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若干年前有一位美国政治作家对于政论员的崛起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地位上超过政客进行了反思。他注意到，曾几何时专栏作家们要在政客们用餐时苦等在他们的家门前。后来记者们逐渐坐上了他们的餐桌，现在呢，“政客们沦为了记者的盘中餐。”这种非民选新闻权力全力压制民选政治权力的不平衡现象也能在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身穿长袍、工资水平远超舰队街平均值的议会记者们如何成为了新闻界的执政官。下文中我们还将会看到报业巨头的崛起。他们当中有几位骄傲如斯，甚至打起了推翻民主政体的主意。今天已经不会有这种事了。鲁道夫.默多克的新闻国际或者报业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并没有酝酿着明目张胆的反议会阴谋。但是人们强烈地感到，为全国性辩论设定方向与条件的权力已经总大臣们的手中转移到了记者手中。前任托利党财长肯尼斯.克拉克曾将《太阳报》政治主编特拉弗.卡瓦南（1）称作英国政坛权力最大的人，因为两人在欧元问题上一直观点不一。当然这话是夸大了，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今天下院里的休息室记者都很有教养，而且至少在明面上对各位议员十分尊敬。但是的确有些记者以为自己比起那些拼命寻求公众注意的后座议员们更加了不起，或者说至少在一时一地的影响力更大。现在是政客给记者打电话，请记者吃午饭或参加派对，而不是相反。

当代新闻业如此大模大样的摆谱是从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当时的《太阳报》与《周日泰晤士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她的改革举措，远比绝大多数托利党政客更为得力。而她也投桃报李，利用新闻业来对付政府内部的反对者与“湿人”们，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也习惯了经常受邀与首相私下会谈并提供建议。《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他与安德鲁.尼尔（2）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报业鼓吹者——就经常前往唐宁街十号拜访她。在撒切尔时期的关键性社交活动中，从首相私宅的午餐会到杰弗里.阿彻的派对，内阁大臣、唐宁街十号的顾问，各家主编以及得到信任的政治记者们都会厮混在一起。因此有时很难说清政府与媒体的分界究竟在哪里。

撒切尔下台梅杰接任之后这一切都被轰了个四分五裂。许多与她关系最密切的报界仰慕者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伍德罗.怀亚特（3）的日记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尽管亲托利党新闻界也曾暂时重整人马遏制赫塞尔廷上台——报界的撒切尔追随者普遍认为正是他搞垮了撒切尔——并在短时间内支持过梅杰，但是托利党与报界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报界对于她的政治生命殒灭既失望又怨愤，结果这股情绪全都转化成了针对梅杰的反感。报界与政府关系的转折点是1991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这一天英镑脱离了欧洲汇率机制，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也在同一天破产。从那以后报界权力对于民选权力就连表面上的尊敬都崩溃了。在一件著名的轶事当中，梅杰曾亲自给《太阳报》的凯文.麦肯兹打电话，紧张地询问这次危机过去后他们打算怎么对待他。据说《太阳报》总编的回答如下：“这么说吧首相先生，我的办公桌上现在摆着两桶大粪，明天一早我就全都要扣到您的头上。”女王驾前第一大臣紧张地讪笑了几声，不咸不淡地回应了几句之后就把听筒放下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是从前的弱势首相也遭遇过差不多同样野蛮的对待。例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时任首相的安东尼.艾登就曾经找来前《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著名军事作家李德.哈特帮自己制定入侵苏伊士运河区域的计划。哈特先写了一稿，接着又写了二稿，但是艾登都嫌不满意并退了回来。到最后艾登一共退了四回稿件。于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哈特就把一字未改的第一稿充当第五稿送了过去。然后他就向首相承认了自己的作为。根据一个版本的记述：

“艾登一下子满脸涨红，抓起一个沉甸甸的白镴墨水瓶冲着哈特狠狠地砸了过去，在他那件亚麻质地灰白色西服上留下了很大一块墨水污渍。身材瘦长，留着小胡子的哈特低头看了看污渍，然后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拎起一个大号政府公文废纸篓，狠狠地套住了首相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

这里你不得不为李德.哈特叫一声好。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政治记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往政客头上套废纸篓。我们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身为诠释者与沟通者的我们如今正在喧宾夺主。在报纸上我们对于政客的嘲讽越来越多，对于他们的报道则越来越少。电视与广播评论员对于政客的褒贬也越发漫不经心。民主制度造就了当代英国新闻业。报纸与广播媒体的权力首先来自议会，后来又来自投票箱。但是现在我们正在盖过成就了我们的机制，而且这个问题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我父亲曾经为我们家的花园买过一丛玫瑰，他砍了几根无甚可观的树枝来作为支撑。后来玫瑰枯死了，树枝却长出了叶子。威斯敏斯特这边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1）http://en.wikipedia.org/wiki/Trevor_Kavanagh

（2）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Neil

（3）http://en.wikipedia.org/wiki/Woodrow_Wyatt

他们当中有些人性情无常且令人疲惫……相当一部分人既无知又懒惰，固执己见，性喜作伪，而且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督。

——克洛斯哈勃的布莱克勋爵（1）论记者

黑脸黑心只会敲竹杠的混蛋。

——记者们对于克洛斯哈勃的布莱克勋爵的看法

时间是1996年。我孤身走过金丝雀码头一座座玻璃与大理石包覆的高楼，夕阳的余晖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的脚步有一点不稳。刚才我的确喝了一大杯香槟酒，但这并不是原因。事实上，接下来两年时间里我都将像现在这样头重脚轻地过下去。当时我还不知道会这样。当时我心中只剩下了纯粹的快感与自鸣得意。就好像彩票中奖、洞房花烛以及秃顶生发这三大喜事在一天之内全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对面走来了一个超重的熟悉身影，这是《太阳报》前主编凯文.麦肯兹，一档电视直播无上装飞镖大赛的编导，镜报集团的主管之一，也是《独立报》所有人之一，而我刚刚成为《独立报》的新任主编。他的脸上挂着如狼似虎一般的微笑。“嘿，恭喜啊小玛……不行，现在得管你喊四号了。”我困惑地眨眼一笑。这个四号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叫我安德鲁呢？“因为你是第四个。我不能管你喊名字，那样关系太亲密了。日后他们炒你鱿鱼的时候我会不好受的……反正他们最后非得炒掉你不可。回见。”

他们最后的确把我炒掉了。如果说1996年的《独立报》总编职位还算不上溢满金杯的毒酒，那至少也是一大碗半温不凉的鲜榨蓖麻汁。除去伊安.哈格里夫斯（2）之外，我所有的前任都没干多久就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遭到了最粗暴的解雇。我所接替的是查尔斯.威尔逊（3），他曾经是《泰晤士报》的一名编辑，现在为镜报集团工作，对于自己不得不靠边站感到深恶痛绝。现在身为前执行主编的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之一。此时有两位彼此憎恶的竞争对手正对《独立报》展开左右夹攻。报纸发行量十分难看，在所有全国性大报当中叨陪末座。预算一减再减，士气低无可低。默多克发动了一场要人命的价格战，将《泰晤士报》的成本狠狠地砍了下去。他的目标主要是《每日电讯报》，但是我们也很可能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攻势面前惨遭池鱼之殃。而且我全部的编辑工作经验都是通过二十年前在大学里操办校报得来的。得到这份工作之前几个月我曾与西蒙.金肯斯（4）一起吃过饭，他是个杰出的记者，在餐桌上他告诉我这一行以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生的写手，另一种是天生的编辑。他和我一样都是写手。让他来担任《泰晤士报》的主编是个极大的错误，而且他强烈建议我绝对不要干编辑。他的建议是千金难买的真知灼见，于是我很快就将其抛在了脑后。获得任命的那天下午，站在夕阳映照下的我对于麦肯兹的俏皮话百思不得其解。我不仅是当时最年轻的全国大报主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白痴的一个。

那我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份工作呢？回头看来当时在我心里起作用的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是虚荣，其二是贪婪。能成为国家大报的主编是很气派的，即便是没什么油水的《独立报》也是一样。尽管我并没有专属司机，但是每天都会专门有一辆出租轿车等在家门口拉我去上班，而我则可以在后座上冲着手机大吼大叫发号施令。我的收入在所有全国大报主编当中时最低的，但是依然达到了175000英镑，远远超过我的实际身价。其他主编的收入更是令我望尘莫及——据说当时收入最高的主编能拿到600000英镑——还有很多主编拥有报社的期权，这样他们至少在账面上一个个都是大富翁。照理说人们应该以事业为重，不应该对这种事情太上心，但是完全不上心也是不可能的。在办公室里我就是一把手，我走进来的时候总会有十好几双眼球紧盯我的动向。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其他人至少会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独立报》或许不大，但她是属于我的——我的。这有点像当年的海军题材小说，一位刚刚升任船长的军官根本无暇顾及这条船只有两根桅杆，六门小炮，船头开了个大窟窿，厨子还整天想造反。因为真到了无边的大海上，再怎么说这都是一条船，而我再怎么说都是船长。走出报社之后，我可以造访首相、大主教、著名演员以及其他主编。业内刊物与其他报纸的媒体专栏都会以我为题撰写文章。反对党政客会向我咨询意见，而天性慷慨的我也从来都畅所欲言。曾经被我在心目中奉为偶像但却从不敢接近的业界前辈如今要主动来找我讨论加薪问题，而我也总是尽力试图加以满足。金钱与权力，一世打拼不就是为了这两样吗？

当然，这里我有一点自轻自贱了。理想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如此，当年也一样。对我来说掌管《独立报》是一份高尚的事业，也是我不尽的喜乐。《独立报》首度发行于1986年，承诺要改变大报新闻的面貌。我在这里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时光，也结交到了一批最好的朋友。关于《独立报》问世的第一条流言是在1985年圣诞节之后浮出水面的。当时我正猫在我父母家里的壁炉前面看《金融时报》，突然看到一条神秘兮兮的报道，说的是一份即将出现的新报纸。（“一份高质量全国性日报，由舰队街以外的承包商运用最新电子设备印刷”）显然这份报纸是记者们自己创办的，预定发行时间则是明年的秋天。我依然记得当时炉火中木柴发出的噼啪声听上去多么令我感到兴奋。当时我还是《苏格兰人》的政治记者，一门心思想要搞到休息室的准入许可。托尼.贝文斯（5）为我打通了关系，使我顺利地加入了这家新兴报社。在报纸正式发行之前几个月里，以及此后大约一年左右，我们感觉自己似乎真的挣脱了报社老板们组成的旧世界。行业当中许多最名头最响亮的人物都在我们这里工作，既有威廉.里斯-莫格与彼得.金肯斯这样的头牌人物，也有诗人记者詹姆斯.芬顿（6），漫画家尼古拉斯.加兰（7），亚历山大.钱斯勒（8），鲁伯特.康维尔，弗朗西斯.维恩（9）等等。我们在老街办公室讨论编辑工作，员工们都可以参加，有人倚靠沙发，也有人坐在地上。布莱恩.哈里斯这样了不起的摄影师为了获取抓人眼球的照片不惜打破所有规则。一般的报纸充斥着乏味的日常问题，例如：老板会怎么想？我们有钱干这个吗？这条新闻符合我们的一贯风格吗？等等。在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时间里，《独立报》仅仅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当时的报社里弥漫着大有可为的气氛，任何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尽管很快这种气氛就衰落了下去。

最终我还是跳槽了。直到1992年，在彼得.金肯斯英年早逝之后，我又担任了《独立报》的政治专栏主笔。这时的《独立报》已经陷入了重重困境当中。的确，《独立报》一直都在两线作战，蚕食着《卫报》与《泰晤士报》的发行数额，但是报社的现金流十分吃紧。默多克发动的无情反击以及经济不景气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杀伤。报社创始人之间争执不休，周日版报纸发行时机十分不巧，商业环境也越发恶劣，这一切都迫使着报社所有权发生易手，从一贯保持中立的银行转向媒体领域内的投标者。曾几何时《独立报》可以在舰队街最优秀的人才当中任意挑拣，如今许多关键员工又回到了更稳定且销量更高的竞争者那边。各种谣言此起彼伏，说是众多披鳞带角的掠食者们正在虎视眈眈，还有人说救人危难的白衣骑士即将赶来。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媒体股东开始撤离，顶替他们的则是大卫.蒙哥马利（10）领导的镜报集团。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好几名报社员工都曾经给意大利人发送过长篇信件，恳求他们不要把股份卖给蒙哥马利，但是当时的竞买者除了他之外就只剩下了托尼.奥雷利（11）的独立报业集团。等我当上主编的时候这两人各自持有48%多一点的股份，还有像是报社创始人安德里亚斯.维泰姆.史密斯（12）这样少数几个独立股东维持着平衡。

就算最为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想破脑袋也也想不出蒙哥马利与奥雷利相互对峙的场景。一个是枯槁刻薄的乌尔斯特新教徒，另一个则是胖大奔放的爱尔兰天主教商业巨头，此人当年在美国领导亨氏公司并狠狠赚了一笔。两人一见面就毫不通融地彼此厌恶起来。两人都想完全占有《独立报》，两人都愿意不计代价地阻止对方。两人都赌上了一口气。几年之前蒙哥马利曾经重新发行过面向中端市场的《今日报》并遭遇了惨重的失败，被默多克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他想证明自己原本的设想依然可行：一份雅痞风格的报纸，新闻取向要迎合那些有钱有抱负的人士，最好在伦敦的梅菲尔高档住宅区被人抢过劳力士手表。他希望走高端路线的《独立报》可以成为这样一份报纸。他还相信自己只需要一般报纸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就足以搞好《独立报》，具体作法则是相对很少采用传统的采集型新闻制作，大量依靠对已发表新闻的改写与著名专栏作家来填补版面。他的管理风格强硬，只要看看他成功说服银行让他执掌镜报集团就知道了。有一位曾经被他解雇的优秀编辑曾经评价蒙哥马利，“他对于自己承诺的不屑一顾令人气绝，即便按照舰队街那血腥而虚伪的标准来衡量，他的野蛮行径也是闻所未闻的。”尽管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措辞可能还要再强硬一点点。

首次按照镜报集团的风格调教一位大报主编的尝试发生在1994年。伊安.哈格里夫斯曾经是BBC的高级主管，在《金融时报》供职多年，后来还当上了副主编。当时一位代表《独立报》意大利少数股东的中间人找到了他，并向他保证尽管蒙哥马利在董事会有席位，但是对于主编的挑选并没有发言权。哈格里夫斯很快就意识到这话纯粹是胡扯。他在其他股东举办的晚宴上首次见到了蒙哥马利。“他看起来就好像坐在桑拿间里一样……热得坐立不安。在游戏的这一阶段，他勉为其难地约束着自己的举动，但看起来他实在很想咬人或者在地毯上撒尿。他整个人都紧张兮兮的。”面对这个主编职位的邀请，哈格里夫斯坚持一定要先与蒙哥马利私下见一面。后者很不情愿地将他邀请到了自己位于伦敦南岸的公寓——“他看上去好似一头出笼的野兽，根本坐不下来。”哈格里夫斯试图找到与蒙哥马利合作的方式，而蒙哥马利一开始则对于哈格里夫斯坚持要在就任以前带家人出去度假几天的要求大为光火。但是根据哈格里夫斯的说法，“我认为蒙哥马利就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是个势利眼。而且如果说他还是个在贝尔法斯特办过小报的大老粗，那他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却又应该知道的事情。”

在这一阶段，报纸在名义上依然由意大利股东《共和国报》派来的主管赛吉尔.塞林尼控制。蒙哥马利想要真正的控制权。哈格里夫斯当上主编六周以后，蒙哥马利闯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说道他听说“塞林尼给你找了不少麻烦”。哑口无言的哈格里夫斯否认了这一点。但是蒙哥马利步步紧逼。“他在浪费你的时间。你才是主编……我认为我们应该搞掉塞林尼。你需要的是编辑自由以及与镜报集团的明确关系。这也是董事会的看法。”这是镜报集团的惯用手段：首先坚持编辑需要“自由”并对他加以孤立，接着就对他施加完全的控制。起了疑心的哈格里夫斯问道董事会里具体有哪些成员说过塞林尼必须要走。“我把西班牙与意大利董事的名单念了一遍，（我念的每一个名字）他都说是。于是我就说待会儿我要依次打电话核实一下。结果他的脸色比一开始更加红亮，转身就走了。”所有接到电话询问的董事都否认自己说过这种话。

“于是他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就说，大卫，你要是再骗我咱们这事可就肯定不成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们两个人当中必然有一个要从这出大戏中退场。我认为不太可能是他，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于是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去。这就好比西部牛仔电影一样——你知道下一场埋伏一定会到来。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埋伏与心理战——他安排凯文.麦肯兹每次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站起来向我敬礼：‘全体起立，知识分子来了！’只要你流露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他们就会扑上来。”

哈格里夫斯一上任就先将报社的预算砍掉了三分之一，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在他努力操办这份比以前更薄的报纸时，一时半会儿就不会有人再催着他继续砍预算了。“但是几乎就在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进一步施压。”在他的手下，《独立报》从邦西田园边上张牙舞爪的旧办公室搬到了熠熠生辉的金丝雀码头。新的专栏作家也陆续加盟，其中有一位海伦.菲尔丁撰写了《BJ单身日记》一书（她还有个帮手是日后为托尼.布莱尔工作的查理.利德比特（13）），《独立报》的员工们也学会了如何更加奋力工作。报社里的气氛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欢乐了。哈格里夫斯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但是这样还不够。“他们解雇我的方式几乎有点诗意。”当时他正要坐火车去密德斯堡，支持一名与英国电信公司打官司的记者，结果得到通知让他先去夏洛特街上的《爱尔兰独立报》报社办公室。“我说不行，但他们说只需要一分钟就好……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而且已经对外通报了。”在那一周晚些时候哈格里夫斯与另一位主要股东托尼.奥雷利约了饭局，后者表示自己将会赴约。哈格里夫斯提出异议，但是事态还是发展了下去。“我们在威尔顿餐厅吃了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克丽丝（奥雷利的妻子）也来了，席间的氛围十分平和。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将会履行合同。蒙哥马利打算不掏一分钱就把你踢出去，但我决不允许这种事。”

但是蒙哥马利究竟打算怎么样呢？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将某个小报集团的另类文化强加在这份年轻的大报头上呢？从根子上来说他是想证明还有另一套做事情的方法，借此报复默多克。他手下的头号干将是查尔斯.威尔逊，此人从前是《泰晤士报》的编辑，也被默多克解雇过。他们相信只要合起伙来就能与新闻国际一较高下。他们用《镜报》对抗《太阳报》，用LiveTV（由凯文.麦肯兹主管，他以前也是默多克的员工……）来对抗天空台，而对抗《泰晤士报》的自然就是《独立报》。尽管与默多克这样体量庞大的巨头相比他们俩只能算是是二流轻量级选手，但在他们看来这只能算是全盘计划中的一点小小瑕疵。这就好比一帮不得意的法国将军集合起来打算教训一下拿破仑。

相比之下奥雷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当年曾经是一位著名的爱尔兰英式橄榄球选手，还是不列颠雄狮队的主力之一。后来他投身于营销领域并在匹兹堡加盟了亨氏集团，成为了第一个非亨氏家族出身的主管。他在番茄酱、豆子以及其他居家产品的营销方面有着点石成金的手段，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十分有钱的人。他利用这笔财产当中的一部分开办了许多自己的公司，尤其是在爱尔兰、澳大利亚以及葡萄牙的多家报社，此外他还涉足了营销、电台广播以及玻璃器皿等多个领域。他在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与法国都有房产，他的第二段婚姻娶得则是希腊船业的女继承人兼育马师克丽丝.格兰德里斯（14）。总而言之奥雷利完全就是蒙哥马利的反面——魅力十足，自信心爆棚，而且十分积极地享受生活。他之所以想要《独立报》是因为在伦敦成为一家全国性报纸的所有人（他在英国已经拥有了好几家地区性报纸）可以使他跻身大人物之列。而且《爱尔兰独立报》的成功也使他相信自己能够在英国再续辉煌。奥雷利是个声名在外的人，他或许并不像默多克那样坐拥一座传媒帝国，但是他的王国疆域依旧十分可观。作为国王的奥雷利尽管年事已高却体格壮硕——一张红光焕发的大脸，永远笑容可掬，目光犀利，满头白发起伏如波浪一般——不过就像许多其他掌权者一样，他的眼神似乎总是比他的微笑要略显冷漠。他对金钱很上心，营销手段高超，商誉显赫，而且政治立场十分自由化——就像其他爱尔兰人一样亲欧洲，与英国上层阶级也很疏远，看起来他完全就是为《独立报》量身打造的老板。

当时奥雷利在伦敦主要通过代理人来办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名叫泰德.史密斯，他曾经担任过爱尔兰外交官，为人精干，总是扎着领结。就像报社里的其他大多数员工一样，我在正式上任总编职位以前对于蒙哥马利与奥雷利这两个人也都只有间接了解，我的主要消息来源就是伊安.哈格里夫斯。在哈格里夫斯遭到解雇之前曾经带着家人到爱尔兰度假，奥雷利在位于西柯克的宅邸招待了他们。哈格里夫斯天然具有着克伦威尔的习气——眼光高远，严肃认真，最看不惯艳俗做作的花架子。他回到报社后向一干忧心忡忡的《独立报》写手们谈到了奥雷利家里的男管家与游泳池，精美的画作与其他炫富陈设，“就好像他真以为我们会稀罕一样。”我们赶紧问道，那你有没有哪怕假装稀罕一下呢？就稍微假装一小下下也行啊？当然没有啦！哈格里夫斯回答道。老天啊！我们心里一起叫苦起来。我的老天啊！

我对于蒙哥马利的第一印象一点也不坏。他性情阴郁，作为苏格兰人我觉得正对脾胃。他不善待人接物，在我看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的微笑有点鬼鬼祟祟的，而且总是尽可能避免与他人发生目光接触。后来我发现她十分讨厌与别人正面交锋，吵架的事情总是交给威尔逊这样的手下人来干，而身为苏格兰人的威尔逊也很享受打嘴仗的感觉，越激烈越过瘾。平时蒙哥马利总是一个人呆在二十四楼的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地眺望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装潢简朴，不过挂着一份为他送别的《今日报》头版，照片上的他站在一辆二战坦克上摆出一副英军总指挥的造型。（不过记者们背后都管他叫隆美尔，因为“蒙哥马利是咱们这边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上面零星摆放些办公用品，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整齐地摞着报纸。此外他给办公室装了一套音响，用来欣赏莫扎特。桌子上永远都放着一大碗没人碰过的水果。在十分少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叫一点食物与咖啡，将这些东西送进办公室的则是老怪物罗伯特.麦克斯韦尔时代的少数几项显著遗迹之一，也就是和蔼可亲的老管家约瑟夫。一开始蒙哥马利为人既可信又干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谓同舟共济。奥雷利和他派来的人都是些只会咋咋呼呼的空架子，根本不了解伦敦的全国大报市场。然后他那万年不变的主题就会再次浮现出来。已经在舰队街泛滥成灾的所谓“镜报旧文化”必须得到彻底根除。楼下有许多闲散人员，必须把他们“扫地出门”。其他那些“捣乱分子”与“老不死的”也必须趁早处理掉。同样我们也不想要“卫报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市场。我们要争取年轻向上的读者。这些读者或许也有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也很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们想要抓住时代的机遇。他们想开保时捷，戴劳力士。我们的报纸上不能出现凄惨的贫困地区或者“死去的黑人婴儿”，这只能令读者感到反感。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雇佣那么多驻外国记者呢？难道就不能把他们也“扫地出门”吗？

一开始这些要求中的大多数我还都能兵来将挡地避让开来。此时的报社与竞争者们相比早已经人手不足了。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员工都要加班加点，在假期赶回来工作，而加班费并不算高。的确，报社里也存在工会活动家，有一两个人对待管理层的态度十分咄咄逼人——在我看来，考虑到对方的强势与我们的弱势，这么做实在傻得很。但是全国记者工会的任职人员的确是整个报社里工作最勤奋尽职的记者，无论蒙哥马利怎么看，我丝毫也不想把他们单独挑出来。此外我的办报理念也与他截然相反。我也希望报纸主攻高端市场而非低端市场。我也承认消费新闻是当代媒体生活的现实。但是我毫不怀疑这份报纸的灵魂与目的正是那些他意欲根除的社会运动与国外报道。获奖无数，争议不断的中东特派记者罗伯特.菲斯克（15），哈米什.马克里的杰出经济评论，贝文斯的政治报道……这才是我所热爱的《独立报》。但是蒙哥马利是一个铁腕无情的人，咬住了就不松口。只要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篇国外新闻或者第三版上对于当天重大事件的报道，而不是什么“时尚人物”，他的脸色就会气得一片大红，他的嘴唇也会紧缩成镜报集团同事们所谓的“鸡喙状”。友好交谈变成了争论，争论又变成了争吵。很快我就看明白了，假如他赢得了完全控制，我所知道的《独立报》就将不复存在。

我与我的副主编科林.休斯——老实说如果让他来干主编一定比我干得好——一起试图寻找对策。蒙哥马利的镜报集团对《独立报》的日常运营控制得十分彻底。他们是报社办公楼的房东，并且提供了从供电到电话再到印刷机等一切办公条件与设施。我无法与他们一刀两断。蒙哥马利与威尔逊的表现就像老板一样，总是把我叫到董事会参加也来越紧张激烈的会议，讨论发行量与促销活动等话题。除了报纸的日常运作之外，他们还要决定我们的商业策略：只需要决定取消一张免费CD或者批准报纸价格下降五便士，他们就能让我看上去像一个失败的主编或者相反。但是他们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也还需要顾及奥雷利的意见。像我一样，他也很重视高质量新闻的价值。但是他很少亲自来到伦敦发表意见。他在伦敦的代理人是一位前厕卫洁具营销主管，名叫布兰登.霍普金斯。此人有着满头秀发，众多高档西装以及一位娇妻。但是他之所以能上位并非依靠了自己的品格或者见识。一套程序就这样形成了。首先我会向奥雷利打电话抱怨镜报集团最近又干了什么好事，然后我会得到“与布兰登共进早餐”的指示。我们会在某豪华饭店见面，霍普金斯会点一份煎蛋卷，搭配两个煎西红柿，然后向我保证“托尼对于局面很上心”。接下来霍普金斯会兴冲冲地吃下煎蛋卷，许诺说他完全不同意蒙哥马利的作法，来自爱尔兰的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则必须咬牙坚持。

于是我们就咬牙坚持了下去。科林.休斯编纂了越来越繁复的员工与管理架构，如同迷宫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包含了大量一度存在与依然存在的岗位，尚未填补但在纸面上依旧存在的空缺。整整一层子虚乌有的管理岗位遭到了凯旋般的裁撤，早已离开报社多时的员工遭到了再一次开除。对于激进岗位削减的意见书被发配进了文件橱的黑暗角落不见天日。毫不意外地是，各位管理人员也发动了反击。威尔逊十分奇怪地痴迷上了一套新的办公室布局安排，容纳部门主编、审校编辑与记者们的多造型“模块化”布局设计使他大为兴奋。唯一的问题在于这套令人兴奋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新布局当中没有足够的座位来容纳目前的所有员工，无处可坐的人就会失去工作。在很少见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裁减掉真正的冗员。万幸地是，遭到裁撤的人往往都会在拿到菲薄的解聘金之后安静地离去，要么开始一段新生活，要么跳槽到其他报社，但是凄凄惨惨的分离也时而有之。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当面告诉对方。天底下最可鄙的行为就是一位主编居然要别人替他来干脏活。但是随着这场游击战的继续，随着一份份从来未曾落实的办公室布局得到规划，一份份针对从未存在的记者的详细解雇清单得到拟定，一场场怒火冲天的会议得到召开，这份报纸的灵魂，也就是新闻业，也遭到了越来越紧的压榨。

