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让人哭笑不得 -- 环宇7504
蒋后来多次代理校长，但主席第二次去北京的19年底，20年初不是蒋代理校长的时间。按理说不该由他决定，尤其是17元的薪水，虽然低，但已经从原来的8元翻了倍，应该是正式的工友身份了
前面一位河友提到语丝办的如何好，我仔细查了一下，其中原因还真的挺复杂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先生还真是个颇有经营才能的人。
语丝、北新书局和北新的前身新潮社关系非常密切，北新者，就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简称。新潮社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主办的同人刊物《新潮》的编辑部，和教授们合办的《新青年》相呼应。其创始人是罗家伦和傅斯年，新潮社里集合了大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生精英，顾颉刚、朱自清、叶圣陶、谭平山、高君宇等人也都是成员。
刚开始时，北大有钱，校方支持了经费、提供了空间（就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腾的屋子——太祖有没有被拉去扫过地
），所以《新潮》办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尤其是紧接着的五四运动，把一个校内的学生刊物推到了全国的文化人面前，当时新潮的编辑人员积极参与五四的政治活动，刊物出的不按期，但创刊号印了三版，销出一万三千册，在当时也是很大的数字了，之后的几期能卖到一万五千册之多。
不过，学生杂志的缺点是核心人物不稳定，而且学生们的心思都很大，不太懂经济。新潮社除了印行刊物，也出了新潮丛书，先出了五种，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这两种都只印了2000册；到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点滴》（周作人译的外国小说集，这两种都是上下册），主持人罗家伦以为蔡校长、周教授都是文化大名人，书应该畅销，于是蔡校长的书印了10000部、周教授的书印了7000部，而且定价较高，结果.......新潮社陷入严重的经营困境，校方呢？不好意思，你们痛殴了政府的财神，教授们都开不出工资了，学校的经费支持都取消了
然后....罗家伦学长出国留学了
，周教授您自己的书自己想办法吧（周作人作为新潮社第六期接受的唯一会员，因为他的教授身份，直接被推为主任编辑，当时孙伏园是编辑之一，李小峰是干事）。于是新潮自第二卷起，再也没有按时出版过，终于到第三卷停刊了，接收罗家伦、傅斯年的这个摊子的（不论是美誉还是负资产），就是周作人，无疑当时新潮社的事，周家大哥肯定也是要管的。
幸运的是，孙伏园和李小峰这两个编辑、出版方面的杰出人才扛起了后期新潮社的大梁，趁着北大25周年的校庆，把这些存货拿到会场上摆摊卖了，总算收回了点儿本钱（那一次估计没全卖掉，因为只收入280多）
之后，他们出了个“新潮文艺丛书”（据说是鲁迅倡议的），这次鲁迅大力支持，虽然他不是主编，但按照李小峰事后的回忆：“供给稿件最多最好的是他，代丛书设计装帧的是他，细心校阅的也是他....”新潮文艺丛书第一本是冰心的《春水》、第二本是鲁迅译的《桃色的云》，第三本就是《呐喊》了，为了印呐喊，鲁迅还借给新潮社200元做本钱。新潮文艺丛书选的比较精，一方面堪称新文学的一次集体亮相，另一方面卖得不错，尤其是《呐喊》，加印了几次
所以鲁迅办语丝、搞新潮文艺丛书好象不是只出了一点儿股金，而是投了大精力在里面，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新潮社出版的。(语丝 是孙伏园任编辑的，北新成立之后就由北新发行，而孙伏园和李小峰当时是合办北新的，两人连净利都是半分的。当然供稿是鲁迅兄弟组织的)
李小峰在这里主要负责发行工作，赚了一些钱，“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勒令拿出盈余来，每月请一回客....”李老板做东做多了，干脆拉上兄弟姐妹（五个）和老婆，开了个书局，这就是“北新书局”，他家里人把故乡的门面房子也卖了，凑了不少股份，最开始孙伏园、刘半农等人也都是股东。
虽然鲁迅和北新书局的官司相当有名，但是北新给鲁迅的版税是25%，周作人是20%，而当时其它书局给作家的版税都在10%-15%。而鲁迅介绍来的稿件，李小峰都是立即付印。鲁迅在北新出了24本书，其中热风、野草、彷徨都印了10版以上，《呐喊》印了24版
版税（版权使用费）：是图书稿酬支付的一种方式，版税是现在通用叫法，但容易引起误解，不知道的有可能会当成国家税收的一种。有学者建议改称版权使用费，似比较合理。
版税率：版税率是用于计算版税数额的百分比，一般是6%至10%。听说有畅销书作者版税率高达16%以上，估计是有可能的，普通作者就别想了，10%已经算非常高的了，一般是7%或8%。
鲁迅的版税率是我最近在一篇介绍北新的博士论文里看到的，据作者估计，如此之高的报酬，不仅是尊敬师长和最大的支持者，而且也有垄断初版发行权的意思。1934年之前，鲁迅的作品初版全部是交给北新的。后来，KMT的文网越来越密，北新当时已经是大书局，又是李家家族的全部事业，李小峰实在没法顶着过大的风险做了，才逐渐交给其它的小书局。
