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京杭大运河简史——王朝生命线的兴衰（申请认证） -- 删ID走人

这是以前写的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一篇短文，申请认证会员，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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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历经2000余年沧桑，肇于先秦，兴于隋唐，完善于元，极盛于明清，衰败于清末，复兴于建国后。它曾经是帝国的生命线，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它更是中华水利工程史的丰碑，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它还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了运河两岸一个个名城的繁华和兴衰。

我国东部的水系河流的流向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流，各水系之间又有山脉隔绝，农业时代南北陆路交通极为不便，人们自然想到开凿运河沟通各个水系，以缓解陆路交通的艰辛。京杭运河历史上大规模的开凿和扩建共有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隋和元。

京杭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486年，即春秋时期鲁哀公九年。吴王夫差为北上和齐国争霸，在今扬州和淮安之间，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水系，以便于输送粮草和军队。开邗沟后3年，吴国又继续向北开凿，在商鲁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名荷水，使沂水（泗水支流）、古济水相连通。于是吴兵船粮草便可从长江出发，由邗沟北上经泗水，再由荷水通济水至黄河。除了邗沟—荷水之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开凿了很多运河及水利工程，以用来运输和灌溉，著名的包括，郑国渠、都江堰、灵渠、鸿沟等。这些水利工程的目的，不外乎军事及农业。所以京杭大运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国的政治、军事、农业乃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了。

从秦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近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开凿的水网运河大体保持不变。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京杭大运河第二次大规模开凿和扩建的历史来临。

由于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战乱，北方残破，中原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到了隋朝，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为连接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统一全国。公元584年隋开皇4年，隋文帝杨坚开广通渠，由大兴（长安）自潼关通黄河，公元587年隋开皇7年，隋文帝在扬州开阳山渎，对邗沟进行裁弯取直，进行漕运，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开凿通济渠。通济渠：又称汴水、汴渠、汴河，全长1300余里。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公元608年隋大业4年，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南引沁水入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1900多里。公元610年隋大业6年，隋炀帝重开江南运河，自镇江直达杭州，共800余里。仅26年之内，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点，全长四千余里的南北大运河体系已经形成。

隋炀帝为开凿运河和征辽东高句丽，几年之内征发数百万民工，役民力到极点，天下大乱，数年后隋亡唐兴。从唐太宗贞观18年（644年）至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多次征辽东，先后灭百济、高句丽的战争。多是利用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进行输送粮草和军队。高宗以后，关中地区的出产已不足供养长安城，大唐帝国的繁荣完全依赖江南漕运，随着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超过了北方，中唐以后更是“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唐人皮日休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残唐五代，军阀混战。最后宋太祖赵匡胤一统中原，定都汴梁，原因就是汴梁有江淮漕运之利。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中，舟桨往来，桅樯林立的汴河，道尽了当时汴京的繁华景象，这汴河正是北宋的立国之本。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每年经汴河运往京师的漕粮数目以百万石计。

宋、金之际，金人南下，加上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汴河逐渐壅塞，宋、金、蒙南北对峙时期，漕运亦断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漕运路线大致为，由长江辗转入淮，逆黄河上达中滦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陆运180里至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再入御河（今卫河），水运至大都。因运河河道多有壅塞，水陆转运颇多不便，而海上运路往往风信失时，又多倾覆。于是，元朝政府着手组织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与修凿。京杭大运河第三次大规模的开凿和扩建时期来临。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2年，考察江淮到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于是，元廷逐步在山东西部大力开挖新的河道，大运河弃“弓”走“弦”，“人”字形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绕道洛阳。

公元1283年元世祖至元20年，济州河开凿成功，从济宁到东平县共150里。公元1289年至元26年，郭守敬主持开凿会通河成功，从东平县到临清，共250里。此段是大运河地势最高的河段。此工程历时6个月，中途建水闸30处，可随时调整流量。

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30年，郭守敬主持开凿的通惠河全线竣工，从通州到北京积水潭，全长160余里。至此，京杭大运河南北全线贯通，杭州的漕船可以直接驶到北京城内，全长1794公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京杭大运河。

元祚短暂，终元一朝，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明初洪武年间，北伐蒙古残余势力，为供应北方军粮，首先恢复的是海运，由于海运多有险阻。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即征发民夫重新整治大运河济宁至临清段，恢复河运。公元1421年明永乐19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迎来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打击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五次亲征蒙古，又沿鸭绿江至嘉峪关，重修长城，设九边镇屯重兵，以防蒙古南下。而后，又迁都北京，修紫禁城所需的大木、石料、金砖等物资多由大运河水路运输。迁都北京后，整个政府机构的官员随之迁至北京，加上京城三大营及长城九边的屯兵，每年所耗之粮多由大运河漕运供应。宣德朝后卫所败坏，更是“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终明一朝，经大运河漕运入京师的漕粮平均每年在四百万石左右，最高时达五百万石。因此，明代统治者无不视漕运为“朝廷血脉”，“国家大计”和“治世之要务”。

