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北偏北云之南】序篇：关于“云南” -- 京华烟云AMIP

西北偏北云之南 North by Northwest in Yunnan

序篇：关于“云南”

西历1931年2月的一天，两个风尘仆仆的洋人到达了苍山洱海之旁的大理古城。尽管当时大理已经接待过许许多多外来者，但这两人的到来仍在古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动静，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农历春节的除夕，城内处处张灯结彩，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正要合家团圆，本不应该跋涉在外。

两名洋人中的一个，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大名鼎鼎，并且被许多中国人甚至外国人目为“大人物”，此人就是47岁的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他曾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上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章并引发极大关注，也正由此，这个美国探险家兼植物学家的名字一直与传说中的“香格里拉”牵扯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他们中的另一个，则是一位26岁的美国记者，与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踏遍西部雪山峡谷的老油条洛克不同，这个稚嫩的年青人来中国还不到三年，而他自己当时也默默无闻，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不要紧，几年之后他就会以一本书名扬世界，正是凭借这本书，在后来中国官方认定的那些个经典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此人即使不算独占鳌头，起码也是名列前茅。

想必有心人已经猜到，他就是《红星照耀中国》或称《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那位逝世后被毛泽东誉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人。

做为一个充满理想不甘寂寞的小青年，22岁的斯诺于1928年来到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冒险生活。他随后在《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乘坐火车四处旅行，采写有关中国铁路沿线事件的系列报道。1930年底，斯诺沿滇越铁路从河内一路采访，于12月6日到达昆明，并在12月8日与洛克在当时还叫做“云南府”的昆明相遇。

当时，斯诺正想由昆明取道滇西的腾越（即今天的腾冲）前往缅甸采访，但滇缅铁路要到7年后才开始动工，而稍为好建一点儿的滇缅公路——后来它在中国境内的部分被称为320国道——同样也是在1938年才破土修建的，此前连接昆明和缅甸的只有那些在山水间蜿蜒曲折密如蛛网的古老小道，它们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顾名思义，其上的行人基本上只有马帮，要想到达那里，也只有依靠他们。

临近新年，马帮自然不愿出门远行，即使可以商量的也要价甚高，可是，寂寂无名的小记者斯诺囊中羞涩，根本付不起雇佣马帮的费用，打听了两天却毫无成果。眼看计划就要泡汤，就在这时候，沮丧的斯诺突然绝处逢生，他偶然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著名的约瑟夫.洛克近日正要组织一个庞大马帮，浩浩荡荡地从昆明启程去滇西，于是赶紧跑去巴结，希望能免费蹭一段路。

庆幸的是，脾气古怪的洛克大概此时心情甚好，他一口答应了后辈的请求。尽管洛克此行目的地并非滇西的腾冲，而是其经营多年的探险考察大本营——位于滇北的丽江，但他同意将斯诺捎带到昆明去往这两个地方的三岔口，也就是云南最重要交通枢纽之一的大理，然后斯诺只能自求多福，再设法前往腾冲。

大理春节的热闹场面让初来咋到的斯诺大开眼界，他兴致勃勃地写了《在高山环绕的大理府欢度中国的大年三十》一文，后来发表在1931年8月13日的纽约《太阳报》上。告别洛克后，斯诺又结识了一队前往腾冲的商旅，由此踏上了去缅甸的路程，并最终到达目的地。此行共历时三个月左右，他把沿途经历见闻写成文章，陆续寄往纽约《太阳报》发表。

在斯诺去世后，密苏里大学教授罗伯特法姆斯渥斯（Robert M.Farmsworth）又将这些文章整理成了一本书，名为《Journey Sourth of The Clouds》。书名直译的话应该是《埃德加斯诺的云之南旅行》，但后来中国的翻译家模仿其作者那部更为著名的作品，给它取了一个更富有诗意的名字——《南行漫记》。

洛克和斯诺自然不是云南迎来的第一批客人，他们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批。“云南”这个地名，据说最早产生于遥远的汉武帝时期，一本描述云南风土人情的古籍中写道，皇帝某天听说位于今天川滇黔交界的南中地区出现了绚丽的彩云——后人又附会为武帝梦见“彩云南现”——于是便派人找了过去，结果就发现了云南这片土地，“云南之名始此”。此书诞生于明末天启年间，名为《滇略》，它对云南的记载相当详细，后人对其评价颇高。

但这事显然不太靠谱。且不说“南中”这个地名直到汉末三国才出现，即使从《史记》等正规史书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原早就知道有云南这片土地，尤其是到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动了对滇国的大规模战争——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滇国是战国时期由楚国将军庄硚建立的国家，其统治中心在今天的昆明滇池附近，当年这位将军率军远征，结果归途被秦军截断，不得不在当地落草，成了第一代滇王，即“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在汉军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滇王被迫归降，汉武帝于是在滇池设立了益州郡，其治下有二十多个县，其中一个县的名字便是“云南”，其位置大约在今天云南中部的祥云县，这大概是“云南”名字第一次现于史书。当然，汉朝控制的云南地区大致仅包括今天的昆明、玉溪、楚雄等地，最北也只到大理，与今天的云南省全境还远远不能相比。

