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人与细胞（一） -- wild007
工业文明拥有超凡的力量，与传统人类社会比，更是显得强大无匹。但是这世界总有不信邪的人，在电影《阿凡达》中，卡梅隆试图在寻找一条传统社会战胜工业文明的道路。只是显然，电影并不显得很有说服力，因为卡梅隆为代表传统社会的纳威人施加了太多金手指：强横的体魄，超自然的巫术，以及莫名其妙的生物同盟。而工业文明被打败的仅仅是一支私人采矿团。但是当我们透过这部影片，似乎可以触摸到一些东西，难道工业文明真的就那么强大不可战胜吗？卡梅隆作为一个西方人，他恐怕并没有找到传统社会所蕴含的真实力量。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我们得从人类自身去探寻。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他会自我进化，通过工具表现出征服自然的豪情，同时人又会显得很弱小，在很多徒劳的努力后又被自然耍得团团转，最后安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我们把人的积极求变，锐意进取的一面定义为“人性”，而又把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一面定义为“细胞性”，那么很多事也就变得比较清晰了。
在古代东方，社会既推崇人性的一面，也尊重细胞性的一面，两者是一种平衡关系。比如人在青少年时期，偏向莽撞冒险，人性占上风，就用各种礼教礼法进行约束；壮年后开始趋向安逸，就用成王败寇思维激发人性；老年后全方位走向细胞化，则推崇传承和多种人生成功模式的认定。只是这种靠教化和道德舆论进行控制的平衡体系有着比较大的缺陷，即进取乏力，随着时日日久，整个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小富即安，原地踏步。于是在明清后，中国社会在人性的认识上引入很多西化的内容，而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把视线转向西方，看看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人的人性和细胞性的。
在古代西方的地中海沿岸，自然条件要比东方的中国严酷得多。黄河的泛滥至少还能以人力来治理，海洋的肆虐可如何治理？古希腊有三大主神：天神宙斯、海神波塞东、冥神哈迪斯（分管三界），间接告诉了我们那时候的西方与生活最相关的就是天气、海洋和死亡。这直接造成西方人自古就非常排斥人的细胞性的一面，到古罗马时代，最彰显人性力量的战争成了获取权力的必由之路，而贪图安逸守成的人会被无情地剥夺一切。只是人毕竟还是会自然走向细胞化，当罗马渐渐富裕，敌人又逐渐被剪灭，维系人性的理由就越来越薄弱，罗马内部就吵得不可开交。主张继续保持人性一面的人甚至不惜把屠刀对向自己的同胞，以图重新唤醒罗马人的危机意识。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西方人找到了一条非常巧妙的道路，完成这一工作的是基督教。
人性和细胞性是个平衡体，恰如天平的两端，东方的做法是尽力保持天平的平衡，而基督教给出的答案则是将人的人性和细胞性彻底割裂。信教就要接受“基督”的驱使，不信就剥夺一切乃至生命。在此基础上，基督教进一步发展出一套新的平衡体系，以此代替人性和细胞性，这个新的天平的两端就是“使命”和“原罪”。使命一般就是指信仰，而原罪则是人类的缺陷。实质上，使命和原罪就是人性和细胞性的放大删节版，即将人性“善”的一面提炼出来放大就是使命，而把细胞性“恶”的一面抽象强化就是原罪，至于人性不足的地方和细胞性合理的方面，则是不被承认的（这造成西方在人文方面有很多思维死角）。当一个人接受了使命和原罪的说辞，他一辈子就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而不可能获得心灵的宁静，一面是永无尽头的“信仰任务”，一面是如跗骨之蛆的原罪煎熬。
在西方有一种很常见的病症：精神分裂，而在东方，这种病症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精神分裂一种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人同时“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一个强横张扬，一个畏缩懦弱。本质上所谓精神分裂其实是人性和细胞性的复活，当人开始怀疑那个完全人造的“使命和原罪”体系时，自然的人性和细胞性体系就回归了，只是西方的思维观里，人性和细胞性已经被割裂得太久，一个拥有西化思维的人很难让两者重新相连，故而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交替出现。而这其实也就揭示了基督世界之所以难以为继的根源：当使命和原罪这套靠洗脑强加的理论不被人认可时，整个体系自然也就垮台了。
十三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是西方破除固有思维的一次头脑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西中合璧”，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人逐渐回归了对人性和细胞性的认识，他们把很多东方已经走过的路整合到自己的系统中，只是他们很狡猾地刻意掩盖了来自东方的线索。在具体的措施上，西方把整个社会划分为2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统治阶级，引入人性和细胞性体系，这里面有很多的东方特性；而在被统治阶级，则继续西方的使命和原罪体系，只是使命变成了“为金钱服务”，而原罪则是“贫穷”。不过就如同当初基督教的倒台，使命和原罪系统有着天生的软肋，而最严重的挑战则来自这一系统的“同胞兄弟兼死敌”：共产主义。