既然王朝的兴衰系于漕运，明代朝廷对十分重视京杭大运河的管理和整治。公元1411年明永乐9年，会通河於塞三分之一，明成祖朱棣命宋礼疏通会通河，宋礼在汶上县访得汶上老人白英，用白英的“引汶济运，南旺分水”之法，使会通河的漕运量提高了十倍。公元1451年明景泰2年，又设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总督大运河漕运事务。公元1528年明嘉靖7年，吴仲主持重新疏通大通河（即通惠河）。由于宋代黄河夺淮入海，从徐州到淮安青口500多里河段，大运河以黄河为漕粮运道，所以明清时期治河即治运。公元1578年明万历6年，明代最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策略。“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潘季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淮河、黄河、运河联在一起全面整治的人，潘季驯500里堤防和洪泽湖高家堰加高工程竣工后，漕运得以维系。公元1604年明万历32年，为避开黄河漕运，又开凿泇河。

明清易代后，满清统治者携十几万八旗贵族入关，定都北京，同样依赖大运河的漕运。所谓“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于东南数百万之漕粮”。满清政权的稳固还是维系于京杭大运河。清代对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康熙年间命靳辅开中运河以全程避开黄河，加筑高家堰等工程。在管理运河机构方面，改明朝的漕运总督为河道总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势力逐渐进入中国内河，漕运逐渐式微。公元1855年清咸丰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致使京杭运河南北断流。公元1901年清光绪27年，漕粮折银，漕运停止。宣统年间，津浦铁路通车后，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没有漕运的大运河多处淤塞，许多地段已不能通航。

自京杭大运河诞生以来，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维护和保障其贯通的，一直是通过国家力量的维修建设。由于水源短缺和黄河泛滥，大运河的生命一直都很脆弱，维护和保 障与开凿一样都是浩繁的工程。末期的清廷和以后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曾嚷叫要整治运河，但始终未曾赋予实施。昔日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货积如山的码头、摩肩接踵的市场，随着运河的断流停航和废弃，也逐渐变成了遗迹，甚至荡然无存。运河两岸和河上的许多民俗风情大多散落民间，逐渐销声匿迹。解放后，国家虽然对部分河段进行了政治，但大运河的风采已比不上明清时期。现在，缺水少运的大运河已不能全程通航，其中通航里程为1442公里，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

不过随着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以京杭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的东线工程必将给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带来新的辉煌。从大禹治水开始，治水造就了中华民族，大运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是京杭大运河，当年她曾乘船经这里去杭州玩，前后不过两三年，就废弃了，让人唏嘘啊。

期待着大运河新的辉煌。

基本在运河和东西向水系的交叉处。

从南往北，运河与长江交叉处有了扬州，这个就不用说了。

淮河／黄河交叉点为清江浦，今天的淮安。当时运河在清江浦穿越黄河，因为黄河为地上河，漕船过黄河相当凶险，所以南北来客都在此休整，成了一大重镇。也是因黄河为地上河，淮河被夺了河道以后无处可去，经常向东南冲断运河，所以筑了高家堰，人工抬高淮河水位，使得淮河水能汇入黄河，生生憋出来个洪泽湖。结果漕运废了以后，本来津镇铁路要从此地经过，因担心洪泽湖的那盆水，加之淮南发现了煤矿（这点很重要，当时火车都得用煤），所以铁路改成从皖北走，成了津浦铁路，清江浦就彻底复兴无望了。

运河和大清河交叉点为山东阳谷县张秋镇，大清河就是今天山东境内的黄河，1855年黄河改道至此，大清河向东可以通达山东腹地，所以张秋也曾是个商贾云集的重镇，不过现在提起张秋可能没几个人听说过，因为黄河改道后从此地截断运河，黄河破坏力太大，结果张秋今天连个县都没混到。大清河的上游是汶河，为运河提供水源，山东汶上县南旺镇海拔38米，为大运河最高点，汶河水被引到这里，三七分水，七分向北，三分向南。

和卫河的交叉点是山东临清，被称为小天津，卫河向西可以通到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明中后期临清关所征之税一度为全国之冠，可惜也是铁路没过，现在就是个县。

