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圆明园防渗工程的事 -- 蚂蚱腿子

如果您看了我其他发言的话，应该能发现除了您写的最后一段以外，基本上所有的意见我都是同意的。有一点要指出来的是，我并没有认同“非要人工地造出一片深水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谈防渗的必要性”。此二者之间没有（我也反对有）必然联系。我的意见是，铺膜可不可以？可以。都挖深还是保留浅水区？保留浅水区更好。这两个意见好像并不自相矛盾八？

至于您最后一段里的异议，俺也说明一下。

1。“作秀”其实是一个中型词，您不要太在意。

2。“因为别人反对这项工程就说人家在作秀”，这个论断比脚让俺很困惑，不知道您是怎么总结出来地？

3。利用孩子作秀的做法，俺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无耻，您不觉得么？

4。孩子到底有没有被利用，这个问题跟问国内的建设工程里有没有腐败现象一样，谁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5。严格底来讲，“无耻”其实不算是帽子。“卖国”，“破坏生态的千古罪人”是帽子，“无耻”呢只能算是一种谩骂，俺没风度俺知道。。。。。

我觉得更可恨的是，据说这么一搞，居然还起到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

高，实在是高。

圆明园并不缺水 搞防渗意在建水上公园

　　 一处河道的防渗处理场面：挖土机在前面整地，施工人员跟在后面铺防渗膜。

　　 北京4月19日电 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会已经过去一周，参加听证会的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的李皓博士至今还在遗憾，当时没有让圆明园管理部门明确“圆明园究竟需要多少水”。

　　　　缺水是圆明园管理处在湖底铺设防渗膜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按圆明园管理处曾经发给媒体的“答记者问”：“圆明园开放区湖底年渗漏量近700万立方米”。圆明园管理处强调，防渗工程是为了恢复古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而必须做的，他们每年需要900万立方米的水才能让园内近2000亩(123万平方米)的水域常年保持1.5米的平均水深。

　　 　　李皓质疑的是，圆明园究竟需要多少水？圆明园为什么要让园内近2000亩的水域常年保持1.5米的平均水深？

　　　　她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找到了1744年宫廷画师沈源、唐岱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发现图中古代圆明园的水域有很大比例是浅水型湿地，水深在0.2 至0.8米。李皓说，她判断水深不可能超过1米，是因为古画中有大面积的石滩区、荷花区、稻田和芦苇区，芦苇等植物生长在浅水域。由此可推算出古圆明园实际水容量约为98万立方米。

　　 　　另外，1981年对圆明园近2000亩水域的调查结果显示，圆明园内有水田1400余亩，苇塘360余亩，水区70余亩，这些数据也说明了历史上圆明园水域中的浅水型湿地占75%以上。

　　　　对于圆明园管理处关于“圆明园开放区湖底年渗漏量近700万立方米”的说法，李皓和她的同事最近在圆明园泡了几天，又请教了地质专家。地质专家的说法是，圆明园大部分水域底部有较厚的淤泥层，这个淤泥层本身就有很好的防渗作用，因此可推算其平均渗漏量每天不会超过5毫米，由此计算出圆明园水域的年渗漏量不应超过225万立方米。

　　　　再有，北京地区的年蒸发量是1800至2000毫米，由此计算出圆明园水域年蒸发平均量是233万立方米。把水容量、渗漏量和蒸发量相加，就算保持圆明园水域常年有水并达到清朝时的水系景观，其最高需水量约为560万立方米，这比圆明园管理处提出的900万立方米少340万立方米。

　　　　据了解，北京市水务局每年能提供给圆明园的环境用水为150万立方米。李皓说，如果按北京年降水量为500毫米计算，123万平方米的圆明园水域每年自身能得的雨水为60万立方米。另外，按照北京市水务局的说法，圆明园附近有肖家河污水处理厂，每天可产生1万多立方米中水，如果考虑将此中水提供给圆明园，每年圆明园能得到的中水量可达360万立方米。这3方面水源量的总数相加为570万立方米，比圆明园的最高需水量560万立方米要多。

　　 　　由此，李皓表示，要保护圆明园的生态，水不是问题。

　　 　　第一个向公众披露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张正春今天对记者说，他了解到，圆明园附近的污水处理厂曾经联系过圆明园管理处，希望把中水输送给圆明园作景观用水，但建议没被采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如松说，一方面圆明园湿地嗷嗷待哺，另一方面近在咫尺的清河污水处理厂每天40万吨处理后的水，以及肖家河污水处理厂每天2万至4万吨深度处理后的水都白白流掉，而生态工程师们却眼睁睁看着圆明园的湿地净化功能，不能为净化中水、活化首都水系作贡献而望园兴叹。

