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儒家生产方式的现代意义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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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和儒家的话题能引起这么多争论，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科学和儒家都不仅仅是认知工具，也是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功能上来讲，无论科学或儒家，重点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怎样把社会组织起来（利益公共体--结构）
2，如何筛选出组织的领导者（分层）
3，如何让组织的每一成员都具备活力（刺激生产）
如果说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的话，那以科学的话语描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是韦伯。现代的组织管理体系无论怎么变化，都跳不出韦伯所描绘的基本形态。
在科层制组织中，作业是根据工作类型和目的进行划分的，具有很清楚的职责范围，它科学地划分每一工作单元和强调删除那些无用的重复工作，以及考虑到职能交叉的必要。各个成员将接受组织分配的活动任务，并按分工原则专精于自己岗位职责的工作。
等级制
在科层制组织中，拥有一大批官员，其中每个人的权威与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官员的职位按等级制的原则依次排列。部属必须接受主管的命令与监督，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严格按等级划定。
规则化
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运行，包括成员间的活动与关系都受规则限制。也就是说，每位成员都了解自己所必须履行的岗位职责及组织运作的规范。所以说，科层制组织所采取的手段能最有效地实既定的目标，领导人一时产生的错误想法或已经不再适用的程序，都不大可能危害组织的发展。
非人格化
在科层制组织中，官员不得滥用其职权，个人的情绪不得影响组织的理性决策；公事与私事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组织成员都按严格的法令和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确保组织目标的实施。
技术化
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成员凭自己的专业所长、技术能力获得工作机会，享受工资报酬。组织按成员的技术资格授予其某个职位，并根据成员的工作成绩与资历条件决定其晋升与加薪与否，从而促进个人为工作尽心尽职，保证组织效率的提高。
无疑的，科层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无论怎样，有些问题始终是它的“顽疾”：
1， 事业和生活的分离。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事业当成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财富、社会地位、尊严的来源。但是，大多数人也只是把它当做谋生的手段。就像那句问话，人为什么要工作呢？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窄，每个人对自己所投入的部分究竟对社会机器产生怎样的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如何造福大众和自己，其实是没有清晰的概念的，更多是按部就班而已，加上非人格化的，原子式的“可替换的个人”，其价值感和归属感很难在事业中得到明确的投射。因此，更多的东西仍需要在八小时之外去寻找，这是科层社会大多数人的困境。随着中产梦在全球的破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科层社会的主要问题。
2， 利益博弈使行业利益位于整体之上
对于一个人来说，失业只需要换份工作就行了。但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失业意味着整个体系的瓦解和若干人的生死。每个行业都有其功用，其社会价值也必然有轻重缓急。但对于个人来说，它都是吃饭的家伙，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当行业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如何取舍？当北京 出租车司机为了油价上涨而罢工时，你能简单的指责他们不顾大局么？在西方，工会和政府的关系也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3， 技术更新换代导致人员丧失竞争力
最近热播的《浮沉》里面有一个情节：改制的晶通公司因为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软件，供货商提供了两种供选择，一种CAM最适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技术门槛较高，意味着将淘汰大多数老员工。另一种AAM则没有这个问题。针对这点，两位国企领导人体现出了不同的思路。
这只是一个公司的例子，对于行业来讲，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无论大或小，都随时面临着升级和被淘汰的问题。比如IT界的两位巨头微软和诺基亚，近来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微软CEO鲍尔默已数次被弹劾，无论业界还是公司内部，都认为他领导的这十年是微软“失去的十年” 。而十年前谁能想到如日中天的诺基亚能混到如今的份上外链出处。
从应用的角度，技术当然是越新越先进越好。但升级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却不是每个人或组织能承受的起的。现代的分工已经在国与国、洲与洲之间进行，如果不对升级压力做出合适的反应，被“开除球籍”可能是分分钟的事。但每每这样的升级换代是以牺牲一批人和行业阵痛的代价来完成的。