再往北就是和海河交叉的天津了，这个也不用说了。。。

在关中可以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对运河依赖不大，安史之乱后关中再没能恢复元气，而逆河而上的运输消耗太大，所以之后的王朝建都都以关东为主了，宋太祖曾经打算迁都关中迫于现实也只能妥协了。

我家就在京杭大运河边上，步行不过500米，我姥姥家在对岸，从小无数次渡过大运河去走亲戚，现在也住运河边。

我济宁兴业运河衰也运河，元明清三朝在济宁设立河漕衙门，本城又名“运河之都”,是运河咽喉之地，江北最大的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大运河在山东省境内有300多公里，其中济宁就有215公里。可以说京杭大运河是我们济宁地地道道的母亲河。

建国以后大运河多年未修缮，淤塞比较厉害，现存运河航道为58年重修，95年以后尤其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启动以来曾多次加宽加深河道，2000年以后，京杭大运河是北煤南运的主力航道，可通航至苏浙地区。2006年市区段古运河进行了综合治理，现在风景优美宜居，不在是当年臭气熏天的下水道。

因为淮海而出名的宿县。

从隋文帝开始，往后到唐太宗、高宗、玄宗等，一旦关中粮食不够，就要跑去洛阳“就食”，隋炀帝和武则天倒是不用这招，因为人家干脆把首都迁到洛阳来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是洛阳一带，相比而言关中破坏反而比较小，唐初伊洛一带的粮食主要是靠隋朝搜刮的几个粮仓。但安史之乱后从长安到洛阳一带拉锯破坏的极为严重，对南方的依赖就大大增强了。

雨水不够，哪里都不行。

人口的减少也是一个原因，这个除了移民以外，就只能靠自然生育了，此外，每次战乱已有农业工程的破坏也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

西北东部降水减少，不过好消息是兰州以西的地区降水显著增加，华东降水增加，华北降水减少，不过华北有南水北调不用担心，所以看来这轮气候变化最倒霉的就是关中。

伊洛盆地太小，打不了多少粮食，这点还比不上关中，不过隋唐洛阳城里专门建了个含嘉仓，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粮仓，有这个粮仓在，吃饭不用愁。洛阳比长安的优势在于位于三门峡的下游，三门峡水流太急，走不了船，所以往关中运粮相当的难。不过运粮食去洛阳也要沿黄河走一小段，并不容易，所以宋代为了方便干脆就把首都移到开封去了。但开封的缺点是位于平原上，无险可守，而洛阳位于伊洛盆地中，进入伊洛盆地要先通过虎牢关，南边是嵩山，北边是黄河，易守难攻，所以洛阳这个地方和关中一样，是建都的好地方。宋太祖曾打算迁都洛阳，可惜未果。

明清两代，河道总督设在济宁，漕运总督设在清江浦，即江苏淮安。

清末漕运停止，京杭运河沿线的城市逐渐衰败。而随着京广津浦铁路的通车，以石家庄、郑州、蚌埠等一批新兴的城市迅速取代了京杭运河沿线城市的地位。

这一兴一衰反应的是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沧海桑田。作为帝国生命线的京杭运河一去不复返，铁路迅速取代了运河的地位成为新的帝国交通生命线。

在大运河畅通之后，或者说隋唐之后，中国只出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分治，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南北分治的情况。现在唯一勉强算得上南北分治的，就是隔着海峡对峙。

大运河沟通南北，使中国南北为一，其直接结果，就是再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很难维持住南北分治的局面，继续保留民族独立、开展文化同化。

大运河之前，战争主要在北方开展，主要是东西对峙。商周时代，东土西土是主要区分。周朝以前，以河内地区为分界点，东方和西方分开；周朝开始到汉朝，关东关中是主要分野；隋唐时代，关西关东成为主要分野。总的趋势是“东方”在不断扩张。东方西方对峙，最终总能统一。其要害，就是沟通东西的黄河。

我看历史的时候有个看法，就是交通决定了人类发展。当然，古代交通和通讯基本是一致的，现在通讯比交通更快捷，独立性增强。所以现在大概要改成交通通讯。

黄河，决定了北方地区虽然有山川阻隔，却终究是一个整体，而且易于实现统一。当然了，纬线气候带近似也增强了这种一致性。

在南方，长江的存在也使得长江中下游易于统一。楚国就实现了沿江帝国。

但是南北沟通却存在问题。吴越开了一些运河，但是维系困难，作用不大。江苏沿海当时多斥卤，后勤困难，越国从吴越之地跃进到鲁东南，甚至迁都到鲁东南，巩固北上成果，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江苏的隔绝而失败。

