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十一.桂林陷入包围（下）
第40师团在“左勾拳”的路上受到了79军部队的阻击。两军在海洋山的重要隘口桃子隘发生激战。第40师团和79军的战斗于10月17日开始。经过断断续续几日的进攻之后，日军在10月24日发动总攻。由于是森林关隘地带，交通与联络不便，步炮协同十分困难。日军并未携带重炮，早几日的进攻也没有使用山炮进行攻击。第40师团在师团长宫川清三中将的强令之下使用山炮部队向桃子隘的中国守军开炮。日方后来回忆，此举“一举奏效”。 《兴安县志》当中对这一点加以确认：“后来日军采取炮兵与步兵同线作战，国民党军队后撤。”【注一】 又经过数日激战，79军不支撤退，一直撤至桂林西南。增援79军的巢威支队归建170师。93军顿失右翼，有被日军迂回包围的危险。79军的右翼新19师亦有被切断和包围的可能。在16集团军司令夏威同意后，93军从溶江一路撤退到灵川以南，桂林市区以西。新19师亦随之撤退至桂林西南。这样，桂林市区漓江以东全线暴露在日军第40师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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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58师团于10月28日占领灵川。灵川县城南的甘棠江自西向东流淌，是漓江的重要支流，也是桂林市区北部的最后一道河流障碍。因为地形和防线距离的问题，中国守军并没有坚守甘棠江一带。这里距离桂林市区只有15公里，已经在桂林守军的重炮射程之内。换言之，如果日军拥有重炮的话，桂林亦在射程之内。但是他们的重炮部队依旧盘桓在全县附近，受阻于秋汛天气和中美混合空军的袭击。
第40师团在击破桃子隘的中国守军之后，于10月28-29日之间通过隘口经过灵田，穿过海洋山西部的最后一座大山尧山，出现在桂林市区的东面。尧山是桂林市区东部的屏障，距离市区大约10公里。该山海拔909.3米。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桂林市区。此时日军面对的已经不是防守桂林外围的79军和新19师的部队，而是桂林防守司令部下辖的守城部队，16集团军31军131师391团。该团是新19师撤退后唯一一支驻守在漓江东岸的部队。新任团长覃泽文后来回忆说：“10月29日……当晚10时至30日2时左右，在第三营猫儿山前头，不时有零星枪声，迄至天亮，即平静如常。” 围城前紧张的宁静在这几句话当中一览无余。
日军已经从东面和北面逼近了桂林市区。在第11军打出“左勾拳”的同时，横山勇也考虑到了对桂林南面的包抄，这是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在防守桂林不支的时候从南面撤出而进行的部署。因此，在“左勾拳”的左侧，第11军派出了以善于运动战的第13师团，以长距离的行军绕过海洋山和桂林市区，长途奔袭桂林东南部的大圩镇。大圩镇是位于漓江东岸的一个千年古镇，也是广西四大名镇之一。从该镇渡过漓江之后，向西通过急行军就可以切断桂林到阳朔之间的公路，封闭桂林守军南撤的道路。第11军司令部将此举的目的称为：“首先考虑歼灭由桂林涌出之敌，并以桂林为诱饵歼灭集拢前来的敌军。” 实际上，这个时候第四战区根本没有考虑增援桂林，主要的生力军都抽调去南边一线的桂平打反击战了。日军“以桂林为诱饵”的想法并没有实现。但是第13师团经过大圩切断桂阳公路的做法的确会切断桂林守军与荔浦集团（杨森部队）之间的联系。
第11军同时命令仍然在湖南和广西边境休整的第37师团和第3师团，从桂林东部地区的恭城、富川等地出发，进占桂林南部的阳朔、荔浦和平乐等县。此举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但会迫使杨森集团陷入被围的境地而不得不撤退，从而打开前往柳州的道路（从桂北到柳州的公路需要从桂林南下经过荔浦再转西向），而且会使第四战区守军被战略性地分割为南北两个互不相连的集团（即分割夏威的桂林集团和邓龙光的西江集团之间的战略联系），进而实现对两者的包围和歼灭。
10月20日，第11军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初步确定10月底完成对桂林的包围和准备工作。接下来，如前所知，第58师团和第40师团在10月29日已经进至距桂林市区10公里左右的地段。唯因重炮兵没有跟进，尚未展开对城区的全面进攻。第3师团面对杨森集团的轻微抵抗，在11月2日占领平乐。11月3日占领荔浦。第37师团如同在洪桥会战当中的情况那样，再次因为行动迟缓几乎贻误军情。直到11月3日才占领阳朔，因此受到了第11军司令部的责备。第13师团兵分两路，先后在10月29日夜和10月30日占领了大圩镇及其南北两翼位于漓江东岸的渡口。因为连日秋雨，漓江水涨。大圩镇无处渡河 。日军只好沿着漓江四处搜索渔船。其中一路（第13师团第104联队）终于在大圩镇南大约7.5公里处找到大批渡船。此处如今是桂林的竹江码头和磨盘山码头。乘船游漓江的游客们需要在此处登船，才能开始游览那83公里如梦幻仙境般美妙的漓江。这些乘客们，有几人知道，当年日军曾在此处抢掠民船，作恶多端？
闲话少说。日军劫得渡船之后，迅速渡江，于10月31日占领了桂林南部重要据点雁山村，切断了桂林到阳朔公路。11月1日，第13师团116联队也从大圩北面渡过漓江。11月3日，第116联队攻占永福。至此，桂林市区南部公路和湘桂铁路全部被切断。桂林陷入三面包围当中。桂林的西面是越城岭，只有几条小路通往龙胜县。一旦日军切断了这几条小路，驻守桂林的中国军队就只能像当年的红军那样，依靠走老山界的深山密林才能逃脱包围。11月5日，日军的针谷逸郎支队（简称针支队 ）【注二】沿越城岭南下，占领了桂林西部的义宁【注三】 ，基本封锁了桂林西部。但是由于越城岭的地形以及兵力不足，日军只能占领各座高峰之间的隘口，不能全面地封锁每一地段。向西，尤其是向西南的方向，就成了桂林守军逃出生天的唯一方向。
