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1） -- 江南水
先秦未必。
古代的一顷是一百亩，现代的一公顷才是15亩。不过先秦有大亩、小亩之分。秦地行大亩(240步一亩，当今0.6916市亩)。
本身制订法令就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如果损害国家，那还玩什么……
古字为伪不分，所以早就了很多难解的东西。
无为而治，本意不是懒惰不管事，而是管理社会事务时不要滥用个人意志、违背科学规律。
仅此一句，就扫倒了包括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隋炀帝、明太祖在内的一大批明君昏君。
起点就决定终点？
希腊倒是起的很漂亮，现在呢？
罗马也起的很漂亮，现在呢？
更早的埃及巴比伦也起的很漂亮，现在呢？
反过来，英伦三岛当年就是土蛮聚居区，起的漂亮吗？
澳大利亚是罪犯流放地，起的漂亮吗？
日本当年怎样，韩国当年怎样？
铁器制造源于中东（印象中是叙利亚一带），
中原与之相距遥远，确实要发展的晚不少，
另外，中原缺铁而多铜，青铜文化高度发达，
也推迟了铁时代的到来。
但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发展程度是很高的，
中国在11世纪中叶的铁产量可与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欧洲铁的产量相媲美。
文明有起有落，历史长河中陨落的早熟文明比比皆是，
不知道怎么还会有人在成天琢磨三岁看老？
貌似汉朝官吏来源很大一个比例就是郎官，郎官出身很多都是官宦子弟良家子和富家子弟之类。董仲舒的做法是选拔郎官以儒术为标准。这一手很致命。
貌似科举的来源就是这些考试。
人都是向利的，创造出繁荣经济的时代多的是，但是能有效的收割这些财富的帝王不多。所以能创造出经济繁荣不是关键，能力、眼界和手腕才是关键。
就像明末，江南“儒官商混合体”富可敌国，朱由检就是没本事收拢，就只能是个亡国的命。这完全就是个能力和眼界的问题。朱由检，一心想当个“贤君”，不得罪读书人，让江南的地主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然后逼着卖儿卖女的农民交税。这就是眼界不行。即使他如朱由校那样有这个眼界，看到问题关键，也不一定有能力压倒士绅们。那就涉及到能力问题。
还有，比如赵宋，宋朝GDP高的很，大小官员过的很舒服，外国人都说宋朝好，汉学家们宁肯投胎到宋朝过活，可就是王朝都城被攻破，徽钦二帝的老婆女儿被人抓去凌辱。丢过一次人了，到了南宋仍然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的迫害忠良，又被人团灭第二次。
再举现代的例子，比如常凯申，都说常凯申没站在历史的一边，其实仔细研究，就是眼界和能力的问题。本来在三十年代有了蓝衣社、复兴社，这帮唯校长马首是瞻的年轻人有望成为常凯申的中坚力量，而且在剿红的战场上都是冲在前面的，有了这帮不要命的小弟常凯申也是节节胜利，直到把TG从老家撵走，可以说大获全胜。但是到三十年代末，常凯申抛弃了这帮手底下唯一能成事的组织，跟自己小舅子和连襟搞的火热，弄出个四大家族，连贪带腐好不痛快，从此他的团队再无灵魂、再无战斗力，就像一辆大卡卸了发动机，历史给了他很多次选择，他每次都能选择正好错误的那个选项。
反观西班牙的常凯申——弗朗哥，军事过硬，手段老辣，是大国矛盾中生存的高手，统治西班牙三十五年，最后八十多岁冠心病死在床上。有力地证明不是胜利站在“历史的一边”，而是“历史”站在能力、眼界和手腕一边。
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打乡贤的脸。。。
在君主问题上主要依靠自律，而如何维持自律又缺乏足够合理的制度形势设计，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也是随着形势变化才出现的。
这个问题在战国时代并不突出，在统一时代才充分暴露。
在战国时代，由于春秋时代形成的政治传统以及战国时代的生存竞争，使得君主受到了足够多的学校教育和形势教育，迫使他们变得比较明智。
在统一时代，外在的约束消失了。以秦始皇为例，在战国末期，他需要努力战胜敌人，重大错误会带来重大失败，因此虽然有得意忘形的事情发生，还不是特别离谱。等到战国结束，秦始皇指挥下的秦军北逐匈奴南吞百越，根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就完全可以用好大喜功来评价了。好大喜功不就是骄狂不可一世的表现吗？和他攻楚失败不是一回事吗？
