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一：李逸民回忆录 -- 孤星
在开国高级将领的庞大阵容中，李逸民少将（本名叶书）的名头并不算响。他职位不高，但资历不浅，1925年由熊雄等介绍入党，黄埔四期生，与林彪、肖克、倪志亮、郭化若、刘志丹等同期但不同科，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从事兵运工作，1928年被捕，被判无期徒刑，1937年秋才被营救出狱。
在牢里十年，职务升迁就耽误了，延安时期担任过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情报部一局局长、陕北公学副校长，“七大”之后在冀热辽军区短暂工作过，参加过26军调小组工作，之后到东北从事土改、财经工作。建国之后，先是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后任总参党委第二副书记、《解放军报》总编辑、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
李逸民的回忆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胡耀邦题写书名，张爱萍作序，240多页，篇幅不长，但内容比较丰富，爆了不少料，下面拣有意思和要紧的地方说说。
一、狱中十年
李逸民生于1904年，1928-1937年坐了整整十年牢。他被捕很偶然，另一个同志被盯梢，误撞到他住的地方，结果被连带一起搜查，之后就搜出枪了。他咬定自己是学生，手枪是替别人保管的，自己并不知情，就没暴露身份，后被从英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和陈乔年等同监，1928年5月被以“私藏武器、图谋不轨”的名义被判无期。判刑之前，李逸民还是有机会脱身的，前提是给法官送1000大洋，他父亲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没找人回家要钱（虽然和他父亲关系不好）。
从入狱到出狱，李逸民在里边待了十年，一直带着15斤的脚镣，转过两次监也没去掉。他判的是无期，如果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真要把牢底坐穿了。周围的同志不断就义，或患病去世，在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下，丝毫看不到出狱的希望，能坚持下来的真不是凡人，没有信仰、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很难理解的。1932年转到南京监狱之前，由于监狱里有党组织，外边党的刊物和消息还能接触到（土共的渗透力之强可见一斑。。。），之后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了。再之后，李逸民就开始读书了，三国红楼聊斋等旧书、基督新约旧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这个竟然也能读。。。国民党的监牢有时也很宽松，这里先挖个坑）、郭沫若周立波翻译的文学著作等，总之啥都读，甚至还看词典自学英语。嗯，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学英语，目的是能读一种英文周刊。
李逸民坐了十年牢，幸也不幸。像他这样被捕没被杀的不多，如果他到苏区上战场也没准早就牺牲了。十年熬下来了，抗战爆发了，又接着革命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有人觉得他资历老，为他报不平，其实从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来看，少将也算可以了。
二、在延安
抗战期间，李逸民没上过前线，在抗大三分校干过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李克农手下担任中央情报部一局局长时打过报告，李克农说“你是个书生，到前方去打什么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也算是一种保护吧。
这期间，李逸民在抗大结识了李志民，“相处三年，情同手足”，后来李志民随抗大总校去太行，两人难舍难分，送行了十五六里路。回忆录中描写得很感人。李逸民还和黄志勇一起“打过麻将，吃过狗肉”，黄志勇文革期间新任总政副主任，还很念旧，主动上门看李逸民，被李冷言冷语搞得很恼火，就再没上门。