日军进攻速度如此之快，对桂林外围的清扫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拜杨森集团虚弱的战斗力所赐。正如我在第七章《中国军队的人数以及后勤支援》上面所说，进入广西之后，杨森集团名义上有3个军，实际人数不到2万人。在长衡会战和洪桥会战当中，它的实力损失实在太大。加上原有建制依旧存在。这不到2万人的兵力上面有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三个军部和五个师部。除了第四战区张发奎和白崇禧，远在重庆还有一个蒋委员长遥控。指挥机构叠床架屋，而战斗人员却远远不够。三个军之间指挥协调问题很多。10月21日，杨森部的37军被抽调到蒙山参加西江反击战的牵制作战，这使得杨森集团只剩下两个军四个师，全军只剩下一万余人守卫阳朔、荔浦和平乐一带的防线。
这里可以简单描述一下杨森集团的三个军。20军是川军，杨森的起家部队。军长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儿。抗战后担任20军军长的还有杨干才和杨汉烈。杨干才也是杨森之侄。杨汉烈是杨森之子。由此可见这支部队对于杨森的重要性。26军是一支杂牌部队。其所辖第44师是北伐期间直鲁联军方振武部投蒋后改编余脉，第41师则是直鲁联军徐源泉部余脉。现任军长丁治磐曾经是徐源泉的参谋长。26军的几个德高望重的人物，方振武已经被暗杀。曾任26军军长的萧之楚因病休养，唯一活跃的徐源泉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德高望重却不得实权，丁治磐这支部队也只好仰人鼻息，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当然不比中央军系统。倒是抗战中跟日本人打过很多仗，也算是有种的部队。不过毕竟外来人，丁治磐要跟杨森同心同德并不算容易。
37军的情况更加复杂。从历史渊源上来，37军是湘军起家，由湘军大将贺耀祖和许克祥等人一手拉起来。但是部队当中掺沙子行为做得够到位，早已经中央军化了。它的3个师当中，60师是从陈诚系的第18军调出来的。前任37军军长兼60师师长陈沛是陈诚系的红人。95师是军长罗奇一手带出来的部队。罗奇是黄埔一期，蒋介石的嫡系，与陈诚和何应钦的关系都不错。140师的前身是黔军侯之担部队，后来由何应钦系的将领宋思毅（另一说为宋思一）担任师长。陈诚和何应钦两个对头手下的将领给捏到一个部队里了。结果是陈沛刚当上37军军长，宋思毅就立刻调走，换了陈诚系的李棠担任师长。李棠后来升任37军副军长，140师师长就让毛定松担任了。毛定松却是黔军李燊这个偏系的人。不过，37军陈诚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
37军在常宁失守之后，60师和140师并未随罗奇撤入广西。军队不随主将行动，也算是当年战争一个奇观。因此罗奇名为军长，实际只掌握5000人的95师。在桂柳会战后期，罗奇以自己黄埔系将领身份，不愿接受杨森的川军集团指挥，竟然自己带着“赵子龙师”脱离建制，跑到广西西部去了 。桂柳会战之后37军便被撤销。95师先被并入粤军62军，后来在解放战争当中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95师”。由此可见，杨森集团下的这三个军，嫡系与杂牌相糅，背景复杂，加上新败，让他们去守卫阳朔到荔浦和平乐60余公里长的战线，毫无疑问漏洞只多不少。
在包围桂林的过程当中，除了中国守军和当地民团的抵抗之外，日军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环境。第13师团第65联队第5中队在从湖南零陵向广西全县进军的过程当中爆发霍乱，然后蔓延到该联队的其余队伍，造成30多人患病，10人死亡。 其次是天气因素。进入到10月底之后，桂林秋汛渐起。这一年秋季似乎降雨较多，导致北部大溶江等地江水陡涨，无法完成徒涉，步兵只得架桥。但是在天气晴好的时候，便有中美混合空军过来轰炸。在这种情况下，第58师团的重型武器以及第3坦克联队的轻型坦克全部难以渡河。第13师团从海洋山东侧南下桂林大圩镇的路上，因为需要隐藏战略意图，又担心中美混合空军空袭，一路上均采取夜行军。第13师团第65联队在海洋山区行军，山高路险，下雨路滑，不断发生军用骡马坠崖事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驮着电台的骡马坠崖导致该联队和第13师团失去联系超过24小时。因为一路下雨，日军几乎无法生火做饭，随身携带的粮食亦有不足。但是渡江到达漓江右岸之后，平地渐多，这些日军最后终于没有饿死在海洋山里。
第13师团切断桂林与阳朔的联系之后，本应该按照师团指令，向北前进，加入对桂林发动攻击的部队当中。但是第13师团师团长赤鹿理及其幕僚联合向第11军司令部提出建议，要求变更该师团的部署，将其用于进攻永福，理由是“清除南面重庆军对我背后的威胁，同时切断重庆军退路，有助于攻占桂林” 。第11军批准了第13师团的建议。该师团占领永福之后，与柳州的直线距离有大约93公里。第3师团占领了荔浦，距离柳州的直线距离有103公里。第13师团在第11军原作战计划当中被用来当做进攻桂林的主力。但是第11军见到进攻如此顺利，认为不需要使用这支主力部队就可以攻下桂林，便决定调攻占阳朔的第37师团北上，代替第13师团向桂林发动进攻。于此同时，第11军司令部内部希望攻占柳州的呼声渐高。第3和第13师团既然可以不用于攻占桂林，那就应该用于进攻柳州方向。持有这个念头的不是横山勇本人，而是第11军高级参谋井本熊男大佐。如前所述，因为井本熊男的前任岛贯武治以下克上，在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当中未经“中国派遣军”同意便扩大作战范围。“中国派遣军”便以井本熊男代之。但是这位被“中国派遣军”寄以厚望的新高级参谋，却一门心思地考虑怎样攻占柳州。而在第六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当中，应该用第23军而不是第11军攻占柳州。由于各种原因，井本熊男将会在第11军和第六方面军司令部之间掀起轩然大波。
【注一】2002年兴安县志，见链接：http://z.book118.com/005zhexuelishi/zhexuelishi008/%D0%CB%B0%B2%CF%D8%D6%BE%282002%C4%EA%B3%F6%B0%E6%29.htm ，当然，这句话可能是《兴安县志》从《一号作战》当中照搬过来的，因为两篇文字都使用了“同线作战”一词。
