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祖的神化和非神反证法-更新 -- smallox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1921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40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伙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1925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9月18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19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11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6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10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1927年3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6月28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1929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1929年8月21日（或22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6、7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1952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1925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1929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1936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1936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1941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1945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1946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1947年2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1950年5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1925、1927、1929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在这个帖子里我从未不让你说话，你以为我说你试图垄断对毛主席的解释权就是不让你说话么？这说明你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垄断话语权。或者是您根本就是什么都清楚明白，故意装作不知道。以您在帖子里的表现，您是故意装不知道的可能性大一些。
你现在又转进到就事论事上面去了？从未见过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扣别人“你在黑毛”，这种行为叫做就事论事的。您自己看看您在这个帖子里扣了多少人“你在黑毛”这顶帽子。就这样，您还好意思说您在就事论事？您这种就事论事，还真是少见。您让西西河的河友大开眼界了。
我在前面就说过了，做人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扣帽子也要理直气壮。像您这样的，一会把扣帽子说成批评，一会又把扣帽子说成就事论事，一会又把扣帽子说成有理说理的，不断地转进的，您还想让别人和你辩论？您觉得辩论的基础存在么？我说了，咱是粗人，您一个帽子扣过来，我就一个帽子还给你。在您停止扣帽子之前，我和您之间没有任何辩论的基础。
如果您真想辩论，我就问您几个问题，一，唯物主义需不需要打压唯心主义？您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二，什么是人民？人民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人民是个体还是群体？第三，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宗教？您能不能干涉人民的信仰？您能不能规定那种信仰正确，哪种信仰错误？不要回避，不要转进，是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才有讨论的基础。
还是那句话，上来就扣帽子的，就是试图垄断话语权来把持道德制高点从而打压别人的行为。对于使用这种行为在论坛上和人辩论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帽子还回去，不仅要还回去，还要彻底揭露这种行为，要让人民认清这种行为。毛主席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就团结亡。对于您这种扣帽子辩论的行为就得斗争，不斗争不行，不斗争，人民就要被你们这种文人精英分子打压，不斗争，毛主席的解释权就要被你们这种文人精英分子垄断，所以必须斗争，必须把帽子还给你，不仅仅要还给你，还要继续给您批发帽子。要不然，您认识不到您这种错误行为。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毛病，不把你们的问题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你们不知道自己的毛病。
如果您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扣帽子，我们还能找到辩论的基础。如果您不承认您在扣帽子，我们之间没有辩论的基础。
如果您还想扣帽子，我继续奉陪。您这种试图垄断毛主席解释权的行为，就是在反毛主席反人民。高高在上的文人精英分子，人民早就认清你们了。
如果我误会了，我道歉。
我一直以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也一直试图把讨论拉回到这个问题上。
作为领导层的套路依然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这样理解可以吗？
似乎延安整风之后，党指挥军已经牢牢固固，难道是后来官僚主义和军阀割据又出现了吗？其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切资源应该紧紧的把握在党的手里吧？对方靠什么资本来提出了挑战呢？
的人性.旧时代某些天经地义的人性,需要继续革命去改变,并且可能有上百年的功夫去巩固去反复去打破.
旧时代最大的资本也是人性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他不能容忍这种栽赃陷害。
一连好几天，贺龙愤怒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房间内不停走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
他说：“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
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决定奋起自卫反击，要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谎言和恶意中伤。
2月29日 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指示要平反。
12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再次指示要恢复名誉。
1974年
9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忙总也说过，不少中国官员到了印度大赞印度的服务，因为伺候得比中国到位：尽管在俺这个洋插队多年的人看来，中国有些服务已经伺候得有点过分了，有违人人平等的原则。 你认识的印度人，很喜欢回国享受这种人上人的感觉，太正常了。 我有个做社会学的朋友， 在印度考察了几个月的评论是：印度是三千万富人，七千人穷人，还有十亿不是人。 能够出国让你遇到的，在国内最差也是穷人一级的，在外面工作多年更是大多已经上升到富人一级了。
比如，不少地方下等人向上等人问候的方式，是跪下来吻上等人的脚。我的朋友去印度考察是通过他一个印度朋友的关系。该人是婆罗门，所以我朋友也“享受”到这种待遇。在中国受多了平等教育的他万般不习惯，一开始还试图纠正，说不希望受到这样待遇，他的朋友“教育”他不能坏了规矩， 那些“下等人”也不领情， 他最后也不得不入乡随俗。
咱们还是结束这个讨论吧
但还是得说你是我遇到过的最让我恶心的网友之一。
