多普通美国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从这个角度看，2008-9年的房贷泡沫不过是财富平均分配的一种粗暴途径。美国人如今受益于便宜的手机、衣服和“脸谱”社交网站(Facebook)，但他们渐渐无法负担自己的房屋、医保或养老金。
风险投资家皮特?泰尔和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发现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最近一波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被极少数最有能力、最精英的人占有了。这一现象也导致美国过去一代人中间极大的不平等现象。1974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9%的GDP;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罪魁祸首是技术。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即纺织、煤炭、钢铁和内燃机的时代——技术革新带来的好处总是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以各种方式流向社会大众。但这不是自然法则。如今我们生活在学者肖沙娜·朱伯夫所说的“智能机械时代”，技术逐渐代替人手，且日益智能化。硅谷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减少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数量，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不平等一直存在，这源于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但今天的技术世界极度放大了那些差异。在十九世纪农业社会，拥有数学天赋的人没有多少机会把自己的才能转化为资本。现如今，他们可以成为金融行家或软件工程师，占有更多的国民财富。
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全球市场，原来由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完成。在强调总收入的经济模式下，工作岗位自然会被外包出去。
明智的思想和政策能够遏制危害。德国成功地保护了本国的很大一部分制造业基础和工业劳动力，但德国公司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而美国和英国则欣然接受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经济转型。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当美国国会议员想要报复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时，他们被视为贸易保护主义者，仿佛贸易场上的对手本来就是平等的。人们谈论过很多关于知识经济的畅想，还说制造业肮脏而危险的工作岗位将不可避免地被高素质的工人代替，从事创意产业或更有意思的工作。这是在遮掩去工业化进程中的严酷事实。真实情况是，新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被金融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极少数人所瓜分，他们的利益统治了媒体和广泛的政治对话。
缺席的左翼
金融危机发生后，最让人困惑的一点是，民众运动发起的主要形式是右翼，而非左翼。
例如在美国，茶党在措辞上反精英，但茶党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的政客，这些政客恰恰是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服务。关于这一现象有很多解释。包括根深蒂固的对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的信仰，以及文化因素，例如堕胎、枪支管制，这些问题会压过经济诉求。
不过，广泛的大众左翼之所以没能实现，其深层原因是思想。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位左翼思想家能够提出，(一)，对经济变革期的发达社会的完整结构分析;(二)，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操作的政治议程。
坦率地说，过去两代人当中，主流左翼思想既没提出概念框架，也没拿出社会动员的强有力工具。马克思主义已经于多年前死去，少数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只想着照顾家务。学院左派代之以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思想，这些思想取向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而非聚焦经济问题。后现代主义始于拒绝一切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而大众认为自己被精英阶层背叛了，后现代主义自己无法建立起权威。多元文化主义几乎承认每一个外在群体的价值。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破碎的联盟基础上开展大众进步运动：大多数受到制度性损害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公民，他们在文化上比较保守，不愿意自己和外人站在一起参加活动。
不论左翼的政治议程背后是什么理论，它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威信。过去几十年间，主流左翼依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施政纲领，强调国家监管诸种社会服务职能，例如退休金、医保和教育。这一模式已经破产：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而臃肿;鉴于发达国家几乎全面老龄化，这一模式在财政方面也不可持续。因而，一旦社会民主党上台，他们不再想做几十年前那样的福利国家守护人;但没有人能拿出一套新的、激动人心的政治议程吸引民众。
未来的意识形态
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今天一个躲在某处阁楼里的小报作家正在试图描绘一幅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蓝图，其中有一条通往拥有敦实的中产阶级和强健的民主政体的坚实道路。这种意识形态会是怎样的一番图景?