从中学的课本开始，我们就接触到两个名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是就算到今天，恐怕也很难对这两个概念有比较直观的解释。似乎我们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这两个名词都来源于一本著名的书籍：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伟人，他们在遍寻了“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后，发现其成功来源于用机器和金钱砸碎并替代了“神”的地位。经过周密的理论探讨，他们也建立起一套和资产阶级金钱体系针锋相对的使命原罪系统：使命就是“打倒有钱人”，原罪就是“富有”。于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很无奈地发现自己多年洗脑的成果转眼拱手让人，做了嫁衣，被统治阶级被大规模“赤化”。
其实不难发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使命原罪系统其实就是刚好掉个个，不过好歹资本主义还具备建设性，而共产主义的初衷则完全就是为了打倒资本主义，因此当共产主义信仰的阶级战胜了统治阶级赢得了政权时，致命的难题也就到来了。共产主义的使命是打倒有钱人，原罪是富有，可是现在自己变成了有钱人，这该怎么办？自己打倒自己？这是当年社会主义社会“修正主义”不断，“走资派”层出不穷的根源，也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说白了，共产主义在赢得政权后就面临当初罗马强大后一样的问题：立国之本和现实自相矛盾。此时摆在共产主义政党面前的大致有两条路：其一是套用资本主义的系统，党内用人性细胞体系，党外用使命原罪体系，即“党内民主党外专制”，此时共产党实质转变成“资产党”，成为统治阶级，原来的“资产阶级”则连同追加的“黑五类”构成足够规模的被统治阶级；其二则是彻底回归东方传统，全面推广人性细胞体系。
苏联显然选择了前者，不过他们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将被统治阶级的痛苦尽可能向第三国转移。而中国在建国后一度走向了第二条路，但毛公阻断了这一进程，中国发动了文革，力图走出第三条路，按个人观点，毛公想建立的是一种尽可能自发保持人性状态的“理想国”，因为他并不特别强调信仰。只是显然在人性和细胞性的天平上，毛公即没有拿出一套新系统替代之，也没有给人性一端加上值得一提的砝码。因此从文革后期开始，整个中国社会迅速走向细胞化，“铁饭碗”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馍馍。
西化体系暂告一段落，让我们重新转回东方，去继续看一看古代中国在人性细胞性体系上有何建树，以及今天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东方化”的。
特别是不要为了论点，堆砌不确定的论据。
问题主要是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和个体化，不能直接挂在耶教上。每个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社会问题：
中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也一点不少。等十年后发展高峰过了再看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来叫板西方吧。
楼主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说法恐怕偏离了《资本论》的本意。
《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富有”而是“剥削”，是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有罪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财富本身。共产主义是要消灭剥削，要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消灭的是作为剥削工具的资本，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
也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对应于有钱人和没钱人，二者的分界在于，资产阶级是利用资本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的，也就是俗称的“钱生钱”，前一个钱其实就是资本，后一个钱就是剩余价值；而无产阶级靠出卖劳动换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也就是“卖劳挣钱”。所以，剥削和被剥削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钱和没钱只是剥削和被剥削的结果而已。拿钱多钱少来区分是不合适的，再穷困潦倒的资本家也还是资本家，再富有的无产阶级也还是无产阶级。