一个字：装。
装得不合逻辑的很多，但是装得象您这样正义和正确永远和你同在浑然天成的真的很少。您是很少见的可以装得结出硕果的大师级人物。这点兄弟还是得佩服的。
最后，谢谢你的花啊，虽然大概是我收到过的最让我恶心的花之一。哈哈。
不过我的看法还是经济基础变了，工业化之后维持国家统一的力量大大加强，军阀化不可能再现了。
再者，我对我们几千年的传统还是很有敬意的，虽然大家都说他封建，但他和欧洲的封建是不一样的，唯一一个农业社会的极广大地域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现代国家就是向中央集权进化的。
但他同时是一个大政治家，是众多山头的领袖，是在明枪暗箭、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战场上杀出来的，所以他当然懂得也很擅长使用权术，也有可能在违心的情况下撤退、或被迫赞同。
如果要找谁谁受了委屈之类的东西，很容易，一个领袖，带着大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没人反对、没人受委屈，可能吗？但反过来，有人反对、有人受委屈就可以否定事业的正确性吗？
在判定是否是必要之恶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更高一层的标准？
我以为是有的，这个更高一层的标准还是要落在中国人民的长远幸福生活上，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得不伤害一些人，或者是误伤一些人，我以为是应该谅解和容忍的。否则，你可以怎样呢，难道世界上存在着什么可以令所有人都受益的办法吗？既然任何办法都有代价，我们就不能用代价去否定事业本身。
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事业都是用巨大代价支持的，TG战胜KMT，抗日打跑日本人，是有几千万人死的，他们牺牲了、代价很大，就可以否认事业的正义和进步性吗？显然不能。
所以，如果你的视野仅仅落在一家一户、或者少数人的悲剧上，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件事可以干，可是任何事都不干，变成纯粹的动物世界，就没有悲剧？那只会有更多的悲剧！
回到贺龙的案子，要搞文革，要依靠林彪（因为支持的人很少），林彪要打倒贺龙，搞了一大堆他的材料，你说主席应该怎么办？不相信林彪搞的材料？那凭什么呢？
政治是很复杂的，是很多人参与，也在其中赌上身家性命的游戏，不能非黑即白，不能太天真，要考虑力量对比，考虑后果。
说说我的看法，文革中有很多为了派系利益制造的冤案，你说主席都信，我觉得不是。主席在很多时候都是不信的，比如罗瑞卿案，他明确表示过异议。但不信就要反对吗？他作为一个有远大目标的领袖，他要考虑的东西多得多，他起码必须权衡如果反对会给队伍、士气、思想和目标带来的影响，他不能让这些支流干扰大方向。
而且主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考验，党可能把问题搞错了，但作为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你要经受得住，一点委屈都受不了，还能指望你为革命贡献一切？所以，搞错你的时候，经常就是考验你的时候，经受住，说清楚，案子还可以反过来嘛！经受不住，垮掉了，起码说明意志上还不够坚强。
其中不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据“贺龙专案组”1968年5月18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一份《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中说：“贺龙专案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同贺龙有关的案犯共23名。
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19名，包括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因此除“贺龙专案组”外，还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顿星云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樱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李井泉专案组”等18个分案组。
另外，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受到了牵连。
上述分案组，虽然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因此，主案与分案是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
各分案组按照“贺龙专案组”“先扫清外围”的布置和要求，加强对各自专案对象的突击审查，大搞逼、供、信，大搞武斗，采用车轮战、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进行逼供。
他们将许光达迫害致死，把廖汉生整得奄奄一息，王尚荣被打成残废，黄新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浓，谭友林差一点死在狱中，顿星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樊哲祥给打掉了牙齿……“贺龙专案组”把各分案组用逼供、诱供、串供搞来的假旁证材料，再用剪贴、拼凑拍照、节录，甚至编造等非法手段捏合在一起，这种假了又假的材料，就成了给贺龙定罪的证据。
随后，又将他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沙子很多，他们只得向做饭的战士把大米要来，晚上戴着老花镜，把沙子一粒一粒捡出来……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十多天断绝了对贺龙夫妇供水。
在那炽热炎炎的夏天，又不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他们憋闷得汗水淋漓，但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
贺龙是个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点水怎么够？为了保护这一点珍贵的水，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渴到实在受不了时才喝上一小口。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则天天冲凉洗澡，大量用水。
他们那么多人用水时水源就不困难，惟独贺龙夫妇用水困难？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供水实在太少了，大热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连喝的水也不够。
要是要不来的，此时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因此，他们起床后，就撩起窗帘，先看看天气如何，如果看天上有云彩，就很高兴，祈盼能下点雨。
到了下雨天，他们就把水盆、脸盆、口杯等等大大小小，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摆到门前雨地上。
有一天，贺龙在同薛明抬水盆时摔倒，并扭伤了腰，疼痛难忍，在椅子上靠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大便也解不出来，非常痛苦。
医生又不给治，薛明只好自己嘴里含了肥皂水，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给贺龙灌肠。
结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烧坏了。
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
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
在生活上，贺龙的伙食本来就很差，搬到山下后就更差了。
两个圆形的小饭盒，一个盛浅浅的一点饭，一个盛菜，通常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样咬不动的老豆角。
饭菜不仅数量少，质量尤其差，营养缺乏，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
为此，薛明千方百计地到厨房拿了些白菜和盐，放在盆里做腌泡菜，后来，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园子里找野菜给他充饥，但终究无法解决贺龙的营养不足问题，眼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脚气感染越来越严重，步履艰难，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贺龙早看清林彪一伙的险恶居心，愤怒地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