4， 技术精英把握行业方向是否可行
从理论上来讲，科层社会是个技术官僚的世界。能成为领导者的，当然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之道，也能把握行业方向的人。但问题是这样的人能否将行业方向和社会发展方向有机的结合起来，却是个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苹果，苹果这些年的风生水起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透支中产阶级已捉襟现肘的购买力来达成的。所以顺接上一条，技术不一定是越新越先进好，也并不是先进的技术就一定能获胜。
当年820时代，Intel强推RARAM技术，结果被整个内存行业和AMD、威盛等竞争对手联手逼宫，不得不放弃转而投身DDR技术。至今Rumbus成了一个专吃专利诉讼的公司。当技术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需求不合拍时，如何处理往往不是技术精英自己能把握的事情。而当这种发展影响到整体的发展方向时，就更不是单一的技术思维能覆盖的。说到底，科层制所依赖的优势：技术增量，效率，如何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生存价值，还是一个部分效率如何上升为整体效率和价值的问题。
5， 技术应用的伦理指向
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技术应用的伦理价值一直是争论的议题。在这点上，我既不喜欢单一的技术增长论，也不喜欢公知和西方左派的人文路线。比如转基因这回事，转基因食品的初衷（增产，提高营养价值）没有错，但却造成了如此大的争议，退一步讲，即便转基因技术没有问题，人们其实更多的是质疑这种做法或者说背后的伦理冲突。再说这次的科学发现，老欧洲忍辱负重搞这个研究，当然是值得鼓掌的。但老美在数十年前就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现实考虑。
我已总结了，科层制的动力因素是技术更新，目的是效率。从开头的三个视角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可以发现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是可以通过优化结构、转变方式来化解的。科层制的结构基础是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行业-职业-专业分类。依靠每个人所投入的时间和效率累积，可以形成技术增量。它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内行领导内行的逻辑。而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大多数的内行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是外行，甚至越是内行就越外行。这其中不单只是因为内行浸淫专业的时间比例更高，更因为每个专业都有各自独立的发展逻辑和个性理路，这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性格气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往往偏执狂才能生存。
依靠剧烈的行业博弈来保持增长和活力的社会，往往并不是个稳定的社会。西方靠向第三世界转移矛盾和升级换代的压力，实际上是使本国大多数人丧失行业竞争力，这是西方经济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活力问题，一方面是西方中产的福利生活已经失去了经济支柱，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精神动力——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其实是基督教外壳下包装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精神——也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回头我们再来看儒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现代社会无论怎么分工怎么建构，它都必然要包含或者兼容科层制这么一个基本的“合理内核”，否则效率和合力就无法体现，我们也就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也是毛公为什么要勒紧裤腰带搞工业化和文革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说儒家就是跟现代科技不兼容那也是冤枉了。八十年代以来，以四小龙为代表的“现代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就很被鼓吹和流行过。那搞尊孔复古是否就能另辟蹊径，保持活力呢？这是这个帖子里很多人都在纠结的问题。
儒家的基本结构是以自身为中心，以时空递进为次序的一个“差序格局”。过去人们认为儒家的以亲缘关系为伦理本位的结构是现代科技组织体系的阻碍。而实际上，第一这不是儒家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唯一结构。另外，以亲缘-地缘-血缘为根基的组织结构经过改造后仍对行业发展起正面促进作用。目前在地方上，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和周边辐射地区，以地缘政治+血缘传承+亲缘缔结为结构的经济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生态圈，而这对于社会稳定和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其实是有所助益的。至于担心形成地方保护或者阶层固化的问题，其实在现代科技体系压力下，这种结构是没有那么大能力去反抗的，并且这种结构往往是科层制有效的补充。
至于领导者的问题，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仍然集中在官员阶层中。如何保持这个阶层的增长、活力以及正向的伦理价值，是个突出的问题。从实际角度，中国的官员需要懂得所有的东西，但从时间上他又不可能浸淫其中。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面临“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行业利益的超然性。中国历来有居于行业利益之上的价值标准和尺度，虽然经历朝代更迭不断变迁，但这个基本的视角是始终保持的，这是与基督教的天职观念的很大差别。