　　 　　为什么圆明园管理处说需水量是900万立方米？

　　 　　李皓说，实地考察一下圆明园防渗工地就能看到，那里正在新建多个大型码头，所有湖底与溪流都被挖深了，堤岸被硬化了，工地正在做的是要让这近2000亩水域能全部通行游船，这才是圆明园管理处多要340万方水的真实原因。

　　 　　李皓认为，圆明园管理处拒绝使用中水，是因为中水一般不供划船区使用。

　　 　　这些事实显示，圆明园管理处感兴趣的并不是为圆明园解决生态用水。这项耗工极大的防渗工程，其设计和施工目的是要把圆明园近2000亩水域建成只为人提供娱乐服务，可以开快艇的大面积水上公园。

另外，对这篇文章提到的问题已有如下分析：

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6/yuanmingyuan15.txt

对一些社会问题，大家似乎都认同一种认同一种观点，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应该听专家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没错，在社会越来越细化的今天，很多领域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作判断，所以，现今的社会对专家也越来越依赖了，而外行人越来越没有发言的资格了。

对于这种现象，著名学者，布莱尔的智囊吉登斯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说，“专家系统，指的是有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容专业知识于其中的这些体系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行动的方方面面。......对那些外行人是来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不倚赖于完全参与进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有的知识。”

然而，他又不忘了提醒我们：专业知识是具有局限性的，“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之为全能的专家。”

他特别指出：“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一幅令人不安危险前景。”他援引另一位著名学者贝克的观点，指出：“ ‘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这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但是，........许多奉献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

他提醒我们注意风险环境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他说：“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海洋的化学污染足以摧毁制造大气层中氧气的浮游植物；大气污染的‘温室效应’，破坏着臭氧层，使冰雪覆盖层融化，淹没大片地区；热带雨林遭到大规模的毁坏，而它是再生氧的基本来源；大面积使用人造肥料，结果使得成千上万英亩的表层土壤失去了肥力。”

他再次提醒我们注意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他指出，因为“对于专家系统的信念，使人在专业化知识面前拒斥非专业人士的无知。”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除了专业知识以外，还有大量的非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抵御全球性风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外行们如果“意识到无知领域的存在，本身就与专家（探索某一领域的个人）和专业知识（仅仅为知识整体的一小部分）相对立，还有可能削弱或破坏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念。”“专家们经常‘代表’外行去承担风险，同时却对外行隐瞒或歪曲这些风险的真实性质，或者甚至完全隐瞒存在着风险这个事实。比外行人发现了这种隐瞒更糟的情况是，专家们并没有意识到那一系列与自己相关的特定的危险与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仅是专业知识有没有局限性或专家系统与自己的知识之间的鸿沟有多宽，而更是构筑专业化知识的东西分身就不牢靠。”

（以上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我们看看所谓的专家们给人来带来的灾难。我们原因另一位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作《国家的视角》中所举的事例。

我们先看看，起源于德国的“现代林业”的问题：为了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从德国起源的科学林业开始代替天然森林。林业科学和几何学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把真实、多样、杂乱的原生森林转变成为全新的、统一的人工林。矮树丛被清除，树种单一化，树木栽种也是同一时间内在较大的林地中成行成排地进行，因而更容易被测量、计数、砍伐；同时，为了不同的目的，树木被分成不同的级别。这样，在新的森林环境中，那些非熟练的、缺乏经验的劳动力只要按照标准化的规则去做就可以正确完成他们的任务。砍伐大致一样粗细、长短的原木不仅可以成功地预测出产量，还可以为采伐队和商人提供大致相同的市场产品。在相同树龄和树种的林地中，化肥使用量、降雨、除草等变量的影响都很容易被观察。森林的简单化使得在接近实验室条件下对森林管理的新领域进行评价第一次成为可能。而且，这种成几何学形状、高度一致的森林很快就变为一种强大的美学概念。管理良好的森林都显示出一种整齐和整洁的视觉特征。

在新设计的人为控制环境中，科学林业可以带来许多好处。比如方便高级林业官员对森林进行概括性的调查；便于按照集权的长期计划进行监督和砍伐；提供稳定的、规格一致的商品木材，从而消除财政收入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还可以创造一个清晰的自然地带，从而更便于操纵和进行试验。