这里必须分清“资产”和“生活资料”的区别，而不能统统混称为“钱”、“财产”。资产是土地、厂方、机器、流动资金等等，是用来生钱的钱，是用来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工具，这完全不同于无产阶级手里的钱。后者的钱，也就是生活资料，只能用来满足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也就是工人自身的生存（第二天有力气继续干活）、结婚生育（培养下一代无产阶级）、教育（掌握劳动技能）等等的总和，除此之外没有剩余，也谈不上钱生钱。个别工人持有的一点股票、期权等等并不改变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被剥削的境况。这才是“穷爸爸”和“富爸爸”的真相。如果单单从“钱”的多少，而不是“钱”的使用去看，就是上了资产阶级的大当了。
资本主义法制号称“保护私有财产”，故意模糊“资产”和“生活资料”的区别，用表面上的平等来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实际上，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保护“资产”，就是在保护资产阶级用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权利；而保护工人阶级的“私有财产”，是保护“生活资料”，其实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基本生存，防止杀鸡取卵式的过度剥削，以便让工人长期持续高效地供资本家剥削。这是从正反两方面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为剥削剩余价值服务的：一方面保护资本家有剥削的权力，另一方面保护工人满足被剥削的条件。所以，要看清资本主义生活运行的本质，必须正本清源，分清楚所谓钱到底是“资产”，还是“生活资料”，而不是混为一谈。
现实中共产主义实践的问题在于，赢得政权后，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搞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和执政党成为最大的资本所有者，所以转变成资本党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和“使命原罪”没有关系。
我的软肋的确就在这，因为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获取足够的信息和准确的例证，只好退而求其次，先试图把整个系统的脉络说清楚。很多时候，在写的过程中，系统的漏洞自然显现，也就能边写边调整系统，我想人类社会的进程也大致是类似的。
这是一个融合的世界，华人早已不是历史上那个以天下为念的人群，在今天，我们好不容易能从西方的重压之下缓过一口劲，也因此就能慢慢绕过西方为我们挖好的陷阱去寻找我们自己的融合之路。
工业化被过分夸大了，其实社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太多。西方主导的工业社会其实算是一种奴隶社会的升级版，而中国主导的工业社会，个人认为将会是所谓“封建社会”的升级版，具体等写出来，到时再一起探讨一下吧。
实际上，但凡是商业，价格剪刀差就是必备的。所谓按市场自由调配的价格差在现实世界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每种物资的定价权必然会被动手脚，比如强力部门控制石油和粮食的定价，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就被大量集中到特定的人群手中。因此所谓的剥削，其实就代表着权力分配，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比如以前经常见的“批条子”。
社会要发展，财富就必然会被集中，“剥削”本就是一种必然的手段，否则国家将无力进行任何大型工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马克思用一种极端的情况来指代这一正常过程，这和基督教指认异教徒罪恶的方式是类似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是被剥夺大部分权力的“非人类”，那时代的被统治阶级基本都被当作工具而非人来对待。因此与其说马克思在控诉“剥削”的罪恶，不如说他只是找了一个最直观的切入点，这和犹太人的“原罪”是一样的。在那以后的时代里，工人们与其说是反抗剥削，不如说是在争取获得“人”的地位。
你似乎有把这个词的含义重新定义的意思，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讨论了。重申一下， 我指的剥削，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资本家利用对资本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劳动成果中超过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的部分。