【注二】针支队的主力是以第34师团第218联队为基干，加上216联队第二大队以及一个山炮中队、一个工兵中队和一个救护班组成的驮马部队。该支队从全县出发，一直活跃在湘桂走廊西部越城岭地区，以便有效地掩护第58师团的右翼，同时便于迂回中国守军93军的各路防线。
【注三】义宁是民国及民国前所设县治，管辖区域大约为今天临桂西北的五通、黄沙、宛田和保宁等乡镇，以五通镇为县府所在。解放后义宁县治撤销，并入临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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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个细节问题
大圩在牛溪河和漓江交汇的北边，日军该是从牛溪河渡河，向南找船？
竹江码头和磨盘山码头位于漓江西岸，渡口的那些船是在东岸，还是日军渡河夺过去的？
雁山村就是今雁山镇了吧，那离南门只有几公里了。
有深度的文字，继续拜读。
《一号作战》上已经明确说明日军是在大圩镇以南7.5公里外找到渡船的。牛溪河距离大圩古镇才一公里，显然不是在这里渡江。根据我从前从大圩徒步漓江的经历来看，7.5公里的距离正好是大圩到竹江码头的距离。或者还需要向南一点。呵呵，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条河叫牛溪河，虽然自己已经在牛溪河南岸的树林里秋游和BBQ过N次了。
渡船的问题。日军没有说渡船是在东岸还是在西岸。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第11军装备有橡皮艇。但是第13师团因为要翻越海洋山，所以可能没有携带。虽然不排除日军过江夺船的可能性，可当时秋雨泛滥，江水上涨，要游过漓江几乎不可能。因此渡船在东岸，让日军直接劫掠的可能性比较大。
雁山村就是今天的雁山镇了。不过当时桂林市区比较小，市区最南端的将军桥距离雁山镇大概还得有个十来公里。
回花谢宝推。
蒋通过抗战将各自为战的军阀基本上统一到中央，算是不小的进步。
看看1937年时的中国军队，谁都不鸟谁，翻起脸来，连名份都不要，直接自立中央，扛枪开火。
到1945年，各路军阀的头头们基本上都弄到中央做官，就像TG建国初的“五马进京”一样。
不过，也是奇怪，都是经过抗战洗礼的军队，怎么国军的洗礼差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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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意志和机动能力实在差。
只怕不抵抗
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说衡阳保卫战是“外线友军越打越远，内线敌军越打越近。”一仗下来，所有人的心都冷了。
如果路线对了，又有外援，怎么就不能打？连落水狗都扛不住，硬是被快死的狗差点咬断气了啊。。。
每次回到桂林，我都找机会去参加桂林本地人组织的郊外徒步活动。几年下来居然走了不少地方，包括弟兄在文中提到的几处。
桂林北面绝对是防守的天堂。高山峻岭，丛林密布，加上无数的岩洞。在大山里藏上几百人，敌人都很难发现。日军的炮火飞机和机动车应该都不太可能覆盖桂北的多数地区。加上四季天气都不太冷，雨水充沛，粮食饮水容易补给，野外生存容易。如果国军能充分依靠群众，利用地形，大搞近战，夜战，麻雀战，完全可以以一当十，让鬼子吃尽苦头。
比一下仅仅是几年后志愿军在异国他乡面对强大十倍都不止的对手的表现，真是难以想象这两支军队是来自同一个民族的。
之后更佩服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了，这个还只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而已。
十二.张发奎举棋不定
从战争史的角度来说，广西虽然多山，但并不是一块易守难攻之地。历史上曾经先后有外敌从至少五个战略方向进攻广西。第一个战略方向是东北的湘桂走廊；第二个战略方向是东南的西江水道。这两个是传统路径；第三个战略方向是西方向，滇军曾经在军阀战争当中从百色一直向东打到南宁城下；第四个战略方向是西南方面的越南；第五个战略方向则是北部湾沿海一带。1939年的桂南会战，日军就是从钦州、防城一带登陆，入寇广西的。既然有五个以上可能的进攻方向，因此防守广西的要务，首先是确认日军会从哪个战略方向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新桂系领导人认为桂林深入华南腹地，相对近海近边的南宁要安全，便将省会从南宁迁到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家桂林。但是在一号作战当中，桂林也不能例外地成为日军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日军早在1944年2月8日，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确认了“一号作战”当中桂柳会战的进攻战略：“1944年6月前后，第11军从武汉地区发起攻势……7月末，第23军从广东地区开始作战，与第11军相呼应，击溃重庆军攻占桂林及柳州附近后，扫荡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残敌，占领并确保之。” 对于这个计划，第23军确立了自己的作战设想大纲，当中明确：“命第104、第22两师团向柳州，独立混成第22旅团向柳州西南进击。命独立混成第23旅团在来宾、迁江（均在柳州南100公里）地区，掩护我军侧翼。”
