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96）：地震 -- 本嘉明

这样的老板和编辑就凑不到一起来。既要垄断，又要行为不受限制，不利于国民福利。

南方周末是自己人，是内部人。这要开放办报，按现在的读者受众。起来个10家左派报纸没问题。到时候就有看谁更左的戏码了。全武行就会起来。现在，不长上网的谁会关心左右的问题，到时候全民关心。

这是要挑战党的领导。

南周的编辑要闹让他们闹去好了，P民还可以搬凳子看戏。和国民福利有几毛钱关系？

原则之所以为原则，在于其超越短暂的实用。

南周是党媒，党媒就得听党的话。既然他们不想听话，想闹事，那P民看着就是。想不想收拾他们，怎么收拾他们都是党的事，和P民无关。就算南周平时看上去的确像不太听话的样子，但这不代表南周就是代表P民的。

叶剑英家族？不大可能。这次这个事和春夏之交没什么可比性，老实说我觉得你worry too much。

想不到西西河还有支持新闻审查制度的？

马亲王的小说，关于敏感词的。我以为敏感词这东西我党也只能够做不能够说，知道不好意思。没想到在这里居然有大大方方提主意的。南周说什么，对不对我不好说，但是媒体应该有自己独立发声的权利，这就是写在宪法的言论自由。世界上几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党管媒体几十年。合着还知道不满的人超过1半。。。真是没法说。

孙的死是被谋害的？栽赃给谁了？难道收容制度不该废除？

真奇怪。

收容制度当然应该废除。

但具体到孙志刚的死，则未必那么简单。

我喜欢推理小说。孙志刚死的时候，看报道，有几个证据，太过完美，过于巧合。怎么说呢，有种被设计出来的感觉。

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30607/class014800018/hwz958964.htm

孙志刚之死，整个过程处在监控录像下的，不可思议。一般来说，打一个人，杀一个人，都不会在监控录像下执行。在孙的案情中，有一段情节，就是有护工通过监控录像，看到同室人员在殴打孙，过去处理过。这就排除了打人者没有意识到监控录像的可能性。这时候，有护工指挥同室人员继续殴打孙，然后就在监控录像下面，同室人员把孙给活活打死了。

然后这个监控录像就到了南周的手里，南周通过一步步放出手里的证据，成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偶卖糕的，这个证据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种感觉很不好，可惜没有证据，不可以瞎说。说出来，容易被人当成精神病，有迫害妄想狂。

我们看警匪连续剧，犯罪分子，往往有相同的作案手段。虽然一次两次，抓不住他们。但只要他们用同样的手段，连续作案，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于是冷眼旁观十年，终于等到黑手终于再次出手。重庆的任建宇案件，同样的操作手法，背后暗算，然后再栽赃陷害给他人。万幸的是这次没有死人。

孙志刚之死，这么多年，证据估计早已被破坏了，我们恐怕永远都没法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但是任建宇劳教案，人证物证具在，证据不可能马上销毁。

简单的问自己一句话，如果任建宇劳教案真的是南方系的后台派系，自己亲手炮制的“烈士”，用于栽赃薄熙来王立军，那么，有没有可能，孙志刚的死，也是南方系的后台派系，故意制造出来用于栽赃的呢？

中央如果有心，将任建宇劳教案的真相公之于众，简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中央为什么不公布？

我们普通民众，有没有可能，形成民意，要求中央公布任建宇劳教案的真相？

这在全世界都有。德国人如果发表言论替纳粹翻案，或者否认大屠杀，据说是刑事罪------这个我也只是听说，不能确定。

美国舆论界也有自己的很多禁区，也要讲政治正确，也一样有敏感词。美国不是“党管媒体”，而是“社会制度管媒体”，任何一家主流媒体骂哪个党都可以，不可以骂制度。制度是爹，党就是儿子。人家儿子多，中国就是一个党，党就是制度，这就不同了。

而更多的禁忌，根源就是各种歧视了。在1920年代，在美军里的犹太人，不改掉犹太姓氏，就不可能升为军官------应为升军官要由总长签署，犹太姓是绝对批不下来的，换了姓就行了。我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祖上是从马其顿移民来的，为了不受歧视，把祖姓改成英国姓。此外，歧视黑人，歧视爱尔兰人，歧视天主教徒，这在二战前的美国，多了。在这种阶级固化的社会，社会禁忌无所不在，在这个基础上，敏感词就更有生命力，只不过敏感词的数量可能少些，也比较隐蔽罢了。

中国这次暴露的问题，是保长过于反动，激发民变。本来，中国现在已经不用“预审制度”了，报社自己负责自律，出问题事后惩罚。但南方系前科太多，于是保长悍然逆天下潮流，把预审制度又请了回来，这跟TG长期的治国方针是背道而驰的，跟中宣部目前主流的管理方式也是相违背的。把这个反历史潮流的反动冲动抑制住，也就可以了，南周现在的妥协，是明智的。

同样的，在中国明确提出来，我们同意“党管媒体”，接受你建立敏感词词库，但必须内容明确，划定边界（包括惩罚力度的边界），方便大家解放思想，激发创造力。这是一种务实，也是预防歧视。不然，省宣故意不说清楚，然后某个词，球报的胡总编说了，没事；南周印上了，就触电，这不就是歧视吗？

http://www.avotaynu.com/books/MenkNames.htm

我在这里吱个声，预审制度在我们媒体一直存在。预审的稿子交给直接上级查阅，审出问题来一般直接毙稿，很少告诉你要修改的。广东阎王殿只是我们的间接上级，不会费心看我们的稿。但是要是稿子闹出了大事，广东阎王殿插手了，就会死得很惨。用我的前领导一句话说，哪怕停业整顿一个月，80%以上的同事都会人才市场上见了。