它至少要有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和经济的。政治方面，新意识形态必须重申民主政治优先于经济。并且重新使得政府成为公众利益的表达者。但是其提出的保护中产阶级生活的议程不能仅仅依靠现存的福利国家机制。新意识形态也许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国有部门，把它们从相关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使用新技术手段来提供服务。人们将不得不坦率地讨论再分配机制并且找到一条终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道路。
经济方面，新的意识形态不可以以否定资本主义开始，仿佛老式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一样。更为紧要的是保持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帮助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能力。全球化不应该被看做一种无情的生活现实，而应被看做一种要从政治上小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新的意识形态不会把市场看做自身完美的事物，相反，而是高度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以促进中产阶级的繁荣，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国家财富。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获得以上这一结论，除非我们先对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展开系统批判，首先针对其基本假设——个人拥有完全自主权并自我负责，同时个人收入的汇总和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幸福程度的最精确尺度。批评者应该注意到个人收入并不能代表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应该进一步深入，并认识到，即使劳动力市场是高效率的，个人的天赋分布本质上也不是公平的，个人不是自主的实体而是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这些观点中，大部分都已经零零碎碎地为大众所知;作家得把它们串连成完整的故事。他或者她也要避免“地址误投”问题。对全球化的批评，将不得不考虑民族国家，将其看做一种动员的策略以便用一种更平衡周到的方式来定义国家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美国各州的“买下美国”式的工会运动。这将是左派和右派综合的产物，与目前社会进步运动中各种边缘团体的政治议程无关。这种意识形态将是民粹主义的;口号的一开始，将会批判那些牺牲大众利益的精英，批判那种偏袒富人的金钱政治，尤其是华盛顿的金钱政治。
这样一种运动带来的危险显而易见：美国的倒退，尤其是宣布更加开放的全球系统会到处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在许多方面，里根-撒切尔主义改革正像支持者期待的那样获得了成功——营造了一个更具竞争活力的，全球化的，无摩擦的世界。同时，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巨大的财富和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民主也因为他们的觉醒而得到传播。也许，发达国家正站在一系列技术进步的顶峰，技术进步不仅增加生产力，同时为广大中产阶级提供有价值的工作。
但是，与其说这是关于过去30年现实经验的认识，不如说只是一种信仰而已，现实经验显示的完全相反。实际上，有很多理由要求我们思考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当下发生在美国的财富集中已经变得可以自我强化——正如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讨论的那样，金融部门正在运用他的游说能力来摆脱更严格的规则监管。贵族学校前所未有地发达，而其他学校则越来越糟。每个社会的精英都在运用他们进入政治权力的便捷机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正缺少一个能抵消这种状况的民主动员机制来平衡形势。美国精英不应该自外于规则。
然而，只要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沉迷于上一代人创造的叙述话语，即他们的利益将获得完全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的充分保护，那么，上文所说的民主运动就不会发生。另一套话语仍然缺席，等待降生。
(弗朗西斯·福山是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引用链接：外链出处
你说的国内的问题，其实只是黑暗面中的凤毛麟角，以俺知道的，其实比这个要严重多了，只是说出来会坏了西西河众人的胃口。
但对于您说的阶层固化那一段，不敢苟同。
哪个国家的阶层不固化呢？欧洲？日本？美国现在也固化了。他们固化的程度要比中国深的多。海外那么多华人，真正能混到较高地位的有几个？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也不短了，可在美国，连黑人都比华人更受重视，因为惹不起他们。
但如果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挑选自由移民的机会，我相信中国人几乎都会选择这些国家，无他，生活水平更高一些而已。
因此，阶层固化不是重点。
中国的问题还是人口高度过剩，人均资源不达标，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导致您说的阶层固化。因为资源太少，所以，一小部分人占据了重要资源，就显得其他人的资源更少。每个人身上抽1000块钱，就能养活起中国庞大的官僚团体。
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就是分工的精细化，绝大多数人，本来就要过一种螺丝钉的生活，每个阶层就是社会组织的零部件而已，人人都想着往上攀登跑到更高的阶层，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最高的统治者，以后将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而这就是你所说的阶层固化。与其说这是阶层固化，倒不如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追求更高的平稳性的必需。
按照忙总的说法，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这个阶层固化，在历史上，发达国家的解决之道全部都是对内提高生产率，对外拓展生存空间，其实就是扩张寻觅更多资源来解决国内资源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
TG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基本上压缩了除发达工业国之外，任何国家往上爬的可能性。但最危险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一方面，TG实在没有太拿得出手，能够镇住前面那些发达国家的像样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TG由于彻底断掉了后进国家实现完整工业化的后路。实际上，前面的人害怕TG追上他们，因此恨之入骨，后面的国家因为上升无望，也对TG恨之入骨。
毋庸置疑的是，TG肯定是要进一步做大的，但这个做大，绝不可能像当年西方国家那么顺利。
另外，针对你所说的阶层固化，以后只会越来越固化，而且这是国家意志。举个例子。
据忙总所说，以后大学将会进一步改革，现在的什么广大二本、三本，包括职业学校改过来的大学，可能也有些一本中的破烂儿吧，以后的路将几乎没有，要么自生自灭，要么被并，要么裁撤。像样的大学，要保留，并加强实力，招生人数也要减少，这样可以保证质量。大学改革将逐步恢复到90年代教育产业化以前。也就是说，大学将逐步转变为以前的精英模式教育。
忙总大概是这么讲的，因为从长远看，通胀将和收入平行增长，比如你收入越高，物价也越高。因此，现在中央对待房地产的态度，就是你跌个20%，那最好，但你要跌多了，他就很害怕。
因此，未来10年，房价将基本上稳定。而老百姓的收入，由于通胀，将随之水涨船高。因此，10年后，通胀将消化现在已经高涨的房价，自然填补了财务报表。
另一方面，以后将不会再允许大建特建了，更不会允许资金大量涌入这个行业。
让通胀吸收掉高房价和增发的货币。
类似你老兄举的的例子我也听到很多，我想谁都没有否认问题的存在，和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的分歧不过是对发展趋势的看法，说白了，是认为会越来越好，还是认为会越来越坏。
河里的大家诸位，即便是唱衰的，内心里也都希望越来越好，只是残酷的现实在每天提醒他们。
乐观派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看古今，觉得会好，八成是没有接触第一手的材料和经历。
至于真的会如何发展，呵呵，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0到20年就会见分晓的。
God Bless China.