当时我正在尝试更为大胆的头版，运用抓人眼球的照片与手绘图片——作者是克丽斯.普里斯特利（16），一位十分杰出的艺术家——来彰显特定的话题，例如北海鱼类的消失、枪支犯罪或者金融丑闻。与此同时作为对蒙哥马利的让步，我将整个第三版拿来刊登消费新闻。根据我的办报理念，《独立报》最终将会成为非金融性的或者说“世俗性”的《金融时报》——一份风格素净，专注高端市场的报纸，这份报纸的读者需要事实与高超的写作，对于生活方式调查或者劳力士抢劫案则不太上心。我相信如果《独立报》失去了明显有别于其他三家大报的特有风格，那就必然会陷入无可挽回的长期衰退并最终崩溃。我们与《卫报》风格最近，但是对方的人力与财力都比我们更强，展示新闻题材的手法也比我们更出色。《泰晤士报》可以以低于市价的标准进行销售，光是这一手我们就应付不了。但是一份与其他报纸都不相同的报纸或许还能恢复一些早期《独立报》曾经享受过的威望与荣光。我相信（至今依旧相信）在英国存在着一个大约200000名读者的市场，这些读者喜欢严肃而强硬的报纸，并且愿意为了回避经常包围他们的糊涂废话而额外花钱。只要蒙哥马利还在，这个梦想就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奥雷利的办事方法还未可知，因此我能做的只有像哈格里夫斯那样咬紧牙关，只有到了需要押上职位的最后关头才让步，希望奥雷利能买下整个报社并支持我的尝试。就像任何一场围城战一样，守卫一方总是苦不堪言。

新的疯狂手段总是层出不穷。其中最令人回味无穷的就是所谓的镜报集团卓越学院。玩出这一手的基本思路如下：记者全都是一帮既懒又无知的东西，尤其是《独立报》的记者。因此必须重新教给他们怎么干活，而给他们请来的师傅则是镜报集团的人。这样一来就能提高生产力并削减记者数量。根据这个计划，对于蒙哥马利完全俯首帖耳的镜报主管们将会把世界各地的《独立报》记者们叫回来进行集中培训，这其中包括北爱的明星记者大卫.麦克基德里克（17），菲斯克，康维尔，马克里，还有波莉.汤恩比（18）。这种做法简直就好比让蛤喇教海豚如何游泳一样富有创意。早在其中蕴含的黑色幽默本质得到充分领略之前，这座蒙哥马利大力鼓吹的“卓越学院”就关门大吉了。但这件事不过是狗血连续剧中的一集而已。我还记得在一次特别惨淡的举家度假期间，我顶着瓢泼大雨站在某法国庄园的庭院边上——这里是整个庭院当中唯一一个有信号的地方——一遍遍地呼叫着远在意大利别墅的蒙哥马利以及伦敦的工会官员。趁我不在伦敦的时候，蒙哥马利决定向所有记者去信，推行更为严格的工作纪律。任何人如未能参加解释新纪律的会议或未能在会上签字认同新纪律就将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借口遭到解雇。不幸地是，许多记者都没看明白，蒙哥马利的真实用意是撩拨报社内部无比礼貌温驯的全国记者公会分部，激发他们的“斗志”，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大规模解雇……而全国记者公会还真就打算发动罢工。如果压制不住这场冲突，早已衰弱不堪的报社注定会毁于一旦。最后这场自杀性的闹剧还是得到了避免，尽管接下来几年里报社内部都紧张得一触即发。减员的要求依然继续。萝丝.波伊科特 （19）受命成为了《周日独立报》的主编，很快其他竞争报纸就刊登消息说她将要接替我的职位。说句良心话，蒙哥马利很不擅长撒谎。当我前去质问他是不是他放出了口风时，他的面部立刻变成了一块红砖，咬住嘴唇一声不吭地将目光转向了窗外。通过提前宣布继任主编的身份来逼迫现任主编是镜报集团的惯用手段。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奥雷利的打算是看看蒙哥马利能在财政上将报社挤压到怎样的程度，他并不关心我痛苦的惨叫。我只是自己在犯傻而已，奥雷利无论怎样都不会受损失的。要么蒙哥马利证明的确可以将办报成本降低到大大低于传统水平的程度，这一来他所拥有的一半报社就会升值。要么蒙哥马利失败，那他就可以全面接管。走投无路的我决定发动反击，彻底重新设计报纸版面。我的第一个计划是将大报版式改成小报或者所谓的“四开小报”——这是最好看的欧洲报纸所采用的版式，就我看来也是最合理的报纸尺寸。但是我们搞不到欧陆尺寸的印刷机。我们也无法改造现有的印刷机或去买二手货。至于小报的设想很快就被管理层否决了。尽管六年之后由于销量依旧不见起色，时任主编的西蒙.科尔纳（20）还是走上了这条路。他为伦敦的通勤读者提供了小报版本的《独立报》，与大报版《独立报》一起发行，后来又将小报推向了全国。这一招十分精明，避免了彻底沦为小报的危险，而且直到目前为止都很见成效。

最终没有这么做的我转而投入了针对头版设计的激进改革。改革后的头版将会由单一一幅海报式的照片构成，下面则是一篇短文，包含了一位行路匆匆的读者应当知道的所有关键信息。内里的新闻报道不实为了对事件进行总结，而是为了提供事件背景，这是难度很大的新闻技巧。我的思路是设想一下假如某报纸从未存在过，那这份报纸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报纸里的新闻将会以什么顺序排列？将新闻按照主题而非发生地点进行编排是否更加合理呢？比方说将所有与环境有关的新闻放在一起，无论是中国的水坝还是萨里的獾；关心威斯敏斯特的读者也能顺便看到华盛顿与巴黎的政治新闻。科林.休斯和我请来了设计师文斯.福斯特（21），这人在设计领域经验十分广泛，就是从没设计过报纸。结果十分不一样。我们在销售讨论组里进行了测试，有些人对于这种设计十分厌恶，另一些人则非常欣赏。如此两极分化的看法说明新设计至少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拿着一捆新印好的报纸来到了奥雷利位于爱尔兰卡斯特马丁的豪宅。我们先吃了一顿气氛融洽且令人宽心的晚餐，席间他承诺自己即将把蒙哥马利赶出报社。之后他将我叫到他的书房。他穿着一件浴巾质地的白色睡袍，坐在一幅画的下面，我看着有点像特纳的作品（“这就是特纳的作品。”）我把报纸拿给他，他仔细看了很久，然后坐了回去。“是这样，安德鲁。我认为这个设计很大胆。我本人非常喜欢。”闻听此言我心中如释重负，脸上也有了笑容。“但是呢，”这位大人物十分缓慢地接着说道，“当初我对新可乐也是这么看的。”他这里说的自然是美国集团公司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营销惨案。他这是十分客气地让我知道我搞砸了。我的激进设计从未能得见天日，最后推出的是一个远没有那么激进的设计，这件事为我的最终下台埋下了伏笔。

任何重新设计的报纸都要配合扎实的广告与营销推动。否则不喜欢改版的老读者将会离开而新读者则根本不知道改版的事，这样一来销量一定会下降。我的计划是通过重新设计急需整改的《独立报》来强迫蒙哥马利进一步追加推广活动急需的资金。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助力与崭新的开始，而他们如果拒绝这么做就等于自杀。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凭借主编的身份来敲竹杠，但是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只剩下了这一招。但是我还是低估了蒙哥马利。他在提供资金之前与威尔逊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在我看来完全是发疯的工作变动要求。他们坚持要大规模裁员。现有的四十三名负责核对稿件、删减加工、撰写大标题以及设计版面的审校编辑当中一共要裁撤三十八人，只留下五个。记者们要为自己的新闻撰写大标题并按照每天都一样的既有模版进行修版。一直令报社美名在外的专职摄影记者将会全部遭到裁撤，而管理层将十分慷慨地为外出采访的文字记者配备数码相机。夜班员工将一个也剩不下：晚八点报纸就要定稿。哦对了还有，我的副主编科林.休斯也得打包走人。主编是不需要副主编的——他们“只会碍事”。

挨了这样当头一棒之后，接下来就上演了最非比寻常的戏码。威尔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报界人物，为人强硬，一路打拼出头，私生活正如工作习惯一样暴烈。当初他在《独立报》以及《泰晤士报》当过代理主编，经常摆出一副海盗船长的派头大踏步走过报社办公室，嘴里叫嚷着“这玩意儿要是也能算新闻那我的鸡巴就会下水游泳了”之类的污言秽语。早年他在格拉斯哥干主编的时候喜欢管一位审校编辑叫“手指头”。后来这个可怜的家伙终于鼓起勇气问道这个名称有什么说法没有，他坏笑道：“你也就剩下几根手指头还抓着悬崖边缘了，小子。”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很清楚办好一份报纸需要什么，因此他跟在蒙哥马利的屁股后面更加令我怒火满腔。有一回，尽管他比我年长，我还是差点没忍住给他一拳，他不得不压低声音警告我说如果我们两个真的动手他的秘书一定会听见。我告诉他这种做法纯粹是发疯，是自己给自己拆台。但是他要么无能为力要么袖手旁观，总之什么也没做。我与镜报集团主管层的见面简直就是毒汁横流。最终我们达成了惨不忍睹的妥协：我假装同意他们的部分要求，而他们则假装支持我。最终承诺划拨的促销资金仅仅到位了一小部分。销量的确暂时提升了30000份左右，但是接着又下滑起来。媒体评论员布莱恩.麦克阿瑟（22）后来为《泰晤士报》撰文称：“玛的赌博大败亏输”。他好心地补充道之前的各种折腾措施败坏了报社的士气，而且假如管理层更加支持的话我原本可以取得成功。但是他的根本论断还是很公平的。

我被告知董事会正在讨论进一步大幅削减编辑预算。我根据削减金额大概算了一下，这次削减似乎意味着要再开除掉二十八名文字记者，相当于整整两个部门的员工——比方说国外新闻与商务新闻部门。自由撰稿人开支也被砍掉了四分之三。1998年1月，我给报社所有者去信称这次削减太过危险，可能导致报社无以为继。镜报集团的回复是假如我下不了手他们就让萝丝.波伊科特替我下手。我觉得他们要么已经集体脑子进水了，要么就是打算把我赶走。我的办公室里塞满了书籍、照片、过刊头版以及我这些年来发表文章的剪报。我开始打包装箱，收拾贵重物品：镜报集团解雇人的时候一般不会特别客气。但是在斧头最终落下之前还有出乎我意料而且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一幕。身为老板一向和蔼可亲的奥雷利找来了传说中的《华盛顿邮报》总编，水门事件的亲历者本.布莱德利搭乘协和客机飞到英国劝我不要辞职。我先在威斯敏斯特会见了一大群高中毕业生，其中很多都想知道我是不是要被解雇了（我告诉他们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然后来到诺丁山一家十分隐秘的高档意大利饭店与他见面。我把各种数字跟布莱德利仔仔细细的算了一遍，还把我最近与上层的几场争论也告诉了他。最后我问他这次来是不是打算接我的班。他抿嘴一笑：“安德鲁……你那个报社就是个大粪缸啊。”于是我们转而讨论其他更愉快的话题。饭后我回到办公室，给董事会主席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不支持董事会明天将要讨论的削减预算方案。然后我找来级别较高的同事们，告诉他们说我马上就要被解雇了。报纸付印之后，我来到最近的酒馆里恢复元气。酒馆里的人越聚越多，都是《独立报》的记者，有些很年轻，有些两眼含泪，还有些年轻人两眼含泪。正当派对的气氛逐渐热烈起来时，我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我的妻子，她的声音有点颤抖。有一辆汽车开到了我家门前，并且留下了一封信。她觉得最好亲口念给我听。信中指示我立刻回家，不准与任何员工谈话，也不准接近金丝雀码头附近，直到接到进一步指示为止。第二天我就理所当然地接到了解雇传真。我没能回去说再见，不过当我不在的时候报社的前同事们举行了传统的“敲打有声”送别仪式——敲打印刷用的锤子（如今一般是用记者的拳头），借以为他们所尊敬的主编送行。这是我所接受过的最高荣誉。事情就是这样。最后盖棺定论的又是凯文.麦肯兹。在我打包走人一天以后，他把电梯停在金丝雀码头大楼第十八层的《独立报》报社，一出电梯就扯着嗓子嚷嚷道：“都活动起来！把英国新闻界的《泰坦尼克号》找出来！别一个一个的都苦着个脸——明天早上你们这帮白痴当中随便哪个兴许都能当上主编。”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萝丝.波伊科特的就职得到了公布——里面稍微提到了我。正当报社方面因为惯常的解聘金问题还在各种纠结之际，我和杰姬跑到巴巴多斯休养生息了一个礼拜。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冬天享受日光浴假期，在经历了伦敦的苦寒之后，这里简直就像仙境一样美好。正当我躺在沙滩上感受着此前一直拧成一团的胃部缓缓松弛下来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条十分奇特的消息。爱尔兰人希望与我取得联系。看起来镜报集团内部发生了不小的动荡，蒙哥马利在别人的劝说之下——很明显是奥雷利干的，根据有些人的说法，他把蒙哥马利“硬顶在了墙边上”——终于承认自己不可能搞好《独立报》。于是奥雷利到底还是获得了全面控制。他希望我返回董事会帮忙。这个安排的古怪之处在于他同时也希望波伊科特留下来。她负责编辑新闻版面，为报纸注入她在大麻合法化运动中展现出来的蓬勃锐气；而我则以“主管主编”的身份控制社论版块。这种做法在英国报界十分不寻常，尽管很久以前《每日电讯报》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在美国那边这种做法也很普遍。这个主意是本.布莱德利想出来的，但是只有在我与波伊科特可以放下过去几年的种种创伤并且精诚合作的前提下这个主意才管用。我们两个在布兰登.霍普金斯的家里再次得到了相互引荐，吃过晚饭之后又一起躲进当地某家酒馆里相互考察了一番。最后我们两个都小心翼翼地同意尝试一下。

这项安排取得了成功。奥雷利掌握之下的《独立报》致力于成为一份不同以往的报纸，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不从属与任何政党，不受商业压力的侵染……董事会希望两位主编出品诚实正派、思想开放的报纸，避免极端主义，准确报道，公平分析”他们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奥雷利的接管为《独立报》与《周日独立报》带来了焕发生机的最好机会。我在打包走人之后仅仅过了六周就又高调返回了报社。萝丝称我们俩是“梦幻组合”。这并不容易，但我们之间的合作相对还算愉快，尽管我们的同事都觉得难以置信，舰队街上也是怪话不断。但是后来萝丝又跳槽到《每日快报》当主编去了。一番手忙脚乱的搜索之后董事会选定了曾经的《独立报》体育主编西蒙.科尔纳来接替她。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而他也毫不意外地打算独自掌握主编权限，尽管他的确挽留过我。但是这一回我真的已经受够了。萝丝走后一周我也彻底辞职了。我这段进进出出起起落落的主编经历在近几年的当代英国新闻历史上可谓少有匹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的一位同事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就好比《落水狗》的最后一幕，所有人都在冲着其他人开枪扫射。”

在我担任主编的这段时间里，梅杰政府分崩离析了；尼尔.汉密尔顿 诉《卫报》诽谤案败诉了；“滥搞”进入了全国政治词典当中；疯牛病在全国各地爆发；一位寂寂无闻，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宗教激进分子接受了《独立报》记者罗伯特.菲斯克的采访；布莱尔的新工党赢得了他们的第一场压倒性大选胜利，趁势决定兴建千年穹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威廉.黑格成为了托利党党首；戴安娜王妃逝世；纳尔逊.曼德拉访问了布里克斯顿……此外牛顿波普福德镇的大卫.麦克米伦家中豢养的小猎犬不慎吃掉了一张《独立报》，之后就全身肿胀，块头足以与斗牛犬相比，结果导致了一场针对报社油墨毒性的大规模调查。这些新闻以及其他上千条其他新闻就是我每天都在琢磨的问题。编辑工作固然包括了与管理层和律师们进行激烈的搏斗，但是这份工作的核心依旧是对于新闻了搜寻。拣选与展示。每一位编辑每一天都会拿起每一张竞争对手的报纸扪心自问：我们与之相比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差呢？我们有没有漏掉这条新闻呢？假如真的漏掉了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头版标题与人家相比究竟是更犀利还是更无味呢？这些日复一日的单一决策将会扶植报纸蒸蒸日上或者将其扼杀，影响上百名员工的饭碗与千百万读者的读报习惯。事实上我从来都不算是第一流的主编。我太容易分心，太喜欢自己动笔，也太情绪化了。假如换一个时间，假如局势不是那么生死攸关，我或许也会积累一些经验并促进《独立报》的成长，不过这也不一定。《独立报》的内容与基调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报纸有着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从一批审校编辑与记者传到下一批，与主编本人的品质同样重要……或者差不多同样重要。

（1）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Black_of_Crossharbour

（2）http://en.wikipedia.org/wiki/Ian_Hargreaves

（3）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Wilson_(journalist)

（4）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jenkins

（5）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Bevins

（6）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Fenton

（7）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Garland

（8）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Chancellor

（9）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cis_Wheen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ontgomery_(newspaper_executive)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O%27Reilly

（12）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as_Whittam_Smith

（13）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ie_Leadbeater

（14）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yss_Goulandris

（15）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fisk

（16）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Priestley

（17）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ckittrick

（18）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ly_Toynbee

（19）http://en.wikipedia.org/wiki/Rosie_Boycott

（20）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kelner

（21）http://en.wikipedia.org/wiki/Vince_Frost

（22）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an_MacArthur

尽管说有多少主编可能就有多少种编辑风格，但是现代主编的工作日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杰出的编辑很可能全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办公室。传奇式的《观察家报》主编J.L.加尔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呆在自己位于比肯菲尔德的家里工作。更加传奇的《曼城卫报》主编C.P.斯科特每天早上起床后先洗个凉水澡，然后吃一肚子水果，然后一整个白天都会足不出户地写信，直到吃完了水果与奶酪组成的晚餐之后才在晚上七点钟以后骑着自行车来到报社，到了之后就开始狂热地工作。但是今天的主编就不能这么干了。当然，加尔文与斯科特都不必担心收听《今日》栏目。今天的日报主编是一份必须在办公室完成的工作，十分紧张耗时。就算对于那些热爱这份工作的人来说，主编工作对于他们的肉体也是极大的折磨。近几年来，癫痫、心脏病以及病退已经祸害了许多未能提前抽身而退的主编们。

做主编就意味着必须无可救药地对新闻上瘾。这意味着每天早上七点必须起床看新闻并且把所有竞争报纸都看完，同时竖起耳朵收听《今日》节目，此外还要拨打当天最早的一批重要电话。一般在七点半的时候我就会从伦敦西区乘车穿过金融城来到金丝雀码头。一路上我首先看大报，因为大报是我的直接竞争者。我会把我们错过的新闻或者值得继续跟进的新闻都圈出来，看到我们没能想到的杰出创意我会忍不住破口大骂，面对我认为我们做得不错的地方我又会笑而不语。首先要看报头，看其他报纸向过往读者们提供了哪些促销优惠、独家新闻或者顶尖写手；到位的促销手段可以影响一份报纸当天的销量。奇怪的是，大报的头版并没有你想象得那样有趣，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编辑团队都会采取相似的手法。你经常会在不同的大报头版上见到相同的照片，相同的说明文字甚至相同的报尾“底部”新闻。有一点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在大多数日子里每天都只有一条压倒一切的主要新闻——递补选举、大臣辞职、火车失事、全民医保亏空等等——所有报纸都要进行报道。而且我以十赔一的比例打赌，这条新闻在头一天的报纸上也是主打新闻。但是就算是这种博眼球的新闻也必须仔细查看，以防万一竞争对手搞到了特别有杀伤力的当事人言论或者采取了特殊的采访角度，而我们自己的报纸却没能做到。在这个阶段我一般不会老老实实从头到尾地“读”完一篇新闻，而是先看大标题，再看记者署名，接着看版面设计与照片安排，但是最重要的还得算是报道侧重点。

主编工作就好比为一群挑剔的食客准备一桌永远不散的筵席。基本的口味偏好只有四种——浓、淡、长、短——但其中的节律变换却无穷无尽。包含大量人物的厚重政治新闻主导了一个版面之后，必须用整个对开页的轻松内容加以平衡。一篇关于组织机构的报道之后必须跟着另一篇关于一般民众的报道。对于任何报纸来说最关键的版面都是第三版，因为许多读者扫一眼头版之后就会翻过来，心想“这我都知道了”。至于第二版，考虑到人们拿报纸的姿势，尤其是行进中的人们拿报纸的姿势，对读者的冲击力相对而言并不太大，一般会摆上一堆没能挤进头版的新闻以及对竞争对手新闻的跟进。这块区域并没有多少生气。第三版才是任何人掀开报纸之后首先看到的部分，负责确立当天报纸的基调。在发生大事的日子里，例如戴安娜王妃去世后或者巴格达遭到攻陷后，这里可以为报社最优秀的笔杆子提供呼吸的空间。又或者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民意调查，如果调查题目真得很不错的话。《泰晤士报》习惯在第三版放上五六条比较不错的新闻。《每日电讯报》十分有名地习惯在这里安插诲淫诲盗的庭审纪实与高级八卦。《卫报》更喜欢利用第三版来坚定表明自己的立场，将独家新闻或材料安排在这里。而我们的《独立报》则试图找寻反映“我们当下生活方式”的新闻——我们不喜欢过度拔高，一般也就是报道一下英国音乐行业现状或者英国电影业的未来走向。到了这个时候，假如你打算向英国各地派遣记者并在第一版报纸印刷之前将新闻材料带回来，那你就要加紧了。有几个电话往往每天早晨都要拨打：要通知图片主编向外派遣摄影师，，还要通知新闻主编向热点地区增派人手。

等到我在金丝雀码头爬出车外的时候，心里已经大致拟定了一份清单：我们漏掉了哪些新闻，应该敲打谁，今天的报纸有哪些想法，以及镜报集团的人又将要怎样或软或硬地与我掰扯几番。任何一位诚实的主编都不可能对报纸上的所有内容都感兴趣。例如体育新闻就完全是我的盲区。刚上任几天后，我曾十分英勇地将所有体育部门的员工全部请到酒馆喝酒，并且试图与他们聊一聊他们当中哪位体育新闻写手比较优秀。他们先是十分配合地听我天南海北胡侃了一通，接着我们全都沉默下来，盯着各自面前的啤酒杯一言不发。最后代理体育主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其实你对于体育连个屁都不懂是吧？”我只得老实承认。我还曾与才具高绝的时尚记者团队进行过类似的谈话，讨论他们最近的工作打算以及为什么某妇女摆一个别扭姿势再拍几张颗粒粗大的照片就要害得我们报社大把掏钱。麦克斯.黑斯廷斯（1）在记录自己担任《每日电讯报》主编经历的回忆录中承认他也有类似的盲区。但是主编本来就不需要通晓一切。你所需要的只是了解在各个领域谁最出色，听取你所信任的人提出的建议，并保证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得到监督。

我首先要管的是版面设计——相当于为明天的报纸设计建筑草图，广告区域用灰色涂满。这张图显示了各个版面有多少为新闻预留的空间。各个报社的广告部门与编辑部门之间都存在着划分空间的协定，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则是主编。这种局面有点像是动物寓言里的情节，两只动物都依赖对方且同时又都有能力杀死对方。报纸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运营，因此广告必须获得足够的空间。广告疲软就意味着报纸内容的削减。但是广告又会占据新闻所需的空间。最重要的广告位恰恰也是你最不希望见到广告的地方——例如头版与第三版，还有右手侧的主打新闻版面。因此广告部门与新闻部门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我每天的第一场争吵往往就是与经营主编进行的，因为他在第三版批准了额外的半栏空间，还枪毙了夹在政治版面当中的巨幅英国航空宣传彩页。自然，假如报纸排版不美观，读者就不会看下去，广告客户们自然也不会高兴。但是报纸的经营者们每个月都要保证盈亏平衡，因此他们总不想对广告客户说不。在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不妨暂时抛弃广告以换取空间。但是在平时万一协议遭到触犯，双方非得打起来不可。自然主编也可以从广告部门的嘴里硬抢一块空间出来，但这种事不能经常干，也不能干得太过分。等到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以后就可以制定版面安排计划了——国内新闻要占几版，国际新闻又要占几版。

接下来是读者来信。我面前的信件永远源源不绝，要求我加以考虑并予以回复。许多读者都要求主编直接回复，而不希望看到不痛不痒的官话。他们可能会抱怨我们中东新闻的基调，声称我们遭到了某位记者的误导，或者只是宣泄一下填字游戏改换位置所导致的震惊。有些信件十分有趣，另一些则很明智，尽管占绝大多数的信件都是些疯言疯语。有时候我总觉得英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住满了神经病，满心以为首相会对他们进行意念控制，或者《独立报》的后台老板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好的一方面来看，至少这种信件看完了不用回复。但是对我们的报道与价值观提出了有益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复的信件还是多得很。我总是尽量亲力亲为。因为读者希望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而强化这种感觉正是主编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每周都会有一两个读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必要开设“主编回信”这个专栏进行集中回复——我本人对这个主意感到很得意，因为读者反映强烈。此外还有许多邀请信，请我约见学校儿童或外国大使，发表演讲或主持会议。大多数此类信件都会遭到我于心不忍的回绝。

不过对于任何一家报社来说，工作日正式开始的标志都是早间新闻会议。在此之前报社的主要高级员工——特刊主编，头版与底版主编，国外新闻主编，国内新闻主编——都已经相互谈过了，国内新闻编辑室此时已经将记者们撒了出去。《独立报》的新闻会议开始于上午十点半，长度大约在四十分钟左右，此类会议大概如此。报社所有部门主管都要参加会议，对报纸影响力特别大的专栏作家也会参与进来——我当主编的时候，波莉.汤恩比、哈米什.马克里、大卫.艾伦诺维奇（2）、苏珊娜.摩尔（3）或者鲁伯特.康维尔都会经常列席——有时还会有报道关键新闻的采访记者参加会议，例如政治新闻主编。与会人数大约在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之间。每个部门都会拿出一场第二天预计报道的新闻清单并与特写文章一起全体传阅。大多数报社的新闻会议开始时都会先把当天的报纸拆解一番。会议场面可能火花飞溅也可能静水深流，取决于主编的个性与各部门头脑的表现。国际新闻主编可能会遭到国内新闻主编的攻击并还以颜色，特刊主编可能会承认他认为我们选择了错误的头版主打新闻。

此外，必须让报社的每一个部分都感到整个报社正在看着自己，整个报社都必须感到主编的存在，必须感到任何失误都会遭到追究，任何好主意或独家新闻也都会得到表彰。新闻会议结束后，各个版块主编就开始通读自己的新闻清单。有没有去世的名人？有没有商界的丑闻？国际新闻部门再次试图对某倒霉催的印度企业家进行专访——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干，但是他们砸进去的钱已经太多了。国内新闻部门一片愁云惨淡。最近除了游艇大展以及平淡得令人失望的某杀人犯庭审第三日之外就只剩下一堆鸡毛蒜皮了。第三版上究竟他妈的要放点什么呢？特刊部门建议从他们的清单上选取某个题材，但是其他人全都无动于衷。体育主编十分醒目地打了一个呵欠并翻起了白眼。商务新闻的清单读到一半的时候代理主编发现一个早已被宣布破产的公司的名称。去年这家公司不是还推出了一批贵得要死的美食酒馆吗？没错，开业以后一直不赚钱。好得很：就拿这个当入手点，写一下英国人如何抗拒取代传统酒馆的行为——烤土豆与农夫的逆袭，这个题目如何？还有，那个电视名厨不是和公司有关系吗？把他也采访一下。找个特刊写手去其中一家正在转手当中的美食酒馆探探路。能不能从传统酒馆里找一个老酒鬼来问问他的感想呢？再说应该由谁来动笔呢？西蒙度假去了，凯蒂正忙着采访购房者占领柯克市的新闻。体育主编再次阴恻恻地滚动了一下眼球。乔纳有空，这两天没有英式橄榄球赛。他笔杆子不错，也很有些酒量……

大部分主编——不是全部——都认为上午的新闻会议十分重要，因为报纸的个性就是这样得到确立的。但是由于会议上的部分内容是讨论清单，因此就算是开得不错的会议也有点无聊。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某家报社当中，新闻会议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仅仅是把打印清单毫无顿挫地念一遍，然后大家就作鸟兽散。五十年代中期由A.P.沃兹沃斯负责主编的《卫报》则为这种开会风格提供了另外的例证。此人

“开会从来不超过15分钟，他的两条眉毛都会温和地挑起来，有时一条眉毛还会难以置信地比另一条眉毛挑得更高。他会用铅笔在清单上划拉，嘴里自言自语：‘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多发黏液瘤病，这个词太糟糕了。嗯，这段议会报道的篇幅有多长？最好能占住整个第二版。很好，很好。嗯，里斯本闹地震了？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吧。十八世纪？这也太老了……’沃兹沃斯对于早间例会的态度似乎表明他觉得这项工作有些好笑，有些烦人，不算重要，就像茶歇时间一样不过是对正式工作的打断。他在例会上总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简直就好像他在试图使人觉得自己与这些可畏而又无聊的现实生活完全脱离了联系。”