国家集中财富进行大型工程建设不在此列，不能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必要性。不能说因为国家需要集中财富，所以“剥削”是必要，进而说资本主义“剥削”是合理的。这里存在一个的逻辑错误，前一个“剥削”不是后一个“剥削”，不能先扩大“剥削”的定义，先把合理的财富集中也算成剥削，然后说财富集中是必然的，所以全体剥削都是必然的，进而说资本主义剥削也是必要的。
以老兄的观点：
A工人工资1000，利润10000，工人可以过好一点的一日三餐
B工人工资500，利润10500，工人过比较差的一日三餐
那么A就不是剥削，B就是剥削吗？
即便在工人被看做“非人”的时代，一日三餐基本还是能维持的，资本家也不是傻瓜，动辄把工人这种“工具”给饿死，工人缺的是做人的尊严，而非什么“超过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的部分”。
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统治阶级是靠定价权把工人逼迫到廉价出卖劳力的境地，如果不把工人看做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正反馈体系。而为了让工人听话，国家力量的强力镇压是一环，以教育垄断和进行贫穷原罪的洗脑是更加重要的一环。
不太明白你举的例子，二者都是剥削，有什么问题么，从我前面的观点好像推不出你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可以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养活他自己（和家庭），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前者产生的价值也就是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
你说“工人缺的是做人的尊严”是完全正确的，连自己的劳动所得都拿不到，要看资本家的脸色才能活，尊严从何谈起？
看来我们观点的区别在于怎么看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我认为前者决定后者，而你似乎认为后者才是其决定作用的，不知是否误解了你的意思。
这个问题讨论下去足够把楼歪得不成样子的，还是先把坑填完吧。你的观点很有意思，期待后面的部分。
个人觉得马克思用了以偏概全的方法来论述剥削的问题。实质上最苦难的工人是那些老弱病残，从“工具”的角度考虑，这些是用旧了需要淘汰的，自然无法享受到基本物资保障，而多数工人在有效周期内是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我们惯常从工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使得我们过于注重那些被马克思拿出来举例的人群，而其实就工人阶级的整体而言，所谓“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压根不是问题，否则没有工人的持续劳作供给，资本主义早就自己衰减崩溃了，怎么可能越来越强，要知道资本家们可都是翘着二郎腿风花雪月的。
人类历史上，上层都是要靠下层供养的，所以所谓的剥削从来都是存在的，奴隶社会的剥削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不惶多让，国家的能动力包括税收和各种垄断国企在内其实都带有“剥削”的属性，不然国家哪来的“钱”，要说最大的剥削者非国家莫属。从汉武帝到拿破仑乃至希特勒、罗斯福，不“剥削”谁打得起仗。至于一定要让评价剥削的合理性，那资本家的剥削都还具备可持续性，国家的很多政策都是不可持续的，你怎么评价？
建议您在批评马克思之前最好先多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别把不是他的观点加在他头上。不过还是您先写完再说吧。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不经意地想过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工作？问题的答案似乎也早已毋庸置疑：因为要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找到喜欢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似乎大部分人都在抱怨自己的工作，期望着尽早退休。那么这个问题背后是否另有玄机呢？
我们都知道富人们是不用工作的，即便工作也是兴趣爱好，故而很多人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地赚上一笔钱，提前退休去过富人的生活。可是富人们不用工作是天经地义，那么普通人要工作也是天经地义吗？我们知道在古代，穷人们也是可以不工作的，因为可以天高皇帝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是那样的生活没爱疯也没别摸我，于是有抱负的人会出山闯荡天下，追求一声令下山川变色的快感，大抵这些人在面临人生豪赌时都会扔下一句狠话：大不了回家种田！家乡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可以不愁吃穿的地方。但是随着一个西欧岛国的圈羊运动，传统的家乡渐渐在人间绝迹，只能存在于很多人的想象之中。
