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自由派的衰亡 -- 联储主席

自改开以来到2008年初，中国除了在经济上一直在走开放线路，文化思想上则一直在朝着自由民主化演进。这在通俗文化上的表现，之前是《读者（文摘）》、《心灵鸡汤》等读物在上个世纪的广泛流行，现下则体现为各类微博博客平台上的对时弊话题的抨击。这方面，笔者亦不能免俗，曾几何时笔者的思想整体上也偏向于自由派，甚至就在提笔前笔者做的2012版政治倾向坐标测试的结果里，文化倾向上上依然属于自由派范畴。

那既然自由派的思想这么深入人心，为什么还要说什么衰亡呢。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则故事是说，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想劝他的好友信教，最终他的朋友答应去罗马看一下天主教高层的行迹来决定是否皈依。这却把这位老兄给吓坏了，因为他料想他的朋友在看到天主教高层的种种劣迹后断然是不可能改换门庭的，结果却是他的朋友改信了天主教。理由是想知道为什么天主教虽然如此腐败却依然能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笔者当年的情况就有点相似，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自由主义，最终却选择于之保持距离（自认为还不能说是渐行渐远）。

反思往往源于那些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困惑的积累，而最令笔者难忘的一次困惑发生在早年的一次查阅。当时看到前苏联元老、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的资料时，有这么一段。从1969－86年，17年间，莫洛托夫接见了著名记者Ф·丘耶夫139次采访，谈了许多问题。归纳总结为9条，其中第8条是这样：我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赫鲁晓夫推行国有制经济，吹牛皮要进入共产主义，他只是局部平反，但却放出了一个可怕的敌人——人道主义。（原文如此，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去百度百科莫洛托夫词条下看）。

莫洛托夫在和赫鲁晓夫的宫廷斗争中失败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便遭到彻底排挤，可他却非常长寿，活了96岁，见证了苏联（俄）从首任列宁到末任戈尔巴乔夫的完整兴衰过程。但即便是以当时笔者对其较为否定的看法，也很难理解莫洛托夫为什么要将“人道主义”这虚无缥缈的东西作为前苏联意识形态上最大的威胁。直到后来又接触了自里根始到小布什时极盛的共和党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时，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今人绝大多数只知道小布什手下的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者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时的骄横与不可一世或他们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却不清楚实际上这些新保守主义原本并非多么了不起的势力，在其萌发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处于自由主义思潮的顶点，民权运动、福利社会与中产阶级的三驾马车是牢不可破的民意基础。而新保守主义的起点，实际上不过就是区区几个人构成的一个小学术圈子，其中实践理论上是兰德公司创始人沃尔斯泰特（此人对自由主义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既不工作也不战斗），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具有操作价值的核战略，而不只是简单的相互摧毁。这里主要说一下其意识形态上的精神领袖，美籍奥地利裔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他凭什么做这个精神领袖呢？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切尼，不是他的学生就是其拥趸，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其理论的指引下，这些人在福特时代彻底架空了权倾一时、在美国外交上一手遮天的亨利.基辛格。

列奥·施特劳斯的主要政治哲学观点可以归为以下两点：

首先是，如果民主本身是软弱的，不能起来与专治、扩张主义者作斗争，甚至诉诸武力，它就不可能占优势（笔者认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信奉绝对民主的雅典败于相对集权的斯巴达，这里说的是相对，按现代的标准斯巴达的民主程度怕是还比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高）。因此施特劳斯非常崇拜丘吉尔，因为他敢于在美苏都没有参战的情况下孤身抗击希特勒德国，甚至还每年定期纪念之——笔者注：即“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出处。比较有趣的是，依照国内普遍的评判标准看，类似余杰这种极端自由民主普世派，几乎是狂热的追捧是小布什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却没发现其中巨大的逻辑自我矛盾。

第二个是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施特劳斯想回答为什么随着文明的发达和生产力的昌盛，20世纪现代社会中却产生了2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这是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通俗来说就是施特劳斯认为，近代的启蒙运动开造就了历史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即不承认在具体的、直接的、偶然的善中有更高的善存在，也就是缺乏或者说模糊了核心价值观和最高道德。

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美苏趋同论以及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这一理论在上世纪60、70年代风行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导致了对美国式民主价值观与苏联共产主义道德的等值承认。而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权有好有坏。政治反思不应该抑制对价值的判断。好的政权有权力——甚至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布什的 “邪恶轴心”即是对这种思想的粗糙表述。