2012年夏天之后，明显感觉到审查制度的尺度较之过去敏感时期有大幅度收紧。从前直接上级预审工作做得很马虎，稿子发过去最多一个晚上就确认没事，这时候也都做好版面了。但是去年夏秋之后，直接上级都看得很细。以前他们从未发过某某敏感选题不能做的这种禁令，现在则是每周都会有邮件过来说，某选题敏感，不许做。如果已经做了，或者已经约稿，对不起，您杨白劳了。就连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这样的内容，我们也被严令使用新华社通稿。这对新闻工作秩序是一种严重的干扰。

在NFX的问题上，我一个同事说得很好：“他们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只要不赞同他们提倡的自由民主观念，他们就说你是专制独裁。”因此对NFX的行为持旁观的态度。我对于他们最近的表现，赞同50%，因为他们毕竟起来对审查制度表达了不满。至于新闻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之类的煌煌大言，NFX还没资格代表所有的新闻人说。

另有消息，NFX现在已经不需要预审了。

你所说的这两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存在。赵突然倒台后，并没有成为“民主自由”的代表，而是和两年前的胡耀邦一样，因为对学生相对同情而倒台，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也就是不再成为靶子。赵是519倒台的，之前的靶子是邓杨赵李，519之后是李邓和军管。谈不上赵是民主自由的代表，为赵紫阳流血牺牲根本就是胡扯。

这件事情也不存在。媒体只是从绝食以来，态度偏向同情学生，呼吁对话，结束绝食。当时的媒体只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特点是从上至下。媒体有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而且各个媒体“放开”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你可以查查当年的人民日报，看看它说的是什么。当年《新观察》是5月初被查封的，它最后一期，就是封面是戈尔巴乔夫的那期，看文字，中性地描写了427大游行。但是设身处地，对比426社论，当时的这种“中性”，实际上是支持。另外这期有篇小文对袁木语气上有所不敬，叫做“致两个袁木”。也就是把学生对袁木的话，中和掉60%，在刊物上表现出20%，再发挥20%。

我本人从中学时看报，就可以说接触了媒体。从49年到89年519的前两天，媒体从来就是党的喉舌，表现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紧跟”。只是519前几天（最多一个星期），媒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现出对绝食学生的同情，怎么在你眼里成了“忽悠傻右上街流血，搞乱中国”？当时媒体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对体制的批评，和现在是不能比的，算是很客气，很友好的。

对你文字的总体印象。打个比喻。毛发动文革的基本理念，是认为党内有个走资派，而在文革初期，这个走资派是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所以在表现形式上，表现为“打倒刘少奇”。现在，很多人把文革理解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个人争权的斗争，这正是当局所需要的。把文革理解为权斗，是一个从表象故意引申出的“虚像”。后30年的历程很清楚的表明，党内确实存在一个走资派，所以维持这么个“文革是个人权斗”的虚像，就回避党内确实存在一个走资派这么一个实质。

我认为，你对89年的理解也正是当局所希望你理解的一个“虚像”。这个虚像强调了受人利用，是一小撮人挑起的，党内斗争延续，学生贵族捞资本等等，总之，是一切阴谋的结果。当局所极力回避的，是为什么学生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最广泛最直接的支持，这个阶层也包括了体制内的一部分，以及最后开枪的正当性。“自由”是个大而化之的普世口号，不同的环境表示不同的含义。比如，法国大革命的“自由”表示的是阶级矛盾，是第三等级要翻身的愿望，美国革命的“自由”表示的是殖民地要从宗主国独立的愿望，裴多菲的“自由”表现的是民族矛盾，匈牙利民族的独立自主。我理解89年的“民主自由”，表现的是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愿望，从而对49年到89年党的绝对权力形成挑战。之所以要对权力进行约束，是因为公权力已经成为捞取私利的工具，这恰恰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当年的“官倒”，还只是权力资本化极其原始的初级阶段，89年之后20多年的历程表明，就是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存在，这个权力成了官僚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疯狂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既得利益着下狠招保住了权力，于是保住了一切。既然双方本质都认清楚了，以后再做什么就完全无需顾忌了。

所有关于“幕后黑手”、“外国势力挑动”这些话纯粹是无稽之谈。要按这个逻辑，共产党从21年到49年的革命，就是一个在外国势力（苏联）始终不渝的大力干涉下，挑动人民反抗合法政府（国民党政权），最后完全倒在外国势力的怀抱中（一边倒）的典型案例。简直是一点都没有错。

邓、赵等当时都是顶级的当权派，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动因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当自身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有一派，比如邓，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威权绝对不容挑战，用极端的手法先处理再说。另一派，比如赵，想到的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也就是还有所顾忌。但是这个想法干扰了邓的决策，于是被拿下。

和后来的薄熙来也有得一比。薄熙来本身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是他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给百姓，希望普通民众能支持着他再往上走一步，所以为实行“简拔制”的顶层官场所不容。

扯得有点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