在西方历史上，总是充满了对人性的不信任，他们不认为人性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故而希腊时代，他们用生存危机去逼迫人性，在罗马时代，他们又用权力去诱惑人性，在基督时代，他们干脆把人性圈禁，用使命和原罪替代人性。虽然文艺复兴重新解放了人性，但是最终当工业化降临时，西方人固态重萌，再次以科学的名义把人性又给关了禁闭：我们宁可相信数字和药水也不相信人性。当然西方人这么做并非完全没道理，人性天然有转向细胞性的冲动，而如果大家都转向细胞性小富即安，或终老山林，那么谁来抵御灾害，谁来开疆蓄奴，谁来搞工业化（工业化早期是血汗工厂）。但是你要说这就是真理，那么古代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自古大部分时间可都是相信人性的，也没不思进取到亡族僵化的地步，恰恰相反，古代大部分时间中国都远远把西方抛在脑后，反而是明清中国开始引入西化后，中国却快速落后了，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宋元是中国从放开人性到干预人性的转折点，宋时中国积极寻求靠机械和金融之力来平衡北方的骑兵威胁，这其实是今天美国不对称战争策略的原型，但是时间显然没有站在宋朝这边，蒙古骑兵碾碎了古代版的“科技金融兴国”之路。宋元之后，中国人就显得不自信了，朱元璋这个土包子在删改孟子的那刻，儒家变成儒教就成了定局，很难说儒家这个转变有没有西方宗教影响的影子，但是显然这是一次中西合璧。朱明用东西厂和儒教双管齐下的统治方式基本实现了宗教裁判所和教廷的职能，此后的明朝体制也就越来越象君主立宪制，皇权被儒教大肆侵占，以至于皇权不得不扶植阉党来制衡。到清时，儒教的强势成为定局，却也让中国步入中世纪的迷局。
水浒让我们看到了自由人性的众生态，那种肆行无忌却又恪行天道的人性让我们体味到了人主宰自己的能动性，虽然宋江从一开始就在寻求一种细胞化的回归，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没有灾难，没有诱惑，没有宗教的驱使，人性依然能表现得相当完美，并不比西方的所谓圣徒们逊色。这就提示我们，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难道一定要用各种模式化“生产”出来并以交配权、居住权、医疗权等等胁迫或是爱疯LV等等诱惑出来的人性才能为工业化服务吗？当人类只需要2%人口就能满足所有人生活物资供给的情况下，相信人性还是控制人性这就成了中西文化再次合璧的关键关口。
中学课本里有一句著名的“嗟，来食”，现代西方社会文明了不少，大致是这么说的“在生存权面前，人的尊严是可以抛弃的，利益是一切，你吃了才有力气为我服务，双方都有利”。两种说法都践踏了人的尊严，而要是古代的中国乡绅，大概会怎么说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我发达你落魄，但是希望有一天你发达我落魄的时候，你能记住今天。”人生很多时候是一个圆而非一条单行线，西方的工业化社会，期望以一群不求回报的工人来赖掉富人们的责任，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上帝不停地馈赠“科技大发现”，首先是煤，其次是石油，再次是铀，接下来是他们朝思暮想的聚变高能物质。从人类发展角度出发，目前的工业化社会大致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即——工业化养活更多的人——更多人需要进一步的工业化——养出更多的人——地球爆掉，求移民。可是移民最佳的办法是扔一对亚当夏娃过去，可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另一个星球也很快会被几何增长的工业化人口挤爆，于是整个宇宙就是这样的状况：有人的爆掉，没人的等待爆掉……令人崩溃的肿瘤型宇宙。或许很多人会纠结于开除球籍的问题，几百万年前人类全是猩猩，如今我们老要当心美国人开除我们的球籍，那么送了人出去，若干年后不照样变成“外星人”回来开除我们的宇宙籍？那发展科技个什么劲？
其实今天的西方富人们何尝有过啥“坚定的信仰”或是清教徒般“坚决对原罪说不”，可是人家怎么不担心人性的软弱呢？因此当西方富人们回归人性与细胞性的那刻，所谓的以科学方法来“管理人性”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了，富人们只会拼命想办法给穷人们洗脑，告诉他们贫穷是罪，必须努力工作以换取爱疯和交配权；而穷人们在传媒的狂轰滥炸下也坚定地相信，努力就一定有回报，殊不知穷人的努力就如股市的8亏1平1赚，就算你“赢”了，实质上也是从那8亏身上赢的，你变相成了富人的狗腿子。不过工业化社会却也因此蓬勃发展，虽然发展有些过度（东西多到要求着人买），但是本质上富人并不把穷人当人，他们以玩弄穷人的人性为乐。这就象一个怪圈，穷人们拼命工作提供富人们更好的生存环境，富人们欲望增长要求穷人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变着法子让“1赚”们想出更多诱惑穷人和整治穷人的办法，于是多数人无论怎么努力却似乎始终和提早退休搭不上界，甚至生活还有可能退步。