鲁迅对于北新，近乎于“精神教父”，对北新的偏爱和照顾是很多的。北新曾经出了个“民间故事丛书”，中有“小猪八戒”一篇（民俗传说中指猪八戒为回民祖先），涉嫌侮辱回民，被人砸了场子，暂时歇业（系1932-1933年事）。这时鲁迅和北新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鲁迅的《两地书》原是准备交给天马书店发行的，由于李小峰的请求，取回转交给北新发行（给天马另一本书作为补偿），两地书卖得也是很好的
直到1935年，鲁迅和李小峰的书信来往中很伤感的写到：“北新以社会情形和内部关系之故，自当渐不如前；但这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如何，而况我亦年渐衰迈，体力已不如前哉？区区一二本书，恐无甚效，而北新又需选择，我的作品又很不平稳，如何是好。”可以看出鲁迅其实是把北新当成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
另外北新是非常实际的，呐喊这种头牌畅销书，到14版才总共印了43000册，平均每版仅3000册（以后印数不详，总共在60000-70000册左右，这是合法的发行量），其余鲁迅的书，每种每次仅印3000-4000册而已，这是当时合理的经营方式。想想罗家伦的大手笔，就知道为何有些人办书店，很快就垮了
卖东西方面老百姓可能偏向俄人，但要说认识，多半还是觉得俄人更要防，否则怎会有拒俄义勇队？
此前虽有甲午之战及旅顺屠城，但再往前沙俄侵略中国残杀中国居民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了，之后更有1900年沙俄趁庚子之变出兵东北，制造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残杀亦有上万人之多，沙俄此后更侵占东北大片土地，所以当时很多人对俄国非常痛恨并不奇怪。
从我摘出来的段子就能看出，鲁迅和李小峰是很好的合作关系，鲁迅是吃过没人帮忙出版发行的苦头的，他和周作人译的《域外小说集》才卖了21本，要是都办成这样，文化人只能饿死了。
因此，尽管两人因为版税的问题几乎对簿公堂，但北新补齐了一万九千元的版税之后，双方还是继续合作的。
出了鲁迅，郁达夫和周作人也是北新的头牌。
对新文化运动贡献甚大的两家出版社：北新和亚东图书馆在建国后都很倒霉，亚东是安徽文人的据点，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他们出的，胡适被批倒不说，陈独秀也被作为托派大头目狠批（现在看来，即使站在TG的立场上，对陈也太不公正了点儿－那时候没办法，受委屈的太多了），结果亚东建国就给关了。
北新公私合营，到了57年，惨了。你敢剥削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还了得，李小峰立马变成右派
那些大规模屠杀，恐怕不是什么“士兵的率性而为”可以办到的。很多时候恐怕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日军来自于底层的普通士兵，一开始多半还是有点人性的，杀人的时候会害怕，多半是在经过了所谓“精英军官”的武士道残暴杀人训练之后才变得残暴麻木的。
现在的记录和回忆录也表明，日军的士官和老兵，在战争中的表现最为残暴。再说了，日军的普通士兵是不配发军刀的，军官才广泛装备，那些劈杀中国人的，多半是军官和老兵。
这些还只是战争杀戮行为，说到731部队，集中营之类的东西，可不正是你说的那些“精英”们干出来的么？此类情况，对纳粹德国同样有效。
俄军也许是你说的那样，但那也是因为俄军和日军德军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军队。
前有 孙文台、后有 钱大钧，好像木有什么负面影响。
大炮那个不知道算不算、或者说 是不是。
tg在抗战时曾经给他一次下台阶的机会，董必武劝他做个检查回党工作，结果他不愿意检讨认错，于是遂寝，他所搞的托派事业，实践证明没有武装斗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严重脱离中国现实。而且也不是所有托派都被整，刘仁静文革里就被太祖保了下来。
如果老红军都死了，剩下的都是李云龙姜大牙这种，那军纪能好才怪。
要不就是被军阀剿灭、要不就是变成军阀，木有第三条路。
除非这些人一次性死绝，还要没与这些留下的“垃圾”发生过任何直接或间接接触，否则，他们对这些垃圾产生不了任何一点的影响，留不下一点优良传统？
另外，问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问题：为什么被杀的都是这些好品质、高素养的人，而垃圾都留下来了？难道……每个人脸上都大写了好与坏的大字，杀人者按清单杀人？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奇葩的解释，如果这种兽行是群体性的，肯定不是楼上那些奇葩的解释。
刘峙这样的寿终正寝
红四那边，蔡申熙早早挂掉，活到最后的是许世友这样的
好品质、高素养的人容易死掉，因为他们往往为别人考虑太多，不善于保护自己
政治立场不同不影响私交，后来独秀山人搞托派蹲国民党监狱的时候还是章士钊当他的义务辩护律师。抗战爆发也是由他曾经痛骂过n次的胡适之把他保出来的。