其实，与现在被定义为旅游胜地相反，在发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云南一直都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之地，提起它，人们往往只能模糊记得当地似乎曾发生过“七擒孟获”这样的故事。的确，无论中原如何风云变换王朝轮转，这里始终处于帝国统治的边缘，志在天下的英雄豪杰们对它也都兴趣索然。

后来，即使那本可能是保留至今的第一部关于云南的地理历史著作，也被冠以一个并不怎么雅致的名字——《蛮书》。该书的作者是一个叫樊绰的人，大约生活在公元9世纪中叶，当时，曾雄踞亚洲的大唐已经日薄西山，各地藩镇割据四分五裂，可百步之虫死而不僵，包括今天越南北部、中部和中国广西、云南一部的大块疆域仍处在帝国安南都护府的治下。

但云南的绝大部分却并不由唐朝控制。统治那片土地的是一个叫做南诏的强大王国，其政治中心就在今天的大理古城附近。尽管大唐封其君主为“云南王”，但这个名义上的藩属对朝廷的虚弱却心知肚明，并对帝国富庶的安南领土一直虎视眈眈。双方一直冲突不断，为此唐朝特地在安南地区设立了安南经略使，驻扎在交州也就是现在的越南首都河内。

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该职位是专门应对南诏军事威胁而设置的指挥官——“安南经略使，治安南都护府，即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樊绰便是时任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有人认为他的职务是安南从事，大致相当于参谋一类。出于职业原因，这位樊参谋收集了关于敌人南诏的大量资料。

此前，一位名叫袁滋的唐朝官员——此人日后成为大唐帝国的宰相之一即中书侍郎平章事——曾奉命出使南诏并册封其王，他回来后写了一部历数当地风土人情的《云南记》，可惜此书今天已经散佚，但当年的樊绰却能看得到。于是，在《云南记》等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樊绰又广泛收集整理各种信息，最后编撰了一部关于唐代云南的百科全书。

这部十卷的书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由唐境进入云南的交通途程、云南的名山大川、南诏等“六诏”的历史沿革、各少数民族分布、首府区和主要城镇、物产、各民族风俗习惯、南诏政治制度，与南诏政权相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等内容，提供给经略使蔡袭备战参考，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部《蛮书》。

可惜樊绰的努力最后还是竹篮打水。公元863年，南诏军再次大举进犯安南，最后竟然攻陷交州，经略使蔡袭战死，据说其家人、僚属七十余口，都死于这场战争。樊绰的长子樊韬及家属奴婢十四人也一并陷没，但樊绰本人却幸免于难——他在城陷时携带印信，拼命游过辽阔的富良江（今越南红河，东南亚著名河流，后来‘河内’便是因为环抱于红河大堤之中而得名），几经周折，最后终于逃到了唐军控制区。

樊绰于第二年被朝廷任命为夔州（今四川奉节）都督府长史，家破人亡、痛定思痛的他再次深入今天川滇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收集补充了更多材料，并附在已完成的《蛮书》十卷之后。交州被攻陷之前，想必该书就已经付印或已有抄本留存，否则以樊绰孤身游过大江之举，文稿即使带在身上也恐怕难保。

后人认为，《蛮书》记载了云南自然地理、城镇、交通、里程、物产，特别是对南诏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作了系统的阐述，是唐代有关云南的专著及研究唐代西南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著作，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可惜的是，与中国许多古代文献一样，《蛮书》后来也散佚了，尽管唐宋时期的各种史书纷纷引用其片段，但人们却只知其名不知其文，不免遗憾万分。但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突然峰回路转——为了完成皇帝重点关注的政绩工程《四库全书》，人们将明初编成后已经尘封了许久的中国最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请了出来，惊奇地发现其中有一部名为《云南史记》的书，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它正是消失已经许久的《蛮书》。南诏，这个曾雄踞中国西南甚至东南亚的强大王国，再一次浮出了水面。

但南诏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蛮书》之中，唐宋史书对这个神秘的强权多有零星记载，到了明代中叶，更有一部集以往大成、名为《南诏野史》的作品横空出世。不过与许多人想像的不同，这本书有些名不符实——说是野史，它其实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正史，书中不仅叙述了南诏国兴亡始末，还以相当重的笔墨记载了另一个曾建立于云南的神秘国家，它就是在金庸《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中屡屡出现过的大理国，顾名思义，这个古国的政治中心自然就在大理。