这样，日军的进攻方向基本上可以明确，那就是东北沿湘桂走廊进攻，东南沿西江水道上溯，南集团到达桂平一带之后折向西北。两个攻击的矛头将在柳州平原会师。但是这是我们这些后人才知道的内容。当时张发奎不可能如此清楚日军的部署，因此如何将自己手中珍贵的两个军（后来增加到9个军和两个绥靖公署纵队）部署到应有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张发奎后来回忆说：“如欲拒敌人与战区境外，以黄沙河附近地带为对北之正面，加以西江和广州湾及对越边各方面，其正面约达15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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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战线过长兵力不敷使用是一回事。军队的训练和战斗力也有问题。长衡会战期间，第四战区的部队以31军为主力，为了对付越南方向的日军入侵，长期驻守在南宁一带。连作战训练都是针对越南日军的。1944年春，“一号作战”快要乌云压顶之际，张发奎还组织第四战区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幕僚以及后勤指挥人员进行了一次模拟攻击越南北部日军的参谋旅行演习。 而此刻广西北部因为有湖南的薛岳大名鼎鼎的“天炉战法”扛着，疏于防备，国防工事做得很差。等到1944年6月日军占领长沙，并南下衡阳之后，桂林才开始震动。当时张发奎做出用31军守桂林，46军守柳州的决定。这种部署一看就知道，在优势敌军面前，非但城市守不住，这两个军也迟早都给填进去。所以变更部署是预计之中。
最迟在9月下旬，张发奎已经基本判明日军对于广西的进攻方向，是传统的东北和东南夹攻路线。于是，他赶紧操办两件事。一件是立刻修筑桂林和全县的城防工事。另外一件是向蒋介石要援兵。蒋介石只派了93军过来。另有97军（军长陈素农，与93军军长陈牧农无亲属关系）和汤恩伯所部在贵州南部和广西西北部徘徊。第四战区兵力稀薄，新增一个军亦不足抵挡日军的攻势。万般无奈之下，张发奎做出将主力部署在东北方向的决定，将从湖南战场上撤回来的62军残部用来布防柳州。东南方向只有前出在广东西部邓龙光的64军。张发奎的判断是，东南方向并非日军的主攻方向。但是如果日军南北两个集团一起动手，那么东南防线“亦只有忍痛放弃了”。
虽然判明日军的基本进攻路线，张发奎仍旧无法判断两路日军入侵广西之后的明确的攻击方向。他曾经以为日军南集团占领平南之后，会北上蒙山、荔浦一带与北集团回合。然后从荔浦向西，直捣柳州。对此，张发奎曾经与白崇禧合计，试图待日军从平乐度过桂江（平乐以北称为漓江）之后在荔浦一带进行伏击，使之面临背水一战的绝境，以击溃之。白崇禧对于这个计划津津乐道，因为在1930年的蒋桂大战中，他曾经用类似的方式在荔浦、平乐一带击败过自广东入境的中央军朱绍良、毛炳文部。但是过去毕竟是过去。用现在的眼光看，张发奎的部署也很匪夷所思。南北两集团的日军加起来有十余万人。要在荔浦一带阻击并消灭他们，需要集结大量兵力物力，无异于打一场中国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此时不足以完成围歼十几万日军。两个日军集团最好不要会师，才有可能各个击破，这才是应有之计。
天幸直到十月中旬，日军北集团一直停留在兴安恭城一线，并未急于南下。两个战略方向并没有如预计那样在荔浦会师。这可能是因为后勤的原因。假如两集团会师，荔浦距离两集团的补给线过远，就地补给人数又过多，搜掠也不足供全军所用。再者此地背水面山，亦不利于大兵团作战。
虽然如此，日军南集团却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旅团的部队作一个单独战略方向进攻。其用兵之多，远出指挥者意料。第23军军势浩大，一路向西势如破竹，一直将邓龙光集团逼退至广西东南部。本来打算“忍痛放弃”的西江防线让如被突破，日寇将直接威胁柳州。如果此时桂林坚守不退，柳州却又失陷，东北防线将陷入战略包围。不得已，张发奎只得变更部署。
这样，第四战区的战略重心因为日军北集团在攻击上逐渐稳定，便从东北方向转移到东南方向。张发奎将手上的预备队又从东北调到东南，试图先击破南集团日军。与此同时，杨森集团从湖南南部撤入广西，归第四战区建制。张发奎曾想让杨森部队加入西江防线，与邓龙光集团并31军135师和两个桂绥纵队对日军南集团构成夹击态势。但是杨森的3个军损失太大，内耗又多，战斗力聊胜于无。最后张发奎只是使用其中的部分军力作为牵制力量。
10月上旬，张发奎与前来广西的白崇禧以及军令部作战厅长张秉均共同商量对策。得到的结论是“以内线作战的战法对敌人攻势作战”。张发奎在武宣经荔浦到桂林划了一道弧线，作为“战略上的利害转换线”。
对于这条“利害转换线”的设置确有其道理。这条战线的背后就是湘桂铁路，经桂林到柳州再到来宾一路畅通，非常有利于中国军队在铁路上实现灵活部署和及时的后勤供应。如果日军占领柳州，湘桂铁路被一分为二，广西东部的战场也将因为被分割而处于失败的境地。因此，“利害转换线”的核心就是保卫柳州。为了守卫这条“利害转换线”，张发奎、白崇禧将守军分为三个集团，即夏威集团，杨森集团以及邓龙光集团分别扼守广西东北、东部以及东南三个战略方向。最后，以62军守卫柳州，以31军188师和46军175师作为战略预备队，归46军军长黎行恕指挥，是为黎行恕集团。这些在上文中曾经提到过。
张发奎的部署当中，战略预备队的安排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或许隐藏着某种权力斗争关系。在前文中，我曾经提到175师和188师师长与白崇禧和夏威非亲即故。因此9月中旬全县失守之后，白崇禧和夏威不仅不去加强桂林的守卫，反而将这两个师部撤出桂林，部署在城市外围，避免参加桂林的城市防守战斗。张发奎将黎行恕集团编入战略预备队，可能并非己愿。这两个师先是部署在桂林东北的海洋山。未几就被调到荔浦方面。不久就被张发奎用于西江反击战。但是这场反击战当中最吊诡的是，张弛的64军在桂平一带血战。而黎行恕竟然被部署在64军身后，未发动攻击。全世界都知道进攻的时候需要使足全力。将部队逐次投入战场是添油战术，更是兵家大忌。实际上，张发奎刚开始制定的战术是64军沿郁江左岸进攻，黎行恕沿郁江右岸进攻。夹江进攻方案将手上所有部队全部展开，对日军造成猛攻态势，是个很正确的进攻方案。但是后来第四战区指挥作战人员一致回忆称，白崇禧修改了张发奎的作战方案，把齐头并进生生改成了添油战术。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章当中详细说起。