就散户而言，也就是跟着走而已，这些大的系统性问题根本不用考虑，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住，在你成长为大资金之前，这些都与你无关。
但资金总有成长为大资金的那一天，那时，这些问题都会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谈一点看法：
纵观资本主义自1500年以来的发展历史，资本主义拓展到全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目前看来，英美的金融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中国式官僚资本主义在东方复兴的大背景下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从人口规模来看，无论多么野蛮和充满血腥，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式官僚资本主义比西方的资本主义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规模实现工业化和现代物质生活，这是历史最大的进步。
必须看到中国式官僚资本主义问题很多，最大的隐忧就是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这点如果不能上天（太空）入地（深海）以及可控核聚变缓解的话，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了。当然现在中国式官僚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期，远未到盛极而衰的阶段，希望我们的后人比我们更聪明，更好地克服中国式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摆脱历史周期律，实现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
周期。
你说的美日固化，跟中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中国现在才几代领导人？就已经太子党的远景了，这还是经历了一次文革之后？
而美国总统现在多少届了？50界？再真么固化，你这个人要上台还是要经过选举拿到选票的，这不是靠你老爹多有钱就能解决的。
而海外华人完全是因为深受中国传统黑暗一面的影响，所谓不与官斗，不与富斗，自己不积极参政组织工会等等，怪不到美国体制头上，事实上美国给海外华人的参政机会还是远远超过大清的吧？
体制内人员诅咒体制这个事，很大程度上要用心理学去解释。众所周知，TG不搞两官分途，所以进入体制内的每一个人，不管自己主观上如何，客观上都有一个升官的压力。
金字塔型的官僚机构，决定了被淘汰的是大多数，从科级到处级，从处级到厅级，再到省部级，每一次竞争都会造成一批失败者。
45岁基本就是个人仕途分水岭，到此时，一个人仕途上能走多远基本就确定了。
如你所言，现在牢骚、怪话最多的就是45岁到60岁这部分人，最贪婪的也是这部分人。
但原因肯定不是他们的成长经历，而是他们的现实处境。作为体制内人，最痛苦的就是看着你曾经的同僚或者下级在你前面绝尘而去。45岁之前你还可以拿后来居上欺骗自己，45岁之后你只能绝望了。
心理学上有个观点，就是人失败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找理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当45岁的你无法再进一步时，你是承认自己能力不如人呢？还是怒骂体制不公、他人无耻呢？
今年回老家过年，听父母说政府已经停止审批新建房的申请，在2011年下半年私人在建房都被政府强制停工，有的地方把水泥搅拌机等机器都拖走了。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水泥搅拌机，用人工搅拌，费用就老高了
职位的升迁成了衡量自我实现的唯一尺度，就必然造成这样的社会现象。虽然中国人甚至地球人都理性地知道，即使政治局常委乃至主席也不可与奥运冠军相比(反之亦然)，而且这样的比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多样化的自我实现目前在中国社会的障碍是教育中的精英主义，也许还加上文化传统的问题。不做第一，就屁都不是，即使现实社会已经、正在、而且继续耐心且严酷地指出，绝大多数人做不了第一，做不了第二，甚至做不了第一百零八。
这句话很“对”。
不过，美国给予大陆过去的华人，尤其是近30年过去的华人，那些所谓参与政治的权力，那叫什么权力？
难道是要华人做统治阶级？
我看无非是专门瓦解中国的工具罢了，比如培养8平方那帮鸟人，要不就是达赖这种鸟人，等等。
你要说这也叫参与政治，我只能无语。
局势本身没有内容，哪里来的判断？哪里来得那些摸不着边际的话？
用一些客观标准，剔除忽悠、先入为主、倾向性，才能离事务发展趋势更近一步。
我觉得客观标准更重要，得靠学识、历练得来。
题外话，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