主编风格位于这一极端的主编们对于报纸的指挥如此模糊迂回，以致谁也不清楚他的命令究竟如何起作用。我的第一任主编，也就是《苏格兰人》的比蒂.麦凯，通过缄口无言的方式来管理报社。他几乎不说话，也很少在编辑室里现身。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十分强大而智慧，监视着报社里的一切，好比一位沉默的入世耶和华，尼尔.阿彻森 （4）曾经赞颂过他那“坚毅不屈的道德立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苏格兰人》完全属于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卫报》主编的彼得.普雷斯顿（5）在别人看来自闭自守，不善言谈，工作时总躲在乱糟糟的办公室深处，从来不靠口才压人。但是他是一位特别勇敢的主编，在梅杰时代正是他顶住了压力将“下院收费提问”与乔纳森.艾特肯接受不正当款待等新闻一抓到底，此外他还在1988年支持推行了《卫报》历史上步幅最大的一次外观设计跨越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独具慧眼地扶植栽培人才，他不显山不露水地管理者报社，但是在所有关键问题上他都说一不二。他的继任者，也是英国报界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艾伦.罗斯布里吉（6），也学会了类似的微妙手段。

舰队街上资历最老的老人比尔.第兹当年担任《每日电讯报》主编的时候只管报纸的核心部分——唯一一件能令他亲力亲为的工作就是每天的专栏版块。他主持者一个由保守派学者与写手组成的学会。他从不裁员也从不雇人。后来他以令人无法设防的惯常坦诚态度承认，“真正能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员工，而是《每日电讯报》大部分版面的陈腐外观。对于这方面的改造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任务。”他终日忙于与出版工会较量以及维护记者的士气。“记者就好比敏感的鸟类，即便是最优秀的记者也难免会持续性地自我怀疑并需要鼓励。”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肯定性地引用了迈克尔.弗莱恩的言论，后者在担任《笨拙》杂志副主编的时候曾说过自己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面带和蔼笑容在楼梯上徘徊，让那些碰见你的记者卸下心理负担”。这种主编风格也使得第兹成为了舰队街上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不过这一点对于《每日电讯报》究竟有多少正面影响就不好说了。在虚构领域，1967年迈克尔.弗莱恩描写舰队街的小说《清晨将逝》当中就有这样一位万分羞涩的主编，上班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地溜进办公楼，一溜烟地钻进自己的办公室里，尽可能地躲避着报社员工们。有人说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沃兹沃斯。

主编风格位于另一个极端的主编们则将他们的新闻会议完全操办成了一场独角戏，只见他一个人大呼小叫，上蹿下跳，令人或笑或惧。《太阳报》的麦肯兹以及《每日镜报》的杰克.奈纳都是这种风格。据说了不起的克里斯滕森召开上午新闻会议的架势“就好像在帕拉迪恩剧院的舞台上担任司仪一样”。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控制狂主编之一就是《周日快报》的约翰.詹纳（7）。他任用的众多年轻人当中有一位汤姆.阿特利（8），据他说加入报社之后仅仅过了三秒钟，“我就知道了他是谁，他对于男性留胡子有什么看法，对于男性喝白葡萄酒有什么看法，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以及所有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因为关于他的言论实在太多了。我以前也见过专横跋扈的主编，但像他这样恩威并施的主编还从来没见过。”他会逐字阅读每一份新闻稿并对其中大部分稿件加以褒贬，他依靠人格力量与毫不妥协的精益求精作风统治着自己的报社。周日报纸的早间新闻会议并不像日报那样重要，但是他的女儿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某次早间会议上的对话，可以令读者们领略一下詹纳的手段。当时他正在翻阅一份《旗帜晚报》，看完之后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国际新闻主编阿瑟.布里坦顿（9），问他有没有看到《旗帜晚报》麾下的传奇性巴黎特派记者萨姆.怀特（10）当天所撰写的专栏文章。布里坦顿承认自己还没看。

“‘阿瑟，现在几点了？’”

“‘我不明白，约翰，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很简单，阿瑟’”

“‘现在是五点半了。’”

“‘很好，你的表和我的一样。你在《周日快报》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我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你目前担任什么职位？’”

“‘国际新闻主编。’”

“‘也就是说《周日快报》的国际新闻主编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半的时候还没有读过萨姆.怀特的专栏文章，’詹纳语气生硬地说道，‘给你提一条建议，阿瑟，阅读一下我提到的文章，着重注意一下第三段，读完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并非巧合的一点在于，詹纳的高阶员工之一正是彼得.达科里，他的儿子保罗.达科里后来成为了《每日邮报》的主编并推行了一套深思熟虑有条不紊的粗暴管理方式。詹纳的编辑风格部分源于比佛布鲁克勋爵手下最伟大的主编克里斯滕森。詹纳最喜欢的新闻风格也是克里斯滕森的风格，一方面针对精心挑选出来的靶子大肆抨击，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地寻求一般读者的认同。今天的《快报》系列已经几经易主，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但是这种新闻风格却在报业联合会得到了传承，那里的主管是达科里，晚年的詹纳也在这里成了一名专栏作家，许多詹纳当年的手下也在这里工作。至于《每日邮报》那边，比佛布鲁克与罗斯米尔的基因已经完全搅和在了一起。

报纸文化的延续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自从沃兹沃斯以来，《卫报》的新闻会议就更倾向于一般员工的辩论场而不是主编的一言堂。在艾伦.罗斯布里吉手下，《卫报》的文化恐怕还是比其他大多数报纸更加细密微妙。但是报社文化也可以跨越藩篱改头换面。在默多克的《太阳报》创办早期，《镜报》的记者构成了报社核心，也引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新闻技巧。后来随着默多克逐渐做大以及镜报集团日益式微，隶属于默多克的记者也逐渐接管了《太阳报》。尽管相互竞争的各个小报报社主编们相互谩骂攻击凶狠至极，但是说到底还是一家人的窝里反，因此这些争端在外人看来才会如此暴力且毫无头绪。报社文化基因的最主要传承方式就是新闻会议。会议内容往往看上去很直白——不过是读一下新闻清单并核对一下工作进度而已。但正是在这个不断重复的场合，报纸的目的与个性将会遭到无休止的检视与争论。当年我在《观察家报》任职的时候，主编威尔.赫顿（11）会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身为自由派主要思想家兼作家的世界观，借以抛砖引玉。接替他的罗杰.埃尔顿（12）则更喜欢抽身事外，挑逗不同的写手与各部门主编彼此争辩。“我连一点门道也没有，真他妈没用。——兰斯利，这事你知道多少？啊？谁他妈知道点儿有用的？”假装两眼一抹黑是活跃会议气氛的手段之一。其他具体做法还有不少，但是一般来说新闻会议上唯一绝对算得上灾难的情况就是沉闷与所有人都无动于衷的感觉。假如每天上午的主编室里没有火花飞溅，报纸就只能随波逐流。随波逐流的会议必然会导致随波逐流的新闻，然后就是随波逐流的读者与随波逐流的销量。

从最低的层次来说，早间新闻会议的功用在于让特刊主编与国内新闻主编意识到双方正在计划以类似的手法报道类似的题材，就好比两条狗咬住了同一根棍子的两头一样，必须分道扬镳。但是早间新闻会议也是拷问报纸的基本新闻价值观的场所。比方说我刚当上主编的时候就越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会在报道某些新闻时掀起高涨的质疑与焦虑——奥克尼附近沿海发生油轮泄露，可能毁灭当地生态系统；或者冬季流感可能导致全民医保体系陷入大危机——但是之后就因为报道大方向的转移将这些新闻撂下不管。于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回溯一下几个星期以前报道过的内容，探明事件的后续进展。正是在这些会议上，主编的奇想（每一位主编的肚子里都装满了奇想）得以面世。这些奇想内容不一，可能是在大标题当中禁用某些单词（不许用“出价”，不许用“专家”，不许用“危机”，等等），也可能是对于拦路抢劫案件新闻的急迫需求，还可能是将报纸基本路线向右转或向左转的决心。但是无论如何主编都要将自己的行进方向坚持到底。主编工作的关键不在于出色的想法，而在于持之以恒地推拉抓挠。

相比之下，小报的主编风格则是要将整张报纸统一在一个声音之下。如今这种主编风格一家独大，被人们公认为职业新闻业的最高峰。自然，对于喜好清晰明确，张口闭口谈得都是“产品”的营销人员来说，这种主编风格很受欢迎。二十世纪后期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小报主编无疑是七十年代扭转《每日邮报》颓势的大卫.英格力士以及在纷纷扰扰的八十年代执掌《太阳报》的凯文.麦肯兹。两人都是驱动型主编的著名当代典型，他们心目中对于每一条新闻看上去与读起来最理想的范式都有着固定的观念。英格力士的头脑中有一幅毫不含糊的典型读者画像，他甚至还会贴出海报来提醒写手们记得自己究竟在为谁写作——除去詹纳与比佛布鲁克之外，对于当代《每日邮报》影响最持久的人就是他。和詹纳一样，他做到这一步靠得也是以势压人乃至仗势欺人。英格力士手下的一位记者安莎.迪士尼日后说“就他看来他的主意总是最好的，他以为自己善于听取意见，其实并非如此。”她说英格力士有时会十分邪恶而可怕。她描述了一段自己当年在《每日邮报》还没混出头来时的见闻，当时脱去外套的英格力士对于另一位报社主管戈登.麦肯兹大肆冷嘲热讽了一通。

“有一天晚上大卫的心情相当坏。他对于第六版的某条新闻有想法，他对于那条新闻非常不满意……戈登读过了我写的文章以后说：‘我觉得你写得很到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然后他将这篇文章拿给大卫，结果大卫说道：‘你管这玩意儿叫什么？开会的时候我可没说要写这种新闻，这根本不是我在开会时说过的新闻！’可怜的戈登干坐在那里，手中的报纸都攥皱了。”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凯文.麦肯兹，他长了一张人尽皆知的臭嘴，管理报社的时候满口“放屁”不止，看到不顺眼的版面就会撕个粉碎，改写大标题更是不在话下。

“他会拿起一版报纸扫视一番，用他那支粗大的绿色钢笔在段落上画圈。‘狗屎不如！’说着他就啐了一口……随着手中钢笔的圈圈画画，他的低声评论也继续了下去。‘放屁……没屌用……嗯，这还凑合……嗯，这个我喜欢……呸……纯属放屁。’接下来他的批评还会更加详细。‘在这一段多写两句他爸爸当年对他到底有多么混账或者这一类的屁话，听见了吗？’他说这话的神气就好像他以前专门研究过明星人格分析一样……”

他在开新闻会议的时候永远癫狂不已。他的名言是“我就是擦屁股也不使这玩意儿”，说完以后还会“转过身来，撅起他那肥大的臀部，作出一副脱裤子的架势，接着抓起那张惹他动怒的报纸，模仿自我清洁的动作。”一条又一条新闻就这样遭到了抛弃。他的套路与沃兹沃斯多少有点差距。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欺负人来取乐。这种做法其实很常见——面临着失望的压力，许多主编都会在同事与下属面前表现出无法原谅的粗鲁与公开的攻击性。重点在于英格力士“在开会时谈到过”的那篇新闻事实上根植于主编本人的心里，他认为自己在当天上午已经把话说清楚了。要么他其实说得并不清楚，要么记者与部门主编没能实现他的构想，总之英格力士丧失了一部分控制权，这是所有主编最痛恨的事情。麦肯兹的故事也是一样，他很清楚自己希望一条新闻看上去读起来是什么样子，就连每一个形容词的运用与每一次分段都想到了，因此他不惜将那篇“屁话”重写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这一切与一般人心目中正常的新闻制作方式——记者出去采访，带回新闻材料并放到报纸版面上——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当代的大报在编辑风格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照理来说大报的编辑方式应当与小报截然相反——公开、审慎、多样化，追求新闻质量，哪怕读起来没那么清楚易懂，令人兴奋。大报的确比小报更开放。像是《卫报》的大卫.亨克或者曾经任职《独立报》，现在任职于《旗帜晚报》的史蒂夫.伯根这样的调查记者很可能会突然间带着谁也没听说过的的新闻题材闯进办公室并眼看着这条新闻交付印刷。大报的驻外记者数量也更多，这意味着大报的国际新闻内容更加难以预料。但是乏味的事实在于，就新闻自身而言，大报与小报并没有多少不同。大部分记者每天上午都会等着新闻编辑室告诉他们今天应该采访点什么，而新闻编辑室又会和主编商量今天该往哪里派驻记者，派去以后又该叫他们干什么。就像小报一样，大报的主编与新闻编辑室也有一份列表，上面记录了即将发生的演讲，即将宣判的案件，进行当中的庭审，新产品上市日期，此外还有大量公关公司与各路自我炒作的货色如同滔滔流水一般的登报请求，这些都是将要转化为新闻的原材料。打个比方，马上要举行一场支持猎狐的游行，领头的将会是某肥皂剧的主演。这场游行一定会提前在报社下一步安排计划当中占据一席之地，针对这几位电视明星的专访也会提前确定下来。但是对于游行本身成功与否的评判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社自身的立场。明星们可以因为直言无忌而得到赞扬，也可能因为自私无知而遭到嘲笑。记者将会很清楚报纸的路线，还会额外得知主编对于某个角度很感兴趣——就连伦敦的城里人都会为英国乡村面临的问题上街游行，可见各位议员们多么跟不上形势——或者“给我找一张那个老太婆以前穿貂皮外套的照片，从她为人虚伪的角度下手。”

对于大报来说基本道理也是一样的，主编越热衷于塑造与决定报道内容，报纸的关注点就越集中。假如主编足够了解自己的读者，那么这套完整封闭的世界观就会奠定并巩固读者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足以保证主编的成功。因为与主编想法一致的读者很可能人数过于有限（可以说，八十年代中期《独立报》与《每日快报》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杀气腾腾大鸣大放的爱国主义宣传已经过时了，在读者群当中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退休监狱官员数量实在太少，不足以支持报纸的繁荣发展）。了解读者群的确很重要，而且假如报纸的读者群是一个人数可观的少数群体，那就很能为报纸带来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某说一不二的主编按照自己的观点塑造了报纸的路线，但他对于读者群的判断却发生了失误，那么报纸就会一头栽进沟里。伊拉克危机期间皮尔斯.摩根曾决定将《每日镜报》转型成为一张反战报纸，他并没有满足于头版与社论——作为一名超级活跃，意欲控制一切的主编，他把整份报纸都转化成了控诉布莱尔与小布什的无间断愤怒尖叫。正式开战之后，《镜报》读者都显然不同意他的作法，至少觉得他不应如此不留余地，许多读者于是放弃了《镜报》。英军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伪造照片遭到曝光后又造成了更恶劣的影响。这些照片支持了摩根的新闻路线，也为顶层政治路线造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这些照片之所以能上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报纸希望这些照片是真的；结果英国人的生命因为这些照片遭到了危害。

有一条关于编辑工作的浪漫误传，即伟大的主编都是些控制狂，主宰着报纸的所有方面，从早间会议到深夜的大标题改写。但这一点算好事吗？那些鼓励采访记者们走出去自己寻找素材，自己思考，并且允许员工们对主编的偏见进行挑战的报纸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更加出人意表，也更加有趣。比方说近几年的《泰晤士报》就总能为读者带来惊喜。同样，在伊战期间，尽管《卫报》的主编基调是反战的，但是报纸的随军记者与国内分析师还是提供了相当广泛多样的思路。《每日电讯报》的基本立场虽然明确偏右，在评论与特刊版面上还是包含了越发多样化的各种声音。一定程度上这是小报与大报之间的较量，前者就传统而言比后者更倚重主编的立场。但这也同样是不同办报理念之间的冲突：究竟应当助长读者的偏见还是应当对其加以矫正呢？

新闻会议之后一般会再进行一场主笔会议，关键的社论写手们可以就自己对某某问题的看法在会上畅所欲言。从前的舰队街上主要大报报社都有自己的领导主笔团队。《泰晤士报》一向以主笔团队的博学大气而闻名。日后的《独立报》创始人之一斯蒂芬.格洛夫（13）在描述七十年代《每日电讯报》的主笔团队时说他曾经是八人主笔团队的成员之一，他们的工作要求是每天至少提供三篇不少于330个单词的主打文章。考虑到周日特刊与顶替度假同事工作的情况，他估计他每周要撰写两篇多一点的主打文章。

“有时一到两名主笔会超出这个试探性的平均水平，因此其他人有可能一周只写一篇社论甚至不写。比尔.第兹每天下午三点四十五才会在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社论任务的分配，某些主笔已经将‘躲避’无人认领的社论任务磨砺成了一门技巧，这使得他们可以一个上午都待在家里，然后再与某位政客、同行或者女朋友一起不慌不忙地把午餐吃完。”

这样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报纸一般只会雇佣一两个人来专门写主打文章。

新闻会议与主笔会议之后是一连串的其他会议。图像主编会抱怨经费不足，无法在苏格兰雇佣足够的摄影记者。一位阴郁不乐的国际新闻主编可能会专门过来通知说派驻伊斯梅利亚的记者不顶用，必须替换掉。于是我们把那家伙最近写的几篇新闻全都抽调出来研究了一番。国际新闻主编说看起来这些新闻都还不错，但是全都遭到过改写，而且他心目中已经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但是假如我们真的辞退了伊斯梅里亚的吉布斯，管理层会不会干脆撤销驻伊斯梅里亚记者这个岗位呢？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的人事问题。有些报社专门设置了管理主编的职位来处理所有此类问题。但是除非这家报社规模特别大且特别繁荣，否则报社主编就不敢不亲自与有价值的员工进行谈话，哪怕他们只想抱怨差旅费报销不及时的问题——我记得有一回我自己掏出来了两三张二十英镑的钞票来为一位苦闷的摄影记者支付汽油费。解决完了员工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管理层还要开会。

快到中午之前当天的报纸销量数据就送到了——只是个估计值，但是依旧相当可靠——之后主编就要与管理层或者报社老板（如果有的话）为了本周与本月的预计销量数据进行辩论。这些数据极为重要。我当主编的时候，《独立报》正被默多克麾下《泰晤士报》发动的价格战折磨得死去活来，销售数据足以令人惊惶不已或（在极少数情况下）心花怒放。所有主编都掌握着实际的报纸销量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几乎从不会得到坦诚的公开。报社可以借助“试看样本”的名义向火车或飞机的座位上投放成千上万份免费报纸，或者发动为期一周的降价活动，有时仅仅局限于全国某个地区；报社可以向国外赠送数量大得惊人的报纸并脸不变色地将其纳入国外销售额当中。这种种作法都有美化数据的效果。报刊流通量审计局（14）如今遇到这些老套骗局时总会要求进一步解释，但是他们最后得出的数据也算不上完全可靠。接下来还有“读者群”的问题——即借助全国读者调查公司（15）来衡量看报纸的群体而不仅仅是花钱买报纸的群体——这个数据也可以在实际销量下降的时候用来鼓吹自己的成功。主编与流通量团队还有经理们会编写关于竞争报纸销量的冗长表单并深入钻研，一心想搞清楚对方的表现究竟如何。在销量方面有很多业内熟知的奇特现象——例如《卫报》一到夏天就会遭遇销量下跌，因为《卫报》读者当中有许多公务员，尤其是教师，而这些读者会放暑假。有些报纸在一周的某一天里销量会格外好，或许是因为这家报纸尤其擅长球赛报道或者有着特别受欢迎的增刊。当代编辑工作的诀窍之一就是要将那些每周只买一两次报纸的读者转化为每周购买三四次报纸的读者。因此所谓的“加料”——吸引读者第二天接着购买报纸的技巧——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

流通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于报面标价的直接影响。广告赞助商们会根据一套基于流通量的复杂公式以及针对报纸读者群的社会构成分析——一般来说较为富裕年轻的读者群与较为年老贫困的读者群相比更便于企业或银行谋取利润——来购买相应的版面空间。但是这种评估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艺术：假如你能说服赞助商相信你正努力进一步争取“他们”中意的那一款读者，那么赞助商就有可能冒险付给你比一般水平高一点的广告费，或者至少继续与你的报纸合作。因此主编要与广告从业人士讨论下一步的流通量策略以及推出跑车增刊或青年女性增刊的计划——也就是要接着开会。假如你已经倾尽全力，但是流通量还在下降，那么总还可以发动促销活动。正如前文所见，免费赠品对于英国报纸销售的支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而且促销活动也并不总是疯狂的。观感慷慨、吸引眼球且坚持不懈的手段，从“赢回你的按揭”到免费CD，都的确有助于增进长期销量。假如报纸质量足够好，那些因为报头广告宣传或者电视广告而偶尔购买一两次报纸的读者也有可能养成买报纸的习惯。不过这种做法很昂贵，穷一点的报纸只能借助促销活动来救救急，就好像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低血糖，使自己不至于晕死过去一样。我们会赠送经典电影影碟，葡萄酒，廉价航班机票与假期。通过报纸来处理过剩产品的作法——无论是航班座位还是爵士乐CD——已经形成了十分完整的产业。但是对于那些为了深入发掘新闻或者痛切鞭笞政府腐败而投身于新闻业的人们来说，这一切都有点令人昏昏欲睡。

开完了上述一堆会议之后——总还会有其他会议，主编要与律师讨论如何应对报社接收到的传票，与印刷厂经理讨论威尔士生产事故导致20000份印刷量损失，或者与报社自己的广告公司讨论由对方提出、而你还不大满意的秋季广告牌宣传标语——主编或许会有时间吃两口午饭。就像新闻采访一样，今天的编辑们喝酒也远没有从前那么凶了。作家露丝.达德利在描述休.柯德利普时谈到了他的报纸是在

“一片酒精之海上（生产出来的）。在上午十一点以前拜访柯德利普，他会请你喝一杯啤酒（除非当天是节庆日，那样的话十点半的时候他就会开香槟）。十一点以后他会开一瓶白葡萄酒。（塞西尔.）金，柯德利普以及政治主编西德尼.雅各布森这样的高阶记者（16）喜欢与重要人物一起吃午餐（喝的是开胃酒，红葡萄酒，白兰地），而大多数特刊写手们在午餐时间往往跑到猎隼酒馆里去……”

毋庸置疑，就算当年出产的最高水平新闻的确比今天的新闻更出色，这种程度的酗酒行径还是有点丢脸。舰队街在物理层面上的解体扼杀了主编与写手之间便捷的社交活动，也使得主编们更难出门与其他人一起吃午饭了。如今有些主编很因为自己从不离开报社大楼而自豪，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卷起袖子和其他员工们一起在食堂排队。

这些主编觉得与政客或者其他重要人物摩肩接踵只能弱化自己，令他们对于这些人的厌恶遭到稀释，缔结到头来只能令报社底气有亏的私交。的确，很多记者都十分反感主编与外人共进午餐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主编回到报社时会装着一肚子视若珍宝的新理论，而记者们多半不理解；主编也可能带回一堆他们打算见报的虚假新闻素材——当然要署别人的名字。不过尽管有这些顾虑，我依然认为不打算与政客、记者或者其他报业世界以外人物保持联系的习惯很容易使人思想僵化乃至僵死。主编必须保持头脑开放，必须与报业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否则你的世界观就难免越发逼仄（主编是否与其他人共进午餐部分决定了大报与小报世界观的差异）。大部分主编都会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三教九流的各路人物而欣喜万分——我本人就接触过坎特伯雷大主教，维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兰森，财政部财长，诗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顶尖专家，竞争报社的主编，还有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随着全国大报的办公地点纷纷离开伦敦市中心，午餐会也越来越难进行，耗时也越来越长，对于我来说则是越来越难得了。但这依然是我一天之中最盼望的时刻。一般来说主编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总会捎带着一点材料——可能是新闻线索，也可能是特写文章的点子。随着报纸将自身封锁在遥不可及的玻璃幕墙与铁栅栏之后，突围而出对于主编来说就变得越发重要了。就像所有报业集团一样，我们也会邀请政客或者各界巨头到我们这边来共进午餐。在我当主编的时候，镜报集团董事会办公室里里气氛肃杀而且绝对滴酒不沾，因此在这里吃午饭往往很令人感到别扭。我一直惊讶于居然会有这么多高阶大臣会信马由缰来到报社接受人多势众并且往往存心不善的记者们的款待。他们大概以为这样能拉近自己与新闻界的关系，从而得到正面报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大臣们前脚刚刚离开酒场，记者们立刻就会将他们不留情面地数落一顿，足以令他们在返回威斯敏斯特的路上耳朵发烧。我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政党领袖因为在午餐会上显露了自己的本色而搞砸了原本与报社还算友好的关系。

跟在午餐之后的是更多的会议以及当天第一次巡查各部门工作情况的机会。（新闻编辑室此时已经拿出了当天的第一稿，审校编辑们也赶到了报社，放下手中早已翻烂了的小说，投身于从各个新闻机构与记者那里倾泻而出的巨量原稿当中，一边校对一遍边发出细不可闻的呻吟声。将会有一篇关于某大臣的新闻无法满足我们的预先期待（总是如此），还将会有一张可以上头版的照片怎么看感觉总是不太对。能不能把这根电线杆去掉，让旁边的士兵更显眼一点？当然可以。一位优秀的图像编辑——我就有幸拥有一位这样的编辑——总能拿出无穷无尽的好主意与好照片。最理想的新闻照片既要令人两眼圆瞪也要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但是这种照片很难得。我们经常要在美丽或抓人的图像与看上去有些沉闷的新闻照片当中进行选择。一般来说我们总会选择前者。当然，最有趣的谈话内容还是新闻与新闻业的两难困境。某议员接受了前往马耳他度假的免费航班机票，而我们在那架飞机上安排了一位记者与一位摄影师。我们是否应该趁这位大臣扎好安全带的时候给他来个抓拍并进行突击采访呢？又或者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一下，看看执政党与某国外亿万富翁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后者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做还是不做呢？

下午四点，召开下午新闻会议。大多数细节都和上午一样。和上午的新闻会议相比，下午的新闻会议要简短一些，也更加务实。我们将上午的清单快速过一遍，将可用与不可用的新闻题材分别标注出来，并且着重讨论可能将要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当天报纸各个方面的突发新闻。上午原本已经敲定的版面计划突然又产生了争议。国际新闻方面有四条很不错的版面主打新闻，因此很想多要一个版面。他们对于一篇早早送来并且审校完毕的国内新闻冷嘲热讽，认为这篇新闻不过是一滩糊不上墙的烂泥，理应将其扔到一边为其他新闻腾地方。的确如此，但是在今天的报纸当中容不下心慈手软，只能杀伐决断。商务新闻主编有一条刚刚送来的突发新闻，他对打算并购英国第二大银行集团的某法国银行总裁进行了独家专访，内容是即将提交的并购报价。他希望在头版获得400个单词的空间。我说我只能给他250个单词，他看上去大失所望。主打文章的草稿要么遭到改写，要么得到批准。读者来信版面也到了。当天上午我们给苏格兰场去了电话，通知对方我们的专栏作家声称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复。警长传真过来一份愤怒的回复，说他手下许多高级警官都是《独立报》的读者。好极了！今天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已经有了。哦上帝啊，这个女人居然还管《每日怪物报》的主编叫做“彬彬有礼的纳粹”，下个礼拜我还得跟人家一起吃饭呢！漫画家在上班报道之前先通过传真给我发来了四份粗稿，这样等他来了之后就可以着力加工我挑出来的那一张了。但是传真发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出去了，压根忘了这一茬，于是他就选取了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张。画面内容是——呃——约翰.梅杰正在向迈克尔.波尔蒂略的头上撒尿。这幅画对于我的口味而言稍微重了那么一点点，于是我找到他，小心翼翼地建议他是不是再考虑一下，用白颜料稍微掩饰掩饰。这话一出口他立刻就发飙了。我们还要检查明天的教育增刊——科林.休斯认为增刊上的主打文章完全是胡说八道，打算自己重新写一遍，但是他也警告说作者肯定不会和我们善罢甘休。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篇文章出自某个自由撰稿人的手笔，而他平时并不负责评价这些人的稿件，因此也无所谓。

