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但文革也完成了很多国家50年甚至100年才能达到的目标,如国家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如平等意识的深入(这个很多人忽视了),如妇女解放,如哲学的普及(辩证法和方法论的普及是文革一大成就),如两弹一星,如一个可以支持几亿人的农业,如对权威霸权的斗争,如输出革命带来的甚至可以超出国力的国际影响力,如加入联合国,等等。
目标多,所以很多可能都不尽善尽美,但没有这些进步,目前的中国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而是另一个印度。
文革之所以要有这么多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都是必须的造血材料,缺一不可。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之外,还能有谁有此魄力发动文革呢?
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轻易给文革贴上失败的标签了。
建国后历次运动绝非是权谋的小算盘可以理解的。毛立志做秦始皇,也就是为今后中国道路开辟新路,过去的轨道要不可逆转的转向新路。
实际上秦始皇做的事情上启商鞅后达汉武,商鞅首先在制度上限制了以前的血统贵族的权力,向其他阶层开放了权力。
毛无疑是看到旧的中国的等级制度的问题和绵延几千年的血亲传统,所以他要打破,但是明确的制度的替换他没有。他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实际结果是没有制度的目标,群众斗争中各种力量不断转移斗争焦点,最终是最能保持秩序和组织力量的掌管权力。
改开前的架构最终其实是军队这个最有组织的群体做了背书,没有花帅哪里有小平的后来?小平又是那代人中最有管理国家体系能力的,当然是众望所归。改开的脉络从建国前才可以理解。
上面物格兄列了个单子,从批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到二月提纲被废彭罗陆杨倒台五一六通知出台,是个渐进并且逻辑清晰的过程。五一六通知之后,那些先前还假借学术讨论面目出现的路线斗争,局限在文化理论界的讨论,这些假面具就彻底抛弃了,而且红卫兵是五一六之后很快就在五月底出现,运动从官僚内部向社会扩散,变成全社会的运动。所以以五一六为文革的起点应该是说的通的。至于你说以8月文革纲领的出台作为文革的起点,你要这样认为也可以。从5月到8月是从点火到燎原的过程。
批海瑞罢官本身就是个导火线,起的是点火的作用。人们假借历史学术问题站队、缠斗,这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公司单位内部也经常是这样。你赞成他不是因为他的主意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是你哥们。文革这把大火烧起来后,谁还真正会管海瑞在四百年前到底干过什么,谁还会管吴晗五年前的剧本字里行间隐含了什么。这些都是史学家文学家的事,政治家们把这块抹布用完,就扔文革这场大火里烧得精光。所以你后来在报纸中很少能看到纯粹关于海瑞罢官的内容了,提到的话也是直接把结论拿出来当大帽子给别人扣的。都赤膊上阵,不需要了。
看了你的读报系列,我对批海瑞罢官倒有个疑问。批海瑞罢官从江青开始酝酿到65年11月出台再到文革(到66年5月或8月都行),历时一年多。毛在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年多,难道就安排了要用海瑞罢官来祭旗吗?我看不太像。就是不知道批海瑞罢官和毛发动文革的契合点是在哪儿。
因为对《海》剧的批判和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我从报纸里得到的结论。
我并不试图改变别人的观点,只是提出我认为的有价值的资料和我对资料的看法。《海》剧很明显是被后来的人放大了。
《人民日报》的网址我也贴了,很欢迎大家一起看。
毛建国后的努力可以归结为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就要求我们有自己的国防和其基础的工业体系,当时的体系要么是苏联的斯大林体系,要么是英美的体系,毛在那个时候只能选择斯大林体系,这就是建国前十年左右的事情,但是毛随后发现斯大林体系的弊端,早早遇见其死路,所以从56年就开始切割斯大林体系了,但是中国的工业体系发展是有其惯性的,况且工业体系的来源是国家力量剥夺农民的剩余,在此基础上遗留至今的很多问题来源于上直到今天在慢慢解决。在66年后,中国要切割斯大林体系必然要对行政管理体系动刀,军队系统在正规化建军中也自然的斯大林化,所以后来取消军衔制以及军队在文革中搞去正规化努力导致战斗力降低,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从这个角度才能 理解毛晚年的那些努力,否则毛像改开后抹黑的那样建国无功,文革有罪不是很滑稽吗?
