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层的未来——统治的奥秘 -- wild007

我们总是很迷惑于中层这个概念，甚至对于自己究竟属于哪层模糊不清，这确实是中层在今天世界尴尬地位的写照。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唤醒了下层的无产阶级，那么至少中国的中层在“3000年未有之变局”后则陷入完全的混乱，无论是价值观和身份认同都显得有些无所是从。在面对代表统治者的官员时，我们自认是下层，而当面对农民这些真正的下层时，我们又忍不住搞点ZHUANGBILITY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有别于下里巴人。在这个三产横行，大家越来越被养着的时代，中层该如何找寻自我，这是个问题。

要想重新让中层奠定信心并找到未来的方向，我们必须先剖析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看一看上中下三层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博弈格局，这其中最关键的，自然就是统治之力。对于一个王朝或是国家而言，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行使权力，就在于他们拥有各级暴力机构——军、警、国安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整套规则（制度、法律、潜规则等），迫使被统治的中下层老实服从支配。历来统治者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暴力机构的掌控度，可以说所有的上层博弈，最后都会以暴力机构的倾向性决定成败。但也因此，暴力机构尤其是军队向来是被严格“洗脑”的，统治者会绝对禁止军警产生自己的“智力判别”，否则军头招标买卖皇位、总统位，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就是常事了。不过无论上层如何“神仙”打架，他们都需要建立一套正反馈系统，把国家运转起来，否则要么敌国会打进来胡抢一气，要么官逼民反，中下层革命来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这就牵涉到了如何治理并激励中下层的问题。

下层是淳朴、愚昧、随遇而安、暴戾等等的集合体，他们追求简单富足的生活，不愿意想复杂的事，总是付出多回报少，但由于一根筋得厉害，稍有处置不当那就是严重后果，他们是上层又爱又怕的人，因为暴力机构的主要组成者都来自下层，而同时他们又是最容易被赎买的对象。应该说有上层和下层在，一个国家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完全可以象桃花源那样千秋万世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中层就没太大必要存在了。但这世界到处都是异族异国在一旁虎视眈眈，于是光会霸王的上层和只知墨守成规的下层就不得不把竞争的成败寄托到中层身上。

国与国的竞争充满了变数和欺骗，除了显而易见的兵器和战法，如何迅速凝结人力的组织法，尽可能提高物资供应的农林、运输、制造业、水利乃至天文地理都变得重要起来，于是下层不仅要供应一个求索无度的上层，还要供养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中层，周期律于是屡屡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梦魇。这一切到现代社会时却彻底改变，由于科技的发展，机器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层面替代了下层的作用，承载比开始变态般反转，原本一直数量最为庞大的下层迅速萎缩，这其实才是今天城市化城镇化急速迈进的深层原因。而中层在短时间内的急速扩充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国家只能开发各种“第三产业”来临时安置这些新增的中层，甚至连网游也被用来迅速吸纳那些在现实中完全找不到北的“新中层”。

上层是赢得国家的人，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设计并实施规则，如果你不服，那么就请想办法把现有的上层干翻来赢得国家。下层是农民工人和军警，他们很容易被上层收买，也很难被复杂或虚头巴脑的理论鼓动。所以对中层来说，放弃无休止而一无用处的抱怨，仔细考虑一下在这个“自己人”泛滥的时代如何立足才是正道。从国家竞争的层面来说，中层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形成一种正反馈系统，使得整部国家机器运转自如并显示比竞争国更强的活力。这就使得各种创新成为中层获取话语权的最佳道路，无论是文化上的创新还是军事民生乃至体育方面的创新，或许短时间内无法显现特定的用途，但量变总会引起质变。那么如何创新呢？这就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土鳖抗铁牛...

所以皇帝自称天子。出国后混出点名堂的多数要去教堂， 打份工挣钱供车供房的一般都不信神。后者就是中层。

硬刀子就是暴力机构，软刀子则是包括道德、礼法、金融、契约等各种画地为牢的规则，一般不以暴力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软刀子基本都是中层发明出来而被上层选用的，但具体表现出来时，却是上中下三层合力的结果。社会中各层是竞争共生的关系，这和上世纪前半页的情况不同，那时候“无产阶级”在上层眼里并不是“人”。

我们是要走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路吗？毕竟，我们一半的人工业化，进入小康社会，也比最大的美国3亿人的小康要多得多，这需要什么样的三个层次划分呢？

未来城镇化的方向是循环经济？

有钱人想自己后代继续有钱，有权者想自己后代继续有权，是自然现象。对立的矛盾就是无权无钱者不会想永远没钱。这个矛盾可以调和（福利社会），可以掩盖（宗教，网游，面包马戏等等娱民愚民精神毒品）可以利用（成功学，上升渠道）， 但只要有人类就不会消失。社会矛盾的基本存在，实际选择就剩如何对待社会矛盾的问题，社会矛盾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现实矛盾的对立面不是它本身，而是对现实矛盾认识的虚拟态“平等“。这个"平等"不存在于现实当中, 只存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认识中.

