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韩寒能够唤醒“右派”吗？

2011年末韩寒掀起的风暴继续狂飙突进。他在三篇“杀戮”理念的博文发表之后，又推出声称“杀戮群众”的第四篇以及“杀戮（激进）右派”的专访。当然这五篇文章实质上也是在“杀戮”过去的自己。

韩寒的文章不管立场如何，但其风格一向犀利尖刻，不留情面，毫无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中庸”传统。这一次也不例外。前三篇对革命的否定、对民主的质疑以及对自身自由的追求都是尖锐无比。第四篇和随后的专访则明确的把锋利的矛头指向了右派和激进右派。

他先是在《我的2011年》提出“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而到了专访，就直接以“右派、激进右派”代替了“极端理想主义者”比较中性的用语。哪么，曾被视为右派圈子中一员的韩寒是如何看待他昔日的同志呢？

第一，中国的右派不团结，内斗，而且会为了观点细微的不同而自相拼个你死我活。

请看：“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不过话说回来，观点一致仅有细微差别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可不是什么“不足”，而是致命的先天缺陷。韩寒显然是破例的留有余地了。这里，我倒可以为韩寒的批评加一个例证：最激烈反对一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海外的他的同仁们：他们集体给挪威发函，竭力阻止，甚至有人在海外将之起诉。

第二，右派们立场置上，理念先行，并以此为标准裁减甚至制造事实。

请看：“但在钱云会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变，因为从我自己对于政府的判断，对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图片，虽然我很尊敬钱云会这位村长，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当时被社会精英们潜意识地抹杀了。到后来，很多人在那里推测汽车怎么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讲他们完全不专业，因为我对汽车的运动轨迹比他们了解。这时我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局限性，他们都是做“有罪推论”，并不能很客观。这件事对我产生挺大改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觉得激进的右派需要“符合他们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么区别呢？

钱云会事件发生后，我曾接受北京一家杂志的采访，我直率的讲，以我对中共的认知，对于这样低层价的官员，如果出了问题，是绝不会包庇的，相反还会通过严惩以显示其公正和凝聚人心。所以，我敢肯定，这是一起百分之百的车祸。且不说右派们搞“有罪推论”、造假，如果他们连自己的批评对象都不了解的话，遑论如何与之博弈？

第三，对自己人是“你死我活”，对其他不同意见更是毫不包容、绝不宽容，党同伐异。

请看：“以前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要自由、要民主的过程当中他们往往不妥协、不协商、有时甚至是不客观的。”

再看：“而激进的右派恰恰就不是这样，一句话不对路，就会瞬间把你踢到五毛的阵营里，这就是知识分子傻的地方啊，他们根本就不会做统战工作，眼里容不得沙子”。

也难怪《南都周刊》马上就问了这样的问题：“这次你被踢了好多脚，什么感觉？”

第四，右派缺乏博弈的智慧和能力。

请看：“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之间啊，其实就像斗地主，大家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斗地主，但是经常是地主手里的牌本身就好，知识分子手里牌本身差，在斗地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都还抢着出牌，大家都觉得地主必然被斗掉，都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把牌出光的那个人。所以都是自己在压自己，地主什么牌都没出，知识分子已经把牌都出得差不多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跟知识分子有时候比人民更傻，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除此以外他们连人民是什么，人民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光荣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国的民主，但唯独不知道中国的人民是谁，在哪里，也没有耐心去和中国的人民对话。”

第五，右派高高在上，无视民众，也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和素养。

请看：“他们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读书人，搞学术研究的，所以没资格谈民主自由。理论上我看的书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过来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本质上是很矛盾的。在那里大谈自由谈民主的时候，他们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很多知识分子往往不尊重他们所看不惯的生活；第二，除了尊重每一个个体以外，你要知道协商跟妥协在民主制度当中的重要性，你既不协商也不妥协，那事实上你只是把民主和自由拿来做词汇使用，并不具备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主和自由是在不停的协商跟妥协之中才能够前进的。”

最后，韩寒也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常把主义放在嘴边的人就挺危险的，很多时候极左极右一样，极右以正义或者普世价值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个姿态；极左获得了权利和保护伞。知识分子跟独裁者，他们很多相近的地方，缺点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本身的缺点。只有温和、妥协和协商，还有宽容，才能够让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没有这些东西永远在那里打成一锅。”