怎么面对这样的局面，难道只有文革或是周期律吗？还是要回去传统中国社会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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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基底是数字代替人性进行管理，故而我们总是刻意回避人治而讲科学法制，只是显然这世界很难有完美的事，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麻烦的莫过于恐怖袭击。现在美国还能靠种族和宗教线索来抵御恐怖袭击，可要是这两个要素不存在或者淡化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车臣对于现代社会实在是个梦魇。
人心难测，也许今天还是个正常人，明天就走上了对抗社会的道路。在数字化社会里，怎么应对人心的善变是个头疼的问题。现代社会用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盒子把人都分割开来，私人领地不可侵犯，以往的亲朋邻里关系变得薄弱，大家都不爱多管闲事，而这往往就成为罪恶的温床。简言之，现代社会的基层太松散，有很多空隙，给各种极端思维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如果作一个类比的话，现代社会就象是一个机械体，机械零件间的空隙总是很大的，故而老鼠蟑螂之类总是很容易找到安身之所；而相对应的传统社会，就比较象生物体，各种结缔组织脂肪组织挤得满满当当，空间也就没有了。
在现代社会中，基本单位是家庭或者个体的人，故而排列组合呈现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教育的单一性，基本单位的同质化非常严重，使得社会的多样性严重不足，现代常见的跟风聚集效应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连带的社会成功模式也就严重趋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为家常便饭。也难怪顶层的精英们会叹息群众就是一个愚蠢的动物。而在中国古代，跟风的程度往往比较有限，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层的组织结构在政府出面前就阻断了跟风，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组织就是——家族。
家族有大有小，最小的家族也许就是一个四世同堂。相对于家庭和个人而言，家族已经是一个小社会，家族的族长可以自己规划子女的未来，故而使得家族显得更为多样性，当然自由度也就下降了。现代社会总是诟病家族间的裙带，认为这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造成社会固化，但看问题要分两面，家族坏的一面是固化，好的一面却是为社会充当了足够的缓存带，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回旋余地，使得错误政策的伤害性显著降低，故而古代的中国群众可真不是好忽悠的。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是现代社会的“择业”和“嫁郎”带有很大的赌博性质，这是今天的人普遍抱怨自己的职业和离婚率高企的根本原因。作为家庭去判断子女的未来职业是很吃力的行为，而国家的就业和招生指导更是动辄就导向过度，平衡极其困难，各种专家指导和亲友建议也是各种不靠谱。这在家族层面就没有问题，整个家族总有一个导向，年青人自己不会判断，就由有经验的族长代为安排，至少族长还是可以信赖的。当然也有被“牺牲”的，但是相对于个人的盲目搏击，总体上还是显得更合理一些。婚姻的问题也类似，现代人开始回过味来重新认识到“门当户对”的重要，但作为同质化严重的家庭间的“门当户对”一样是非常短视和急功近利的，这也变相加剧了社会成功模式的趋同，娶富家女当跳板和嫁入豪门这种非门当户对婚姻变得更让人羡慕，殊不知这样的野心家人品实在都堪虞，中上层越来越多这样的跳龙门者，整个社会会滑向何方是显而易见的。
家族间的裙带一方面固化了社会，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的换血带来重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只有古代中国发展出了科举，可是真的是西方人愚笨连科举都学不了？如果真是好东西，作为始终都还是保持交流的古代，科举的好处西方的统治者何尝会不清楚，之所以他们搞不了科举，就在于他们的中层结构是教会而非家族。
状元是古代的香馍馍，可是我们都只看到了状元的才学，却忽视了中状元后屡屡发生的事，那就是——入赘。实质上，所谓的科举和比武招亲乃至抛绣球招亲是同类事物。这是家族社会发生的常态，族长们当然都希望能引入人才光大门楣，而如何认证人才光靠族长的慧眼无疑还是不够靠谱，因此，最后由国家出面来牵这个头，搞一场国标的“上门女婿等级认证考试”无疑是众望所归的事。今天的很多人也都明白过来：所谓的大学文凭，并不是说你高人一等，而只证明你学习能力比较强。而人才的第一要素，当然就是学习能力。
于是古代的中国在中层结构上，由于人才选拔机制的合理，自然也就显得比西方那帮只懂搞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票蛮子先进得太多了。故而虽然就人性细胞性层面上，中国更倚重天然人性的个体拼不过西方靠使命和原罪加持的“圣徒”们，但在总体上，却甩了西方八条街不止。只是世事无完美，东方的家族化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固化”就能概括的，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