张发奎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并没有说自己做错什么。他当然也丝毫不去责备白崇禧试图保存这两个师的实力。但是张发奎的参谋处长李汉冲在批评自己的老长官和白崇禧的时候，很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桂平战斗（即西江反击战）部署上的错误……都是白（崇禧）所导演的把戏。” 他的意思就是，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有意避免175师和188师投入战斗。在日寇大兵压境的时候，白崇禧竟然想利用日军寇桂的机会大肆扩张桂系正规军的力量。李汉冲说：“他（白崇禧）提议向蒋要求，由第31、第46两军各扩编一个补充师，另成立两个两团制纵队。” 蒋介石答应了白崇禧的请求。不过，因为桂柳战场迅速恶化，白崇禧的扩军想法完全没来得及实现。既然不能扩军，保存基本力量便成为小诸葛打的另外一个小算盘。
而张发奎虽然看透了白崇禧的小算盘，却没有阻止白崇禧实现他的意图。对于李汉冲的批评，张发奎在回忆当中圆滑地做出回应。他并未指责白崇禧修改作战方案。而是说：“我的一部分参谋人员，则以为我不将两军并列使用（指没有进行夹江攻击），以泰山压卵之势对敌之攻击为失当……见仁见智，（上述观点）在战术上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张发奎的回忆中不太愿意指责同僚，推卸责任。虽然貌似大度，打落门牙肚里咽的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以当时的战场情况来看，无论是在哪个战略方向投入黎行恕集团的部队，其结果都很难说是否可以改变桂柳战场上的局势，其结果最多只是迟滞敌军的进攻而已。在西江反击战当中，如果张发奎能够迅速投入这两个齐装满员的师，很可能会粉碎南集团进攻的矛头。即便不能消灭前出的独立混成第23旅团，至少也能使之大部被歼灭。日军将陷入西江流域的争夺战当中。但是即便在西江反击战当中中国守军获得胜利，也丝毫不能改变日军北集团占领桂林和柳州的趋势。同理，将这两个师投入到对日军北集团的作战当中，日军南集团一样会打败兵力严重不足的邓龙光集团，直逼柳州城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张发奎只能将这支预备队从北战场调到南战场，进行武装大巡逻，去补救燃眉之急。因此，桂柳失陷，会战失败，其本质上的原因并不能归咎于张发奎排兵布阵无方，兵力不足、军阀保全实力导致内斗以及军官和战士的战斗素质不高才是关键原因。
李汉冲一直说张发奎过于懦弱，此言虽然有理，但张发奎基本上已经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努力。而且两个师两万兵力在十余万日军面前，也并不足以构成能够导致战争天平倾斜的决定性因素。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张发奎甚至连“避之”的本钱都没有。退出广西，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如果说他在指挥方面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他可以不用太过于迁就白崇禧。其实依靠张发奎手上的兵力，是可以将桂柳会战延长一定时间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两个条件：首先，白崇禧交给他桂军的绝对指挥权；其次，陈牧农在全县认真布防，下死功夫抵抗。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桂军部队听白崇禧指挥，陈牧农听蒋介石的，杨森听自己的。张发奎手上只有老粤军部队，62军和64军是听他的。于是他就用64军打了一场挽回面子的反击战。这将是桂柳会战当中唯一的闪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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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西江反击战
日军第23军（南集团）侵入广西之后，第104师团在西江以北攻占了中美混合空军的重要机场平南丹竹机场，占领平南县城。这个师团在三周之内连续行军作战400公里以上，其师团司令部更是长途作战行军达500公里，平均每天行军18公里。 结果该师团疲惫不堪，并有大量人员掉队。日军自称第104师团占领梧州之后大约有600人掉队，其作战行军强度可见一斑。 该师团只好留在平南休整，同时修复丹竹机场。日军第22师团的位置位于西江以南，平南西南的位置。独立混成第23旅团一马当先，攻占了位于平南西南60公里处的重镇桂平，因此拉开了与第22师团的距离，呈孤军冒进的态势。这三支部队勉强呈一个倒置的钝角三角形。三角形底边的左端是独立混成第23旅团，在最西南边。三角形底边的右端是第104师团，位于东北。而钝角则是第22师团，位于正南。
我自己根据现代网络地图所草绘的反击战形势图，见我的博客：外链出处
这里需要专门指出一下，西江从南宁到桂平段称为郁江。桂平是支流黔江汇入郁江之处。自汇合处开始的西江下游始称浔江，到梧州以东才称为西江。因此桂平的旧称是浔洲，是个千年古城。黔江上游是柳江和红水河，航运发达。在柳州顺柳江下行，经过桂平之后入浔江，可达梧州和广州一带。因此桂平具有重要的交通价值，对于后勤尤其重要。日军攻入广西之后，其后勤补给很大程度上依靠西江水运。日军调动广州疍民船家（即珠三角特有的水上居民）组成后勤船队，向上游日军提供补给。不过因为中美混合空军在秋季活动频繁，还往西江水道里布设了水雷。日军预定5000吨的输送量，因为效率和空袭问题，在10月底运到前线大约才有1500吨。
桂平处于两江交汇处，郁江自南向北流淌，黔江自西向东。两江交汇于城市的东北角。日军自东而来，无论从北还是从东进攻桂平，都必须渡江作战。独立混成第23旅团为了避免强渡作战带来的重大伤亡，并没有从东面和北面渡江，强攻桂平，而是溯郁江南下，分两路在桂平以南大约20公里处顺利渡过郁江，随后占领了桂平西南重要据点蒙圩，从西面发动进攻占领桂平。守军丢失蒙圩之后，背靠黔江郁江，地形极其不利，有遭到合围的危险，遂放弃抵抗，绕过日军进攻锋面，向西撤退。日军于10月12日占领桂平，并缴获了大约10天的粮食（这一点中国军队实在做得太拖泥带水了，一叹）。