对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笔者也有两点体会：

首先是，面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挑战，欧美传统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难以为继（最典型的就是英国政坛上的传统大党自由党在20世纪初被工党所取代）。因为共产主义的平均思想所提供的集体安全保障，无疑在伦理上胜出西方自由主义点缀式的善心掩盖下的丛林法则。因此施特劳斯聪明而适时的提出了正义性这个话题（即最高道德）。从政治权力组织架构，而不是经济分配制度上来强调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合法性。这点笔者其实也较认同。现在舆论在谈到欧美基础价值观的时候，总爱动不动就提原罪，实在是大谬。像国内某着了魔的演员夫妇更是信教以后就凶性大发，动辄就喊着人人都有罪为其无知开道。既然原罪人人有份，实际操作上其实就是人人无份，反正都是罪人，凭什么你要装高尚呢。所以原罪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谁该下地狱才是真命题，也就是谁的“罪”更正义，谁做了更多“必行之恶”。

然后是，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是以反对政治专制为其核心价值，但也可以被作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目的使用，即以反专制集权的名义加强集权专制。这个逻辑上的悖论，相信他本人一定也想到了，但相信他也一定认为这属于“必行之恶”。

那又凭什么据以上的东西说，国内的自由派在衰亡呢？

如果问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传媒是哪家？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纽约时报。而对于非美读者来说，纽约时报的重量级专栏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莫过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不过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保罗克鲁格曼在学术上出名的地方不单单是他得了诺贝尔奖，还在于他是美国经济学界少数几个不承认存在“结构性失业”的主流经济学家。而这个结构性失业的意思就类似“结构性通胀”，即失业完全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因为信息交流不畅，雇主找不到人干活，而有技能的工人找不到工作。更直白简单粗暴的表述就是：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投的简历还不够多（猪肉价格上涨是因为大家集体偏食导致需求暴增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现实中的确会存在一些符合结构性失业描述的情况。但保罗克鲁格曼却要断然否认之，这实际上是把失业问题的矛头指向自由经济制度本身，很接近于对资本主义持根本上批判态度的典型左派思想了。

这其实就是欧美自由派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后所进行反击，即进一步跳出意识形态对立的约束，吸取传统左派的思想精华，加大对社会制度本身不公平性的批判来吸引支持。

而如果再用这个标准来看国内的自由派们就会发现。在改开后急于与前三十年做切割的站队心态使得他们对一切沾了“左”的东西都避之惟恐不及，污之唯恐不尽（比如陈丹青、李承鹏），从而基本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只能在“人道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走火入魔。而人道主义的滥情导致对一切思潮和问题的看法变得相对化（除了左，一切都情有可原，黄赌毒都可以有不同解读，只看怎么解读）、进而变得同质化。

这一方面方便了国内的自由派根据自己的利益，通过不同解读随意操弄社会舆论。但另一方面也在彻底瓦解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已经发现，隐藏在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性审视和人文关怀的表象下的，是他们核心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混乱与空白。总在斥责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国内自由派，自身却在信奉无立场无原则的虚无主义道德观（如前文所述，余杰之流居然是在用新保守主义，这个欧美自由派的最大敌人的最高正义来补充自己在这一块的短板），这恰恰是导致道德沦丧的最直接原因。因为他们只说出了人人都有罪，这个社会怎么了，却不想也不敢说，谁更应该下地狱。（这里要说的是，笔者以为其实现在一些所谓的左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由于整体趋势的关系，这还不对他们构成大的威胁，至少比之自由派有更多机会做调整）

以上说的是中国自由派的衰，但要说亡却有更迫近的原因。改开后三十年的中国几乎一直是在破旧立新、高速发展中度过的。在此过程中，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由派这种“事事皆有其合理性”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来混淆是非，来为他们突破规则，无所不用其极的攫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和道德支撑。

但随着全球经济大周期调整的到来，在增量不足、分配不均的大格局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那条越来越窄的成功独木桥上跌落，他们会自然的转而选择抱团取暖，趋向保守。即通过建立一个是非分明、超越一般道德和价值观的最高道德。让他们可以通过依附这个最高道德，来明确自己的基本权利，获得集体安全保障。