对农民来说，这种单一品种、整整齐齐的人工林是一种灾难。在过去的原生林中，他们可以放牧、获取各种食物、原材料和药品，但是现在这种权利完全被剥夺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尽管这种生长迅速、木质好、价格高的人工林在第一轮种植中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单一树种森林在生态方面的副效应和商业上的痛苦结果在第二轮种植之后终于显露了出来。在第一轮种植中长势良好的树苗在第二轮种出现了惊人的退化。又因为工人清除了矮树丛、枯死的乔木与灌木，结果导致了昆虫、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而这些生物是土壤恢复过程所必需的，从而使的土壤严重贫瘠化。单一性的人工林减少了森林种树种的多样性，在大风暴面前显得更为脆弱，同时，也使得某种专门以这种树为生的害虫大量繁殖，同时，它们的天敌却因为森林多样性的减少而不以生存，这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虫灾的危害程度，降低了森林的产出。结果必然增加了肥料、杀虫剂、杀菌剂、灭鼠药的用量。

除了森林工业以外，斯科特还举了极端现代性改造计划其他方面的例子。比如，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的移民新建计划、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美国的城市建设、苏联的苏维埃集体化农庄、全球各地的农业现代化运动等。

斯科特认为，当我们谈论一个社会工程是否是失败的时候，有着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国家的视角，从国家的视角来看，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比如科学林业；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比如乌贾玛村庄，以及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尽管如此，这些社会工程却并没有明言强化社会控制这一目的，相反，公开打的旗号是要造福于参加者。从这些被迫的参加者角度看，对这些社会工程的评价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农业项目上，不同观察角度所造成的不同结论十分明显，农业科学家不断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用单一的作物种植代替多种作物，用化肥和农药解决农业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原来普遍流行的轮耕被作为落后的技术停止了，代替的是整齐划一的农业，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成功的，因为粮食产量提高，并且成为可以计算的了，国家征税更为方便。但是从农民的角度看，这可能是失败，因为单一的品种不适合他们生活中的多种需要，他们原有的知识在这里都成为无用的。农民并没有从新的农业技术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所以他们往往拒绝接受。在许多地方，由于忽视了地方环境的多样性，新的农业技术甚至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强制移民的全部代价包括饥饿、死刑、毁灭森林和农业歉收。此外，新定居点所应该具有的社区和粮食生产单位的功能完全丧失了。大规模移民是宝贵的农牧业知识遗产，以及三、四万具有后这种知识的活的社区被废弃。当农民被搬迁的时候，往往被迁移到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他们的地方知识就完全没有用了。移民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变换，它把农民从原有的环境中移走，在原有环境中他本来拥有满足自己基本需要的很多技能，而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原有知识的很大部分都没有用了。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官员几乎把农民变成了乞丐，依靠服从、付出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

斯科特认为，这些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的社会工程之所以能够被推行，背后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君主都想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王国，但是他们缺少必要的工具。而民族国家建立以后，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姓名制度、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国家更清晰地了解并控制了社会。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暗箱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如在统计中，土地被按照统一的面积单位进行统计，而土地的具体特征则被忽视了。国家并不满足于搜集社会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造社会。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这个社会最便于国家的管理。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具有这种能力的只是那些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专家和官员，他们高高在上俯视芸芸众生。他们是世俗生活中的主宰。这些人将科学变成美学、变成宗教。他们推崇的是流线型的、巨大的、对称的、功能分割的，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效率、落后和应该摈弃的。他们不承认人类认识的不足，不接受任何新事物。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独裁国家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因为独裁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同时可以不顾及普通人的反对。19世纪的德国、专制时代的法国、前苏联、坦桑尼亚都都是这样的例子。“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的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但是这类社会工程并非仅仅独裁国家，在民主国家也同样会发生，只是在这些社会中，它们受到的抵制可能会更大一些。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当国家超乎寻常地强大时候，市民社会自然是软弱的。

“总之，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我们看看所谓的“外行”民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们先看儿童方面的，看看这些为以上诸君认为没有资格参加听证会的儿童们的所作所为。引用的是美国的例子。

2004 President's Environmental Youth Awards

The PEYA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White House in 1971 and has been administered by EPA since that time. Up to 10 winning projects are selected each year from EPA’s 10 regional offices. Young people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and U.S. territories are invited annual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YA program, which is aimed at encouraging individuals, school classes, summer camps, youth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interest group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ncourage positive community involvement.