二 打破周期律,确立党的长期的执政基础。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依靠群众起家的,自然党的执政基础就是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国发展的好处要惠及老百姓。毛一生都追求这个,对应的等级制度自然要打破,所以毛当年搞赤脚医生等等,对教育部、卫生部的不满就可以理解了。斯大林体系就是中央集权和等级森严。中央集权无疑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但是等级森严和中国传统等级制度能很好对接,所以文革中的血统论等等是不难找到其源头的,这恰恰是要清除的而改开后30年沉滓泛起,现在群众深恶痛绝的。
三 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个是毛时代完全达到目标并惠及现在的。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后面苏联体系老二地位和苏联的援助的一五计划。随后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打开的是中国面向西方的广阔世界,60年代中国对欧洲阿尔巴尼亚、中南半岛的革命、非洲革命的支援最终收获的亚非拉在联合国把我们抬回常任理事国。虽然这需要美国松口,但是对比我们进WTO的过程和WTO中的条款限制,我们进联合国无疑是代价很小成就巨大毫无后遗症的,这点红利一直惠及今天,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奠定雄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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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关键是权力向各个阶层开放。商鞅的伟大在于打破了春秋的血亲贵族集团垄断权力的体制,向寒门开了一个军功贵族的小门。他伟大在于建立一个他死后仍然不易的制度,毛时代打破了红色贵族和以前的文化贵族垄断权力的圈子,但是没有建立一个合理可执行的制度,于是我们看到今天靠毛打破权力圈子上去的人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垄断权力了,中县干部无疑是一个样本。
垄断教育,垄断晋升途径,垄断权力,干部世袭化,士大夫体制回归居然在改开30年后隐然成型,不能不说毛当年努力的失败,不能不说后人的艰难挑战。
以当时中国社会基础,利用旧有经济基础顺势而为和贯彻社会改造好像没法两全。经济上毛和邓一样是在摸,也只能摸。只不过毛预见困境后会采取冒险策略,而不是留给后人。
历朝历代,确立先例在开国之初是最有效与最优规范作用的。前面有人一而再提建国三十年失败。但是他们不知道,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操作工作,基本都是参照大跃进《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放手地方搞经济,放权给企业搞经济的思路。还有,奠定今天土地财政的基础,来自于对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废止。这里有段公案,《土地改革法》内容是把耕地所有权给农民。而后来搞公社与合作社,前提都是农民以私有土地入股形式。这个法律是建立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基础之上的。但是,后来百花齐放运动之后,当时民主党派已经有人上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共放开民选政治要求政党轮换。没有后面的历次运动,以及对所谓前朝势力的清算,当年的问题放到今天。仅仅看我们今天改革内容及改革之难,要把那些问题拖延到现在才开始动手,恐怕这个国家早随苏联后尘了。所以,民主党派一直有人认为共产党背约,这才有了本届政府不成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尝试。这种尝试止步于,土地私有化。简而言之,如果建国前三十年都是错的。那么土共本身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其执政基础及其行为的合法性就不存在。土共也是在实际发展中在这个问题上碰了壁,才想逐步回头重整意识形态。
另外,建国前三十年任务复杂。既有要在国际事务中确立国家地位的任务,也有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更有确立国家根本制度的任务。这里牵涉的路线问题,各人都有各自的主张。但是,从国际游戏规则角度看毛。毛的确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奠基于他缔造的共和国得以延续。并且,也在于他为国家打造的基本框架,既文官体制得以延续。很多人误解毛的周期律说,认为文革是打破官僚制度僵化周期律。这个本身是错的,周期律滥觞来自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讨论。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就是,自清末军阀割据以来,军人独裁政治这个周期律,黄炎培当时对毛说,你死之后我看和袁世凯死后没区别。毛对中国政治第一个成功塑造就是确立了文官政治,打破军人干政这个百年中国政治遗留的周期律。其次,毛在国际政治环境中最终在文革中实现了国内国外两大调整,一个调整是与苏式官僚制度切割,这个切割不仅开始于文革更在改革之后得以不断延续。这样的延续本身不能单纯的看做文革的失败,那只能说明在文革中确立的政治改革方向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延续。而之余国外的调整,那就是我们从苏联阵营转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我曾经很认真的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国家谁走这样的战略方针调整的路线,会不会走向赫鲁晓夫式的覆灭。同样,如果我们继续苏式道路并且继续与苏联保持同盟关系与美国全力抗衡。我们今天这个共和国还存在不存在。我有我自己的答案,而不管谁有什么答案。毛在文革期间打开的中美关系大门,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另一个基础。不思考这个问题,单纯的说文革实践失败与否我看都是南辕北辙。