忙完了这一阵——并且又开了好几场会议——之后，我发现我们最优秀的特刊记者之一收到了《卫报》的任职邀请，对方开出的工资比我们这边要高出两三千英镑。这个月的特写新闻预算已经超支了，而且我刚刚为了这个问题与管理层拍着桌子吵了一架。现在的特刊部门人手还是那么多，但是要负责的版面却比以前又多出了一块。我本应该先碎步上楼找威尔逊与蒙哥马利商量一下，等他们点头之后再给她涨工资。但是管他的呢！雄纠纠气昂昂的我拿出主编的架势，承诺开出比《卫报》那边更高的工资。特刊新闻主编赶紧去通报好消息，两分钟以后他面带尴尬地回来了。钱不是问题，她就是更喜欢在《卫报》工作。老实说她对于我这个主编也没什么意见，她知道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我立刻感到心灰意冷，但还是勉强微笑祝她一切顺利。她也对我报以微笑，并且询问能不能在本周结束时就离职。我说这绝对不行，现在招人原本就已经很难了。过了一会儿特刊主编又带回了另一条坏消息。显然，她之前攒了三个礼拜的假期从来没有休过，换句话说她的离职通知期限等于不存在了。我操！我知道报社老板一定会试图撤销她的岗位并要求部门在少了一个记者的情况下维持下去。但是她不仅文笔了得，而且还十分高产。麦克斯.黑斯廷斯曾经说过，试图雇佣记者但却遭到拒绝的痛苦与约炮未遂很相似，假如这些记者最终投靠了竞争报社那痛苦还要不堪忍受。这一来明天要解决的问题又多了一桩。反正特刊新闻主编原本就打算和我大致谈一下人手不足的问题。明天的会议一定会十分有趣的。

到了每天的这个时候，比方说下午六点多钟左右，较早的版面安排就应该已经完成了，必须要再检查一遍，大标题要改，最后关头的改写也要写，然后报纸就会以电子版本发送到印刷厂。报纸付印意味着每个版面都有“下版”时间。最早的报纸印刷靠的是巨大的水平面，一般是石板，铅字摆放在上面，依靠报纸版面尺寸的框架保持各自的位置，这一套设施统称为印版。“下版”时间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记者在报纸制作流程中控制报纸内容——或者说“版上审校”——的最后机会，之后报纸就要踏上工业化大生产的路途了。因此“印版”与“版上审校”这两个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标志着版面制作的最后阶段（另一个沿用至今的老式办报术语是“份”，这个术语原本指的是发送给审校编辑们的碳素复写纸版新闻副本。记者们在打字的时候要为每一遍稿件制作三到五份副本，送交不同的办公室并存档。这种做法今天已经遭到了淘汰，但是新闻稿件依旧还是论“份”而不是论“篇”）。随着晚上的工作逐渐加速，有限的审校编辑人数意味着版面必须以有序的批次得到完成，从而不断地提供成品。气氛越来越紧张，主编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咆哮不止，反复看表，到处碍事。头版与底版总要留到最后才完成。

头版绝对不能出错。无论大报还是小报，头版都是主编遭受评价的主要依据。你所犯下的最严重的失误将在这里得到最公开的展示，富有创意的标题或图片在这里也能对报纸销量造成最大程度的影响。报头的上方或者下方是促销宣传。大报一般会安排三条此类宣传，简要介绍报纸里面的内容。假如花费高昂的促销活动正在进行，经营部门的人将会竭力争取最大的版面空间，但是任何一位主编首先想到的都是卖新闻而不是卖报纸。促销宣传的卖点很多；可能是某个一流专栏作家的争议性观点——《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或者《我那不能不说的下半身青春》（专栏作家非常在乎自己的文章题目能不能出现在报头附近，因此那些负担不起更高稿费的主编们往往会为他们提供更显眼的位置）；可能只是单纯提醒读者们本期报纸附有教育增刊，里面有很多教育岗位招聘广告；可能是对即将到来的伦敦时装周进行的专访。总而言之，促销宣传一定要花样翻新且吸引眼球。用寥寥几个词的篇幅就达成这等效果即需要技巧也需要灵感，而且很可能耗时不菲——管理层到了第二天肯定会对其严加检视。但是促销卖点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促销卖点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特质呢？假如当天发生了重大灾害或者政坛出了大事，那么自然不用操心促销卖点的选择。在弱新闻当家的时候，对于促销卖点的选择则会透露很多关于这份报纸的信息。就《独立报》而言，我们偏好健康与环境方面的新闻，并且更加依靠国外新闻作为促销卖点，因为我们认为《独立报》就应该这样。相比之下我们几乎从不用犯罪新闻当卖点。大报与小报对于促销宣传的标准十分接近，都是要让读者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兴奋，而不仅仅是记录最重要的新闻。因此大标题应当尽可能地短，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抓人。促销宣传介乎于广告与新闻之间——当代报业历史受到广告界人士的影响之深并非巧合。例如《每日镜报》的创立就得到了智威汤逊公司的协助，早期的《独立报》则与萨奇广告公司往来甚密。优秀的大标题写作是一项少有且不可估量的才能。你必须承担风险，避免俗套，还要收到提纲挈领的效果。

所有的小报主编都会说他们的工作远比大报编辑困难。他们要把单独一条新闻尽可能做大，。他们也可以耍一点小花招，将第二第三条新闻偷偷塞进头版，权当预告片。但是由于大标题的尺寸巨大，只有一条新闻能够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福克兰战争期间贝尔格拉诺号被击沉时《太阳报》那臭名昭著的“打着啦！”大标题，或者该报用死鹦鹉来比喻威廉.黑格的人身攻击，或者当年丘吉尔武力镇压罢工运动时《每日镜报》的“是谁扣动了扳机？”，这些都是小报意图的经典范例——让你在经过报摊时停住脚步，多看一眼，之后掏钱买报。但这个游戏十分无情，没有什么失误能比不好笑的笑话（看看《镜报》在九十年代末针对德国人的无趣攻击就行了），卖弄聪明的双关语或者太过大胆的预言更加不堪入目。最后一类失误的最好范例可能至今为止依然是1938年《每日快报》的“今年或明年均不会开战”了。这一行是有规矩的，每一位新闻从业者都会很快意识到。

大报的头版上可能会安排四条、五条以至于六条新闻；不过随着“紧凑化”趋势的增强，大报也开始向小报的方式靠拢。但是即便对于全尺寸报纸来说，由于分销机构总会将报纸对折，因此真正管用的也就是头版的上半部分，与小报的面积差不多。这块面积当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要被报头与促销宣传占据，这样一来剩下的空间就没有太多选择了。一个经典的解决方案是在右侧安排一条横跨三栏的新闻，下面是一副位置足够高因此能够被过往行人们看见的大幅照片，左边一栏再安排一条次要新闻。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都要试图吸引尽可能多样化的读者，因此假如主打新闻是政治新闻，那么头版底部就应该安排音乐、性与体育新闻加以调剂，而左手边的次要新闻则应该关乎国际时事，或者单纯以搞笑为主。将报纸展开以后，应当安排小品文作家或明星记者压住阵脚。在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日子里，这份工作相当好干：无论是熊熊燃烧的摩天楼，闯入萨达姆宫殿的美军，还是戴安娜王妃巴黎车祸现场的黑洞洞隧道入口，只要把照片放在头版上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所有的报纸都会拿出一模一样的头版照片与大标题，因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所有记者都是通过同一套方法培养起来的。没有人对此感到骄傲。任何一位自尊自爱的主编都会尽力不随大流。《独立报》就尝试过几乎纯文字组成的头版，印刷字体比一般文本字体大得多，但比大标题字体要小。比方说，2003年4月某期《独立报》的头版大标题是《英国企业集团的真面目》，下面搭配了三张大头照。正文开头如下：

“亚当.辛格将西部电信公司带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他就职期间公司股票价格从5.63英镑暴跌至2.1便士。在18个月内1500名员工失业。而他本人得到了什么呢？180万英镑的遣散费。菲利普.沃兹爵士掌管壳牌公司期间，公司股价较去年下跌了超过27%，公司不得不裁员4000人。而他本人得到了什么呢？55%的加薪幅度，180万的薪金……”

这种咄咄逼人的头版布局足以令柯德利普击节赞叹，与当年的《镜报》以及今天的《每日邮报》所使用的“震撼话题”也是一脉相承。这究竟算是大报手法还是小报手法呢？不好说，但是很管用。其他的花招还有存心震惊读者的图片，尺寸特别大的漫画，或者将大部分空间用来刊登一篇文笔高超的文章，因为你相信这篇文章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值得一读。在我当主编的时候这些手法我基本上全都尝试过一遍。当英法两国的“牛肉战争”发展到有些可笑的地步时，我推出了一款多层大标题头版，有意模仿一战时期的报纸。还有一回，在英格兰足球队即将迎来一场重要比赛的前夕，我们拍摄了一位前锋的光脚，向读者们展示了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脚趾要遭受怎样的蹂躏。当你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心想“明天准能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可谓无与伦比。

作出了所有这些决策，并且将报纸交付印刷之后，当天第二版报纸就立刻投入了运作。版面要重新设计，根据竞争报纸与当天最新新闻的内容要裁撤或添加一部分新闻。上文中我对查尔斯.威尔逊多有批评，不过他的确有一点值得称道之处：他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询问报纸是否按时下版。报纸的印刷与发行在时间方面卡得紧张之极，如果没能将报纸及时送到分布广泛的各个分销机构，主编绝对吃罪不起。确保每晚按时下版是这一行雷打不动的铁律，这纯粹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主编一天工作当中肾上腺素流量最大、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在《独立报》任职的时候，我每天的下班时间大约都在晚上九十点钟左右，下班后我或许首先会到附近的酒馆喝一杯，然后就爬进报社给我租的私车回家。一路上我还会与新闻编辑室的夜班人员就进一步调整内容与版面的可能进行讨论，另外还几乎总得谈一点白天没来得及谈的事情——例如与某驻外记者聊两句，与我打算挖过来的其他报社某记者套套近乎，又或者为了早些时候的态度问题向印刷经理道歉。如果把花在汽车后座上的时间也算进去，那我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只多不少。主编的工作日程相当熬人，原因之一在于上床之后往往还睡不着，忍不住地担心目前的危机要如何解决或者为什么我们对于某条新闻的报道没能赶上竞争对手的水准。要是《独立报》的处境能够再稳固一点而不是如此岌岌可危，我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这就好比率领着一支徘徊在保级边缘的球队一样，我很清楚我们的销量在广告市场只能勉强维持报社不至于断气。报纸市场也是有进有出的。我知道很多报纸都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不仅仅是那些就算关门也没人可怜的报纸例如《每日速写报》或者《图片报》，还有真正的好报纸，例如1960年倒闭的《新编年报》，在1987年的报界大混战中仅仅支撑了五个月的《伦敦新闻日报》，还有在1990年遭到包括《周日独立报》在内的多方势力绞杀、仅仅维持了十三个月的《周日通讯报》。阿瑟.克里斯滕森在报界工作了二十余年，每天都要工作十八个小时，他对于报业的论断至今仍然言犹在耳（“敢为人先，不要跟着别人走。永远不要模仿别人，舰队街上到处都是因为模仿别人而完蛋的家伙。”）。他在退休后说道报社主编必须是孤独且一根筋的人。“主编如果心满意足，报纸一定惨不忍睹。在我担任主编的日子里，我整天闷闷不乐，吹毛求疵，气急败坏，怨天尤人，引咎自责，呲牙咧嘴，风声鹤唳，固执己见，精疲力竭，等等，等等。我将别人表扬得天花乱坠，又将他们批评得狗血淋头。当然我本人也经常会体验到天花乱坠与狗血淋头的经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ax_Hasting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Aaronovitch

（3）http://en.wikipedia.org/wiki/Suzanne_Moor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Neal_Ascherson

（5）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Preston

（6）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Rusbridger

（7）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Junor

（8）http://en.wikipedia.org/wiki/Tom_Utley

（9）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Brittenden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_White_(foreign_correspondent)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_Hutton

（12）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Alton

（13）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Glover

（14）http://en.wikipedia.org/wiki/Audit_Bureau_of_Circulations_(UK)

（15）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Readership_Survey

（16）http://en.wikipedia.org/wiki/Sydney_Jacobson,_Baron_Jacobson

而且到头来干这一行的人总难免遭到解雇。我们来回顾一下至今为止都有谁遭到过解雇吧。我遭到过解雇，而且在为期几周的时间里被人解雇过两次。伊安.哈格里夫斯一开始遭到了《今日》节目的解雇，后来又遭到了镜报集团的解雇。在我被解雇时送来慰问贺卡的皮尔斯.摩根（“前一刻你还是挺胸昂头的雄鸡，后一刻你就变成了灰头土脸的鸡毛掸子”）后来也因为刊登伪造照片而遭到了解雇。查尔斯.威尔逊在十分悲哀的环境下遭到了解雇并且随后不久就去世了。至今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然是当代大报主编第一人的哈利.艾文斯也遭到了解雇。他对于1982年3月自己在《泰晤士报》主编职位上最后几天惊心动魄的时光进行了栩栩如生的记述，十分经典地反映了报社政治最丑陋的一面，威斯敏斯特或者白厅的丑陋程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艾文斯曾经从默多克那里得到过一份看上去滴水不漏的独立性保证，这是1981年默多克做出的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在收购报社过程中免遭垄断委员会干预。但是默多克很想把他赶走，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自己对于报纸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信任艾文斯越发取向中间路线的政治立场。为了规避自己的承诺以及旨在监督这些承诺得到落实的独立董事，他试图劝说艾文斯自行辞职。艾文斯拒绝下台，他的代理主编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1），许多其他记者，还有他的秘书都在密谋反对他。有一回，艾文斯在预算汇报日上当着默多克的面拒绝辞职之后走下楼来，发现自己的代理主编正在等他。

“……他将大拇指伸向空中，就好像按门铃的时候遭到了定身术一样。”

“‘上楼去了，是吧？’他的大拇指冲着门铃戳了一下。‘见着他了吗？’又戳了一下。‘太糟了。’”

“他跟着我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到了沙发的另一头。我没什么要说的话。”

“‘他先叫我上去的。’他先开口了。‘他让我做《泰晤士报》的主编，我也答应了。’”

“‘可是我还没辞职呢。’我回答道。”

“他的五官立刻紧缩成了一团……”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艾文斯的火气也越来越旺，两人终于吵了起来。“你怎么能背叛自己的主编？你就不想想你要怎么对付默多克吗？”代理主编的回答则十分坦率。“只要能当上《泰晤士报》的主编我什么事都愿意干。”

艾文斯很快就愤怒地离职了，不过他与默多克的搏斗与任何其他人相比都更加激烈而持久。解雇是主编生涯的一部分，除非报纸发行量总能稳步攀升而且你和报社老板特别合得来。解雇主编是试图提升报纸质量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式，而且往往有效。大多数小报主编早晚都会遭到解雇。大报主编还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假如他们为《泰晤士报》或者《金融时报》这样的报纸工作，甚至还有可能平安退休。但是即便对于大报来说，断头的利斧也往往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砍下来。恶劣的解雇就是不诚实的解雇——比方说将某人拨拉到一边，让他们负责所谓的“未来项目”，或者给某人头上套一个大而无当的头衔，借以掩饰日常权力的缺乏。不过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段关于主编遭到解雇的记述来自佩里格林.霍桑爵士（2），他在担任《周日电讯报》主编时遭到了安德鲁.奈特（3）的解雇，后来他在《观察家报》当中透露了具体情况。这场好说好散的解雇发生在克拉里奇饭店：

“当时侍者刚刚端上来两个煎得恰到好处的煎蛋，摆放在涂抹了黄油的烤面包片上——我对于这款搭配有着格外难以餍足的嗜好。在我的脑海中，我很清楚刚刚接收到的消息是足以令我手脚瘫软的痛苦打击，基本上对我的职业生涯宣告了死刑。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尖锐的震撼感并未传递到全身各处……我像往常一样美美地享用了煎蛋，过了一会儿又吃掉了蘸橘子酱的面包卷。”

不过后来他还是忍不住流泪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流泪，至于原因则并不仅仅因为再也不会有专车来接送我们上下班这么简单。

那么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主编呢？主编就像将领一样，唯有战场上的生死抉择、指挥判断与胆色定力才是检验他们的标准。因此尽管对于那些只要把发行量搞上去并维持报社良好运行就算完成任务的和平时期主编们来说这番话未免有失公允，但真正“伟大”的主编必须能打胜仗。例如艾文斯就将会永远因为就任《周日电讯报》主编期间针对撒利多胺受害者的赔偿问题而发动的勇敢宣传活动而为人们所铭记，当时他把自己的名声与报社的一大部分商业利益都押在了自己的道德本能上。他的技术手段的确十分了得，但是真正令他成为伟大主编的因素还是接连不断的运动。《卫报》的艾伦.罗斯布里吉经受住了汉密尔顿与艾特肯诽谤案的试炼，不顾局势看上去如何不利，始终坚持真相，并且以壁立千仞的勇气拒绝了庭外调解。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不惜冒着严重损害报社的风险也要坚守自己的立场，这是原则战胜常识的又一个显要时刻。但是这些显示主编胆量的案例十分少见，因为大多数时间里主编的战斗都只是些鸡毛蒜皮的法律纠纷与报社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资源争夺。早期的主编们会因为坚持原则而镣铐加身或者被人逐出公共生活之外，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今天的主编很少与报社老板较劲，因为假如他们真这么干准得丢掉工作。假如他们与报社老板保持一致，那他们与报社以外的利益团体进行较量时就更能放开手脚。

正如我希望自己已经充分展示的那样，身为主编既要有坚强的体格又要有玩命工作的觉悟。仅仅在二三十年以前或许还并非如此，至少大报主编与周日报纸主编不必如此玩命。当时的环境曾经十分宽松。的确曾经存在过漫长且点缀着酒精的午餐会。气派的办公室的确曾经坐落于伦敦或其他什么城市的中心。与报社以外的世界进行接触的确曾经十分容易。但是那个世界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耐力与决心就成了担任主编职位的第一要求，而且就算有了这两大素质也未必就一定能坚持到底。凯文.麦肯兹最后患上了轻度癫痫，同事们都认为是长期紧张导致的。保罗.达科里在年龄还不甚老的时候就做了好几回心脏搭桥手术。大卫.英格力士尽管在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工作得昏天黑地，但他同时也琢磨出了一套应对紧张的方法：他会为自己放长假，经常找乐子并参加派对。他在一轮肝炎发作后戒了酒，坚持锻炼，少食多餐。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垮了下来，六十七岁那年就去世了。曾经担任《每日电讯报》与《旗帜晚报》的麦克斯.黑斯廷斯因为喜好打猎、垂钓与乡间休闲而出名。安德鲁.尼尔喜好举办派对，许多其他主编也有这个爱好。但是不管你怎么做，应对压力都是十分关键的。我曾经在一位无法应对压力的主编手下工作过。他在最终辞职之前总喜欢抱着一大包草莓口味麦乳精躲进办公室里不出来。

不过姑且假设某人脸皮足够厚且胃口足够好，他还需要哪些技能呢？就像新闻业里的许多其他岗位一样，主编的工作也没有指导课程或者参考书可以咨询——只能依靠在岗培训。你需要成为一名政客，一名外交官，一名会计，一名治疗专家，还要成为一名酒保。不过你还需要更具体的技能。小报就完全是由技师主宰的。版面布置与大标题撰写是至关重要的技能。优美的文体早已沉沦了几十年，因为下手无情的审校编辑们会将所有稿件一律修整成为小报风格，而记者们也慢慢遭到了他们的引领。但是无论文体的死亡多么命中注定，报纸依旧需要令读者的视线快速移动。将黑底白字或白底黑字的大标题与仔细挑选裁剪过的图片进行巧妙搭配，令每一寸报纸版面看上去都令人兴奋，要想做到这一步需要十分少见的技巧。因此大部分小报主编都是审校工作出身，他们的排版手法与大标题撰写技巧都是从共同工作到深夜的前辈那里学来的。不过这种事也不能一概而论。《镜报》的皮尔斯.摩根早年就一直在娱乐新闻界摸爬滚打。《太阳报》的丽贝卡.沃德（4）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期间她最主要的职责并不是提供稿件的记者。《周日镜报》与《周日快报》的阿曼达.普拉特尔（5）当年是审校编辑与主管而不是写手，尽管她后来的确走到了那一步。《太阳报》的斯图尔特.希金斯（6）曾经是凯文.麦肯兹手下饱受作弄的行政人员，直到他后来接班为止。

对于大报来说，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一定之规。《每日电讯报》的主编往往是首先记者与保守党政治圈子里的头面人物。伟大的比尔.第兹就是如此，他曾经为期短暂地担任过内阁大臣，人到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新闻领域且出手不俗。黑斯廷斯也是一样，他之所以能赢得这份主编工作，部分原因在于他在福克兰战争期间成为了“闯入斯坦利港的第一人”并因此声名鹊起，但同时也因为他对于军事史理解深刻且著作可观——而报社老板康拉德.布莱克也是同道中人。布莱克又挑选了另一位写手查尔斯.摩尔（7），此人原先是个专栏作家，后来成了《观察家报》的主编，再后来又被布莱克挖了过来。布莱尔在选择摩尔的接替者时改变了方向，转而选择了记者马丁.纽兰（8）。在《卫报》那边，1975年担任主编的彼得.普雷斯顿从事过许多编辑与写作方面的工作，担任过海外记者，日记主编与特刊主编，以及其他等等。艾伦.罗斯布里吉的职业经历也与他大同小异，同样担任过专栏作家，日记主编与特刊主编——实际上他几乎在《卫报》干了一辈子，期间仅仅十分短暂地在《观察家报》与《伦敦新闻日报》客串过几天。和普雷斯顿一样，他之所以在1995年受聘成为《卫报》主编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工作经验丰富，还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浸淫于《卫报》文化当中。《泰晤士报》的做法也大同小异。威廉.里斯-莫格在1967年成为主编以前曾经干过主笔写手，财经主编，政治记者以及代理主编。西蒙.金肯斯尽管早年干过《旗帜晚报》的主编，但是1990年担任《泰晤士报》主编时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写手。取代他的是查尔斯.威尔逊，记者出身的技术员。威尔逊的继任者是彼得.斯托哈德（9），他的职业经历完全可以媲美长期投身《卫报》的罗斯布里吉。在成为《泰晤士报》主编之前，他在报社里干过特刊主编，主笔写手，代理主编以及美国新闻主编。接替他的罗伯特.汤姆森（10）早年为《金融时报》效力，也有担任部门主管的经验。

在周日报纸领域，安德鲁.尼尔则是另一个落地生根的外来者。此前他从事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编辑与新闻工作，包括政治特派记者，驻美国特派记者，《经济学家》英国版主编，1983年他又担任了《周日泰晤士报》的主编，他的到来令报社的老资格员工们懊恼不已。许多人都把他当做右翼野蛮人并离开了报社，其中就包括专栏作家雨果.扬（11）。但是尼尔为报社带来了一股多年以来一直缺乏的活力。他的继任者威尔.赫顿也干过国防外交特派记者，在那之前还从事过许多不同的编辑工作。在《观察家报》那边，1975年正式就任主编以前，唐纳德.查尔福德（12）干过记者也干过编辑，曾经负责非洲新闻，也曾经干过管理主编。大致在我担任《独立报》主编的时候，《观察家报》找了另一位记者威尔.赫顿来当主编，但最后还是换成了现任的罗杰.埃尔顿，他从前曾经在《卫报》担任特刊主编，还是技术方面的一把好手。至于《周日电讯报》则像自己的同门日报一样喜欢雇佣时尚写手担任主编，从佩里格林.霍桑到多米尼克.劳森（13）都是如此。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自信且文化强劲的报社更倾向于在内部培养自己未来的主编。报社老板往往挑选记者担任主编，或许是因为外部世界更熟悉他们；之后老板又会抛弃记者，转而依靠更稳妥的技工。黄金定律只有一条：主编必须精通多个行当——他/她必须熟谙管理，了解预算，富有语感，此外还得有能力排版并撰写大标题。

但是优秀主编的秘诀在于心理因素。优秀的主编必须得到其他人的敬畏或爱戴，最好能兼而有之。除非拥有一群才华横溢、喜好竞争，乐于彼此为伍，而且每天早上大步进门时都打定主意要与其他人意见相左的骨干人才来担当报社的核心，否则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可能真正出类拔萃。报社里必须存在内部小圈子，不过同时这个圈子也必须永远做好准备，迎接能干且大胆之辈的破门而入。尼古拉斯.托马林这样写道：

“最优秀的舰队街报纸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开放，而是由亲密友谊与共同价值维系的封建公国。所有杰出的报社本质上都是派系作风的内向团体，主编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有着最有才华的朋友。”

这番话对于最优秀主编的作用有所贬低，但是其中依旧包含了所有主编都应当了解的真理。报社的核心必须拥有难以按捺的活跃气氛，而主编必须为此负责。有些人的方法是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精力与勇气，例如艾文斯就将他担任主编时期的《周日泰晤士报》张罗得独一无二。还有些人，例如他的继任者安德鲁.尼尔，则拿出了生猛的气势，动辄大吼大叫以解雇相威胁，将异见人士驱逐出门，强行推进自己的新闻路线，几乎对于报社文化进行了一番肉体改造。此外还有一类主编——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卫报》的历任主编与《经济学家》最近的两位主编——他们会以创造性的领导手法，挑逗手下一帮互不相让的自大狂们彼此作对，趁他们相互顶撞得不亦乐乎之时，收集引导撞击产生的能量并将其转换为驱动次日或本周报纸的光和热。许多伟大的报纸都会将办公室里的分歧付诸油墨，而且不仅局限于评论版面。

遭到解雇还是另一段关系的最后阶段，对于大部分主编来说这段关系都关乎成败——与报社老板的关系。这是新闻界最晦涩最缺乏讨论的关系，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因为除非某主编对于授予他们职务头衔的信托基金或公司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否则他也不过只是个打工族而已。报社老板眼中的主编无非是能干而有趣的仆人。默多克向来有怀疑主编的恶名，麦肯兹或者尼尔都没能幸免，因为这些主编自己也是响当当的公共人物，而默多克相信他们抢了自己的风头。主编们或许会自以为了不起。诚然，他们可以坐在蜿蜒行驶的奔驰车中顾盼自得，也可以与内阁大臣一起在沙威酒店用餐，但是只有报社老板的允许之下他们才能如此风光；才干极其过人，以至于可以与报社老板谈条件的主编少之又少。唐纳德.查尔福德担任《观察家报》主编期间，无论是在非洲问题上还是当他与贿赂议员的默罕默德-法耶兹兄弟进行较量的时候，只要他触及了报社老板泰尼.罗兰（14）的商业利益，罗兰就会以冷酷野蛮的手段来收拾他。罗兰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但是查尔福德的处境也绝非个案。主编的奴役地位一方面很舒服，另一方面也十分尴尬，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全国性大报的主编能够得到社会地位以及当代伦敦其他社会精英明面上的尊重，不过报社老板却能随心所愿。至少大部分情况下如此。在默多克刚刚掌握《泰晤士报》，独立董事的遮羞布尚未褪去之时，艾文斯也和他对峙过几天。此外还有一个故事，说得是庄重的自由派报社老板汤姆森勋爵（15）有一天在《周日泰晤士报》编辑会议进行期间驾临了报社办公室。

“（他）试探性地问道：‘我说，能不能把加拿大冰球比赛的结果也塞进报纸里？’当场的人们全都惊骇得哑口无言。然后副主编雨果.扬说道：‘汤姆森勋爵，现在召开的是编辑会议，并没有邀请您参加。如果您有什么意见与建议，我相信体育主编会很乐意考虑的。’第二天早上汤姆森勋爵寄来一封道歉信，说自己不应该干涉报社的编辑政策。”

但是这种事是很少见的。报社老板为报社确立了政治界限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路线。他们有的偏向自由派，有的则更保守，但是他们都不会主张给自己増税或者支持对自己造成限制的政治结构。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Douglas-Home_(journalist)

（2）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egrine_Worsthorne

（3）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knight

（4）http://en.wikipedia.org/wiki/Rebekah_Wade

（5）http://en.wikipedia.org/wiki/Amanda_Platell

（6）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art_Higgins

（7）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Moore_(journalist)

（8）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Newland

（9）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Stothard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James_Thomson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o_Young

（12）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Trelford

（13）http://en.wikipedia.org/wiki/Dominic_Lawson

（14）http://en.wikipedia.org/wiki/Tiny_Rowland

（15）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_Thomson,_1st_Baron_Thomson_of_Fleet

倒不是说英国的报社老板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疯子。可是不管怎么说坐拥报业帝国的巨头们当中居然有这么多性情怪异之辈也着实令人骇然。比方说朱利叶斯.索尔特.伊利亚（1），他促成了《每日先驱报》最辉煌的时代。伊利亚是个羞涩的小个子，喜欢喝葡萄柚果汁，她的妻子每晚都会准备好热牛奶等他回家。他十分反感出国旅游的想法，除了圣经几乎什么书都不看；他与英国报业历史上最丑恶的排外主义骗子手霍雷肖.博顿利（2）结成了同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针对比弗布鲁克报业集团发动了荒唐可笑的发行大战，期间有人颇有道理地指责他花钱无度“犹如酗酒的水手一般”。他的怪癖花样繁多，例如绝不在星期五进行严肃决策，还有厌恶任何包含孔雀的图形设计。此外伊利亚还“厌恶绿色，因此他的妻子不能穿绿衣服，他的口袋里也不能放便士硬币。”