网址：http://www.epa.gov/enviroed/peya2004.html

大伙可以自己去看。

再看看妇女。还是美国开始吧。看看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第八章对此的论述：

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没有鸟儿飞来报春；清晨早起，原来到处可以听到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是异常寂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沉寂了，鸟儿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美丽和乐趣也在消失，这些变化来得如此迅速而悄然，以至在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地区的人们还未注意这些变化。

　　一位家庭妇女在绝望中从伊利诺斯州的赫斯台尔城写信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名誉馆长（世界知名鸟类学者）罗伯特?库什曼?莫菲：

　　“在我们村子星，好几年来一直在给榆树喷药（这封信写于1958年）。当六年前我们才搬到这儿时，这儿鸟儿多极了，于是我就干起了饲养工作。在整个冬天里，北美红雀、山雀、绵毛鸟和五十雀川流不息地飞过这里；而到了夏天，红雀和山雀又带着小鸟飞回来了。

　　在喷了几年DDT以后，这个城几乎没有知更鸟和燕八哥了；在我的饲鸟架上已有两年时间看不到山雀了，今年红雀也不见了；邻居那儿留下筑巢的鸟看来仅有一对鸽子，可能还有一窝猫声鸟。

　　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已知道联邦法律是保护鸟类免受捕杀的，那么我就不大好向孩子们再说鸟儿是被害死的。它们还会回来吗？孩子们问道，而我却无言以答。榆树正在死去，鸟儿也在死去。是否正在采取措施呢？能够采取些什么措施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在联邦政府开始执行扑灭火蚁的庞大喷药计划之后的一年里，一位阿拉巴马州的妇女写道：“我们这个地方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鸟儿的真正圣地。去年7月，我们都注意到这儿的鸟儿比以前多了。然而，突然地，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所有鸟儿都不见了。我习惯于每天早早起来喂养我心爱的已有一个小马驹的母马，但是听不到一点儿鸟儿的声息。这种情景是凄凉和令人不安的。人们对我们美好的世界做了些什么？最后，一直到5个月以后，才有一种蓝色的?倌窈宛责映鱿至恕！?

　　在这位妇女所提到的那个秋天里，我们又收到了一些其他同样阴沉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娜州及阿拉巴马州边远南部。由国家阿托邦学会和美国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出版的季刊《野外纪事》记录说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些没有任何鸟类的可怕的空白点，这种现象是触目惊心的。《野外纪事》是由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们所写的报告编纂而成，这些观察家们在特定地区的野外调查中花费了多年时间，并对这些地区的正常鸟类生活具有无比卓绝的丰富知识。一位观察家报告说：“那年秋天，当他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开车行驶时，在很长的路程内根本着不到鸟儿。”另外一位在倍顿?路杰的观察家报告说：她所布放的饲料放在那儿“几个星期始终没有鸟儿来动过”；她院子里的灌木到那时候已该抽条了，但树枝上却仍浆果累累。另外一份报告说，他的窗口“从前常常是由 40或50只红雀和大群其他各种鸟儿组成一种撒点花样的图画，然而现在很难得看到一两只鸟儿出现”。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莫瑞斯?布鲁克斯――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鸟类权威，他报告说“西弗吉尼亚鸟类数量的减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印度的“抱树运到”：抱树运动发生在高帕什渥的村庄。1973年3月，300棵木岑树被林业官员划分给了运动物品制造商。公司的代理人来到村庄准备伐木，没想到他们遇到全村妇女们的抵抗，她们不让砍一棵树。妇女们列队步行，敲鼓齐唱传统歌曲，用身体去保护树。面对突如其来的妇女，公司的代理人不得不撤退了。

妇女们的勇气源自3年前当地一次大洪水给她们的教训，从那时起，她们知道砍伐树木会导致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并引起水灾，村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森林砍伐造成的后果。

一年后，林业部宣布拍卖附近雷尼森林的2500棵树时，妇女再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木材公司的雇员来到现场时，村里的男人正好外出办事了。一个小女孩发现了他们，赶快跑回村告诉高诺德维。德维是位50岁的寡妇，领导着由30名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团体，她立即找承包商交涉。 德维站在持枪的伐木者面前，毫不畏惧。她勇敢地说：“兄弟们，这片森林是我们的家，不要砍它们，否则泥石流会毁了我们的房屋和田地。”她和伙伴们阻止了这次伐树。那天晚上，妇女们为树林站岗。

后来地区政府调查了抱树运动者的要求，确认雷尼森林带是个敏感区域，政府规定“10年内该地区禁止伐树”。

抱树运动的胜利很快传开了,甚至一位环保先生步行120天，沿途宣传保护森林的重要性。而真正的非凡之处在于妇女们的首创精神，面对砍伐者的威胁，她们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抵抗方式。