沟通南北，特别是东部南北的努力一直在做。然而到了三国两晋时代，东南还是比较特殊。孙吴轻松实现了割据东南，一个基本的军事经济地理的因素就是有山川阻隔。东晋之所以在五胡疯狂入侵的时代独善其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北军南下不易。此后南军北上，东晋、刘宋等能够依靠水运进入山东，但是同样也因为水运问题而遭到后勤危机。

到了隋唐时代开通大运河，南北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隋炀帝昙花一现的大运河工程在后代造就了长久的影响。唐代逐渐依赖水运供给东西两京，而三门峡造成了交通障碍。这种情形下，西京废弃已成定局。宋代继续加强了唐代以来的水运体系，持之以恒的实现南方水运体系与中原地区的沟通。但是与关中的沟通并没有同步加强。

辽的存在压缩了水运体系的向北发展空间，大运河体系在北宋时代并不能完整沟通南北。然而这很难说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金朝建立时，对江南地区进行了几次突击，号称搜山检海捉赵构，和两晋时代相比，攻击范围明显要深入得多。完颜亮更是组织大军要南征，兵临长江。这些情况固然与宋朝自己愚蠢有一定关系，但是地理上交通条件得改进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交通条件改进，后勤压力大幅度下降，后勤供应能力大幅度提升，这才支持了大举进攻。我记得宋文帝时代，北魏的骑兵虽然一度打到长江，但是北魏自己也是压力重重的，不太具备深入的条件。完颜亮时代就显然要有力得多。

南宋时代实现了南北割据，但是难度已经很大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王朝正统性的损失。南宋王朝初年的君主赵构，原本也是赵松皇室里比较出色的皇子，结果在军事压力下，放弃商丘，放弃扬州，放弃南京，甚至放弃杭州，乘船出海逃亡，可谓声名狼藉。甚至于亲兵近卫都看不下去这个逃跑皇帝，要发动兵变，要逼迫赵构去抵抗金兵。何以如此呢？事实上，金兵每一次都在赵构的尾巴后边追杀。赵构做得固然不佳，但是敌军的追杀也来得比东晋时代轻松得多。赵构保证了南宋有一个核心，但是代价是正统性几乎全部损失。最终，赵构还是不得不将江山交给别人，甚至于不得不提前退休，去做太上皇。

到元军南下时，以襄阳为突破口，其要害就是襄阳一带迫近中原经济区，后勤距离短，交通条件也有南洋盆地的要道可以通过，攻取之后，又可以依靠汉水提供后勤支持。襄阳地区所以成为北方南征的要害，根源就在后勤上。

而襄阳能不能守住，要害就在于淮西地区能否对中原构成牵制。

南明时代，淮扬地区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牵制。淮扬地区被动守御都守不住，更何谈主动牵制。不能牵制敌人，也就不能牵制自己人。这样襄阳就不存在坚守的“动力”。何况当时襄阳之险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李自成不愿意在襄阳与清军主力决战，为南明做嫁。左良玉、左梦庚又与南明中央决裂，打算东下。等于说襄阳地区已经变得酥脆。

到了后来南明想要抵抗的时候，敌军无论是西边的襄阳还是东边的运河都可以轻松平推。

南明在军略上的问题自然是多的。如果在军略上加强，还是有机会的。在基础条件上，我觉得，在大运河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后勤上南北交通已经极其便利了，南方凭江对抗的能力已经极大削弱，在军略上操作的难度已经直线上升，远远超越了宋代以前。

南明时代要抵抗，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

福王只要敢于学赵构就可以了。

依托海上力量，南明绝对不会遭遇到敌人的斩首战术。那么南明只要能保持一个核心，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毕竟，当时南方已经有很大发展了。关键是能够顶住对方在初期的几波突袭。

在外敌强大的力量能够突破防御席卷北方的时候，败退下来的人民在新的开局中面临的就是初期落后的局面，只能想办法打后期。

但是正因为核心被一击致命，南明福王政权迅速崩灭，南明才最终四分五裂、彻底灭亡。南明的脆败，则由于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但是基本的因素，是南方很难顶住初期对方的暴兵流，等不到后期反扑了了。

类似的还有解放战争。蒋介石在东北、华北、华东三个战场上同时失败，一下子就失去了东部地区江北的全部土地。结果长江也守不住，最后逃亡台湾，甚至一度要面临解放军“帆船渡海”的攻击。很难想象，南北交通的便利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当然了，在交通上，近代还有大量铁路，极大的增强了南北交通。

随着交通日益发展，南北割据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觉得，南宋也好，南明也好，他们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交通过于便利。而是因为：

在北宋、明的时代，他们没有充分发挥交通便利的优势，调集资源形成强有力的边疆防御。

严格来说，北宋和明确实也调集了很多资源，但是没用到正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