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亨廷顿的宿命论魔咒：领导暴力革命越成功的政党自误将会越深 -- 隐字术

那是亨七十年代初出时提出的，那时候亨甚至认为苏联至目前的统治都是政党政治成功的典范，而这种成功本身会否成为苏联政党政治灵活性的障碍，这是亨的着眼点，他提出的只是一种能指，怎么能说先打靶后划圈呢。

我的意旨在于TG和美帝在新的“历史周期律”作用之下的抗击打能力，谁强？是现在的民主体制强一些，还是威权体制强一些？

一般所指的历史周期律，指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表现为体制自我调适能力丧失走向僵化，对民生诉求的敏感度和反应能力完全失灵。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威权国家即使“大家还能吃得上饭”，甚至生活水平处于明显的上升期，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作用仍然频频发生，表现为体制应对不了发展带来的不平等意识所推动的社会参政诉求的增长，缺乏有效的政治吸纳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这是我准备宝推的文章。

好文。

这句话里面的“威权国家”四个字换成“民主国家”，照样成立。

所谓的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的划分，根本就是个用来意识形态攻击的词汇，对理解现实毫无帮助。

比如民主体制下的泰国内部族群分裂严重，比如民主体制下的委内瑞拉，最终选择了走向威权的查韦斯，比如民主的魏玛，过不了多久就纳粹，更不要说革命专业户法国了……可见，民主体制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弱，个人认为原因是民主的虚伪性，能吸纳的也仅仅是社会上层，话题主导权也在上层手里，从而忽视了下层的需求和真实声音。

嗯，社会科学领域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发生学的J理论（戴维斯），说世界主要革命发生都是在“经济上升期”……

历史周期律更多的和基层治理形式关系非常密切，是真正的大政治，统治模式相对来说是小政治，因为顶层制度设计往往也抗拒不了这种底层基础架构的意愿和变迁，除非政治动员力强大，而一般威权体制的政治动员力都比较强悍，在调节国内关系方面，只要不是存心腐败，或者放纵手下掠夺，一般都能做得较好。

威权体制下的萨达姆和卡扎菲在没有强力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还是很强大的，至少是能够压制得住国内反对派的。

说到底还是个力量平衡、度、时的问题，只要家长是相对公正（不论是民主出来的家长，还是威权出来的家长），外部压力不太偏向，就都能表现强大的抗击打能力。

亨廷顿的说法确实很主观。

任何革命上台的，比如朱元璋，其团队必然是组织严密的、动员能力强悍的，但其政权的维续，并不看这个，要不就会得出结论，世界上最好的体制是：家天下封建独裁了。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他是否会总结出“越健康的人越是会成为吃药治病的障碍”呢？

会打江山的，未必会坐江山，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炀帝杨广。

但是反过来，不会打江山的，有能力坐江山吗？从国力衰弱中用和平手段把国家中兴变强大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吗？

世界历史上，有过吗？为啥中国说我们要和平崛起，外国人不信呢？

如果从理论上寻找近亲，亨的此类观点是韦伯的“官僚铁律”的强化版，亨更进一步的将官僚铁律的源头发生装制进行了细分。我们知道，人们对韦伯理论的批驳就在于韦伯犯了历史普遍主义的错误，用一个“铁律”将历史上所有分期的体制概而括之，只有普遍没有特殊，只有抽象没有具体，搞了一个形而上的模式，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对不同历史分期的官僚体制其呈现的特殊性及此特殊性背后的历史动力缺乏关注，从而使人们的思维封闭在一个非过程化的“铁律”之中，韦伯的历史悲观主义也正源于此，他对人们能挣脱这样的铁律或者说周期律是悲观的。

亨的观点同样如此，只不过他从体制原初的发生将韦伯的观点进行了细分，他照顾了一些特殊性，但问题是他照顾的这个特殊性是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且这些特殊性也现象性的，他预设了个前提就是：美式民主是亘古不变且最完善的民主形式。从而在理论上将其与官僚主义体制予以二元对立，从而使读者的头脑成为其在两种体制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式比较的封闭式逻辑的跑马场。实质上美式民主同样存在官僚体制的，只不过这样的官僚体制呈现的特殊性与其所说的威权体制的特殊性有着现象上的区别。如果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美式民主和威权体制实质都是“威权体制”，区别在于美式民主将人的实质平等诉求压制在通过对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进行割立的意识形态操控手段创造的“政治无意识”之中，精英民主指引下的以政治自由面目示人的形式平等的民主体制，对财富和权力的关系进行了一次不同凡响的“重组”，那就是权力对财富的获取不再以人格化的权力主体直接压迫的方式进行，而是退居于间接的方式：对资本的间接控制以完成经济剩余的榨取。再加上西方对民主、“小政府”的吹捧，人们逐渐对权力在经济剩余榨取中的作用淡化，权力退居于幕后。而资本本身就作为“看不见的手”，被市场概念予以置换，这样，政治自由的期许成了可以使民众精神自足的无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是西方传统上的议会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呈现的一种进化，也是为应对现代性启蒙强大力量作出的必然调整。让被统治者与政治统治合谋来统治自己，这就是存在于美式民主华服下的官僚政治的实质。用穆巴扎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精英民主是一种达到顶峰的威权主义形式。