还有第二任罗瑟米尔勋爵（3），此人尤其倾心于法西斯主义，追捧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黑衫军，还有更离奇的故事称曾经有人邀请他父亲去匈牙利登基称王。第三任罗瑟米尔勋爵虽然才干过人，却对招魂术兴趣浓厚。他在经营《每日邮报》品牌时严格秉承了家族价值观与一以贯之的英国爱国主义，但是他本人却搬到了巴黎的一间公寓，与一位日本情妇同居，使得他那位曾经当过女演员的妻子窝火不已。

再来看看更有名的第一任诺斯克里夫勋爵，他在临终之前住在朋友家屋顶的棚屋里，冲着睡袍投下的阴影挥舞左轮手枪，坚信那是意欲不轨的刺客，还通过电话向自己的主编下达包括大规模裁员在内的各种疯癫指示。此时他的确已经疯了。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评述分为两派，有人认为他那颗伟大的头脑遭到了血液疾病甚至是梅毒的败坏，也有人认为他是恶有恶报，因为他曾自比拿破仑，并真心相信自己与他所鄙视的民选政客相比能够更好地掌管大英帝国的事务。与伊利亚不同，罗瑟米尔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记者，但是他试图操纵英国国运远离民主体制的傲慢行径也可以在许多不如他的人身上得到体现——包括他的侄子，曾经试图率领一帮商人搞垮哈罗德.威尔逊的塞西尔.金。

再来看看加拿大裔的商业冒险家比弗布鲁克，1910年他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台阶上买下了《每日快报》，终其一生他都在奉行堂吉诃德式的政治运动。他倒是没疯，可也算不上正常——他是个酷爱操纵他人的控制狂，鼓励自己的主编发动丑恶的人身报复，他对于记者们心智的腐化也使他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极品邪恶化身。我比较喜欢他的早期主编比弗利.贝克斯特（5）对他的描述，这段描述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这位报业巨头工作时的情形。

“秘书们冲进冲出，如同激流中的游鱼。三台电话此起彼伏，不留一丁点喘息之机。在这一片纷繁的中心，一位古怪、浮华且令人着迷的人物正在创造他自己所消耗的能量，他嬉笑怒骂，口传手书，签发信件与指示，东拉西扯如同长舌妇，对于来访者或拉或打或追根究蒂，时而甜言蜜语，时而凶神恶煞，他十分享受这一切。”

再来看看罗伯特.麦克斯韦尔，这位趾高气扬的空想家，独裁者之友，恃强凌弱之辈，不积口德的凶徒，号称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每日镜报》的老板。他曾经带着贴身管家以及整整一飞机的个人奢侈用品前往非洲饥荒灾区赈灾。就像诺斯克里夫与比弗布鲁克一样，麦克斯韦尔也赢得了许多明智正直之人的追随，同时在圈外人的眼中始终是一副007电影中恶党首领的形象，身边围绕着古怪的朋友，出门就坐直升飞机。他的一生充斥着错综勾连的谎言与各式各样的生活圈子，他的死亡则是舰队街最大谜团之一：他和自己的债权人们乘坐豪华游艇出海兜风，结果从船尾掉了下去。再来看看康拉德.布莱克，他自己编织的企业大网把他自己陷了进去——他从小就痴迷于金钱与权力，进入寄宿制中学以后因为复制并销售考试试卷而遭到开除，日后他回忆到：

“当我走出学校大门时，有好几个24小时之前还在哀求我施以援手的学生——其中有一个人还当真跪在了地上——冲我挥舞着拳头，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派头在我身后辱骂叫嚣。我再也没有忘记过人究竟能怯懦与贪婪到何种地步。”

布莱克的父亲曾经是加拿大啤酒公司的老板，他在家里安装了一台老虎机，借以教导布莱克十赌九输的道理。后来他因为不慎从窗台栏杆跌落下去而受伤致死。他在临终前为自己的儿子留下了语重心长的遗言：“生活就是遭罪，世人大多是王八蛋，一切都是狗臭屁。”布莱克成为了当代最迷人也最健谈的报业巨头，但他最终还是落了个殒灭殆尽的结局，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贪婪。最后还有理查德.戴斯蒙（6），他曾经迈着正步走进会议室，强迫各位报社主管们合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并谴责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这帮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依靠办报纸来赚钱是很困难的，但是在过去二百年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报纸都为报社老板带来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影响力与名声。对于一门心思往上爬的圈外人来说，报业就是一架直通顶层的私人电梯。当然这条路也不一定总能走得通。白厅里有一尊剑桥公爵乔治王子策马前行的雕像，造型很一般，多数人都没有注意过。有一位阿瑟.斯雷上校（7）于1855年成立了《每日电讯报》，试图阻止剑桥公爵担任英军总司令。正如这座雕像所显示的那样，他的努力遭到了颜面扫地的失败。三个月后斯雷就将报社卖给了自己的印刷商约瑟夫.莫斯.李维，此人此时已经拥有了《周日泰晤士报》。李维理解报社必须将销量与盈利放在政治运动之前。他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降价、丑闻炒作以及身穿制服的推销员等等，使得报社大获成功。

就像许多其他报业帝国的创始人一样，李维也是个圈外人与赌徒，他借助贱价收购的报社进入了报界，然后又打破了所有规矩来提升销量。接下来他成为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圈内人，他的后人得以与皇室厮混，与内阁大臣一起狩猎松鸡。这种事其实有章可循。一般来说，购买一家如日中天的报社对于起步阶段来说太过昂贵，许多伟大的报业帝国一开始的发端都比较卑微，通过逐步发展才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诺斯克里夫一开始经营过一份面向自行车爱好者的专业杂志，后来又山寨了一份当时的周报《记者应答报》。威廉.贝里（8）与戈摩.贝里（9）兄弟是梅瑟蒂德菲尔某房屋中介的儿子，兄弟二人各自打造了自己的报业帝国，但他们最初操办的也是《广告世界报》与《拳击报》这样的偏门报纸，后来他们以近乎白捡的价钱买下了病怏怏的《周日泰晤士报》，并且依靠前两家报社的员工重振了后者的风采。比弗布鲁克收购《每日快报》的时候也是看准了报社气息奄奄出价低廉的时机。汤姆森早先在加拿大经营广播电台，他的第一台发报机全都是用二手零件、果酱罐子与电烙铁拼凑起来的，电台一共两个节目，其一是当地教会唱诗班的免费演唱，其二是依靠播音员向窗外打量才能进行的天气预报。之后他又上手了若干份规模不大的周报。默多克的父亲早年也在澳大利亚张罗过好几份地方报纸。最近的一位英国报业巨头理查德.戴斯蒙也是干杂志出身的。的确，《亚洲甜心》或者《大波波》与《拳击报》或者自行车刊物并不属于同一门类，但是从边缘向主流进发的轨迹并无二致。与诺斯克里夫相比他的新闻意识相对匮乏，但是在本书写作期间他已经在业内引起了一轮又一轮关注，因为他决心以低于现有最低标准的成本来获取成功。又一个不管不顾一心往上爬的圈外人正在使劲硬往圈里挤。

不管怎么说，戴斯蒙毕竟还是英国土生土长的圈外人。但是还有许多英国报界老板的发迹地点位于国外，通常是说英语的英联邦国家——例如加拿大的比弗布鲁克，汤姆森与布莱克，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捷克斯洛伐克的麦克斯韦尔，爱尔兰的奥雷利，等等。无论如何，圈外人带来的能量与活力对于神经紧绷的高销量英国报纸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英国曾经是一个小圈子丛生、势利眼横行的国家，打入权力阶层的途径相对而言寥寥无几。在如今的名人社会，这话已经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了，但是在报纸的全盛时期绝对如此。与钢铁行业、大型零售连锁店或者银行不同，报社往往是某个家族的私有领地，父传子子传孙可以传承两三代。这使得报社染上了一丝莎士比亚戏剧的味道。报二代们有能力担当家业吗？往往没有。罗瑟米尔家的报二代艾斯蒙.罗瑟米尔就是一个很差劲的报社老板。第二任李维勋爵也是如此，比弗布鲁克的儿子麦克斯.艾特金同样好不到哪里去。在其他家族里，例如奥雷利家族或者默多克家族，手足之间为了确定谁才有能力继承家业掌管报社而发动的明争暗斗足以令历史剧学生或奥特曼帝国赞叹不已——在奥特曼帝国，率先攫取空置王座的王子会将稍慢一步的兄弟们用弓弦勒死。但是就算某个家族真能培养出接连几代的报业人才，也总难免面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脑残的风险。假如某家报社在结构上缺乏来自股东或者报社主管的制衡力量，很可能就会出现无法无天的局面，前文中已经举过例子了。权势逼人的家族，向上拥有直通唐宁街的密道，向下能号召广大民众……老实说真正值得惊诧的是这些人当中居然只出现了有数的这几个疯子。

这些人也都很有钱。干记者也可以挣到不错的工资，但是他们成不了有钱人。真正有钱的是报社老板。记者，尤其是主编的职业沉浮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一念之间。主编就是老板豢养的牛马鹰犬，这一点是双方关系的根本。因为如今是民主社会，双方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明面上摆出彼此平等的架势。任何一位自重的主编都会时而与老板作对，一方面至少是为了维系自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老板相信自己慧眼识人，挑选了一个有些骨气的家伙。但是任何一位频繁与老板作对，或者对老板提出的各种小小差遣与请求无动于衷的主编都必然混不下去。双方不可能达成推心置腹的关系，因为双方的地位太不平等了，而且一位实在的主编总会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全是借来的。这倒不是说着老板一定非得扮黑脸。康拉德.布莱克就曾经通过权证让麦克斯.黑斯廷斯身价大涨，而他并不必非得这么做。鲁伯特.默多克也曾十分隐秘地向他手下的一部分主编展现过相当程度的慷慨。目前的罗瑟米尔勋爵为《每日邮报》的主编提供了极大的操作空间，以至于双方之间的主从关系都有些模糊了。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老板就可以或者应该无视主编的个性与观点。说句实话，报业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一般都是由精力旺盛的老板与思想活跃的主编共同取得的——比方说大卫.英格力士就曾经与第三任罗瑟米尔勋爵合力将《每日邮报》整改为小报，五十年代塞西尔.金在给他叔叔手下的报纸当广告顾问时也曾经拉大旗作虎皮，端着老板的架势与休.柯德利普一起创建了当代版的《每日镜报》。但是双方关系的不平衡是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的现象。老板才是报纸起落成败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量。正如散落全球的皇室家族一样，他们对于彼此十分着迷，热衷于各种八卦绯闻，比方说鲁伯特或者康拉德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家的老板奥雷利绝对是个八卦爱好者。我第一次来到卡斯特马丁与他见面时他就语带自嘲地告诉我他曾经去巴黎会见过罗瑟米尔，向他询问如何扭转《独立报》的颓势。根据奥雷利的说法，罗瑟米尔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托尼，”奥雷利模仿着他那慢条斯理的拖沓腔调，“首先你得有很多钱。其次你得花很多钱——一年一年又一年。然后呢……（漫长而疲惫的停顿）有时候，在很少见的情况下，这些钱兴许不会白花。”还有一回他和我在他的书房里闲谈，这时某英国富翁打电话来询问收购快报集团的事宜。奥雷利乐呵呵地问了一下集团的每股收益与可以砍掉的成本，一边听一边随手在便签簿上划拉，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正合适的价格区间。这笔交易从未得到落实，但是他很乐意让我了解一下老板们进行报纸买卖时手脚到底有多快；哪怕是被人们公认为国家级历史财富的报纸，转手也只在顷刻之间。如今越来越多的此类报纸正在失去国家级的地位。后来他又给我讲了好几个关于默多克的段子。有一次奥雷利问默多克他住在哪里，结果这位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传媒巨头竟然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后来奥雷利又问默多克他的宠物狗养在哪里，得到的答复是洛杉矶。“那么我猜我就住在洛杉矶了。”闻听此言奥雷利大笑起来。至少在这个方面，他和默多克一样也是个四海为家的人。

他的乡间别墅位于基尔代尔，这里装修风格温馨可人，任何对于新教样式住宅有先入之见的人都会对这里大吃一惊。住宅大门前有求于他的爱尔兰官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屋外是望不到头的连片绿地，身价高昂的骏马恣意地奔跑嬉戏。我之所以要耗费这段笔墨，是因为在老板-主编关系的历史上，巨额财富的夺目光华及其对中产阶级英国手工业者——记者就属于这一阶层——的影响不应遭到低估。比弗布鲁克勋爵就曾经利用自己位于法国里维埃拉的豪宅勾引过许多极端人士。约翰.詹纳的女儿佩妮曾经提到过比弗布鲁克在坐落于查克利的地产内部为自己手下的王牌写手与日后的主编提供了一套免租金的住宅。但是作为交换，这位报业巨头

“恨不能挖走了我父亲的心头血肉……只要他在英国，我父亲就得一周七天昼夜听差，与他共度的时间几乎和与家里人共度的时间一样多。在这种时候，一到周末比弗布鲁克就会打电话叫我父亲过去吃午饭。由于任何一位比弗布鲁克的雇员在没有得到指示之前都不会主动从他身边离开，我父亲往往还要留下来吃晚餐……比弗布鲁克根本不尊重他的自由时间，也毫不考虑这样做对我们家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一条老板与主编关系的事例尽管就亲密程度而言不同寻常，但是在原则上还是很典型的。无论是法国南部豪宅内部对于主编与无拘无束的专栏作家的勾引，还是默多克邀请手下主编来到他位于阿斯彭的私宅之后刻意营造的希望、恐惧与骄傲氛围——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完全合情合理。正所谓有钱人说话底气足。如果你理解了老板们的思路与他们料理主编的手法——有时幸运的主编也能料理一下老板——你也就理解了英国报界的秘密。

对于读者们来说，报业巨头的统治会造成哪些后果呢？的确，有钱人有着有钱人的政治，不过这种事并不总能完全预测清楚。但是假如你接受以下假设，即驱动报业巨头们的动力是扫清敌对商业势力的欲望，他们的政治立场就很好理解了。比弗布鲁克自视为帝国之子。他在加拿大淘到了第一桶金，对于他来说支持大英帝国不仅出于爱国主义，还因为帝国提供的保护对于生意很有好处。罗瑟米尔之所以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为有钱人的他害怕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默多克生长在美国市场统御全球的时代，他将欧洲联邦主义视为过时的主张，在税收与管制方面对于越发基于美国的默氏传媒帝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最持之以恒的敌对举动针对得是BBC这样对他构成商业竞争的组织，而不是在政府掌权的个人。在电视圈也有商业利益的富有报社老板们十分热衷于管制与竞争方面的话题；他们避税的手段十分高明，基本上不用按照正常的全国税率进行纳税；他们对于犯罪或者公共交通这样一般选民们十分关注的国内话题并不特别上心。他们手下主编发动的宣传运动，无论是号召加大惩治恋童癖力度还是迫使某大臣辞职下野，往往都只不过是送给政坛上层人物的人情。

还有少数几个报社老板并不遵从这条规矩。前文中讨论过的C.P.斯科特就属于一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物种，即主编兼老板。《卫报》控股权益向信托基金的转型为报社带来了独此一家的风格与独立性。最后一位了不起的主编兼老板是《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他出生于一个英美联姻的大富之家，在爱德华时代成精拥有过这家报社，此后虽然家道中落，却也一直支撑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惨淡的报业大环境之下将报社卖给了泰尼.罗兰。严格意义上来说阿斯特并不能算是报社老板，因为早在1944年报社就被交到了一家信托基金手中，办报原则大有骑墙作风，包括要“摧毁不平衡社会当中的社会不公正而不至于产生滞涩的人云亦云与沉闷的因循惰性”。但是在实际上，受托人极少干涉他，他也表现得正像我们心目中维多利亚时代的主编兼老板一样。他的前任J.L.加尔文曾经成功劝说阿斯特的父亲从诺斯克里夫手里将报社买下来并让他不受桎梏地担当总编，此后他的工作环境一直十分独立。加尔文早年在纽卡斯尔某煤炭商人的办公室里起步，一路辗转腾挪，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爱德华时代的众多政治争议事件，最终成为了倾向保守派的先知，他在《观察家报》上的每周例行布道受众十分广泛。等到阿斯特甩掉他的时候，他的全盛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对于左倾理想主义的阿斯特来说他的立场已经太过偏右了。

作为回应，右派的老板们可以指出，除了依靠公共部门广告收入的《卫报》之外，能长时间坚持下来的左翼或理想主义政治立场的报纸可谓寥寥无几。昂昂然歌唱高调的报纸总难免乏味，此外这些报纸也在一直费力寻找超越讽刺专栏与日记段落的反体制狙击火力且足够吸引人的新闻风格。1960年《新闻编年报》的失败——令整整一代左翼记者们怒火中烧——至今依然被人们当做清高路线主编的标志性失败。这份报纸的所有者是巧克力产业界人尽皆知的吉百利家族，乔治.吉百利（10）在1911年确立了令人无法忘怀的办报策略，他声称自己想“将耶稣基督的教诲施加于国家性重大问题之上并借此推动国家正义，仲裁应当替代战争，登山宝训尤其是八至福的精神应当替代帝国主义……”十分振奋人心的想法，但是报纸就是卖不动。接下来的一系列左翼报纸，从老版的《每日先驱报》到存在时间很短且乱作一团的《苏格兰人日报》再到后来的《周日新闻报》都未能打入大众市场。

要是没有了野心勃勃、略带狡诈且立场普遍偏右的报社老板，英国的新闻市场恐怕要沉闷死板许多。英国报界一方面桀骜不驯，另一方面却又从骨子里支持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些自诩置身于党派政治与上层圈子之外的老板们对于这一奇怪现实负有部分责任。总而言之，这些人在心态上是一群白手起家且缺乏安全感的圈内人。

报社老板之间的较量既激烈又个人化，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你死我活到今天罗瑟米尔与戴斯蒙两大巨头之间的战争都为英国报界赋予了百舸争游的活力。不过尽管今天还有理查德.戴斯蒙的横空出世以及奥雷利成功收购《独立报》这样的事例，但是报社老板的时代似乎正在褪色。《镜报》及其姐妹报刊已经落入了企业会计的掌握当中。新闻国际的规模太大，经营范围太国际化，以至于默多克再也无法亲力亲为了。他在伦敦呆的时间太少，而在洛杉矶与纽约呆的时间又太多了，以至于再也无法对《太阳报》与《周日泰晤士报》进行自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施行过的有效控制了。英国的主要报纸正在一家接一家地落入大型企业的手里。右翼的报社老板并没有被操纵工人的左翼分子所取代，取代他们的是福利基金或者银行委任的代理人。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且相对安全的结果。但是这一结果对于英国新闻业而言却意味着重大的危险：这些报社的所有者们为各自的报社感到骄傲，且十分热衷于能否战胜自己的敌对家族。如果没有了他们对于报社经营的个人兴趣，管理层针对记者的投资与承担风险的意愿都将随之消退。假如全国所有的马匹都归大企业所有，而企业主管们从未尝试过策马扬鞭的滋味，那么赛马还能成为全国性的重大体育运动吗？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ulius_Salter_Elia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oratio_Bottomley

（3）http://en.wikipedia.org/wiki/Esmond_Harmsworth,_2nd_Viscount_Rothermer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Vere_Harmsworth,_3rd_Viscount_Rothermere

（5）http://en.wikipedia.org/wiki/Beverley_Baxter

（6）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Desmond

（7）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B._Sleigh

（8）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Berry,_1st_Viscount_Camrose

（9）http://en.wikipedia.org/wiki/Gomer_Berry,_1st_Viscount_Kemsley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Cadbury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记者的群落，了解了他们的原材料与成品新闻，又见识了塑造新闻的政客、主编与老板。我希望读者此时对于报纸背后的整个工业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报纸自身又如何呢？报纸的形状与形态是如何得来的呢？这些形状与形态又如何塑造了你对于身边世界的理解呢？

在绝大多数主要报纸的报社总部，你都能在董事会办公室附近木片镶嵌的墙壁上发现一系列装裱仔细的历年往期报纸头版。假如外星人对这些头版报纸进行一番研究的话，大概会认为人类正在飞快地越变越傻。许多曾经的大报（《每日邮报》，《每日快报》甚至还有《独立报》）都已经缩水成了小报。对于其他报纸来说，一度版式素净，大量信息紧密压缩，包含十到十二条新闻的头版编排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里让位于了越来越大的照片与越来越少的新闻。今天的《卫报》头版刊登的新闻数量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镜报》还少。黑白两色、严肃稳重、满载信息的外观已经被赏心悦目的彩色搭配取代了。花里胡哨大红大绿的长方形色块，摇滚歌星炒作性访谈，还有性健康专家的每日一讲已经侵蚀与遮蔽了作为新闻载体的报纸，简直就好像因为版面下端乏味无聊的新闻内容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至于小报则更是大刀阔斧地削减了新闻的篇幅。曾经在头版安排五六条新闻的“流行”报纸如今仅仅会安排一条，新闻的篇幅也被削减到了四个小段，上面压着硕大无朋的标题与巨幅照片。报社管理层对此有着很现成的解释：读者需要语境而不仅仅是信息，而且现在的新闻笔法也比以前更漂亮了。这些说法的确包含一部分事实。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事实，任何关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报业发展的人都无法忽视这一点：新闻遭到了压榨。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很有趣：其他媒体正在改变我们对于报纸外观的要求。高档杂志对于报纸构成了巨大的影响。气球对话框，连环画风格的插图，“关于……你必须知道的二十件事”，暗藏机关的调查问卷（“你爱新潮摇滚乐吗？”）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都被报纸囫囵吞了下去。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许多干杂志出身的报社主编。今天的《每日邮报》大约包含40%的妇女杂志内容。就设计角度而言，《镜报》已经完全被妇女杂志占领了。技术是一方面的原因。拉长的大标题，加以修改的照片以及彩色排版曾经很难制作也很耗时，充其量只能一个月搞一回。计算机化设计与Photoshop软件改变了这一切。突然之间报业人士们发现自己可以比以前更加大胆了。因为他们能做，所以他们就做了。问题在于从设计角度而言，“大胆”就意味着视觉化，换句话说就是将眼睛与大脑从文字信息上勾引开来。除去杂志之外，报纸设计受到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电视。好好想想吧，当代报纸上安置图片的长方框是不是对电视机屏幕形状的无意识模仿呢？你是不是经常见到一系列静止照片按顺序排列呢？这不正是印刷媒介对于胶片的最贴近临摹吗？在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正文段落之外的小方框里圈着单独的引用言论或相关事实，这种做法不正是从电视新闻那边学来的吗？总而言之，一种基于视觉的文化正在吞噬另一种基于词汇与书写的文化。

许多老读者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才对当代报纸如此不满呢？在咖啡馆或者公共汽车上经常能见到这些人来回翻看而不是阅读报纸。注意力分散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注意力集中不是先天固有的能力，必须依靠后天习得。这是一种需要养成的习惯。报纸的存在基础是众多安静无语的读者，这些人愿意花费时间密切阅读报社最好写手的文章，琢磨各种论点并思考各种事实。报纸需要这些既有时间又有能力自行思考质疑的人。正如前文所见，英国的报业脱胎于书籍印刷文化，正是书籍印刷业塑造了报纸的形状与文章的长度。比方说爱德华时代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泰晤士报》读者，他们可以耐心研读一篇全长3000单词左右，关于远东外交事件的新闻报道，又比方说《警察公报》的读者，伦敦东区的谋杀总能令他们提心吊胆且津津有味地看下去。这些读者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当年的高档报纸上也会有地图，廉价报纸上也会有图画，但是它们都是塞满单词的信息载体。而到了今天，单词似乎已经退居到了图片的边缘。

传统报纸将文本安排成狭长块状，宽度不超过两英寸，因此读者的视线要像悠悠球一样反复地上下运动。这种排版方式并不特别适宜阅读。长一些的单词往往不得不折断成两截，各行的一致长度要依靠笨拙而丑陋的空格来保持，长句子很难从头跟到尾。因此你可能会十分合情合理地问道：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安置文本呢？为什么不能让报纸看上去更像书籍呢？书籍可是很便于阅读的，字母周围的留白面积也更大。这种事报纸印刷商们也不是没有干过。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报纸尺寸仅仅比今天的硬皮版小说大一点。当时报纸的印刷量很小，而且往往是由书籍印刷商利用同一套简陋的铅活字印刷机顺带生产出来的。这种报纸每版分两栏，字体粗大，两栏中间有划分线。当时的书籍版式也与此类似。甚至直到今天许多传统风格的圣经依然沿袭了这套版式。有些早期报纸会附带一张雕版印刷的题头版，上面印有纹章或者报纸发行城镇的粗略景观，很类似于当时的书籍扉页。当时报纸使用的纸张质量也比今天要好得多。我曾经见过松散地保存在纸箱里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报纸，纸张的色泽令我赞叹不已。这些报纸虽然印制于三百年前，但看上去却比三周以前的当代报纸还要鲜亮。

但是大众市场最终淘汰了昂贵的纸张与小版面。报纸需要在每一版次当中都塞满信息、广告与新闻。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主流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报纸是忙人的读物，报纸读者惯于扫视整版，寻找各种有趣的片段。一目十行以搜寻信息为目的的读者更喜欢宽大的版面，因为小册子不能用扫视的方式来阅读。由于印刷速度的提高，廉价且大量地印刷更大的版面成为了可能。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报纸用纸必须要足够强韧便宜，不会因为印刷机器的拉扯而撕裂，至于纸张寿命倒不必太长。与更昂贵的书籍用纸相比，廉价的纸张看上去也更浑浊，很快就会发黄。大尺寸版面与浑浊的纸张意味着人们难以印刷长而易读的文字行。此外还有新闻采集的问题。假如你要一直更新版面内容，增删语句，补充最新的言论与事件，短小的文字行操作起来要简单得多。短小的段落也很便于补充与移除。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书本大小的页面进行除旧换新式的编辑与反复修改有多不容易。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按照报纸的排版，可以很容易地重写整个段落，将文字下移或干脆抹除，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版面空间。这种做法看上去并不美观，也并不便于阅读，但是在整整两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短行版式对于报纸来说都十分实用。报纸文章采用之所以采用短平快的句式与简短的段落，完全是为了迎合这个步履匆匆的一次性消费时代。谁也不认为这是阅读英语的理想方式。每月或每季度发行一次且受众范围更小的月报往往会选择介乎日报与书籍之间的版式尺寸，版式也是左右两栏。

印刷在大幅长方形纸张上长而窄的栏位或许很适合维多利亚时代，但是在电脑排版与Photoshop唱主角的今天还有必要非得这么做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毕竟，书籍是完备设计的杰作。出于非常合理的原因，书籍的形制在过去三百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书页上的文字行长度大约在四到五英寸之间，这个长度对于一般大小的人类头颅来说很合适，因为读者不必扭动脖子就能将目光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在有些文化里则是从右边移动到左边）。如果文字行的长度再稍微长一些，比方说八到九英寸，读者很容易就会感到不同。此外书籍设计需要质量相对较高的干净白纸，要在相对较小的面积里保证可读性。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尝试读一读那些纸张灰暗、字体极小的当代廉价版名著小说，体验一下眼部疲劳的感觉。报纸设计从目的上就不同于图书。报纸并不打算让人花很长时间沿着一个方向从头读到尾，报纸上的内容页绝不仅仅是一般尺寸的文本。