这样说起来可能太玄,就用一个简单的看到老人摔倒, 是否救助的选择当例子. 敬老爱幼是美德, 这个美德其实就是建立在"平等“理念上的理想。 我救助陌生老人，那我家的老人，或者我自己将来老了不小心摔倒也能得到陌生人的救助。虽然一般人做事不会想这么多，也不会这么功利地讲出来。进化角度来说，美德的存在基础就是互利。只要这个互利基础被打破，所有社会成员就必须重新从自身利益衡量自己的行为。救助陌生人就成了冒险赌博而不是美德，作选择前每个人都要问自己是不是有足够强势的地位抵消掉自己行为的风险。追求强势地位是零和游戏和互利是不相容的，互利的零和游戏就不是零和游戏了。

从没有国家机器强制的德到有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法，世俗社会上层建筑其实都要包含互利和平等的正当化解说（合法性）。宗教可以用来世，前世，种姓，上帝出于神秘目的的安排把“平等“拉到不可直证的信仰语境里，世俗社会很难。

回到中层问题，既然上层的后代还是上层，下层的后代还是下层， 中层要么是上层倒霉掉下来，下层奋斗上来，要么中层自己努力保持原位。具体个人经历可能不同，但无论是下层上来，还是中层保持的，没人会认为自己是不努力，自然上的中层，哪怕是原上层的也是这么自我认同的。现在又没有贵族专姓，丹书铁卷，铁杆庄稼，谁认谁爹是不是。社会当然努力的人越多越好。中层消失就意味着社会就剩不需要努力和怎么努力都没用的人了。

Programmed Uncertainty

来自PROC -- Programmed Random OCcurrence

秦始皇构思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企图传至万世，姑且不说秦朝二世而亡，后世各朝也没有不间断地传代三百年的。农民起义这个设计蓝图之外的特征伴随了这个万世体制始终。尽管后世可以大致说明每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的决定因素，但是两千年内无人能够预测哪次起义将具备决定意义的。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起义在整个封建史尺度上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而仅在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方面存在着偶然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认为，农民起义所代表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在哲学本质上是封建大一统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代中国社会尽管早已告别封建时代，但仍然存在着形式上相似的问题，即社会矛盾的规律性爆发，至少我们还不能坚决地说已经将其消灭。

在我看来，目前主要有两个办法。

毛主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继续革命，主动地将矛盾引爆。而邓公是强调发展生产力这个共同目标，不搞争论，不故意激化矛盾。而我认为两个办法都有致命缺陷。继续革命论实际上否认社会矛盾爆发的不确定，企图通过周期化、合法化而将其确定化，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矛盾约束矛盾危害性的目的。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继续革命只实现了一个确定结果：社会持续混乱。

邓公的不争论，我认为是打算通过积极发展生产力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将主要社会矛盾边缘化无害化或微害化，让社会发展水平超越矛盾激化的条件，使矛盾不必激化、无法激化，从而自然消亡。在我的理解里，这在哲学上更加精致，更具备实践意义，但仍然企图回避社会矛盾激化和爆发的内在不确定性。

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假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或许是应该在一定比例或程度上实现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宪法规定的两个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度化的确定性，在政治上是明确的没有二义性的。要么把它们整个推翻，要么整个接受，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认为承认社会矛盾存在的必然性的同时，必须承认矛盾激化的不确定性，而且最好能够将这种不确定性制度化，即，虽然我们不能预测什么样的矛盾在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激化爆发，却大概地知道什么样的具体后果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积极的，因而，或许可以制定一些策略，这样矛盾爆发的机会仍然可能是意外的，但不致对整个社会制度造成冲击颠覆而导致生产力的倒退。

历史上决定中层规模的是下层的产出，下层永远不够。而今天产出因科技和机器的发展而突飞猛进，下层反而过剩了。这就使得中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现在面临的主要茅盾是中层筛选机制全部超负荷。原本中层名额有限，需要经过各种考核才能进入，如今中层却成为垃圾场，暂时无法安置的人口统统扔进中层。这才是今天关系横行，人才过剩的本质。大量人口活在社会边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誰會安於一個無能的領導之下？有能力的人需要舞台展現他的才華，很明顯這些人一定是上層的競爭者。上層要麼爭取他們成為自己的一員，要麼就一定會把他們逼到對立面。彼可取而代之是正常的社會前進模式，歷史已經證明。

创新的成本很高,需要很多的资源和时间,中层是根本玩不起的,中层面临高房价,养老小的压力,社会竞争的压力,玩失败了就会跌入底层.

创新的社会责任高层承担跟合适.

中国这十年来,中层的地位是很尴尬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层面临的问题越发迫切.

最近从国家层面推行折中的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的一种妥协.

所以上层中能做出良性改革的力量很薄弱也不迫切,只有中层和底层加入到这种政治博弈中,才能实现共赢.这样上层会失去部分利益,上层不允许这样做,也怕失去在分配中的主导地位.