延安整风之后，开始搞审干。李逸民在的陕北公学，车轮战把“大名鼎鼎”的张克勤搞成“特务”了，最后500多人的学校只剩下20来人没被“抢救”，真是可怕。坐过十年牢的李逸民自然也是怀疑对象，差点失掉参加“七大”的机会，与他有关的三分材料有一份是和他关系很好的下属董其文写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揭发自然要从自己熟悉的人开始。
三、在热河和东北
解放战争初期，李逸民被罗瑞卿要到冀热辽军区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罗是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和平思想盛行（此时的分局书记是程子华）。李逸民觉得迟早要打起来，和胡耀邦（政治部代主任）、吴德（分局委员）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被称为“主战派”。期间，分局还给懂英语的干部发登记表，准备以后派到南京外交部工作（看来如李逸民多掌握一门外语还是很有必要的。。。），叫李逸民给退回去了。
闲着无聊，李逸民和胡耀邦、吴自立、邱会作请假去北平玩，被罗瑞卿（又是罗瑞卿，时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抓差为26军调小组中共方代表。李克农让李逸民找宋时轮学习怎么对付美蒋，宋时轮交代他，“要像打麻将，损失利己，两面三刀”。李逸民后来干得不错，软硬兼施，还给美方代表汉夫送礼，总之拒不执行前任陈伯钧被灌醉后（按李的说法）和美蒋签署的不利于我方的协定了，还利用职务之便了解到的信息，出主意让游击队严重破坏了国民党运兵必经的一座桥梁和阜新煤矿（游击队之前不得要领，干得不彻底，没找准炸点，破坏效果不大）。看来如王耀南这样的专业人才确实很重要。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战事再起。华北方面，承德、张家口陆续失守，张北原有一个2000多匹马的骑兵旅停战后被裁掉，也很快失守。李逸民辗转到了东北，参加土改和经济建设工作，1947年8月后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长（陈云、李富春分别为主任、副主任），直到1950年调京。
四、在公安部队
1950年，李逸民奉调入京，准备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财经秘书，他再三推辞，后来和欧阳毅一起到公安部队任职，又在罗瑞卿（又是罗瑞卿！）领导之下工作，欧阳毅任政治部主任，李逸民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这里，欧阳毅和李逸民二人的回忆有一些出入。按李逸民的说法，开国大典之后，欧阳毅告诉他，公安军司令部正在组建，缺干部，问他去不去，他想去，欧阳毅就带他去见罗瑞卿（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按欧阳毅的说法，是李逸民告诉他，公安部队正在组建，自己想去，劝他一起去，欧阳毅说已确定到总政了，后来两人一天清早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散步时碰到罗瑞卿，李逸民提出二人到公安部队政治部，罗就答应了。
不管是谁拉的谁，反正两个人一起上任了。中央任命的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七人，罗瑞卿（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副司令员）、李天焕（副政委）、吴烈（参谋长）、熊伯涛（副参谋长）、欧阳毅（政治部主任）、李逸民（政治部副主任）。这里有个问题，李逸民回忆他和欧阳毅提名的吴烈之前是中央警卫师师长，其实应为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兼一师师长（之前是45军133师师长），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排在程世才提名的熊伯涛（此前任49军副军长）之上了。
三反运动，是1951年11月正式提出要搞的。按欧阳毅的回忆，公安部队的三反运动，是1951年12月至1952年上半年组织开展的。李逸民回忆，1950年除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高干，很多人因三反运动缺席，这里的时间对不上，应该是1951年之误，他提到的工程兵仅由许光达和向仲华出席，也应该是装甲兵之误。