1980年8月，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在丹戈瑞潘德利的一个村庄，由男人组成的村委会与园艺部门达成协议，用附近的橡树林交换一条水泥路、一所高级中学、一座医院和向村庄供电。得知这笔交易，妇女们试图劝说委员会改变立场，男人们不同意。妇女的行动把男人们激怒了，他们警告说，如果他们敢反抗委员会的决定就要把他们杀了。然而，依然有许多妇女参加了抱树示威集会，结果是政府很快在这个地区禁止砍树。

这个事件使妇女们获得了新的自信，她们要求成为村委员会的委员。为保护森林免遭厄运，她们组织了妇女促进会，指定了专职妇女管理森林产品的采集，并定期给她工资。她们还种植树苗。 1997年11月，在德尼伽惠尔的一个村子，妇女们把圣珠系在要被砍伐的树上，决心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保住树木。到村庄来说服妇女让步的林业官员最后大发脾气，喊道：“你们这些愚蠢的女人，你们知道森林意味着什么？树脂、木材和外汇！”而一位妇女回答他：“是的，我们知道森林的含义，那就是土壤、水和清洁的空气。” 今天，在高帕什渥政府机构中有一位妇女领导，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抱树运动产生的一个奇迹是，贫穷妇女拯救森林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些吉登斯所外的“外行”，为什么这么热心环保事业呢？因为，对以专家来说，环保可能只是一种研究领域，属于八小时工作市内的研究对象，专家往往生活在环境相对更好些的地理位置。而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底层民众，则往往生活在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所以环境破坏的后果往往直接作用在他们头上。对他们来说，环境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普通民众往往比专家更关心环境保护，即便是那些与他们相对较远的环境问题，也会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所拥有的当然不是专家的“专门知识”，而是鸟儿减少、绿地消失、湖泊不见、垃圾污染等等切身的感受。这些都是专家知识的有益补充。而且，在一个知识日益细切化，而问题却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又有哪个严谨的专家敢说他和他的那些合作者已经穷尽了某个环境问题的知识了呢？

普通民众在环保这种牵涉面极广、极其复杂的问题上的声音是不可剥夺的，谁都没有权利把他们排除在这样问题之外。所谓听证会，绝不仅仅是专家的关门会，而是面向社会各阶层的。这在世界各国是普遍的公例，不明白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居然被人讥讽了呢？

我在前面一个回复中所想指出的，不是“缺水所以保水所以铺膜”这样的逻辑，而是质疑园方队圆明园这样的历史古迹的这种动作，是否符合“古迹保存”的原则呢？我个人表示怀疑。

第二个想要之一的就是在这个回复里再次谈起的“专家”与“民众”的权利问题。民众没有在这种问题上置喙的权利吗？我不这么认为。因此，我对“蚂蚱腿子”所谓“作秀”、“无耻”这样的评判非常反感。我所警惕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判语本身，而是背后那种逻辑：将环保问题，及其它可能引起吉登斯所谓“全球风险”、至少“地区风险”甚至“局部风险”的问题，化为一些专家的“禁脔”，一次将公众排除在外，这些专家所在的领域的联合被认为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为什么这种联合就足够了，确实主持人的主观判断，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所反对的就是这里。我强烈质疑这种逻辑，怀疑这种跨学科的主观联合的充分性与有效性，强调民众参与的当然性与必要性。

本恢复开头部分引用的是吉登斯的原文，其实原本并无必要，我也算是吉登斯的同行，他的意思我原本也很清楚，原本可以用更明白的汉语表达出来，但是因为“淡泊”网友似乎很在意“专家”的意见，而与吉登斯相比，他是大拿、我是无名小卒。为了符合“淡泊”网友的标准，只好原文引用了。只好向不习惯那种翻译强的朋友们表示歉意，请你们耐心读了。

至于“淡泊”网友认为，我以后有可能会因为我前一个回复说的那些话而脸红，我可以你放心，对我来说应该没有这种危险。至于“淡泊”网友会不会脸红，我可不管。不过，我可以推荐你读一本书，英国人雷蒙德克洛泽著的《理解害羞――心理透视》。里面对脸红的生理、心理机理做了专门的论述，很值得一看――都是“专门知识”奥！!