应该说，韩寒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公开否定革命，但并没有否定民主，也没有否定普世价值。他只是对低素质和民主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应该研究怎样才能达到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怎么个操作法，还是得结合一个地方的现状，英国有英国的操作法，美国有美国的操作法，中国也得有符合现状的一个操作法。”而且认为在达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你不可能一步就让统治者自杀，把钱全给老百姓的。”

所以从广义上讲，韩寒仍然可以归于“普世派”----理性和温和的普世派，而他这系列文章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要唤醒自己的昔日盟友们。只是他现在已不见容于自由派了。几篇文章下来，围剿韩寒已成了自由派最大的任务。要知道，韩寒可曾遇到左派如此大阵仗的围攻？都说台湾的政治表明：你最大的敌人往往是你的同志（宋楚瑜之于马英九、陈水扁之于蔡英文）。这个结论用于韩寒和他的昔日同仁们也是贴切的。

韩寒所总结右派们缺点之突出，可从代表人物之一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退出新浪微博之举看一端倪。

张鸣教授在退出之前，在微博上有这样的留言：“@老沉 你听着，我早晚会离开新浪，你的下属给我开了微博，我这些年也辛苦地在新浪微博折腾，你删过我的帖，给我关过小黑屋，还删过我的粉丝。但在你的眼里，我居然不如那个投机客吴法天。别得意，老子有一天走了，不仅带走粉丝，连五毛都带走。你以为微博的天下只有你一家?”

随后，张鸣先生进而如此评述新浪微博：“新浪微博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大款和明星的欢场，中间穿插点五毛插科打诨。新浪在中间，拉拉皮条，错了，这样的欢场根本就没有生命力。”

吴法天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同为大学教授的张鸣先生竟然以“投机客”对之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其心态不平衡的是他的待遇竟然比不上对方！这样的虚名浮利也会放到眼里，如此大动干戈，真是新“儒林外史”了。当然最夸张的是他的“老子”意识！（一看到“老子”，我潜意识冒出来的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自我膨胀可见一斑。如果拿韩寒对他们这个群体的画像，真是入木三分。

其实我本人也和新浪打过交道。当时新浪编辑邀请我开博，我早知新浪偏自由派的立场，故先表明自已的观点。对方回答的倒是很客气：包容、并蓄、多元，欢迎我的不同看法。不料，在其他博客均能正常发表的几篇文章却接连被新浪删除。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不出恶语，从此退出新浪博客了事。这样一个立场的网站，却被张鸣先生辱为“拉拉皮条”。

不过，尽管韩寒用心良苦，但在我看来，右派们已经病入沉屙，积重难返了。韩寒只能继续做右派中孤独的清醒者。不过，在这里，自己还是愿意对韩寒这付良剂苦药再加把量。

西方今天以普选为代表的成熟民主制度，短的不过半个世纪（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瑞士七十年代实现普选），长的也不到一个世纪。基本上是二战之后的产物。这么短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上不过一瞬。但以今天全面而深重的经济危机为标志，已经证明这种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乌托邦试验----诞生于一战中的苏联模式只不过是人类另一次的乌托邦试验而已。这种制度其乌托邦性质最主要的体现在政治参与的绝对平等：不管你是文盲还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不管你是一贫如洗还是亿万富翁，不管你是政治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是外行，不管你是初出茅庐青春年少，还是耄耄老人，都享有绝对平等的一票和参与的权力。这样的逻辑和标准放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荒唐不经的：军队的指挥者是士兵选出来的吗？企业的老板是一个个员工选出来的吗？医生是由一个个病人选出来的吗？科学家、法官等等是一张张票选出来的吗？在社会分工日益严密化、精细化的今天，却唯独在政治领域要求每一个人的绝对平等参与。这不是乌托邦又是什么？ 如果相信一人一票的普选可以选出优秀的政治人物，就如同相信一人一票可以产生乔布斯一样。

这个制度实行到今天，其弊端已经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欧、美两大经济体系无不负债累累，无法持续。希腊是西方古代民主的发源地，最后为满足平民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而走向对外扩张，被斯巴达击败而消亡。今天的希腊也由于同样的原因高额举债，最终令国家陷入破产的境地。虽然有欧盟的全力援助，但今天的希腊又是一幅什么场景呢？为了还债，民航飞机也被拍卖，贫困家庭竟然到了抛儿弃女的程度----要知道希腊本来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雅典一家幼儿园，早前在一名4岁女学生身上找到一张字条：“我不会来接安娜放学了，因为我已无力养她。请好好照顾她，对不起。她的母亲上。”这种现象正在全国漫延。一种制度走到这种程度，竟致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抛弃，还有什么值的留恋的？只是从历史上看，民主制度另一个致命问题是缺乏退出机制。专制搞的不好，还可以去搞民主，而一旦搞了民主，就是搞的再不好，也退不出来。你看看海地在民主制度中挣扎了两百多年，不是还在挣扎中吗？