而领导革命成功的威权体制由于历史原因，其内卷化地承袭了过去时代的威权政治结构和理论（请注意这里与美国政治体制发生机制的区别），其应对现代性的手段是新威权体制对实质民主的承诺和期许，但新威权体制面临的困难是：为实现其承诺和期许的美好生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赶超发达国家证明自身优越性，想法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办大事，而办这样的大事就必然要进行资本积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例，计划经济的手段就是以官僚来替代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这就埋下了“社会主义信仰”正在被现实政治、经济需要侵蚀的种子，体制必须不停地以意识形态宣教期许人们“美好生活的迟早会到来”，人们对信仰怀疑的增长和对现实利益的渴求将呈难以遏制的正相关，工人逐步失去对这种信仰期许的信心，官僚由于没有寻租空间也只是简单接受指令机器，历史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积累是难以为继的。但作为一个信仰受侵蚀但组织结构依然严密的政治来说，其执行力仍然存在，那就是如果信仰置换成对利益驱动，这实际上就将一个高度组织严密经过战时考验的高执行力的政党组织打造成了一个完全受利益驱动的“经济动物”，在这一点上，汤因比曾经指出战后的日本可能成为一头疯狂的“经济动物”，因为日本的战时统制体制正具备了这样的组织和发动能力，而日本后来的政治演化却似乎受到TG某些精英的期许的（这一点是本人近期与河里曾经的某体制内大牛交流偶得）。

以利益驱动置换信仰是与体制调整互为因果的，将一个高度严密、党政平行架构且高度讲政治、等级森严的政党组织体系打造成受利益驱动的资本积累机制，就是把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却毫无结构灵活性的体制改造为一个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层层寻租”的体制，这大概就是某些大牛所谓的“官办经济”吧，直接后果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高度结合，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直接榨取资本积累不同的地方在于，权力有了寻租空间，并且接受了资本作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剩余的榨取，资本积累不再简单地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目的，其本身就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了，并且契合在生产和市场之中。以权力寻租作为动力源的资本积累，这就是官办经济的特色。由于权力、资本的双重剥削，其积累速度之快也是惊人的。虽说，同样也以权力控制资本的方式来获取财富，但权力的面目以如此庞大的组织为表征，以及过于庞大的官僚集团为维护既有分配利益格局的稳定而强力抑制政治自由，使得民众对权力的反感与日俱增，而权力的组织直接作为资本积累的行动者，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权力的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行使着压迫剥削之事，权力在民众心目中成了压榨者的代名词，这样意识形态实际从信仰彻底走向了反面，人们对任何来自权力的道德说教都不再信任。在资本控制方面，权力的组织以官办经济的姿态走在前台，在抑制政治自由方面，权力的组织同样走在前台，这就与西方以政治自由、“小政府”的形式诱导人们对资本和权力压迫予以“忽略”的政治意识形态操纵截然不同，人们最强烈感受到的是“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之下”的压制，这与反压迫、反威权的现代性普遍意识是存在显性矛盾的。西方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上，一直以解构为主，压制为辅，因为，历史也已证明，任何与现代性正面冲突的政权无异于自杀，所以以现代性对传统、威权的反抗意识来攻击现代性对实质自由、平等的渴望，挑动现代性意识成份的内斗达到现代性解构的目的，这就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旨趣。