报纸上的文章要包括大标题。大标题存在的明显目的是劝说你阅读大标题下方的内容。实际上大标题的更大用途是警告你哪些内容不用看。你可以注意一下一般人看报纸的方式，看他们如何飞快地从一条新闻跳到另一条新闻，从一个版面跳到另一个版面。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每一条标明“此处必读”的大标题都对应着好几条告诉读者“此处不读也无大碍”的大标题。大标题的存在目的就是加快阅读速度并为读者提供方便。乔治王时代最早的流行报纸是没有标题的。这一时期的报纸排版并不混乱，每天的信息都会集中在同一个版面，广告与股市新闻各安其位。无疑，许多当时的读者都会直接翻到特定版面寻找自己想看的内容。但是这些报纸的设计目的似乎是为了迎合一批没那么狂热的理想化读者，这些理想化读者感兴趣的信息范围很广，无论遇到什么题材都有时间顺着语句和语段一路读下去，直到发现特别有趣的内容为止。最终这种做法令真实存在的读者们不胜其烦，那些有意为真实读者提供便利的报纸也得到了市场的青睐。首先这些报纸使用了更为粗大的字体来警告读者哪些相似内容被堆砌到了一起：例如社会新闻，“新近溺水者名单”与“各国首都特派记者报道”就经常一起出现。然后这些报纸又开始突出显示具有特殊情节的个人化新闻，例如“骇人的溺水事故”或者“触目惊心的谋杀”。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流行报纸上，几乎每一条篇幅超过一段的新闻都会搭配一条大标题，尽管在诸如《泰晤士报》一类的报纸上大标题的应用还比较少见。但是邪恶已经入侵了伊甸园，再也无法根除了。大标题再也不仅仅是组织信息的有效方式，还成为了勾引随意目光的文字诱饵，至少对于追求轰动效果的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的报纸来说是这样。当时的报纸常常使用多层大标题，标题字体则越来越小，以便塞入更多事实。可惜地是，这种做法在二十世纪中期不再时兴了，因为这种做法几乎总能比今天硕大简单砖头一般的标题风格更有效。

甚至在最早期的报纸上你也不仅能找到雕版画，还能找到手绘图画——这些手绘画一般都是程式化的印象派作品，很受当时主流绘画风格的影响，并不能算是对于街头事件的准确反映。摄影时代之前英国最伟大的绘画艺术家，例如《笨拙》的菲尔.梅（1），发展出了一套不依靠交叉影线的钢笔快速绘画风格，很有现场新闻报道的感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基于图片的流行报纸出版业发展迅猛，一道发展起来的还有类似《图解伦敦新闻》之类的杂志。但是报社无法让怀揣墨水瓶的画家与传统记者一起全国上下到处跑。就算现场有时间进行线描——例如发表公共演说的政客的面目或者出庭受审的被告——当时的日报也几乎没有妥善利用这些图画的技术。直到二十世纪人们才开发出了将照片快速清晰地转移到报纸上的突破性技术。率先取得这项突破的《每日镜报》也就成了英国第一家配备高质量插图的报纸。

照片在英国报界扩散得很慢。一战激起了读者们对于图片如饥似渴的好奇心。便携式小型摄像机的出现意味着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报纸已经塞满了照片。此时的照片尺寸普遍很小，以大头照为主，尽管重大灾难事故也往往能得到大幅图片的诠释。不过大报往往会有意避免使用照片。甚至直到二战期间上流报纸上的优秀照片数量依旧少得扎眼，尽管审查制度对此难辞其咎。类似等待起飞的喷火战斗机飞行员或者不列颠之战期间空中的长条烟痕这样今天已经成为时代标志的图像当时在报纸上几乎看不到。直到六十年代大报才开始使用头版照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风格非常朴素。今天除了《金融时报》这样顶着专业头衔的报纸之外，几乎所有剩下的报纸都会被一个世纪之前的读者轻蔑地称之为“画报”。

报纸上的新闻排序也是由技术主导的。一份报纸的所有版面不可能同时得到印刷，必须以相互错开的顺序依次送进印刷厂。因此“早版”上必须安排时效性最差的新闻。对于今天的报纸来说就是特刊内容，绝大部分专栏文章与绝大部分国际报道，这些内容要首先安排，为接下来可能爆发的国内新闻腾出必要的空间。为什么体育新闻的版面总这么靠后呢？因为正如头版新闻与紧随其后的国际新闻一样，最新赛事战况与其他最新体育信息也是新闻界的抢手货色。因此头版新闻与体育新闻才会分别占据同一张报纸的左右两边。自然，今天我们也可以获取优秀的最新国际新闻，而且每一位日报的晚间新闻编辑都必须假设明天的读者已经看过了前一天的晚间电视新闻节目。但即便如此，有一项粗暴的假设依然压倒一切：国际新闻对于受众的重要性低于国内新闻，因此时效性差一些也无所谓，不妨放在比较靠后的版面。几乎所有的英国大报都遵循着同一套假设。首先是安排了最优秀国内与国际新闻的头版，其次是本土新闻，再然后是国际新闻，后面可能还跟着一版评论文章。这种基本节律在尺寸、政治立场与市场定位差异显著的各家报纸当中都能得到一以贯之的明确体现。谁也不会用广告塞满头版，谁也不会将商务新闻放在国际新闻之前，谁也不会将国际新闻放在国内新闻之前——今天就连《金融时报》也不会这么做。很难不想到这一节律有着深刻的存在基础——新闻应当先从读者身边开始，我们需要较为轻松的新闻来调剂更惨淡的新闻，我们一般还喜欢首先接受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头版大鸣大放如此招人烦的原因。一张报纸并不是此前一天最重要新闻的依次堆叠。新闻排序本身就是叙事的一部分，是对于读者共同兴趣的提醒，排序的目的是吸引读者，刺激读者乃至煽动读者。这是一支舞蹈，一支令人们视若无睹的舞蹈……

所以，假如你真的希望了解周边世界的确切情况，今天你应当如何读报呢？以下是几条建议……

——要知道你买得是什么报纸。如今的新闻报道已经被偏见、宣传与普遍的不端行为污染得很严重了，以至于任何一位读者如果不知道某家报纸的所有者是谁以及目标读者群是谁就无法了解任何事件的真相。《镜报》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位在《太阳报》的对立面，而《太阳报》的政治立场又是由默多克的新闻国际所决定的——敌视欧洲联邦主义与欧元等等。如果说《镜报》穷凶极恶地反对托尼.布莱尔，那很可能是因为唐宁街十号向《太阳报》提供过不少优秀的新闻素材。而《镜报》之所以支持戈登.布朗也是为了在布莱尔逢迎默多克时为他树立一个对手。你对于这些宫斗剧一般的纠葛必须有所了解，因为你需要预设一个偏差值。

——要认准记者姓名。假如你遇到了一位看起来挺懂行、尤其对于你所了解的领域挺懂行的记者，那一定要珍重他/她。在这一行里我们一般都清楚谁是行家。假如你关注社会服务与福利，目前任职于《金融时报》的尼古拉斯.蒂明斯绝对不容错过。假如你对智库报告以及白厅的决策中枢感兴趣，那么除了《泰晤士报》的彼得.伦戴尔之外就基本不必再费心找别人了。假如你想看针对白厅的调查采访，千万别错过《卫报》的大卫.亨克与理查德.诺顿-泰勒（2）（“调皮裤子理查德”）。想看书评？媒体出版界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追看《观察家报》罗伯特.麦克鲁姆（3）的每周专栏。伦敦美食大起底？不用说肯定是《旁观者报》黛博拉.萝丝。谁是最优秀的北爱事务特派记者？《独立报》的大卫.麦克基德里克 （4）当之无愧。的确，在一个拥挤的新闻市场里挑选最拔尖的单一记者正变得越来越难，一方面是因为在从体育到股市再到美食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两到三个一线写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花入各眼，不好搞一刀切。但是关键在于一定要注意新闻结尾的记者落款。假如你发现了喜欢的风格，假如你逐渐对某个记者产生了信任，那就应当珍重并紧跟他/她的名字。根据我担当主编的经验，许多读者都会与某一位记者的的文章特别合拍，尽管他们对于记者本人的情况知之甚少。要想一眼就判断出某篇新闻是真金还是渣滓，记者署名往往是唯一的标志。

——要认识到偏见的存在。就算你长年以来每天都阅读同一份报纸也要小心，今天的记者在显露自己的偏见时已经不再感到那么尴尬了。直接的党派政治偏见是很少见的，但是你可能会发现某专栏作家会特别倾向某一位特定的政客——比方说《独立报》的布鲁斯.安德森（5）一般总会为当时的托利党党首说好话；同一份报纸的唐纳德.麦肯泰尔（6）尽管向来注意一碗水端平，但是在对待彼得.曼德尔森的时候往往比同事们更富有同情心；《每日镜报》的保罗.洛特里奇则十分偏袒戈登.布朗。这种种做法全都无可指摘，但是读者应当心里有数。这些偏见也暗示了新闻题材的来源。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早期的政治记者们阅读《泰晤士报》记者汤姆.鲍德温的新闻时总难免会考虑他是否在动笔之前与阿拉斯特.坎贝尔通过气。鲍德温有很多消息来源，但是全盛时期的坎贝尔无疑是最关键的一位，正是他的爆料使得鲍德温的文章特别吸引威斯敏斯特的内部人员。还是那句话，这种事提前知道没坏处。

——要读第二段并且寻找双引号。最关键的事实往往并不在第一段，第一段的内容一般而言比较宽泛，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要想寻找过硬的事实应该看第二段。假如第二段看上去瘫软空洞，这篇新闻也就没多少意思了。同样，一定要注意引号内发言。假如一位记者的确做足了功课，接触过了知情人士，往往能从引号之间见到证据。消息来源是谁？他们代表自己说话吗？他们的姓名公开了吗？泛泛而言的描述——例如“资深后座议员”或者“某行业分析人士”（其实就是办公桌对面的同事），又或者“某观察家”（压根没有这一号人）——最好不要轻信。这种说法很可能只是记者本人偏见或猜测的遮羞布。假如你总是遇到文笔流畅的匿名引言，一定要多长几个个心眼。这种文字很可能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就好比用稻草取代钢筋的劣质混凝土，。

——假如大标题是问句，试着回答“不”。这是英国青年人的真实面貌吗？（理性读者：不。）我们发现了艾滋病的治疗方法吗？（肯定没有，要不然你就不用问号了。）这份路线图是和平进程的关键吗？（恐怕不是。）尾巴上挂着问号的大标题意味着新闻题材很可能有倾向性或者遭到了过度炒作。通常这种新闻的内容都很吓人，目的无非是打算将原本平淡无奇的报道提升成为全国性的争议话题乃至恐慌话题。对于一个忙着猎取正经信息的记者来说，问号就意味着“不值得在这里浪费时间”。

——在大标题里看见双引号也要多加小心。假如你看见了《安德鲁.玛“剽窃”写作创意》之类的标题，正文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假如说正文中的双引号是正经报道的迹象，那么位于大标题当中的双引号就是报道不成功的迹象。这篇报道可能会说某些人认为安德鲁.玛“剽窃”了写作创意，但是假如这篇报道确有其事，大标题里面也就不会出现这些露馅的小蝌蚪了。就像问号一样，大标题里的双引号也几乎总是警告的标志，“下文内容有偏向性并遭到了夸大……”双引号每天早晨都能为我节省大量时间。

——注意阅读短篇新闻并关注第二版。仅仅因为某个题材只得到了一段篇幅的报道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忙碌的审校编辑有着各自的盲点与未经检视的偏见，手头的版面空间也有限，因此他们经常将最有趣或最重要的内容削减到只剩几行。根据上文中已经解释过的原因，第二版往往是储量最丰富的强新闻资源所在地。许多基于细致调查的报道与重要新闻往往会突然被某个夜班编辑在凌晨一两点钟从头版上扯下来塞进第二版，为的是给更加“明快”的其他新闻腾地方，从而促进各个分销网点的销路。

——看见“研究表明”四个字一定别轻信。成百上千个不规矩的学术部门都会出产虚假或者无关紧要的研究结果，其目的纯粹在于给忙碌的报纸读者留下一点印象，赢取一点廉价的公共关注，借以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资金申请。假如研究结果涉及群体调查，一定要看清报道当中有没有提到调查时间以及总共受访人数。假如果蝇或者老鼠在实验当中的表现被当做推导依据来警告人类切勿采取某些行为，一定要看清报道中有没有提到实验究竟用了几只老鼠，每只老鼠又被喂了多少老鼠药，然后再自己琢磨一下。假如某人被称为专家，一定要好好找找这位专家从哪里领工资，再好好想想现实生活中的专家是不是这样一副做派。

——注意看月份牌。不仅要看当天是不是四月一日愚人节，还要看那些将原本薄弱的新闻清单撑起来的各种周年事件，这些事件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完全可以提前预测。周年纪念日与“最湿/干/冷/暖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已经不稀罕了。在年度图书大奖颁发之前总难免见到例行公事的“评委意见针锋相对”报道，用意在于炒热气氛，艺术展开幕之前也总会有假模假式的“公众大为反感”报道。每年都会有记者嘬着牙花子声称皇家科学院的夏季展览办得不尽人意，秋季档电视节目遭到了迷你系列美剧与真人秀的占领，以及透纳视觉艺术奖的最终入围人员都是令人作呕的废物，等等。这些新闻你前年去年就遇到过，明年后年还会再次遇到。当天要是还有别的事就直接翻页好了。

——在金融方面，要小心最高级形容词。即便通货膨胀率比较一般，按照常理而言许多限量商品——例如拉斐尔的早期画作，高档海滨别墅或者签名足球衫——的价格依旧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理，期待教师们能够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日薪”也是完全合理的，无论大臣们的口吻听上去多么兴奋。又同理，公司总裁的工资也将会“创下纪录”，无论大臣们的口吻听上去多么愤慨。但是真正有趣的问题在于这些原始增长与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与其他商品的价格以及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梵高的画作比毕加索涨价更快吗？超市老板的工资上涨幅度比员工更大吗？一则包含真正信息而非单纯哗众取宠的报道会将这一切都告诉你。

——要牢记新闻本性残忍。整天阅读人们冲着彼此公然喷吐而出的恶言恶语，或者报纸冲着他们喷吐而出的恶言恶语，很容易使人感到心情沮丧。莫非我们的生活当真只能在低俗、失败与厌憎当中翻来覆去吗？不——只有报纸才会这么没下限。善良、慷慨、宽容与友好很难成为新闻，许多读者正是因此而放弃了报纸，转而投向了更明媚更和缓的名人杂志或者女性杂志。还有些读者整天在喜欢的网站上以及可靠的期刊当中寻找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报纸了。

——最后，绝对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任何关于报纸销量的言论——一个字也不能信。英国的报纸销量已经稳步下跌了很久了。但是各家报纸几乎每个月都在设法讲述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宣扬自己的销售多么成功。你自己琢磨琢磨吧。

（1）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_May_(caricaturist)

（2）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Norton_Taylor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cCrum

（4）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ckittrick

（5）http://en.wikipedia.org/wiki/Bruce_Anderson_(columnist)

（6）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Macintyre_(journalist)

我从没太多考虑过上电视的问题。广播自然不在话下：多年以来我一直因为参与制作每周电台节目或担任电台嘉宾而从BBC那里接受过许多数额小得有些戏谑的支票。这份工作相对而言很轻松，也很能滋养参与者的自负与自大。但是上电视对我而言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因为我的脑袋形状不对，在不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来好几块，上面稀稀拉拉地耷拉着寥寥几绺看不出颜色的头发。我的下巴附近有好几处窝坑，看架势一个个都你争我抢地要冲进领子里找掩护。我的耳朵好像一对通红的卫星天线；我的两颊因为长年超额工作与放纵享受而布满了皱纹与斑点；我咧嘴微笑时与其说是在表示友好，倒不如说是在模仿车祸现场的惨状；至于我的牙齿更是如同碎石一般凌乱。长期以来，我的家人与朋友十分宽宏地容忍甚至接受了这种种缺陷。但是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却没那么客气，总会十分粗暴地将这一切全都凸现出来。我刚上了两三次电视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假如不小心看到了荧屏上的自己，我还是会忍不住皱眉。我的先天条件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我还有在说话时挤眉弄眼的坏习惯。无怪乎多年以前BBC《今日》栏目某制片人曾信誓旦旦地声称我天生了一张合适干广播的脸。

因此上电视似乎一直都不在我的职业规划之内。等到BBC找上门来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只要打开电视，人们就能看到一张张为了电视而打造出来的“成功”面孔——沉抑质疑的杰瑞米.帕克斯曼；精神焕发且潇洒自信的休.爱德华兹（1），玛莎.科尼（2）与杰瑞米.温恩（3）；温文尔雅且幽默感爆棚的迈克尔.布朗森（4）；此外还有为电视而生的新生代明星，例如乐呵呵的眼镜男尼克.罗宾森（5）与戏谑滑稽摆手不止的马克.马戴尔（6）。好吧，约翰.瑟詹特（7）也算一个。但总体而言，怎么会有人想让像我这样的面目可憎之辈与上述这几位为伍呢？不管怎么说，电视也不仅仅是新闻的来源，还是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当我真的上了电视以后，报界的评论家们很快就进行了许多不甚恭维的类比。《广播时报》在深思熟虑之后称我为“地球上相貌最为奇异的男性之一”。其他报纸则认为我十分有力地令他们联想到了罹患厌食症的大象，《哈利波特》里的家养小精灵多比，甚至还有一贯因为苦瓜脸而享誉全球的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我对于普京的尊容向来不敢恭维，因此当我发现许多人都觉得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时难免心里有些堵得慌。有一回我陪同托尼.布莱尔一起去莫斯科参加某峰会，会议期间我为了选取一个能够俯瞰整个红场的直播地点而提前离开了会场。克里姆林宫里戒备森严，没过多久我就迷路了，沿着一条看不到头的走廊一路向前。走廊的尽头站着好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一看见我就全体倒吸一口凉气，立刻背靠墙壁挺直了腰板。将我错认为普京的还不止是他们。2003年春天普京先生成为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国国家领袖。在公众面前他与伊利莎白女王一起乘坐敞篷马车从威斯敏斯特一路来到白金汉宫，沿途之上两人借助随行翻译相谈甚欢。后来有人询问女王两人都说了些什么，女王说她想不起来了，“我只是不停地提醒自己对面坐的是俄国总统而不是BBC的那个家伙。”您是说安德鲁.玛吗？一位工作人员问道。“没错，就是那个小伙子。”还有一回我在家门口的超市购物，发现有个人一直盯着我看。最后他凑了过来：“我说，你长得就和那个安德鲁.玛一样啊……你丫太倒霉了。”

不过尽管长了这样一张相当于二等残废的面目，BBC还是找上门来邀请我担任政治节目主编。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时任主编罗宾.奥克利希望能够将合同再续签几年。后来他跳槽去了CNN，但是离职前的遭遇令他遭受了很深的伤害。自然，关于是否让我接替他的谈判得到了无可避免也是很有必要的严格保密。有一天我在下院遇到了他，他冷冰冰地白了我一眼。我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不过我猜错了，我将要接替他的消息正式公布时令他大吃一惊。他十分体面且富有风度地接受了这条消息，换做是我在类似环境下绝对挺不住。奥克利曾经为《泰晤士报》担任过多年的政治主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老派记者。但是在竞争压力愈发剧烈的时代，领导层认为他已经不再适合担任直播工作了。相比之下我则出身于另一代记者群体，十分清楚选民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有一丁点必须收看政治新闻的责任。我相信这份工作的要点在于说服那些百无聊赖地靠在沙发靠背上手拿遥控器的观众们，威斯敏斯特的新闻还值得他们关注一下，至少值得每天关注一次，无论时间多么短暂。我想他可能会坚称他那一代记者编排出来的新闻质量更过硬。

我加入BBC时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报界立刻掀起了一轮针对我的宣传攻势。《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以及《太阳报》都刊登了许多充满敌意的故事来攻击我。根据这些故事的主题思想，我是一具新工党的傀儡，是托尼.布莱尔身边亲信的老朋友，将会成为对于新工党政府俯首听命的哈巴狗。得到此等评价的的还有前工党捐款人，同时被任命为BBC总导演的格雷格.代克。实际上，将这份工作交代给我的领导层当时即将卸任，这其中有很快就前去掌管皇家歌剧院的时任总导演托尼.霍尔（8），他也是我的主要面试考官之一，此外还有当时形式上依旧还在管事的约翰.伯特（9）。我此前的确与代克一起吃过早餐，但是他并没有谈政治。当时我们为了活跃气氛而谈到了BBC 的商务新闻以及他对于雇佣《周日商务报》主编杰夫.伦戴尔（10）的热情。早在1984年我离开爱丁堡前往伦敦担任议会记者的时候我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而且我坚定认为新闻从业者不应当从属与任何政治活动组织。我甚至都不是全国记者公会的成员。至于阿拉斯特.坎贝尔，他早就尝试过砸掉我的饭碗。尽管我十分欣赏他咄咄逼人的风格，但我们两个基本没有说过话。

的确，过去几年里我曾经是一位持中左立场的专栏作家。但是任何一位称职的记者都清楚报道与评论之间的区别。我一贯认为矫枉过正比预设立场更危险，这么多来自右翼报纸的攻击令我担心自己会不自觉地偏向另一方。不过这场攻击的确声势浩大。我只要对政府行为稍微说上一两句好话就会被人认定心存偏私。当时有一位媒体评论员一连好几个礼拜紧盯着我，但是始终没能抓到我发表不公正言论的把柄，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利。不过他随即顺利转进，声称这一切都无大碍，因为他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2001年大选前夕我摄制了一部短片，号召人们踊跃投票——积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要干坐在家里，无论支持哪个党派都无所谓——结果立刻就有人指责我在首相的授意之下美化了唐宁街的形象，说我调用了电影明星的更衣车并将其停放在唐宁街外面，还说我的脚本接受过坎贝尔的审阅。这些说法全都是空穴来风。不过托利党的官员的确认为高投票率对工党更有利，并且希望借助这些言论令我收手。几天以后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某新闻官员笑呵呵地承认这个故事是他编出来的，而刊登这个故事的《周日邮报》根本没有检查过故事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一切都令人发噱，而且我应该不会往心里去，因为“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怎么说呢，我的确逐渐有了一些了解。相貌与政治等等问题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广播新闻业不同于报纸新闻业。两者的相似之处自然有很多——从业人员的组成往往很相似；对于“头条新闻”与独家报道的争夺都十分激烈；记者与主编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紧张。但是两者之业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首先是广播技术。人物外观、灯光照明以及设备造成的局限或者提供的机会在电视新闻当中都会彰显得格外突出。电视记者并非单兵作战，而是由技术人员、制片人、图像编辑与摄像师等人组成的团队中的一员。如果说电台新闻还能免俗的话，至少电视新闻与娱乐业的关系近得有些令人不舒服。电视新闻时段之前与之后都是单纯为了娱乐而存在的节目，而大报新闻业却不是如此。图像质量与讲述视觉故事的需要对于电视新闻而言是日常工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个重大区别在于根据法律广播新闻必须采取中立立场，而报纸却不必如此。因为起初无线电波段是由政府当做有限的公共资源而分配下去的，这使得议会从来对于广播就拥有着做梦也不敢施加在报业巨头身上的影响力。政客、游说团体与监管部门对于报纸的所有权向来十分感兴趣，但是电视频道的所有权甚至还要敏感。而BBC的收看许可收费制度也使它一直饱受争议。我步入了一个以广播政治事务为己任的世界，但是广播界内部的政治纠葛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桓不去。这也很好理解。国家级报纸的记者们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太阳报》与《周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就不是一路人。但是在电视荧屏上我们要面向所有人进行报道，我们必须在打动市场一端的同时避免激怒另一端。这也是新闻业，但却不是我所熟悉的新闻业。

（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w_Edwards_(journalist)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ha_Kearney

（3）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Vin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Brunson

（5）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k_Robinson

（6）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Mardell

（7）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ergeant_(journalist)

（8）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Hall,_Baron_Hall_of_Birkenhead

（9）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irt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Jeff_Randall

一般而言，新入职的国家级电视台记者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必须完成一次朝圣之旅。你要从南部离开伦敦市区，一路向前，最后抵达欣欣向荣、风景如画的市郊六郡的中央大街。然后你要找到一家看外观很像眼镜店的不起眼店铺，店里的师傅会向你的两个耳孔里各塞进一团蜡质树脂。几天以后，你就会收到一个小塑料盒子，里面盛着两只或四只专门根据你的左耳或右耳耳道形状而定制的内置耳机。耳机上挂着一根细电线，电线上还有一个金属夹子，用来将电线固定在领子后面。就技术而言内置耳机的确十分简单，但是它却是你唯一的生命线，是直播记者与演播室的唯一联系。万一耳机出了问题，观众们就会看到镇定多知的主持人问了你一个十分合理的问题，而你却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你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走投无路地希望自己此时并没有得到直播。你只能无助地摇头耸肩，用手指点自己的耳朵。这种感觉非常不愉快。在国外进行电视报道的时候，外国摄制组工作人员的音响设备往往与英国的耳机不配套，于是当索菲.洛斯（1）、休.爱德华兹或者其他演播室里的主持人正在问你首相情绪如何时，一小块橡胶会突然从你的耳朵里飞出来。一具小小的耳机很好地表明了广播记者有多么依赖身边的电线、镜头与各种设备。

我刚刚加入BBC就接受了速成班的培训，培训内容是现代电视记者必须掌握的两项技能（出了单纯挖掘新闻以外）。第一项技能是直播访谈，这方面的内容下文另有详述。第二项技能则是拍摄短片，时长从一分钟到四分钟不等，但一般平均长度是两分钟。这种短片是电视新闻节目的基本构成原料。电台业仰赖类似的两项技术，但是其中涉及到的因素要少得多。电台采访远比电视采访简单，只要话筒与耳机没问题且线路保持畅通就够了。你只需要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不必为了自己的表情而操心。一代代电台记者学会了如何录制并剪辑录音带，如何将采访内容与自己的言论拼接在一起。这项工作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比方说适当添加一点鸟鸣或远处的喊叫声之类的自然声音可以为电台的新闻包增色许多。但是话又说回来，电台设备要比电视设备好操作得多。

在正式上岗以前，我先去了一趟温布尔登，见到了泰瑞.沃根（2）并接受了关于从事电视工作的最重要建议。“无论发生什么事，小子，”泰瑞说道，“一定要盯着镜头看。说错了话也无所谓，出了什么问题都无所谓……一定要盯着镜头看。”事实上这也是一条知易行难的建议。因此我来到了电视中心进行学习。电视中心是位于伦敦南部谢泼德丛林附近一座甜甜圈外形的玻璃幕墙建筑，也是BBC电视业务的核心所在。BBC在1949年买下了这块地皮，当时这里还存在着一座战前大英帝国成就陈列馆。现在的电视中心周围布满了住宅区，高速公路立交桥以及沾满尘垢的街道。这座建筑很有一股五十年代不列颠节的风格，墙面上布满了高雅的马赛克图案，内里装饰着雌雄莫辨背插双翼的塑像，错综迂回的走廊如同迷魂阵一般。这里的大型演播室主办过每周音乐排行榜，大选特别报道，智力问答以及喜剧。几十年来这里曾经回响过流行乐迷的欢呼声，莫康比和怀斯（3）的笑声，丁伯比家族的脚步声以及令人精疲力尽汗流浃背的每日新闻播报声。过去四十年里，这里曾经得到一再扩建，曾经遭遇过罢工纠察队的封锁，经受过女同性恋抗议队伍的冲击，领教过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破坏，英国社会当中每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曾造访过这栋建筑。

这里也是维持BBC日常运作的各种技术的大本营：参与了众多复杂电视剧拍摄的灯光技师一个个都成为了自己这门稀有行当的活字典；新闻摄像师如今都成了自由职业者，整天担心自己一辈子积累下来的技术与经验后继无人；制作人当中有一位邓肯.赫伯特。他说话慢语轻声，终日面带忧郁，甚至在他自己家里他的名字都算不上响亮。但是在电视中心内部，赫伯特绝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曾经有人十分肯定地告诉我，“邓肯是他那一代人当中最优秀的图像编辑。”我正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制作所谓的影片包。当时我们两个在大楼内部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来研究那些永远业不能得见天日的新闻故事（环形建筑的一大好处在于尽管就定义而言在建筑物内部并不存在“偏僻角落”，但是无论坐在哪里都有偏僻角落的感觉）。我们观看了制作糟糕的新闻包，制作精良的新闻包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作品。我了解到，至少在BBC新闻部门的领导们看来，记者之间的才能等级是很明显的，而记者们自己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我加入BBC的时候，人们认为约翰.辛普森（4）以及当时的远东特派记者与日后的华盛顿特派记者马特.弗雷（5）是BBC内部最优秀的新闻包制作人。马克.马戴尔的水平也很不一般。那么当赫伯特对这些看上去很简单也很简短的作品评定优劣时究竟看重哪些技巧呢？