不过也就是个知情权、以及给专家提供可作为判断依据的事实，而不是具有和专家相同的专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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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圆明园湖水渗漏填补北京地下水漏斗？

作者：长短句

　　最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环保总局，连央视都紧跟连续报道。

　　是啊！按质疑第一人“张正春教授”的说法，简直是隔断了北京人最喜爱的水气，地气，是可忍，孰不可忍？

　　且慢愤怒！

　　仔细读来，张的说法似是而非，疑点太多。这里只说3点。

　　质疑1: 靠圆明园湖水渗漏填补北京地下水漏斗？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园林水系和外部水系、地下水系的沟通是最重要的‘生态流’，圆明园水系也是北京市地下水系统的重要涵养源。”

　　可是，我却读到同时另外一则看来不相干其实大有联系的报道：《北京地下水平均每年超采达1亿立方米》[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5/04/22/[email protected]]。

　　报道说，“北京地下水平均每年超采达1亿立方米，长期超量开采，导致地面沉降现象发生，目前北京平原已形成五大沉降区，直接威胁着城市建设布局规划及居住安全。”

　　报道还说：“到2003年底，北京平原已经形成5个地面沉降区，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布局规划及居住安全。这五个较大的地面沉降区分别是：东郊八里庄― 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顺义平各庄等地，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最大已达722毫米。”

　　于是就产生疑问：既然北京地下水系居然要靠圆明园湖水的渗漏作为“重要涵养源” ，那么，每年分配给圆明园的指标就不应当是区区150万立方米，而是1500万、5100万。

　　并且，既然圆明园湖水承担着这样重要的任务，那这笔水钱就应当由北京财政来负担。

　　可是，这可能吗？让清华园、畅春园的地下水位抬高到树木花草能直接吸收的水平，每年要在圆明园补充多少地表水？别说北京无法承受水指标，就是满灌，湖底，以及地下水系的横向渗透能力要达到怎样的水平才可能？

　　北京如果有那么多水有那么多钱，倒不如分散水指标，直接在圆明园周边，例如清华北大上地中关村地面大量打井灌地表水来补充地下水资源呢！

　　质疑2: 中水可以灌圆明园？

　　“第一个向公众披露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张正春今天对记者说，他了解到，圆明园附近的污水处理厂曾经联系过圆明园管理处，希望把中水输送给圆明园作景观用水，但建议没被采纳。”

　　首先，中水回用是节水的重要措施，用于绿化、冲洗道路、厕所等前景都非常可观。我本人也曾建议沈阳市政用中水冲洗街路。

　　但我的疑问是，目前北京市的中水处理受技术与成本的限制，细菌残留含量和重金属残留含量达到的无害水平，到底能让人放心到什么程度？

　　如果没记错，SARS时期，北京大面积停止中水使用。就是担心引发瘟疫传播吧？

　　如果朝圆明园大量放中水，游客是否可以继续像从前那样直接接触湖水戏水盥足？湖中的鱼虾莲藕是否可以继续符合食用卫生安全标准？更严重点，湖中的生态环境还能继续生长健康的肥美的鱼虾莲藕吗？

　　如果不能，谁来承担这安全责任？中水厂？圆明园管理处？还是力主用中水灌湖的张大教授？

　　有了这两点疑问，就引出第三点疑问来：张正春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冒充兰州大学教授？

　　我在媒体上读到他的第一次质疑文章时，是介绍张是“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客座教授”的[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329/[email protected]]。

　　央视介绍他的身份更上一层楼，就是“兰州大学教授”[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50413/100737.shtml]。记者对着镜头介绍张时，他是以这个身份接受采访并参加听证会的。

　　张正春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冒充兰州大学教授？权威？专家？他的质疑不容别人再质疑？

　　最后，我本人赞成防渗，但我未必赞成大规模铺设塑料膜。在我看来，塑料膜是没办法的办法。沈阳劳动公园20多年前采取的人工湖底大规模敷黄泥（粘土），如果取土成本和运输成本可以接受，远远比塑料膜更符合环保生态要求。

　　正如我不赞成北京的水系用混凝土加石头铺设，这成本可比粘土高多了。

　　至少，请拆除岸边的侧防渗墙，改用黄泥填补。近岸的湖底也最好留点空改黄泥铺底。让近湖岸边的草木郁郁葱葱，不好吗？近水不能先得月，也总不该不借水气吧？

　　我说的可是近岸，几米几十米的，不是远在清华北大的花木草坪。

　　因为我没法让地下水不继续朝更深的地下渗漏，却专门横着在地下浅层流到北大清华的地下去。

(XYS200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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