另外,毛泽东对国际间游戏规则的把握至今没有谁能比的上。那些无论怎么厌恶与憎恨文革及建国三十年的人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谴责89那事者有之,说改开后历次政治事件者有之。在国家层面,谴责与追究文革的没有,因为在中国和美国缔结外交关系时。两国对两国缔结外交关系前既往行为加以确认。这个就是我说的,毛试图在立国之初就确立的规范内容在国际政治中的实用性。很多人刻意忽视,但是在深入讨论后无法回避的实用性。
回到对官僚制度的周期律遏制问题。最早提出官僚制度有关问题研究的马克思韦伯曾经这样说过,科层社会(既官僚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但是那不是人类的夏天,是人类的冬天。其本意,就是官僚制度的僵化会最终扼杀社会进步的尝试与努力。毛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未尝不是想在开国之初就确立一种带有规范性的尝试。无论你怎么评价文革和建国前三十年,那个循规蹈矩,对权威亦步亦趋,对读书人顶礼膜拜几乎不质疑的传统中国在建国三十年和文革中消散了。对于传统封建伦理的洗涤,那不仅仅是文革的主题,也是改革的主题,更是我们即将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的核心主题。从这个角度说文革,恐怕谁都不能轻易说文革是一种失败的过去,因为无论你怎么看文革,那都是你无论如何不可以忽视的幽灵,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补充自己旧帖里罗列的大跃进下放企业权力;
谁有兴趣的话,都去了解下,大跃进里是怎么样下放各种经济建设管理权力的,这样的下放力度在今天都是看不到的。这些下放的权利包括:
1.下放计划决策权
2.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
3.下放物资分配权
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
5.下放劳动管理权
6.下放商业管理权
7.下放信贷管理权
再来一些具体的:
轻工业部下属企业除了4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铁道部改为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邮政总局除北京及各省长途干线之外全部下放,农恳部除三个直属企业外全部下放,粮食部商业部下属企业全部下放。中央在1957-1958下放的中央直接属企业达到8000多家,占当时中央直属企业的80%以上。中央各部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个减少到1958年的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57年的39.7%下降到13.8%。
在计划管理权上,国家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从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的215,从经济总规模上,归中央的管理的工业品种占工业总产值的58%。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从40%减少到20%。中央统配、部管物资减少到132种,减少了75%。特别是允许地方对中央制定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建设规模、建设项目可以突破,允许地方层层加码、自行增额而不需要中央批准,这实际上是不适当的把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生产建设决策权下放到地方。
在基础建设项目上,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1959实行投资包干的建设单位达到5000多个,占全国总投资的40%,其中冶金、煤炭、水电、石油化宫灯系统实行包干的投资额占本部门投资总额的75%-80%。基础建设权力下放的后果,直接导致项目的盲目上马,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在1958年为1589个,在1959年为1361个,在1960年为1851个,而对比一五期间上马的大中型项目实际5年总和仅为1384个。另外计划外施工的项目十分普遍,仅仅1960年计划外施工项目就多大380个,占全国施工总项目20%以上。