那么在利益分配上，无论以行业、地域还是代际为单位，实际都是围绕着专业价值和人的价值这两种基本尺度为核心展开的。从这点上，儒家的递进式格局是对科层制的一根筋增长的风险的有效对冲，但这仍不能解决儒家对科层制的优越性或者说我们仍不能对为什么不能抛弃儒家做出有效回答。
从活力上讲，儒家的差序格局可以使事业和生活有效地融合，“家-国-天下”的利益格局也不乏精神动力。这是所谓的“儒家公司”或者“儒家资本主义”可以存在的基础。但问题出在效率。一个“差序格局”的利益共同体必然存在较多的冗员，也使整体效率无法提升。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同样存在类似的困境：生存竞争力和人的福祉往往此消彼长，这是一种情况（当今的中国）；没有过大的生存压力，又可以有较高的福祉（欧洲）；有福祉，又有生存压力（美国）。这里面我把生存压力和竞争力等同了起来。问题在于，生存竞争力和福祉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竞争力迟早会失去方向。而单一的生存压力能提升的效率在一定阶段下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是目前三种增长方式不能齐头并进的原因。究于此，很多人对儒家生产方式寄予厚望也是情理之中。从理论上来讲，儒家方式的优越性并不只是弥补了科层制下的个人生存困境，而是儒家的多级利益格局可以有效突破科层制的“专业-非专业”、“事业-生活”的二元格局。也就是说让单个人承担多元利益格局中的多重角色，而不是事业-个人-家庭-社会的单一链条。而这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三角结构的小家庭格局限制了生产发展。儒家生产方式的问题在于家族视野限制了利益格局的上限，就像科层制的利益格局上封顶于“行业利益”那样。在这里，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儒家领导者的家国情操，而需另辟蹊径。这里我想提出两点思路：
1，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提升家族人员素质，这需要文化上的传承机制。所谓富不过三代，是说单靠财富积累是不够的。在这点上，中国的儒家公司和儒家产业持有者们需要学的还很多。
2， 保持生活方式的更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在于与生活方式脱离太远，传统儒家的问题是太过紧密，这都容易造成问题。而在如今的中产生活方式破产的情况下，如何催生出更新的更具合理性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个需要全社会动脑筋的问题。从闪婚、裸婚到走婚，你会佩服中国人的创造力和隐忍精神。这种生活方式的更新和升级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产业升级。
至于儒家方式的固有结构性问题，其实任何一个组织结构都会有类似问题，没有一个体系是既能完备又能自洽的。关键在于刺激生产的同时保有福祉的合理增长，这是一个健康生产方式得以存续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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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格局有限，由于科技发展成为社会唯一目标，谁掌控了科技的话语权，谁就成为雷打不动的赢家。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群蛀虫守着保险柜压制并窃取新科技成果。欧美的名校圈子已经越来越指望吃专利，科学精神已经濒临破产；中国的学霸们则比欧美更要低级得多，只肯玩别人剩下的。这与僵化时期的儒家也实在半斤八两，而至少明以前，儒家还是会自己寻求破茧重生的，可看今天的科学界，我只能看到中世纪化，里面有可能会产生搅动一切的“鲶鱼”吗？
其二目标和激励机制太单一，曾经看过某些创新强人，拼死工作的唯一动力就是赶紧把成果兑现后，娇妻豪宅尽早退休。这种极其功利化的动机我想在科学界已是普遍现象，对杨振宁是真心羡慕的多还是真心鄙视的多呢？而儒家自小开始就对欲望和人生目标做出规划，心灵的满足和前进的动力都是分成很多台阶的，那种一步到位讲究豪赌的思维是儒家极度鄙夷的。老实说现代人每每讲起富二代来，那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强烈地想取而代之的冲动简直昭然若揭，无论女人男人都在梦想着一步登天，看看电视里穿越剧那个火就知道大家都好不到哪去。而究其实，如果真让普通人过上富二代的生活，不消几年恐怕都会成为瘾君子，我们都把挥金如土无忧无虑的生活想象得太美好了，而实际上适当节制的愿望才是最美好的。
也是劣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大多数人困在欲望-满足-欲望-满足的自激模式上，人的整体精神价值是被阉割的。不过因为其无与伦比的效率优势，儒家生产方式目前也只能对其形成有效的对冲。解决方案还是我说的要从生活方式入手。如果儒家不能提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有效的接续已破产的中产梦，那么依靠上层路线依然是走不通的。
啥都有，要区分梳理太难了，也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都忙着“讲学”挣钱呢。
不然又成了我所说的科层社会的痼疾：把行业利益搁于整体之上，胡搬滥造了。
其实说到儒家，那些田间地头的老农民们未必不比儒学家们了解的更深刻，只是表达不出来而已。儒家的积极意义还是在于人生意义上不断的时空进取性，从这点上来说本来就是大杂烩，可以包容各行各业，但关键是要与这个社会里最具生产力的群体合拍，过去我认为儒商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现在看来还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儒商嘛。。。还是算了吧。本来有没有儒商还是个问题。
最近在搞一些整合。
其实没有需求的话，没人会愿意去折腾儒家的，这东西年轻人不会喜欢，老的自己用着妙也不会跟别人说。还是中年人喜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