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亨廷顿的宿命论魔咒：领导暴力革命越成功的政党自误将会越深 -- 隐字术

的意思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上的差异。

你在用遮蔽与非遮蔽的这个对立说明这个白与黑的问题，其实是用一组概念对立来消除另一种概念对立。你可以这样对我的概念框架作如此处理，好像是超越了我的视点，但是同样别人也可以类似这么说，你的“遮蔽与非遮蔽”本身又是另一种遮蔽。这种文字游戏最后是什么？是无穷的对立来消解原来的对立，是为恶的无限。我们用一组对立来试图阐明这个，其实无论具体用词如何，最终要的只是这个对立本身。你用新的名义上对立消灭旧的，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

黑白，阴阳，酒神和日神，否泰都，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可用的对子。

道家讲的“知其白守其黑”用了一个层次就行了，把这个“道理”告诉了我们。你不觉得再来一个层次说的还是同样事情不是浪费时间嘛？关键是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就行。

知识在于把握eidos，而把握eidos在于回忆灵魂。

形而上学作为一个体系是有“黑”的位置的，因为你一直指向“白”，自己霸占了“黑”，我才跳出这个体系。

形而上学要说的东西就是它自己能说清的东西。但是你把那个形而上学当中黑的东西讲出来的时候，用的就不是原来那个形而上学了，用的就是新的一套形而上学话语，这才是概念辩证运动的真实形态。

举个例子康德说自己写作《第一批判》为了是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可是海德格尔写《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把康德解释成表象性的形而上学。这其实就是康德自己的话语中没有言明，但是确实是处于其理论所支撑的那个阐释空间的晦暗之处，只不过海用了另外一套话把这个晦暗的东西带到了光亮之下。但是实际上他说的话仍然有晦暗，他的解释又把康德哲学在伦理学上的那个用意又给遮蔽起来。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形而上学是为了求黑阿，实际上形而上学根本上还是要求白，那个黑的层次，恰恰是形而上学没有说清楚的层次。

每个认识场景都有双重的对立或者差异:

物和我,这通常是缺省的.

物在我的意识里投射下的"黑白" ，这大概是上面谈的对立.

物我这个差异,和"我"的意识里的"黑白"（认识，知识）这个差异，之间，天然就存在着差异的“张力”。所以,在表达这种“张力”的时候，我并不认为需要添加灵魂，精神之类的多余要素，或者说这些要素不是唯一的，其实质是不同差异的组合。

其实我更关心差异的组合。

只看你是否希望“扬”，是否接受“弃”。其实思想上的东西，“弃”也不是真的放弃，是放下，出世一转身再入世，开阔一下视野罢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原本有一个物我差异，在“我”的意识里出现了这个差异后，“我”的意识参与到了原本的物我差异之中，于是，“我”处于了一个组合的差异之中。

由白向黑的逼近，由形而上向理论对象向现实对象的无限逼近。但逼近的方式有不同，以深入形而上理论体系的深处进行纯理论攻击，必须进行新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新理论体系的建构无疑同样是形而上的，表面看来“守黑而攻白”，实际是建构者霸占了黑的位置（实际已堕入意识形态怪圈），而不是有效逼近现实对象。

如何突破这个死循环，马克思的方法是引入实践，以实践与理论构建的互动作用，来克服形而上的时空割裂症，驱使形而上的理论对象不断向现实对象迫近。

但是你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不？

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既然是所谓的无限逼近，因此整体上需要整个人类历史时间来完成它，一种扬弃是一种形而上学体系对另外一种的替代，而完整的知识在于获得这些形而上学体系的全部。但是这样一个任务不可能在某个有限的人类历史时期内完成。

一种具有具体形态的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理论）要有所表达，就必须是形而上学化的。想要克服形而上学，那也必须是全部历史时期的马克思理论放在一起。

所以你不能认为我们这个世代的马克思学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世代的马克思学说也不可能囊括全部的历史时期。你必须要承认一种学说有自身的限度。

所以之前我的不满就在此，之前咱们吵架，我的要点就是这个。

概念体系的辩证运动把一些东西扬弃掉了，黑格尔把康德扬弃掉了，马克思把黑格尔扬弃掉了。但是也不代表被扬弃的东西就彻底是废物。一种新的概念体系无非是要突出一些时代问题，所以把旧的体系有些东西会给遮蔽了。

辩证法本身是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去掌握这些概念体系，也包括那些被扬弃的，了解的角度越多，看问题自然也就更深入。如果只有有限的几个角度，视野的狭窄会使得分析问题不全面。

所以我才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

以深入形而上理论体系的深处进行纯理论攻击，必须进行新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新理论体系的建构无疑同样是形而上的，

攻击形而上学不是为了消灭这个换个新的替代，那样的话新的替代者当然也必然是形而上的。新的理论体系构建的是对形而上学的理解。

如果说知识是人看到的具体内容，形而上学可以理解为塑造的是人去看的方式，或者说在塑造着人的观念。如果你想改变人的具体观念，你的理论必然是形而上学的，如果你关注的是观念对人的束缚，新的理论体系就不是必然形而上学的。一个人当然必须去认识世界，却并不必然需要一个成体系的观念；一个社会当然需要一个成体系的观念，却并不需要观念对社会的束缚；成体系的观念必然是形式化的或者说形而上的，改变观念适应流变是一个选择，理解流变为观念的改变创造条件是另一种选择。

