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化与我们对父亲的态度 -- 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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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毛的讲话。

毛左最恶心的一点就是随意剪裁毛的只言片语替毛辩护，但是根本不提那个时候路线斗争的核心是冒进与反毛巾。毛是怎么说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在这个问题上替毛辩护的人，是无脑亦无心。

主要是在于：一是他是在哲学上和战略上鼓动这种冒进的氛围，肯定了冒进的政治正确性。二是在政治路线上将反对这种气氛的人，定为右派。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纠错的可能。要知道在中国，政治最大。三是在事后用政治权谋制止了对错误的反思和系统纠错。

所以，别人哪怕跟他一样头脑发热，哪怕跟他一样鼓吹，但是都没有资格、权力和能力犯这样的错误，承担这样的责任。

简单说，如果这个水楼的事情，是刘搞起来的。出了问题反对他的人，不会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刘没有权力和威望将这种做法观点定性为右倾，在政治上彻底打倒。

之间是什么关系根本不清楚，我就问一句，彭总在庐山会议上给毛的一封私信，为什么蹦起来的是毛，而不是刘，更不是邓？！

彭的信，是打在谁的脸上了？你要说是刘在主持工作，打的是刘的脸，为什么疼的蹦起来的是毛？

只有干部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才能功泽后世，流芳百代。

只有群众勒紧裤腰带，努力奋斗，才能让子孙后代大树底下好乘凉。

没有抗美援朝，哪有安定的东三省重工业区和苏联援建？

没有两弹一星，哪有之后50年的和平？

没有大三线珍宝岛边界陈兵百万对苏联强硬，哪有之后的尼克松访华，四三方案，中美建交，改革开放？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对个人是这样，对集体是这样，对国家也是这样。

可惜大部分人没法看这么远，看到了也坚持不了这么远。毛去世之后的三十年，信仰逐渐崩溃。信仰就是让大家暂时吃苦，将来享乐。没了信仰，就只能是猫论，有水快流，有什么好处先扒拉到自己嘴里先。

大饥荒也从那时起以后才有信心说后无来者，下啊这种结论，情绪化和不科学的味道太浓了，也可以说没有摆脱文革的影响，从结论上搞意识形态挂帅

不远攸高:4 毛在党内很早就提出纠左，为何还要负大跃进的主要责任

我觉得，还是毛一手造成了这个局面。当时中央意见有反复，时而纠左时而反右，但纠左和反右力度大相径庭，再套用一下，“纠左是一个指头，反右是九个指头”。刘周反冒进，毛反“反冒进”，刘周公开检讨；郑州会议纠左，有大员检讨吗？没有！庐山会议，前期纠左，有大员书面检讨吗？没有！但是后期反右却到反党集团的程度，这是什么力度，和前面纠左的力度一比，孰重孰轻地方上谁还不明白；庐山会议的精神在地方上再一贯彻，更是把那些起劲纠左的人一扫而光，再加上后来的拔白旗、整风整社，纠左可从来没有这个力度。可以说，这一时期无论犯多少次“左”的错误，毛毛雨检讨检讨就行了，可犯了一次“右”的错误可就是暴风骤雨万劫不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精神再有反复，地方人员该如何站队也就很清楚了：宁左勿右呗；何况那么多轮下来，敢坚持正确立场的也都基本上被反掉了。

所以如果说毛是司机，当时他已经把刹车装置基本全拆了，然后即使他自己亲自拼命踩刹车，车也停不下来，这实在不能怨车。

毛本人意见的反复也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到：1960年灾荒后，毛叹息怎么没有海瑞犯言直谏，可《海瑞罢官》出来以后还是他指令江青部署反击，那么还哪里有人再傻乎乎还非要当海瑞呢？以前我不理解为啥陈云一有事情就生病休养，--西楼会议他被大家几乎是三请诸葛亮才当了财经小组长，不久他又因病修养去了，这种时候海瑞当不得，和稀泥又不愿意，不称病休养还能咋样呢？

茅台厂的人会营销啊，生生把茅台炒成了天下第一，搞得很长一段时间干部们宁喝假茅台也不喝其他的酒。话说11年之前某些单位管后勤的一大能力就是能搞来真茅台。酒这东西需要感性地来品的东西，只能分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难分出谁就是天下第一酒。见仁见智

而且贪婪概念也是需要度的，已经多了吃一口，只想多吃一口，算不算贪婪？

而且个人的要求和需要也有不同，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吃的多，有的人还有病，等等等等，满足谁，不满足谁？

社会和国家就好比一个人体，不同的细胞的需要不同，不同的细胞的功能和职责也不同。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

也就是说天之道是打富济贫，而人之道是打贫济富，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之间，两者兼而有之，有时甚至一者为主。

就是毛主席说的所谓“小仁政”，他们以为战争结束就是和平，以为今天的中国跟古代一样，一旦朝代建立就没威胁了，而且能够威胁中国的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苏联和美国都不存在，也没有工业化国家，等等等等，所以，中国不需要国防也不需要工业化，也就是不需要毛主席说的所谓“大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