遵照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接诊医生不仅把贺龙当做敌人，而且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医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非但不给贺龙认真看病，反而诬蔑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
并在病历上写道：“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他在医嘱这一栏内写了“请经治医生主宰”几个字。
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瓶子外边，被一个护士骂得狗血喷头。
由于医护人员的敌视，以及种种刁难，贺龙一肚子的气，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
但后来被调走了，换了一个新的“医生”。
1968年底，黄永胜专门把“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找去，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
随后他问道：“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
“有一些常备的药。”
有一位副组长答道。
“你们要管理控制一下，不然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央决定给他派一名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
你们回去写个报告送来我们批。”
黄永胜向他们布置。
这3个副组长奉命写了个报告，黄永胜批给北京军区。
北京军区立即从天津某医院调了个姓王“医生”来，这是经过6次“政审”，精心挑选来的。
其实他是神经科的一个男护士，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
很显然，他的任务不是要照顾护理贺龙，而是按照黄永胜的旨意，要把贺龙原来的一些常备药“收管起来”，要从医疗上加紧对贺龙的控制与迫害。
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
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
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
“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
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
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
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
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
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
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
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
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给贺龙输氧抢救。
8点多钟送到301医院14病区，这是一个普遍外科病区。
就在贺龙住院的前6天，他的亲密战友、人民解放军十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惨死在这个病区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在贺龙进院之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
8时55分，贺龙住进医院，到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
10时55分，贺龙血压下降到70/40，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
但医院的头头不允许对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参加会诊。
他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
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
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
从他神志清醒地住进医院到逝世，只有短暂的6小时零9分钟。
得到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专案组”大部分人员赶到301医院，就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二办”办公室主任秦某和“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经过商议后决定，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贺龙后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们的子女来向遗体告别。
专案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医院后，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向她讲述贺龙住院检查的经过。
她记得，医生对她说，贺龙的血糖1700，下午3时零9分死亡。
也就是说，从贺龙住进医院到死亡，才6个小时；血糖1700，比平时高出十几倍。
薛明不明白，“进了这样治疗和抢救条件完善，有那么多国内外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6个小时便造成死亡？”
“恰恰这6个小时正是他们没允许我在贺龙同志的身边，我也没听说他们给用过什么抢救的药品。”
建议你多看看今天那些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在黑砖窑、黑煤矿里悄然死去、被有权有势者无情戕害者的境况吧，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
如果要你在一家哭和一路哭里选择，你会如何选呢？
我猜你会选一路哭吧，那样的话，我们是两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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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哭和一家哭说的是是否要惩办贪官污吏。
贺龙元帅把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他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个人的荣华富贵毅然投身革命的。从那以后直到他含冤离世，他一直是跟党走，跟毛主席走的。
对贺龙元帅残酷的迫害居然被你披上了为了＂那些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在黑砖窑、黑煤矿里悄然死去、被有权有势者无情戕害者＂的华丽外衣，你黑了良心！
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上来就扣别人帽子的，是在讨论问题。还说什么你一直想把讨论拉回这个问题上，你们这些文人，都是这个毛病，明明在扣帽子，非要说你们自己如何如何尽力了，你一直在扣帽子，还好意思说你在讨论问题？
你不是转进就是回避，我和你之间有讨论的基础么？你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扣帽子，还回避别人的问题。如果你还是不明白，或者还是在装不明白。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你想讨论圣人问题，请你不要回避我上面的三个问题。如果你回避上面三个问题，我和你之间没有讨论的基础。
还是那句话，想讨论问题，先老老实实承认你在扣帽子，然后回答我上面的三个问题，别转进别回避。这三个问题，涉及到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如果我和你人生观世界观都不同，立场对立，我和你之间有讨论的必要么？如果你还想扣帽子，我继续奉陪就是了。如果你不回避问题，我们至少知道我和您之间，没法讨论问题。这也是我和您在这帖子里争了这么长时间，取得的一个共识。大家彼此明白了各自的立场，这总是好事。而这个共识的取得，也需要您回答我的问题才行。您不回答问题，那讨论就没法进行下去了。所以，请您不要回避。别再玩你们这些文人的花样了，没意思，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