公安部队的三反很热闹。罗瑞卿兼职多，不常在机关，欧阳毅和李逸民问题不大（欧阳毅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也没被贴过大字报），其他领导的问题不少。党委会集体讨论主要问题有三点，铺张浪费（每周六跳舞，有时周三也组织，跳完还要吃饭）、官僚主义、修会议厅（实际是舞厅），个人自查主要是多吃多占（做皮鞋、衣服、猎枪等）。罗瑞卿说他们，“做便衣、皮鞋不是为了工作，是为了跳舞，做皮鞋还要德国皮子，女同志喜欢”，还有男女关系问题。
当时的这些问题，现在看，除了作风问题之外，吃点拿点真算不上啥，但这是刚建国啊，没几天就这么讲排场，讲享受，朝鲜还打着呢。所以老彭回国发火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朝鲜后期战局稳定之后，志愿军也是跳舞成风的，老彭回国了啊。
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几个回合下来，问题提得差不多了，李逸民建议由党委集体的名义检讨，不用个人写检讨，“他们都同意了，特别是李天焕、吴烈、熊伯涛，显得非常高兴。”看来程世才的问题还轻一些。第二天罗瑞卿勉强同意用党委集体的名义检讨（涉及他本人承担不承担责任的问题），检讨在毛主席那里也过了关，罗瑞卿要求他们在科长以上扩大会上检讨，“有的人又犯起愁来”，“还在谁先检查谁后检查的问题上推来推去”。李逸民建议按军委的任命次序，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顺序来。程世才先检查，问题不大，通过了。第二个检查的，供应处长说他“乱搞男女关系，还生了孩子”，结果检查不下去了。第二天，有一个领导找李逸民，哭着说警卫员告发他当松江省军区司令员和同医院护士有男女关系问题。不知这个领导是李还是熊。熊当过松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当过军区司令员的是李天佑（不是李天焕）。
这里写的尺度很大。欧阳毅的回忆录中就没这么多料，三反运动一笔带过，都是官话。这可能与几位当事人后来的地位不甚高、去世早有关。李天焕去世于1986年5月19日，熊伯涛去世于1975年10月21日。
三反委员会要公安部队打八只贪污一万元以上（合旧币一亿元）的“大老虎”（土共搞运动是有传统的，这个也能分指标，现在看都是笑话），而公安部队司令部成立批的办公费还不值一元万。李逸民算账给李天焕听，李就给三反委员会申请只打两只。公安部队党委后来决定在警卫一师和公安纵队各打一只，结果也没打出来。
五、在总参和总政
1958年10月，公安部队撤销之后，李逸民调到总参任机关党委第二副书记，抓了一段时间食堂、农场。困难时期，十大元帅的猪肉也吃不上了（按现在时髦的话讲，那时的党啊，那时的人啊），李逸民从公安纵队弄来2头猪，给元帅们每人分了10斤，聂帅火了，不要，最后直接送给他的炊事员给做了。总参的机关农场和各部、局也养了一些猪，养到160斤，结果最后没吃上，按李富春要求都上交出口给苏联还债了。
1960年，李逸民接替欧阳文担任《解放军报》总编，上边一堆婆婆。林、罗二帅，罗瑞卿、肖华、刘志坚都要看社论小样。罗瑞卿工作忙，经常没时间及时看，看报纸登出来了（其他人看了也可以刊发）就批评李，找了李几次，李也没办法，罗就算了，但还是很关心报纸。
1962年1月，李逸民调任总政文化部长，一直干到1964年，听说江青要担任解放军文化总顾问，就装病辞职，算见机早，文革期间基本没吃亏，后来战备疏散要他离京也被他拖黄了。不然的话，以他所处的位置，再加上坐过牢的经历，没准就被整死了。
文革期间的生死，从某种意义上看，偶然性很大。总政在肖华、傅钟被批之后基本瘫痪，副主任袁子钦坚持工作，李逸民劝他躲一躲，避一避，袁还坚持着干，结果很快被批，一个星期就心脏病复发去世了。张胜的书中提到，小平复出被批后，国防科委“联邓批张”（张爱萍），萧向荣当时在科委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也被拉出去批斗，张爱萍劝他不要出去，他自己还是出去了，连续批斗几次也心脏病复发去世了。
六、摊上好领导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逸民是幸运的，参加革命以来，坐牢熬过来了，后来基本没上过一线战场，文革也没怎么遭罪。就是去世的太早。
李逸民一路跟过很多领导。对李逸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熊雄、李富春和罗瑞卿几个。