独立混成第23旅团所遭遇的轻微抵抗，极大地制造了对日军的迷惑效应，使该部队以及第23军司令部认为，第23旅团面对的敌军只有北面、已经被击退的中国军队31军135师。在桂平以西70公里外的贵县（今贵港），有中国军队64军155师，但距离较远，不足为忧。日军第23军没有发现任何中国军队进攻的迹象。10月18日，独立混成第23旅团接到第23军的命令仍旧是：“南集团预定10月底前将集结地大致推进到桂平南北地区（北岸第104师团、南岸第22师团）后，自11月初开始向柳州作战。届时，贵旅团（独立混成第23旅团）应攻击贵县方向的重庆军第155师，掩护军主力左侧背。” 此时日军南集团上下，均认为中国军队64军主力远在荔浦以西的修仁方向，距离桂平和平南近200公里之遥。这个判断引发了另外一个观点，即桂平周边空虚，几无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第23军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广西东北方向对抗北集团。在东南方向，即使有反击，也会安排在距离柳州较近的武宣平地，而不是平原狭窄的郁江沿岸。
在日军麻痹大意的同时，张发奎却开始算计冒进的这个日军旅团。他通过铁路和公路的便利，隐秘地在桂平以西集结了64军3个师，桂绥第二纵队和16集团军的188师、175师，统一由35集团军司令邓龙光指挥，使中国军队的军力第一次在一个局部战线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在地形上，张发奎计划让中国军队首先攻占蒙圩，将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向东压缩至桂平予以歼灭。到时候据守桂平的日军将因为背靠郁江和黔江，形成背水一战的不利地形劣势。就算日军能够渡江逃命，他们也必然会丢弃辎重。按照他的计划，中国军队将在10月21日发动进攻。3日之内攻克蒙圩，5日内攻克桂平。如果攻击得手，尾随第64军的188师和175师（黎行恕集团）将于“邕江（郁江）右岸向平南、藤县间进出，作深远的超越追击”。
为了牵制位于平南的第104师团，使其不能向桂平增兵，张发奎命令位于蒙山太平一带的37军向平南发动牵制性攻击。同时，以135师和桂绥第一纵队从桂平北向东防守，利用大湟江口的地形阻挡第104师团沿郁江向西南推进增援。这部分兵力由桂军将领，16集团军副总司令周祖晃指挥。这样，唯一可以增援独立混成第23旅团的日军部队将只有位于浔江右岸的第22师团，而且他们必须渡过宽阔的浔江，才能够实施有效增援。事实上，张发奎的算计非常准确。在战斗未打响之前，第22师团的确在向独立混成第23旅团靠拢。第22师团平田正判中将已经命令下属第85联队向桂平出发。第85联队第3大队第9中队已经渡过郁江，在蒙圩和独立混成第23旅团会合。如果中国军队的攻击再晚几天，攻击部队面对的敌军将增加至少一倍。如果这些增援的敌军沿郁江右岸南下，向蒙圩发动进攻的64军右侧背将受到威胁。不管怎样，张发奎不等黎行恕集团到达便命令开始进攻，这个时间点是掌握得非常合适的。
根据日军的记载，西江反击战是在10月19日拂晓打响的。无论是张发奎的回忆还是郭汝瑰的记录，西江反击战均始于10月21日。当日，64军未等到黎行恕集团到达即发动进攻。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日军的时间记录可能有差错。但是这已经不重要。日军承认，从西江反击战的第一天起，中国军队使用了炮兵和空军等技术兵种协同作战，联合攻击强度很大。日军位于桂平西南的重要据点蒙圩当天被中国军队突破。经过数日激战之后，10月24日，中方宣布占领蒙圩大部，基本完成了“三日内功课蒙圩”的第一阶段反击任务。 守卫蒙圩的独立步兵第129大队被迫后退。该大队大队长野野木文雄中佐中炮重伤，于11月初死去。
独立混成第23旅团旅团长下河边宪二少将手下有三个独立步兵大队。其中独立步兵第128大队（大队长谷村静夫中佐）守卫桂平的西北侧，一直没受到进攻。独立步兵第130大队（大队长竹之内繁南中佐）作为预备队，守卫桂平西侧的高地。中国军队突破蒙圩之后，下河边宪二立刻调动预备队，试图堵住蒙圩缺口。但是在增援过程当中，竹之内大队一直受到中美混合空军的袭击，难以靠近野野木大队。为此竹之内曾经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射烟幕弹，使中美混合空军发生误判，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动空袭达20分钟之久。饶是如此，竹之内大队仍旧没有完全夺回蒙圩。该大队第一中队在进攻当中几乎全数被击毙，中队长阵亡。全体只剩下大约20人。竹之内大队只好和野野木大队交替掩护，缓慢撤退。更糟糕的是，下河边旅团的通信班在西江反击战第一天就遭到炮击和空袭。有线和无线通讯全部中断，这样，无论是第22师团、第104师团还是第23军司令部，均无法了解该旅团遭到反击的事情。10月25日，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辗转到达第23军司令部视察 【注一】，但他却丝毫不知道独立混成第23旅团的危险境地。直到10月26日早上他离开之后，第23军司令部才知道初步战况，作出反应。
除了蒙圩战场，平南方面的第104师团也受到中国军队37军的攻击。这里的日军在西江反击战开始之前已经发现37军的通讯联络忽然频繁，因此拟向北发动一次进攻，击退37军，保证自己右翼的安全。未曾想37军先于己发动进攻。37军（实际上就是95师）虽然人数上少于第104师团，但是此次牵制性攻击依旧打得有声有色，甚至一度逼近了第104师团的师团指挥所。
尽管战事开端顺利，但是在张发奎的算计当中，仍旧有一个问题他无法避免。虽然整体上来说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所处地形上有不利之处，但是在局部前线的地形却有利于日军的防守。蒙圩以东是夹在郁江冲积平原和广西中部大瑶山山脉之间的狭长平地。正面宽不过数公里。这种地形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兵力优势。中国军队在狭窄的平原地带上难以全部展开，除非在郁江右岸也开辟战场，迂回日军后背。实际上，日军在桂平城区里只留有少量部队，迂回日军后背的中国部队只要渡到郁江左岸，遭遇到的抵抗将是非常轻微的。日军也承认这是自己的致命弱点。可惜的是桂军175师和188师始终没有动作。张发奎回忆本次战斗的地形时曾说：“邕江（郁江）和柳江（黔江）限制了我须作正面攻击，不能迂回或侧翼行动，但是攻击正面狭小而敌人的背水阵地浅短，可使我集结优势兵力作一举攻略的部署。” 张发奎到底不承认没有使用桂军的两个师做侧翼进攻是一种失策。