每一个新闻包都是一个故事，其中有一根起承转合的叙事主线。大多数情况下这条线是沿时间推进的：托尼.布莱尔离开了唐宁街；他来到下院发表了言论X；接下来反对党在下院门外说了Y；与此同时抗议者一边高喊Z一边被警察拖走。当晚布莱尔抵达了招待美国大使的晚餐会现场并在记者面前停步坚称X遭到了误解，真正的重点在于W。一个新闻包只能讲述一个而不是两个故事。配合故事的图像最好能做到新鲜抓人，能够支持而非淹没依靠这些图像来讲述的故事。有时你会听到某制片人或指导对记者说：“这有点掌玺大臣的味道”——这里指的是一幅老年间的漫画，上面画的是“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一位身穿貂皮大衣的男子（Lord），一间厕所（Privy）和一头欢蹦乱跳的海豹（Seal）。换言之就是过于拘泥字面含义。假如画面内容是英军坦克滚滚驶过沙漠，对应文本就不应当是“今天英军坦克滚滚驶过沙漠”，因为观众也都长着眼睛。但是与此同时文本也不能与图像作对。假如坦克滚滚向前，那么谈论外务特别委员会的文本就很难得到观众们的注意。假如画面上是一片宁静祥和的英国乡村景象，接下来出场的也不过是一队乡间保育活动的游行者，那么关于愤怒冲突的文本放在这里就有点奇怪。观众们必须要亲眼看到相关内容。在“连绵起伏的科茨沃尔德地区有一座宁静祥和村镇”（这就有点掌玺大臣的意思了）与“紧张情绪正在此地蔓延”（怎么看也与寂静的乡间小路以及沐浴在阳光下的橡树不搭调）这两句话之间，高明的电视记者会插入更合适的转折铺垫。“自英国内战以来，这片地区那个从未听到过哪怕一声愤怒的吼叫，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句子就可以用在这里……不过此时制片人就会俯身过来说道：“太长了。”优秀的文字不应该直接戳在画面上，只要以适当的角度稍微向画面倾斜一下就行了。对于我们这些在威斯敏斯特工作的人来说，为画面搭配词语尤其是个问题，因为空荡荡的绿皮革长凳与斑驳的草地看上去简直无聊得无以复加。我们花费了很大气力只为寻找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同之处的角落、角度与光影。

在制作新闻包的BBC或者ITN剪辑工作室里一般有三类人。首先是记者，他们的标准配置是用来写稿的记事本或电脑屏幕以及一支话筒。第二类人是图像主编或者说视频主编，他们位于房间左侧，面前是两块屏幕，两层图像，还有一排旋钮、切换按钮与开关，看上去既像是音乐工作室里的录音台，又像是老式喷气式轰炸机的驾驶仪表板。他或她的工作就是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这其中包括当天特别拍摄的镜头，也可能包括档案影片（首相上周的言论），人物访谈，下院镜头等等，将所有这些片段整合成一份母带，用图像构建一个故事；同时他或她还要将记者的发言高质量地录下来。这份工作当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陷阱。比方说绝对不能“越线”——将两个立场相反的镜头连续剪辑在一起，折腾观众的连贯感。假如运气好的话，特别打动人的事件——例如2001年大选当中约翰.普利斯科特挨了一枚鸡蛋并当场对袭击者报以老拳的场面——可能会被好几部摄像机同时拍摄下来，因此在报道时可以将各个角度的最佳镜头拼接在一起。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下，你不得不凑合着使用稍微有些晚或者角度不太对，或者稍微远了一点点以至于听不见关键言论的影片。这时广播工作人员们就会不动声色地进行以物易物——比方说在某大臣离开住所时，天空台的拍摄机位找的很好，而ITN则录下了更清晰的声音，这时双方就可以进行交易。赶上大臣们在办公室里冲进冲出或者城市各处同时爆发抗议活动的繁忙时候，竞争机构的摄制组们也会小心地分布开来，借以拍摄最大量的事态。之后各路人马就会凑到一起就“汇总”分享素材事宜进行谈判。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情况刚好相反：假如你拍到了出色的镜头，一定会想要自己留着。

一位优秀的图像编辑剪辑整理原始素材的速度奇快——观看他们工作就好比欣赏钢琴大师的十指在键盘上飞舞一般——同时还要注意搜寻灯光录音方面的小瑕疵。这份工作的压力很大。一般来说一分钟新闻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剪辑时间，因此BBC 《十点新闻》的剪辑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来完成。新闻节目的时间以秒为计算单位，假如你接到要求制作一段两分十五秒的新闻，那你就不能随便多插进十几秒的时间。每两秒钟都是通过锱铢必较的拉锯换来的。因此新闻包必须准点准时。但是很多时候时间都万分宝贵，，逼得你在节目播出之前不得不拼死拼活紧赶慢赶。没能按时填补该你负责的时段可谓是罪不容诛的行径，足以招致绞首之刑——我并没有太过夸张，这种篓子捅上两次你就可以打包走人了。脖子上架着钢刀的记者与制片人们在步入编辑室时总会因为图像主编的灵活身手与深厚经验而如释重负，或者因为他或她的能力不足而心焦如焚。

相比之下制片人的工作范围还要再宽泛一些。制片人要掌管文本以外的整个工作流程，并且要对新闻主编直接负责，他要确保新闻包长度合适，拍摄制作精良，并且准时播出。制片人要应对一大堆杂七杂八的问题，包括与记者讨论新闻主题；与摄制组协商合作；安排后勤保障（其中包括要先将哪里的已完成新闻包送回电视中心），撰写相当于大标题的新闻介绍词；还要软硬兼施地驱使那些既虚荣又容易分心的男女记者们干好本职工作。出色的制片人就像优秀的图像主编一样举足轻重。记者与制片人之间总在角力，有时不动声色，有时大张旗鼓。有些记者，尤其是资深记者，对于自己想要的画面与新闻主题以及所需要的时长很有主意。他们的脚本就是一字不易的圣旨，制片人要是胆敢妄议改动必然会导致双方大打出手。还有的记者根本就是制片人手里的面团子，可怜巴巴地对制片人言听计从，充其量也不过是制片人的傀儡。观众们或许会认为，由于记者在新闻里既出声又露脸，所以什么都说了算。但其实未必如此。一位肚子里憋着火的制片人完全可以让记者看上去呆头呆脑。而且制片人与新闻栏目总编的关系也更近。再简单说一句，制片人与图像主编一定是对头，这一点基本上就是合同里的内容。

但是影片包必须通过团队合作才能完成，否则只能是压力山大之下的一团糟。我的运气很好，加入BBC之后遇到的三位制片人对于政治都很感兴趣，都很乐意关于新闻制作提出极端的主张，都能为了搞到某个技术特别好的摄像师或者某一段特别稀有的档案资料而豁出一切。但是就算有了他们的支持，这份工作依旧很棘手：当最后时限步步紧逼，新闻主编破口大骂，电视中心咨询电话不断，设配全部遭到占用，文思枯竭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编辑室里的气氛往往还是有如冰窟一般。小包饼干与薯片一露头就被分食殆尽，几乎凝固的寂静覆压着一切，而那个该死的镜头还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在此期间，你的工作对象都是亲临一线的男女摄像师们所采集的原始素材。一位真正优秀的摄像师与循规蹈矩的同行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差距。前者希望能了解新闻内容，拍摄出有助于叙事的镜头并愿意为了获取此类镜头而冒险。对于记者来说，这两类摄像师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彩色油画笔与木炭条一样明显。比方说假如在威斯敏斯特有一条特别不容易拍摄的新闻，保罗.迪基与西蒙.蒙克这两位摄像师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人才。蒙克专精特殊角度拍摄，后期特效以及构图美观的长镜头。在随便一场政治大混战当中都能看到他在其他摄影师不敢涉足或者惨遭政府官员驱逐的禁地之内恣意辗转腾挪。我们特意将他拍摄的影像称为蒙克版。但是无论有没有此等神效原料，故事都必须得到讲述。制作新闻包的最糟糕时刻往往是赶赴党代会的途中或者跟随首相出访外国期间，此时充当剪辑工作室的往往只是一个四面漏凉风的三合板棚子，或者地下停车场里一堆拉扯不清的电线，又或者一间破破烂烂的旅馆房间。会议好不容易快要结束了，临时搭建的新闻工作室正在震耳欲聋地惨遭拆除，此时节目主编又打来一通电话。那个什么，空军一号着陆那个镜头能不能先别用在这里？另外能不能再剪掉十秒钟？一般人到这时候准得犯心脏病不可。

对于大部分新闻包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行话叫入镜，或者说PTC（piece to camera），换句话说就是记者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并且意味深长地对你说话的效果。这种手法本身很富争议，也得到了很多研究。有些电视记者的个人价值高度依赖于他们的入镜功力——例如罗伯特.霍尔（6）在业内就以他那套复杂的“边走边说”技法而闻名。他惯于现场直播，不过录播的时候也不少。画面上的他一边在车间机器、重型卡车或者泥地水洼当中穿梭来往，一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步态稳健毫不趔趄。在他的身后，坦克喷吐着废气，士兵们整理着枪械，野生动物四处飞奔，但是霍尔丝毫不为所动。在国外，PTC则是获得皇家电视协会颁奖的必要手段，下文中我们还要细说。PTC自有一套八股规矩，例如不自主的皱眉，由两条短语分秒不差地拼接而成的开头第一句话，还有身后远远传来炸弹爆炸声时眼球的向后抽动——就好像报道医疗新闻的记者总会在医院走廊上漫步一样，在记者身后的架子上总会摆放着好几个盛满福尔马林的瓶子，里面泡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画面上这些“东西”总会有些失焦，但也总不至于失焦到彻底看不清的地步。

正如我前文所说，我们在威斯敏斯特遇到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背景千篇一律地单调重复，因此我们想尽办法来寻求新鲜感——将附近的街道当做背景，把漂亮的雕塑纳入画面，甚至还会在人行道上一边走一边说，尽管我要是胆敢来这一手的话一定会脸先着地，至于一边上镜一边上楼就更不用考虑了。

PTC就是新闻包里的语法结构，标志着思路的转换，尤其是在没有趁手的图片可用的时候。不同的节目也有各自的套路。比方说在BBC的《十点新闻》节目中，新闻包往往以PTC来收尾，“安德鲁.玛，BBC新闻，来自威斯敏斯特的报道……”但是《六点新闻》板块长期以来一直严令禁止这种做法，一方面人们觉得这种做法会僵化成为罗列堆砌的俗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现场记者滔滔不绝的面容到演播室主持滔滔不绝的面容之间的切换可能欠缺吸引力。但是无论新闻包里容纳了怎样的内容，PTC都为记者提供了直接面向观众发言的机会，记者可以借此向观众阐明刚刚播放的新闻有怎样重大的意义，或者添加一段刚刚收到的消息，又或者提前预报明天可能发生的下一步事态进展。因为PTC的录制时机往往位于新闻包制作过程的后期，所以其长度往往很短——一般就是十到十五秒。但是它们并不能因此就淡而无味。其中的分寸着实难以把握。

所有这些门道我都是跟邓肯.赫伯特学来的。我逐渐放下了自己在报界养成的写作习惯，例如开门见山的布局，对于匿名消息来源的引用，抽象行文以及缩略词的运用。同时我又学会了 “文为图而做”，和我那些报界同行讲同一个故事，但是要极端简略且更改写作顺序。在BBC内部，文.瑞恩（7）是这方面的高人，他曾经引用过英国纪录片先驱约翰.格瑞尔森（8）当年提出的建议，此人认为你尽管可以写一篇关于邮政服务的文章，但是要将一封信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必须借助拍摄手段。文.瑞恩更进了一步：

“你的工作就是整理纷繁复杂的局势或一系列事件，令观众能够理解。在这一过程中，真正重要的信息往往会被你舍弃掉……假如你的故事必须多看两遍才能理解（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这个故事就是彻底的失败……你要对信息进行蒸馏提纯而不是强加硬塞。开门见山，咬住要点，见好就收，干脆利索。”

很不客气的建议，但是绝对正确。我甚至还学会的沉默的价值——让画面表达我自己无法表达的意思，或者用自然的声音替代我的发言，我们将这种做法称为画面配音或者说SOF（sound on film），也有人称之为录音配音或者说SOT（sound on tape）。马特.弗雷之所以如此受宠，原因之一就是他敢于在画面特别动人心魄的时候彻底闭嘴，而道行稍微低一点的记者往往会按捺不住，来一段充满诗意，深思熟虑但全然无用的画外音。在电视新闻业当中，恰当留白的确能收到奇效。

（1）http://en.wikipedia.org/wiki/Sophie_Raworth

（2）http://en.wikipedia.org/wiki/Terry_Wogan

（3）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ecambe_and_wis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impson_(journalist)

（5）http://en.wikipedia.org/wiki/Matt_Frei

（6）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Hall_(journalist)

（7）http://en.wikipedia.org/wiki/Vin_Ray

（8）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Grierson

有些读者此时可能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假如图像真的那么重要，那难道说图像才是电视新闻的主导因素，而新闻文本只能亦步亦趋吗？这样说来，淡化真正重要内容来追求视觉效果的电视新闻岂不是从根上就烂了吗？这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而且早在电视新闻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折磨从业人员了。电视如今已经成为了美国化世界的固有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全世界第一个高保真电视台并非出现在美国，而是伦敦，播出地点是狂风呼啸灰头土脸的亚历山大宫。1936年11月2日，当时的特莱恩男爵为BBC电视台开门剪彩，信号覆盖范围二十五英里。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早期的电视都被人们视为少数人的娱乐，节目无非是哑剧，萝莉唱诗班与戏剧，外加几部动画片。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载体适合用来播出新闻。事实上就连BBC自身当初都觉得用电视播报新闻不太合适。在第一任总导演约翰.瑞斯爵士（1）治下的BBC一心追求高雅文化。当年BBC电视台的创建元老之一后来写到，尽管电视台的员工们全都“才具卓越……但是他们的专长是应对文字。他们不懂得如何借助视觉来娱乐观众或传达信息。更有甚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视觉传媒的力量，将其与电影和音乐厅联系在一起，唯恐BBC的高远目标沦为鸡毛蒜皮……”

在二战之前以及战争期间，这个问题都无关紧要。反正当时的电视机保有量小得可怜。BBC《听众》杂志的主编曾对某评论家说“在你我的有生之年电视都不会有什么作为。”BBC的另一位主管则认为“电视这玩意儿长不了，新鲜劲儿过去就完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的报社主编还在用这套说辞来劝说一心谋求发展的年轻记者们不要投向萌芽阶段的行业。与此同时，以年轻的理查德.丁伯比（2）为代表的人们则在不遗余力地试图通过广播来播报高水平新闻。就像很多其他事例一样，这里又是美国记者率先显示了人们可以如何生动而快捷地播报新闻——例如在二战时期扬名立万的广播播音员爱德华.默罗就是个经典实例，不过后来他也跳槽投入了电视行业，自1951年起在CBS创办了著名的《即刻关注》节目。二战初期BBC电视台突然停止了播出——在一段迪斯尼动画片中介戛然而止——因为政府担心电视信号会被德军轰炸机用来确定伦敦的位置。作为新闻来源的电视在当时无关紧要，关闭也就关闭了。

当战争结束后，电视节目恢复播出时，BBC内部针对混搭新闻与画面做法的强烈偏见也随之卷土重来。1946年6月，有一位玛丽.亚当斯（3）建议在电视上播出配图像的政治谈话类节目，结果时任总导演的威廉.哈利爵士（4）一巴掌就打翻了她的建议。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同年8月，有人问BBC是否会考虑自行制作在每天晚些时候供应国内各家电影院的新闻简报短片，而不再向其他新闻摄影公司另行购买。威廉.哈利爵士高傲地解释道这种事绝无可能，因为这会使得新闻屈从于“视觉展示的需要”，而这又将“歪曲BBC新闻声誉赖以为立足之本的各种价值观”。就连电视的拥护者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四十年代的一次辩论会上，电视新闻的开拓者之一格蕾丝.温代姆.戈迪（5）曾经这样说过：

“假如在一位有经验的新闻主编看来某一条新闻仅仅值得20秒的时间，但同时又有一段关于这条新闻的影像，没有半分钟说不清楚要点，那么这位主编该怎么办呢？难道要他抛弃新闻价值并展示影像，哪怕为此不得不压缩其他更重要但却缺乏图像辅助的新闻吗？这可是对BBC新闻标准的背离。”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这都是个无解的难题。这个问题并不空泛。今天一周七天的每一个夜晚，BBC各个栏目的新闻主编们都要为此大伤脑筋，难以在那些没有图像搭配的当天重大新闻以及画面生动难忘的次一级新闻之间进行取舍。现在我们可以借助电脑成像与“现场直播”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图像每每总能占上风。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是杂耍园子与讲座大厅的结合体，而不是纯正的传媒。

BBC的最初回应是为了捍卫纯新闻而几乎彻底无视图像。BBC依然还在购买往往过时且缺乏真正音效的新闻影片（当时有同步录音功能的摄像机太过笨重昂贵，无法普及应用）。到了五十年代初期，BBC成立了自己的新闻影片部门，从百代公司之类长期为电影院制作新闻影片的机构挖来了不少出色的摄影师。但是这些新闻影片的篇幅都很短，而且缺乏即时性，总给人以国外旅行纪录片的感觉，而且总是有点“软”——总令人觉得有些大惊小怪，日后BBC的《全国》节目也犯了这样的毛病。对于那些在瑞斯式文字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BBC员工来说，这种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活动图像永远也严肃不起来。他们也承认电视上应该播放新闻节目。但是要如何将胶片的生猛视觉冲击力与新闻播报的神圣责任联系起来呢？谁也说不准。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在简短的电视发展史上姗姗来迟的原因。在战后几年里，电视行业迎来了许多领先一步的“第一”——第一个儿童电视节目问世于1946年；第一次大型体育活动转播发生在1948年，内容是温布利体育场内的奥运开幕式；来年又有了第一次高尔夫球赛转播与第一档天气预报节目；1950年大选结果首次通过电视进行公布，同年议会内部也得到了音像俱全的播出（不是政治活动，而是空袭后得到重建的下院会场的开门仪式）。但直到此时，直到电视在英国受众群体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91%的时候，经常性的新闻节目才真正出现，而且一开始在内容上完全就是一堆驴唇不对马嘴的大杂烩。温代姆.戈迪作出过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广播大楼新闻部与电视大楼影像部之间的持久战就好比一群鲸鱼与一群大象之间的较量，双方连公平交手的战场都没有。”1954年，双方达成了荒唐的妥协。电台部门负责文字，电视部门负责图像。当时的新闻是纯文字，播报的时候会有人在摄像机镜头前面举起印刷精致的大标题，就好像报纸文章上的大标题一样，与此同时画面之外的播音员会阅读新闻正文。接下来可能会跟上若干张静止图片或绘制精美的地图。有时镜头里还会伸进来一只手，善解人意地在图片上的重点部位指指戳戳。在发明了常规电视服务之后，BBC似乎决心利用它来办一份专供脑残阅读的电子报纸。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ith

（2）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Dimbleby

（3）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y_Adams_(broadcaster)

（4）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aley

（5）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ce_Wyndham_Goldie

接下来ITN就杀了出来。尽管作为BBC的员工要承认这一点很难受，但是1955年独立电视新闻台的问世与1967年打破俗套的《十点新闻》的确是英国电视新闻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而他们所受到的最主要影响则来自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国家撑腰的BBC在电视赛跑当中抢在了依赖自由市场的美国人前面。1933年，正当英国人开始起步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刚刚放弃了W2XAB型商业电视的研发。但是在战后美国人一马当先，在更犀利的配图像新闻影片方面进行了探索。1948年总统大选与1950年朝鲜战争为他们带来了重大突破。以NBC的尤金.琼斯为首的摄影师们率先采用了轻型手持摄像机来捕捉活灵活现且往往惊心动魄的前线镜头。他们在演播室里安排了个性十足的主持人——例如爱德华.默罗，大卫.布林克立，切特.亨特利——还采取了健谈而直接的演播风格，与隐而不见的BBC播音员毫无起伏的平淡音调可谓天差地别。正在组织新团队准备播出的ITN暗自汲取了美国人的经验。1955年的英国已经受够了战后的简朴时期，正在经历即将发展成六十年代社会革命的第一场动荡。社会呼唤着新式新闻的出现。早期为ITN撰写新闻稿的人们生动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打破一切传统禁忌的兴奋感。在新版新闻节目正式首播前的最后几周，位于伦敦金斯利的ITN总部乱作了一团。演播室里的摄像机如同许多其他设备那样没能到位，因此主持人只能冲着一个木头框子说话，主编艾丹.克罗利（1）与手下员工们则透过框子来想象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效果。

任何新潮流都取决于适时出现的技术工具。ITN一共赶上了三重突破性技术。首先是16毫米摄像机的问世。在此之前电视摄像机都沉得不像话，移动起来很费事，还不能同期录音。室外广播——一切发生在演播室之外的工作——意味着接连几天的精心筹备，货车，电线，灯光，录音，一切都不能出岔子。同期录音要借助摄像机以外的器材进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往往会从档案库中抽出一段音频进行后期配音（这也使得人们对于音效的正宗性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比方说假如画面上是一座瑞士教堂，那么为其搭配实际上录制于哥本哈根的钟声是否合适呢？）。16毫米摄像机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带着它上街或者上战场。这款设备带来了新闻影片时代所缺乏的即时性。你甚至还能带着它跑起来。ITN最著名的主编杰弗里.考克斯（2）曾将其形容为“电视新闻记者的笔记本”。正如罗宾.戴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的那样，这部机器将电视记者提升到了更接近于局内人的地位上：“一位大汗淋漓、全身战抖的记者与摄像团队不仅仅报道新闻，还会体验新闻，并且成为新闻的一部分。你可以说这就是影像报道的‘工作方法’。”

英国电视新闻的第二大发展是五十年代中期自动提词机的首次应用。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套围绕在摄像机镜头附近的镜面系统，使得播音员可以一边做出直视观众的样子一边阅读新闻稿。此前人们也用过纸质提词板，但是效果很差而且不可靠。自动提词机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以至于人们往往会忽视其重要性。假如你见过碰上提词机失灵的主持人，看到他或她如何两眼乱转，往下盯着稿纸，只用一点余光照顾摄像机镜头，那你自然就能理解提词机的功用。在提词机出现之前，新闻主持有时候会被戏称为“有罪之人”，因为他们在阅读面前的提词板时目光上下游移，一幅做贼心虚的模样。而自动提词机则能创造一种虚假的亲密感——对于蜷在沙发上的夫妇来说，主持人正在亲自向他们播报新闻。当然这款器材也自有其危险性——如果主持人完全依赖提词机，万一器材出了故障就会在观众眼中沦为白痴——而且提词机也是一个技术性的谎言，需要主持人掌握高超的表演技巧。多少有点清教徒作风的温代姆.戈迪曾批评过诸如麦克米伦那样刚刚发现自动提词机就迅速上手的政客：

“无论文稿写得有多好，听上去都不像即兴发言。发言人听上去太过于油嘴滑舌。他的视线焦点不同于即兴发言的人。他看着掠过一行行文字的摄像机镜头表面，而并不是试图透过镜头看到观众个人……这其中欺骗与作势的因素挥之不去。这种谈话看上去越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心，欺骗的意味就越深厚。使用自动提词机的政客难免给人留下老奸巨猾的印象。”

尽管如此，自动提词机还是催生了“新闻播报员”这份职业——这个名词本身也是从美国传进来的。

第三大也是最后一大发展来自那些装腔作势的主持与大汗淋漓的街头记者头顶上7000英里。1962年7月10日，NASA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这颗直径约为三英尺，由贝尔电话实验室研发的通信卫星标志着卫星电视时代的开始。记录远方事件的胶片再也不用等待下一班航班飞回伦敦了。突然之间，英国观众能够看到芝加哥与华盛顿当天发生的新闻了。在广播开通的第一天，电星1号为《全景》栏目的读者们展示了来自美国的实时画面，从纽约到加州，从唱诗班到政客一应俱全。一开始预订卫星的转播时间还很昂贵，转播覆盖范围也很有限。但是不出二十年CNN的时代就来临了。如果说16毫米摄像机使得新闻更加生动且接地气，电星1号及其后来者们则为其赋予了即时性与全球性。尽管自1962年至今卫星技术已经取得的长足发展——我们现在有了搭配塑料圆盘天线的卫星电话，几乎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能进行广播——但是最初的突破还是来自四十多年前。图像质量提升了，转播价格下降了，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六十年代ITN的精明之处在于同时运用了这三大技术突破来打造一类全新的电视新闻，基本上就是我们如今每天都在收看的新闻体系。甚至早在《十点新闻》之前，ITN的第一批著名播报员当中就包括了克里斯.查特维（3）与年轻的罗宾.戴，尽管前者很快就叛逃到BBC的《全景》那边去了。接下来还跟着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例如里奇.勃山凯特（3），阿拉斯特.伯奈特（4），山迪.高尔（5），安娜.福特（6），赛琳娜.斯科特（7），菲欧娜.阿姆斯特朗（8），卡萝尔.巴恩斯（9），马泰.路易斯（10），阿拉斯特.斯图尔特（11）以及特拉弗.麦唐纳（12）。对于那些试图向公众销售新闻的执行人员来说，“信任”与认可成为了重要的品质。ITN还率先尝试了男女播音员并排坐的主持方式，为新闻节目增加了几星火花或一丝张力。

独立电视新闻不仅开创性地为新闻赋予了人的面容，还有另一项至少同样重要的贡献。ITN探索并尝试了新闻包制作的技法，此时BBC的电视新闻还非常基础，且往往没有声音。这个新兴组织决定在1954年《电视条例》的法律许可范围内——电视节目必须“准确中立”——为新闻播报加上一些舰队街的人性化活力。ITN 将录音师与摄影师一起派出去，录制自然声音，在街头巷尾、罢工集会现场或者塞浦路斯叛乱前线进行人物采访。摄像机经常受到推搡冲撞，ITN也会因此拍摄到许多不加雕饰且出人意料的镜头。就像许多其他ITN员工一样，罗宾.戴意识到电视将会改换新闻侧重点的性质。因为图像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抢头条的需要未必总会压倒一切。“事实上昨天的空难已经不能成为今晚的头条了——但是空难现场的第一段影像却还能在晚间电视新闻当中获得头条位置。一段不包含任何有新闻价值言论的影像采访……可能会成为第一流的电视节目，观众们会注意受访者的说话方式，面对问题时的面部表情，饶有意味的停顿……”

ITN早早取得的顿悟为那些被BBC新闻搞得百无聊赖的观众们带来了一阵阵惊喜，也在电视行业当中激起了几分不安。演员一样的新闻记者早在五十年代就出现了，但是直到六十年代随着ITN影响力的扩张才正式发展起来，将炫耀卖弄的作风引入了新闻播报领域。ITN称这种做法为记者参与或者说RI（reporter involvement）。适当使用一点记者参与手法有助于改进电视节目的语法结构。假如你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么在画面上显示你自己提问题或者凝神思索的样子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观众就会确信你正身临其境亲自进行报道。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优秀的入镜效果可以成为构建新闻包的重要原材料。但是正所谓积沙成塔，如今的RI越发凸显采访记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提问，而首相、武装士兵或丧子家长之类的区区受访对象则沦为了配角。采访记者将其他人全都挤了出去，因为他们太爱上镜头了，以至于不愿与别人分享。因此你经常会看到某电视记者采访大臣，同时远处的另一台摄像机则将采访双方都拍了进去……套路表演对于剧场来说很有用，但是在新闻领域就有害无益了。其次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罗宾.戴对于（仅仅）具有新闻价值的材料与“第一流电视节目”之间的区分。自然，戴本人就是一位第一等的演艺达人。他将自己的天赋带进了演播室，时而能产生催眠一样的效果。他就是个演员。但是早期BBC正统派的担忧现在看来已经没那么可笑了，新闻价值的确可能因为电视荧屏的五光十色而迷失方向。

接下来的重大技术革命是七十年代后期的电子新闻采集以及电子设备的应用，这些技术使得新闻团队可以远比从前更加方便快捷地工作。人们再也不必依靠飞机、出租车或摩托来运送笨重的胶片盒了。ITN的迈克尔.布朗森就亲身经历了这一变迁。从前他依赖成盒的胶片来进行工作，胶片要转移到白铁皮罐子里——这步工序要在黑色的“倒片口袋”里进行，业内称之为“玛丽女王的内裤”——才能送去冲洗。另一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记者凯特.阿迪（13）说，等到胶片准备好冲洗的时候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麻烦。七十年代后期业内人士都将胶片冲洗技术称为“煮汤”。