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操作上都不存在真正可行的左转选项的情况下（当然，对某些人来说从极右到中右就是左转了），摒弃跛脚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走向强硬和保守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在可见的未来，对内集聚政治支持向外发展、对外抵御分化维持内部稳定的最可行方式。

• 陈述事实罢了

老施和他门徒们的发挥还是要区别开来。老施是柏拉图的粉丝，而不是人权的粉丝。老施的核心概念是“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是为了反对价值虚无主义的。而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多元文化论——即承认所有文化在地位上平等，实际上是一种隐含的价值虚无主义，因为实际上是人们无法在多元价值中甄别好与坏，所以老施这么论证从道理上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他的学生们把美国和非美世界解释成自然正当对邪恶的战争，这个就有的说了。至于人权高于主权实际上是搭便车的行为，是鉴于人道主义、多元文化论以及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市民文化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实际上老施或者施派本质上崇拜的是哲学王，驯服民主制用来“实现”自然正当只不过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但就自然正当理论本身而言，并不必然和“人权高于主权”相结合，其在本质上和纳粹要求“生存空间”的理论之间也并非没有接口。实际上的窍门就在于施特劳斯讲应该有不依赖于习俗的自然法，但是他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自然法究竟是什么。这也就给了他学说的解释者以必要的理论张力，把种种私货都当作自然正当来兜售。所谓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本质上指向的就是一种自然正当，即一种超越历史、地域和民族的普遍正义。不过这种普遍正义到底是不是那种以人道主义出现的版本，倒是另说，至少老美的统治精英虽然嘴上唱这类高调，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自然正当和嘴上讲的正当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关塔那摩就算一个证明。

至于这句话，一个河里流行的词汇——中帝主义。

恭喜：你意外获得 16 铢钱。1通宝=16铢

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俺觉得他本人是认为哲学作为激进的政治行动是有害于城邦的，而从启蒙开始的现代性恰恰就是这种“哲人”所以为的“自然”损害了习俗和基本的城邦道德，最终两头落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恰恰是过分强调哲学／自然而导致的结果（集中体现为纳粹－海德格尔问题），所以要说后者是施大爷对前者开出的药方恐怕值得商榷。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作为所谓最不坏的政治（引丘吉尔而非亚里士多德）是为了强调英美政治传统中的审慎和节制。相对于欧洲大陆的激进哲学运动（纳粹－共产主义），反倒是只有在这样一种对习俗的保守中才恰恰有利于自然法对习俗法的持续修正更新。

所以如果非要用F兄的自然法／习俗法二元表述的话，俺觉得施大爷强调的不是用“不依赖于习俗的自然法”去对抗虚无主义，而是强调应建立起二者之间健康的张力。换句话说，自然法在哲学上不依赖于习俗法，但是在政治上二者互相依赖。

所以在他那里自然的概念其实比较复杂。您看他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古希腊部分恰恰就是从前苏格拉底哲人对自然的发现和“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对这些自然哲人的批判开始的。所谓“自然”一方面是作为永恒的至高原则出现的，另一方面同时也是作为最“自然”的习俗和城邦德性出现的（一边是苏格拉底，一边是阿里斯托芬）。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习俗的二分似乎是不利于这个问题的探讨的。

关于哲人有害城邦伦理秩序其实是不少哲人的共识，这个的确不假。不过苏格拉底毕竟不是王，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也没有在他的时代出现。而哲人王既是哲人又是政治家，所以要在古典时代找个现实中的版本，大概马克奥勒留可以算。作为哲人是寻求智慧的，而作为政治家则是需要有审慎与节制，所以哲人王实际上是一种理想性的人格，既是对哲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政治家的否定，也就是既要克服哲人所缺乏的审慎与节制，又要克服政治家所缺乏的对智慧的追寻。

当然古希腊的一些概念是有着丰富的动态性内容的，这些概念在罗马人以后就被平板化了。例如所谓的自然physis，在古希腊人那里并不是指当下所熟悉的与人相对立的一个关于事实区域的种属概念，这个自然有着动态性的内涵。古希腊人所说符合自然，或者符合德性，其实是包含着一种历史性和背景性在其中，不可能用简单的抽象原则就能够予以判定。而这种判断中就带有了一种审慎和节制的色彩。当然这种方式是罗马起降追求清晰明快的西方哲学家们大多不能理解的一种境界。但是近年来如麦金太尔等人对德性论伦理学的推崇某种程度上有复兴希腊哲学那一层的意义在其中。