另外在财政水手下放上,把多种税收合并转移地方使二五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从1:1.6降低到1:2.1。在银行信贷上,基本就是敞口信贷,需要多少贷多少。在劳动管理权上,实行合同工和亦工亦农政策。在1958年之后,中央决定放宽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管理,各地招工计划在省一级确定之后既可,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在扩大企业管理权方面,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计划权,国家与企业实现全额分成扩大企业财权,并规定处厂长副厂长主要技术人员之外,其他人员由企业负责管理,可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而在商业管理权下放之后,出现了撤消公司。关闭自由市场,甚至提出取消商品经济之后的现象。还有就是关于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也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以上资料均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董辅衽主编,200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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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制度无法执行的根本原因。甚至某种意义上讲,都不是这个系统的基础,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
毛主席所意图建立的制度,实际上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在最初的统一战线,到后来的民主协商,到最后的人民做主,都有相应的制度和人的考虑。通过对国民党的斗争,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这个时候,甚至在经济模式下,都还是并存的,国家经济的命脉还没有完全掌握,民族资本仍有影响力。而朝鲜战争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场对外战争,将国内利益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真正确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机制。通过共产党自身实力的展现,使得其成为无可争议的各方利益代表。如果不是大跃进的损害(插一句,我一直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很多错误,并不是毛泽东的责任),也许他会更早一步推动人民做主的模式。因为在人民初步解决了生存问题的情况下,有条件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在他内心中,其实不是要完全清除这个阶层,而是实现人民对其的监督和制约,从而打破另一种世袭的垄断。这种制约可能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所谓的什么媒体或者记者。这个目的确实没有达到。但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恐怕是社会制度方面最终的一个问题了。商鞅表现的伟大,在于他的执行成功了,但他的变法,包括很多政策,都很难说是他的独创,只是他有一个更有力的支持者。实际上他的变法政策,并没有真正实质性的损害已有贵族的利益,除了打破一些完全的垄断,就连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也是要鼓励开荒,而不是分田地。而且他的成功,主要还是靠着其中几次大型对外军事过程胜利的支撑。这一点从孝公死后就被清算就能看出。因为他的行为没有建立真正的阶层,一切都没有本质的变化。而毛主席,无论如何抹黑,也没有人胆敢提出清算。
其实我们观点很多类似,我回复别人的一个帖子说了。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77825
我观点是毛的前三十年千头万绪成就很多,但是历史的原因还是留下不少遗憾的。此外改开30年也不是那么的不堪和倒退的,不能全盘否定前30年后30年,实际这60年乃至到1840年是一贯的一个脉络,当然建国60年是一个转轨。
毛本人是反对等级制度和血统论的,不过他或者他同事打造的贱民集团“地富反坏右”和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子女的成分论是改开后废除的,这条政策无疑为后面的改开打破了制度,提供了人力资源的突破。现代各行各业的领头者,大量的当年的贱民阶层,这些人拥护邓就不难理解了。
你提到的那种儒家的传统的必须打掉,我认同。不过值得思考的是,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崛起的时候,抛掉美国为了围堵中国和与苏联竞争的放水,难道这些国家的传统没有发挥作用?为什么同样的东南亚地区,非儒家传统地区就没有发展起来?比如菲律宾反而陷入拉美化。儒家传统的枷锁怎么没有阻碍日本和四小龙,反而没有儒家传统的基督教菲律宾、伊斯兰教印尼、马来,佛教泰国在发展中出现问题?
此外关于土地私有化,我个人是反对的。但是奇怪的是土地确权和买卖做的最突进的居然是重庆这个唱红打黑的地方,实质上的土地私有化的院派推进的是成都那边。左右两边都在干一样事情,很奇怪。
他自己也知道这点,从文革中他不断打到启用邓就看出来,人要用,官僚不可能不用,但是要制约和监督,要三结合。可是实际运行中,不是那么回事。最终还是官僚的回归,就是老干部的平反为标志的。
如果从土地公有这一个角度,他已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制度模式了。官僚制度,只是一个枝节。实际上即便邓如此的情况,现在也不过如此。说明一些基础的改革是有成效的。真正挖了这个制度根子的是物权法,使得资本的私有完全合法化了。
《海瑞罢官》的最后一部分,说海瑞去世时穿孝衣送葬的,肯定是地主阶级,因为贫苦大众连衣服都穿不起,不可能穿孝衣。
别的不说,光说这部分,姚就也就是个扯淡的鸟文科生。当然他的文章前面立意还是不错的,就是这种论据太王八蛋了。苏南浙北,那是中国的精华地区,明代全球财富流向中国,承平之年,普通人怎么可能像鸦片战争之后那么惨,还没衣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