熊雄介绍李逸民入党，并把他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被捕之前也是李逸民等人把他送上快艇离开黄埔（可惜水上被李济深的军舰截回来了）。
李富春认识李逸民的时间很早（具体回忆录中没提）。李逸民在上海搞兵运，当时在上海负责分配黄埔学生工作的是李富春，李入狱之后还给李富春写过信；到延安后李分配到抗大学习，是陈云和李富春做的决定；“七大”之后，要李逸民和吴烈带干部随行到承德组织中央警卫旅的是李富春（李富春当时到承德为中央迁到当地打前站）；解放战争期间，李逸民初到东北，分配他到北安省任职的是李富春，把他要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当副秘书长的是陈云，可能也是李富春的建议；建国之后，李逸民奉调进京给周总理当财经秘书，不知是谁推荐的，但很有可能也是李富春或陈云。
罗瑞卿初识李逸民，是在抗大。罗当时是教育长，检查挖窑洞，看到李在烧开水（李刚出狱，身体不好，同组的王建安、许世友照顾他），就和他聊了起来，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两人的联系就多了。1938年3月，李到抗大政治部党务科当科长，是罗找他谈的话。李到承德后，罗要他到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当宣传部长（李富春已去了东北，要李也带队去，但队伍被程子华和肖克扣下了）。罗到北平参加军调工作，碰见到北平玩的李，就把他留下来当26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建国之后，李到公安部队，是罗点的头。李之后离开公安部队到《解放军报》当总编，因为社论经常未经罗核改（前边提过，上边几个领导都要核稿，李工作不好做）就刊印，罗生气了，找过李几次，后来就算了，也没留下疙瘩。李到总政文化部，经常找罗批经费，罗也都很关照。罗为人有些霸道，但确实有能力，有担当，是个好领导。从张胜的书里看，罗和张爱萍处得也不错，文革之后张还向小平推荐罗当军委秘书长。
七、李逸民之为人
李逸民读过上海大学，上过黄埔军校，监狱里学过英文，还会画画，算是军内的大知识分子。人比较正直，这从三反运动中的经历能看出来。
文革期间，李被贴过一次大字报，罪名是不做工作、经常钓鱼，会画画、倡导封建艺术，在总政文化部党委会上提出有奖征集小说和剧本。这和一些人动辄被揭发作风问题对比太明显了。大字报署名的三个人，一个是傅钟的秘书，另两个是总政文化部电影处的一个副处长和他老婆（之前副处长的老婆在大院里养了一群鸡下蛋吃，群众意见大，李逸民让他们把鸡杀了，就结怨了）。李自己处境不好，还劝总政坚持工作的副主任袁子避避风头，躲一躲。肖华和刘志坚被监护之后，李还出面找在公安部队的老下级说情，要求对其照顾得好一点。这都体现出李热心肠的一面。
先写这么多，草草结个尾吧。想起别的，再来接着填坑吧。
给李逸民回忆录题写书名的是胡耀邦，作序的是张爱萍，二人都是公认的私德无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李逸民的为人吧。
还有陈伯钧、李井泉等人，有时还通宵达旦。难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嫌。
李逸民授少将不算亏。像25年入党、黄埔二期学生兼干部，南昌起义时任叶挺24师72团三营营长的袁也烈，31年到35年蹲了国民党5年牢，55授衔时也只是少将。
公道自在人心
这个你要跟孔大圣人、孟大圣人来比，跟周恩来比，或者跟薄熙来比？
“前方吃紧”应该是常态，自tg诞生到建国，“前方不吃紧”的时候似乎不多。“后方紧吃”就有点儿不靠谱了，物质条件不允许嘛。当然，要是找个例，总是能找到的，据张正隆说，有人能在延安搞到奶粉，但那也是给婴儿的啊。
要说他们在麻将桌上“紧吃”，倒是有可能，一群没老婆、没孩子、没仗打的年轻人凑一块儿，不就靠这点儿娱乐来挥发多余的精力嘛。要知道，他们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我们今天称他们为革命老前辈。
胡耀邦整学生毫不客气，毛爷查下来，一把推给下面。
整中学生，胡耀邦是第一个。
胡耀邦为了跟江青说上话，到处求人，黄永胜指点一二，立刻如法炮制。
张爱萍在国防科工委整人就没客气过。
人家都能搞到奶粉，你为啥搞不到
细节说来看看。
哪天高兴了，打个曲射，我的最爱。
七机部的事，如果涉及有人被整，我宁愿相信是处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不是张的本意。胡耀邦想走江青关系的事，好像只见于邱会作回忆录，没有旁证。说他整学生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