当然西方是否一定没有出路还言之过早。但就要看，是否可以回到普选前的有限民主阶段：有财产的限制，有教育程度的限制，有纳税的限制（实为贵族制）。其实，本人还是想对西方贡献一点智慧的：可否把投票年龄改为30岁或35岁。这样年龄的群体一般都会有了财产，有了家庭，其对政治的参与相对理性的多。就如同韩寒可以在而立之年实现转变，其他族群也应该不会例外。至于极个别的激进分子，就让他们去吧。不过，如果西方连这样小的改进都无法做到，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它走进历史吧。相比而言，我们中国还是幸运的，不管是美国模式（中华民国）还是苏联模式，中国都曾试验过，但都奇迹般地走出来，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正如英国《外交政策》杂志年终特刊所做的调查，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但不会是西方模式的，而是中国特色，是自己定义和版本的民主。如果说西方的政治人物是“选的好了才有资格做”，今天的中国则是只有“做的好才会被选拔再去做”，这就是今天中国形成的“长期的培养、全国性的选拨、定期的更换”模式，也是中国在全球逆危机而上的原因：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居第一、充当全球的消防员（法国媒体）、2011年最大的赢家（《新闻周刊》）、三十年来最成功的经济体（美国风险投资大师罗杰斯， 目前他的女儿正在学习中文，他说，当她长大的时候，世界将步入中国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经过几次思想斗争和文艺批判，但这时中国的大部分人，从思想上说依然没有新生，依然带着浓厚的旧世界的内核。当今中国大部分人世界观的形成，其实主要是文革及其余泽的功劳。文革后，神权、王权、宗权、夫权才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权威的质疑才不会被视为异端；独立自主、自信自强而不是等靠要、己不如人的思想，才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政治正确”；我们才会如此熟练地运用“一分为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辩证思想；才会承认并发挥“半边天”的能力；甚至，这个民族才第一次整体地形成了集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绝不是失败。

（在此必须说一下，我不少亲戚是四川人，有一些在藏区工作过。据他们说，那种“藏民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原因不可能不信教”的说法是错误的，把毛泽东当成喇嘛的替代物或升级版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在文革期间，藏族的宗教意识已经大为减少。农奴主在改开后复辟，才重新请回了菩萨和喇嘛，不从事生产的人才再次大幅增加）。

前些年和几位非大陆人士聊过国家和法律的定义，我才明白中国大陆的定义原来这么地直指本质，这么地“一语道出某些人不欲人知的‘不愉快’真相”——我坚持认为，中国教科书上对国家、法律等名词的定义，最能道出事物的本来面目（现在不知道改没有）。不仅这些名词的定义言简意赅，对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名词定义，也是一语道破事物真相。我相信，这和中国采取辩证法教学而不是教诲烦琐的机械论有关。

“愚蠢小猪”（钟庆）把文革期间及之前毛著的普及，视为文字扫盲的工具，说：“读‘子曰’读了2000年，中国没有扫盲；读‘毛曰’读了10年，中国就基本扫盲了。”但在我看来，“毛曰”最大的功绩还不是文字扫盲，而是哲学扫盲。经过10年左右普及毛著，毛泽东的文风才成为中国大陆的文风（因而迥异于半文不白、逻辑混乱的港台言语），毛泽东语录成为比“子曰”更风行的日常用语，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体的马列毛哲学思想，也如此深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只有在与外界交往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地与众不同。

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养成，体现在“不破不立”上。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个体系也因此最终得以成型。

民主的根本，毛泽东认为首先就是启发民智——不少左派感叹“晚年的毛泽东心太软”，似乎毛泽东在肉体上消灭了刘邓等人，中国就会一直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但毛泽东明白，没有刘邓也会有张三李四王五。毛泽东并非“过于仁慈”，文革的目的也从来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意识改造。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只承认“导师”这个称号的原因。

增益民智和教诲方法论，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个是用数学等理工科思维来训练逻辑能力并培养方法论，另一个是哲学启蒙。相比而言，哲学启蒙更彻底、更保险，也可以成为理工科思维的基础，最关键的是，哲学启蒙潜移默化又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