至于“攻击正面狭小”可以让中国军队集结优势兵力，这就不能不说张发奎在强词夺理了。在狭小正面的优势兵力无法展开，人数再多也没用。中国守军虽然占领了蒙圩大部，但是始终没有全部攻克，在向桂平的十多公里前进的道路上还遭遇了激烈的抵抗。无法展开的部队只好经过大瑶山余脉向桂平发起攻击，但是受到山区地形所限，攻击并不顺利。日军不断使用夜袭或者逆袭等战术，使中国军队的攻击渐渐陷入胶着。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攻击能力并不强。即使仅仅对付日军两个大队，即使对方没有修筑坚固工事予以防守，即使使用了64军三个师的兵力以及空地联合火力，中国军队仍旧无法迅速取胜。在这一点上中央军和粤军并没有太多区别。中国军队差强人意的攻击力在一个半月前刚刚结束的云南松山战役已经被证明【注二】。 不同的是，松山战役日军并没有后援，退路已经断绝。而桂平的日军却很快获得了后援。
西江反击战战至10月25日，独立混成第23旅团野野木大队和竹之内大队已经伤亡惨重，连炮兵队都已经派上前线当做步兵使用。据一些网络资料称，独立混成第23旅团从雷州半岛出发时，只携带了两门山炮，每门山炮40发炮弹。经过一个月余的战斗，炮弹所剩无几。炮兵变成步兵也是理所当然。但是，独立混成第23旅团下辖的独立步兵第128大队仍旧没有投入大规模战斗，因此日军保留着一支生力军。中国军队的炮击虽然已经将日军架设在黔江上的舟桥炸断，彻底切断了日军向东逃窜的道路。但是日军的抵抗仍旧十分顽强。在四天的战斗当中，中国军队的前线仅仅推进了大约几公里，蒙圩尚未全部攻克。中国军队主力距离桂平城区仍旧有一半的路程。张发奎的“五日攻占桂平”的计划基本落空了。
在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之后（具体时间不明），根据桂绥第二纵队独立第四团团长周竞的回忆，邓龙光命令第二纵队接替中国军队左翼师继续发动进攻。 这么做有两种可能。首先，它可能意味着64军左翼部队的攻击力量已经耗尽，不得不撤下来用生力军替代之；其次，它也可能意味着左翼师将会用于加强攻击正面。根据周竞记忆，日寇“利用村庄构筑据点工事，火网配置得很严密，屋顶、树上也都设置了监视哨、狙击手或轻机关枪巢”。 桂绥第二纵队打了两天，在第三天的时候终于逼退日军，攻到据桂平城区只有一公里的桂平西山【注三】。 周竞没有明确第三天的具体日期。当夜天降大雨，周团停止进攻，旋即遭到日军夜袭，丢失大部分阵地，次日又因空地协同问题，被中美混合空军以燃烧弹误炸。战斗到第六日的时候，桂绥第二纵队被转隶46军军长黎行恕指挥。这时候黎行恕指挥的175和188师已经接替了64军的防务。64军撤下之后，黎行恕集团停止了攻击。
日军方面，10月26日中午，第23军司令部终于从第22师团处了解到独立混成第23旅团遭到中国军队反攻，对此大为震惊。立刻命令将下河边旅团纳入第22师团的战斗序列当中，同时命令第22师团派出第85联队和第86联队从桂平两翼迂回，试图包抄进攻蒙圩和桂平的中国守军。这样，在经过5天的单独战斗之后，独立混成第23旅团终于等到了大批援兵。而在此之前，该旅团几乎孤立无援。第22师团第85联队曾派出起到侦察斥候作用的第3大队第9中队（中队长平野正己中尉）。这支部队轻装渡过郁江，与下河边旅团会师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攻击尚未开始。当第一批炮弹落在蒙圩日军头上之后，平野中队才发现自己甚至没有带修筑工事的工具，匆忙之中只好拿饭盒当铁铲，给自己挖掘工事。10月24日，被打得焦头烂额的下河边旅团参谋长要求平野中队配属本旅团作战。这就是在5天战斗当中，独立混成第23旅团唯一的援军。而它还是一支弹药和补给都不足的轻装步兵。以该旅团仍旧保持一支大队作为预备队的情况来看，其仍旧能够坚持数日。只不过粮弹都将成为问题。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后来却把当时下河边旅团的情况描绘得相当凄惨：“当时据守桂平之日军约六、七千人，经华军九天猛烈攻击后，死伤过半，弹尽粮绝，夜间须用竹炮代替枪声。” 日军攻占桂平曾缴获了10天的粮食。不过那已经是10月12日。以这支军队“就地补给”的风格，中国军队再打上两天，这些士兵就该“人相食”了。可惜中国军队的进攻在第8天（10月28日，以中方记录为准）停了下来。
10月27日，第22师团第85联队渡过郁江，到达桂平。其余联队也逐渐接近。西江反击战局势顿时逆转。10月28日，31军135师守卫的大湟江口失守。该部队被迫向西北退去。第10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3旅团之间的道路终于打通。在平南北部，37军屡次进攻之后损失很大，亦停止了进攻，失去了对第104师团的牵制。在蒙圩阵地，中国守军撤退至蒙圩以西，但是双方并未脱离接触。10月29日，第22师团师团长平田正判中将与师部来到桂平。
也就是在这一二日之内，在中国军队的左翼，桂绥第一纵队（唐杞纵队）首先溃散。之后位于第一纵队右翼的桂绥第二纵队也开始溃散。桂绥第二纵队独立四团团长周竞回忆说，纵队司令姚槐在撤退当中独自脱逃，导致部队混乱，幸而后来又再度归队指挥。第二纵队司令部参谋长张正明则没有这方面的回忆。但是他却说因为撤退过程当中一度有队伍失去控制而溃散。溃兵与周竞的独立团互相以为是敌军而发生短暂交火。 这一切都证明了撤退对于中国军队是多么困难和可怕的工作。
左翼撤退和溃散之后，黎行恕集团见势不妙，立刻向后撤退。日军第23军此时对于局势已经有了新的判断。它发现自己正面的中国守军集中了六个师和两个纵队，便将全力进攻柳州的计划放在一边，试图利用这个中国军队高度集中的机会予以歼灭之，或者至少牵制着这批中国军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黎行恕集团撤退是正确的，否则可能被粘住脱身不得，然后被各个击破。11月3日，追击中国军队的日军第22师团占领了贵县，并击溃了175师部分部队。胜利的希望有如昙花一现的西江反击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失败告终。