按照我个人的发挥，古希腊的自然就其政治上的意义而言与中国人所谓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势更有相通的地方。时势可以被把握，自然正当也同样可以得到把握，但是这种把握不可能通过直接对对象的把握而达成。在失落了希腊精神的后世人那里，把对概念的把握完全理解成了一种基于在场性的把握。但是例如自然、时势等比较“大”的概念是不可能通过直接的表象性思维得到把握的，至少也必须得是成千上万的表象性思维之综合。也就是说，涉及到这类与总体性有关的概念，实际上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知识，以及建立在这种知识之上的审慎和节制。如果能在这个目标上做到极致，那便是哲人王了。

right v. law - 平民的价值，要靠贵族捍卫（天主教，美帝），是吧。

第二段很同意。演义的说的话，Physis的在巴门尼德／赫拉克里特／荷马那里的意义是很丰富完整的，不过之后滥觞于其智者派不肖子孙，而柏拉图那里为了矫枉过正祭出了大杀器eidos／doxa的划分，以对抗古代相对主义。而关于eidos的学说被学园派／新柏拉图主义继承后又被吸收进罗马的基督教哲学，从此西方思想走上了形而上学的不归路呵呵。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里问题的关键还是哲人王作为政治范式是否值得追求，而施大爷的立场似乎是很坚定的拒绝。这里牵扯的公案就是施特劳斯和科耶夫对色诺芬的西耶罗（论僭政）的争论。

对于科大爷而言，哲学和政治的张力在现代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关键就在于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政治上是普遍的承认，哲学上是终极智慧的自我意识，二者在历史的动态发展的最终得以实现为一。从这个角度讲，哲人王——而且是普遍的哲人王——不光是可欲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这个F兄肯定比我熟悉，求指正。

而反方的观点则认为哲学和政治根本上是断裂的。简单的说，二者追求不一样。哲人根本没有统治的欲求——城邦的承认永远只是意见而非真理，所以不是哲人的追求。因此对哲人而言所谓的“审慎”其实只是基于某种行动上的必要性的考虑，本身没什么哲学意义。根据反方对理想国的解读，理想国就是对哲人王的巨大反讽／归谬，哲人治国也不过是“说说罢了”。对哲人王计划的推行——即使是正方的高段数版本——如果真的成功，最终带来的也不会是最善好的城邦，而是“末人”的时代。

当然以上都是过度简化的说法了，如果展开实在要牵扯太多。

F兄的发挥俺很是欢喜赞叹。相应的，这里对于总体性的“尽可能多的知识”就不是基于对象／概念的知识，而是同时涉及整体和当下具体处境的知识，这里“知识”和“审慎”（sophrosyne)的原初含义其实是一体的了。这多少有些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与其说是哲人王的追求，不如说是圣人的追求了。

最后插一句，咱俩这么讨论似乎有点空谈和跑题的嫌疑，主席处理的问题其实是米果新保守主义来着。不过说实话我确实很难把那拨人跟施大爷科大爷联系起来。

楼下的北九水兄指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希腊到罗马的文化传承上有断裂。所以我所做的自然法/习俗法的区分主要是就罗马化的西方是有效的，但对于希腊人的理解却有极大的不同，希腊人的自然和德性（physis, arete）实际上可以用来统摄综合罗马的自然法/习俗法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华的道和仁更为类似，这样一些概念本质上是可以随着移风易俗的过程产生具体实现原则上的变化的。

当然如果谈到美帝对施派学说的利用，虽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是究其核心而言，确有吊民伐罪的意思在其中。与此相关的，我则是想到了孔子对周礼的维护，本质上有着一些奇妙的地方。吊民伐罪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垄断对吊民伐罪的解释权，否则对立势力同样也可以用吊民伐罪的大旗来进行反抗（例如水浒梁山泊的“替天行道”就带有这类意思）。孔子说周是吊民伐罪而以代商，那么对于周的不义之举，诸侯的反抗就一定不是吊民伐罪了呢？对于美国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如果美国对“邪恶势力”的讨伐却实际上造成了持续的混乱，那么对美国的反抗反而更是一种吊民伐罪了呢？