能谈谈启示之光与胡的先验现象学之间的比较和联系吗？或者分别介绍一下，包括自然之光。

先验现象学是要先放弃世界信仰，然后逐渐还原到先验主体性，然后再从先验主体性构造一个本质世界。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经过先验纯化的科学体系。所谓先验纯化或先验还原，首先要求摆脱世界信仰，对世界中止判断，即放弃自然态度，大体上接近于近代自然科学的那种态度，相信有一个按照物理规则和心理规则建立起来的周围世界，是一个由因果关系规定的世界。具体步骤可以从先验还原向本质还原过渡，也可以从本质还原向先验还原过渡。

最终的目标就是按照这个先验主体性，建立一个胡塞尔认为得到彻底奠基的科学体系。其中自然包括了形而上学存在论和神学的部分。不过按照他的计划，这个神学一定是一种理性神学，而且本质上是非基督教的（这种神学不可能首先接受三位一体这种玩意，这种神学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更接近）。而基督教的启示之光则是要求信徒纯粹从信仰角度理解上帝，具体包括一切的宗教行为——阅读圣经、祈祷、冥想、苦修、研读圣经并坚信圣经就是启示真理自身等等。

自然之光和启示之光我印象中（可能会有错）应该是希腊教父奥古斯丁首先提出来的。他自己本来是异教徒，好像是出生在希腊化地区（可能是亚历山大里亚）对多神崇拜和希腊哲学很熟悉。他把宗教的方法归于启示之光，哲学的方法归于自然之光。而这种“光”应该是来自更早的柏拉图哲学中隐喻，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念世界就被比喻为太阳，而对理念的把握就被比喻为被太阳照到。在奥古斯丁看来宗教和哲学都是获取真理的方式，但是手段有所区别。宗教的方法主要归于信仰，依靠启示，被称为启示之光；而哲学的方法，依靠理智，被称为自然之光。虽然他把信仰排在理智的前面，但是并不排斥理智的方法，并且认为“真宗教就是真哲学，真哲学就是真宗教”。但是后世的不少基督教思想家有不少并不是这么想的，其中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就是一个代表，提出绝对的信仰主义，极度贬低自然之光。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唯其荒谬，我才相信。”这句话是指涉的是耶稣死而复生这样的奇迹（基督徒相信奇迹），表明对奇迹这样的宗教真理必须依靠严格的信仰才能把握。

超越的、实体的客体如何在认识行为中被切中，它首先被意指为何物，并且这种意指的意义如何在持续的认识联系中有步骤地得到充实。--胡塞尔

如果我是宗教人士，我就将胡的先验还原看作搁置自然之光探求启示之光的努力，这与我们教友极度贬低自然之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如果我不是宗教人士，我就将启示之光看作是先验还原的神学方式表达，在表达对神学尊敬的同时批判一下其对知识的垄断。

可以去看看我写的这篇短文[URL=]http://www.philosophyol.com/bbs/viewthread.php?tid=30035&extra=page%3D1

[/URL]是两个词transzendental和transzendent

前者是向本质结构的超越（eidos），后者是向神学维度的超越（实存）。

这个涉及他早期的意义理论。他的意义理论以eidos为核心，其他的内容都是依附于eidos，如被意指的对象性（被意指为何物）和其认识功能的实现（含义的充实）。

例如，一个意向性的活动，实际上发生着两种意义上的“超越”。如意指一张桌子，这个意指的核心（eidos）就是这个桌子的观念，而对象性的内容（带有存在设定的意识的实在内容，real）则是超越于视野中对这张桌子的看（意识的实项内容reell，或者可以大致理解为感性材料），这是第一层超越。在意指的过程中，如果不再保持为单纯的意指，而被赋予了实项内容，则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认识功能，这个环节被称为充实，即我不仅仅是在意指桌子，并且在眼前看到了它或者在回忆中回想了它。但是充实对于任何意指行为都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如对这张桌子的观察可以以无限多的角度进行。而第二种超越就在于通过充实达到的认识功能之完成，把握了含义意向的那个eidos，此是为由实项内容向本质内容的超越。而胡塞尔本人是更看中这第二种超越，而第一种超越他认为是建立现象学哲学首先要避免的自然态度。

你引的这句话应该是《逻辑研究》里的内容，这个时期他本人还没有一种回溯到先验主体性的那种想法。

那个时期的想法比起神学更类似于数学，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自然之光寻求启示之光的话，那么大致对数学也同样可以被这么说。

先验主体性首先要求自然态度的搁置，是反自然科学体系的态度，但不是反科学的态度。与此相反，这种探索恰恰是为欧洲的科学体系寻求重新奠基的尝试，是希望本质结构的观念有效性来消除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自然科学体系之不严格性（例如开普勒三大定律以及当代常用的依靠经验公式进行数据拟合的方法或者数理统计的方法，这些方法处理实际问题有效，但在胡塞尔看来都在使用经验一般化的方法，而不具有本质有效性，就科学理论的严格性上仍然存在缺憾。而本质有效性在整个西方思想中的典范其实是欧几里德几何学。不过胡塞尔认为西方思想体系追求几何学的那种严格实际上表现了对最终严格性的追求，但他并不把这种严格性归于数学。实际上20世纪早期的那些数学基础方面的争论，他也参与到了，写了一本《算术哲学》的书。但是后来他就完全抛弃以数学物理科学方式为科学奠基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种方式也是成问题的。）所以这种尝试仍然首要意义上是理性主义的，即使纯粹意识的分析架构可以同样用来建构神学，但这并不是胡塞尔本人首先关注的那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