由五代到南宋，大理国前后持续了三个多世纪。无论辽、金、西夏、北宋还是南宋，大理这个外表文弱的佛国，竟然比同时期任何一个更大更强的政权都更加长寿，直到十三世纪中叶才灭亡于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混一天下后，忽必烈大帝在这片彩云之南设立了“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其辖境相当辽阔，不仅包括今云南全部，还包括贵州南部、四川东部，广西西部以及泰国、缅甸北部等大片土地，“云南省”这个名字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由元到明再到清，“云南”这个帝国行省的名字一直延续了下去，但其管理者却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他们中有元朝名臣赛典赤，此人据说是大航海家郑和的六世祖，曾在云南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可谓功勋卓著；他们中有《大明英烈传》的主要人物之一、明太祖的义子、黔国公沐英，他的家族受命世代镇守云南，其后人甚至在金庸的《鹿鼎记》中也出了不少彩；他们中更有众多的土司活佛，其中一些人，比如丽江的木氏土司，不仅存在于汉文史书中，也频现于藏族史诗里，其大名甚至在《徐霞客游记》中也多有涉及。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这个本名徐弘祖的人无疑是个奇怪的家伙，他不好好读书考功名，却大把银子花在四处游荡上，甚至不顾“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无疑是个不孝的败家子。尽管被后世誉为“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但徐霞客的条件远远不能和约瑟夫.洛克等同行相比，他既没有《国家地理》的赞助，也没有私人的保镖和卫队，一切都只能自掏腰包，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只能是自己的双脚，而云南，就是他涉足最多的地方。公元1641年，伤病满身的徐霞客带着无法在滇西北探索长江源头的深深遗憾去世，三年之后明王朝灭亡，云南省又一次换了主人。

不得不说的是，其实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云南省都偏安帝国一隅寂静无声，对政局几乎没有施加过什么影响。但这也并不绝对，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十七世纪下半叶，随着那个叫吴三桂的家伙的一声嘶吼，云南掀起了几乎席卷整个中国的血雨腥风。在这场被后人称为“三藩之乱”的全面战争中，不仅南中国陷入尸山血海，陕西甘肃遥相呼应，藏区和蒙古首鼠两端，北方恶邻俄罗斯也蠢蠢欲动，立国不久的清廷一时摇摇欲坠，康熙小皇帝的龙椅似乎也坐到了头……

吴三桂的野望终究是黄粱一梦，云南又恢复了它以往的低调姿态，一直到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才突然再次震惊中国——这里率先举起了护国战争的大旗，让袁皇帝的美梦只做了83天便草草收场。到了十几年后的二战，云南又一次变成中国的重中之重，付出极大代价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境外联系的唯一陆上交通干线，尽管这条公路后来失守，但咆哮的怒江水最终把鬼子挡在了西岸，直到1944年中美军人一起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对二战历史爱好者来说，危险的驼峰航线、勇猛的飞虎雄师和壮烈的生死远征早已耳熟能详，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使在滇缅公路这条大动脉被日军彻底截断的日子里，那些由中国西南马帮开辟的、存在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的茶马古道却发挥了难以想象的输血作用，通过这些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间密如蜘网的小路，各种物资从富庶的英属印度经由西藏源源不断地进入捉襟见肘的中国，尽管每个马帮的运输能力只是点点滴滴，但集腋成裘，茶马古道成为当时中国西南惟一的国际陆路运输线，许多国外援助物资都是依靠它们才得以送达。

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不只有商旅，也包括探险家和学者，他们中最著名的一位无疑就是前面提到的约瑟夫.洛克，描述他与丽江情缘的文章可谓车载斗量。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的宠儿和无数读者崇拜的偶像，最后却与吸引大众眼球的商业考察分道扬镳，他心甘情愿地变卖自己的家产，心平气和地投入整理和解读当地古老的文明中。《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和《纳西－英语百科词典》（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这两部沉甸甸的大部头著作，集中代表了这位著名探险家另一方面的卓越成就。

1962年，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起已经阔别十三年的云南和魂牵梦绕的丽江，一生孤独的洛克无限伤感地写道：“如果有可能，我期望重返丽江完成自己的工作。与其躺在夏威夷的病床上等待上帝的召唤，我更愿死在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

在丽江的洋人里还有一位名叫顾彼得（Peter Goullart）的俄罗斯侨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十六岁的沙俄贵族后裔随家人流亡中国，由此掌握了汉语并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对四川的藏族和彝族地区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察，。顾彼得在抗战开始后的1941年来到丽江，建设旨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手工业合作社，并逐渐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顾彼得在丽江一直住到云南解放的1949年，才不得不在新政权狐疑而警惕的目光中，与和他同样有着“帝国主义分子”头衔的洛克一起，依依不舍地告别中国。后来，在其1955年出版的《被遗忘的王国》（Forgotten Kingdom）里，顾彼得感叹在丽江的九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两个老男人都是终生未婚，把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献给了丽江这片土地。

事实上，在洛克与顾彼得等人为其扬名前，丽江已在茶马古道上矗立了多少个世纪，他们走后，它又重归沉寂。说来让人难以接受，丽江的再次出名竟是因为一场灾难——1996年的那场受灾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地震使中国和世界开始重新关注这个古镇，随之而来的重建让人们带着惊喜再次发现了它的美丽，它也在次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而离大理和丽江不远处，尽管有着同样甚至更加古老的历史，且当年在茶马古道上的地位更为显赫，巍山、剑川、沙溪等古城镇却少人问津，至今仍静静地偏安一隅，日复一日送别着古道斜阳。

时乎？命乎？运乎？

耳边突然回响起忽必烈皇帝曾经的感叹，当年正是身为蒙古王子的他率军征服了这片土地，但最后，这片土地却反过来征服了他：

“云南善地，朕所亲历，倘非天命有归，愿封于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