在法家建立制度的时候，君主存在外在的约束。当君主不存在外在约束的时候，法家说什么其实没有多大用……
一直到了后来，一个又一个新王朝建立的时候，王朝的建立者们逐渐认识到民众对自己的约束作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尝试新的路线。而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强有力的法家，统治集团只是单纯地表示支持依法办事，但是一旦及身，就要求拥有各种特别的待遇。
最致命说的一击应该说来源于汉代自身。当汉元帝确立舞文弄墨强于实事求是这一原则之后，路就走死了。汉元帝真是一个奇葩，大臣们呈阅的奏章，无论多么切于实际，他都要痛斥，而且还要亲自修改，修改到什么地步呢？能够恰当地引用诗经等儒家经典做论据，才算是好的奏章。务虚不务实，这一原则确立之后，国家就算完了。
无论是法治精神，还是约束君主，所有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西汉灭亡就是元成哀平三代人的事。汉元帝确立一个亡国道路导致危机，汉成帝坚持这条道路放大危机，汉哀帝不知道离开这条道路无力挽救危机，汉平帝只剩下坐以待毙，然后王莽企图将这条路走到极致以解决危机，最后崩盘。在重新洗牌以后，有了重新变革的机会，然而东汉统治者已经无法离开这个路径，只能在王莽失败的基础上，以汉元帝的大方向为总的方向，“另辟蹊径”进行变化。东汉的变化就是将儒学进一步强化，形成各种家学，连皇帝自己都作为儒学宗师出现。人文学科有个结论说，所谓世代相传的传统，只需要三代人就可以形成了。西汉后期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恶劣的传统。
在东汉时代，统治者也尝试过一定程度的突破。最重大的举措应该是汉灵帝（156年出生-168年即位-189年去世）于光和元年（178年）举办的鸿都门学。据说学生多达千人，学习内容完全回避儒家经典，学生也大多出任州郡高官，也有很多中央高官。后来三国时代的很多人才其实就与此关联紧密。有趣的是，黄巾起义就爆发于六年后的光和七年（184年）——这让我想起了2001年的邪教自焚事件。
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一度有突破约束的迹象。但是，璀璨的人才高峰几乎是昙花一现就结束了。随后玄学兴起，更加务虚。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解决君主问题更加遥遥无期。
但是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毕竟我们不是国家政策制定者。能接触到的经济信息不多。也就不能很好的判断经济路线方向。而且，也应该留给国家领导者行使制定国家权利的空间。在全球经济都不好的今天。能使用提振经济方法并不多。从土地上增加财富。缓解危机再把制造业的泡沫挤出来。是一条稳当的方法。
带节奏的太多了
实际上高层也只是人，出错很正常。虽然批他们也很正常，但是现在带节奏的带得有点太溜了。
也就是通过模范铸造出来的，根本不需要坚硬的金属工具。P大师列出来的是后人用大理石“复制”的， 他不懂，以为是掷铁饼者是大理石直接雕出来的。
我之所以复制加引号，是因为这个复制品上看不到传统的青铜铸造品的特征，显然是后人改进的产品。
是因为这个带有旧时代称呼的名字让人联想太多糟糕的东西了。再加上用儒家这种內精神领域都存在不平等属性的思想。感觉就像是党在拆自己的台。破坏老一辈革命前辈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 当然土地流转一定会造出这样一波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用什么思想来规范这其实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政治上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利字当头的人关键时刻是靠不住的。搞周朝这种纯分封制的方向是不稳定的。只有走教廷路线有自己坚定政治资源的方向才是安全稳定的。不伦到什么时候。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