老施搞的哪一套就是哲人王，这一点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写过一篇贴子说这个。

你这段，概括得很有意思，

[QUOTE]不过苏格拉底毕竟不是王，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也没有在他的时代出现。而哲人王既是哲人又是政治家，所以要在古典时代找个现实中的版本，大概马克奥勒留可以算。作为哲人是寻求智慧的，而作为政治家则是需要有审慎与节制，所以哲人王实际上是一种理想性的人格，既是对哲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政治家的否定，也就是既要克服哲人所缺乏的审慎与节制，又要克服政治家所缺乏的对智慧的追寻。

QUOTE]

这里可以扩展一下，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做个比较，就更有意思了。

我随便谈几点，不全面。

同：

首先，最显著的一点，柏拉图的哲学家和儒家的圣人都是完美德性的代表。其次，两者成圣的过程都表现为一种自我追求的意识，柏拉图是洞穴寓言，而儒家的方法论《大学》中就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来表述。第三，由内圣而外王都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建立。柏拉图那里是理念对欲望的约束，而儒家则是克己复礼。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完美国家形态的想象，都产生于较早的历史时期。从建立国家的成本上来说，哲人王式的国家还是要优于民主制。这样的观念也是时代催生。

再来看不同：你的分析里点出了最大的不同。

柏拉图的哲人王和儒家相比较，更多表现为与现实的疏离。在柏拉图看来，哲人王无非是种责任，就是说愿意来统治你们，那是你们的福分。而儒家的圣王关系则是密不可分，知行合一，修齐治平嘛。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后来虽然发展出超越性的成分，但是远没柏拉图彻底。而这也保证了，就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大多很难对宗教表现为全心全意的信服。

老兄对科大爷的评述还是很准确的，实际上无非就是说哲人王是对绝对精神的分有，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所依赖的工具。其实按照黑格尔的意思，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绝对精神要实现自己就是它自己的真理性，而哲人王的出现则是其中必要环节。

至于老施对哲人王问题的思考其实不得不涉及到纳粹问题。这是那一代犹太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按照我的意思其实是施大爷本来是对哲人王心有戚戚，但是发现了基督教这个毒素经过德国唯心论的发挥，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温床，所以为了反对纳粹主义，施大爷反对那种代表历史目的和世界精神的哲人王。施大爷反现代性但不反民主其实是有点悖谬的事情，其实是由于纳粹问题的困扰使得施大爷虽然反对基督教（这个其实也受到尼采的影响），但是不反对由基督教衍生的人人平等（有这个可以保障弱势犹太人的利益）。所以施大爷是不是正牌柏拉图主义者要打个问号的，是不是带了犹太私货的柏拉图主义者呢？

当然上述有点诛心之论的意思，不过就问题本身哲人和城邦的张力当然是明显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是要交由政治上的审慎与节制才能够仲裁的。无论正反方如果执其一端都会出问题——正方所持立场有可能借助历史目的来轻率地进行社会实验；而反方则会导致在政治生活中总体性理解的缺失。

最后新保守主义者更多是跟施大爷学了点古典思想，其行事方式却一点不古典，本质上按我说还是现实主义原则，不过是借着自然正当理论来justify国家扩张权力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施大爷本身思想的继承者。

我也在对北九水兄的答辩中指出了一个“诛心之论”的方向。

老施哪一套说到底就是精英统治。

民主，自由，社会主义都是选项。选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当权者是精英就可以了，因为精英能告诉你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精英给出标准是美德，普通人接受标准是美德。

如果不这样，就虚无了。

他搞得那套显白和隐晦教诲，也就是老不读三国那套，读了就坏了世道人心。

说明哲人王都没有离场.

所以,最终的问题其实归结为韦伯的那句话: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东方和远古回应.

只不过因为他到了美国，所以就不得不与美国的市民文化有所妥协而已。

至于刘小枫这帮人鼓吹施大爷有着明显的愚民企图。就我自己说来，其实我并不算反对精英统治，但是精英统治要靠垄断信息和知识的愚民手段就着实有点可恶。若真行此法，其实也同样会导致精英阶层的全面腐朽，正是因为有着精英和普通人之间基于利益和话语的博弈才会有社会机制的自我调整。也即是说这种差距不能依靠刻意为之来达成，在总体层次上讲，我倾向于利用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按照“自然禀赋”来遴选人才。当然所谓自然禀赋其实也不那么“自然”，其实也已经是某种社会过程的产物了，但是公平的选拔制度是个底线。给予普通人以必要的博弈能力其实不仅是对社会系统的必要修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精英阶层的自我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