“赛璐珞胶片在煮汤期间可能出三种毛病：胶片空白，图像模糊或者干脆完蛋。假如胶片挺过了煮汤这一关，就会立刻被送进剪辑室，用桌面剪辑器哆哆嗦嗦地过一遍，好让记者与图像主编查看拍摄结果。之后记者赶紧写出文稿并在另一间工作室里完成录音，同时胶片则被大卸八块再拼接起来，往往要赶在截稿期之前的最后一刻。”

假如新闻包的制作耽误了时间，那可能就得通过演播室角落的配音人员进行现场配音，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危险。“安吉拉.芮庞（14）以前特别讨厌有人在镜头前摔跤并且失声喊叫，尤其是在她正在播音的时候。”这是记者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一度与胶片打交道，后来又接触了历代数字视频设备的图像主编认为更快捷的剪辑技术事实上妨碍了新闻制作，而且最新式的设备在质量上也更差。“放屁。”某资格更老的图像主编反唇相讥道。不过就像报业一样，新技术也未必总能为电视新闻制作带来便利。对于BBC来说，1991年的波黑战争是轻型剪辑器材与卫星通讯等现代新闻体系正式投入运作的第一起事件。现在拍摄电视新闻所需要的全套器材就是一台相对不大的摄像机，一书包录像带，一只皮箱就能装走的剪辑设备，再加上一支话筒。无论新技术对演播室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对于外景拍摄来说都起到了提升速度的效果，尤其是在拍摄国外新闻或者记者要陪同政客一起赶路的时候。记者们曾经习惯于一连消失几天，与后方断绝联系，与先头挺进军队或逃亡的难民混在一起，现在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要进行规律性的报告。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使得新闻故事能在最后一分钟得以提交的廉价卫星连接对提升新闻质量有益。BBC的一位主管认为，一旦前往某个地点的成本已经砸了进去，那么使用卫星连接的原因往往是因为这样做很现成而且运行起来非常便宜。“因此，打个比方，一场不甚重要的峰会可能得到长时间报道，因为基本上不花钱。我们很难避免这个险恶的陷阱。”技术进步意味着记者们可以在同样时间内以同样费用发出更多新闻报道。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会花更多时间来拍摄，剪辑，冲着摄像机说话，而花在电话采访，当面采访或亲身赶赴现场的时间则遭到了挤压。就好像报纸记者窝在办公室里，指望打几通电话，再在电脑屏幕上查看一下报业联合会的通告就能写出新闻稿一样，技术进步也不仅能解放电视记者，还往往会束缚他们的手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idan_Crawle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ffrey_Cox_(journalis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Bosanquet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Burne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ndy_Gall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na_Ford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ina_Scott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ona_Armstrong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ol_Barnes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yn_Lewis_(journalist)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Stewart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evor_Mcdonald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te_Adie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gela_Rippon

今天英国新闻界丑闻接连不断，民众忍受不了妓者，政府要推出英国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来控制媒体。。。。。

第五章最后一节专门讲得就是BBC与政府的关系。我看英国政府下不了这个手

话说至此，我们的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发自BBC大楼深处的醋意十足的怒吼，因为我花了这么多篇幅来写ITN。难道现代电视新闻行业的故事就只有一面吗？当然不是。尽管最早打破电视新闻常规的是商业电视台，但是英国电视报道的许多风格与基本技巧都来自BBC。只不过它们并非发源于新闻节目而是时政节目——首先是《海外特讯》，后来又有了每晚早些时候的《今夜》，还有《新闻之夜》的前身《24小时》，最重要的自然还必须要提到历经五十年而不衰的招牌栏目《全景》。在当年电视影响力还相对较小的时候，这批节目的统治地位绝非就今天任何同类节目所能相提并论。比方说1958年秋天《今夜》节目首次播出，时段安排在每晚六七点钟之间，这一时段被人们戏称为“宝宝停战期”，因为此前英国电视台都会在这个时段停播，据说是为了帮助家长哄孩子睡觉。但是播出几个月之后《今夜》节目就获得了每晚七百万人的收视量。《全景》每周收视量曾打到过一千四百万人，相当于英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一经播出总能成为第二天报纸头版上的题材。

正是在这些节目中记者们首次尝试了他们的全套手法，包括入镜与图文搭配。早期电视报道的巨人们——罗宾.戴，伍德罗.怀亚特，罗伯特.凯（1），克里夫.米切摩尔（2），肯尼斯.奥索普（3），迈克尔.巴拉特（4）以及路德维克.肯尼迪（5）——首次在这些节目中昂然亮相并接受制片人的指点与命令。记者与制片人之间困难重重且永远无法解决的冲突最初就发生在这里。一方是掌握文稿与受访者联系方式的记者，另一方是了解图像的制片人，究竟谁才应该说了算呢？早期电视时事节目的历史上充斥着文辞愤怒的备忘录，以辞职相要挟的角力与最终诉诸拳脚的对峙。怀亚特就十分厌恶以任何形式屈从于区区一位制片人。罗宾.戴的拿手好戏是他自己能够全盘掌控的人物访谈，他抱怨道电视是一门“粗陋的媒体，诉诸于情感而非理智”；因为电视“对于视觉活动有着永无餍足的需求……往往会扭曲事实，使其沦为一堆鸡毛蒜皮。”这些早期记者们往往认为电视画面仅仅为他们提供了勉强相关的背景，其功用无非是衬托至高无上的文稿。制片人不过是为他们拎包的而已。而且由于当时必须将笨重的胶片搬回伦敦进行剪辑，记者们很容易就会将“图像工作”视为二等劳力工种。

但是任何一位明眼人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早在英国电视新闻历史的草创时期，1949年《海外特讯》的一期报道当中，此前身为电台记者一直十分成功的切斯特.威尔莫特（6）以及敢为人先的摄像师查尔斯.德.贾格（7）被发往贝尔格莱德采访战后经济局势。他们在城市主干道上取景，路上空空荡荡，只有一辆孤零零的马车缓缓经过。这是个很有冲击力的镜头。但是威尔莫特突然感到一阵惊惶，他回忆道当时自己只需要说两个字：“看哪”。此前他精心琢磨并赖以为生的词语突然间成了冗余无用之物。“这是描述性新闻的末日。”这话当然说得太过头了。如此经典的画面十分罕见而新闻故事的情节往往十分复杂。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视新闻全都是因为画面才被人们记住的，从ITN率先拍摄的在约旦机场跑道上爆炸的遭劫持客机，到美军撤离西贡时落入大海的舰载直升机；从尼日利亚饥荒当中的垂死儿童，到北爱尔兰的街头交火；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到柏林墙的倒塌，甚至再到双子塔的毁灭。粗陋吗？感情用事吗？的确如此。歪曲真相吗？不见得。倒不如说这是现当代世界本质的切片。

随着伦敦办公室里的主编们逐渐认识到画面的力量，杰出制片人的地位就开始上升，而记者的权力则遭到了挑战。到了六十年代，野心勃勃且聪明过人的新人们加入电视行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进行制片与剪辑，与摄像组共事，他们想站在屏幕之前而不是摄像机镜头前面。在许多事例当中，强势制片人与弱势记者颠倒了旧有的主从关系，记者成了制片人手里的木偶——或者按照杰里米.帕克斯曼满腹怨气的说法，“棍子上挑着张嘴。”

不过对于奠定了许多当今常例的早期时事节目制作来说，这一现象仅仅是地平线上的一朵乌云。制作与收看当年这些节目的是一个与今天大相径庭的英国，在那个英国当中，上层中产阶级发号施令的程度今天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电视心气高远，以教化公众开启民智为己任。当时的BBC相信，公司的存在意义是以家长制的作风保护并促进英国价值观与民主。这种思路很容易引发自由派争辩，例如对于南非种族隔离或者英国铁路“肤色禁令”的讨论以及保守派对于国事场合与上游社会的态度。但是看看这些早期节目，无论话题是什么，总会透露出一股过分自信以至于纡尊降贵的派头。早期的电视记者、制片人与主编往往是行伍出身，许多人都有牛剑大学的背景，说话办事都很有底气。1961年ITV的分包商格拉纳达电视台推出了《世界在行动》，节目的用意之一就是针对这一切来一场源自曼城语法学校的轰击。格拉纳达的主管导演丹尼斯.福曼爵士（8）日后说道：

“我们的方法与丁伯比背道而驰。《全景》与《本周》这样自得自满、存心良善的中产阶级节目令我们作呕。这些节目总体上只会走平和中正的路线，只顾着维护舒适与体面。”

《世界在行动》的粗糙画面至今看来仍能摄人心魄，从北部城镇结核病受害者的一口口棺材到医院里遭到遗弃的昏聩老妪，这些画面为震撼性新闻设立了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后来也成为了主流新闻播报的一部分。有趣的是，今天的氛围相比之下反而没有六十年代那么开放。我们对于性话题的露骨程度远比以前更加宽容，同时却对于反应贫困受难的画面更加抵触。当代人的胃口来完全无法接受老人大便的画面——我们将这些内容藏起来，只专注小麦肤色、元气蓬勃的年轻人。

电视新闻的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身为个人的电视记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故事的叙述。五十年代末的《全景》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今天的新闻节目也依然每天都要与之打交道。有一个简单的一刀切式答案——绝对不行。盖文.赫维特（9），约翰.辛普森以及安德鲁.玛必须严守中立，压抑感情，不发表任何观点，唯此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工钱。无数观众都会认为新闻无非就是传递事实而已，除此无他。时事节目或许可以例外一下，因为在最终成片之前记者往往会一连好几个月浸淫于某个国家或题材当中。但是新闻必须平铺直叙。不过个人主义的蛀虫从一开始就存在——无论是ITN的革命性新闻播报还是BBC的开创性时事节目都未能幸免。《全景》记者理查德.林德利（10）在自传中记录了早期电视新闻制作当中过分投入、立场倾斜甚或心存偏见的范例。比方说，他引用了伍德罗.怀亚特关于共产主义者渗透电工工会的故事。身为《全景》节目的记者，他公开呼吁工会成员站出来投票。在1956年5月的脚本中他告诉电工工会的成员：

“此时此刻，贵工会正处于落入共产主义份子全盘控制的边缘……自然，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由共产主义份子控制的电工工会，这也完全是你们自己的私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们愿意想推举多少共产主义份子来管事都是你们的权利。但是你们真的希望共产主义份子掌管你们的工会吗？”

这段文字随即引发了一场褒贬交加的舆论风暴。很难想象今天还在《全景》节目乃至整个BBC当中还有哪位记者胆敢夹带这么多私货。怀亚特为自己辩护道自己不过在鼓励人们投票而已。而且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头牌新闻主播不该在是否应当投票的问题上不置可否。不过正如我们所见，投票总有效果，而鼓励人们投票则可能改变原本的结果。更大的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从新闻中去除记者本人的个性以及基于个性的偏见。怀亚特的手法既露骨又直白；然而还有很多其他更细微的方式，例如眉头轻挑，语调放缓，在同义形容词之间进行取舍，简而言之几乎一切正常的人类沟通行为都会对观众造成影响并因此腐化新闻的纯洁性。

新闻报道有很多不同风格，也有些风格刻意追求中立。有些电台与电视记者不仅在报道中几乎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还在任何场合下都能令自己的声音与表情不流露任何情绪，无论面对着轰炸现场还是重要政客的死讯。比方说前苏联的电视新闻就是这样一副做派，就算是不懂俄语的人也能看到主持人木然的表情，听到机器人一般的语调。不过这种风格在世界各地基本上都已经遭到了摒弃，不仅因为这种风格令人昏昏欲睡，还因为其十分讨厌。面具一样的嘴脸与毫无起伏的语调所传达的信息并非公平或开明，而是冷漠。展现出恐惧、同情以及关切（这些都是与观察者身份相一致的被动应激性情绪）的记者才能得到人们更加关切的倾听——因为记者与观众之间建立了情感联系。但是适可而止的限度又在哪里呢？在节目中动怒又如何呢？一位愤怒的记者就从观察者转化成了参与者，并理所应当地遭到大多数新闻观众的不信任。另外更为常见的厌倦反应同样不可接受。假如记者本人都觉得无聊，观众自然更有理由觉得无聊。政治偏见也很容易得到识别与排除。或许所有记者都持有某种政治观点，但他们没必要在节目里大肆招摇。这里指的不仅是使用公允的语言来表述正反双方的观点，还要避免流露出怀疑或大惊小怪之类的情绪，更不用说表示反感了。

但是问题在于电视报道本来就是暴露癖的行当。从一开始这一行就吸引了众多个性突出、观点强硬且无所顾忌的个人。这一行的确与报业沾亲带故，但同时与戏剧也是瓜葛颇深。理查德.丁伯比是英国第一位令人们意识到光靠站着说话也能像大多数政客那样成为一号人物的记者，他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新闻巨星，而且总感觉自己呆在BBC有些屈才。在他身后，牛逼哄哄的家伙也越来越多。

起初的时候，政治新闻报道当中可以见到许多前政客、准政客或者“蛰伏”政客的身影——不光是伍德罗.怀亚特本人，还有前工党大臣约翰.弗里曼（11），日后的托利党议员克里斯.查特维与杰弗里.约翰逊.史密斯（12），日后的著名工党议员杰克.阿什利（13），等等。罗宾.戴与路德维克.肯尼迪都曾竞选过自由党议员并双双落败。这种现象也很好理解，那些热衷于在下院或大型集会上公开表述观点的人自然也会很喜欢冲着镜头大发宏论。早在1959年，《听众》杂志就观察发哦了电视记者的一些特征：

“聪颖机变与咄咄逼人乃至粗鲁无礼之间只有几步之遥。好胜心太重的记者在采访时往往比受访者还要多话。成功与人气也会助长自负或者自矜……”

尽管这些个性人士最早占据的是时事节目，但他们很快就扩散到了新闻领域。我清晰地记得年轻时有一回我为了制作一期关于托利党与犯罪的影片而造访《全景》办公室，屋子里的人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脚蹬大皮靴身穿飞行服（至少也是皮夹克），一副633轰炸机大队的架势。有些人后来转移到了BBC新闻部门。但是新闻业也培养出了自己的明星。

查尔斯.维勒（14）一脸沧桑、讲话如鸟鸣般简洁干脆；山迪.高尔满面皱纹，好似焦虑不安的英国国民自尊心的化身；约翰.科尔（15）精明干练，一看就不好惹；凯特.阿迪是个冲劲十足的女童子军队长；同样操一口爱尔兰口音的奥拉.古尔林（16）永远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以色列的染血街头；约翰.辛普森是BBC新闻部门的老爷爷与心力交瘁的吉祥物；负责威斯敏斯特的老油条埃莉诺.古德曼（17）总是苦着脸；大男孩做派的后起之秀雷格.奥马（18）亲身经历了巴格达的陷落……所有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无数同事们为电视节目在人与人之间的流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渠道。当报纸也与电视合力，要将某记者打造成明星的时候，可以收到十分惊人的转变效果。奥马当初之所以能够赶赴巴格达等待开战是因为辛普森遭到了拒签，他本人其实更想担任德里的特派记者。等他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已经赢得了“神行飞毛腿”的大名，俨然成了大牌人物，经纪人们争先恐后要与他拉上关系，还有一份据说有850000英镑的写书合同也找上了他。再早些时候，凯特.阿迪也曾经坐着火箭一夜之间扬名全国，而且这份名声维持了很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BBC曾经进行过一项调查，想看看观众们认为过去半年时间里哪一位记者在电视上亮相最频繁。阿迪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但实际上在被调查时间段里她并没有在主要新闻节目中露面。

电视记者基本上都不是喜欢隐居二线的人。他们或许很低调，甚至惜字如金，但是他们的暴露癖总会以不同形式流露出来。白纸黑字的信息列表可以只包含不掺杂任何其他元素的事实，但是你在与他人谈话时却无法拥有这种干巴巴的匿名性，而电视新闻究其本质而言正是一场谈话。英国电视记者从未像CNN或ABC的美国同行那样打入全球明星的圈子，尽管阿迪与迈克尔.伯克（19）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如果去掉了以个人身份存在的记者，也就等于去掉了观众对于新闻的大部分兴趣。花瓶路线的记者（无论男女）已经不吃香了，因为他们的外观千人一面，尽管第一眼看上去很吸引人，却无法与观众结成长期联系。

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电视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演艺业的门类之一呢？BBC曾在不同的时代尝试过将电视记者排除在电视新闻之外。正如前文所见，五十年代就闹出过这种乱子。BBC领导层当中很少有谁像出生于新西兰的塔胡.霍尔（20）那样在如此之多的回忆录当中遭到众口一词的嘲笑。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张阴郁的面庞，相貌介乎于猎犬与戴高乐之间。时任BBC新闻总导演的他相信新闻语言神圣不可侵犯。过硬的公共信息决不能遭到娱乐性画面的玷污，也决不能让播报新闻的个人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在霍尔治下，新闻播音员始终置身于画面之外，他最中意的音质是毫无特点的低音，至少也得是深沉有力的中音。正如前文所见，此时大行其道的是静止图片与大字标语牌。有一回霍尔曾经告诉制片人大卫.维勒，“维勒先生，你可别说做到这一步还搞不出好新闻。”当ITN的电视新闻革命搞得风生水起之时，BBC也不得不让此前一直隐没无闻的播音员进入镜头当中。为了抗拒演艺业的影响，霍尔强令这两人摆出一副毫无表情的严肃面容，而且坚决不肯在新闻节目当中播出活动画面。但是媒体与新闻电影的力量终究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抗拒的。霍尔关于电视新闻的理念已经落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就像再早先人们认为电话的基本功能是将管弦交响乐送进中产阶级家庭的想法一样，终究还是如同流水一般逝去了。

很久以后，在不同的《全景》以及《世界在行动》主编手下，“报道人”在时事纪录片当中基本不出声，尽管他要负责撰写脚本并分析材料。在最极端的例子当中，像是汤姆.鲍尔（21）这样特别有想法的制片人甚至会将记者完全抛开。约翰.伯特在他与彼得.吉合写的著名系列文章当中也曾从另一个角度谈到过记者的个性问题，他认为电视新闻不利于受众理解。因为这种方式过于感情化，分析程度不够。“拍摄一部关于无家可归者的影片并非分析住房紧缺问题的有效方法……”。“电视对于社会弊病毫无条理的关注”可能使得人们无法直接面对导致弊病的根本原因。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应对是很久之后招募专业智囊的做法（例如彼得.吉）。但是这番话的确沉重打击了感情外露、由采访记者牵着走的的情绪性新闻路线，也为当年BBC广播部门领导对于电视的担忧进行了版本升级。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伯特与他在ITV《周末看世界》节目的同事们在纸面上将复杂的图像争论进行了整理，按照写论文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报道——观点杂乱，形容词运用更杂乱的独立记者绝少出现在节目当中。伯特的团队在八十年代将这些理念带到了BBC并产生了有好有坏的结果。

问题在于匿名性并不能从影片当中清除个人因素或潜在的偏见，只是将其藏了起来而已。记者有癖好，有偏见，还有曾经的经历，这一切都会在报道中体现出来，无论多么细微。但是这一点对于制片人、主编或者其他任何坐在伦敦西部办公室的玻璃盒子里起草拍摄计划的新闻团队成员来说也同样适用。没有任何一位广播工作人员能够拍摄并传播丝毫未经文饰调和的新闻，一切都要遭到拣选、剪辑与重组。林德利在自己关于《全景》节目的回忆录中引用了许多其他重量级新闻影片制作人的说法，辩称道依靠记者叙述来引领观众是最不坏的选择。观众看到了一张可以识别的脸，听到了可以识别的声音，因此与制片人的隐藏之手相比，观众对于记者可以进行更明确的评估。记者的偏见都公开展现在观众面前。他注意到早期的做法是利用前政客进行此类引导——这种做法对于电视风格也有着长期影响——这意味着这些政客成了“特邀嘉宾”，万一他们说了什么过头话，BBC可以很轻松地与他们撇清关系。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了。或许本来就应该这样，或许本来就应该多雇佣几名观点鲜明各执一端的记者来相互平衡，让观众在更为激烈的论辩当中进行选择。但就算这样你也无法排除职业记者的干涉。当年在培训期间教导过我的文.瑞恩曾经为有意从事电视新闻业的人们写过一份指南，其中提到：

“信息自身并不必然能使你变得更加明智。但是伟大的记者的确能做到这一点……如今比从前更加需要受人信任的优秀记者拣选出意义最重大的新闻，以喜闻乐见且易于理解的形式向广大公民解释这些新闻的重要性。伟大的记者能将观众需要知道的事情变成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这一信条诞生于时事报道的先驱者们当中，他们相信记者应当为迷糊不清的世界带来诠释与意义，带着必要的问题与明确的判断大步迈过看似毫无意义的事相泥沼。这一原则正在遭到政客们的挑战。“是谁把你选上台的？”他们越来越生气地问道，这种态度很像早期BBC当中的纯粹主义者。再进一步来说，新闻的要点在于事实而非观点，越提升人为诠释在节目中的重要性，新闻就越发异质化，越发变成倾向性的政论，无论包装得如何诱人，搭配了多少即时性的影像。这方面的例证之一来自《金融时报》记者约翰.劳埃德（22）对于BBC丧失信任的漫长攻击。他引用布莱尔的唐宁街十号团队当中某匿名助理的说法，说包括BBC人员在内的政治记者们“有许多人都会胡编乱造……BBC已经不再是传媒了。它是一堵墙。”他继续争辩道现在的电视新闻不顾一切地意欲争取年轻观众，因此过度强调了记者的角色，尤其是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双向报道”当中。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劳埃德引用了一位前布莱尔宣传专员提姆.艾伦的言论：

“这可以算得上是法理层面的政变。资历或深或浅的记者们将自己而不是政客放在了画面的中心，而各个政党不得不像斗鸡那样相互撕咬，以期对安德鲁.玛、尼克.罗宾森（ITN的政治主编）甚或亚当.博尔顿（天空台的政治主编）之流施加影响。政客们的上镜时间越来越短。影响舆论的力量基本上全都落在了他们手里。BBC必须反思自己的双向播报文化。这中作法是针对民主权力的僭越之举。”

这顶大帽子简直能把人砸成肉饼了。所以让我们姑且先不考虑以下事实：提姆.艾伦当年曾经是和蔼可亲的布莱尔首相麾下最为霸蛮的新闻打手之一，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选举，而且随后就投靠了默多克的天空台新闻频道。

至于双向报道文化又如何呢？双向报道是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在新闻主编看来这件武器如此趁手，以至于他们经常过度滥用。“首相的助理们目前情绪如何，安德鲁？”（我啥也不知道。现在时凌晨两点，那帮人好几个钟头之前就全都上床睡觉去了。）有时记者刚刚赶到事发现场，或者接触不到任何事件信息，又或者在野地里一连站上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演播室的主持人能说一句“现在让我们连线位于坠机现场的前方记者……”然后就是一系列你来我往的八股套话。“家属们有什么反应？”（“这是一起悲剧，他们一定非常痛苦。”）当然，假如家属们一个个兴高采烈，一边鼓掌叫好一边到处抛洒百元大钞的话，这条新闻倒也有些意思。但是当十分悲惨的场景令人们心痛欲碎时，言语其实都是多余的。但是一段特别带劲的双向报道再搭配上一位非常熟悉采访题材且言之有物的采访记者总能收到强力效果。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一段简短的对话。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手里有或者没有哪些影片资料，只要广播或报纸记者将你所知道的信息以言辞方式传递出去就行了。假如夹在摄像报道之间的双向报道完成于真正新闻时刻的现场，那么完全可以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而且的确，这种做法会赋予记者并非单纯叙述的角色；他或她要回答问题，而且往往是很有分量并且十分敏感的问题。

双向报道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在于摆脱诱导。政客们的确能得到大量报道，但是他们一张嘴往往说得都是些政治圈里的黑话。双向报道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告诉观众与听众究竟发生了什么。就算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政客们拒绝公开评述的隐秘事件，他们的言论依然经常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语句，一般观众必须借助翻译才能理解。记者就是他们的翻译。当财长谈论弹性劳工市场与不对称通货膨胀目标时，观众们应当得知他这是在攻击此前英国加入欧元区的企图。记者们所说的话往往会反映不上台面的政坛私语。在报纸上只要插入几对双引号，再提一下“某资深人士”，就能将这些信息带出来。而在电视新闻当中，当我们没有图像的时候，双向报道就必须承担重任。至少出现在画面当中的是记者的面容，从这一层来说记者总要为某匿名政客的言论的准确性承担责任。而且双向报道也是记者的个性在观众面前展现最彻底的时候

眼下我干坐在威斯敏斯特的办公室里，面前是取自《每日快报》的一份剪报，大标题如下：“克林顿，玛，希特勒：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些胳膊抽筋的家伙说话？”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我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话的时候喜欢摆动手臂。文中提到，“BBC上层已经批评了新闻记者过度挥手的做法”。但是根据一份英国心理学协会的年会论文，“进化使得我们的大脑能同时处理言语与手势。双手运动对于尺寸与方位的描述比语言更为有力。”这话说得不错，但是这只是优秀双向报道的开始。我当初在BBC起步的时候，会提前想好自己打算说什么，算好时间，背诵熟练，这样当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无论我有多么紧张，无论身边的环境多么分心，我都能复述自己的台词。但是这种做法在画面当中看上去很糟糕。电视是检验真诚与作态的绝佳途径，任何表演行为在电视画面当中都会本相毕露，现出排练过度的呆板原形。我不相信观众们看不出事先写好背过的回答；他们总会隐隐约约地感到上当受骗并因此而坐立不安。

因此后来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储备上镜亮相，事前基本不想自己打算说什么。这种做法更加心惊肉跳，但是效果还是好不到哪里去。人们在明确提炼自己的思想之前往往会先说几句浪费时间的废话。而一旦上了电视，每一秒钟都事关重大，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浪费。我现在的做法是先想清楚我自己对于这条新闻会问哪些问题，与主持人核对一下，然后原地转圈五分钟，想好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假如正好出现了有助于令新闻更加生动的直白图像，那自然更好。然后我就把这一切暂且付诸脑后，在等待说话的时候想些别的，比方说收听这一档新闻节目的其他内容。这样做的话，如果运气不错，我就能给出既有条理又比较随性的回答。不过就算这样，你还是很容易就会落入俗套。某一个效果特别好的画面或笑话总会勾引得你一再重复，直到最后味如嚼蜡。于是你就暂时另起炉灶，换一块蜡接着嚼。我对于自己在双向报道当中的发言内容与方式从来没有感到过百分之一百的满意，每次都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也许总有一天……

的确，政客们对于记者在镜头前频繁亮相而自己的曝光率太低这一点总是心怀不满。他们觉得新闻只是，或者说应当只是，他们的仆从，而不应当是由专业沟通人员把持、以娱乐为导向的管道。这么说现在的政客都嫉妒记者是吗？当然。他们对于信息传播者喧宾夺主压过新闻本身的职责有道理吗？当然。但是那些真正富有活力、善于交流且不经常说套话官话令令观众充耳不闻的政客，总会受到电视记者的追捧。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要记者手下留情，而是要政客们提升水平。假如所有的政客都学会了如何运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头号媒体，那我们这些人就要失业了。

对于记者在新闻当中的存在这一两难问题，有一条比较合乎常识的解决之道，也就是要区分个性——记者通过讲述故事而为新闻添加的人性色彩——与偏见之间的差别。个性不可能遭到征服，而偏见却能加以克制。某记者对于一条新闻的情绪反应仅仅令这位记者采取了大多数观众的立场。换句话说：当飞机坠毁，丧子的母亲尖声哭叫时，我碰巧在现场；但是如果当时在场的人是你，那么你也会有与我一样的经历与感受。相比之下，带有偏见的反应会立即且永久性地拉开记者与大部分观众之间的距离。这种报道对每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人说：我不是你，我在这儿也不代表你。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新闻报道——哪怕只是新闻节目中的一小段而不是完整的纪录片——可以成为道德行为。无论记者的情感反应是同情、悲伤还是愉悦，都肯定了正确或者正常的社会规范，肯定了人们对于特定行为或事件的一般性预期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将许多最著名的电视记者想象成自家人的原因。实际上，优秀的电视记者往往脾气古怪，偏执固执，自我中心，与他们合住大概不会太愉快。这或许是因为整天拼命装出一副正常人的样子实在压力太大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Ke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ff_Michelmor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Allsop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Barratt_(television_presenter)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dovic_Kennedy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ster_Wilmot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de_jaeg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nis_Forman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vin_Hewitt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lindley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Freeman_(British_politician)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ffrey_Johnson_Smith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Ashley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Wheeler_(journalist)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Cole_(journalist)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Orla_Guerin

（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nor_Goodman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geh_Omaar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Buerk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hu_Hole

（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m_Bower

（2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Lloyd_(journ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