中层现在需要一件事一个组织,利用新的机遇,来团结下层和上层,使中国政治现实符合更多人的利益.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只有政治地位变化了,经济地位才会改变. 这也是把金字塔社会变成橄榄型社会所必需迈出的一步.

中层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从上层沦落下来的人，一般都快速沦落到了底层。

打击中层，就是打击底层人民出头的希望。

教育改革，自主招生，废除了底层人民靠大学翻身的梦想。

一线城市住房价格暴涨，废除了靠80、90后靠工资收入买房的梦想。

从底层靠自己的奋斗，爬到中层的人，有能力，有自信。而这种自信，不容于上层的统治者。统治者需要的是没有自信的奴隶。

国家终于出手，对于底层出人头地的人，开始斩尽杀绝了。

宝推：中层消失就意味着社会就剩不需要努力和怎么努力都没用的人了。

周期率的先决条件有了一些变化，但长远看确实并未解决。不过我等凡人不用看这么远，近两代的事能看到就行了。

只要開放新聞，黨禁，我猜中國的「民進黨員」人數不會比共產黨員少。

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自己的逻辑，上中下三层的分法虽然并不特别严谨，但却是人类社会自发形成的。下层作为物资供应者，是压力最重人数最多的阶层，当然不是天然接受这种安排；中层向来是智力水准最高的阶层，也不会甘心受上层的指使；而上层是人数最少，力量最弱的阶层，却能够让中下层甘心听从调遣。这一切似乎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我们一般笼统地称这种力量为——制衡。

在历史上的西方，阶层之间曾经经纬分明地存在过，那就是古罗马帝国。奴隶作为罗马的下层在皮鞭和刀剑的威胁下只能拼命的劳作，但反抗从未停歇，只是每当奴隶成功暴动杀死一个奴隶主，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奴隶最终为他们的“暴行”陪葬。在这种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奴隶屈服了，罗马得以以较少的中上层人口控制了庞大的奴隶阶层。奴隶和罗马公民形成经纬分明的分界线。但在东方，这条分界线就模糊得多，乡野村夫们经常跑进深山，让统治者拿皮鞭控制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的奴隶制很早就走到了尽头，中上层被迫让利给下层，以一定的自由和生产截留来换取下层的进贡。实质上，中国农民“缴税”程度完全和他们逃进深山的代价息息相关。而罗马的奴隶因为无法逃进大海和荒漠，只得接受全额支付。

当下层开始稳固后，中上层的矛盾开始凸显，同盟者战争普及了罗马公民权是中层的胜利，但却很快耗竭了下层的产出和军队的虏获。当资源供应不足后，上层就开始利用二桃杀三士的原理大肆屠戮中层。在数轮拉锯后，中层面对恐怖的死亡比终于妥协了，这几乎就是当初他们对付奴隶时的翻版。罗马共和国于是顺理成章过渡到了罗马帝国。在东方，中上层的博弈并不如此赤裸裸。由于物资产出的宽裕度大大高于西方，东方的中上层制衡往往伴随着诸侯国之间的竞争，维度明显高了一级。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类似于罗马共和国的长老制或议会制全面败给王权化的诸侯国，因此实质上并不是中国古代缺少西方那种“民主制”，而实际上是所谓的民主制都在血淋淋的历史中被淘汰了。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长老”们往往会为了自我利益“里通外国”。周润发的《孔子》里，很隐晦地指出了这一点：当鲁国在隳三都时，齐国打了进来。总体上中国的中上层最终达成了和解，很大原因在于以“外国”资源来化解本国矛盾，而要想能占到外国资源，上层需要中层的智谋和勇猛，中层需要上层来制止中层内讧。

只是这种以外养内的正反馈随着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而走到了终点。秦帝国的夭折并不全因为他的“暴”，其内部中层和上层的矛盾激化也是极重要的诱因，甚至可以说是真正致命的因素，否则六国的乌合之众是断然摸不到咸阳的边的。在西方，罗马帝国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层和上层的温情开始撕破，但基督教的出现却为两者带来了“福音”，中上层再次联合一起试图剿灭这个异类。但是每个基督神父的死都带来大量奴隶的报复，一个基督神父的命往往要若干个奴隶主的命来偿，在生产丧失和中层不停流血的双重打击下，罗马人开始动摇了。他们最终选择和基督和解，大批中下层加入基督教构成了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而由于中下层的部分联合，上中下三层的制衡也就完成了。

回到东方，汉初的历史一度回到了周朝，诸侯国兴风作浪，中上层剑拔弩张，如果不是匈奴坐大，也许西汉压根等不到汉武帝就已经自我瓦解成新的春秋战国。武帝的横空出世，选取了一条巧妙的路极大化解了中上层的矛盾，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层以儒家的面目参与中上层分赃，同时儒家很好地抑制了中层家族的互相攻伐，文斗逐渐取代了武斗，使得帝国得以最大程度地消弭了内讧。

要睡了，先写到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