当然，作为美式民主辩护士的亨廷顿们是不可能将这些点破的，亨是洋洋得意坐实在自家民主优越性上对威权体制的进行指指点点的。但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价值判断的立场上，就对亨的言论彻底无视。如果我们不认真分析亨廷顿们公开放言的这些道道，而是以价值判断的方式直接无视，那么，别忘了，亨廷顿们刻意掩饰的那些（如上所述对两种官僚体制的比较分析，而非站在民主与专制的立场进行的比较）和其指出的威权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合在一起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仅仅以“体制各有千秋”或“民主体制也是虚伪的，其本质也是忽悠老百姓的，所以体制没有可比性”等等说辞，拒绝这样的比较，其结果就是对于政治统治的现实后果及稳固性将缺乏必要的认识，而这一切恰恰是与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因为，毕竟，曾经自我优越感很强的苏联成功地解体了，而解体后的苏联，人民是陷入了持久的灾难之中。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体制，了解它的稳固性及它可能演化的将来，以及在它可能将国家引向灾难时我们能保持一份清醒，不至于象俄罗斯人民那样：天哪，聪明的我怎么会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钱呢。

所以，我在前文中已指出了两种体制忽悠的本质，“亨廷顿们是在‘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形态’前提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来研究忽悠人民的各种方式——比较政治研究，这样的研究及忽悠内含统治阶级如何抵抗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现实诉求，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促进了体制在内部调适方面形成共识，给出了资本与劳动彼此适度妥协的空间；我们的TG及其“砖家”是在内心早已确认‘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形态’，却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来研究忽悠人民的各种方式。”

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我对两种大类型上的体制简单比较以及前文中对亨理论的介绍，并非是支持或赞赏亨的理论是多么科学多么完善，因为亨在理论上隐藏的东西要比他揭示的东西多得多。我只是通过这种比较试图指出西方在对待“合法性”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和TG目前在这方面的非现实主义态度，以及这样的不同态度的根源、后果。在亨廷顿们那里我们是被洗脑的以象，不可能获取全部信息，而我们只能从其比较政治研究的那些“成果”入手去窥伺一番这些“成果”背后隐藏的东西，如果这些隐藏的观点有基本的历史动力支撑，并能反证到亨所揭示的“成果”的正确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宿命论”指在我们面前的那条路了，毕竟那么多一元化的威权体制宿命式地崩溃了，虽然其原因并非象西方指出的“因为它们没有贯彻我们的民主形式”这样简单荒谬。

对我上面在两类政治统治进行比较而指出的一些被亨廷顿们“隐藏”的观点，我想再深入说一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观前后，西方就在实践中懂得“合法性”的重要，从而将恩格斯那带有强烈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民主党最终以妥协的方式纳入同一政治规则之下，呈现了资本和权力在应对政治张力上一种灵活性的政治态度，在这样的政治态度中，西方从来不敢轻易忽视现代性——“人民的力量”，正如历史终结论者李普塞特所言，西方政党统治的稳固性某种程度上还要感谢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教育。这在美国霸权建立的历程中也是有迹可循的。资本和权力在历史关键的转折点上必须懂得收拢“掠夺之手”，权力的统治逻辑在与资本逻辑的冲突中，必须能够生发出让资本和劳动适度共享的冲动和作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发，那么这样的体制就不配在资本主义时代长期生存，亨廷顿们就是认为威权体制没有“民主”的约束（哪怕是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注定失去对庞大膨胀的官僚体制攫取经济剩余的约束，所以它们不存在这样的生发机制。那么TG会不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TG以其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建立的一个信仰支撑和严密组织体系的政党组织，在信仰支撑下的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也无需考虑“合法性”问题，这是其所处阶段的内在属性。而一旦被抽离了这个信仰，只剩下一个组织体系严密的政党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必然会从清道夫变身为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而这个曾经非常成功的政党组织从其建立的原则、方式及其党史历程看，是容不得任何社会组织正常发育的，其性质（是否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其“信仰存续”紧密联系的，信仰是维持其性质不变的纽带。TG，它一手建立的官僚体制在信仰缺失后的利益驱动下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也只有信仰的复归才有可能抑制其生命力的野性生长和反噬，但是失去的信仰还会回来吗？信仰复归的动力在哪儿呢？

如果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对TG没有作用，那亨廷顿试图从更少的例子里面总结个规律出来，对TG有作用吗？

我在续文中提到这个，历史普遍性的问题，它是静态抽象非过程的，只能构成认识的一个方面。

政党和王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用封建王朝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的政党，必须有更高的要求，你说TG是坐江山那不是骂TG和封建王朝是一个样吗，那不是侮辱TG的缔造者们吗？

缔造者是真TG，是打江山的. 现在这个就是伪共，人家自己都说了，要完成从革命者到执政者的转变。这不是坐江山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