张发奎对西江反击战所具有的深切希望，在多年之后的回忆当中仍旧溢于言表。他说：“在这次的战斗中陆空配合作战，乃我的八年抗战中可算是头一次。战场上的直接指挥人员，没有从前一样的提心吊胆的惊惶及侧翼和背后的顾虑，后方补给不虞匮乏，伤患可得适当的治疗和安全的后送。” 这次攻击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占据绝对上风。李汉冲回忆说：“攻击正面之兵力，除张（驰）军三个师（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九）全部展开攻击外，另配有美式10.5榴弹炮一个团及7.5山炮一个营。又美机以柳州机场为基地，经常使用约50架飞机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实施陆空、步炮协同动作。” 在如此优势之下，以三个师两万余人进攻一个六七千人的日军独立混成旅团而不胜，这样的责任应该归咎于谁？
张发奎的回忆当中总结了三个原因。首先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天气。西江反击战发起后三天，广西进入秋汛时期，阴雨连绵，导致步兵和空军协同受到影响。桂平蒙圩一带是郁江河谷，土地肥沃，稻田连绵。步兵在积水的稻田当中发起冲锋的确非常消耗体力。泥泞松软的土地也导致炮弹和炸弹爆炸后二次杀伤效果大大降低。其次，也是张发奎和李汉冲的一致的看法，那就是10月27日，当桂平外围的据点基本已经清扫干净的时候，桂林方向的夏威集团发生动摇。日军已经出现在桂林市的东面和北面。夏威集团有被分割包围之虞，柳州震动，不得已停止西江方面的攻击。不过日军要到一周之后才占领永福和荔浦，对柳州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张、李二人以夏威集团动摇为由停止西江反击战，实在有点勉强。我个人觉得第四战区对这场反击战的决心仍旧不够。
而张发奎所开列的第三项理由是31军135师（西江反击战中国军队的左翼）防守动摇，致使日军占领大湟江口，打通第104师团和被围的独立混成第22旅团的联系。实际上135师所坚守的地形以江口平原为主，并不具有地形上的有利条件。何况135师还是一个后调师，都是没有经过太多训练的新兵，战斗力堪忧。桂柳会战之后，对于135师先丢失丹竹机场，后失守大湟江口，张发奎再也忍耐不住，将135师师长颜僧武撤职并押送重庆法办。跟颜僧武一起被押解重庆的还有桂绥第一纵队司令唐杞。此人手下部队首先溃散，要办个治军不严之罪。不过两人被押解到了重庆之后事情均不了了之。颜僧武在解放后还参与了史料整理，写了回忆录。
发生在桂平的西江反击战，也不是没有胜利的希望。正如后来田中久一回忆的那样：“由于华军没有邕江右岸之侧翼行动，日军左侧背不受威胁，得以缩小防御正面，集中力量来应付蒙圩正面之攻击，因而能支持较长时间之防御战力。如果华军在攻击开始时，能与相当有力至一部在邕江（郁江）右岸其侧背，或能继续攻击二日，则桂平守军将遭全部歼灭之命运。” 就算郁江右岸的中国军队不去袭击桂平日军侧背，也可以阻击第22师团的增援，可让西江反击战再坚持数日。
然而即便第四战区能够打赢这场反击战，在下来的战斗中是否能够保全广西？局面并不乐观。田中久一的观点虽然有理，毕竟也只是对局部战况的描述。虽然我们今人看见当年战役形式，可以指点江山，说如此如此便可赢得战争。但在当年，复杂的人事因素以及各种并不一致的利益考量，却远远超出我们所能预计的范畴。田中久一固然不解中国军队的复杂程度，就连我们这些后人，也常常将历史看得简单了，以至于如今谬论无穷！
西江反击战的失败，使第四战区丧失了基本的反攻实力，更重要的是彻底丧失了进攻和必胜的信心。11月初，第四战区部队开始了全面撤退和溃败。桂柳战役进入了转折点。在11月的头10天里，依旧坚守不退的中国第四战区部队只有驻守在桂林的守军。他们被四面包围，没有退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悲惨地丢失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他们没有投降。关于他们的事迹，请看本文的下集：《牺牲》。
上集《围城》到此结束。如果有喜欢本文的读者，抱歉了，下集的写作需要几个月时间。中间我还要回一趟桂林考一下古。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我绝不会让它太监掉的。
注一：宫崎周一本次视察十分艰难。他先从武汉起飞到上海，上海飞台湾嘉义，嘉义飞广州，再从广州飞抵目的地梧州。一切均拜日军丧失制空权所致。
注二：松山战役，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五个师共2.4万余人参战。日军守备队人数不超过1300人。战斗从6月4日开始，直到9月7日中国军队付出惨重牺牲方拿下松山。日军守备队被全歼。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
注三：桂平西山是广西的佛教名山，也是桂平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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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熟悉用法的人看着方便，归纳一下
桂林抗日保卫战
上集《围城》到此结束。
并非梦秋兄所文，但颇有补充的2篇，其他的就割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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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共产党除了要赶走日本人外，要扩大自己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为了生存，在蒋公时刻不忘反共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